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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智編譯館的英文

發布時間:2022-11-27 12:46:56

1. 孫俍工的個人簡介

孫俍工(1894-1962),原名孫光策,又號孫僚光,湖南省隆回縣司門前鎮孫家壠村人。是我國現代一位有影響的教育家、語言學家、文學家和翻譯家。曾做過毛澤東的書法教師,與毛澤東有過長期而親密的交往。1916年在家鄉讀完中學,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在校與同學組織文藝社團,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畢業後到長沙第一師范任國文教員。1922年赴上海任教於中國公學。1924年赴日本入上智大學研究德國文學,1928年回國任復旦大學教授,,1930年任中文系主任。1931年與夫人王梅痕再次東渡,因九一八事變旋即回國,到南京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譯,兩年後辭職。抗戰爆發後到成都任中央軍校政治主任教官和華西大學教授。不久遷居重慶,被聘為監察院參事,1944年被解職。解放後的幾年,先後在四川教育學院、湖南大學、湖南師范學校等校中文系任教,還被聘為湖南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籌委會委員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研究員。
最初引起重視的短篇小說《海底渴慕者》1923年發表於《小說月報》,寫一個青年因家庭、社會、愛情種種束縛和不幸遭遇而悲觀激狂,終至跳海自殺。此後續有多種小說、詩、戲劇作品出版,常接觸社會的不平。文字優美生動。「五四」以後,提倡平民教育,桃李遍及天下。他畢生從事著述,且擅長書法。縱觀他的著作,內容廣泛,包括有詩歌、小說、戲劇、散文、文藝理論及文藝史、國文教科書和文學翻譯等幾大方面。據統計,抗日戰爭爆發以前出版的主要著作,已達五百多萬字,算得上是一位多才多藝、著作豐盈的學者了。

2. 田耕莘的傳教經歷

1929年5月8日,田耕莘進入聖言會,受訓二年,在此他發聖願,終生為聖言會士。1931年到嘉祥、鄆城等地宣教。1934年2月23日,被羅馬教廷任命為山東省陽谷監牧,陽谷教區當時有司鐸12人,信徒13700人。1937年初,田耕莘赴菲律賓馬尼拉參加國際聖體大會。1939年7月11日,升任陽谷代牧區主教、領銜Ruspae城主教。隨即前往梵蒂岡,1939年11月29日,在聖彼得大教堂接受了教宗庇護十二世的祝聖。1940年12月,田主教在陽谷教區朝城縣創立了中華聖母傳教修女會。修女會成立後,田耕莘雖為教區各項建設日夜忙碌,但仍不忘定期來此教學,他身教勝於言教,以純朴、勤誠之行,以及主命唯從的精神教育了中華聖母傳教修女會的修女們。1942年1月10日,田耕莘奉調山東省青島代牧區主教。
1945年12月23日,教宗庇護十二世任命田耕莘為遠東首位樞機主教。旋即前往羅馬。途經美國,會見美國紐約總主教區總主教史培爾曼,旋與之一同赴歐。1946年2月14日,田耕莘抵達羅馬,受到了教廷各界的熱烈歡迎。2月16日,於教廷拉特朗大殿覲見了教宗庇護十二世。1946年2月18日,於聖彼得大教堂行加冠禮,領銜S. Maria in Via堂區司鐸。田耕莘向教宗進言,建議早日成立中國聖統制。不久,就得到教宗採納。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護十二世頒布「建立中國聖統」通諭,正式建立中國聖統。同日,田耕莘被教宗任命為北平總主教區總主教。田耕莘回國後,創立上智編譯館, 出版教會新書。又在輔仁大學設立聖多瑪斯哲學院。1947年,又設立耕莘中學。1948年6月,田樞機因患眼疾到上海、廣東等地治療,不久赴香港。1949年因政治原因前往美國芝加哥。1950年赴羅馬。
1958年8月,田樞機在聯邦德國因車禍受傷。同年10月,田耕莘強忍骨折之痛,赴梵蒂岡選舉教宗,他成為中國第一個選舉繼任教宗者,在病床上投下神聖一票,選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之後,田耕莘再赴美國。
1959年12月4日,新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田耕莘署理台北教區總主教。田樞機於1960年3月1日抵台赴任。在台灣,他成立若瑟修院、多瑪斯神哲院及耕莘醫院。並協助輔仁大學復校,任學校董事長。1962年10月11日,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開幕,田耕莘率領中國主教團參加大會。次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去世,田樞機再度參與選舉教宗,選出教宗保祿六世。

3. 徐光啟新集內有哪些內容

從上智編譯館第三卷三、四合期(1948年3、4月間)所刊擬議出版的徐光啟新集目錄中發現,內有《兵法選練百字訣》、《火攻要略》、《制葯》、《練藝條格》、《束伍條格》和《形名條格》六篇(均為《兵機要訣》的子目),可惜新集未能刊刻,所搜集的文獻也隨之散佚。

4. 為什麼在英文里中國翻譯為china

china
China, C大寫, 這是中國的意思。
china, c小寫, 則是瓷器的意思。任何地方生產的瓷器都可以叫 china,並不一定代表中國瓷器。

china與中國的關系
與瓷器的關系
進入十七世紀,西歐皇室和宮廷開始興起收藏中國瓷器之風。現藏德國卡賽爾(Keisel)郎德博物館的一件青瓷碗,上有卡澤倫博格伯爵(1435-1455)的紋章圖案,是現存歐洲最早有年代標識的明朝瓷器,幾百年來一直是黑森家族的傳家寶。葡萄牙開辟新航路之後,瓷器也成歐洲社會最珍貴的禮物。瓦斯伽·達·伽馬、阿爾曼達都曾以瓷器博取葡王曼紐埃爾一世的歡心。現存里斯本科特斯陳列館(Jose Cortes)中印有曼紐埃爾一世(1469-1521)紋章的青花執壺,是中國最早為西歐特殊訂貨製造的外外銷瓷。正德、嘉靖年間,這類訂貨大多經葡萄牙販往歐洲。1604年荷蘭人洗劫了裝載瓷器返回歐洲的葡萄牙大帆船聖·卡特林號(Santa Caterina),將這批中國瓷器取名Kraaksporeleint,運往阿姆斯特丹拍賣,法國國王亨利四世、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也參與購買,於是中國陶瓷的影響在歐洲不脛而走。
發端於十七世紀末,延續至十八世紀末葉的歐洲洛可可式(Rococo)藝術風格,以生動、優美、輕倩、自然為特色,其倡導的藝術作風與中國藝術風格中的精緻、柔和纖巧和幽雅殊途同歸。<U>[font color=#0000cc]洛可可</U>風格盛行於法國,法國人對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尤為偏愛。那時法國正是歐洲文藝、美術、戲劇、禮節、服飾、裝潢仿效的中心,所以具有「中國風格」的物品流傳整個歐洲社會。
瓷器初入歐洲,法國人用當時社會流行的小說《牧羊女愛絲坦萊》中的男主人公賽拉同(Celadon)來稱呼青瓷。法王路易十四命令首相馬扎蘭創辦中國公司,到廣東訂造標有法國甲胄紋章的瓷器,凡爾賽宮內列有專室收藏中國陶瓷;而十七世紀的英國人直接用「中國貨」(Chinaware)指稱來自中國的瓷器。英國女王瑪麗二世也醉心華瓷,在宮內專門設置許多玻璃櫥以陳列各式瓷器。於是英國社會以華瓷裝飾和日用的風氣便流行起來,瓷器漸成客廳和內室必不可少的陳設。
China一詞也隨著中國瓷器在英國及歐洲大陸的廣泛傳播,轉而成為瓷器的代名詞,使得「中國」與「瓷器」成為密不可分的雙關語。
另據《英漢詞海 The English-Chinese Word-Ocean Dictionary》(王同億 主編譯,國防工業出版社,1987年)China詞條介紹,China做為瓷器的涵義,是源於波斯語chini(中國的或中國人),由於受到China表示中國這種表示法的影響,產生了母音音變,由chini變為china,成為瓷器的專有名詞。
至於這種變化最終在何時最後確定下來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基於中國古代陶瓷的輝煌成就,以及由此而引發的陶瓷傳播之路,使得這種獨具中國特色的物品被世界人民所喜愛,將中國與瓷器永遠地結合在了一起。
China一詞還有一個由來。明末清初時,江西景德鎮有座「昌南」窯出產的瓷器質量特佳,聞名遐邇。後來傳到國外,當時英國人就用「昌南」指代中國,但念不準漢字,而讀成china了。
[編輯本段]china與古梵文的關系
二十世紀之初,China一詞起源問題,學界曾經討論,眾說紛紜,未定一是。文僧蘇曼殊(1884-1918)通英、法、日、梵諸文,曾撰有《梵文典》。他認為China起源於古梵文「支那」,初作Cina,用來指我華夏。他研讀三千年前的古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發現支那一詞最早見於這兩部著作,其原義為「智巧」。他認為,這是三千四百年前印度婆羅多王朝時彼邦人士對黃河流域商朝所治國度的美稱。「智巧」與慧苑所說之「思維」內涵略有不同,想系詞義因時代而演變所致。
外邦對我華夏稱呼,最早曰支那Cina,其後曰拓跋Tabac,最後曰契丹Kitai。今之China即支那,先是國名。明代中期葡萄牙人販瓷器到歐洲,稱其商品名曰Chinaware,若漢譯應該是「支那瓦」。陶瓷產品,古稱瓦器。此處ware應是瓦之譯音。支那瓦者,中國瓷也。China放在ware之前,可知China國名,初無瓷器一義。後來省掉ware,簡稱為China,才小寫其字頭,獲得瓷器之義。這已經是晚近的事了。
[編輯本段]china與絲綢的關系
從西方語言演變歷史以及中西方文明交流史的角度進行考證,認為「CHINA」一詞來源於絲綢。
按照歐洲語言的演變歷史,對絲綢與「CHINA」一詞之間的關聯作了解釋。在希臘文明時期,中國的絲綢已經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了歐洲,於是希臘文中也出現了「絲」這一詞彙,希臘文中「絲」的發音與中文相近。隨後,在拉丁文中,「絲」的發音已經基本與以後「CHINA」的發音相近,在法文中,「絲」的拼寫則為「CHINE」,與英文「CHINA」的發音與拼寫已經非常接近,最後再從法文正式「過渡」到了現在的「CHINA」一詞。
英文在對「中日甲午戰爭」的翻譯中,中國被譯成「SINO」,這與拉丁文中的「絲」比較接近,而在印度語中,「絲」被稱為「CINA」,後來口譯成「支那」。
絲綢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種載體,在西方人眼裡,絲綢是中華古代燦爛文明的象徵,因此,英文中「中國」的翻譯「CHINA」源自絲綢就順理成章了。
[編輯本段]china與瑪雅的關系
在有一座小村子叫china。據當地人解釋china不是西班牙語,而是瑪雅語,發音為 ['t∫i∶nə],不同於china的「中國和瓷器」解釋發音 [t∫ainə]。
當地人說,此村名為china,是由於以前一個姓chi的人和一個姓na的人在這里住下後,兩人將自己的姓合在一起命名此地。後這里人不斷變多,建立了村子,就將小村叫做china。

我們所說的表示瓷器或陶器的詞china 是 chinaware 或者可能是 china dishes 的縮寫形式。 雖然china 這個詞拼寫上與中國的國名是一樣的, 但16和17世紀時也有chiney,cheny 和 cheney 等拼法, 表明英語借用了波斯語中表示這種瓷器的詞,chini 。 這個波斯詞,還有梵語中cinah 一詞(「中國人」,英語中中國的名稱即從這個詞而來), 都來自漢語里的Qin 字, 這是從公元前 221至206年統治中國的王朝的名稱。

5. 英語專業的研究生都有哪些方向

1、學碩有下列三個方向:(1)英語語言文學;(2)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3)翻譯學;2、專碩有下列兩個方向:(1)學科教學(英語);(2)翻譯碩士(M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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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楊憲益的人物經歷

與英國才女珠聯璧合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發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這是楊憲益先生在愛妻戴乃迭去世之後寫下的一首緬懷詩。在先生與愛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將近六十年的歲月里,熟悉他們的人說,這樣恩愛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見的。六十年來,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名字從來沒有分開過,即使今天接受我們拜訪的只有楊憲益一個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畫像就端掛在客廳的牆壁上,楊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絲·瑪格麗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or),她的父親是一位英國傳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對中國、對北京有著濃厚的興趣和相應的情感。1936年,楊憲益進入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並通過一位朋友認識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發現,先生是個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國古典文學。
大概正是楊憲益身上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味道,讓戴乃迭愛上了他。後來,戴乃迭乾脆改學中文,成為牛津大學攻讀中文學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業上的志趣相投,使他們成了彼此的知己,也為日後共同的翻譯工作鋪就了坦途……
1940年,楊憲益畢業回國,戴乃迭,很難想像這樣一位年輕漂亮的英國姑娘,怎麼會跟隨楊憲益來到當時正處於戰亂之中的中國。但從兩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們兩人便作為一個整體面對人世間的一切。
回國後,楊憲益夫婦不斷地在中國西南的各個城市之間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薦他們去了梁實秋領導的國立編譯館。當時的國立編譯館只有人從事將西方經典翻譯成中文的工作,還沒有人進行中文外譯。事實上自19世紀末以來,與外文中譯的繁盛景觀形成鮮明對比,中文外譯一直就顯得勢單力薄。所以,直到20世紀四十年代,西方人對中國文史經典還幾乎一無所知。梁實秋希望楊憲益夫婦能去領導一個部門,專門從事將中國經典翻譯成英文的工作。
當時楊憲益選擇了翻譯《資治通鑒》,因為覺得「有人還沒看到過」。雖然由於戰爭原因,最終《資治通鑒》的英文譯稿不幸丟失,沒有出版,但這是中國學者主動向西方介紹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楊戴兩人的中文外譯事業也從此開始起步。
很快,楊憲益發現:在翻譯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常常是楊憲益手捧中國的古典名著流暢口譯,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機飛翔一般流動。
在楊憲益看來,有了戴乃迭的幫助,似乎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翻譯的。就連中國的《楚辭》也不例外。簡單來講,翻譯就是把某一種文字,翻譯到第二種文字。「就是這么一回事」。先生說,「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譯成外文都沒錯。」
1951年楊憲益夫婦接到中國外文出版社的邀請來到北京,當時外文出版社(現中國外文局前身)剛剛創立英文版《中國文學》雜志,這標志著向西方社會系統介紹中國文學作品的開始。在這一時期,楊憲益夫婦以驚人的速度翻譯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紅樓夢》英譯本便是此間的作品,這是至今為止唯一一部中國人翻譯的全譯本,另外僅有的一個全譯本是英國漢學家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紅樓夢》兩個英文全譯本的出版,不僅是中國和英語國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學翻譯的大事,它促進了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進程。在此後不到十年的時間里,相繼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譯的《水滸傳》(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國古典文學的英文全譯本。
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半世紀的情緣與生活,可以說歷盡了艱辛——他們在「文革」中共同蹲過監獄,長子精神失常後在英國自焚……直到他們從外文局離休之後情況才有所好轉,兩位老人攜手一起上街買菜、掛號看病。可惜,進入暮年的戴乃迭身體欠佳,她不大講話也不大出門,楊憲益便寸步不離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後的日子。
可以說,楊憲益、戴乃迭以他們事業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結合創造了一個中西文化親密無間水乳交融的獨特範例。幾十年來,他們珠聯璧合的合作使他們雙雙獲得了「譯界泰斗」的美譽,他們不僅創造了翻譯史上的奇跡,更用一生成就了一個傳奇。
戴乃迭走後,楊憲益的生命彷彿也隨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譯工作,只有他們留下來的上百萬字的翻譯作品將永遠留在人們心中。 楊苡聽哥哥講過,並不喜歡《紅樓夢》,但還是硬著頭皮和夫人一起把它翻譯了出來。
楊先生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國人。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楊憲益、戴乃迭聯袂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從先秦散文到中國古典小說《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小說選》、《聊齋選》、《老殘游記》,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紅樓夢》,達百餘種。戴乃迭的母親曾對她說:「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但戴乃迭沒有後悔,她說:「愛上了中國文化,才嫁給了楊憲益。」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去世,楊憲益也停止了翻譯工作。 楊憲益在南京期間,曾幫助找迴流落的四千餘件甲骨文。那時,南京剛剛解放,西方國家措手不及,紛紛關閉大使館。加拿大駐華使館的代辦叫朗寧,是他們夫婦的朋友,他撤離南京前,告訴楊憲益,他在收拾使館財物時,發現一隻舊木櫃,內藏紙包的骨片,並刻有文字。朗寧認為這是中國文物,不能帶出國,就問楊憲益怎麼處理。楊憲益去看了這批文物,肯定是殷商甲骨,然後叫了一輛三輪車,送交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長專門致信感謝他,並告知這批甲骨文已交到北京研究保存。
楊苡告訴記者,最為感動的是,文革後,坐牢4年的楊憲益出獄時,將一生收藏的200多件書畫文物,無償捐贈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 回顧我年輕時學習英語的經歷,也沒多少真正體會和經驗,因為除了在在中學讀書時對英文曾經 一度有過興趣以為,後來就從來沒有認真繼續好好學習過英文;解放後,作過不少年漢譯英的翻譯匠。
我在讀高中時,看的英文書很多,其中有許多是歐洲文學名著的英譯本,包括古希臘詩歌,但丁的 《神曲》,法國雨果等人的小說,什麼都看,並不限於英美文學。在1934年去英國讀希臘拉丁文學的 同時,又讀了許多各種各樣的書,包括哲學、歷史、人類等方面,什麼都看。在中學和大學讀書時, 課余看的書比較多,中外古今都有;這方面的缺點是比較亂而雜,沒有按計劃地、系統地研究一些東 西;但因涉獵方面比較多,也獲得了一些廣泛文化知識,這在翻譯工作中也還是有用的。我遇到不少愛好翻譯工作的年輕朋友,他們在翻譯中感覺苦惱的,往往是由於知識面太窄,缺乏各方面的廣泛知 識,這樣英文語法再好,也翻譯不出來原意。我的另外一條小小的經驗就是,初學英語時,需要有明確的目的和強烈的興趣。如果像我年輕時那樣,學習英文是為了利用它作為工具,以便滿足自己的求知慾望,那就可以盡量讀自己感覺強烈興趣的英文書,不限於某種名著,從哪方面開始都可以。主要是要多讀、多寫、多聽、多說;時間久了,自然會產生效果。 北京的後海這個季節遊人如織。人稱「胡同串子」的人力黃包車迎來了他們的豐收年,他們在錯綜復雜的小巷來去自如,諳熟每一個旮旯的看點,更瞭然高鼻樑綠眼睛們的心思。他們一邊用流利的英文講價,一邊用饒舌的京腔向老外們搬弄京城名吃:爆肚、豆汁兒、疙瘩、芥末堆兒……這些發音在老外聽來幾乎沒有區別的名目,讓他們眼睛瞪得溜圓,徹底「暈菜」了。
昔日整肅庄嚴的王府繁華已經改換門庭,投其所好地散發出曖昧的小資氣息。幾乎所有沿街的房子都被割據,經過裝修,變成了商店、酒吧、咖啡館,侵略,還在向胡同深處蔓延。胡同深處,還有人家,他們的大門常關,迴避著遊客們好奇的眼光。沿街那些都是秀,是戲說,是眼球經濟;只有他們才是皇城根下的主人,是正傳,是家常日子。老宅子的木門朱漆斑駁,但門口的石獅子告訴你,連低調都是有來歷的。
後海的小金絲胡同里,藏著楊憲益的家。「小金絲胡同兒」用京腔念出來,流露出一種對富貴的輕狎,在此之前,他的上一處居所名字更唬人,叫「百萬庄」。對楊憲益來說,富貴只是個虛名罷了,推開門,是極素樸的——雖然他也曾出身王侯之家。
楊憲益的一天簡單到幾乎沒有變化,他常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就是這么坐著,打發一個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煙卷,鍾愛的酒已經被醫生禁止,他鄙夷電視節目的無聊,而他的眼睛,也漸漸不能讀書了。這個老人思路依然清晰,記憶力一流,智慧的頭顱似乎將是他最後一個衰老的器官,但其他器官已力不從心,很難再給這個全身最卓越的器官提供樂趣。 富貴與楊憲益總有著擦身而過的緣分,作為天津中國銀行行長唯一的公子,楊憲益從小就穿著袁世凱贈送的, 象徵王公身份的清廷黃馬褂。父親去世以後,只有七八歲的他就須穿戴整齊,以父親的名義出席董事會。但這一份豐厚的家產很快被兩個叔叔的投機生意虧空,加上貨幣貶值和僕人的偷盜,到了1949年解放時,楊家的房產田地已經賣得罄盡,銀行存款實際也化為烏有。
出生在民國4年(1915年)的楊憲益生肖屬虎,母親在生他之前得了一夢:夢見一隻白虎躍入懷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說,這個夢既是凶兆又是吉兆:這個男孩將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克父傷子,而他在經歷重重磨難後,將會成就輝煌的事業。「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業是否算得上輝煌,但是我確實是母親唯一的男孩,而且我5歲時父親就病逝了。在過去的70餘年生涯中,我確實經歷了重重磨難。所以,那位算命先生盡可以說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楊憲益的自傳在義大利出版的時候,書名是《從富家少爺到黨員同志》,題目里透露出的是基於財富與政治的個人命運;在大陸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載酒憶當年》,是知識分子那種顧左右而言他的隱晦;到了篤信風水命理的香港人那裡,書名就變成了直戳戳的《白虎星照命》。
楊憲益常說自己是不迷信白虎說的,但他並不忌諱談這些,他在自傳開頭便把自己的出生與父親的去世聯系起來,認為這就是他的命運。這種矛盾的態度,揭示出他內心的隱痛。他唯一的兒子,因在「文革」中受牽連而精神分裂,最後用汽油自焚身亡,成為算命先生「白虎說」的又一佐證,這也成為後來他與戴乃迭之間最大的分歧。 中學畢業以後的楊憲益隨師長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國牛津求學,彼時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亞裔學生,在得知楊憲益只用了5個月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就通過入學考試時,學校的官員認為他一定是僥幸過關,並堅持讓他推遲一年入學。這位出手闊綽的中國少爺正好利用這一年時間游歷了歐洲大陸,見識了賭場、妓院、夜總會、沙漠……喝遍了各種各樣的小酒館,閱讀了大量的書籍。他生性不羈,以違規為榮,在學校里干盡調皮搗蛋的事情。
從幼年起楊憲益就不是一個用功讀書的人,在牛津他的學習成績並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興趣的書籍和社會活動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聰慧在牛津卻有口皆碑。「因為我知道,即使考頭等對於我也毫無意義,我是要回中國的。」出於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氣把《離騷》按照英國18世紀的英雄雙行體的格式翻譯了出來。這一年,他24歲,這是他第一次接觸翻譯,他在翻譯中顯示出來的磅礴才華和獨立性,讓英國人大吃一驚。這首譯詩還作為經典,屹立在歐洲各大學的圖書館書架上。
楊憲益的《離騷》譯作充滿了嘲諷與誇張,他對《離騷》原作也並無尊敬之意。「我始終認為《離騷》是一首偽作,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幾個世紀的漢代淮南王劉安。」既然原作都是贗品,譯作就更可以天馬行空了。著名的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對楊憲益這首譯作的評價是:「這部《離騷》的詩體譯文,在精神上與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隻巧克力製成的復活節彩蛋和一隻雞蛋卷之間的相似程度一樣。」
「大衛是我和乃迭的好朋友,我們都覺得他說得很好玩。」1953年,楊憲益作為政協特邀委員,跟一群科學家、藝術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見。「他(毛主席)身體已經發福,但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走過來,挨個和我們握手。周恩來跟在他身邊,依次把我們向他介紹。」周恩來當時特別對毛主席說:這是一位翻譯家,已經把《離騷》譯成了英文。
「毛主席熱愛中國古典詩歌,《離騷》正是毛主席最喜愛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熱烈地握了握說:『你覺得《離騷》能夠翻譯嗎,嗯?』『主席,諒必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可以翻譯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主席的反應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頗有幾分不以為然。「後來我想,毛主席顯然不相信《離騷》這樣的偉大詩篇能夠翻譯成其他語言,當然,他懷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寫詩,他又不是不懂。」可惜再沒有機會跟毛主席討論這個問題。 在牛津畢業並取得榮譽學位以後,楊憲益迫不及待地回國了,留學7年,很多事情變了。去的時候,他是坐一等艙揮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來時,他連路費都是靠變賣書籍和跟人借貸——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經坐吃山空,淪為貧困了。不過,去的時候,他是單身,回來賺得美人歸——戴乃迭陪在他的身邊。
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楊憲益法國文學課上的同學,她出生在中國,父親是一位傳教士,曾經在燕京大學教書,並為中國的地方工會工作過。乃迭從小對中國懷著別樣的情感,在她的印象中,倫敦是「灰濛蒙」的,而北京是「五顏六色」的,有各種好吃的和好玩的東西。
可當她再次回到中國,這個家園已經充滿了戰亂和貧窮,物資匱乏,人民流離失所,許多知識分子跟他們一樣,懷揣一張任教的聘書,身無長物,顛簸在深入內地的旅途上。
楊憲益在後方任教期間,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當時在復旦大學(校址重慶)任教的梁宗岱。兩人詩酒逍遙,用法國詩歌和文學佐下大量的烈性酒。
「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來,我有一整壇白酒,裡面還浸泡著龍眼,這壇酒平時藏在我的床底下。湊巧的是,床底下還放著同樣大小的一個壇子,裡面盛滿煤油……煤油顏色淺黃,和龍眼酒顏色相同。」當時電力供應不正常,常常停電,一次梁宗岱來訪,楊憲益摸黑端起煤油壇子,給他倒上了滿滿一碗。
「他嘗了嘗說,我的酒似乎很有勁頭,有一種特殊的味道,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把碗里的酒喝乾了。」幸好梁宗岱沒被毒死,第二天照樣上楊家,照樣健康而好色,愛追求年輕漂亮的女士,還因為緋聞,跟有漂亮太太的教務長大打出手,從桌子上打到桌子底下,就此丟了工作飯碗。
楊憲益欣賞的人,往往符合兩個條件:愛酒,愛女人。他因此喜歡曹操。如果楊老先生說一個人「好玩」,那就是最高的評價。梁宗岱顯然是一個好玩的性情中人,1970年代末,楊憲益跟同樣經歷過牢獄之災的梁宗岱再次相見了,當時的梁宗岱已經完成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翻譯,還從德文翻譯了《浮士德》,正在對祖國的中醫葯發生濃厚的興趣,他專門贈送給楊憲益一瓶自己特製的壯陽葯水!
「一年以後,我聽說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製的葯水害死的。他和我一樣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樣的學者和詩人已是鳳毛麟角。」 早在入獄之前,楊憲益和戴乃迭已經遭受了很長時間的政治敵意。楊憲益翻譯的一本中國古代文學簡史是山東一位教授寫的,這位教授效法蘇聯的《聯共黨史》,在文學史每一章結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話。「我認為這種寫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國外讀者的需要,於是我徵得編輯同意,把語錄統統刪掉。結果這本書的篇幅還不到原來長度的一半。在審查時,他們發現了這一件事:居然敢刪除毛主席語錄!都震驚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間席捲全國,北京首當其沖,「大字報鋪天蓋地,所有的牆上都塗滿紅漆。短短幾天時間,整座城市就變成一片『紅海洋』」。
楊憲益回憶中的「文革」,有著黑色幽默式的荒誕。他所在的外文局,造反派們批鬥兩名領導,除了敲鑼打鼓和轉圈游斗,還隨處張貼大字報。「很顯然,這兩名領導人的主要罪狀就是他們愛吃好東西。大字報上滿載著他們早先吃過的美味佳餚的詳細記錄。這就好像外文局突然變成了一家大飯店,到處都張貼起用斗大的字書寫的菜單。」
批鬥的矛頭很快從領導普及到了楊憲益這樣的「專家」和「壞分子」。
——「三張飯桌摞在一起,一張上架著一張。他們頗為客氣地幫我爬到最高處的那張桌子上,這時群眾聚合在桌子周圍,開始對我進行聲討,質問我為什麼要反對毛主席,為什麼要為赫魯曉夫辯護……」
——「他們讓我們低著頭在台上站成一列,接著又讓我們把胳膊往後伸,高高地舉過我們低垂的頭顱。……我胳膊的肌肉很靈活,有彈性,所以我能輕而易舉地做出這種姿態。」
——「有一段時間,我被勒令打掃廁所……而我幹得很好,把便盆上殘存的陳年污垢統統刮掉,用清水沖干凈。不久,我就因為工作勤勤懇懇、一絲不苟而受到人們誇獎。《中國文學》編輯部的廁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潔的廁所。」
楊憲益開始出現輕微的神經分裂徵兆,他常有幻聽,並產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臨的是孤獨與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與這個金色頭發的外國人說話,她走到哪裡都碰到敵意的眼神,人們像躲避瘟疫一樣地躲著她,有些激進的學生甚至當著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
戴乃迭所在單位的領導質問過她:你為什麼不加入中國國籍?乃迭回應:「只有加入中國籍才叫愛中國嗎?你是什麼共產黨員?一點國際主義都沒有!」
1968年4月,美籍猶太人愛潑斯坦和他的英國籍妻子被捕入獄。不到一個月,就輪到了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妻子。楊被捕那天,夫妻倆正在家中相對無言,沉默地喝著白酒消愁。
楊憲益入獄時滿身酒氣,同獄的犯人以為他是因為喝酒鬧事才被抓的,他吸著鼻子說:「你的酒氣好聞極了,一定是高檔貨,多少錢一兩的?」
楊憲益告訴他,他買的酒不是散稱的,是論瓶的。離家的時候,他跟太太剛喝了一瓶的三分之二,酒瓶里還留著三分之一。這讓同監的獄友垂涎不已。
楊憲益在獄友中很快贏得尊敬,與此同時,戴乃迭被關在另一所女子監獄里。他們最放心不下的是3個孩子,但監獄的同志告訴他們,孩子有人照顧。戴乃迭出獄後才知道:她的3個孩子,幾年內沒有一分錢生活來源,衣食無著,流落在農村。
郁達夫的侄女郁風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橋監獄。郁風說,在獄中,這位可敬的英國女子也依然保持著文明和風度,她愛清潔,用牙刷把監獄的牆刷得乾乾凈凈,每天送牢飯的過來時,隔著一條走廊的郁風聽見戴乃迭從來不忘記對獄卒說:謝謝。 在獄中楊憲益依然保持著對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發生,但是監獄里的犯人們對外面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按照慣例,每年國慶節的那一天,准許犯人從收音機里收聽天安門廣場的慶祝廣播,這一年,楊憲益注意到,林彪沒有照常出來,以嘶啞的聲音發表演說,甚至連名字都沒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這一信號,並尋找到了佐證:黨報《人民日報》上刊登的外國賀電,西哈努克親王的賀電只發給毛主席和周總理兩人,這是極不尋常的。「當時西哈努克親王被認為是中國最親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度過,如果林彪繼續得寵,西哈努克絕不會犯一個如此嚴重的錯誤。」
楊憲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紅寶書」,把第一頁林彪寫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後,看守走進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紅寶書」統統交上來,當他拿到楊憲益的那本時,發現林彪的前言已經不見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還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麼話都沒有說,就把那本小紅書扔還給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書都帶走了。」
這一舉動使全體犯人都覺得很奇怪,楊憲益暗自得意,他告訴獄友,外面可能快要變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帶楊憲益到一個很大的房間,往他的脖子上掛了一塊寫有名字的紙板,他打開所有的燈,叫一名攝影師進來給楊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
所有的犯人都一臉憂傷:看來楊憲益要被槍斃了。
但第二天,楊被帶了出去,一位監獄的官員對他發表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談話,大意是:你干過好事,也干過壞事;當初抓你是對的,放你也是對的;你在監獄住了4年,伙食費要從你的工資里扣取。說完這一切,他們宣布,楊憲益出獄了。 楊憲益出獄後不久,戴乃迭也被無罪釋放了,在政治高壓的年代裡,這對異國夫妻的代價無疑是巨大的。
早在楊戴兩人結婚之前,雙方的母親就對這門婚事十分擔憂,乃迭的母親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對,她甚至對女兒說:如果你們結婚,你們的婚姻持續不了4年,而你們將來的孩子會自殺而死。
是詛咒還是讖語?楊憲益最疼愛的兒子楊燁,因為「文革」中受到父親的牽連,逐漸神經分裂,在姨媽家中用汽油點火自焚。這成為一生恩愛的楊戴二人之間永恆的隔閡,戴乃迭始終認為楊憲益在兒子的叛逆期忙於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於自己的選擇:楊憲益和中國,從未後悔和動搖,無論戰亂、流亡、貧困……直到兒子的死亡,她開始懷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內心深處,她更因為母親當年的預言應驗而深感挫敗。
「文革」結束以後,楊憲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續,他的學術抱負也得以施展,在這段時間里,他除了跟乃迭繼續翻譯作品,還常有機會與友人聚會和旅行,寫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詩作。楊憲益自嘲是:「學成半瓶醋,詩打一缸油。」雖然不少詩歌是含諷的打油詩,但整體看來,這一段時間中,楊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萬庄」的寓所里,往來無白丁,經常來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黃苗子、黃永玉、丁聰、新鳳霞、郁風……除了相伴出遊,他們在詩文書畫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於老年痴呆症,楊憲益與她寸步不離,朋友們去看望她,她有時已認不出他們,但她一直微笑著,白色卷發松軟地圍著老太太泛紅的臉。郁風就這樣為她畫了一幅肖像,他在畫上題了兩行字:金頭發變銀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會變的。
乃迭去世以後,這幅畫就長伴楊憲益的案頭。他作了一首詩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發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聯詩的人越來越少了。有人說,楊憲益也許是中國最後一個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於一身的知識分子了。他穿著已經洗出毛邊的藍灰色線衣,坐在沙發上,瘦骨嶙峋,寂靜無聲,看著窗外。這是小金絲胡同的下午,北京難得一見的晴朗陽光,從窗欞的東邊移到了西邊,楊憲益的一天,又要過去了。

7. 中國的偉大科學家有哪些

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2009年9月5日),福建福州人,導彈總體和發動機技術專家,中國導彈與航天技術重要開拓者之一,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33年(17歲),受當時「科學救國」、「工程救國」熱潮影響,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繫航空組,從此走上「航空救國」之路。1938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航空工程;1939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學位;1945年到杭州浙江大學航空系任教授;1949年任浙江大學航空系系主任。中國導彈之初,梁守槃被任命為總體設計師,於1960年11月5日,中國仿製的第一枚液體近程彈道導彈發射成功,從而揭開了中國導彈事業的序幕。闖過了航天事業初創時期一系列技術難關。1956年梁守槃(40歲),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守槃成為首批科技工作者,為「兩彈一星」工程正式奠基。主持和組織研製成功亞音速、超音速、小型固體三個系列岸對艦、艦對艦、空對艦多種海防導彈,C801超音速固體反艦導彈,低空超音速反艦導彈c101,東風一號,東風2號導彈,鷹擊8號等一糸列導彈。國際宇航科學院(IAA)院士,美國國際空間大學創辦者協會初始會員,中國工程熱物理學會理事長。獲國家科委一等功、部一等功等榮譽。獲一項國家級科技進步獎特等獎。獲中國航天事業五十年最高榮譽獎。
中國一糸列導彈從梁守槃開始。他不是兩彈一星成員,但他是兩彈一星的奠基者。破除萬難為航天事業初創奠定基礎,一生共獲兩次一等功勛,純金功勛,閃閃發光,可見他在導彈和航天居功厥偉。
沈元(1916.4.28-2004.5.30)福建福州人,空氣動力學家和航空工程學家,中國航空航天高等教育事業開拓者和教育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院士。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獲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博士學位,1951年,清華大學成立航空工程學院,沈元被任命為院長。1952年,中國將8個大學的航空系合並成立北京航空學院,沈元參加組建工作並任副院長、院長、名譽院長,在培養航空航天科技人才做出了重大貢獻,,在空氣動力學方面有卓越建樹。在北京航空學院的籌建、辦學方針確定、專業設置、教學計劃制訂、師資及實驗條件建設、科研教學組織領導以及計算機在航空航天中的推廣應用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56年,他參與制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預見到宇航事業和火箭、導彈工業需要人才的緊迫性,率先在全國高校中創建了火箭、導彈等方面的一整套新專業,這些專業的許多畢業生如今已成為中國航天事業的棟梁之才。他率領全校師生在北航自行設計建造了中國第一座中型超聲速風洞,在教學和科研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年輕型旅客機、探空火箭、無人駕駛飛機等型號的研製無不凝聚著他的心血和汗水。 沈元早年在福州英華中學任教,其間教過的學生中有後來成為著名數學家的陳景潤,他是陳景潤開始對「哥德巴赫猜想」產生濃厚興趣的啟蒙老師。60年來他一直從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他從中國航空航天事業的實際及長遠發展需要出發,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師資隊伍建設、實驗室建設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領導作用。獲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榮譽獎,獲航空航天工業部勞動模範稱號榮譽獎,獲從事高校科技工作40年成績顯著」榮譽證書,獲1993年世界傑出知識分子」榮譽稱號及金質證章。北航高等理工學院也叫「沈元榮譽學院。北航最高榮譽獎叫「沈元獎章」 。
侯德榜(1890年8月9日~1974年8月26日),生於福建閩侯(今福州),科學家,化學家,赴美留學,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工科學習,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1921年獲博士學位。被選入美國最高榮譽sigmaxi科學會會員。他一生共獲20多項榮譽。譽滿國際化學工業界,英國皇家學會聘他為名譽會員,美國化學工程師學會和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也先後聘他為榮譽會員。中國重化學工業的開拓者。近代化學工業的中國化學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
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錤,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區)鰲峰坊人,改名高士其,棄仕途旁和金錢旁不要,立志不做官,不愛錢,以科學家造福中國。1927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化學學士學位。1930年又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在中國極度需要科普的時候,為中國創作了400多篇科普論文,中國為記念他的貢獻,把國際的一顆行星命名為高士其星。科學家,化學家。細菌和病毒學家的中國化學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
高魯(1877~1947)中國天文學家。字曙青,號叔欽。福建福州長樂人。1905年去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留學,後來獲該校工科博士學位。1909年追隨孫中山參加同盟會。1911年回國報效中國。中國近代天文學奠基人之一。中國天文學會創始人。創造發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機,曾在巴拿馬國際博覽會展示並獲獎。天文學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魯的文章中曾建議,我國第一座假天館(即天文館)應命名為「高魯假天館」,以紀念這位我國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偉大人物。對祖國近代天文尤其是科普的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中國為了記念他的功績,把國際上的一顆星命名為高魯星。中國天文學一代宗師。高魯集中西觀象學術之大成,對當時中國的科普以及他的天文知識起到了啟蒙的作用。
張鈺哲(1902.2.16-1986.7.21),福州閩侯人,(1923年),1926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天文系。留在該校葉凱士天文台做緯度測定工作。 [隨後在葉凱士天文台 觀測研究工作。1929年,以論文《關於雙星軌道極軸指向在空間的分布》獲芝加哥大學天文學博士學位。 同年,張鈺哲歸回報效祖國。譽滿國際天文學界,國際天文學界為了紀念他,將美國哈佛大學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發現的一顆新星命名為「張鈺哲星。可見他在國際天文學界的地位之崇高。中國天文學的最高獎—張鈺哲獎,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中國近代和現代天文學家,科學研究涉及小行星、彗星、日食、恆星天文、航天和中國天文學史等方面, 中國近代天文學的奠基人。
林幾(1897~1951),1897年12月20日出生於福建福州一書香世家。1918年考入北平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大學醫學院前身。1924年由校方派往德國維爾茨堡大學醫學院學習兩年,專攻法醫學,後又在柏林大學醫學院法醫研究所深造兩年。1928年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創建了法醫學科和法醫研究所。創辦《法醫月刊》;建立「法醫學研究會。在醫學院創建了法醫學科和法醫研究所,增設病理、物證、人證、化驗等研究室,添設所用的儀器設備,為培養法醫人才、接受檢案和法醫研究工作創造了條件。新中國成立後,他編審法醫學教材,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法醫檢驗人才。他為醫本科學生或者將從事司、檢、法工作的學生上法醫課時,編著出版了不同要求的法醫學教材。如《醫師用簡明法醫學》、《法官用法醫學講義》、《犯罪偵察學》、《犯罪心理學》等。他主要論文有「二十年來法醫學之進步」、「最近法醫學界鑒定法之進步」、「疑案鑒定實例」、「法醫學史」等40多篇,分別發表在《中華醫學雜志》、《北平醫刊》、《法醫月刊》等雜志上。中國近代和現代法醫學創始人,法醫科學奠基人。

薩本棟(1902年7月24日—1949年1月31日),字亞棟,福州閩侯縣人,物理學家、電機工程專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24年,從斯坦福大學畢業,獲得工學士學位,之後進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學院。同年,從伍斯特理工學院畢業,獲得電機工程學士學位,旋即轉習物理。1927年,從伍斯特理工學院畢業,獲得理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應聘為伍斯特理工學院研究助理及西屋電機製造公司工程師。1935年9月,應邀為美國俄亥俄大學電機工程系客座教授。在美國電氣工程師學會學報上發表了論文《應用於三相電路的並矢代數》,引起國際電工理論界的強烈反響,被認為是開拓了電機工程的一個新研究領域。獲得美國的「1937年度理論和研究最佳榮譽獎。用英文撰寫成專著,被譽為物理學、電機學巨著。開創了中國科學家編寫的自然科學專著被外國人採用為教材的先例。1937年3月放棄高薪厚祿,回國報效中國。他以非凡學識、才智,高尚修養為中國教育貢獻巨大。並獲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第一次榮譽獎章。中國物理學開拓者,中國物理學家一代宗師,物理電子學新領域的雙奠基人。
吳憲(1893-1959),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學家、營養學家、醫學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12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造船工程,後改習化學,1916年獲理學士學位後留校任助教;1917年被哈佛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系錄取為研究生;1919 年獲博士學位;1920年回國任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物化學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衛生實驗院北平分院院長兼營養研究所所長。吳憲一生發表研究論文l63篇,專著3種。他開拓的領域主要包括:臨床生物化學、氣體與電解質的平衡、蛋白質化學、免疫化學、營養學以及氨基酸代謝等方面,此外,還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美國學者里爾頓·安德森(J·Reardon-Anderson)將他譽為「中國化學的巨人」,並評價道:「毫無疑問,吳憲是20世紀前半葉中國最偉大的化學家,或者說是最偉大的科學家。當他在1919年發表他的第一項研究時,在中國還沒有任何一類的化學研究。他在國際上,是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員、美國化學會會員、美國生物化學家協會會員、美國實驗生物學和醫學會會員、荷蘭《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報》顧問委員、原德國自然科學院名譽院士、美國亞拉巴馬州科學院院士、美國自然科學榮譽學會(Sigma Xi Society)會員,以及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營養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1948-1949年)和熱能需要量委員會委員(1949-1950年)。他的名字被收入《國際醫學名人錄》(International Who's Who in World Medicine)、《美國科學名人錄》(American Men of Science,第九版)、《中國名人錄》(Who's Who in China)、以及《科學家傳記大辭典》(Dictionaryof Scientific Biography)等書。他開拓的《一種血液分析系統》引發了一場血液化學方面的革命。吳憲對於國際生物化學和中國科學事業的貢獻卓著,並贏得了國際學術界的崇高聲望和在中國科學界的地位。生物化學界一代巨人。
蔣丙然,(1883年~1966年),原名幼聰,字右滄,福建閩侯人。中國近代氣象事業的開創者、中國氣象學會的主要發起人和領導者。天文學家,氣象學家,中國近代和現代氣象事業奠基人,中國氣象學會創建人之一。為我國近代和現代天文事業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成為我國天文界步入國際合作的創舉。並且是我國地震、地磁研究開創者。1908年震旦大學畢業後赴比利時留學,並獲比利時雙卜羅大學農業氣象學博士學位。他是我國最早派出學農的留學生之一。1912年11月,蔣丙然學成回國後,應中央觀象台台長高魯之邀,到北京中央觀象台任技正、氣象科科長,並兼航空署氣象科代理科長。還在參謀總部航空學校(北京南苑航空學校)、北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講授氣象學。1913年7月氣象科正式開展工作,從此中國的氣象事業正式起步,正如蔣丙然所說:「氣象一名詞,亦於此時在中國開一新紀元」。並為我國海洋科學的研究和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海洋研究的奠基人。他是國際天文聯合會會員,義大利氣象學會名譽副會長。

陳俊武,1927年3月出生於北京,原籍福建福州長樂區,194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工系。石油煉制工程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石化,石油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技術委員會名譽主任。1949年,先後擔任石油工程裝置設計師、工廠設計師、總工程師,石油工業部煉油技術攻關組專業組長等職。1982年,擔任中國石化總公司催化裂化技術攻關組組長,組織科研、設計、煉油等單位和高等院校合作攻關,開發了國家「六五」攻關重點項目「大慶常壓渣油催化裂化」技術。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化學部)學部委員(院士)。陳俊武為中國石油化工事業培養了一批高層次人才。陳俊武自覺把個人理想融入黨和國家的事業中,攻堅克難,急國家之所急;矢志創新,與國家共奮進,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深沉的愛國情懷和堅定的使命擔當。陳俊武具有心有大我、至誠報國,敢為人先、勇於登攀,淡泊名利、甘為人梯的崇高精神。陳俊武的典型事跡樹立了不忘初心、科技報國的典範。新時代奮斗者都應像陳俊武那樣,以關愛之心對人,以無私之心對事,以平和之心對名,以淡泊之心對位,以知足之心對利,用信仰的力量、擔當的力量、奮斗的力量匯聚成實現中國夢的磅礴之力。為中國開創了石油煉制、煤化工領域的多個世界第一。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中國工程設計大師。時代楷模」榮譽獎。最美奮斗者獎。
蕭光琰(1920—1968),中國物理化學家;福建福州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美國坡蒙那大學化學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曾專攻物理化學,獲得化學博士學位:一九四六年任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助理研究員。一九四七年任芝加哥大學冶金研究所研究員、一九四七年八月任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化學師。他在美國時,連得過四枚金質獎章。回國後,把石油科學帶到中國,從事的「頁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機理研究」和「電子酸性催化劑研究」,在應用的基礎理論方面,都有了進展和突破。「頁岩油催化裂化」的研究,主要是為了探求以頁岩油為原料,製取優質油(包括機油)的途徑。開展硅酸鋁裂化催化劑的研究,為石油和催化科學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填補了中國的空白。中國石油化學領域開拓者,石油化學領域奠基人。一個被湮沒於歷史長河中的科學巨人,他才是那個真正改變國家之一的人物,填補了中國石油方方面面科學的空白。
張震寰(1915年10月21日—1994年3月23日)籍貫福建福州閩侯縣,出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1961年晉升少將。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1988年7月榮獲中國人民解放軍紅星功勛榮譽章(一級)。國防科工委科學技術委員會原主任。1982年成功研製「銀河」億次計算機,填補了中國計算機的空白,為國家計算機事業的發展做出極大貢獻。組織並指揮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和首次原子彈空爆試驗,組織指揮了「兩彈」結合試驗,為發展我國核武器技術做出了歷史性貢獻。指揮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爆炸試驗成功。為爭取國防尖端技術的新突破,組織領導了遠洋測量船隊的組建和洲際導彈、潛地導彈、通信衛星的研製試驗。主管國防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和國防科技發展的重大問題,特別是重要武器裝備系統、項目及武器戰術技術論證工作。張震寰還主編了《中華氣功大典》。他還是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人體科學會理事長。由他全面負責組織和指揮的億次計算機研製成功,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少數擁有巨型機的國家之一。他主管國防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和國防科技發展的重大問題,特別是重要武器裝備系統、項目及武器戰術技術論證工作,為加強國防科技事業決策的科學化、現代化國防科技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榮獲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王綬琯,1923年1月15日出生於福建福州,天文學家、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的奠基者之一、科普教育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研究員、名譽台長 。王綬琯是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的奠基者之一,他開創了中國射電天文學觀測研究。對提高中國授時訊號精度、推動天體測量學發展作出了貢獻。負責成功地研製出多種射電天文設備並取得重要研究成果。1955年,王綬琯奉命接受了國家急需的「提高時號精確度」的緊急任務,在二年時間里完成了這一任務,同時也為打下時間、緯度等基本天體測量研究的基礎創造了條件。當時引進的光電中星儀及超人差棱鏡等高儀技術還為爾後中國發展的光電等高儀起了先導作用 。1966年以來,王綬琯負責成功地研製出了米波16面天線射電干涉儀、分米波復合射電干涉儀、米波綜合孔徑射電望遠鏡系統等重要射電天文觀測設備,並在相應的觀測研究中取得多項創見性成果。20世紀90年代,王綬琯與蘇定強等一道提出國家重大科學工程—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LAMOST)的初步方案,被列為國家「九五」期間大型科學工程項目 。中國為了記念他,於1993年10月11日,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向王綬琯頒布小行星命名書:謹以紫金山天文台發現的國際編號為3171號的小行星,命名為王綬琯星 。
陳可忠先生,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倉山區城門鎮臚雷村)人,生於民前十三(1898)年十月廿五日。1924年獲耶魯大學學士學位,次年得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1926年獲芝加哥大學化學博士學位。曾任國立編譯館館長、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國立台灣師范大學理學院院長。1932年8月4日,中國化學會宣告正式成立,陳可忠當選為理事之一,又被推為會刊《中國化學會會志》的編輯之一。中國化學會是我國成立較早、影響較大的自然科學專門學會之一,中國化學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化學事業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1926年9月,陳可忠由美國完成學業回國,在理學院化學系講授有機化學。陳可忠在校內極力倡導樹立研究風氣,最早申請開辟了教授專用實驗室,長日留校從事教學實驗。1932年國立編譯館成立,陳可忠任自然組主任兼專任編審。從1932年國立編譯館成立至1948年,陳可忠長期任職於國立編譯館,其間執掌國立編譯館達十二年之久。國立編譯館各項工作中最可稱道的是其對科學術語譯名統一的領導與推動。隨著各學科文獻翻譯量的增多,許多有識之士很早就認識到譯名統一的重要性:「譯述之事,定名為難。而在科學,新名尤多。名詞不定,則科學無所依倚而立。」(《科學》發刊詞,1915年)早期的譯名統一工作主要由個別學者或學術團體進行,國立編譯館成立後,在編訂、統一、推廣譯名上具有了性,編譯館制定了詳盡的編訂譯名計劃,成立譯名委員會各學科組,與各民間學會、協會密切合作,先後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80個學科領域的譯名審定統一工作。統一公布的名詞,由編譯館正式出版付印為圖書的有《化學命名原則》、《葯學名詞》、《天文學名詞》、《物理學名詞》、《礦物學名詞》、《細菌學免疫學名詞》、《數學名詞》及《社會學名詞》、《經濟學名詞》等20餘種。這些工作在翻譯傳播外國先進科學知識和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當時審定公布的許多科學譯名一直沿用至今。自然科學領域統一譯名的巨人,中國最偉大的自然科學譯名編審者。中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發展必不可缺的倚靠。賦予新中文無可估量的價值,讓身懷中文的學者能站在世界競爭之顛。
李儼(1892-1963),福建閩侯(今福州市)人。中國科學院院士、數學史學家、中西數學家,中國古代數學史研究專家,中國科學史事業的開拓者。李儼在中國數學史研究領域內,是當之無愧的學科奠基人。1912年考入唐山路礦學堂(現西南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科學習,與茅以升是同窗契友。他以大量的史料搜集工作為基礎,對中國古代數學史作了大量研究,著作甚豐,是該項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他通過國內外的函授教育自修完了土木工程和數學等大專課程;同時開始了中國數學史的研究工作。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與手稿本圖書館的資料,在1915—1917年間,即當李儼剛剛開始中國數學史研究工作不久,他曾與著名的數學史家D.E.史密斯(Smith)多次通信,草擬提綱,書名為《中國數學史》,再由當時正在美留學的茅以升譯成英文轉交史密斯。但這一編寫計劃由於各種原因最終未能實現。此後,1917年發表了《中國數學史余錄》,1919年又發表了《中國數學源流考略。一生前後共發表了論文百餘篇,專著十餘種。可以說,李儼在中國數學史研究領域內是當之無愧的學科奠基人。本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李儼編寫《中算史論叢》1—4集(商務印書館,1933、1935、1947)。到《中算史論叢》最後編定,前後歷經30餘年,可稱為是他畢生的得力之作。其中包括分數論、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定理(勾股定理)研究、平方零約術、大衍求一術、縱橫圖、帕斯卡(Pascal)三角形(賈憲三角形)研究、方程論、級數論各篇。中算史新資料的發現,以及明代算書志、清代中算著述集錄等。明清時期傳入的西算以及中算家關於對數、三角術、割圓術、圓錐曲線等方面的研究。編寫《微積分學初步》(1936年)《中國數學大綱》上、下冊(1958年,《中國古代數學史料》,《近世幾何學初編》。開創了中國數學史研究的新局面。
田昭武,1927年6月28日出生於福建福州,物理化學家,中國電化學學科帶頭人之一,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廈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校長 。田昭武主要從事電化學研究,重視與數理及其他化學學科的結合,研究領域包括光電化學、電化學掃描隧道顯微技術、三維微加工技術、晶元生化實驗研究、譜學電化學和量子電化學等 。1949年,開始獨立主講《物理化學》和《物質結構》兩門主幹課。他還承擔國家部委委託廈門大學舉辦的全國性電化學培訓班、研討班擔任主講 。田昭武提出多孔電極極化的「特徵電流」概念和「不平整液膜」模型,創立電極絕對等效電路的新解法和測量電極瞬間阻抗的選相調輝技術。設計和推廣多種電化學技術和儀器,如新一代的離子色譜抑制器、微區腐蝕測量系統和中國國內第一台電化學綜合測試儀等。在化學電源、金屬腐蝕和電化學分析方面,都有結合生產實際的研究成果] 。截至2014年11月,田昭武先後獲得國際發明專利和國家發明專利共35項,其中作為第一發明人的專利為16項、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發明獎以及省部級以上科技獎勵共七項。
王世真(1916年3月7日一2016年5月27日):福建福州人, 生物化學家、核醫學家,中國核醫學事業的創始人。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博士學位。歷任美國愛荷華大學放射性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首都核醫學中心主任,放射醫學研究所副所長,名譽所長,核醫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從1940年代開始,王世真對甲狀腺素做了大量系統性的研究工作。1950年和1951年,他首先發表了兩類甲狀腺素類似物的結構。其中一類具有擬甲狀腺素的活性,另一類具有抗甲狀腺素的作用。他對這些化合物進行了一系列的結構改造,並對這些化合物的結構與功能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詳盡的研究。他的這些工作在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結構和功能關系的研究。他發表了兩類甲狀腺素類似物的結構。其中一類具有擬甲狀腺素的活性,另一類具有抗甲狀腺素的作用。他對這些化合物進行了一系列的結構改造,並對這些化合物的結構與功能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詳盡的研究。他的這些工作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結構和功能關系的研究1956年在軍委衛生部領導下,他創辦中國第一個同位素應用訓練班,第一批核醫學骨幹從這里走向全國。在中國創建了同位素標記物合成、液閃測量、放免分析、醫用活化分析、穩定核素醫學應用,放免顯像等技術;他在甲狀腺激素(TH)的系統研究中,解開了TH作用機制的一些不解之迷,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他在異軍突起的核素示蹤技術的研究中,實現了一個又一個突破。70年代末,他就提出在實驗核醫學領域內以穩定核素作為示蹤原子進行生物醫學及葯學研究。他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放射性標記化合物工作者。特別是他在中國醫學科學院放射醫學研究所任標記化合物研究室主任期間,在他的領導下,從1959年到1979年共合成、生產了總計多達100多種的標記化合物,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許多基礎與臨床學科科研工作的開展。他籌建了正電子發射X線體層攝影(PET PECT)中心。在我國創建了同位素標記物合成、液閃測量、放免分析、醫用活化分析、穩定核素醫學應用、放免顯像等技術。核醫學就是運用核技術來診斷、治療和研究疾病的一門科學。對於普通人來說,知道PET、SPECT、甲功儀、腎圖儀、放射性活度計以及用於放射性治療的伽瑪刀、後裝治療機、模擬定位機、直線加速器等設備,就不難明白核醫學在現代醫學中的重要地位。他所開創的中國核醫學綜合實力已躋身世界先進行列, 成為亞洲核醫學領域的領跑者。

8. 宿州風光人物介紹

1、嵇(jī)康(224年-263年 ,一作223年-262年),字叔夜。譙國銍縣(今安徽省濉溪縣)人 。三國時期曹魏思想家、音樂家、文學家。

嵇康幼年聰穎,博覽群書,廣習諸藝,又喜愛老莊學說。身長七尺八寸,容止出眾。後娶魏武帝曹操曾孫女長樂亭主為妻,拜郎中,調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後隱居不仕,屢拒為官。因得罪司隸校尉鍾會,遭其構陷,而被掌權的大將軍司馬昭處死,時年四十歲。

2、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1-2],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

3、齊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原名純芝,字渭青,號蘭亭,後改名璜,字瀕生,號白石、白石山翁、老萍、餓叟、借山吟館主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印富翁,祖籍安徽宿州碭山,生於湖南長沙府湘潭(今湖南湘潭),近現代中國繪畫大師,世界文化名人。

4、劉墉(1720年—1805年1月24日),字崇如,號石庵,祖籍安徽碭山,出生於山東諸城。清朝政治家、書法家。大學士劉統勛長子。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寧府知府、內閣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職,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潔聞名於世。劉墉的書法造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學大家,被世人稱為「濃墨宰相」。

嘉慶九年(1804年)十二月病逝,時年八十五歲,追贈太子太保,賜謚號文清。

5、薛綜(?―243年),字敬文,沛郡竹邑(今安徽濉溪)人,三國時期吳國名臣。少時避亂至交州,師從劉熙。士燮歸附孫權,召其為五官中郎將,出任合浦、交阯太守。後從征至九真,回朝任謁者僕射。232年,升任尚書僕射。240年,改任選曹尚書。

242年,擔任太子少傅,兼任選部職任。243年,薛綜去世。薛綜是當時名儒,著有詩賦難論數萬言,集為《私載》,並著有《五宗圖述》、《二京解》。

9. 有誰能告訴我幾個愛國人士的資料

人民的好總理
1910年春天,2歲的周恩來進銀岡書院讀書,一次,校長在課問大家為什麼讀書時,周恩來慷慨答道:「為了中華之崛起!」這一誓言,此後貫徹在他的一生中,他為中華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華羅庚毅然回國
大數學家華羅庚,在「七•七」事變後,從生活待遇優厚的英國回到抗日烽火到處燃燒的祖國,不為金錢和學位,回國後積極參加抗日救國運動。1950年,他已經成為國際知名的第一流數學家,並被美國伊里諾大學聘為終身教授,但他毅然帶領全家回到剛解放的祖國。

愛國英雄楊靖宇
楊靖宇21歲參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軍圍困,身負重傷,啃不動樹皮,只能將棉衣里的棉花和著冰雪吞下去充飢。日軍勸降不成,便放亂槍,年僅 35歲的楊靖宇壯烈犧牲。殘忍的日軍剖開他的遺體,當看到他的胃裡只有野草和棉絮時,這些被楊靖宇帶領的抗日聯軍弄得焦頭爛額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長白山密林中,支撐著楊靖宇與敵人戰斗的力量是對祖國的一腔熱愛之情。

李小龍
李小龍,在60年代時,國人地位不高,很多演員總是淡化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李小龍卻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堂堂正正地說自己是中國人,最經典的一句話是電影《精武門》中的「中國人,不是病夫」,帶動了香港電影的一片愛國熱潮,我們熟悉的《霍元甲》就是那個時代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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