⑴ 钟嵘《诗品》的问世,对唐代诗歌盛世的开创究竟有何意义
《诗品》是《文心雕龙》之后的第一部对诗歌进行品评的着作。钟嵘,颍川人,生于何时死于何时都不清楚,但是参过军做过官,于公元五百一十三在南京写了《诗品》。《诗品》和《文心雕龙》会在同一时代但是不同时间内相继出版,都是为了反对那个时候的文风中的形式主义而出现的,也不是什么偶然。《诗品》虽然出现在《文心雕龙》后面,但却是第一部对诗词进行品评的作品,因此对后来诗歌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对诗歌的批评有着重大的影响。给了很多人的观点或方法或形式都有了很大启发都有了很大的影响。
钟嵘反对四声八病。四声八病的这一诗律主张诗沈约等四人提出的,但是钟嵘严格反对他们。因为这四声八病的限制对于作诗实在是太难了,就是连提出四声八病的沈约四人都无法完全遵守,因此钟嵘就严厉的批判了他们。
⑵ 钟嵘《诗品》大概内容和评价
诗 品
梁·锺嵘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陶乎予心。”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贵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沈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纟玄,亦何取于声律邪?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郲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古代诗歌评论着作。南朝梁钟嵘(约468~约518)撰。钟嵘字仲伟,祖籍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齐代官至司徒行参军。入梁,历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诗品》是他的诗歌评论专着,以五言诗为主,将自汉至梁有成就的诗歌作家,区别等第,分为上中下三品,故称为《诗品》。《隋书·经籍志》着录此书,书名为《诗评》,这是因为除品第之外,还就作品评论其优劣。后以《诗品》定名。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它的出现,和当时诗歌创作的发展、清谈和品第人物的社会风尚等,都有密切关系。明代正德元年退翁书院抄本《诗品》
在《诗品序》及品评中,钟嵘所接触到的重要创作问题:其一是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追求声律的两种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钟嵘认为,诗歌本来是作家在外物感召下真情实感的表现,而“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无病呻吟的结果,其一种表现就是竞尚用典。钟嵘指出,大量堆砌典故的风尚,使得“吟咏情性”的诗歌竟然“殆同书钞”,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所谓“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他的批评比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的批评,更为前进了一步。“贵公子孙”或“膏腴子弟”无病呻吟的第二种表现,是刻意讲究声病,“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虽然,钟嵘忽视了讲求声律之美是诗歌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他的批评不免有偏颇之处,但认为诗歌应该“口吻调利”、自然和谐的意见则完全是正确的。
其二,是为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在已往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因此,在魏晋南北朝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七言并已开始形成)时,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理论批评在诗歌的形式问题上也表现了强烈的正统的保守观点:重四言而轻五言。例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艺文类聚》)就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主要是论述五言诗的,却也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的诗歌形式在诗坛的应有地位。钟嵘却提出四言的形式过时了,“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诗方兴未艾,“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诗歌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这些根本特点方面,“最为详切”。这种议论为诗歌形式的历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为了倡导五言诗,钟嵘还对五言诗的起源及历史发展作了探讨,其中虽有不确之处,但论述中不乏精到的见解。
其三是钟嵘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他继《文赋》及《文心雕龙》之后更明确地提出了诗的“滋味”问题。在《诗品序》中,他认为只有有滋味的诗,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诗品》上卷中,也提出过“使人味之,□□不倦”。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只有有滋味的诗,才称得上好诗;二是强调诗“兴”,认为好诗应该“文已尽而意有余”。诗味说不仅为后来许多人接受和发挥,如司空图、苏轼以至王士□等等,而且“文已尽而意有余”更成为以后对诗、文创作的共同要求。二,关于“真美”的原则。强调诗歌创作要“真美”。“真美”就是要求诗歌创作要有真挚强烈的感情,而非虚假的无病呻吟。又说:“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可见“真美”和艺术表现上的自然是密切相联系着的。三,他提出诗歌创作应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要求“穷情”和“写物”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一见解和《文心雕龙》中的观点是一致的。此外,他论述诗歌题材的观点,也比他的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
其四是关于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钟嵘从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点着眼,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他不仅为风格流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途径,而且对具体作家、作品也有一些言简意赅、颇有见地的评论。如评阮籍诗的特点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等等。但是,由于他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于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他不曾周密地考虑到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同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他的风格流派的研究不仅显得混乱,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引起了后世不少非议。
《诗品》虽有历史局限性,却仍然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而有影响的着作。
⑶ 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简介,钟嵘的《诗品》是怎样的
钟嵘(约468—约518), 中国南朝文学批评家。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市)人。
齐代官至司徒行参军。入梁,历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
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着作先例,写成诗歌评论专着《诗品》。以五言诗为主,全书将两汉至梁作家122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故名为《诗品》。
《隋书·经籍志》着录此书,书名为《诗评》,这是因为除品第之外,还就作品评论其优劣。后以《诗品》定名。
在《诗品》中,钟嵘提倡风力,反对玄言;主张音韵自然和谐,反对人为的声病说;主张“直寻”,反对用典,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诗歌品评的标准。
⑷ 钟嵘诗品序原文与翻译
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了。 从前《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它们的意义是深远的。夏代的《五子之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国的歌谣《离骚》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全备,然而是五言诗的起头啊。到了汉朝的李陵,开始创作五言诗的(这种)体式了。古诗的时代渺茫遥远,诗人和时代的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是西汉时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时的首创啊。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辞赋竞相取胜,而诗歌之作还没有听说过。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之间,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诗人罢了。诗人(创作诗歌)的风气,顿时缺少丧失了。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诗,(但)质朴而无文采。
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才,颜延之是辅佐:这些都是五言诗首要的作者,文词闻名于世的诗人。
四言诗字数少而意思多,效法《国风》、《离骚》,就可以摹仿其大概,(但诗人们)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达)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它。五言诗在诗体中居重要地位,是众多诗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说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是详尽切当的吗?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中的最高的境界啊。如果专用比兴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辞就滞涩。如果专用赋法,弊病在用意浮浅,用意浮浅,文辞就松散,(甚至于)嬉戏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辞就没有归宿,有芜乱散漫的拖累了。
至于那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是四季的节令气候给人的感触表现在诗歌里的。好的集会寄诗来寓托亲情,离开群体依托诗来表达怨恨。至于楚国臣子离开国都,汉朝的妾媵辞别宫廷,有的尸骨横在北方的荒野,魂魄追逐着飞去的蓬蒿;有的扛着戈矛出外守卫,战斗的气氛雄起于边地;在边关的客子衣裳单薄,闺中寡居的妇女眼泪哭尽;有的士人解下配印辞官离朝,一离去就忘掉回来;女子有扬起娥眉,入宫受宠,再次顾盼(姿色动人),倾国倾城:所有这种种(情景),感动心灵,不作诗用什么来舒展它的情义?不用长篇的歌咏用什么来畅抒它的情怀?所以(孔子)说:“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恨。”使得穷贱的人容易安心,隐居避世的人没有苦闷的,(要想如此)没有比诗更好的了。所以诗人作者,没有不爱好(作诗)的。现在的士子俗人,(作诗)这种风气是很炽烈了。刚刚才能禁得住穿大人的衣服,就开始学习文字,(并且)一定心甘情愿地为写诗奔忙。因此平庸的声音,杂乱的体裁(的“诗”),(却)人人自认为容貌可人。以至于使富家子弟,以(作诗)文采不如人为耻辱,夜以继日地点缀文辞,吟哦词句,独自观赏,自认为精妙绝伦,众人观看,终究沦落为驽钝平常。其次有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旧笨拙,说鲍照是伏羲时代以上的人(其诗格调高古),谢脁今古无人可比(其诗雄视千古)。可是效法鲍照,终于比不上“日中市朝满”;学习谢脁,(只能)低劣地学到“黄鸟度青枝”。徒然自己被高明抛弃,与文人一流毫无关涉了。
观察王公和士大夫之流,每每在广谈博论之余,何尝不借诗作谈话形式,随着他们的爱好,商讨不同意见。像淄水和渑水一起泛滥混合,像紫色和红色互相混杂改变,各种意见竞相喧哗争论,无法用正确的标准分清辨别。近来彭城人刘绘,是高明的(诗歌)鉴赏家,嫌恨诗界的混乱,要作当代的《诗品》,口里说出了(许多对诗歌的)品评,(只是)他的着作没有完成,(虽然如此)也是有感而作的呀。从前班固论人,分为九等,刘歆评论士人作者,分为《七略》,依循名称以考究事实,确实有许多是不恰当的。至于写诗的技巧(的高下),明显是可以知晓的,按类来推求,大概同评论赌博下棋的胜负(那样可以明白知晓)。当今皇上,禀赋有生而知之的上等才能,体验有丰富深沉的文思,文辞与日月同辉,学识能探究自然和人世之间的关系。从前在与贵族子弟交游时,已是称职的首领。何况(现今)已经占有宇内八方,天下响应者像从风而伏、云气腾涌,怀抱珠玉之才的,摩肩接踵而来。本来下视汉魏(之作)而不屑一顾,气吞晋宋(篇什)于胸中,确实不是农民的歌谣、赶车人的议论,敢于加以品评的。我现在记录的,近乎是在街闾里巷中交流谈论,等于是谈笑而已。
在一品之中,约略依照时代先后排列,不按照优劣次序来作评论解释。再者那人已经去逝,他的诗能够论定。现在的品评,不存录在世的人。连缀词句,排比事实,是只作通常的谈论。至于像那筹划国事的文书,应该凭借广博引用古事(以成其典雅庄重);叙述德行的驳议奏疏,应该尽量称引以往的功业。至于吟咏诗歌抒发性情,又何必看重运用典故?“思君如流水”,就是就眼前所见而想;“高台多悲风”,也只是即目所见的情景;“清晨登陇首”,没有典故;“明月照积雪”,岂是出于经书史籍?观察古今的佳句,多不是拼凑假借古人词句,而都是由于直接抒写。颜延之、谢庄的诗,用典更是繁多细密,在那时(诗风)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刘宋)大明、泰始中间,诗文大几同于抄书。近来任昉、王融等,不看重文辞(本身)的奇特,(只是)争着运用无人用过的典故。从那时以来的作者,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遂使句子里没有不用典故的话,话语中没有不用典故的字,拘束补缀,损害诗文已经很厉害了。可是诗歌写得天工自然没有雕琢的,很少能碰到这样的人。文辞既然失去高明,就只会增加典故,虽然失去天才,姑且表现学问,也是一种理由吧!
陆机的《文赋》,通达而没有褒贬;李充的《翰林论》,疏略而不切实;王微的《鸿宝》,细密而没有裁断;颜延之的论文,精细而难以读懂;挚虞的《文章志》,详细而广博丰富,很可以说是知音之言了。观这几家(的论着),都是就诗歌体裁来谈,不显示优劣。至于谢灵运收诗成集,碰到诗总是收录;张隲《文士传》,碰到文章就书写下来。诸位英俊记录的书,用意都在收录作品,未曾品评高低分别等级。我现在所记录的,只限于五言诗,虽是这样,包括古今作者,(他们的)作品大都收集殆尽,轻率地要辨明清浊,指出优劣好坏,共计一百二十人。列入这个流派中的人(按,指列入《诗品》中的人),就称为才子。至于这三品的升或降,大抵不是定论,将来要提出变置裁断,请寄托给懂诗的人吧。
从前曹植、刘桢当是文章中的圣人,陆机、谢灵运体会效法前二人的才华,研究考虑得精细深远,在千百年中,却没有听说(诗歌)声调的分辨,四声的议论。有的说前人(只是)偶然没有看见,难道是这样的吗?(我们)试着讲讲它:古时说的诗或颂,都配上音乐,所以不调节宫、商、角、徵、吕的五音就无从谐合。像“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是最好的韵律。所以“三祖”(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的歌词,文辞有的还不工致,但韵律可以歌唱,这是注重音韵的意思,与世人讲的声调不同。现在的诗既不配合音乐,又何必采用声调呢?齐代有王融,曾经对我说:“声调跟天地一起产生,从古以来的诗人不懂得它,只有颜延之才说到韵律声调的谐和,而他的说法实际上是大错;只见范晔、谢庄很懂得它罢了。曾经要作《知音论》,没有写完。”王融最先开创,谢脁、沈约推波助澜,三位是贵族的子孙,年轻时就有作文辩论的才能。因此文士们仰慕(他们),务求(作诗运用韵律)精细严密,繁冗细微,专心一意,竞相超越,所以使得文辞多所拘谨忌讳,伤害了它的真实和美丽。我说诗歌体制,本来应该吟诵,不可滞涩,只要音调清浊相间,贯通流畅,念起来谐调流利,这就够了。至于分平上去入,那我苦于不会;(至于)蜂腰鹤膝的毛病,里巷(歌谣)就已经能够避免了。
陈思王曹植有赠弟的《赠白马王彪诗》,王粲有《七哀诗》,刘桢有“思友”的《赠徐干诗》,阮籍有《咏怀诗》,苏武有“双凫俱北飞”句的《别李陵诗》,嵇康有“双鸾匿景曜”句的《赠秀才入军诗》,张华有咏“寒夕”的《杂诗》,何晏有咏“衣单”的诗,潘岳在咏“倦暑”的诗,张协有咏“苦雨”的《杂诗》,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陆机有《拟古诗》,刘琨有“感乱”的《扶风歌》,郭璞有“咏仙”的《游仙诗》,王微有咏“风月”的诗,谢灵运有咏“山泉”的诗,谢混有咏“离宴”的诗,鲍照有咏“戍边”的诗,左思有《咏史诗》,颜延之有《北使洛诗》,陶渊明有《咏贫士诗》,谢惠连有《捣衣诗》,这都是五言诗中的精警的。所以说是诗歌中的“珠泽”,文采中的“邓林”啊。
⑸ 钟嵘《诗品》
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气(自然力量如,风雷雨电)使事物发生变化,事物的变化被人感知,所以人都性情就被震撼,激发,表现为歌舞吟咏。
二.玉楼春 (宋祁·北宋)
东城渐觉风光好,彀皱波纹迎客棹。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三.由于气候的变化,春风吹开了景色,春水,杨柳,杏花都为之变得更富激情。而诗人自己也由于环境的感染而感概“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幻化为“持酒劝斜阳”的伤春之举
⑹ 钟嵘的诗品的出版信息
《诗品》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延祐七年(1320)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群书考索》所收本,较常见版本是《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和《历代诗话》本。近人陈延杰有《诗品注》(1927年,1961年初修订本变动甚大)、古直有《钟记室诗品笺》(刊于1928年`,为《隅楼丛书》第四种)、许文雨《诗品讲疏》。今人研究《诗品》较有成就的有曹旭等人。
⑺ 诗品电子书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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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品》是古代诗歌美学着作。钟嵘着。它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着。这两部着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的产物。
⑻ 钟嵘的《诗品》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
钟嵘的《诗品》大约写于502年到513年之间。此书以当时诗坛最主要的诗歌形式五言诗为中心,把诗人分为上中下3品,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每品又依时代先后次序排列,一一予以品评,每品为一卷。共论及从汉朝至梁代的诗人122人。他对这些诗人及其作品的成就、风格、优劣作了总体评价,并且分流立派,各溯其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