閹黨傳pdf

『壹』 張廷玉為什麼要編寫閹黨傳

也就等於告誡皇上，不能啟用太監參政，。太監誤國的例子，人人皆知。。

『貳』 閹黨是什麼意思

• 閹黨一般指明代依附於宦官權勢的官僚所結成的政治派別。

  宦官干政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曾出現，例如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十常侍之亂」，是東漢由盛轉衰直至逐漸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代後期，宦官勢力參與皇室的內部糾紛。唐朝宦官和皇帝的關系只是家奴和主子的關系。中晚唐的宦官的行為，實際是家奴在參與皇室的內部糾紛，如同舊社會豪門大族裡各房的奴婢分別幫助其主子爭產業，而並非奴婢的權力真大到可以奪取整個大家族的家產。 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權力極大，在中國宦官史上力拔頭籌。

  
  

  明朝初年，鑒於歷史上宦官專權的嚴重危害，明太祖曾經下詔嚴禁宦官干政。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這一道鐵的紀律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開始把宦官視為心腹，當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後世皇帝更加信任宦官，至明宣宗開始在宮內設內書堂，教宦官讀書識字，由此埋下明代閹黨專政的禍根。明英宗幼年即位，寵信宦官王振，閹黨勢力開始形成。此後明憲宗時宦官汪直、明武宗時宦官劉瑾都曾廣樹黨羽，專擅朝政；明熹宗天啟年間，大宦官魏忠賢專權，一大批朝官依附其權勢，閹黨勢力達到歷代頂峰；明毅宗即位之後，魏忠賢先被免職謫去鳳陽，後被迫在路上自殺，閹黨主要成員伏法，閹黨勢力受到致命打擊。

  
  

• 影響評價

  明代的閹黨集團給明代中後期的政治、經濟、社會造成了不可挽救的頹勢，甚至直接導致了覆國的厄運。

  
  

  敗壞吏治
  

  首先是對政治的擾亂，表現在吏治敗壞，官場傾軋加劇。聚攏在他們周圍的人晉升不由常道，更倚勢謀私，打擊清流。當時，都指揮以下請求升遷的人，劉瑾只需寫一紙條說：「某人授予某官」，兵部就照條執行，不敢再復奏。「瑾欲大貴彩，乃命劉宇入內閣，以彩代之。一歲中，自郎署長六卿。僚友守官如故，咸惴惴白事尚書前，彩厲色無所假借。尋加太子少保。」魏忠賢多收納被東林黨人所不齒的人和在「三案」中失意的人，這些人一旦翻案並官復原職後， 便不斷尋機報復。顧秉謙製造《三朝要典》，將所有與三案有關的人都一一載入以便斬草除根；崔呈秀製造《天鑒》、《同志》各簿冊，王紹徽也製造《點將錄》，成為他們可以按圖索驥，捕拿東林黨人的黑名單。

  
  

  混亂司法

  閹黨對政治的危害還表現在混亂司法。深受劉瑾喜愛的張彩，隨意改變擾亂舊規，貪污受賄肆意盛行，國內拿著金銀珠寶行賄的人不絕於途。依附於魏忠賢的黨羽，為了翻案和打擊東林人，無所不用其極。號稱「五彪」的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掌握了錦衣衛和鎮撫司，在魏閹中主殺戮。天啟四年十月， 田爾耕掌管錦衣衛事物， 為了配合魏忠賢驅逐東林黨人，他多次興起大訟案；廣泛布置校尉偵探，陷害無辜平民，拷打慘烈嚴酷，進入監獄的人大多不能出來。同時，許顯純掌鎮撫司，楊漣、左光斗、黃尊素等十多人都死在他的手下，各人的供詞，都是許顯純自己所寫。

  
  

  掠奪經濟

  其次是對經濟的掠奪。閹黨成員都是貪得無厭之人，對財物的攫取沒有盡頭， 其黨羽也秉持了這一特性， 斂取錢財無度。少監李宣等人從福建審查事件回來，獻給劉瑾兩萬兩白銀，正如張彩所說，他們借著劉瑾的名義在地方大肆搜刮，進獻給劉瑾的不到十分之一。據此推理，幾人在福建的時間里對當地的搜刮掠奪可想而知。焦芳的住宅宏大富麗，動用幾郡的人去修造。上文所說的崔呈秀，在淮揚一帶巡視時就大肆貪污，被高夔龍檢發，不得已才投奔魏忠賢門下。得到魏忠賢寵愛後，更加貪利沒有顧忌。魏忠賢的黨羽遍布全國，哪裡有油水可撈，他們都一一詳細地報告，不少大戶、富商因此破產，對社會的生產和經濟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與破壞。

  
  

  魚肉百姓

  再次給人民生活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其時特務機構格外發達，閹黨成員中許多被安插到廠、衛，對官員和百姓實行嚴酷的統治。校尉、緹騎遍布大街小巷，一點小的過失極可能招致斃命，人民敢怒不敢言。魏閹為了討好取悅魏忠賢，在全國各地為其大建生祠，百姓怨聲載道、苦不堪言。為魏忠賢建造祠廟，始於浙江巡撫潘汝禎，「汝禎因機戶之請，建祠西湖，疏聞於朝，詔賜名普德，此天啟六年六月事也。自是諸方效尤，遂遍天下。」（《二十二史札記·魏閹生祠》） 關於各地競相建造生祠對百姓的擾攘，《明史》中有明確的說明：「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開封之建祠也，至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各地苦於興建，人民越加難以為生。

  
  

  明代大璫王振、汪直、劉瑾和魏忠賢等人對社會方方面面造成的危害顯而易見，僅以他們一人之力，流毒無至於如此深廣。「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明史紀事本末》也如是說：「夫水自湍也，風又激之；湯已沸也，火又烈之。」無疑，諸臣的依附又起到了煽風點火的作用。為閹黨立傳，既是史家忠實記錄明朝實際國情的需要，又為後世王朝的統治者提供了借鑒和教訓。

『叄』 明宦官和近臣把持朝政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明朝的宦官專權與廠衛肆虐,是極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的產物,造成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明朝初年,朱元璋鑒於前代宦官專權的弊病,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又立鐵牌於宮門,鐵牌上刻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明史·宦官傳》）；還嚴禁宦官讀書認字,交通外官,只令其備宮中灑掃奔走之役.認為此等人不可用作心腹、耳目.那時,宦官是無權可專的.
到明成祖時,情況就不同了.他以藩王起兵奪取皇位,曾得到宦官的支持,即位後反對派也多,所以宦官受到重用,有了「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同上）.明宣宗即位後,怕他的叔父朱高煦步明成祖的後塵奪位,對大臣防範更嚴,對宦官的依靠也愈深.他規定：司禮監①的秉筆太監,可以根據內閣所擬字樣,按皇帝的旨意,用朱筆批行,稱「批紅」.他廢除祖禁,首次在宮中設內書堂,派大學士教習年幼的宦官.從此宦官多通文墨、曉古今.但由於這幾個皇帝尚能親理朝政,對宦官約束較嚴,宦官還不敢專橫跋扈.
到明朝中期,最高統治集團日漸腐朽,從英宗到武宗都是些昏憒無能之輩,盡管他們仍然抓住高度發展的皇權不放,但已經沒有能力像他們的老祖宗那樣親自使用這個權力了.無能引起的猜忌與恐懼使他們對大臣愈來愈不信任.於是,已經獲得皇室信任並有了某些大權的宦官,便打著維護皇權的幌子,利用與皇帝朝夕相處的有利條件,乘虛而入,極力迎合,討得歡心,騙取信任,成為皇帝的耳目、心腹,進而向皇帝施加各種影響,改變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皇帝變為傀儡,形成宦官的專權.
明朝的宦官專權始自英宗朱祁鎮統治時期.他九歲即位,太皇太後委政於內閣大學士楊榮、楊溥和楊士奇.三楊年高望重,又有太後支持,宦官還有所顧忌.英宗正統七年（1442年）,太後病故,三楊一死二病,英宗年少驕縱荒淫,不問政事,大權逐漸旁落於宦官之手.其時專權的宦官叫王振,他少年時入宮服侍朱祁鎮,祁鎮即位,王振得寵,被任為司禮監太監,管理內外奏章和中央的行政、司法、軍事及特務機構.同時在各省遍設鎮守太監,以控制地方政府.為名正言順地掌權,王振在正統七年公然毀去朱元璋禁宦官干政的鐵牌.他「導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明史·宦官傳》）.凡對王振不滿、不敬的大臣,或下獄至死,或流戍邊地；凡對王振趨炎附勢的官吏,即可高升,蔭及子侄.福建參政宋彰貪污被劾,因向王振賄銀萬兩,反升福建布政使.王振出語即稱聖旨,事事不必通過英宗,英宗對他卻傾心信任,稱之為「先生」,公侯勛戚稱之為「翁父」,可謂炙手可熱.但那時朝中大臣趨附宦官的還不多,一些正直的大臣尚敢於與王振抗衡.所以,後來王振挾持英宗出戰瓦剌兵敗後,英宗被俘、王振也被護衛將軍樊忠用鐵錘殺死.這也說明宦官專政從一開始就遭到正直朝臣和廣大軍民的痛恨和反對.
明代宦官利用廠衛實行特務統治,是其一大特點,更充分暴露了封建專制主義的殘酷性和虛弱性.早在洪武年間,朱元璋為鞏固皇權,防範臣民造反,就利用特務人員檢校「專主察聽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劉辰《國初事跡》）.他殺了宰相胡惟庸以後,設立專門的特務機構錦衣衛.錦衣衛初名儀鸞司,原是皇帝的貼身衛隊,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稱「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設指揮使（從三品）統官、卒一千五百餘人,「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盜賊、姦宄、街塗溝洫,密緝而時省之」（《明史·職官志》）.它表面上是京城上直衛親軍指揮使司的二十六衛之一,實際由皇帝直接指揮,只對皇帝負責,它有專門的法庭和監獄,有權承辦皇帝下令查辦的案件,人稱詔獄,不必通過外庭三法司②.明世宗初年,錦衣衛職權縮小,改為「惟察不軌、妖言、人命、強盜重事」（《明史．刑法志》）,即把矛頭專門指向政治上的反對派和民間宗教團體.錦衣衛抓人,往往先在僻靜地方打一頓,名為「打樁」,而後再送入獄.一般說來,一入獄門,便無生理,入獄者「五毒備嘗,肢體不全」（傅維鱗《明書》卷七三）,足見用刑之慘酷.以致錦衣校尉過門,臣民如臨大盜,弄得人心惶惶,怨聲載道.為平息民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焚毀錦衣衛刑具,並停止其詔獄權.但不到十年,明成祖奪取帝位後,為鎮壓反對派,在錦衣衛中增設北鎮撫司,專治「詔獄」,為害更烈.
但錦衣衛到底是外官,在明成祖眼裡終不如內官可靠,於是,永樂十八年（1420年）增設東廠,職掌與錦衣衛相同,其屬官、隸役均由錦衣衛官卒中選任,再收羅一些地痞流氓做爪牙.所不同的是：皇帝指派親信宦官做東廠的提督,一般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第二人或第三人擔任,稱「督主」；錦衣衛向皇帝報告要具疏上奏,東廠可口頭直達；皇帝還賦予東廠督主以監督錦衣衛人員的權力.這樣,廠權高於衛權,宦官又直接控制廠權,使宦官擁有隨意逮捕、刑訊、殺戮臣民的特權,從而加速了宦官專政的過程.那時,每月初一,東廠派出成百上千隸役到各官府及錦衣衛去聽會審大獄、考掠重犯,叫「聽記」；或去各官府、各城門緝訪,叫「坐記」.東廠隸役聽到什麼秘密上報,叫「打事件」,要及時報告隸役長——襠頭,再由東廠直轉報皇帝.連民間瑣事、夫妻口角也得連夜報進宮去,弄得朝野內外「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明史·刑法志》）.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為加強特務統治又增設西廠,人員比東廠多一倍,以宦官汪直為提督.汪直利用西廠「屢興大獄」,建立五個月,「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明史·商輅傳》）.特務活動范圍已不限於京師,「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明史·汪直傳》）,民間斗雞罵狗,也在緝拿之列.汪直專權六年,「冤死者相屬」,公卿懾服.所以,當時的宮廷伶人阿丑也說：「今人但知汪太監也.」（同上）
明武宗正德時,宦官權勢更盛.劉瑾等八個宦官「日進鷹犬、歌舞、角觗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明史·劉瑾傳》）讓劉瑾掌司禮監,八人中另外兩個分掌東廠、西廠,錦衣衛的指揮使也是劉瑾的爪牙,使原來的廠、衛分立,變成廠衛合勢,為害愈烈.可劉瑾還嫌不足,又設立內行廠,由他親自指揮,比東、西廠更加殘酷兇狠,連東、西廠的特務也在偵察范圍之內.特務遍全國,百姓視之如虎狼.江西南康百姓三人端午節賽龍舟,竟被誣為「擅造龍舟」,而遭逮捕抄家,毒打致死.百姓見有華衣怒馬、操京師語音者,即驚恐相告,遠遠逃開.京師內外都說有兩個皇帝：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一個朱皇帝,一個劉皇帝.大臣上奏要寫雙份,先用紅本送劉瑾,再用白本送武宗.劉瑾不學無術,處理不了奏章,只好「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明史·劉瑾傳》）.他還引進許多爪牙死黨充當朝中大臣,連內閣首輔焦芳也諂事劉瑾,致令「司禮之權居內閣上」（《明史·閹黨傳》）.所以劉瑾傲然誇口：「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明史紀事本末·劉瑾用事》）
由於宦官專權侵犯了皇權,皇帝對奴才也起了疑心.正德五年（1510年）,劉瑾以謀反罪被殺.到明世宗前期,對宦官勢力雖有所打擊和限制,嘉靖八年（1529年）裁革了各地鎮守太監,但神宗萬曆時,稅監、礦監、關吏、采辦又遍布天下了,而且「帝所遣中官,無不播虐逞凶者」（《明史·宦官傳》）.宦官人數也由洪武初年的不足百人膨漲到十萬人.
明朝後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益激化,封建專制的皇權面臨嚴重危機,腐敗無能的明嘉宗又重用宦官魏忠賢,終於把中國歷史上的宦官專權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無賴出身的魏忠賢,萬曆時為宦官,侍奉皇孫朱由校,很得寵幸.由校即位,是為熹宗,目不識丁的魏忠賢竟然升任司禮監秉筆太監!他在宮內選會武藝的宦官組成一支萬人武裝隊伍,作為羽翼；在外收羅一大批無恥官吏作義子走卒,人稱「閹黨」.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將有田爾耕等「五彪」,還有「十孩兒」、「四十孫」等,「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置死黨」（《明史·魏忠賢傳》.他秉筆批紅,掌握朝政,從首輔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遷削奪；他握有軍權,可隨意任免督、撫大臣；他也握有經濟大權,派親信太監總督京師和通州倉庫,提督漕運河道,派稅監四齣搜括民財.「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同上）.他出門的車仗,形同皇帝,所過之處,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歲.閹黨和無恥官吏還競相在各地為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銀數萬乃至數十萬兩,祠成後,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論死.
魏忠賢專權時,廠衛特務更是空前囂張.熹宗天啟三年（1623年）,他自任東廠提督；錦衣衛的都督,則是他的干兒子田爾耕.廠衛勾結,大興冤獄,殘害異己官吏,勒索錢財,暴虐百姓.「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僇,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賢傳》）一次,京城四個平民在密室夜飲,一人酒酣耳熱,大罵魏忠賢,其餘三人不敢出聲.罵者話音未了,突有隸役數人沖入,捉四人面見魏忠賢,魏下令將罵人者當場剝皮,另三人賞錢放回.生還者嚇得魂飛魄散,險成瘋疾.魏忠賢肆虐專政七年,使明末各種社會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潰.思宗即位後,雖然逮捕了魏忠賢,罷逐了閹黨,但積重難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廠衛,還振振有詞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殫心為國,朕何事乎內臣」（《明史·宦官傳》）,就這樣直到明朝滅亡.
宦官專權給人民帶來極大的苦痛,自然會激起人民的反抗斗爭.萬曆年間暴發的十二次城鎮人民反礦、稅監斗爭,天啟年間人民支持東林黨人反對魏忠賢的斗爭等等,都說明人民對宦官專權的深惡痛絕.明末,李自成起義軍在反明的檄文中更尖銳地指出：「宦官皆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毒害無窮.起義軍攻佔北京後,「各營拷職官追贓,內臣加炮烙尤慘」（談遷《金陵對泣錄》）,並把皇宮中的太監全部趕了出去,邊趕邊打,以示人民對宦官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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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明史（全二十八冊）

作者：張廷玉

豆瓣評分：8.9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年份：1974-04

頁數：8642

內容簡介：

《明史1-28(繁體豎排版)(套裝共28冊)》內容簡介：明史三百三十二卷，清張廷玉等撰。明朝是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以後，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建立的封建政權。一六四四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佔北京，推翻了明朝的中央政權。同年，清軍入關，分兵向農民起義軍和明朝南方勢力進攻。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明朝南方勢力被消滅。明史記載了明朝自建立到滅亡將近三百年的歷史。清朝在一六四五年(順治二年)設立明史館，一六七九年(康熙十八年)開始修史。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明史定稿，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刊行。

明史先後由張玉書、王鴻緒、張廷玉等任總裁，最後由張廷玉等定稿。先後參加具體編撰工作的人數不少，其中以萬斯同用力最多，但是他沒有擔任明史館的職名。王鴻緒就萬斯同已成的明史稿加以修訂，張廷玉等又在王鴻緒稿本的基礎上改編成為明史。有關明代的各種史料的編排處理，明史用大量篇幅記載了封建國家的各項制度，但很少涉及地主的莊田、佃戶、田租、僱工，以及地主對僱工、庄仆、佃戶的奴役。卷一六五丁瑄傳所載福建佃戶送租上門及額外饋送，卷二九○姬文胤傳所載江西新城地主用大斛征租，這類材料為全書所僅見。食貨志田制下附有「莊田」一節，所記限於皇莊及諸王、勛戚、中官莊田，不只是內容簡略，而且所記皇莊偏於京畿一帶，所記勛戚又偏於戚臣。諸王傳中有一兩個傳里提到莊田、庄租及管庄旗校，也零碎而不具體。《明史1-28(繁體豎排版)(套裝共28冊)》有關經濟方面的記載，總的說來和前代史書一樣，根本不曾觸及階級剝削的本質。明史為了頌揚統治階級的「武功」，就不能不記述農民起義和各地人民的反抗斗爭。如卷三○九及卷二五二、卷二六○關於明末農民大起義的記載，卷一六五、卷一七二和卷一七八關於葉宗留、鄧茂七起義的記載，卷一九五關於江西及其附近地區反抗斗爭的記載，卷二五七和卷二九○關於山東白蓮教起義的記載，以至土司傳各卷中所提到的少數民族的反抗斗爭，雖然編者作了這樣那樣的歪曲，還是保留了一些可供我們分析參考的資料。地理志比較系統地記載了當時的行政區劃。天文志、歷志和河渠志包含了不少科學技術方面的資料，並反映了一些明代新的成就。但天文志和歷志，仍不能完全擺脫封建史書中傳統的神秘色彩。明史新創了閹黨傳和土司傳。土司傳、外國傳、西域傳，有些地方混淆了國內國外的區別，這是很錯誤的。但也保存了一部份有用的資料。

《明史1-28(繁體豎排版)(套裝共28冊)》的點校，由鄭天挺同志及南開大學明清史研究室完成點校初稿，白壽彝、王毓銓、周振甫同志復閱定稿，魏連科同志擔任編輯整理工作。點校中的錯誤和缺點，希望讀者指正。

『伍』 明史魏驥傳文言文及翻譯

原文：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中，以進士副榜授松江訓導。常夜分攜茗粥勞諸生。諸生感奮，多成就者。用師逵薦，遷太常博士。

宣德初，遷吏部考功員外郎，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屢命巡視畿甸遺蝗，問民疾苦。八年改禮部，尋以老請致仕。吏部尚書王直言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簡。乃改南京吏部。復以老辭，不允。十四年進尚書。英宗北狩，驥率諸司條上時務，多施行。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

驥居官務大體。在太常，山川壇獲雙白兔，圻內生瑞麥，皆卻不進。在吏部，有進士未終制，求考功。同官將許之，驥持不可。法司因旱恤刑，有王綱者，惡逆當辟，或憫其少，欲緩之。驥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故也。」獄決而雨。

正統中，王振怙寵，凌公卿，獨嚴重驥，呼「先生」。景泰初，以請老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間曰：「公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驥正色曰：「君為輔臣，當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為一己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

驥端厚祗慎。顧勁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恆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憂國憂民，老而彌篤。蕭山故多水患，驥倡修螺山、畢公諸塘堰，捍江潮，興湖利。鄉人賴之。居恆布衣糲食，不殖生產。事兄教諭騏，雖耄益恭。時戴笠行田間。嘗遇錢塘主簿，隸呵之。答曰「蕭山魏驥也」。主簿倉皇謝慰而去。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蕭山，見致仕尚書臣魏驥里居，教子孫孝弟力田，增堤浚湖，捍禦災患。所行動應禮法，倡理學，勖後進。雖在林野，有補治化，齒德有餘。乞下所司，酌前代故事施行。」帝覽奏嘉嘆。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有司月給米三石。使命未至而驥卒。賜祭葬如禮，謚文靖。其子完以驥遺言詣闕辭葬，乞以其金振飢民。帝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許之。

翻譯：

魏驥，字子房，蕭山人。永樂年間，以進士副榜的身份授職松江訓導。常在深夜攜帶茶粥慰勞諸生。諸生感動而發奮，其中多有功成名就的人。因師逵的推薦，升任太常博士。

宣德初年，升任吏部考功員外郎。正統三年，召入試用行在所吏部左侍郎，多次奉命巡視京城郊區蝗蟲災情，詢問民眾的疾苦。正統八年，改任禮部左侍郎，不久因年老而請求辭官退休。吏部尚書王直說魏驥沒有衰老，若考慮到他年齡大，最好下令除去繁雜的工作而做簡要的事情。

於是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他再次推託年老而辭官，但是朝廷不同意。正統十四年升為尚書。英宗被俘北去，魏驥率領各司眾官吏逐條上陳時弊，大多被施行。景泰元年，年齡七十七，辭官退休。

魏驥做官識大體。任太常官時，山川壇抓獲一對白兔，京畿內長瑞麥，他都拒絕進呈給朝廷。在吏部時，有一進士服喪期未滿，就請求考核功績授官。同僚打算答應他，可是魏驥堅持不同意。

司法官因天旱體恤受刑者，有個叫王綱的犯人，罪大惡極，應判處死罪，有人憐憫他年少，想要給他減刑。魏驥說：「這是婦人之仁，天道不合時節，正是這個原因。」依法斷案後，天就下雨了。

正統年間，王振依仗寵幸，凌辱公卿，唯獨尊重魏驥，稱他為「先生」。景泰初年，魏驥因請求退休養老到達京城。大學士陳循，是魏驥的學生，找機會避開眾人對魏驥說：「您雖位居冢宰，然而不曾在京城中央作官。請您稍稍等待，可叫朝廷為您加官封爵，這事兒包在我陳循等人身上。」

魏驥正色道：「你身為輔佐之臣，應當為天下推舉賢才，不能因為我是你的老師就偏私我。」魏驥後來對人說：「他把朝廷的事作為自己的事，這樣怎麼會有好結果呢？」最終辭官退休歸家。

魏驥端正厚道剛勁正直，善於識別君子小人，常說：「沒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在家閑居也憂國憂民，此情到老而更加純厚。蕭山原來多水災，魏驥倡議修築螺山、畢公等塘堰，攔截江潮，興修水利。

鄉里人依賴它獲利。居家一直布衣粗食，不置產業。事奉作教諭的兄長魏騏，雖年長而更加恭敬。經常戴斗笠行走於田間。曾遇到錢塘的主簿，仆隸呵斥他，問他是誰，他回答說「是蕭山的魏驥」。那主簿倉皇謝罪慰問而離去。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說：「臣最初任職蕭山，看到退休尚書臣魏驥的鄉下住宅，教育子孫尊崇孝悌，致力農耕，增築堤壩，挖掘湖泊，抵禦災害。所做的事符合禮法，提倡理學，勉勵後進。魏驥雖身處山野，但對治理和教化有益處，年齡大，德行高。

請求陛下下令給主管部門，參照前代舊例實施對魏驥的表彰。」皇帝閱覽奏摺而嘉嘆贊賞，派遣使者前往慰問，踢給羊和酒，命令有關部門每月供給米三石。但使者和命令還沒到達魏驥就去世了。按照禮制賜予祭品，謚號文靖。

他的兒子魏完因魏驥的遺言赴朝堂推辭葬禮，乞求用禮金救濟飢民。皇帝嘆息說：「魏驥臨終的遺言還害怕勞民傷財，可謂忠誠的大臣啊！」答應了魏完的請求。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後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檢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歷史。

《明史》中的列傳特點：

基本沿舊史之體例，但亦有其創新之處。《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明史》條提要中稱：「列傳從舊例者十三，創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膻，則惟明人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為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也。

闖、獻二寇，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為炯鑒，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據群雄之比，故別立之。至於土司，古謂羈縻州也。不內不外，釁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御敵國又殊，故自為一類焉。」應該說，創設《閹黨》、《流賊》、《土司》三類傳，確實符合於明史之實際情況，突出記述了明代的主要社會問題，為了解明代宦官、明代農民起義和明代民族關系，提供了比較集中、系統的材料。

這與諸表中創設《七卿表》有異曲同工之處。明代宦官之干政，雖不及漢、唐諸朝有廢立之舉，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顏於閹宦，而成一時之氣焰，則為亘古未有。《閹黨傳》所列四十六人，屬劉瑾黨者七人，余皆魏忠賢之黨。讀《閹黨傳序》可知史館諸人於明亡之鑒深痛而慨然。

然而與《流賊傳》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賊傳序》自唐賽兒起義論起，直至李自成、張獻忠之亡明，文稱：「自唐賽兒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賊諸臣傳中。獨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張獻忠傳》。」其中《李自成傳》長達萬余言，為《明史》諸傳中之最長者。從修史者角度雖主要為後人之鑒，卻因此而保留較為豐富的有關記載，而未採取分散於「剿賊」諸臣傳中。

《明史》列傳之體例採用類傳形式，除以類分傳外，於諸臣傳中亦因類分卷，而未盡以父子及孫等為傳。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興傳》、《韓林兒傳》、《劉福通傳》，雖亦為明建國前群雄之列，而與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關系不同，歸為一卷。

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合為一卷，擴廓、陳友定、把匝剌瓦爾密合為一卷。諸臣中，如徐達、常遇春單為一卷，是功臣亦有別而分立。史臣為建文帝遺臣列傳頗詳，甚至有傳聞之人，能列立傳者盡量立傳，也是史臣寄託遺民之情的一種方式。

《明史》諸列傳中，亦多見以事附傳之體例。如卷一八九《夏良勝傳》，附同下詔獄者萬潮、陳九川、張衍瑞、姜龍、徐鏊、姚繼岩傳，均連署進言諫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馬錄傳》附顏頤壽、聶賢、湯沐、劉琦、盧瓊、沈漢、王科，均嘉靖中「李福達之獄」受牽之人。

如隆慶中御史龐尚鵬疏中稱：「據李同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慘烈。」此附傳後史官評論中所引述，以為同事附傳之由也。此類附傳，於《明史》中不勝枚舉。

清修《明史》的另一特色是，隱瞞明朝與清朝在遼東的戰爭史事。對於明朝文武諸臣，曾為督撫鎮巡等官者，清朝修史時皆削其在遼之事跡。如王翱、李秉、趙輔、彭誼、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傳，但其於建州有撫治或征討之績處，《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間有一二語涉及，則不指明為何部落，以何原因啟釁，其史實真相，無從觀看。

對於一些實在避不開的人物，清朝乾脆讓他們從歷史記錄中人間蒸發了。凡是明朝人中所長而必書之事在於建州者，則《明史》中削其人而不為立傳。如顧養謙、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動不可離遼東及建州之事，《明史》中遂無傳。又如贊理征東軍務登萊巡撫袁可立、東江總兵毛文龍和後金總兵劉愛塔所關明金遼海戰事尤重，《明史》均不為立傳。

《明史》列傳中，《外國傳》及《西域傳》，反映了當時與境外國家及部落地區等的聯系，保存了大量東南亞及中亞等地歷史資料，是研究這些國家歷史及中外關系史的較好參考資料。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編纂得體、材料翔實、敘事穩妥、行文簡潔為史家所稱道，是一部水平較高的史書。這反映出編者對史料的考訂、史料的運用、對史事的貫通、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都達到較高的水平。

(5)閹黨傳pdf擴展閱讀：

《明史》創作背景：

清朝入主中原後，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趙繼鼎奏請纂修《明史》（註：趙繼鼎奏請纂修《明史》的記載，見於《清世祖實錄》卷15，何冠彪《順治朝〈明史〉編纂考》一文首揭此事。

但清廷何時決議纂修，尚無確切史料證實。清代官書中亦不見有關纂修《明史》的詔令，《清世祖實錄》中僅見幾位總裁於順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欽奉聖諭，總裁《明史》」，並提出副總裁及纂修人員名單。這種「欽奉聖諭」，很可能僅是早朝時的口頭指示而已。以往論著稱順治二年五月「詔修《明史》」，表述確實有所不當，准確言之為：順治二年五月，清廷組成《明史》的纂修人員。），得到了清廷認可。

其後，大學士馮銓、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祁充格為總裁，操辦此事。是年五月，由總裁提名副總裁和纂修官，並設收掌官七員，滿字謄錄十員，漢字謄錄三十六員， 揭開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開明史館，因纂修《清世祖實錄》而停止。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為監修，開始纂修明史。於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後定稿，進呈刊刻。《明史》是我國歷史上官修史書中纂修時間最長的一部。如果從清順治二年（1645年）開設明史館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進呈，前後歷時九十四年。假如從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組織班子編寫起至呈稿止，為時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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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庸人治國大太監魏忠賢與明帝國的末路

豆瓣評分：7.4

作者:苗棣
出版社:新世紀出版社
副標題:大太監魏忠賢與明帝國的末路
出版年:2013-7
頁數:264

內容簡介：

三百年歷史的大明王朝在農民軍和清軍的雙重打 擊下瓦解了，回顧歷史。魏忠賢的名字躍然紙上。 苗棣編著的《庸人治國（大太監魏忠賢與明帝國 的末路）》講述了出身卑微的大太監魏忠賢如何一步 步登上高位，閹黨是如何構成的，庸愚的魏忠賢及其 黨羽如何通過專權將大明王朝推下了歷史的懸崖等一 系列問題。《庸人治國（大太監魏忠賢與明帝國的末 路）》內容深入淺出，生動描述出了「忠僕」之忠和 「忠臣」之忠的差異，為讀者深入了解大明王朝歷史 開啟了一扇方便之門。

作者簡介：

苗棣，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長期從事廣播電視藝術及電視文化學方面的教學和研究，並注重中西電視藝術、電視文化比較領域的研究。主要著作《電視文化學》《脫口秀——廣播電視談話節目的威力與影響》《美國電視劇》《中美電視藝術比較》《崇禎傳》等。

『柒』 閹黨的空前絕後

天啟年間, 宦官魏忠賢權傾天下, 形成了有明以來最大的閹黨集團。整個社會處於閹黨的黑暗統治之下，風氣日益敗壞, 東林黨人為了反對宦官專權, 兩個集團進行了殘酷的黨爭。後來雖然明毅宗朱由檢謫殺魏忠賢，欽定逆案，清除閹黨，但是仍然無法根除閹黨流毒。 泰昌元年（公元1621年），明光宗朱常洛駕崩，朱由校即位，是為熹宗，年號天啟。魏忠賢和客氏並受寵愛。沒過一個月，封客氏為奉聖夫人，蔭封她的兒子侯國興、弟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賢的哥哥魏釗為錦衣衛千戶。魏忠賢不久從惜薪司升任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提督寶和三店。魏忠賢不識字，按例不能進司禮監，但因客氏的緣故，他得以破例。 天啟三年（公元1623年）冬天魏忠賢兼掌東廠，權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內援，權勢日益顯赫。
熹宗性機巧，好動斧鋸以及塗漆之類的事情，累年不倦。每次在拉線削墨時，魏忠賢之輩常來奏事。熹宗很厭煩，荒謬地說：「我已知道了，你們好自為之。」魏忠賢因此便任憑自己的意願恣行威福。他一年中多次出行，每次總是坐著文軒，羽簾青蓋，四馬如飛，鐃鼓鳴鏑之聲，隨著轟隆而過的車輪，隱沒在飛揚的黃土之中。錦衣衛官校腰圍玉帶，踏靴著衤誇，提刀相隨，夾馳於左右，廚師、優伶、百戲、奴婢這些隨從的人，又以萬計。百官的奏章，要用快馬才能趕上。所過之處，士大夫遮道拜伏，歡呼九千歲，些人乾脆叫他「九千九百歲」「舉朝阿諛順指者但拜為干父，行五拜三叩頭禮，口呼九千九百歲爺爺。」 而魏忠賢還左顧右盼，不加理睬。客氏居於宮中，脅持皇後，殘虐宮嬪。偶爾出宮回私宅，侍從聲威顯赫，光照道路，看上去就像是皇帝的儀仗隊。魏忠賢原來愚笨無所長，他的黨羽便日夜教他，又有客氏做內主，於是群凶肆虐，荼毒海內。 天啟四年（1624年），給事中傅木魁交結魏忠賢的外甥傅應星為兄弟，上書誣告中書汪文言，並且連及左光斗、魏大中。汪文言被投進鎮撫司監獄，並將被大行羅織罪名。執掌鎮撫司的劉喬接受葉向高的教導，不給汪文言定罪。魏忠賢大怒，將劉喬撤職除名，用私人許顯純來代替他。這時御史李應升就內操的事進諫，給事中霍守典因魏忠賢乞求祠堂匾額而進諫，御史劉廷佐以魏忠賢濫加蔭封進諫，給事中沈惟炳以設枷鎖進諫，魏忠賢都假傳聖旨給予斥責。於是副都御史楊漣非常憤怒，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奏疏上呈後，魏忠賢害怕了，向韓火廣請求調解。韓火廣不答應，他便跑到熹宗面前哭訴，並辭掉東廠職務。而客氏從旁為他解釋，王體乾等人也一起護著他。熹宗懵然不辨真相，便溫語安慰他，而在第二天打回楊漣的奏疏，痛加斥責。楊漣既被斥責，魏大中以及給事中陳良訓、許譽卿，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紛紛上奏魏忠賢的不法之事。葉向高和禮部尚書翁正春請將魏忠賢遣回私宅，以平息公眾的指責。熹宗不許。
那時，魏忠賢很氣憤，想將異己者全部殺掉。顧秉謙便偷偷地把魏忠賢所忌恨的人記錄下來，交給他，讓他逐個將他們貶斥。王體乾又倡議用廷杖，威脅廷臣。不久，工部郎中萬火景上書指責魏忠賢，立即被杖死。魏忠賢又借御史林汝翥的事侮辱葉向高，葉向高因此辭職而去，而林汝翥也被杖打，廷臣都很恐懼。一時間被罷斥的有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侍郎陳於廷以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前後數十人。其後又驅逐韓火廣和兵部侍郎李邦華。正直之士離開朝廷，就如搖動枯樹紛紛落下的葉子一樣。魏忠賢於是假傳聖旨用舊例轉科道官員。以朱童蒙、郭允厚為太僕少卿，呂鵬雲、孫傑為大理寺丞，恢復霍維華、郭興治為給事中，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為御史，而起用徐兆魁、王紹徽、喬應甲、徐紹吉、阮大鋮、陳爾翌、張養素、李應薦、李嵩、楊春懋等人作為他的爪牙。不久，又起用擬被遣戍的崔呈秀為御史。崔呈秀於是編造《天鑒錄》、《同志錄》等，王紹徽也編造《點將錄》，都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劉一火景等為魁首，並將不依附於魏忠賢的人全部網羅進去，將他們指為東林黨人，獻給魏忠賢，魏忠賢很高興，於是這幫小人更加向魏忠賢獻媚，連手攻擊東林黨。 當初，朝臣爭論三案以及辛亥、癸亥這兩年的京察和熊廷弼一案，魏忠賢本沒有參預。其黨徒想憑借魏忠賢的權力排擠那些正直之士，便相繼歸附魏忠賢，自稱義子，並且說：「東林黨將要害您老人家。」因此，魏忠賢也想自圖快意。御史張訥、倪文煥，給事中李魯生，工部主事曹欽程等，競相打擊報復好人，而御史梁夢環又重興汪文言一案，將他下到鎮撫司拷打至死。許顯純編錄囚犯供辭的文書，詞語連及趙南星、楊漣等二十餘人，使他們或被撤職或被遣戍。又逮捕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等六人，將他們牽連進熊廷弼案中，投進監獄，拷打至死。又殺熊廷弼，將他的親家御史吳裕中杖打至死，又將尚書李宗延、張問達，侍郎公鼐等五十餘人撤職逐出，朝中機構為之一空。而特召亓詩教、劉述祖等人為御史。凡是與魏忠賢有私人關系都得越級升遷，於是魏忠賢的黨羽遍布朝野。
當時，內外大權全歸於魏忠賢，閹官除王體乾等人外，還有李朝慶、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餘人，做左右擁護。外廷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稱為「五虎」；武臣則有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稱為「五彪」。還有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寺少卿曹欽程等人，稱為「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等名號。而做崔呈秀這幫人門下的，又不可勝數。從內閣、六部到四方總督、巡撫，都遍布他的死黨。他內心忌恨張皇後，這年秋，便誣告張皇後的父親張國紀縱奴犯法，然後假傳中宮旨意，企圖撼動張皇後，熹宗為他按奴法治罪，並責備張國紀。魏忠賢不滿意，又派順天府丞劉志選、御史梁夢環輪番揭發張國紀的罪狀，並說皇後不是張國紀的女兒。正好王體乾危言勸阻，魏忠賢這才罷了。
天啟六年（1626年）冬，三殿建成。李永貞、周應秋上奏魏忠賢的功績，熹宗遂進封魏忠賢為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那時已晉封肅寧侯，這時又晉封肅寧公，食祿按魏國公例發給，再加恩庇蔭錦衣衛指揮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書薛鳳翔上奏給魏忠賢賜府第。不久太監陶文上奏喜峰隘口築成，督師王之臣上奏築山海關城，刑部尚書薛貞上奏大盜王之錦獄案，南京修建孝陵竣工，甘鎮奏捷，蕃育署丞張永祚擒獲盜賊，他們都說是出於魏忠賢的籌劃和計策。魏忠賢又自己上奏三年緝捕的功勞，熹宗下詔褒獎。半年之中，魏忠賢所庇蔭的有錦衣衛指揮使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又授給他的侄兒希孟世襲錦衣衛同知，外甥傅之琮、馮繼先為都督僉事，而升崔呈秀的弟弟崔凝秀為薊鎮副總兵。名器被僭越濫用，至此達到了極點。他的同黨全部坐鎮薊、遼，以及山西宣府、大同各險要之地。總兵樑柱朝、楊國棟等人每年都向他奉獻名馬以及珍玩之物，從不間斷。 那時候，東廠的緝捕人員四齣橫行，凡他們緝訪過的地方，不管情況是虛是實，都被整得稀爛。外戚李承恩，是寧安大長公主的兒子，家中藏有公主賜給的器物，魏忠賢誣告他盜竊乘輿服飾等禁物，將他判了死罪。中書吳懷賢讀楊漣的奏疏時，擊掌贊嘆，家奴將他告發，結果懷賢被殺死，家也被抄了。武弁蔣應陽為熊廷弼訟冤，立即被誅殺。民間偶有言語觸犯了魏忠賢，便被捉拿殺戮，甚至被剝皮、割舌，被殺者不可勝數，人們路上相遇，只能以目傳意，不敢言語。這年，記門功，魏忠賢得加恩三等，庇蔭都督同知。又蔭封他的族叔魏志德為都督僉事。升傅應星為左都督，並表彰他的母親，而以魏良卿為僉書錦衣衛，掌南鎮撫司事務。
天啟六年（1626年）二月，皇帝儀仗隊組成，魏忠賢得以蔭都督僉事，他又派黨羽李永貞假冒浙江大盜李實上奏，逮捕懲治前應天巡撫周起元以及已辭官歸鄉的江浙籍人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黃遵素、李應升等。高攀龍投水而死，周順昌等人死於獄中。蘇州百姓見周順昌被捕，很不平，便打死了兩名校尉，巡撫毛一鷺便逮捕顏佩韋等五人，將他們誅死。刑部尚書徐兆魁治理獄案，凡是魏忠賢所恨的人，便判以重刑。魏忠賢又聽從霍維華的意見，命顧秉謙等人編修《三朝要典》，竭力毀謗東林黨人。御史徐復陽請拆毀講學書院，以絕黨根。御史盧承欽又請立東林黨碑。海內人士都屏息喪氣。霍維華於是教魏忠賢在邊防冒進邀功。 天啟七年（1627年）春，又派崔文升總督漕運，李明道總督河道，胡良輔鎮守天津。崔文升原來曾侍奉光宗服葯，受到東林黨的攻擊。海內爭相望風獻媚，督撫大臣如閻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相為魏忠賢頌德立祠，紛紛攘攘，唯恐不及。下及武夫、商賈小人、無賴之徒也都為他建祠。這些祠堂都建得極為工巧，他們侵佔百姓田宅，砍伐墳地樹木，誰也不敢控訴他們。而監生陸萬齡甚至請求以魏忠賢配祭孔子，以魏忠賢的父親配祭啟聖公。
當初，潘汝禎首先上書，御史劉之待會藁遲了一天，即被撤職除名。而薊州道胡士容因不備具建祠書文，遵化道耿如杞因入祠不拜，都被投入獄中，判了死罪。因此天下的風氣，章奏無論巨細，都稱頌魏忠賢。宗室如楚王朱華、中書朱慎鑒，功勛外戚如豐城侯李永祚，廷臣如尚書邵輔忠、李養德、曹思誠，總督張我續以及孫國楨、張翌明，郭允厚、楊維和、李時馨、汪若極、何廷樞、陳維新、陳爾翼、郭如暗、郭希禹、徐溶等人，都是佞詞連篇，不顧羞恥。魏忠賢也時常給他們加以恩澤作為報答。所有的奏疏，都稱魏忠賢為「廠臣」而不稱其名。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在起草聖旨時，也必說「朕與廠臣」，沒有人敢直寫魏忠賢的名字。山東產麒麟，巡撫李精白畫下圖像上報朝廷。黃立極等起草聖旨說：「廠臣修德，故仁獸到。」妄言欺騙竟至於此。熹宗前後賜給他嘉獎令無數，所發給的誥命都仿九錫文。 天啟七年（1627）秋八月，熹宗朱由校駕崩，信王朱由檢即位，是為毅宗崇禎皇帝。毅宗素來熟知魏忠賢的罪惡，自己深加戒備，魏忠賢的黨羽開始恐懼了。楊所修、楊維垣先攻擊崔呈秀以試探毅宗心意，主事陸澄原、錢元愨，員外郎史躬盛於是紛紛論奏魏忠賢。但毅宗還隱而不發。
於是嘉興貢生錢嘉征彈劾魏忠賢十大罪：一與皇帝並列，二蔑視皇後，三搬弄兵權，四無二祖列宗，五克削藩王封爵，六目無聖人，七濫加爵賞，八掩蓋邊功，九剝削百姓，十交通關節。奏疏呈上後，毅宗召見魏忠賢，讓內官讀給他聽。魏忠賢非常恐懼，急忙用重寶賄賂信邸的太監徐應元，求他解救。徐應元是魏忠賢從前的賭友。毅宗知道這事，便斥責徐應元。十一月，便將魏忠賢發往鳳陽安置，魏忠賢在鳳陽途中，仍豢養一批亡命之徒，毅宗聞悉後大怒，命錦衣衛前去逮捕，押回北京審判。 李永貞得知消息，連忙派人密報魏忠賢。魏忠賢自知難逃一死，行到阜城時，聽到後一項命令，便與同夥李朝欽在阜城南關尤氏旅店痛飲至四更，最後一起上吊自殺。毅宗詔令將魏忠賢肢解，懸頭於河間府。將客氏鞭死於浣衣局。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都被處死，並暴屍街頭，還抄了他們的家。
逆黨案牽涉的范圍非常廣泛，崇禎皇帝認為應該列為逆黨的，幾乎沒有遺漏一個。崇禎二年三月，皇帝向天下頒布詔書，公布魏忠賢逆案的處理結果：閹黨為首的魏忠賢與客氏被判凌遲，同謀崔呈秀、魏良卿等六人被判處斬立決，勾結內侍的陸萬齡、田爾耕等十九人被判秋後處斬，魏廣微、周應秋等十一人被判處充軍戍邊，其餘二百餘人分別被判流放、徒刑、革職等處罰。

『捌』 明代沒有史官怎麼明史出自清代,這樣的史書真實性如何

是這樣。明代不是沒有史官，而是每個朝代的歷史匯編總編往往是新朝代來編輯舊朝的歷史。比如：《元史》就是由明朝人宋濂（1310～1381年）、王禕（1321～1373年）主編。
《明實錄》是明代歷朝官修的編年體史書，記錄了從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約兩百五十年的大量資料，具有重要史學價值，是研究明朝歷史的基礎史籍之一。
全書共十三部，1600多萬字，是有明一代史料的集大成者。纂修此書，系以朝廷諸司部院所呈繳的章奏、批件等為本，又以遣往各省的官員收輯的先朝事跡做補充，逐年記錄各個皇帝的詔敕、律令，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大事而成。其中建文朝實錄附於《太祖實錄》中，景泰朝實錄附於《英宗實錄》中，毅宗崇禎朝、安宗弘光朝、紹宗隆武朝、昭宗永曆朝因戰亂無實錄。

《明史》的正式開館修纂始於清順治二年五月初二（1645 年5 月26 日）。據清朝順治實錄記載，當日以修《明史》總裁官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祁充格等奏請，正式設置副總裁官，以學士、侍讀學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並且選定纂修、收掌、謄錄官。通過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漢族官員有一種情感上的寄託。
第二階段
康熙年間修《明史》者，可謂人才濟濟。有當時的著名文學家朱彝尊、尤侗和毛奇齡等人。但出力最多的是清初著名史家萬斯同。這里，應當提一提我國史學史的一段公案。原來，明清之際，有一些明朝遺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視明史的研究。傑出思想家黃宗羲曾編《明文海》四百多卷，並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顧炎武也輯存有關明朝史料一兩千卷。清朝統治者入關後，為籠絡明朝遺臣、社會名流，曾有意開博學鴻詞科。雖然有睢州人湯斌等漢人積極參與，但黃、顧等人仍然秉持文人的骨氣堅持不肯與清廷合作，但為著保存明朝真實史跡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參與明史的編纂。黃宗羲的得意弟子萬斯同，便是當時被委派參加明史的編撰人之一。黃宗羲的兒子、顧炎武的外甥，也都參與其事。這樣，就相應地保證了明史的質量。萬斯同是一位出色的史學家。清初著名學者錢大昕曾評論他：「專意古學，博通諸史」，熟於明朝掌故，對自洪武至天啟的「實錄」，皆「能暗誦」，了如指掌。他先後編寫和審定兩種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說，《明史》的初稿，在萬斯同時代已基本上完成了。萬斯同死後，先後三次任明史總編的王鴻緒，把萬氏的明史稿進行了改編，於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兩次向皇帝進呈。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王氏此舉曾引起當時和後來文壇的非議和責難，史學家們一致認為王鴻緒實際上是掠奪了數十年來以萬斯同等人為主力的幾十個學者的勞動成果，屬於剽竊行為。

第三階段

到雍正元年（1723年）正因為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學鴻儒科及其修纂《明史》只是康熙皇帝的一種政治手段，所以其結果也必然會時重時輕，遷延時日，前後用了將近五十年時間，直到康熙皇帝病逝，雍正元年（1723年）仍然未能完成這部官修的前朝史。但是，這時的情況與順治二年（1645年）下詔初修時已經大不相同。除了政局穩定，經濟也逐漸恢復，到康熙後期更出現了繁榮盛世，這些都為《明史》的修纂工作提供了良好條件，無論從人力物力還是資料的徵集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這近五十年時間，雖然未能完成《明史》的修纂，但卻是《明史》成書的關鍵階段。我們今天所見《明史》之雛形便是在此時形成的。到雍正元年（1723年）為止，先後完成了四部《明史》的稿本。一種是萬斯同審定的三百十三卷本，另一種是他審定的四百十六卷本，這兩種稿本都被稱作萬氏《明史稿》。此外還有王鴻緒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進呈的《明史（列傳部分）》二百零五卷本，這實際上是在萬氏《明史稿》基礎上刪削而成的。到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王鴻緒又一次進呈《明史稿》，包括紀、志、表、傳，共計三百十卷，這便是王氏《明史稿》，即後來刊刻的所謂《橫雲山人明史稿》。至乾隆四年（1739年），清政府又第三次組織人手修改明史稿，這才形成定稿的《明史》。因為這次修書總裁為張廷玉，因此現在通行的《明史》題為張廷玉等撰,張廷玉是唯一在在清朝中配享太廟的漢人。
經過三次改稿，費時幾十年。《明史》的確有不少長處。首先，它體例嚴謹，敘事清晰，文字簡明，編排得當。史評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曾將遼宋、金、元諸
紀曉嵐
紀曉嵐
史和《明史》作了比較，認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較為豐富。當時可資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實錄」而外，尚有邸報、方誌、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時《上總裁第二書》中說，僅各地的方誌藏於國家圖書館者，即達三千餘冊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貞著述的《錦衣志》、《中官考》等，都對明朝特務統治和宦官之弊有系統地作了介紹。這些，都使明史的修撰者們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第三，《明史》有些地方持論公允，也能秉直書寫。如熊廷弼的功罪問題的記載，都很有參考價值。第四，《明史》在體例上有新的創造，在列傳中專列了「閹黨」、「流賊」和「土司」三目。宦官專政為明朝一代歷史的重大問題，《閹黨傳》記載了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宦官黨羽禍國殃民的罪行。《明史》的作者們對李自成、張獻忠等義軍頭領立傳時稱為「流賊」，完全是當時社會執政者的視角記載，也為統治者總結了經驗：「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為炯鑒。」但客觀上為後人保存了明末農民戰爭的某些可靠史料。《土司傳》專寫西南少數民族的情況，分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個土司傳。這些傳，保存了大量這一帶少數民族的重要資料。今日國內少數民族的歷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此外，《明史》其它部分篇章，也為後人保存了不少可貴的史料，如《刑法志》中對明代特務機構廠衛的敘述等，都有助於後人對這段歷史的考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