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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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的红利》（彭文生）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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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渐行渐远的红利

作者：彭文生

豆瓣评分：8.8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4

页数：282

内容简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并行或先后释放出的人口红利、制度变革红利、全球化红利，都将并行或先后面临见顶回落的趋势，因循这些发展机遇时期形成的分析框架来思考未来的增长，难免会陷入惯性与定式，从而出现较大的偏差。本书力图建构适应“后红利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相应地、分主题地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领域若干重要议题；最终，引领读者去探索中国经济新平衡的路径。

本书是作者结合自身长期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近距离、实际地观察、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写下的个人总结与思考。全书分为十个部分，开篇从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谈起，奠定了本书写作的学术规范基础，并为读者指出了理解中国宏观领域经济现象、发展规律的分析框架；第二章内容聚焦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上，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现今及未来的人口结构具备的宏观经济含义；从人口延伸开，第三章谈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周期与短周期的区别及相互联系，为理清长期的结构性经济问题和短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思路；随后，作者探讨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与再平衡问题，为调整长期发展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中国货币发行信用、通胀难题以及房地产泡沫的探讨体现了本书着手解决当前宏观经济领域热点问题的意图，并由此阐发了作者观察后的独特思考；由此，作者介绍了人民币的再平衡之路以及中国城镇化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最后一章，作者总结了上述各个领域的发展问题及特色，提出了“中国新平衡——转型的政策路径”。

作者简介：

彭文生，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1966年出生于安徽省。1986年获得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8年和1993年分别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6年曾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10年9月加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任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金任职之前，2008年加入巴克莱资本，任中国经济研究主管，董事总经理。1998年至2008年，任职于香港金融管理局，先后担任经济研究处和中国内地事务处主管。1993年至1998年，在华盛顿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主要负责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研究，政策分析和咨询。2012年受聘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和金融。在《银行和金融期刊》《牛津经济与统计评论》《太平洋经济评论》《中国经济评论》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英文着作Business Cycles: Theory and Evidence，co-authored with Andy Mullineux and David Dickinson, Blackwell Publishers，1993（《经济周期：理论与实证》，合着）；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Global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Renminbi，co-edited with Chang Shu，Palgrave Macmillan，2009（《货币国际化：国际经验对人民币的启示》，联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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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周其仁）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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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改革的逻辑

作者：周其仁

豆瓣评分：8.3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8

页数：296

内容简介：

十八大之后，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改革应该怎样继续，无论是专家学者、舆论，还是大众，众说纷纭。

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与中国每一步改革密不可分，也因此成为政府、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改革焦点人物。从“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从“如何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到“怎么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周其仁教授对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解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未来走向，既有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也有对关键问题的深刻解读，同时对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教授长期以来注重实地调研，他对于改革的看法都从实际土壤中产生，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改革力作。

文摘

自序

把这些年来作者有关改革的文字集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编辑的建议。我自己觉得，这些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编入其他文集，再编一本，可有可无。不过，出版社对读者的需要总有更多的了解，那就听她们的吧。书前也没有特别要交代的话，前一段在不同场合发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来作为序言。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8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她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平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就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着？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延安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这件事发生在延安，那是共产党夺天下的圣地。要是当年也是这样的官民关系，毛主席能坐进紫禁城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尊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得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这本文集讨论的，就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如何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继续改革的逻辑。是为序。

作者简介：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2011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等荣誉。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秋进入UCLA，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开设课程。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着作有《城乡中国》、《改革的逻辑》、《竞争与繁荣》、《货币的教训》、《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世事胜棋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挑灯看剑》、《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推荐

（周）其仁不厌其烦地讲述中国改革的故事，用意在于提醒读者关注和思考中国社会未来可能涌现的改革图景。通过其仁的叙述，读者很容易理解，符合改革逻辑的中国未来改革图景，必须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我喜欢更直接的表述：妨碍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关键环节将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主要是经济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汪丁丁

懂得经济学真谛并能用以剖析现实的学者不多，兼具思辨力、洞察力和凌云健笔的学者更少见；具有全球视野又能持续关注本土现实的学者不多，不疏空、不褊狭的学者更少见，周其仁则是其中难得的佼佼者。藉长期孜孜不倦探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周其仁近年来多有精辟的经济论说问世，这里呈现的是其精选。读这本书，帮你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也帮你了解周其仁的方法论。

——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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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口述史》（欧阳淞）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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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改革开放口述史

作者：欧阳淞

豆瓣评分：9.4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11

页数：792

作者简介：

欧阳淞，男，汉族，1948年10月出生，湖南双峰人，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

高永中，男，汉族，1954年9月出生，甘肃华池人，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研究员。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8. 中国自49年解放至78年改革开放这个阶段的社会历史！越详细越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我们探索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更加巩固。我们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着增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农村和城市的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出口贸易、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利用外资为我国建设开辟了广阔的资金来源。我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经济舞台。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福利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而且也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和主流文明之中。具体而言：
一是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统计表明，1978年至2006年的28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十亿美元，二00六年末已突破一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二00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截止到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外贸总额位居全球第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二是民生得到显着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以收入和住房这两大最能反映生活水平的项目为例，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都有大幅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30年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三是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中国基本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共识开始形成。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相继承认乐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委员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亲身经历者和思想推动者，同时也是这段历史最敏锐的审视者和最深切的感悟者之一。对于改革开放，厉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是完成了三件事。“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农村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变革的主要贡献，是在当时条件下，通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促进农民的生产，从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进行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尽管在当时它还是很不完善，但毕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开辟了道路。尽管股份制曾经受到过各种怀疑、甚至责难，但中国的股份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就。对于民营经济，厉以宁指出，虽然当初出现时也是面临各种责难，不过在民营企业不断成长以后，大家真正感到民营企业的确至关重要。就业问题是谁帮助解决得最多？是民营企业，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在民营企业中，很多城市中的税收主要是民营企业提供的，我们的出口中也有不少是民营企业发挥的作用。民营经济的兴起调动了许多人创业的积极性，这对长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锁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开放是什么？开放就是自主、自发地接受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则，并以此克服自身传统的特殊规则的缺陷，使其更好地推进国民福利的增加和国家的富强。而真正的对外开放，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还要学习西方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学习西方文明，进行制度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的重要性有时要远大于改革。中国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通过相互学习，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开放意识和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加入WTO后，我们已义无返顾地回归到世界主流文明中，以一个主权国家的承诺和信用锁定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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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1978-2018》（毕竞悦）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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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1978-2018

作者：毕竞悦

豆瓣评分：5.8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4-1

页数：266

内容简介：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从 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这是中国城市 化进程的动力之源。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出现， 带来了商品的极大丰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加入了世界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成为 开放社会和信息社会。

本书的叙述有两个角度：一是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四十年来中国几个重要方面的社会变 迁；二是从热门事件入手，反映四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变迁。全书试图展示一幅中国四十 年来的社会变迁全景图并分析发生变迁的原因，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作者简介：

毕竞悦，法学与管理学交叉学科 博士。主要学术兴趣为公共政策。有 多年智库工作经历。曾任《改革内 参》执行主编、图书策划人。现为神 华研究院战略所研究员，高级经济 师。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宪法与 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 行为法学会企业治理研究会常务理 事、中国互联网协会青年专家，腾讯 文化频道专栏作者。

出版专着《法治美国》《世界煤 炭行业公共关系战略实证研究》，出 版《罗斯福宪法》《联邦党人与反联 邦党人文集》《权利的成本一—为什 么自由依赖于税》等学术译着十余 本，在报刊、新媒体发表论文、评论 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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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吴晓波）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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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作者：吴晓波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8-1

页数：246

内容简介：

着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再度发力！

向钱穆先生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致敬之作！

打破时间壁垒，勾勒历代变法全貌！

探寻中国两千多年来经济变革的得与失！

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

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改制变法，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公元1978年，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重回强国之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法，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着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的重大经济变法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作者简介：

吴晓波

着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主要出版着作有:《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大败局》、《大败局Ⅱ》等。其中《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