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pdf

A. 道格拉斯·諾斯的學術貢獻

諾斯的主要貢獻在於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即用古典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新的對象。也就是說，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來研究經濟史問題。在其早期對遠洋運輸和美國國際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與福格爾所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並駕齊驅，將新古典生產理論與經濟史中所發現的數據結合起來。這種新的方法推動經濟史的研究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諾斯並不滿足於此，他又利用產權理論來解釋美國歷史中制度變革對經濟績效的影響。諾斯的早期著作，諸如《美國從1790年至1860年的經濟增長》、《美國過去的增長與福利：新經濟史》等等，對此做了充分的反映。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諾斯又運用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產權理論，分析西方世界最近兩個世紀中工業化的更為一般的理論。其目的是探討西方世界經濟增長的原因、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內在聯系、產權制度與經濟發展的互動趨勢、經濟發展對制度的內在要求。諾斯這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興起》、《制度變革與美國經濟績效》等等。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以後，諾斯開始總結他30多年研究經濟史的經驗，從中提煉出一些對經濟學尤其是對新制度經濟學有重要貢獻的理論。在這一方面他的著作主要有《制度、制度績效與經濟增長》。 概括起來說，諾斯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來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第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諾斯重新論證了包括產權制度在內的制度的作用；第三，作為經濟學家的諾斯將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沒有涉及的內容——制度，作為內生變數運用到經濟研究中去，特別是將產權制度、意識形態、國家、倫理道德等作為經濟演進和經濟發展的變數，極大地發展了制度變遷理論。
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是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大基石。諾斯通過對西方市場經濟演變史的審視與分析，升華出制度變遷理論的思想，並以三大理論基石來構建他的分析框架。如他所述，「我研究的重點放在制度理論上，這一理論的基石是：描述一個體制中激勵個人和集團的產權理論；界定實施產權的國家理論；影響人們對『客觀』存在的變化不同反應的意識形態理論，這種理論解釋為何人們對現實有不同的理解。」值得提出的是，諾斯在闡明上述分析框架的過程中，始終以成本—收益為分析工具，論證產權結構選擇的合理性、國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而這種分析使得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具有巨大的說服力。 國家理論是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第二大理論支柱。諾斯對國家的看法集中體現在這一悖論中：「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對這一悖論的論證，諾斯是從國家與產權的關繫上展開的。如果國家能夠界定一套產權，提供一個經濟地使用資源的框架，它就能促進全社會福利增加，推動經濟增長，這就是國家契約論；如果國家界定一套產權，僅使權力集團的收益最大化，就不能實現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會造成人為的經濟衰退，這就是國家掠奪論。那麼，對國家存在的解釋到底是契約論還是掠奪論呢？諾斯認為「盡管契約論解釋了最初簽訂契約的得利，但未說明不同利益成員的利益最大化行為，而掠奪論忽略了契約最初簽訂的得利而著眼於掌握國家控制權的人從其選民中榨取租金」，所以他把不全面的兩種理論統一起來，用「暴力潛能」論解釋國家的存在。 為什麼國家對經濟發展起著雙重作用呢？諾斯認為國家作為「經濟人」提供服務有兩個基本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制結構），這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事實上，這兩個目的是不一致的。第一個目的實質上指國家企圖確立一套基本規則，以保證統治者收入最大化，但國家為使自己的「壟斷租金」最大化，並不關心交易費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創新，從而會阻礙經濟的增長。第二個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會產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產權以推動經濟增長。基於上述兩個目的的不一致性，諾斯進一步認為國家在競爭約束與交易約束下會界定一套有利於統治集團而無效率的產權結構。
另外，諾斯認為國家是一種不可控的、神秘的、超經濟的力量，因而他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並沒有解釋國家存在的原因，而強調了國家的暴力。他以為「理解國家的關鍵在於為實行對資源的控制而盡可能地利用暴力」。 《1790—1860年的美國經濟增長》
《美國過去的增長與福利：新經濟史》
《制度變化與美國的經濟增長》（與戴維斯合著）
《西方世界的興起：新經濟史》（與托馬斯合著）
《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 《經濟史》
《1600—1850年海洋運輸生產率的變化的原由》
《西方世界成長的經濟理論》
《第一次經濟革命》
《結構與績效：經濟史的任務》。

B. 舉例分析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謝謝！

關於中國的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柴華(2004)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中加入制度因素，將其作為勞動與資本作用於經濟時的彈性因素，得到修改後的索洛均衡結論，認為均衡的經濟增長率與勞動力有關，但用制度作為勞動的彈性因素來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是不全面的。楊友才(2008，2009，2010)從一般均衡的角度出發，將制度因素引入內生經濟增長模型，說明了制度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並沒有進行實證研究。徐向東(2006)將制度因素引入到RBC模型中，以此建立了北美實證研究的模擬框架，但並沒有解決制度如何量化的問題，其模擬的結果也並未得出現實意義上的結論。王林輝和董直慶(2008)分析了經濟增長的制度決定機制，得出初始資源稟賦和控制權結構將會影響宏觀經濟制度形成，從而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結論，其實證檢驗也只簡單說明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而沒有描述制度沖擊經濟的狀態特徵。杜婷和龐東(2006)對制度進行了量化，使用市場化程度、非國有化、開放程度對GDP增長率建立模型，分析了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率的沖擊，但是其量化制度的模型過於簡單。胡曉珍和張衛東(2010)則從實證角度將制度因子引入資本和勞動的產出份額，使用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了制度中各因子對增長的貢獻，發現制度的變化在某個階段內是漸進式邊際修改的。龐東和楊燦(2006)使用鄒檢驗也驗證了這一點，並認為制度的階段性調整會對經濟周期造成較大的影響。
盡管如此，將制度引入經濟增長模型的方式只是簡單假設為一個投入因素，直接加入在物質生產函數中，而沒有考慮到制度變遷的特性，也缺乏對於制度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本文試圖將制度變遷的過程引入生產函數，將制度分為具體的幾個層次，使用熵值法將各個層次因子權重計算出來，最終計算出1985-2011年之間相對的制度水平，之後使用向量自回歸方法檢驗中國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

C.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的目錄

出版前言
代譯序一再評諾思
的制度變遷理論
前言
第1篇 制度
1 制度與制度變遷緒論
2 合作：理論問題
3 制度理論中的行為假定
4 關於交換的交易費用理論
5 非正式約束
6 正式約束
7 實施
8 制度與交易費用和轉形成本
第2篇 制度變遷
9 組織、學習與制度變遷
10 穩定性與制度變遷
11 制度變遷的路徑
第3篇 經濟績效
12 制度、經濟理論與經濟績效
13 經濟史上的穩定與變遷
14 制度分析與經濟史的結合：前景與疑難
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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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

作者：道格納斯.C.諾思

譯者：厲以平

豆瓣評分：8.6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年份：1992-10

頁數：250

內容簡介：

道格拉斯·C. 諾思（1920—2015），美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新經濟史學派的開拓者。由於他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於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本書集中表述了這樣一個中心思想：人類只能通過交換（即交易）這一基本活動獲得經濟效益和安全保障，而產權是交易的基本先決條件，國家則規定著產權的結構並最終對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諾思從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革來解釋長期經濟增長和人類社會的演進，是極具啟發意義的。

作者簡介：

道格拉斯·塞西爾·諾斯（Douglass Cecil North，1920年11月5日－2015年11月23日），1993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諾斯的主要貢獻在於創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是美國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

E.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怎麼樣

諾思的這本書十分清晰的建立了他的制度變遷分析框架，對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模型進行了有力的修正，將個人效用函數差異，信息不確定性等因素引入了古典經濟學工具理性的......

F. 意識形態作為非正式規則，它對制度變遷以及經濟績效的作用如何

從《制度、意識形態和經濟績效》看諾思的非正式制度思想
作者：蔣萬勝

原文發表於《西安郵電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第60－61，111頁

雖然介紹諾思的著作不少，這些著作都對諾思的非正式制度思想做了介紹，但要深刻研究諾思的非正式制度思想特別是有關意識形態思想，我們不得不研究諾思的《制度、意識形態和經濟績效》（[美]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意識形態和經濟績效》，[美]詹姆斯·A.道，史迪夫·H.漢科，[英]阿蘭·A.瓦爾特斯：《發展經濟學的革命》，黃祖輝，蔣文華，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讀這篇篇幅不算太長的文章，我們首先會為他對問題論述的清晰性折服。在這篇短文中，他分「制度和交易成本」、「適應性效率」、「現代技術和組織」、「適應性效率和現代技術」、「意識形態、選擇和適應性效率」五個部分論述了自己的觀點，這幾個部分之間具有很強的邏輯遞進關系。他用這種方式研究了制度、意識形態與經濟績效三者之間的關系。在論文一開始，他就開宗名義的提出：「本文的主要觀點是制度和意識形態共同決定經濟績效。」（P109）從這句話看來，他認為制度和意識形態不是一回事，否則就不能說制度與意識形態「共同決定經濟績效」。可見，在這里意識形態不是制度的構成部分，只有這樣才可以在這里並列。那麼他的制度內涵是什麼呢？ 「制度由正規規則、非正規規則制約和實施這些制約的特性所組成。正規規則可以在一夜之間被政治組織所改變，而非正規制約的變化就很慢。兩者最終受人們對周圍世界的主觀認識所左右。這些認識不斷地決定著人們在正規規則和非正規制約中所進行的明確選擇。」（P109）在這一段話里他論述了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各自的特性和關系，指出世界觀（「人們對周圍世界的主觀認識」）在背後「左右」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的變化，決定著人們對規則選擇的取向。那麼這種世界觀具體內涵是什麼呢？他所指的世界觀應該就是意識形態。制度由正規規則、非正規規則制約和實施這些制約的特性所組成。那麼意識形態的位置在哪裡？意識形態就是那種「人們對周圍世界的主觀認識」？我們在這里還不敢下結論。從下文他關於影響制度變遷交易費用四個變數之一是意識形態我們也不能得出這個結論，因為影響制度變遷交易費用的因素，並不必然和制度有直接的聯系。

他認為：「制度（與所用的技術一起）通過決定交易和生產成本來影響經濟績效。」（P109）這里他指出了制度和經濟績效之間作用機制——以交易成本、生產成本為中介，而且這種作用還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技術。

他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中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制度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作用而認為設定的一些制約。制度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結構。制度決定了社會演進的方式，因此，是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P110）從諾思對制度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制度設計論者，或者是理性建構論者。他認為在影響制度變遷的交易費用主要有四個變數決定：「第一是在交換中衡量物品和服務的價值屬性或代理人績效的費用。」（P110）「第二變數是市場規模，市場大小決定了個人的或非個人的交換是否可以發生。」（P111）「第三個變數是實施。」他指出，「如果我們保留財富最大化的新古典假定，那麼這三個變數將單獨決定交易成本。」（P111）然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人們並不是僅僅追求財富最大化，人們還追求社會聲譽、生活穩定等目標。所以，第四變數——意識形態就會很有必要被引入進來。因為「意識形態不僅在政治選擇中發揮作用，而且也是影響經濟績效的個人選擇的關鍵。個人如何看待游戲規則的公平與公正，明顯會影響績效。」（P112）他認為「有效率的市場是一種能進行低成本衡量和實施合約的制度結果。這需要由鼓勵適應性效率的規則、補充的非正規制約和有效的實施來實現。」（P112）他用慣例、習俗、傳統和文化來代表非正式規則或制約，「這種非正規制約使得人們在每天進行交換時不用隨時隨地精心思慮交換條款」（P123）。當然，在現實生活中人們通過現實生活地體驗也逐漸地形成了對事物的直覺判斷和洞察力能力。這一點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諾思在講交易費用的決定變數時，認為「意識形態和洞察力（作為第四個變數）將起作用」，但在接下來的分析中他只分析了「意識形態」，而沒有分析「洞察力」，為什麼？這是譯者的筆誤嗎？

「適應性效率規則能夠為獲取知識和學習提供激勵，能夠誘導創新，鼓勵冒險和創造性的活動。」（P112）「合約如何有效地被實施是經濟績效最重要的一個維度。」（P113）

在「現代技術和組織」和「適應性效率和現代技術」兩個部分中分析他在本文開宗明義所說的「制度（與所利用的技術一起）通過決定交易和生產成本來影響經濟績效」裡面的「技術」因素。當然這里的技術是指「現代技術」指19世紀以來的技術，而「19世紀的技術革命」引致的「第二次經濟革命」（諾思認為「第一次並不十分清晰的經濟革命是農業的發展，被認為開始於公元前80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第121頁注釋）。）用於描述經濟系統三方面的顯著變化：「（1）社會生產潛力的變化，這是（2）知識儲備的本質變化的結果，同時還包括（3）實現生產潛力的組織方面的本質變化。」（P114－115）它主要從社會生產潛力、知識儲備的本質、實現生產潛力的組織三個方面來描述經濟革命的。新技術的一個特性是它「使得生產過程和大量的固定資本投資之間密不可分。總的含義是，能充分利用這種技術的經濟，表現為收益遞增和高經濟增長率」（P115），新技術的另一特性——「要求大量的固定資本投資率，其使用期限長但轉移價值低」（P116），最終導致了許多組織上的困境。這些困境表現在：「第一，需要更多的資源用來衡量產出的質量、分類、分級、貼標簽、注冊商標、擔保和發放許可證。」（P116）「第二，團隊生產具有規模經濟性，但卻以工人的相互扯皮和規避責任為代價。」（P116）「第三，無論是企業內（如勞動者與僱主間）還是企業間的契約行為，來自機會主義行為中的潛在收益將導致策略性行為。」（P117）「第四，大規模的等級制的發展帶來了類似於官僚主義的問題。」（P117）「最後是外部效應。」（P117）

「建立有效的要素和產品市場是一個我們知之甚少的復雜過程。但有一件事我們知道，那就是正式規則必須由非正規制約和有效率的實施加以補充，才能產生出這種市場。一個社會採用什麼正式規則，補充什麼非正規制約以及實施的有效性，這三個方面的內容構成了我們解釋周圍世界的基本框架。」(P118)

「我們用來解釋環境的主觀模型，部分是科學知識傳播和增長的結果，部分是每個社會的文化遺產被社會化傳播的結果。從一定程度上講，前種類型的知識決定人們的選擇，而工具理性方法在分析經濟績效時是正確的。但從人類社會化的起始看，人們已經用神話、禁忌、宗教和教義來理解他們的環境，這不同於科學的解釋，但一直在這么做。文化不僅是不同種知識的混合，還包含對行為標準的價值判定，行為標准（社會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被用來解決交換問題。在所有的社會里，都有一種非正式框架構建人類的相互作用。這種框架是基本的『資本存貨』，被定義為一個社會的文化。文化提供了一個基於語言的概念框架，破譯、理解和表達來自於大腦感官的信息。因此，文化不僅扮演塑造正式規則的作用，而且也對作為制度框架構成部分的非正式制約起支配作用。」（P120－121）在這里我們看到諾思力圖吸收「社會資本」的內涵，將文化看作「資本存貨」，文化對正式規則和非正規制約來說都是基礎性的。

「人們用來作出選擇的不斷變化的主觀模型是由三個相互作用的因素所決定的，即不同 文化背景下產生的觀念、當前制度框架所施加的非正規制約以及所看到的與所預測的結果之間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這三者間的相互作用。」（P120）

「新的穩定均衡是能夠帶來新的非正規制約（習俗、行為標准和自我實施行為）的均衡，這種非正規制約能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相互作用過程中所出現的新問題，對於新設計的正式規則是一種補充。」（P121）

他在本文中兩次提到了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一次是在論述適應性效率時，他寫道：「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裡，無人知道如何正確解決所碰到的問題。因此，規則應鼓勵試驗和消除錯誤。」（P113）進而他認為，應該鼓勵人們「分散決策」，善於「從錯誤中學習」，「規則必須包括破產法，激勵人們分散決策，建立有效的競爭市場，以及能低成本地衡量產權。」（P112）第二次是在論述意識形態的結構時，他指出：「過去一個世紀的知識積淀，包括從馬克思到凱恩斯、到哈耶克等經濟學家們的不同看法，構成了意識形態的結構，並因此影響行為者的選擇。」（P120）那麼在諾思眼中，哈耶克的經濟理論到底構成了什麼樣的意識形態結構？對此，還必須從他在其他地方的對哈耶克評述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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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制度變遷與經濟利益

H. 制度變遷理論的理論基石

諾斯早期研究也沒有超出上面提到的思路范圍。將制度作為外生變數，經濟增長是資本、勞動和技術參數的函數。熱衷於用統計方法分析歷史上一些國家、地區和行業的經濟增長過程，試圖對此進行數理化處理。 諾斯發現：1600-1850年間，世界海洋運輸沒有發生技術進步，但此期間的效率卻大大提高了。如何解釋此現象。（中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諾斯發現：技術沒變，但船運制度和組織方式發生了變化，導致運輸成本降低，提高了海洋運輸生產率。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不完善需要「修補」。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里，認為制度因素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種能夠對個人提供有效激勵的制度是保證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其中產權最重要。「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
英國的有效的產權結構、專利法的頒布。同時期的法國和西班牙由於沒有建立類似的能有效保護私人財產和限制皇權的制度結構，無法對個人創新提供適當的激勵而落後。作者認為當代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相對落後都是經濟組織無效率的結果。其他一些經濟學家（瓊斯）也認為，制度不足使技術進步的積累和潛在的巨大市場不起作用，也是亞洲沒有出現工業革命的重要原因。總之，對經濟增長的研究離不開對制度創新和變遷的研究。在分工不斷深化的經濟生活中，交易鏈條不斷加長，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日益嚴重，交易成本不斷上升。而制度創新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實現了日益復雜的交易活動。在日益復雜的交易活動中，人們的經濟交往極大地依賴大家可信賴的、相當規律的行為模式。協調這些活動需要制度。
《西方世界的興起》重點在於闡述不同制度變革怎樣導致不同的經濟績效，沒有完成對制度變遷理論的完整構建。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諾思提出了制度變遷的三塊基石：
1、描述一個體制中激勵個人和集團的產權理論；
2、界定實施產權的國家理論；
3、影響人們對「客觀」存在變化的不同反應的意識形態理論。

I. 什麼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將給出一種制度與制度變遷理論的綱要。在過去20年中，我一直專注於研究制度問題；盡管如此，在一些先前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在探討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本質以及它們是如何變遷方面，要比我冼前的研究更加深入。《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大部分分析的重點在於明確釐定製度的含義，弄清制度與組織的區別是什麼，並釐清制度是如何影響交易費用和生產成本的。歷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僅在於我們可以從歷史中獲取知識，還在於種種社會制度的連續性把現在、未來與過去連結在了一起。現在和未來的選擇是由過去所型塑的，並且只有在制度演化的歷史話語中，才能理解過去。將制度整合到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的分析中去，是改進二者最重要的步驟之一。

J. 轉軌經濟學的基本問題

制度的一般含義及其類別
美國新制度學派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在其所著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中明確指出：「制度是一個社會中的一些游戲規則；或者，更正式地說，制度是人類設計出來調節人類相互關系的一些約束條件。」諾斯的說法只是其中一種，其他的定義還有如：制度是「集體行動對個體行動的控制」；還有人把制度定義為通過傳統、習慣或法律約束的作用力來創造出持久的、規范化行為的社會組織，等等。
這些定義，都是不同作者在研究不同的問題或問題的不同側面時對制度的理解，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的內涵。
我所理解的制度，就是由當時在社會上通行或被社會所採納的習慣、道德、戒律、法律（包括憲法和各種具體法規）、規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條例）等構成的一組約束個人的社會行為，從而調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規則。具體說來，主要有這么幾個特徵：第一，制度總是社會性的，約束個人的行為說到底是為了調節人際關系，因而制度總是某種社會的行為規則。在魯賓遜的孤島上，在「星期五」出現之前，事實上不存在制度，因為不存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第二，制度是對個人（或一個組織，一個團體）行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為）的一種約束，是對個人行動空間及其權利、責任和義務的一種界定。第三，作為社會性的制度，因其基本功能是協調人際關系，從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
制度可以分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或稱為有形的制度與無形的制度。在前面我將習慣、道德觀念、意識形態等與憲法、法律、規章條例等都統統稱為制度。
但從發揮作用的方式上看，它們之間是存在差異的。憲法、法律、規章條例等，屬於正式的或有形的（成文的）制度；而習慣、道德、意識形態等，則屬於非正式的或無形的（不成文的）制度。首先要明確的是，無論是法律、規章還是習慣、道德，都是制度。因為就其基本功能來說，都是調節人際關系的一種規則，都是社會對個人行為的某種約束。 「帕累托改進」與「非帕累托改變」
經濟學理論上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謂的「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優」的概念。
它是指這樣一種情況：這時所考察的經濟已不可能通過改變產品和資源的配置，在其他人（至少一個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況下，使任何別人（至少一個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所謂「帕累托無效率」，指的就是一個經濟還可能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變的情況下，通過重新配置資源和產品，使得一個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在存在「帕累托無效率」的情況下，若進行了資源重新配置，確實使得某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與此同時，其他人的效用卻沒有降低（至少是不變），這種重新配置就稱為「帕累托改進」。在「帕累托改進」情況下，由於沒有一個人狀況變壞，只有某些人狀況變好，因此意味著社會福利的增進。而若在某種經濟狀態下，一種重新配置導致某些人狀況變好，另一些人狀況變壞。由於個人之間的效用無法比較，我們無法確定總社會福利水平究竟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這種情況就被稱作「非帕累托改變」（請注意這里所用的概念不是「改進」，而只是「改變」，它不包含任何價值判斷）。 改革的一般情況：「非帕累托改變」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經濟體制改革的情況。從總體上來說，經濟體制改革一定是為了對我們的現狀進行有益的改進，以提高我們整體的經濟福利。改革過程中在許多情況下，都會使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損害，或者是受到暫時的損害。「帕累托最優」或「帕累托改進」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論上的參照系，使我們能夠對各種情況的特徵進行比較。而在現實生活中，特別是在體制變革這樣的較大規模的變動時期，我們遇到的更多的情況，恐怕正是「非帕累托改變」；因而對於現實生活來說，可能「非帕累托改變」更有重要的意義。
比如，在個人吃企業「大鍋飯」、企業吃國家「大鍋飯」、「干好乾壞一個樣」的分配體制下，既沒人努力勞動、認真管理，也無人關心資源的合理配置，同樣的資源必然只能生產較低水平的物質產出。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社會的角度出發，在某種理想的資源最優配置情況作為參照系，來論證這時經濟是多麼的缺乏效率，浪費了多少資源，論證它們如何地應該加以改革，改革之後社會經濟效率將會獲得如何的提高，使大家獲得怎樣的好處。但問題在於，在上述兩種利益分配關系已經形成、確立的前提下，同樣會出現若不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損，就不可能使另一些人獲益，也不可能實現資源的重新配置情況。
人們當然總是希望改革是無人反對的，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恰恰在於：任何一種體制改革，說到底都會涉及到利益關系的改變，總會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損；沒有人受損，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現在不受損，將來就不會受益。這就是說，體制改革的一般情況在理論上都屬於「非帕累托改變」。改革中的各種難題，改革所遇到的各種阻力，正是由此產生的。 「補償」的作用及其局限
從理論上來說，如果存在一種方式，能在資源配置發生改變之後，將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關的行為主體之間進行分配或再分配，從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損失（無論是相對的還是絕對的損失），那麼不論最初分配情況如何，都可以說這種改變是一種「帕累托改進」。這就是福利經濟學中所謂的「補償原理」。改革的困難來自受損失利益集團的阻撓，並因這種阻撓而造成種種經濟損失，那麼，很顯然，如果能對受損失的人進行某種形式的補償或「贖買」，減小他們受損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減少，其減少額大於付出的贖金，就是合算的。
毫無疑問，補償或「贖買」可以說是消除改革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許多阻力的一種基本思路。這種做法的實質，就是在體制轉變過程中維持既得利益。通過這種補償，實際上就把「非帕累托改變」轉換為「帕累托改進」，這顯然是一種理想的方式。
只要改革本身確實是盈利的，能夠提供足夠的新增收益，對受損失的人進行補償就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當然，在肯定補償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時，我們也要充分地認識到補償作用的局限性。
首先，改革中的補償在很多情況下只能是部分補償，而不能是充分補償。這是因為，如果對受損失的人進行了充分補償，對於社會或社會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將所剩無幾了，許多改革事實上就會名存實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實現。
其次，補償是有一定成本的。補償操作本身就是費時、費錢的事情。補償所涉及的面越廣，補償的成本費用就越大，這時就會有一個合算不合算的問題，導致無法給予普遍的補償，因而無法消除所有的對改革的阻力。
這就告訴我們，盡管我們應該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補償這一緩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終總還是要面對一些剩下來的、無法消除事實上也不應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計這些阻力對於改革進程以及經濟增長所能造成的損失。 相對阻力與絕對阻力
所謂「相對阻力」，指的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團會在改革過程中受到利益的損失（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損失），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對改革，從而構成對改革的阻力。
這里所謂「相對」的含義，指的就是獲益者與受損者之間的對立關系。改革在許多情況下是沒有人受損就不能有人受益，社會成員可以按照改革的（潛在）獲益者和（潛在）受損者的標准進行分類，這就決定了改革過程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部分人的抵制。
改革的絕對阻力指的是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損失，從而每個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動機。這主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發生的改革陣痛而引起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可能因對改革在初期階段所會引起的震盪、引起的生產下降而產生對改革的疑慮與恐懼，並因此而抵制改革。
總之，改革的相對阻力體現的是社會上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相對差異與相互沖突，而改革的絕對阻力體現的是人們自身利益的沖突（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但同時也體現著在經濟制度這個「公共物品」問題上的共同利益——改革「陣痛」對社會的總福利總是具有負面的影響。
改革的相對阻力與絕對阻力只是對問題的抽象。在現實生活中，這兩種阻力往往是同時發生、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它們有時相互加強；而有時則相互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