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品pdf

1. 求書：《中國詩論史》，日 鈴木虎雄 著，許總 譯，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pdf。

看看這本也行
鍾嶸的《詩品》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詩論專著。其詩評主要目的是探討作家與作品的流別，分其優劣，論述文學的進化現象，也論各家源出得失，而且建立起歷史法的批評。
一． 在文學理論上，鍾嶸闡述了文學家環境與文學的關系。
二．鍾嶸在書中將詩歌抒情意義的地位提到極高的程度。如《詩品·總論》開篇就論道：「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在前人物感說的基礎上，將心物交感的關系，有人與自然的關系延伸到社會生活。這就比人與自然論大進了一步，心物交感論，從社會生活領域去展開的論說是鍾嶸提出和建立的。
三．鍾嶸還提出自然美說。他反對人為的聲律，提倡自然聲律，保持詩歌的自然美。其「自然英旨」指的是自然精美，也就是真美。
四．鍾嶸又提出風力華采說。他要求詩歌當具備寫實抒情，自然美，風骨，華美的特點。
五．從以上可見，鍾嶸對五言詩進行專項研究，並別其來源，開了專體詩研究的先河。作者在《詩品》中對漢魏六朝五言詩所作的總結品評，全面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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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列拉·米斯特拉爾詩選》（[智利]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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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卡夫列拉·米斯特拉爾詩選

作者：[智利]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

譯者：趙振江

豆瓣評分：7.3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4-1

頁數：468

作者簡介：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爾（1889—1957）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也是迄今為止，十位獲此殊榮的西班牙語作家中惟一的女性。「她那富於強烈感情的抒情詩歌，使她的名字成了整個拉丁美洲理想的象徵。」

值得注意的是，在智利這樣一個人口不過千萬左右的國家，卻產生了兩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卡夫列拉•米斯特拉爾（1945）和巴勃羅•聶魯達（1971）。無論是詩品還是人品，兩位詩人都恰恰代表了智利的兩種相反相成的自然品格：如果說聶魯達宛似南方波瀾壯闊的大海，米斯特拉爾則像北部崢嶸巍峨的高山。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在這高聳入雲的大山下面，卻孕育著熾熱的熔岩，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看上去「以為她是大理石，其實卻是活生生的肉體」。

米斯特拉爾生前主要發表了四部詩集：《絕望》（1922）、《柔情》（1924）、《塔拉》（1938）和《葡萄壓榨機》（1954）。此外，她還在報刊雜志上發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她死後的第二年，智利聖地亞哥的太平洋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部散文集《向智利的訴說》。1967年，在巴塞羅那又出版了她的《智利的詩》。

翻開米斯特拉爾的詩集，尤其是《絕望》集，我們很快便會發現，它並不是以語言的典雅和形象的優美令人矚目，更不是以結構的精巧和韻律的新奇使人叫絕，而是以它那火一般的愛的激情感染著讀者。這里所說的愛包括熾烈的情愛、深沉的母愛和人道主義的博愛。正是這種奔騰於字里行間的愛的激情，使她的作品在群星燦爛的拉美詩壇上發出了耀眼的光輝。

米斯特拉爾的青年時代正是拉美現代主義詩歌的晚期，「逃避主義」已為「新世界主義」所取代，但新的詩風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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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文學常識

初唐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舊唐書·楊炯傳》說：「楊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詩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
四傑齊名,原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舊唐書·楊炯傳》記張說與崔融對楊炯自說「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的評論,《舊唐書·裴行儉傳》說他們「並以文章見稱」等，所說皆指文。《朝野僉載》卷六記「世稱王楊盧駱」後,即論楊炯、駱賓王之「文」為「點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證為一文一詩,則四傑齊名亦兼指詩文。後遂主要用以評其詩。杜甫《戲為六絕句》有「王楊盧駱當時體」句，一般即認為指他們的詩歌而言；但也有認為指文，如清代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謂「此首論四六」；或認為兼指詩文，如劉克庄《後村詩話·續集》論此首時，舉賦、檄、詩等為例。
四傑名次,亦記載不一。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說，唐開國後「復有王楊盧駱」，並以此次序論列諸人，為現所知最早的材料。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稱：「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則以駱為首。杜甫詩句「王楊盧駱當時體」，一本作「楊王盧駱」；《舊唐書·裴行儉傳》亦以楊王盧駱為序。
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余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王勃明確反對當時「上官體」，「思革其弊」，得到盧照鄰等人的支持(楊炯《王勃集序》)。初唐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四傑齊名,原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余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他們的詩歌，從宮廷走向人生，題材較為廣泛，風格也較清俊。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范化，音調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陸時雍《詩鏡總論》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四傑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人物。
精華介紹
「王楊盧駱」,即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為初唐四傑。
王勃（公元650—676），字子安，是「初唐四傑」之首）。他的詩風格清新，他的賦更使他是初唐一大名家。他與盧照鄰等人都試圖改變當時「爭構纖維，竟為雕刻」的詩風。他在27歲時所寫的《滕王閣詩序》是詞賦中的名篇，序末所附的《滕王閣詩》則是唐詩中的精品，且詩中手法對後世詩人頗有影響。至於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詩，更是公認的唐詩極品，其中「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兩句是唐詩中最能滲透古今、撼動人心的千古名句。
楊炯(650～693?），唐代詩人。弘衣華陰（今屬陝西）人。楊炯以邊塞征戰詩著名，所作如《從軍行》、《出塞》、《戰城南》、《紫騮馬》等，表現了為國立功的戰斗精神，氣勢軒昂,風格豪放。其他唱和、紀游的詩篇則無甚特色，且未盡脫綺艷之風。
盧照鄰(約637～約689)，唐代詩人。字升之,自號幽憂子。幽州范陽（治今河北涿縣）人。
駱賓王（約619～687）唐代詩人。字觀光，婺州義烏人（今中國浙江義烏）人。唐朝初期的詩人，又與富嘉謨並稱「富駱」。 在四傑中他的詩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為初唐罕有的長篇，當時以為絕唱。駱還曾久戍邊城，寫有不少邊塞詩「晚鳳迷朔氣，新瓜照邊秋。灶火通軍壁，烽煙上戍樓。」豪情壯志，見聞親切。唐中宗復位後，詔求駱文，得數百篇。後人收集之駱賓王詩文集頗多，以清陳熙晉之《駱臨海集筆注》最為完備
初唐四傑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人物。
[編輯本段]代表作品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閣序》著有《王子安集》。
楊炯 《從軍行》。
盧照鄰《長安古意》、《盧升之集》、《幽憂子集》。
駱賓王 《在獄詠蟬》另有著名的《討武檄》作品集為《臨海集》。
[編輯本段]風格
他們都是初唐中後期很有才華的詩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時代就獲得「四傑」的美譽。
他們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詩人，他們在初唐詩壇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陳，下啟沈宋，其中盧、駱長於歌行，王、楊長於五律。後人所說的聲律風骨兼備的唐詩，從他們才開始定型。
他們開始把詩歌從宮廷移到了市井，從台閣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題材擴大，思想嚴肅，五言八句的律詩形式由他們開始了初步的定型。他們懷著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有一種十分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靡，提倡剛健骨氣。他們的詩盡管未能擺脫南朝風氣，但其詩風的轉變和題材的擴大，預示了唐詩未來的發展方向，並起了積極進步的作用，他們是真正的唐詩的揭幕人。
在唐詩史上，他們是勇於改革齊梁浮艷詩風的先驅。唐太宗喜歡宮體詩，寫的詩也多為風花雪月之作，有很明顯的齊梁宮體詩的痕跡。大臣上官儀也秉承陳隋的遺風，其作風靡一時，士大夫們爭相效法，世號「上官體」。
在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仍在詩壇佔有統治地位的時候，「四傑」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初唐詩壇出現的這種不正之風，接著其餘三人也都起來響應，一起投入了反對「上官體」的創作活動之中。
他們力圖沖破齊梁遺風和「上官體」的牢籠，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轉到了廣大的市井，從狹窄的台閣移向了廣闊的江山和邊塞，開拓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當時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帶有新氣息詩風，推動初唐詩歌向著健康的道路發展。四傑對唐詩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大致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作品題材與內容上，其中包括有詠史詩和詠物詩，還有山水詩，像王勃的《滕王閣》；或為抒發登臨送別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以及駱賓王的《於易水送人》。有歌唱徵人赴邊遠戍的，描寫征夫思婦的，與表達對不幸婦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們比較接近社會現實，所以常用詩歌對某些社會現象加以揭露。
四傑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改變齊梁時遺下的不正詩風，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其次，初唐四傑為五言律詩奠定了基礎，並且使七言古詩發展成熟。五言律在「四傑」之前已有出現，唐初詩人王績（王勃系王績侄孫）曾作過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傑」的時候，五律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發揮，並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逐漸的固定下來。「四傑」以多數量、高質量的詩篇為稍後於他們的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言古詩在三國時期以後盛極一時，而七言古詩卻是到了唐代才興盛起來，四傑（楊炯無七言詩）又以大量的傑作把七言古詩推向了成熟階段。所以初唐四傑在發展詩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楊以五律見長，盧、駱擅長七古（七言）。他們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對「四傑」十分敬佩。
[編輯本段]王勃
字子安,繹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曾任虢州參軍，他年幼時寫的駢儷文《滕王閣序》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的名篇，久為眾口傳誦。據說他寫文章之前，把筆墨紙硯准備好，飲酒後蒙被而睡，醒後一揮而就，不改一字，時人成為「腹稿」，他的詩清新自然，一篇之中常有警句，有如奇花異草雜綴在幽谷之中，使人百讀不厭。有名的「落霞與孤鷺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就是他文章中的名句。王勃的作品，明人輯有《王子安集》。
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學者，號文中子。父親王福□歷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職。王勃才華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贊為神童,向朝廷表薦,對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666)為沛王李賢征為王府侍讀，兩年後因戲為《檄英王雞》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隨即出遊巴蜀。咸亨三年(672)補虢州參軍,因擅殺官奴當誅,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貶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或三年(676),王勃南下探父,渡海溺水，驚悸而死。
王勃.滕王閣詩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卷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關於王勃的生卒年，至今尚有歧說。楊炯《王勃集序》說他於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卒，年28歲。據此，王勃應生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9年）。而王勃《春思賦》載：「咸亨二年（671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據此推算，則當生於高宗永徽元年（65O年）。此為王勃自述，當可信，所以現在大多數學者認為王勃生於永徽元年（650年），卒於上元三年（676年），生年27歲。王勃是初唐詩壇上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詩人，只活了27歲，確實令人痛惜。
[編輯本段]楊炯
（650～693？），唐代詩人弘衣華陰（今屬陝西）人。於顯慶四年（659）舉神童。上元三年（676）應制舉及第。補校書郎，累遷詹事司直。武後垂拱元年（685）坐從祖弟楊神讓參與徐敬業起兵，出為梓州司法參軍。天授元年（690），任教於洛陽宮中習藝館。如意元年（692）秋後遷盈川令，吏治以嚴酷著稱，卒於官。世稱楊盈川。
楊炯以邊塞征戰詩著名，所作如《從軍行》、《出塞》、《戰城南》、《紫騮馬》等，表現了為國立功的戰斗戰斗精神，氣勢軒昂,風格豪放。其他唱和、紀游的詩篇則無甚特色，且未盡脫綺艷之風。另存賦、序、表、碑、銘、志、狀等50篇。張說謂「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舊唐書》本傳盛贊其《盂蘭盆賦》「詞甚雅麗」，《四庫全書總目》則以為「炯之麗制，不止此篇」，並謂「其詞章瑰麗，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所作《王勃集序》，對王勃改革當時淫靡文風的創作實踐，評價很高，反映了「四傑」有意識地改革當時文風的要求。對海內所稱「王、楊、盧、駱」，楊炯自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為然。今存詩33首，五律居多。明胡應麟謂「盈川近體，雖神俊輸王，而整肅渾雄。究其體裁，實為正始」（《詩藪•內編》卷四）。王勃的文學主張崇尚實用，當時文壇盛行以上官儀為代表的詩風，「爭構纖微，競為雕刻」，「骨氣都盡，剛健不聞」，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業」（楊炯《王勃集序》）。他創作「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的詩文，對轉變風氣起了很大作用。王勃的詩今存80多首，賦和序、表、碑、頌等文，今存90多篇。王勃的文集，較早的有20卷、30卷、27卷三種本子，皆不傳。
現有明崇禎中張燮搜輯匯編的《王子安集》16卷；清同治甲戌蔣清翊著《王子安集箋注》，分為20卷。此外，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著錄卷子本古鈔《王子安文》1卷，並抄錄其中逸文13篇（實為12篇，其中6篇殘缺）。羅振玉《永豐鄉人雜著續編》又輯有《王子安集佚文》 1冊，共24篇，即增楊氏所無者12篇，且補足楊氏所錄 6篇殘缺之文。羅氏序文中還提及日本京都「富岡君（謙藏）別藏《王子安集》卷廿九及卷三十」，按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部影印唐鈔本第 1集有《王勃集殘》2卷，注雲「存第二十九至三十」,當即富岡所藏本。清宣統三年(1911年)刊姚大榮《惜道味齋集》有《王子安年譜》
關於王勃的生卒年，至今尚有歧說。楊炯《王勃集序》說他於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卒，年28歲。據此，王勃應生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9年）。而王勃《春思賦》載：「咸亨二年（671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據此推算，則當生於高宗永徽元年（65O年）。此為王勃自述，當可信，所以現在大多數學者認為王勃生於永徽元年（650年），卒於上元三年（676年），生年27歲。王勃是初唐詩壇上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詩人，只活了27歲，確實令人痛惜。
[編輯本段]盧照鄰
(約637～約689)，唐代詩人。字升之,自號幽憂子。幽州范陽（治今河北涿縣）人。年少時從曹憲、王義方受小學及經史，博學能文。高宗永徽五年（654）為鄧王（李元裕）府典簽。極受鄧王愛重，比之為司馬相如。高宗乾封三年（668)初，出為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秩滿，漫遊蜀中。離蜀後，寓居洛陽。曾被橫禍下獄,為友人救護得免。後染風疾,居長安附近太白山，因服丹葯中毒，手足殘廢。徙居陽翟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鑿潁水,環繞住宅,預築墳墓，偃卧其中。他「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後尚法，己獨黃老；後封嵩山,屢聘賢士,己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新唐書》本傳）。由於政治上的坎坷失意和長期病痛的折磨,終於自投潁水而死。盧照鄰的生卒年,史無明載。武則天登封於嵩岳，盧照鄰說到「後封嵩山」及其高宗咸亨四年(673)所作《病梨樹賦》序「余年垂強仕,則有幽憂之疾」推斷其時已年近40，咸亨四年下距登封元年為22年，則其生年約在太宗貞觀十年(636),去世時約60歲。《舊唐書》本傳及《朝野僉載》都說盧有文集20卷。《崇文總目》等宋代書目均著錄為10卷。今存其集有《盧升之集》和《幽憂子集》均為 7卷。《全唐詩》編錄其詩2卷。徐明霞點校《盧照鄰集》即據 7卷本《幽憂子集》，並作《補遺》。傅璇琮著有《盧照鄰楊炯簡譜》。
[編輯本段]駱賓王
（約640～684）唐代詩人。字觀光，婺州義烏（今中國浙江義烏）人。唐朝初期詩人，與富嘉謨並稱「富駱」。
其父官青州博昌縣令，死於任所。他7歲能詩,有「神童」之稱。據說詠鵝詩就是此時所作：「鵝，鵝，鵝，曲頸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父死後,他流寓博山,後移居兗州瑕丘縣，在貧困落拓的生活中度過了早年歲月。唐高宗永徽(650～655)年間，為道王李元慶府屬，道王叫他陳述才能，他恥於自炫，辭不奉命。後拜奉禮郎，為東台詳正學士。因事被謫，從軍西域,久戍邊疆。後入蜀,居姚州道大總管李義軍幕，平定蠻族叛亂，文檄多出其手。在蜀時,與盧照鄰往還唱酬。儀鳳三年(678)，後調任武功主簿、長安主簿，又由長安主簿入朝為侍御史，武則天當政，駱多次上書諷刺，得罪入獄。駱在獄詠蟬，有雲：「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余心？」以抒悲憤。次年，遇赦得釋。調露二年(680),出任臨海縣丞，世稱駱臨海。棄官游廣陵，作詩明志：「寶劍思存楚，金椎許報韓。」嗣聖元年（684），武則天廢中宗自立，這年9月，徐敬業（即李敬業）在揚州起兵反對。駱賓王為徐府屬，被任為藝文令,掌管文書機要。他起草著名的《討武氏檄》（即《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嶽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慷慨激昂，氣吞山河。武則天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皇然問：「誰為之？」或以賓王對，武則天感嘆曰：「宰相安得失此人？」11月徐敬業兵敗被殺，駱賓王下落不明。《資治通鑒》說他與李同時被殺，《朝野僉載》說是投江而死，《新唐書》本傳說他「亡命不知所之」，而孟綮《本事詩》則說：「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發，遍游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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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為古代文學理論著作。作者劉勰。成書於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502)間。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的文學理論專著。魏晉時期，中國的文學理論有了很大的發展。到南北朝，逐漸形成繁榮的局面。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在其歷史發展中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既為《文心雕龍》的出現准備了條件，也在《文心雕龍》中得到了反映。

《文心雕龍》全書以孔子美學思想為基礎，兼采道家,全面總結了齊梁以前的美學成果，細致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 本質及其創造、鑒賞的美學規律。它提出的「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隱之為體義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等說法，雖不完全是劉勰的獨創，

《文心雕龍》
但對文學語言的有限與無限、確定性與非確定性之間相互統一的審美特徵，作了比前人更為具體的說明。劉勰還看到，詩文的內容不是一般經典的道與理，而是和理、志、氣相聯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與「文」相結合的有「采」之言。兩者的關系是：「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它們相輔相成，形成質文統一的完美的藝術。而這種統一在創作過程中是通過「神思」達到的。「神思」是劉勰繼《文賦》之後，對形象思維的進一步探索。劉勰看到了它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想像活動，對之作了生動的描繪，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在他看來，「神思」雖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邏輯思維那樣受著概念的規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與物、象、言相結合，始終在感性形象中運動，並伴隨著主體情感的體驗和自由抒發。書中說：「夫神思方遠。萬塗竟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認為語言文學既再現著客體的物貌，又抒發著主體的情與理、志與氣。所以，劉勰側重從「體性」來劃分文學的風格，即所謂「才情異區，文體繁說」。劉勰對文學的形式也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從語言文學的角度總結了平衡、對稱、變化統一等形式美的規律。

劉先銀書法
儒家中庸原則是貫穿《文心雕龍》全書的基調。劉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學范疇都是成對的，矛盾的雙方雖有一方為主導，但他強調兩面，而不偏執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在對道與文、情與采、真與奇、華與實、情與志、風與骨、隱與秀的論述中，無不遵守這一準則，體現了把各種藝術因素和諧統一起來的古典美學理想。劉勰特別強調同儒家思想相聯系的陽剛之美，表現出企圖對齊、梁柔靡文風進行矯正的傾向。他關於「風骨」的論述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對後世發生了重要影響。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文心雕龍》中雖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響，但構成它的文學思想綱領及核心的，則是儒家的思想。它並不否認物質世界存在的真實性，卻認為在客觀現實世界之外，有一個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這個「道」或「神」是決定客觀世界一切變化的無形的、最終的依據。劉勰認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原道》)，正是聖人著述經典的根本原則。「神道設教」語出《易?觀?彖》:「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現實中的代理人帝王，視作理所當然的最高權威。根據這一見解，《文心雕龍》不僅進一步發展了荀子、特別是揚雄以來的「原道」、「宗經」、「徵聖」的觀點，並且將它貫穿到《文心雕龍》一書的一切重要方面，成為他立論的根本依據，給他的理論染上了一層經學色彩而且帶來了許多局限性。例如，他認為一切種類的文章都是經典的「枝條」。對當時的各種應用文都設有專目論述，卻對正在形成的小說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龍》在論述具體的文學創作活動時，卻拋棄了經學家的抽象說教，表現了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文學觀；而且，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文學的特點和規律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精湛透闢的見解，富於獨創性。因此它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龍》還論述了在創作中，主觀的「情」和客觀的「景」，是互相影響、互相轉化的，即「情以物興」和「物以情觀」(《詮賦》)，「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物色》)，「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神思》)，認為作家觀察外物，只有帶著深摯的情感，並使外物染上強烈的感情色彩，藝術表現上才會有精巧的文采。《文心雕龍》對於物與我、情與景關系的論述，對唐代及唐以後有關這個問題的探討，有著重要影響。
《文心雕龍》十分強調情感在文學創作全過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學創作要「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主張「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情采》)。認為創作構思為「情變所孕」(《神思》)，結構是「按部整伍，以待情會」(《總術》)，剪裁要求「設情以位體」(《鎔裁》)，甚至作品的體裁、風格，也無不由強烈而真摯的感情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一認識是相當深刻，符合文學的特點和規律的。
《文心雕龍》對於風格和風骨也有深入的研討和論述。在《體性》篇中，劉勰繼承曹丕關於風格的意見，作了進一步的發揮，認為形成作家風格的原因，有先天的才情、氣質的不同:「情性所鑠」；也有後天的學養和習染的殊異:「陶染所凝」。並且將各種不同的文章，分為四組八體，每一組各有正反兩體:「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但它們又互相聯系，「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作者在這八體中參差演化，就會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劉勰關於風格的研究，對後來的《詩式》《二十四詩品》等，都曾發生直接的影響。
在風格論的基礎上，劉勰特別標舉「風骨」。「風骨」一詞本是南朝品評人物精神面貌的專用術語。文學理論批評中的「風骨」一詞，正是從這里引申出來的。「風」是要求文學作品要有較強的思想藝術感染力，即《詩大序》中的「風以動之」的「風」。「骨」則是要求表現上的剛健清新。「風骨」的理論，既是針對南朝浮靡的文風而發，也是從傳統文學理論中概括出來的。「風骨」之說，對唐代詩歌的發展，曾經發生過重大的影響。
《文心雕龍》關於藝術想像的理論，也有精闢的論述。繼承《文賦》關於這一問題的見解，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發揮。《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這一成語，論述藝術想像超越時空限制的特點:「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但他又比陸機的觀點大大前進了一步，認為藝術想像並非凌虛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見為饋貧之糧」的形象化的比喻，說明藝術想像的基礎只能是客觀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這一見解，是符合實際的。同時，它又提出「神與物游」的重要觀點。「神」即「神思」，是六朝時期的常用語匯，意即思維的特點是不疾而速的；語出《易?系辭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觀現實。「神與物游」即指作家在藝術想像的全過程中，始終離不開具體、感性的物象，兩者始終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這正是形像思維的特點。《文心雕龍》還強調指出，唯有當作家的精神心理處於「虛靜」狀態，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紛擾時，才能更好地馳騁自己的藝術想像力。「虛靜」之說源於道家，荀子曾有進一步的發展，而劉勰將它創造性地運用於文藝創作理論。
《文心雕龍》在論述藝術想像時，還提出了「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等見解，強調藝術想像要有平日廣泛的積累和生活知識，這樣就為他的藝術想像的理論奠定了堅實的樸素唯物主義的基礎。《文心雕龍》繼《文賦》之後，對於藝術想像及形像思維的論述，對後世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例如王昌齡所說的「神會於物」(《唐音癸簽》卷二)，蘇軾所說的「神與萬物交」(《書李伯時山莊圖後》)，黃宗羲所說的「古之人情與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黃孚先詩序》)等觀點，都是灠觴於《文心雕龍》「神與物游」的。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還對「辭令」「志氣」和語言的關系作了很好的闡發。
關於文學創作，《文心雕龍》論述到的問題還有：文學的誇張、結構、剪裁、用事、修辭、含蓄和聲律等。在這些問題的論述中，同樣不乏精闢的創見，例如在《誇飾》中，《文心雕龍》不僅第一次提出了文學創作離不開必要的誇張，以使作者表現的事物更為突出，但他又主張誇而有節，反對誇張失實。 關於各種文章體裁、源流的闡述，也是《文心雕龍》的重要內容。自曹丕、陸機相繼對文章體制的同異提出了意見後，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李充的《翰林論》，都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但這些著作都已亡佚。劉勰的《文心雕龍》從第 5篇《辨騷》起，到第25篇《書記》止，就成為中國現存的南朝時代關於文章體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的著作，也是關於這一問題的重要的歷史文獻。其中不乏細致，中肯以至精闢的見解。例如在《明詩》篇中，它對自建安時代起到劉宋初年詩歌發展過程的論述，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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