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紀pdf

1. 為什麼日本在選舉投票箱上也寫上中文

你可以去這個網站看下，http://cache..com/c?word=%C8%D5%B1%BE%2C%BA%BA%D7%D6&url=http%3A//shs%2Etngs%2Etn%2Ee%2Etw/essay/post/upload/9403/%A5%AB%A5%DF%A4h%AAL%B0%AA%B0%D3%5F9403%5F632484820821863750%2Epdf&b=0&a=40&user=
為什麼日本人要使用漢字 ，你也可以看我的說明：
日文跟漢語,中文的關系親密,但畢竟不同.這點我認為十分重要.問題可
以先這樣說:日文漢字詞彙「可以」,「能夠」和中文和漢字詞彙「毫無差異的」
在一起了,該怎麼辦
如果讓它們「毫無差異的」在一起,而文件的主要語言是中文,那就代表我
們承認中文就此多了詞彙.我認為這件事情應以語言文字為重,我們不該隨便增
加中文詞彙.
即使日文詞彙「可以」,「能夠」和中文詞彙在一起,我們仍然不可以讓它們「毫
無差異的」在一起,也就是說我們仍不能視之為中文,不然就要設法在兩者之間
作出更多區隔.
很多其他事情也一樣.日文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通行的中文也一樣.當然,
台灣通行的現代「中文」,「漢語」(也就是所謂「國文」,「國語」),和日文關系密
切.「科學,民主……」等等重要詞彙都是日本人的發明.
但這些東西畢竟也和我們相處了很久,可以叫中文了.並不是說我們從日本
人那裡搶來,而是說:中文現在有這些詞彙,對應日本這些詞彙所指的東西.因
為現代中文受日文影響,所以中文詞彙長得像日文詞彙.
既然日文,中文的關系如此親近,我想了解我們常見到的日文跟漢字對日本人的
影響和意義為何
三,研究問題
在學習上,日本人也認為漢字是有學習的必要,可以讓生活及文字溝通上方
便,但少數派認為漢字系統應該要取消,既然漢字對日本人如此重要和密不可
分,那為什麼還有人提議取消漢字系統呢 漢字對日本人的意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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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名詞釋義
日本
翻開中國的近代史,任何中國人對於日本這國家應是記憶猶新.對於這個在
文化,人種,歷史及文字上,都能依稀感到似曾相似的國家,我們有太多的歷史
情結.在西太平洋上,日本以一個島國有限的資源,卻能在十九世紀末擠身帝國
主義眾列強之林;二十世紀末,日本迅速地從戰敗的陰影走出,成為世界上數一
數二的經濟大國,其歷史背景所造就的民族性格,是我們所需研究,思考的.
約公元一世紀,日本各地共有一百多個小國(其中有些與東漢建立了外交關
系).後來,這些小國逐漸得到了統一.到了公元四世紀,在關西地方建立了比較
大的國家,據說最終將它們統一起來的是當今天皇家族的祖先.當時,日本國的
范圍包括本州西部,九州北部及四國.由於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國家才得以統一
.所以我們很難對日本國誕生的確切年代作出准確的判定.
古墳時代
公元四世紀中期,大和政權統一了割據的小國.隨著國家的統一,以前方後
圓墳為代表的古墳擴大到各個地方.這個時期是中國許多知識,技術傳入日本的
時期.四世紀,大和政權吸收了大陸的高度物質文明;到了五世紀,來自朝鮮半
島的外來人(歸化人)帶來了鐵器生產,制陶,紡織,金屬工藝,土木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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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已開始使用中國的漢字.六世紀時,正式接受儒教,同時佛教也傳入日本.
唐化運動
日本於唐時,每次派遣唐使到中國,都有學生僧侶隨行:
唐代隨遣唐使來中國的留學生很多.較著名的如開元五年來中國的吉備真備,留
學十七年之久,攜帶唐禮,大衍歷,樂書要錄,東觀漢紀等書回日本,另外還有
測影鐵尺,銅鐸管,鐵如,方響,弓箭等物,亦帶回日本.又如大和長岡,亦開
元五年來中國,留學十七年,學習刑名學.又如阿倍仲痳閭,開元五年來中國,
與李白等為詩友,終老於中國.又如橘逸勢,貞元二十年來中國,留學期間有「
橘秀才」之稱.至於學問僧人數也根多.例如永徽四年來中國的道昭,從玄奘學
法相宗及禪宗.又如玄昉,開元五年來中國,從智周學法相宗,攜法相第四傳及
經論五千卷和佛像等返回日本.又如戒明,得清二人共持聖德太子所著勝鬘經義
疏,法華經義疏人中國,後藏於揚州龍興寺.又如空海大師和戒明,德清同來中
國(大歷七年),空海從惠果學密宗於長安青龍寺,並受灌頂.日語的文字種類
◎日語的文字分為三種:
1.大和言葉
2.漢字
3.外來語
◎大和言葉
早期的日語是沒有文字的.為了改善及增加溝通方式,漢字經由朝鮮人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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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日本.之後,平假名與片假名接著被發明出來.但是一開始漢字並沒有在日
本紮根,反而是平假名和片假名比較常出現在文章中.直到平安時代,平假名經
過漢字草書體的改良,日語文字的分類結構(平假名/ 片假名 / 漢字)才
漸漸定型,進而廣為世人使用.
大和言葉是日語的原始語言.古代的日文文字一開始只有平假名,但是同音
異義的字眾多,萬一標點符號標錯了,意思可能就差了十萬八千里.
因此(日本古代的＂哈中族″――一群被派到中國去取經的日本留學生及憎
侶)由中國引進中文字,結合「中文字義+日語發音」,將早期日文＂平/片假名
″文章內容容易混淆不清的弱點給大大地改善了.同時為了區分「國產品」與「
進口貨」的不同,日本人進一步將日文發音區分為「訓讀」(日本原始字的發音)
及「音讀」(中國進口的發音,聽起來有些像台語).其中大和言葉就是采訓讀發
音.大和言葉主要用於一般生活用語上.在三種動詞［大和言葉動詞/漢字動詞
/外來語動詞］當中,它的動詞變化也是最復雜的.
◎漢字
現代日語是由漢字(表意文字)和兩種日文表音字母("平假名"和"片假
名")而組成的,也可以說具有獨特的文字結構.
而將漢字傳入日本之中,有一種說法是經由朝鮮人而來.朝鮮人使用漢字的
時間比日本還要早,而古代朝鮮語與日本語有共通的地方,應是對於日語可通的
朝鮮人,到日本來傳授日本人漢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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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紀之前,漢字從中國大陸經過韓半島傳到日本.在日本,漢字除了
其表意功能之外,也用來記音.日本根據漢字書寫方式為日本創造的音節字母叫
做"假名".日本人把漢字認為"真名",這就是與"假名"相反的概念.日本
人則把"平假名"看做為女性文字,把"片假名"看做為男性文字.這是由於在
日本平安時期婦女主要用平假名書書寫日記與書信,而男人用片假名書寫漢字的
註解.
漢字作為表音文字,有助於創造出新生詞彙.片假名主要用語書寫外來語.
然而使用片假名會導致被稱之為片假名英語的日本式英語的結果.是因為日本文
字以這三種不同字體混為一體,能使讀者不但在發音上,而且在視覺上體會到更
豐富的節奏感.
漢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圖形文字,以物的圖形為基礎做出的文字,例如「
山」,「川」,「日」,「月」等,文字是單音,獨體而結構方正.
在漢字剛傳入日本時,在記述事情時,是完全以中文的格式來記述的.在出土
的文物中,以稻荷古墳鐵劍銘文來說,有以中文作這樣的記述:
辛亥年七月中記乎獲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垝.從年代來看,有可能是西元471年(
辛亥年).由此可以猜想,日本當時已經對於漢字的使用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熟練了.
可是片假名與平假名在認定上有些許的困難之處,這是因為時代與地方的不
同,會有許多的異體字出現,這點到了明治三十三年(1900)時才統一制定
,也就是現在的平假名與片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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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學習上,日本人也認為漢字是有學習的必要,但是過度的學習也會造成
學習的負擔,所以規畫了所謂的常用漢字1945字(小學生階段所學的教育漢
字為1006字).這些是在可以讓生活及文字溝通上方便的立意下,所定立的
.
漢字與日文可說是淵源極深,有了漢字,給了日本人生活及學習上的便利.
也形成了獨特的標音文化.就是因為漢字的方便性,讓漢字的使用直到今日為止
仍然不絕.
◎外來語
當時和日本通商的國家不只葡萄牙和西班牙,只是被輸入的外來語以這兩家
為大宗.除了語言被傳入之外,這兩家同時將宗教---基督教,也傳入了日本.當
時的德川幕府為了鼓勵日本與外國的貿易通商能活絡,勉為其難地忍受了傳教士
在日本傳教的行為.只是沒想到基督教的「信耶穌,得永生.」和「神愛世人」
這些教義深入人心,許多日本人篤信基督教,這讓長久以來以課重稅賦及頒布「士
農工商」的身分等級來控制日本人民的德川幕府很不是滋味,於是下令鎖國,限
制歐美來的船隻只能停靠在平戶和長崎這兩個港口.鎖國令一出,德川幕府隨即
逼迫日本人民改宗,也就是逼日本人改信佛教,不準信基督教.對於傳教士,不
是屠殺就是遣返回國,最後甚至禁止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隻進港,以杜絕日本與
這兩家的交流.西元17世紀,日本雖然鎖國了,但仍然和外國有通商往來,其中
以荷蘭為大宗.這時期傳入的外來語自然也以荷蘭語為主.到了明治時代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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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文化及物品大舉輸入日本,這時的外來語主要以英語為主,不過有關藝術的
用語以法語最多,醫學和哲學的外來語以德語為主,音樂方面的外來語則以義大
利語為首.但外來語有其壞處:
壞處1. 外來語的入侵越來越猖獗,連原本日語已經存在的語匯(大和言葉)
也有外來語.
壞處2. 有些外來語的字義與原始字義不同,這樣會導致誤解/誤用.
字文化圈
所謂的「漢字文化圈」,是指曾經或還在使用漢字的國家,諸如越南,韓國,
日本,台灣和中國等.在這區域內,中國曾扮演主宰的角色,在政治,文化上對
其他國傢具支配的影響.
日本從先秦時代即有和中國接觸的紀錄,漢武帝更曾賜日本「漢委奴國王」
金印;雖然日本未受中國直接統治,但是在漢朝和唐朝盛世的影響力下中國也變
成日本學習模仿的對象.
漢字文化圈的國家除了政治上受中國支配外,另一個共同特色就是借用「漢
字」,引進「儒家思想」和「科舉制度」.他們在借用漢字後,均發覺漢字無法完
整表達他們的語言;於是利用漢字做「訓讀」,「音讀」或造新漢字來應付這個問
題,甚至後來更慢慢發展出新的文字系統,譬如越南的「【字字】喃」(Chu N
om),韓國的「諺文」(Hangul),和日本的「假名」(Kana).雖然他
們的人民有發展出自己的文字系統,然而這些新文字在國內(本土封建朝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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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中國皇帝)之雙重壓迫下,均無法和正統的漢字相對抗.原因是在大中國
的政治文化架構下,各國的封建王朝不得不接受漢字和其四書,五經等古典並將
之列入科舉制度.久而久之,那些精通漢字,科舉出身的封建官僚為維持本身的
既得利益,也就附和漢字的正統地位並利用封建朝廷的力量來壓制國內的非漢字
發展.
就語言文字學習效率的角度來說,漢字不但復雜,難學,而且那些用「文言
文」書寫的古典經書更是難懂;於是造成古典經書的「解釋權」掌握在精通漢字
的文人手裡.相形之下,打赤腳的工農階級平常忙於耕作,勞動的時間都不夠了,
那有時間"十年寒窗"苦讀漢字和經典.於是漢字文化圈在長期使用漢字的情況
下,逐漸形成"掌握漢字的文人統治階級"和"不懂漢字的被統治階級"的對
立.這種階級對立的情形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逐漸
興起後才開始有轉變.
雖然中國周邊民族有學習漢字與漢文,但是各個民族的語言不同,這些民族
為了表達自己的語言,必須將漢字的功能轉換,以方便其進行各自的國內記錄與
意思傳達.朝鮮出現「吏讀」,日本出現萬葉集「假名」,越南出現「字喃」,在中
國也有稱為「假借」以音相通的借字在使用.例如日本古代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
的記錄,以漢字的外國語轉寫時,即脫離各個文字的原意,只假借其讀音而已.
日本接受漢字之後,首先用「借音」來表現地名,人名等,更進而使用吏讀與萬
葉假名記錄.這種「借音」文字的使用,雖然並未造成漢字文化圈在性格上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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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變質,但是使用文字的主體逐漸從中國移到周邊民族去.
日本就是從漢字衍生出「片假名」與「平假名」,在大陸的民族則製作出契丹
文字,西夏文字,女真文字,在朝鮮半島則是造出與漢字結構原理完全不同的朝
鮮文字,這樣漢字文化圈在東亞世界有相當的轉變.
漢字文化圈到19世紀中葉為止,在文化上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如在17世
紀之前,確實比歐洲文明要優秀的.但是在西歐工業革命以後,漢字文化圈被其
物質文明快速地超越過去,在「西洋沖擊」的影響下,大部分漢字文化圈都呈現
解體的狀態.西歐以其船堅炮利驅使「殖民地主義」,這是造成東亞自鴉片戰爭以
來,漢字文化圈的完整體系逐漸解體的主因.中國支離破碎,越南被法國殖民地
化,香港也成為英國的殖民地,朝鮮與琉球甚至被消滅掉.只有日本坐上了帝國
主義的末班車,和世界各國為對手所進行全面戰爭.如此,近代百餘年來的外在
因素造成漢字文化圈的龜裂,而現出深刻的新斷層.今天台灣與中國的分歧,朝
鮮的南北分裂,日本與中國的不信任與疏離,在政治與經濟上各自產生很大的距
離感.
二,研究范圍
日本人對漢字的影響和意義
以漢字文化圈,提議取消漢字系統和漢字社會的資訊化危機的方向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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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論研究
◎東亞漢字文化圈
說到世界的古代文明,就是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圈,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
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圈,印度河,恆河流域的印度圈,黃河,長江流域的中國圈
等四大文明.這四大文明之中,前三者互相交往而發展,成為近代文明的源流,
只有中國幾乎未與其他文化產生關聯而獨自發展出漢字文化圈.現存印度最古老
的文字,據說是紀元前3世紀阿育王的碑銘文字,與當今印度的文字完全斷層了.
這樣看來,中國殷墟的甲骨文字早在西元前14 15世紀就非常發達了,漢字
的起源可以說比羅馬文字要早了十個世紀以上,而且在西元前206年成立的漢
朝就將漢字文化定型了.清代編纂浩瀚的典籍『古今圖書集成』,可以說是中國文
字的網路集其大成.漢字文化超越歷代民族或國家的意識形態,沒有間斷的傳承
下來.
回顧亞洲文化圈的發展,東亞,溫和的氣候具備發展農業的條件,而孕育出
黃河流域繁榮的高度物質文明,並與由南方北上的長江流域文化交流,自春秋戰
國時代即開發經濟資源,大陸內地也利用河川或運河交通而發達起來.在民族交
流方面,雖然以萬里長城防阻北方游牧民族來襲,但也一再地與北方民族進行交
流,合作,經過幾千年歲月而演變出漢字文化圈.
中國概略的說是漢字文化圈,但在思想體繫上,大致可分為華北的儒教,華
南的老莊與道教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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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文化圈可以說是以漢文字為媒介而擁有共同價值體系的世界,在中國的
大地上發展出以同一個表記法為基礎的文化地帶,漢字的表記法從古代到現代是
連續的發展,沒有文化斷層.與漢字,漢學有關的律令制度,如國家概念,產業,
生活文化等,克服廣闊的幅員,從中國中原,傳播到東北的朝鮮,東方的日本,
南方的越南,超越中國漫長悠久的歷史,廣被於東亞,用文字連結了中國與周邊
世界的文化.
從朝鮮的歷史來看,西元前57年新羅建國,前37年高句麗建國,前18
年百濟建國,當時漢字傳入朝鮮半島,也是儒學思想傳入的時期.高句麗在小獸
林王2年(372年)設立大學.百濟也在近肖古王在位(346 375年)
時設置博士.新羅在統一三國後,於神文王2年(682年)創立國學,之後派
遣留唐學生,獎勵學問.西元七世紀末,新羅神文王(在位681-692)時
代的薛聰發明了古代的朝鮮文字「吏讀」,這是漢字以新羅語音標表記,漢文以新
羅語判讀的方法.吏讀的創始,使得會解讀中國九經的朝鮮學者也出現了.
而漢字最初何時傳到日本 一般認為是在5世紀左右應神天皇時期,由朝鮮
半島上的百濟學者王仁(說是漢高祖後裔),將「論語」10卷,「千字文」1卷傳
入日本.但也有不同的說法,從考古學佐證漢字是由中國的江南地方或朝鮮半島
傳入日本的九州地方.例如:在北九州發現王莽時代的貨幣,因為上面鑄記著「泉
貨」兩字,又當時在船舶載運來的漢鏡上鑄有銘文,這些被斷定是傳播到日本的
最古老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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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1784年在福岡縣志賀島有「漢委奴國王」金印出土,雖然在日本也有人
說這是偽造品.但根據『後漢書』的倭傳有一段記載「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
倭奴國奉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可見,後漢
光武帝所賜與的是金印紫綬,而文獻上的資料與上述的金印是相當一致,對應的.
日本接受中國漢朝的金印,表示中國與日本為了維持國際關系,用朝貢的方式傳
遞國書,隨之需要作成與傳送文書而使用漢字.
日本與中國的國際關系中,最能證明有漢字文書存在的,首推3世紀中葉的
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與魏王朝的關系.西元239年,卑彌呼派遣使節朝貢魏王朝,
同年魏皇帝為卑彌呼制詔書,冊封她為「親魏倭王」,並授與金印紫綬.翌年卑彌
呼為這個冊封,派遣使者上表謝恩.這個朝貢,制詔,上表謝恩,都是用漢字的
文書作溝通記錄.
再考究越南的情況,從西元前111年漢武帝滅掉南越國起,直到10世紀中葉
為止,約有1000年以上的歲月越南在中國的統治之下.越南的知識份子學習漢文,
讀中國古典或詩文,而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到了13 14世紀,越南人為了表現越
南口語,從考究漢字而發明了俗字「字喃」(Tyu Nomu).這是依漢字的形聲和會
意的造字法作成的,其現存的最古資料是在寧平(Ninh Binh)的護城山的碑文(1343
年建).1789年,阮氏王朝採用「字喃」在公文上,獎勵四書五經翻譯為字喃.1883
85年中法戰爭中國戰敗後,簽訂天津條約,越南全部領土歸法國統治.1885年
傳教士羅德(Alexandro de Rhode)創造羅馬字為越南文字.法國殖民主義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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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教為基礎的科舉制度會成為「反法」運動的溫床,遂於1918年廢除科舉制度,
並以法語為基礎的法國式教育,整編越南的小學,中學,大學,同時禁止越南使
用漢字,而改用傳教士所創羅馬字化的越南文字為新的越南「國語」.自此,越南
的「國語」在殖民地時代,因法國政府強制普及,至今認識「字喃」的人幾乎不
存在了.
越南本來就有儒教與佛教傳播,佛教是經由中國傳入的,越南的宗教幾乎都
是從中國傳入的,極受中國影響.舉凡元旦,清明,端午,中秋等節日,或是神
農,老子,文昌,關帝,屈原等中國的祭祀活動,也同樣在越南舉行.但是越南
的漢字經過「字喃」的口語再演變為羅馬拼音字後,就喪失了漢字原來的生命力.
由此可見,法國殖民地政策所造成的後遺症影響深遠.
無庸置疑,漢字是中國所創造的文字,一字成一詞,一字有一義,而且一字
可能多種意思.以漢字構成的漢文,是漢族表現語言的方式,傳達意思的手段.
漢語跟拼音文字不同,其他語言體系因表語不同,也就不能像漢語那樣使用.但
是在東亞,因為學習漢字與漢文,自古代就有共通的國際語文,並成為學習中國
的學術,思想,制度的手段.亦即在東亞世界有共通的文化指標,一是儒教思想,
二是以漢譯佛典為經典的中國佛教,三是成為政治制度的律令制,這些都是以學
習漢字,漢文為媒介而傳播到朝鮮,日本的.

希望你沒有看到頭大

2. 如何翻譯文言文「先公言 與閣二丈詢仁同赴省試」

翻譯文言文「先公言 與閣二丈詢仁同赴省試」：

我父親曾說過這樣一件事，他年輕時與閻詢仁同赴省試，於相國寺遇到一個風骨脫俗的少年，下馬脫去皮襖相見，原來此人是王安石。於是三個人聚在一個小院里烤火，閻詢仁問王安石：「前幾次省試你怎麼沒來參加？」王回答說「父親一直在生病，沒有其他原因。朝廷的恩德越來越重，現在來也還不晚。這次不但參加省試，也是按父親的要求來找房子的。」詢仁說：「你（名氣那麼大）既來到東京，誰不願意把房子租給你呢」王回答說：「我父親另有想法，想要與司馬君實（即司馬光，砸缸的那位）住的鄰近。
王荊公掌管詔令起草,遭逢母親喪事,已經年過五十,憂傷過度,不在家裡居住,以草席為褥墊,到大廳里看到一個人席地而坐,瘦骨嶙峋,驚愕地認為是老兵.喊他送信到內宅,荊公拿過信當發即在地鋪上拆開來讀,信使生氣地說：「中書舍人（的信）而老兵可擅自拆讀嗎?」大呼小叫,左右侍從說：「這就是中書舍人.」信使惶恐地快步退出說：「好中書舍人,好中書舍人!」
陳秀公在宰相罷職之後，以鎮江軍節度使身份兼任揚州知州，他的祖墳在潤州，每年的十月初一和寒食節，皇上詔許他兩次去鎮江掃墓祭奠，揚州、潤州兩地送迎時，有旌旗，有舳艦大船，官吏們穿錦束綉，在道路上連接不斷，是從古到今一時最為盛大的。正巧荊公的病痊癒了，秀公就向朝廷請求，准許他帶著人眾去探視荊公；朝廷下詔答應了這個請求。前去時，舟船一個接一個，蔽江而往，又是在街上張貼布告，又是在舟船上不停地喝道，要行船和行人避開。看到的人都對之感嘆不已。荊公聽說陳公來了，就讓兩個人抬著一頂小鼠尾轎，在江上迎接。秀公到來時又是擂鼓，又是搖旗，又是在大的艦舳上高聲喝道。這時荊公忽而到江邊的蘆葦中間停下來而等待秀公的到來。秀公讓隨從們靠岸，而大船左搖右盪，迴旋了很久，才停泊到江邊而與荊公相見。這時秀公非常慚愧，當他回去時，就罷去了舟船上的喝道。
拓展：王銍，生卒年月不詳。字性之，自號汝陰老民，世稱雪溪先生，。高宗建炎四年，纂集太宗以來兵制。紹興四年書成，賜名《樞庭備檢》。後罷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上《七朝國史》等。九年，為湖南安撫司參議官。晚年，遭受秦檜的摒斥，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觴詠自娛。
王銍出生於世代書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學者王昭素的後裔，其父王萃（字樂道）是歐陽修的學生。王銍少而博學，善詩論，強記聞，大觀元年(1107)，王銍訪曾布於京口，布以三子曾紆之女歸之。大觀中，王銍曾隨父往江州，與釋祖可結詩社於廬山下，有唱和；又在汝陰，著《侍女小名錄》；此期間，與徐俯、洪炎、洪芻、惠洪、善權、張元乾等有交往，並著《侍女小名錄》。
政和三年春，王銍在京師與表兄高荷論黃庭堅詩中本事，並賦《國香詩》。政和四年初往宣城岳父處，途經當塗，訪李之儀，示所輯歐陽修別集及蔡氏所輯蘇軾《南浮集》，請其為序；該年三月，李之儀為歐陽修別集及蘇軾《南浮集》作序；是年底，莘召銍回汝陰侍居。
宣和年間，王銍多在京，與湯舉為太學同捨生；與江端本、張元干、王倫等有交往；宣和四年，王銍著《四六話》；宣和末，銍出京。靖康中入王襄軍幕，作《靖康討虜檄文》。
建炎元年五月，王襄貶官，銍離幕。建炎元年九月，王銍與晁說之相遇於睢陽，晁有詩文贈之。建炎二年，銍自揚州到海陵訪晁說之，晁復以詩紀之。建炎三年，銍入康允之軍幕，不久辭幕，作《與浙西帥康允之書》。建炎三年十一月，為范宗尹家藏蘭亭帖作跋。建炎四年庚戌春，往湖州千金村訪張元干。七月，權樞密院編修官，奉詔纂集祖宗兵制，其後書成，凡二百卷，賜名《樞庭備檢》；十月，為楚州鎮撫使趙立作傳，高宗嘉嘆久之。
紹興元年辛亥，王銍為嵊縣縣學作《嵊縣修學碑》；紹興二年壬子，作《包山禪院記》；紹興四年甲寅（1134），守太府寺丞，為言者奏罷。紹興五年乙卯（1135），王銍以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廬山太平觀；銍主管廬山太平觀事見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八《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墓誌銘》，曾紆去世時銍為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七年六月，王銍避居剡溪山中，紹興八年，獻《宰執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得常同之薦，詔奉祠中視史官之秩。紹興七八年間，又改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並與向子諲有交往。紹興九年（1139）正月，銍獻《元祐八年補錄》及《七朝史》，由右承郎遷右宣義郎；二月，秦檜欲以永固為徽宗陵名，銍建言之。
紹興十年庚申（1140）至紹興十二年壬戌（1142），王銍居山陰；紹興十二年作有《書謝文靖東山圖》、《重刻兩漢紀後序》等。紹興十三年癸亥（1143），獻《太玄經解義》，得賜金；又與畢良史游，為之作《跋古器圖》、《題五老圖》。紹興十四年甲子（1144），居山陰，新除右宣教郎湖南安撫司參議官；三月，獻《祖宗八朝聖學通紀綸》，詔遷一官。銍約卒於該年。王銍有子二人，長子王廉清字仲信，次子王明清字仲言，俱高才敏思，能世其學。

3. 陽公記是什麼

一
袁宏字彥伯，東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晉成帝咸和三年（公元三二八年）出生於一個世族家庭。他的七世祖袁滂曾任東漢靈帝時的司徒，六世祖袁渙任過曹魏的郎中令，其後「袁氏子孫世有名位」。然而在袁宏年少的時候，其父臨汝令袁勖去世，家道因之中衰，他不得不以運租自業。由於一個偶然的機遇，袁宏以他的詠史詩受到謝尚的賞識，故於謝尚任安西將軍、豫州刺史時，特聘其參議軍事，從此踏上仕途。以後遷任大司馬桓溫府記室，因桓溫重其文筆快捷典雅，遂專綜書記。但是袁宏不滿意桓溫的專橫跋扈和圖謀篡逆，因而於著文或談論中，多次冒犯桓溫，故「榮任不至」。直到桓溫死後，袁宏才由吏部郎出任東陽郡太守。不久，即於晉孝武帝太元元年（
公元三一六年）病死在任所，時年四十九歲。
袁宏一生寫下詩賦誄表等計三百餘篇，其中膾炙人口的則有東征賦、北征賦和三國名臣序贊。當時，王珣嘗發出「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的感慨。所以袁宏是以「一時文宗」而著稱於世的。唐代撰修晉書時，仍將他列入文苑傳。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並不表現在文學方面，而是反映在他的史著中。除了久已散佚的竹林名士傳外，後漢紀是他流傳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

後漢紀仿荀悅漢紀而寫，是一部出色的編年體斷代史。其書共三十卷，約二十一萬多字。所載起自王莽末年的農民大起義，迄於曹丕代漢，劉備稱帝，記述了東漢二百餘年的興衰史。後漢紀的成書要早於范曄後漢書五十餘年，是現存有關東漢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正如當年袁宏往往被人視作文章家而不是史學家一樣，後漢紀長期以來一直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不能不令人為之惋惜。

二
魏晉時期，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在戰亂頻仍、政局變幻莫測的形勢下，有的人為了給統治者提供歷史的鏡鑒，探求削平亂世的靈丹妙葯；有的人在仕途得意之際，為了顯示自己的才華以邀寵信；有的人在仕途失意之後，退而著述以寄託情懷，因而涌現出大量的史書。這些著史者大多出身於魏晉名門，為了昭明世系，炫耀門庭，在追溯士族源流之際，又多以東漢史作為其畢生努力之目標。在袁宏著作後漢紀的前後，有關東漢史的有影向的著作，就有謝承的後漢書、薛瑩的後漢記、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嶠的漢後書、謝沈的後漢書、張瑩的後漢南記、袁山松的後漢書（以上紀傳體）和張璠的後漢紀（編年體）。這些著作主要都取材於東漢時斷斷續續修撰而成的東觀漢記，但在取材的精疏、史識的高下、文筆的優劣、體例的純駁、篇幅的繁簡各個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差異。袁宏不滿意他所見到的諸種後漢書，於是發憤披閱資料，重加厘訂，歷時八年之久，終於撰成了後漢紀。其取材不可謂不富，撰述不可謂不勤，與主要是刪削漢書而成漢紀的荀悅相比較，他所遇到的困難要多得多，所付出的努力也大得多，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更顯得寶貴。
在魏晉時撰成的東漢史著中，後漢紀碩果僅存，絕非偶然。

首先，袁宏幾乎搜集了當時有關東漢史的所有材料，在吸取諸書精華的基礎上，刪繁補缺，糾謬釋疑，反復修改，不憚其煩，故能取得「比諸家號為精密」的評價。即使在後漢紀初稿流傳後，袁宏發現張璠紀所言漢末之事，頗有可采，就又及時補充進來，使後漢紀關於漢末的記載，不僅遠遠超過同時代的諸家後漢書，而且連晚出的范曄後漢書也不如其翔實。

其次，袁宏採用左傳的史法，以漢紀作範本，完成了又一部便於觀覽而又詳略有體的編年體斷代史，在當時紀傳體如林的史界中，別開一番洞天，因而也就受到許多學者的重視。

然而清王鳴盛於十七史商榷中言：「宏所采亦雲博矣，乃竟少有出范書外者，然則諸書精實之語，范氏摭拾已盡。」這就是說，范書是諸家後漢書的總結性之作，要想弄清東漢歷史，只要有范書就足夠了，而包括袁宏後漢紀在內的其它諸家後漢書，已沒有什麼參考價值。這一觀點確實代表了不少學者的看法。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范書博大精深，許多成就確非袁宏後漢紀所能企及。但是袁紀一則早成於范書五十多年，不少方面更接近於原始材料，因而史料價值不僅不低於范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要高於范書。二則袁紀的精實之語，也並非全被范書所吸取，「其中多有范氏所刪取而不盡錄者」，往往可以訂正范書的謬誤和補充范書的不足。

如魯丕舉賢良方正對策、尚敏陳廣學校疏、張衡和馬融的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朱寵與鄭凱論潁川士人，以及明、章二帝的某些詔文，均不見於范書。其它與范書各有詳略的情況則更多。如卷二十引朱穆奏記中有一段范書即失載，其文曰：「河內一郡，嘗調縑素綺縠才八萬余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於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斂。」對了解東漢中期統治者的橫征暴斂及其惡果很有幫助。

再如馬續補撰班固漢書七表及天文志之事，有關佛與佛學思想在漢時傳播的情況，有關朱寵生平和鄧禹子鄧股的事跡，均賴袁紀而得以保存下來。

此外，袁紀（一）可以訂正范書的時間之誤，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陽的月份、建寧元年九月朱瑀盜發竇武奏疏的日子，通鑒都舍范書而從袁紀。（二）可以訂正范書地名之誤，如和帝系葬於順陵而非慎陵，劉攽即據袁紀以糾正范書及李賢注的錯誤。（三）可以訂正范書謚號之誤，如舂陵考侯當是孝侯之誤。（四）可以訂正范書姓名之誤，如寒朗當作寋朗。（五）可以訂正范書職稱之誤，如樂松非任中常侍而是侍中。（六）可以訂正范書史實之誤，如田況非敗於赤眉，而是赤眉戰敗，不得不轉入青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如王銓所說的那樣，「讀荀袁之紀，如未嘗有班范之書；讀班范之書，亦如未嘗有荀袁之紀也。各以所存，自達於後也」。范袁二書各有其不可泯滅的史料價值，不可有所偏廢。清惠棟後漢書補注之所以能取得較大成就，就與大量利用袁紀的材料以考訂范書有關。

不僅如此，袁紀還保存了東觀記天文志、五行志及西域傳佚文十五條，華嶠書之論四條。既讓我們能更多地窺知這些佚書的原貌，也推翻四庫館臣關於東觀記天文志已全闕的舊說。

無怪劉知幾曰：「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這一書一紀，相得益彰，以袁紀配范書，符合事實，絕非溢美之辭。

顯而易見，袁宏後漢紀這座有待進一步發掘的史料寶庫，是研究秦漢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

三
後漢紀在史學上也頗具特色，有所創新。
首先，袁宏在荀悅「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寫作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為「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撰述方法，以達到「觀其名跡，想見其人」的目的。

袁宏的「類書」，歸納起來有以下二種形式：

其一，把某人的某一品德，因類舉事，末尾概括為「某某皆此類也」的品題式結語。如寫王丹，則曰「其高抗不屈皆此類也」；寫朱暉，則曰「其信義慎終皆此類也」；寫樂恢，則曰「其不念舊惡，恥交進趣，皆此類也」；寫周舉，則曰「其公亮不撓皆此類也」。

其二，把時代相近而德行類似的人放在一起寫。如卷五類書嚴光、周黨、王霸、逢萌等所謂隱士；卷十一類書江革、毛義、薛苞等所謂孝子；卷十九類書任峻、蘇章、陳琦、吳佑、第五訪等所謂良二千石；卷二十二類書徐稚、姜肱、袁閬、韋著、李曇等所謂五處士。

而在卷二十二中，袁宏於敘述郭泰事跡的同時，涉及仇香、袁閎、黃憲、茅容、魏昭、孟敏、左原、黃元艾、賈子序等多人，文末概括以「其弘明善惡皆此類也」，「其善誘皆此類也」，接著又進一步類書與泰齊名的仇香、黃憲、陳寔三名士。於此袁宏合二形式為一，全文長達四千餘字，所敘人物一個個活龍活現，頗有傳神之筆。

自然上述方法處理得當，可以開拓編年史體的容量，使作者認為足以為法式的言行，更為集中地表達出來，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然而用之過度，則亦往往造成體例的不純，連綴而出的名人小傳，使編年史的特點為之減色。而袁宏喜歡品題人物，這種誇誇其談的名士作風，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概念化，常由此導致寫作的失敗。於是，「類書」的成功也就與失敗相伴隨，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後漢紀中。

其次，袁紀詳略有體，重點突出。他分別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敘述了東漢始建國和漢末紛亂的歷史。兩個時期各有眾多的人物登場，事件也千頭萬緒，錯雜紛紜。而袁宏宛如一個傑出的導演，把眾多的人物和復雜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條，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亂，文約而不漏，其駕馭史料的能力令人驚嘆。其中關於赤壁之戰的描述，主要通過周瑜、諸葛亮、孫權三人的慷慨陳辭，展現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膽略和遠見卓識，最終以「曹操與周瑜戰於赤壁，操師大敗」一句收尾，文字洗練，語言生動，寓大戰勝負於談笑縱論之中，袁宏的文才於此得到高度的發揮。它為司馬光寫赤壁之戰，提供了良好的先例。

這二部分是袁紀的精華所在，也是最堪補正范書不足之所在。

再則，袁紀很注重論贊，全書之論共計五十五條（包括所引華嶠論四條），最長的達一千零三十四字，最短的四十一字，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共計約一萬七千字左右，佔全書篇幅的十二分之一，為歷來史書所僅見。

固然，袁宏之論以名教觀為核心，多迂腐陳舊之說，是魏晉士族腐朽世界觀的一個縮影。劉知幾批評他「務飾玄言，玉卮無當」，可謂一針見血！與荀悅尚能從經濟方面探求動亂之由，還知道重民務實相比較，他的名教觀可以說毫不足取。

但是，凡事不可一概而論，撇開其名教觀，其中也間有佳篇。

如袁宏紀卷二十二論風俗變遷，上下縱貫近千年，筆勢放縱，較客觀地反映了從春秋至漢末之風俗變遷的概貌。被後人推崇的范曄黨錮列傳序，其中兩漢風俗部分，實取資於袁紀。

另外，如他肯定學術分歧，自古已然，天下之事，不必相襲，主張諸子百家，各存其說，不必強求整齊劃一，並提出「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觀點，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又如他指斥讖緯之虛妄，還借用賈誼之言，主張禮制非天之所設，乃人之所為，不修則壞，損益宜隨時，其強調人為的作用和順應時代而改革的看法，無疑是可取的。同時他又主張神道設教，在非人力所能解難釋疑的時候，當藉助鬼神的力量來應變適會。他說：「神實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可見，袁宏並不把神看作是一種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東西，他更強調人的作用，把神道作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輔助手段，比起迷戀天人感應及圖緯讖記的神學家來，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更多一點實用主義。

不難看出，袁宏後漢紀是一部可與荀悅漢紀相匹敵的編年體斷代史代表作，是研究中國古代史學史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

四
袁宏後漢紀的流傳幾經波折，不絕一?，迄今尚無善本。
早在宋代，後漢紀的刻本已「衍文助語，亂布錯置，往往不可句讀」。祥符中之錢唐刻本和紹興中之浙東刻本，今已不可得見。至明初，袁紀「尤所希覯」，以至成弘年間呂柟校刻荀悅漢紀時，竟未能刻及後漢紀。幸賴嘉靖黃姬水刊本和萬曆南京國子監本，才能使我們得以看到後漢紀的基本原貌。然而二刻脫訛滋甚，令人遺憾。

清康熙年間襄平蔣國祚、蔣國祥兄弟取黃本與南監本互校，復采范書及章懷諸注為證，祥加考校，寧闕勿妄，號稱近代精本，不愧為袁紀功臣。而陳璞言其「校改黃本，亦十不及五，且有誤改」，也確系事實。故陳璞於清末取陳澧、果親王所校之黃本與蔣本對校，復用東觀漢記、魏志裴注、范書章懷注、續漢志劉昭注、通鑒考異諸書校正之，遂刻之於廣東學海堂。惜其未見南監本，且識見不高，所獲亦甚少。此外尚有龍溪精舍刻本，乃依蔣氏本，而略加校改而成；四部叢刊本則影印明本，實黃本之濫觴，從廣流布，而與校勘無補。

鑒於上述情況，以康熙蔣氏本兼取黃本、南監本之長，校刻較為審慎，故取其為工作底本。又以北京圖書館所藏之經果親王、陳澧批校的黃本、明馮班批校的南監本與之重校一過，兼取學海堂本、龍溪精舍本、四部叢刊本之長，盡己所能以恢復後漢紀之本來面目。

在已故導師陳直先生的關懷下，此項工作自一九七九年初始，三易其稿，至今已四年有餘。雖兢兢業業，不敢少輟，然而學既不廣，識見亦淺，率爾操觚，疏謬之處，實所難免。每念及此，不禁汗顏。今以此稿奉獻讀者，實為拋磚引玉，力促後漢紀這一優秀史作能引起史界的重視，使之重放異彩。校注不到之處，懇請讀者不吝賜教。

最後必須一談的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一直得到西北大學歷史系師友的關懷和幫助。其中張豈之、林劍鳴、戴南海、楊繩信諸先生從業務上多有指教，而游欽賜、張天傑諸先生又在工作上給予照顧。此外，北京圖書館的李致忠、薛殿璽二同志及善本書室工作人員，在圖書借閱上提供了不少方便。中山大學歷史系的張榮芳同志在百忙中，代為抄錄了陳澧東塾遺稿中讀後漢紀全文。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王沛霖同志在通閱全稿時，又多有指正。在此一並致以誠摯的謝意。

周天游一九八三年五月於西安

凡例
一、本書的校勘，以清康熙蔣國祚、蔣國祥兄弟刊本為工作底本，用果親王、陳澧手校的明嘉靖黃姬水本、馮班手校的明萬曆南京國子監本、清光緒廣東學海堂本、龍溪精舍叢書覆校蔣氏本、四部叢刊影明本與之相較。迷信古書，不敢輕改一字，其蔽失之陋；遇所不解，奮筆隨意改竄，其蔽失之妄。故整理古籍一要慎重細致，二要當改則改。為了使當校改者盡量得到校改，而即使出現紕漏，也使讀者有糾正的可能，特作如下處理：凡底本不誤，他本訛誤者，一律不出注；其文字有重要不同，且具參考價值者，則出注。凡可直接改正者，徑改之，並於注中說明；疑而不能決者，亦於注中提出傾向性意見。凡屬誤文、衍文當刪者，括以圓括弧；凡已改正之正文和應補入之脫文，括以方括弧。
二、現存後漢紀諸本多有訛脫，故本書除版本互校外，又用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東觀漢記、七家後漢書諸書，比較異同，以資校助。

三、本書前人已做過不少校勘工作，如陳澧東塾遺稿之讀後漢紀、蔣國祚兩漢紀字句異同考、陳璞兩漢紀校記、紐永建兩漢紀校釋，以及果親王、陳澧、馮班的眉批，本書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他們的成果，並於注中一一標明所出。

四、除文字校勘外，本書注釋著重於史實的考訂，並盡量吸收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為研究東漢史的讀者提供方便。

五、仿資治通鑒點校本之例，於諸年號下括注干支和公歷，以便檢查。

六、本書輯得佚文七條，除附錄於書末外，且分別列入相應卷之注中，予以說明。對其一、二條有疑義者，亦考辯之。

七、有關袁宏生平及著述的記載或評論，均不多見，是研究袁宏及其史學思想的寶貴資料。現盡力網羅，分別歸入袁宏傳及其軼事、歷代著錄及雜論、敘跋諸目下，附之書末。

八、為讀者閱讀方便，書後還編附引用書目。

原序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二〕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不次敘，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
〔一〕四庫提要以為此「漢紀」，「蓋指荀悅之書涉及東漢初事者」，甚謬。按此「漢紀」，實乃「漢記」之誤，即東觀漢記也。袁紀卷首雖接續荀紀言西漢末史事，而行文絕無相襲之處，一閱即可知。而東觀漢記乃諸家後漢書之本源，袁紀亦不例外。古者紀、記多混用，不可隨文附會。

〔二〕「謝忱」乃「謝沈」之誤。晉書本傳、北堂書鈔卷五七引何法盛晉中興書俱作「謝沈」，隋志及新舊唐志亦然。

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一〕，非徒記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綸，足為嘉史，所述當也，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敘。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異，言行趣舍，各以類書。故觀其名跡，想見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註疏而已〔二〕。其所稱美，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歿而不傳，其遺風余趣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者多，所以悵怏躊躇，操筆悢然者也。

〔一〕史記有八書，此作「十書」，乃袁宏為行文方便，約略言之。

〔二〕陳澧曰：「末吏者，謂末世史官也。註疏者，條記其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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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漢武帝論文

制度變革與漢武帝盛世的造就

[摘 要]漢初制度多疏闊，要求制度變革的呼籲雖殷，卻無法得以實施。直到漢武帝時期，才大刀闊斧地推行了制度變革。這是一個事功顯赫的時代，也是一個垂範立制的時代。在協調地方與中央的關系、解決皇權與相權矛盾、強化對官僚隊伍的管理、確立新的經濟政策等重大領域，漢武帝固然採取過某些權宜性的措施，但對制度的變革與創新顯然更為重視。分析這一現象，有助於我們解讀古代盛世的合理內核，從中獲得歷史啟迪。

[關鍵詞]漢武帝；制度；變革；創新；啟迪

一個政權的初建階段，往往是百廢待舉，不得不以解決燃眉之急為務，無暇顧及根本性的制度建設。而欲使國家達到鼎盛狀態，卻必須從制度建設入手。從西漢前期的「無為而治」到漢武帝的「多欲」、「強為」政治的轉變，明確無誤地印證了這一歷史規律。漢武帝的時代，無疑以事功顯赫而著稱於史冊，如果探究造成這一強盛時代的諸多因素，大力推行制度變革無疑應該屬於首選之列。目睹漢代興衰過程的歷史學家荀悅，在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說：「先王立政，以制為本。……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有常制，則民不二。」[1](《孝文皇帝紀》上)這是符合歷史規律的結論。從制度建設推動社會有序發展的視角，解讀漢武帝盛世的出現，可以給我們以深刻的歷史啟迪。

一、直面制度變革：順應時代潮流的明智之舉

漢文帝時期，胸懷遠大政治抱負的政論家賈誼，就在他的千古雄文《治安策》中為制度的欠缺、國家的軟弱而太息流涕，發出改制以求強的呼籲。他特別針對政治等級失序的問題，提出「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修則壞。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製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2](《禮樂志》)。他還為統治者草擬了禮儀制度改革的具體方案，並對這套制度充滿了自信，「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

業而安」[2](《賈誼傳》）。即認定以制度治國可以彌補「人治」的缺陷，這是他的理性追求。他的制度設計，不似後世儒者的迂腐，而頗有熔鑄禮法為一的務實色彩。正如陳蘇鎮的判斷，賈誼等人「所關注的是在『法令』、『刑罰』之外，再建立一套『禮』的制度，形成以『禮』為主、以『法』為輔的制度體系」[3](p251)。可惜的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局限，特別是一批身居高位的軍功權貴的堅決反對，賈誼的主張無法得以實施[2]（《賈誼傳》）。漢初的因循靜默之風，可以導致社會秩序的恢復，促進經濟的發展，但在制度建設方面乏善可陳。荀悅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漢初國家簡易，制度未備。」[1]（《孝文皇帝紀》上）這是對漢初政局特點的准確歸納，遺憾之情溢於言表。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位。他所面臨的形勢是「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2]（《公孫弘卜式兒寬列傳》）。他繼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歷史遺產，其中，既有社會穩定、人心歸向、經濟富裕的優勢，也有制度有缺、國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遺憾。「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4]（《平準書》）可見，制度的不完備，已經構成了對統治秩序的潛在威脅。因此：推進制度建設以改變漢初的因循局面，就成為漢武帝必須承擔的責任。

董仲舒應時而出，倡言必須變革國家制度，才能真正達到天下大治：「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2]（《董仲舒傳》）所謂「更化」，就是改革。在強調「以孝治天下」的漢代，對祖宗的成規遺意，後人只有恪守的義務，而無變更的權利。而董仲舒卻有勇氣蔑視政治禁忌，評判西漢前期的利弊得失。「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定評，即便不是對「文景盛肚」的否定，也是包含著無盡的遺憾。在呼籲變革方面，董仲舒無疑是站在時代前列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並非是董仲舒的獨特之見，當時的貴族思想家劉安也在大談法令制度必須依據形勢的變化而變化：「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5](《汜論訓》）劉安盡管最終走上了與漢武帝分庭抗禮的道路，但在論證變法求治的必要性上，卻與董仲舒、漢武帝有呼應之實。漢武帝晚年自我分析不得不變革成法的原因是：「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6](《漢紀》）此時，君臣都不滿意漢初的立國規制，而把變革制度、造就盛世，作為自己理應承擔的歷史使命。

漢武帝正是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厲行改制，奮發有為，才建立起顯赫的功業，成為名垂千古的雄才大略之主。

漢武帝時期的政論家嚴助，總結漢武帝時代的特點是：「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2]（《嚴助傳》）漢哀帝時的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等人，在議論漢武帝的歷史地位時特別強調：「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於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2]（《韋賢傳》附《韋玄成傳》）班固在論及這一問題時，則在人才濟濟之外，特意強調「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2]（《循吏信》）。這些議論，顯然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立論取向：特別推崇漢武帝大力推行制度變革，為子孫後世垂範立制所作出的貢獻。漢人如此重視從制度層面來討論漢武帝的歷史地位，表現出令人欽佩的理性和遠見，甚至稱之為我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寶貴遺產也不為過。這樣深邃的認識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漢武帝重視制度變革的實際舉措，為漢代思想家提供了源頭活水。

二、推行制度變革：安邦治國的必由之路

漢武帝治國施政，既有魄力非凡的一面，也有非常務實和理性的一面。在涉及變革的許多領域，他往往是標本兼治——不僅採用一些行之有效的權宜性手段，更重視推行制度建設，以達到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目的。

以一系列立法削弱藩國勢力

漢初推行的「郡國並行」之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吳楚七國之亂」中已經充分暴露出來。因此，漢景帝挾平叛之餘威，頒布過貶抑藩國地位的新規定，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漢武帝繼軌而起，創設諸多制度法令。極大地削弱了藩國勢力，使之無法再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實施了「推恩令」。主父偃是擅長於分析利害的政論家，他迎合漢武帝厲行中央集權的意願，上書建言：「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余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2]（《主父偃傳》）漢武帝深知它的奧妙之所在，立即予以採用。在「推恩」這樣流露著血緣溫情的名號之下，把本屬於王國的部分領土，新立為侯國，並且改變其原來的隸屬關系，使之歸屬於附近漢郡。其客觀效果是，「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2]（《諸侯王表·序》）。

此外，還有阿黨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關立法適時出現。關於「阿黨法」的內容，據張晏的注釋是「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2]（《高五王傳》）。這就迫使諸侯王國的高級官吏，為了自身的安危，也必須把監視諸侯王的動靜作為第一要義。諸侯王不僅喪失了治國理民的事權，還必須承受來自傅、相的就近監督。甚至於有這樣的事例發生：朝廷任命有嚴苛之名的大臣為王國之相，尚未到任，擔心受到迫害的國王就畏罪自殺了。諸侯王反而受制於名義上的屬官，其政治地位的削弱是新法規的必然結果。因此，班固在論及「阿黨法」之時，特意強調「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2]（《高五王傳》），就是清醒地認識到它的影響之深遠。關於「左官律」的內涵，據服虔的注釋是：「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應劭也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2](《諸侯王表》）創立此制的用心，不外乎阻止有進取心的人士仕宦於諸侯王國，從人力資源上防止諸侯國勢力再度膨脹。關於「附益法」的規定，據張晏注釋為：「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2]（《諸侯王表·序》）立法宗旨似乎在於防範朝廷大臣與諸侯勾結、為諸侯謀取利益。這幾個法律制度，交互為用，使諸侯王國受到根本的抑制，地方勢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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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了織席販履的草民，劉備還有什麼強大的社會背景嗎

張世平、蘇雙是是東漢末年中山的大商人，擁有極其強大的經濟實力，並且和劉備明顯交情不菲。黃巾之亂時，他們正好在劉備的老家涿郡販馬，認識劉備，覺得劉備非同一般就和劉備有了交集成為了朋友。在黃巾之亂劉備起兵時，還是這兩人幫助了劉備，給予了劉備錢財，才讓劉備得以招募武裝了不少兵馬，能夠成功起兵。

漢末三國，蜀漢先主劉備，並不是簡簡單單的一個織席販履的草民，相反他擁有極其可怕的社交圈。不僅僅是身份地位都極高的老師盧植，他的師門簡直是強大到恐怖，從師祖陳球、馬融，到師叔鄭玄、管寧、華歆都是不簡單的人物，甚至劉備的老師盧植畜生的范陽盧氏也是後來著名的大家族。此外，劉備還擁有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強大的好友，軍事方面有身份北方最強大的諸侯之一的公孫瓚，經濟方面有財里豐厚的張世平、蘇雙。早期的劉備，正是靠著他們的不斷幫助才能夠一直堅持下來。

劉備創業的一路上，都沒有離開師門長輩、宗族兄弟、同學友人的幫助。先是張世平、蘇雙給他錢財助他成功招兵起事，又是黃巾之亂時劉虞帶領他戰斗，黃巾之亂時老師盧植也提供給了劉備不小的幫助。又有公孫瓚收留，諸侯會盟討伐董卓時還是公孫瓚帶他去的，討伐董卓後劉備暫時就待在了公孫瓚處（劉備手下的大將趙雲原本就是公孫瓚的大將，只是劉備在公孫瓚那裡時把趙雲給拐走了。）。在徐州戰敗之後無處可去的劉備又得到了老師鄭玄的幫助，是鄭玄的游說才讓袁紹放心的收留了劉備。袁紹戰敗之後，劉備得到了劉表的幫助，給了他新野的地盤，並且還願意把荊州讓給他。

所以劉備的故事並不是什麼屌絲逆襲記，也不是什麼咸魚翻身記，他不僅不是平頭老百姓，反而擁有強大的社會背景，一路上都有貴人幫助。可以想像，光是他的師門，鄭玄門下就有幾千人，這都是劉備的同學，光這一點他的社交圈就已經極為可怕的。

6. 語文文言文翻譯先公言 與閣二丈詢仁同赴省試

原文：
先公言：與閻二丈詢仁同赴省試，遇少年風骨竦秀於相國寺。及下馬去毛衫，乃王元澤③也。是時盛冬，因相與於一小院中擁火。詢仁問荊公出處，曰：「舍人④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不晚且來。雱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爾。」詢仁雲：「舍人既來，誰不願賃宅，何必預尋？」元澤答曰：「大人之意不然，須與司馬君實⑤相近者。每在家中雲：『擇鄰必須司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 可法，欲令兒曹有所觀效焉。』」
荊公知制誥，丁母憂，已五十矣，哀毀過甚，不宿於家，以藁秸為薦，就廳上寢於地。是時潘夙方知荊南，遣人下書金陵。急足至，升廳，見一人席地坐，露顏瘦損，愕以為老兵也。呼院子令送書入宅，公遽取書，就鋪上拆以讀。急足怒：「 舍人書而院子自拆可乎？」喧呼怒叫。左右曰：「此即舍人也。」急足惶恐趨出，且曰：「好舍人，好舍人！」
陳秀公罷相，以鎮江軍節度使判揚州。其先塋在潤州，而鎮江即本鎮也。每歲十月旦、寒食，詔許兩往鎮江展省。兩州迎送，旌旗舳艦，官吏錦綉，相屬於道，今古一時之盛也。是時，王荊公居蔣山，騎驢出入。會荊公病癒，秀公請於朝，許帶人從往省荊公，詔許之。舟楫銜尾，蔽江而下，街告，於舟中喝道不絕，人皆嘆之。荊公聞其來，以二人肩鼠尾轎，迎於江上。秀公鼓旗艦舳正喝道，荊公忽於蘆葦間駐車以俟。秀公令就岸，大舟迴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見。秀公大慚，其歸也，令罷舟中喝道。
（選自王銍《默記》）

【注】①王荊公：王安石。②吳國夫人：王安石妻子。③王元澤：王雱，王安石之子，字元澤。④舍人：官名。⑤司馬君實：司馬光，字君實。因排行十二，又稱司馬十二。
翻譯：
我父親曾說過這樣一件事：他年輕時與閻詢仁同赴省試，於相國寺遇到一個風骨脫俗的少年，下馬脫去皮襖相見，原來此人是王安石。於是三個人聚在一個小院里烤火，閻詢仁問王安石：「前幾次省試你怎麼沒來參加？」王回答說「父親一直在生病，沒有其他原因。朝廷的恩德越來越重，現在來也還不晚。這次不但參加省試，也是按父親的要求來找房子的。」詢仁說：「你（名氣那麼大）既來到東京，誰不願意把房子租給你呢，何必預先找呢？」王回答說：「我父親另有想法，想要與司馬君實（即司馬光，砸缸的那位）住的鄰近。在家的時候就常說：『鄰居就要找司馬光這樣的，這個人在家裡的種種言行都值得學習，我要讓你們學他的樣子。』」
王荊公掌管詔令起草,遭逢母親喪事,已經年過五十,憂傷過度,不在家裡居住,以草席為褥墊,在廳中睡在地上.這時潘夙正掌管荊南,派人送信到金陵.急行信使（類似快遞員）到了之後,到大廳里看到一個人席地而坐,瘦骨嶙峋,驚愕地認為是老兵.喊他送信到內宅,荊公拿過信當發即在地鋪上拆開來讀,信使生氣地說：「中書舍人（的信）而老兵可擅自拆讀嗎?」大呼小叫,左右侍從說：「這就是中書舍人.」信使惶恐地快步退出說：「好中書舍人,好中書舍人!」
陳秀公在宰相罷職之後，以鎮江軍節度使身份兼任揚州知州。他的祖墳在潤州，而潤州所在的鎮江府也就是他所任節度使的本鎮。每年的十月初一和寒食節，皇上詔許他兩次去鎮江掃墓祭奠。揚州、潤州兩地送迎時，有旌旗，有舳艦大船，官吏們穿錦束綉，在道路上連接不斷，是從古到今一時最為盛大的。這個時候，王荊公居住在江寧的蔣山，出入都騎著一頭驢子。正巧荊公的病痊癒了，秀公就向朝廷請求，准許他帶著人眾去探視荊公；朝廷下詔答應了這個請求。前去時，舟船一個接一個，蔽江而往，又是在街上張貼布告，又是在舟船上不停地喝道，要行船和行人避開。看到的人都對之感嘆不已。荊公聽說陳公來了，就讓兩個人抬著一頂小鼠尾轎，在江上迎接。秀公到來時又是擂鼓，又是搖旗，又是在大的艦舳上高聲喝道。這時荊公忽而到江邊的蘆葦中間停下來而等待秀公的到來。秀公讓隨從們靠岸，而大船左搖右盪，迴旋了很久，才停泊到江邊而與荊公相見。這時秀公非常慚愧，當他回去時，就罷去了舟船上的喝道。
拓展：王銍，生卒年月不詳。字性之，自號汝陰老民，世稱雪溪先生，。高宗建炎四年（1130），纂集太宗以來兵制。紹興四年（1134）書成，賜名《樞庭備檢》。後罷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上《七朝國史》等。九年，為湖南安撫司參議官。晚年，遭受秦檜的摒斥，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觴詠自娛。
王銍出生於世代書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學者王昭素的後裔，其父王萃（字樂道）是歐陽修的學生。王銍少而博學，善詩論，強記聞，大觀元年(1107)，王銍訪曾布於京口，布以三子曾紆之女歸之。大觀中，王銍曾隨父往江州，與釋祖可結詩社於廬山下，有唱和；又在汝陰，著《侍女小名錄》；此期間，與徐俯、洪炎、洪芻、惠洪、善權、張元乾等有交往，並著《侍女小名錄》。
政和三年春，王銍在京師與表兄高荷論黃庭堅詩中本事，並賦《國香詩》。政和四年初往宣城岳父處，途經當塗，訪李之儀，示所輯歐陽修別集及蔡氏所輯蘇軾《南浮集》，請其為序；該年三月，李之儀為歐陽修別集及蘇軾《南浮集》作序；是年底，莘召銍回汝陰侍居。
宣和年間，王銍多在京，與湯舉為太學同捨生；與江端本、張元干、王倫等有交往；宣和四年，王銍著《四六話》；宣和末，銍出京。靖康中入王襄軍幕，作《靖康討虜檄文》。
建炎元年五月，王襄貶官，銍離幕。建炎元年九月，王銍與晁說之相遇於睢陽，晁有詩文贈之。建炎二年，銍自揚州到海陵訪晁說之，晁復以詩紀之。建炎三年，銍入康允之軍幕，不久辭幕，作《與浙西帥康允之書》。建炎三年十一月，為范宗尹家藏蘭亭帖作跋。建炎四年庚戌（1130）春，往湖州千金村訪張元干。七月，權樞密院編修官，奉詔纂集祖宗兵制，其後書成，凡二百卷，賜名《樞庭備檢》；十月，為楚州鎮撫使趙立作傳，高宗嘉嘆久之。
紹興元年辛亥（1131），王銍為嵊縣縣學作《嵊縣修學碑》；紹興二年壬子（1132），作《包山禪院記》；紹興四年甲寅（1134），守太府寺丞，為言者奏罷。紹興五年乙卯（1135），王銍以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廬山太平觀；紹興六年（1136），朱敦儒（希真）、徐度（敦立）來訪。銍主管廬山太平觀事見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八《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墓誌銘》，曾紆去世時銍為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七年六月，王銍避居剡溪山中，紹興八年，獻《宰執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得常同之薦，詔奉祠中視史官之秩。紹興七八年間，又改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並與向子諲有交往。紹興九年（1139）正月，銍獻《元祐八年補錄》及《七朝史》，由右承郎遷右宣義郎；二月，秦檜欲以永固為徽宗陵名，銍建言之。
紹興十年庚申（1140）至紹興十二年壬戌（1142），王銍居山陰；紹興十二年作有《書謝文靖東山圖》、《重刻兩漢紀後序》等。紹興十三年癸亥（1143），獻《太玄經解義》，得賜金；又與畢良史游，為之作《跋古器圖》、《題五老圖》。紹興十四年甲子（1144），居山陰，新除右宣教郎湖南安撫司參議官；三月，獻《祖宗八朝聖學通紀綸》，詔遷一官。銍約卒於該年。王銍有子二人，長子王廉清字仲信，次子王明清字仲言，俱高才敏思，能世其學。

7. 翻譯趙遜娶妻

《居易續談》 清·王士禛

呂宋國所產煙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絲薰。余既詳之前卷，近京師又有制為鼻煙者，雲可明日，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琉為瓶貯之，瓶之形象，種種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綠諸色，白如水晶，紅如火齊，極可愛玩。以象齒為匙，就鼻嗅之，還納於瓶。皆內府置造，民間亦或仿而為之，終不及。
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有一定儀注，不可那移。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印君，員外以下稱長官，科稱掌科，道稱道長是也。自康熙丙子祭告回京，見聞頓異。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也。
邯鄲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施乞者，二見而怒，痛捶而逐之，妻子泣諫不聽。未幾，二遍體生毒瘡，潰爛而死。夢告其子曰：「我以忤逆不孝，罰往京師宣武門西車子營張二家作豬，汝可速往贖歸，遲無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師宣武門，訪張氏，果有牝豕，適生數子，其一，豕身人面，有髭，貌如其父。子痛哭述其故，願以十金贖歸，張不聽而殺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
江南道監察御史張瑗，題為逆惡之罪，既已正典於前朝，私豎之碑，豈宜傳流於後世，亟請乾綱敕毀以儆姦邪，以垂鑒戒事：「恭聞我皇上前歲翠華南幸，命修岳飛之墓，賜題於謙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壯山河，故特表而揚之，以風示天下，夫善在必彰者，則惡在所必癉。臣奉命巡視西域，前往西山一帶查閱。至香山碧雲寺，寺後峻宇繚牆，覆壓數里，郁蔥綿亘，金碧輝煌，疑是前代王侯寢宮。詢之土人，乃知為故明罪惡滔天、磔屍身後逆�魏忠賢之墓。墓上有穹碑二，忄乞然並立，大書「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務司禮監秉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忠賢之墓。」臣觀覽之下，不禁發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啟時，竊操國柄，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群小皆出其門。德碑生祠，幾遍天下，神人共憤，道路以目。至崇禎初年，罪狀發露，押往祖陵，潛行自盡，磔屍河間。氣迄今公論在人，尚恨戮屍不足以蔽厥辜。乃畿輔近地，尚留此穢惡之跡，僭越之制，何以儆巨憝、昭大法哉？況當奉旨纂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立傳表揚，以彰公道。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余黨，膽大潑天，目無三尺？仰祈天威乾斷，敕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劃平其墓，俾天下後世，知凶惡之徒不能逭憲典於身前，並不能保墳墓於身後。其於聖明癉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嚴如斧鉞矣。」雲雲。奉旨：「魏忠賢碑墓，著交與該城官員仆毀劃平。該部知道。」瑗賦詩紀事雲：「彰癉表天道，誅賞昭王綱。伊誰實職之，蘭台凜秋霜。道惟Θ姦宄，庶以全善良。攬轡出都門，陟睇西山岡。廬舍匝阡陌，各各營農桑。厥俗一以朴，民氣尤悅康。榛莽化蘭蕙，無復嗥豺狼。尋憩古佛剎，紺碧何輝煌。背負諸墓碣，封樹皆貂�。逆閹冢逾制，陵園相頡頏。穹碑矗霄漢，長松繞垣牆。以彼稔凶惡，萬死奚足償。搏噬縱鷹犬，湯鑊烹鸞凰。天地盡瞑晦，白日無晶光。古多寺人禍，茲禍逾漢唐。國步倏<帛危>�，社稷旋淪亡。彼身已寸磔，墓胡留山陽。我見發上指，沖冠心激昂。及此不鏟�，無乃忤蒼蒼。拜疏請明旨，聖德奮乾綱。碑仆墓亦毀，狐兔將安藏。堯舜除四凶，海宇稱平章。誅惡及勝國，來者心自臧。岩壑湔穢濁，草木回芬芳。聊以佐史筆，憲紀於焉張。」瑗字蘧若，祁門人。予辛未科南宮所取會元也。以編修改御史，一時賦詩紀事者甚眾。按工部郎中萬公�景疏雲：「臣於三月詣陵開工，過香山碧雲寺，見魏忠賢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製作規模，彷彿陵寢。」雲雲。則閹擅國柄時，自營生壙已久。特既誅之後，未有建議毀之者，故倖存至今耳。
京師粥花者，以豐台芍葯為最。南中所產惟梅、桂、建蘭、茉莉、梔子之屬。近日亦有佛桑、榕樹。榕在閩廣，其大有蔭一畝者。今乃小株，僅供盆盎之玩。佛桑重台者，永昌名花上花。見《�林伐山》。
二十年來，京師士大夫不復用金扇。初則尚金陵仰氏、伊氏素紙扇，繼又尚青陽扇、武林各色夾紗扇。未幾，廢而不行，獨尚曹氏靴扇、溧陽歌扇。一時風會，雖小物亦然，殆不可曉也。
壬午六月初九日，召集內閣、九卿及翰詹、卿寺、科道各部郎中四品以上官於保和殿，傳上諭雲：「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餘年，惟日兢兢，未嘗少稱萬幾，自警有始無終之誚，念茲在茲也。政事之暇，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賜卿等觀之。」臣士正得絹素大字一幅，共二十七字雲：「惟正是視，元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型是則，慎爾所覿，無愆斯德。臨米芾。」首尾凡小璽三曰：「淵鑒齋」（長寸余，闊八分，白文）、「康熙宸翰」（方一寸三分，白文）、「敕幾清宴」（方一寸四分，朱文）。是年七月二十三日恭紀。
盤山拙庵（智朴）和尚，自江南還山以，《滄浪高唱》畫冊來索題。蓋師訪宋牧仲開府於吳門，適朱竹坨（彝尊）太史自禾中來，會於滄浪亭，共賦詩見懷，而畫史高簡圖之者也。宋詩雲：「清溝辟就老煙霞，瓢笠相過道路賒。摧得一瓶豆苗菜（菜名，出盤山），來看三月牡丹花。因緣大事公能了，潦倒粗官我自嗟。好向滄浪亭子上，旃檀香里奉袈裟。經行斜日且觀魚，黃鳥緡蠻入耳初。接席金風舊亭長（竹坨），懷人蠶尾老尚書（阮亭）。春深玉版容參悟，歲晚花宮待掃除。拂子一揮懷小住，空林明月暮鍾余。」
《異物匯苑》：「巴旦杏出哈烈國，今北方皆有之。京師者實大而甘，山東者實小肉薄。少津液，土人賤之不食。獨其仁甘，可以佐菹。」
庚辰三月，朝陽門外東岳廟火，殿廡皆燼，獨左右道院無恙。特發內帑，並令在京在外大小官員捐助，仍以裕親王監視之，閱歲始畢，上親臨幸焉。廟中仁聖帝炳靈於司命君四丞相像，皆元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劉元所塑。元最善摶換之法，天下無與比。至是皆毀於火。
壬午，順天鄉試五經監生二人：一庄令輿，江南武進人；一俞長策，浙江桐鄉人。初以違例帖出，仍具題請旨。奉旨：「俱著授為舉人，准會試，嗣後願作五經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九卿等詳議具奏。」
二月二十五日，特命皇長子臨故少傅、大學士王熙之喪，拜奠舉哀，特恩異數，都人驚傳，以為未嘗有也。上諭：「以世祖皇帝舊臣，故加殊禮。」內閣部院諸臣公疏謝恩，報聞。
十二日，在暢春院，御試庚辰科鼎甲汪繹等及庶吉士。十七日，命下，留館授職者十三人。顧圖河（甲戌一甲第一）汪繹、季愈皆鼎甲，余庶吉士，滿漢共十人（戊展庶吉士梁佩蘭張尚瑗，辛未庶吉士狄億，皆外用。外用者，共三十二人）。
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賜履，以老病請告，允之。仍令居京師備顧問。
五月十五日，朝退，御乾清門，賜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御書扇各一。士正得御制《虎邱》五言律詩一首（前有暢春小印，後有「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二印）。
今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唇駝峰，未足為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鹿尾賦》雲：「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為君雕俎之差，廁君金盤之實。」雲雲。若六朝已來，則以麈尾為談柄耳，未聞充盤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蹄作對。
胡氏《經籍會通》雲：「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外拱辰門西。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並下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歲三日，廟市月三日。今京師書肆，皆在正陽門外西河沿，余惟琉璃{穴羔}廠間有之，而不多見。燈市初在靈佑宮，稍列書攤。自回祿後，移於正陽門。大街之南，則無書矣。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貨集慈仁寺，書攤止五六。往間有秘本，二十年來絕無之。余庚申冬過之，有《兩漢紀》初印本最精。又《三禮經傳通解》，亦舊刻，議價未就。旬日市期早過之，二書已為人購去，懊恨累日，至廢寢食。壬午夏，見舊版《雍錄》雕刻極工。重過之，已為人購去矣。癸未夏，得《陳子昂文集》十卷，猶是故物。然如優缽羅花，偶一見耳。
米紫來（漢雯），宛平人，明太僕友石（萬鍾）之孫也。父壽都，字吉士，亦知名。紫來以順治十八年辛丑登第，多技藝，工書畫，書仿南宮，尤工金石篆刻。以長葛知縣行取，適有博學宏詞之舉，改翰林編修。以典試�誤，久之，召入供奉內庭，遷侍講，賜宅西華門。尋病卒。太僕有勺園，在京城西海碇，與武清侯清華園相望，亦曰風煙里。今暢春苑，即兩園故址也。紫來少喜交遊，所交遊皆海內名士。與予最相善，頗有倡和。其詩惜為書畫所掩，亦散佚無儔矣（紫來曾以其滇中詩屬予論次）。
宋時武林馬塍藏花之法；紙糊密室，鑿地作坎、覆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候湯氣薰蒸，則扇之，經宿則花放。今京師園丁亦然。予嘗以冬月寄諸盆花，約明年花樹不敗，則酬其直。惟桂花不能如舊，《西湖志余》謂桂必清涼而後放。法當置石洞岩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ざ，乃開。今與桃、梅、杜丹之屬同置暖室地窖，宜其不殖也。此亦格物者所當知。
元時張迨中者，字子正，都城書老，善制筆。管用堅竹，毫用鼬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尚方時，有所需，非迨中制不用也。每自持筆以入，必蒙賜酒。今京師未有以善筆名者矣。
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者，未有室，同輩醵金謀為娶妻。一日，於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帛，則發毿毿白，居然嫗也。遜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日，嫗感其忠厚，曰：「醵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為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紉衣中，當易金為君娶婦以報德。」越數日，於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則嫗之女也。蓋母子俱為旗丁所掠麗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即為之合巹成禮，嫗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存珠數顆，可鬻之為歸計，乃攜婿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三分其產，同居終其身。人以為遜忠厚之報雲。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盜發古冢，視其志銘，乃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一千一百石修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壬申，嗣其父為燕山前衛百戶，守御開平。永樂間，五從車駕北征有功，累升本衛，世襲指揮同知。洪熙中，升後軍都督府僉事，賜蟒龍衣。充參將，鎮守大同。尋命為總兵官，鎮居庸。宣德中，征樂安州，破兀良哈，北狩洗馬嶺，皆扈從。升都督同知，總督官軍匠作，修造京師城垣、濠塹、橋道。正統中，升左都督，敕諭提督營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正統辛酉告成，特升今爵錫，誥券。子孫世襲，以八年夏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關北原。子榮、孫煜留守，中衛指揮王淳撰文，卞聚書，龔善同篆。予考�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錄之。
本朝朝儀，大朝日，駕出乾清門，至保和殿稍駐。大學士、學士、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堂上官、翰林、起居注官，於保和殿門外行三跪九叩頭禮。先行，自甬道入太和殿後門出，立詹下，內閣東立西向，都察院西立東向，然後駕至太和殿升座。惟起居注班殿內，在諸王之後，亦儒臣之極榮也。
康熙己卯，南巡視河工，回蹕。有御制詩雲：「行遍江南水與山，柳舒花放鳥綿蠻。明朝又入邳徐路，鳳闕龍樓計日還。」會予以御史大夫被旨，與大司徒陳公（廷敬）、大宗伯張公（英）、大司空王公（鴻緒）入直南書房，因獲恭睹，共嘆為太平和吉之意雲。
本朝新進士臚傳後，自鼎甲授翰林修撰、編修外，余皆引見，欽選庶吉士。分清漢書，與鼎甲三人一體教習。順治間，定例：清書者，升內閣學士；漢書者，升京堂官。或往升侍郎，如程其相（芳朝），以丁亥榜眼及第，至侍讀學士，升太常寺卿；左虔孫（敬祖），以己丑會元，至侍讀學士，升通政使；臨朐馮易齋相國（溥），以讀學升吏部侍郎；錢塘黃次辰相國（朴），以讀學升禮部侍郎是也。如勝國甲科，即不拘此例。故王宗伯敬哉（宗簡）白司寇東谷（印謙）、高侍郎念東（珩）、胡學士此庵（統虞）諸公，皆為三院學士。三院者，國史秘書宏文院也。庶吉士，則專隸宏文，既設內閣，遂罷三院不設。而別立翰林院，以學士掌之。
鳥獸毛羽之奇異者，如紅紫鸚鵡、五色鸚鵡、紅鴿、紅鳩、鵝兒黃馬、桃紅瓣點子花馬、朱毛虎、山水文豹、硃砂鼠、綠胡蝶，予或見或聞，皆並錄之。近日，京師金魚顏色種種變化，尤為艷異。而白魚硃砂點者，或在首，或在背，或在尾，置之盆池，游泳�僉喁，燦若錦綺，信生物之不可測也。聞又有藍其色者，惜未見。至於鴿之屬、兔之屬，亦多異種，不能悉記。又顧鄰初《客座贅語》雲：「全椒學博王忠征，曾以禱雨，見紅鵝，疑是神物，非世所恆有。」萊陽姜如農�乘別墅，有紅鵝館。陳其年（維崧）檢討詩余，有紫鵝橋。未詳出處，不敢輒書。
子少游京師日，與汪苕文（琬）、劉公<甬戈>（體仁）倡和，晨夕過從無間。一日，往汪邸舍，其小僕孫玉者，走報曰：「王貽上來。」苕文出，為予述之。予笑曰：「此子不減蕭茂挺家僕。」
本朝遇內朝行慶賀禮，則上率東宮拜於兩宮之門內，諸王公、貝勒、貝子等從拜於門外，閣臣亦與焉。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已下，則拜於午門，最為得體。宋天聖中，明肅太後垂簾，詔皇帝率群臣上皇太後壽。範文正仲淹方為秘閣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壽，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壽，即今制也。事詳《儒林公議》。
鰒魚產青萊海上，珍異為海族之冠。《南史》有餉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錢。今京師以此物饋遺，率作鮑魚，則訛作秦始せ�京中物，可笑。又一郎官饋歲單，有燒鴉，見之愕然。徐問之，乃鴨之訛耳。
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輿，輿前藤棍雙引喝道。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輿，單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雲某官來，以便行人迴避。明代閣臣入直，呵殿至聞禁中，今則至棋盤街左右即止。凡八座皆然，行入，亦無迴避者矣。
今京官四品，如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僉都御史，騎馬，則許開棍喝道，肩輿則否。予同年徐敬庵（旭齡），由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出都日，騎馬開藤棍，此舊例也。凡巡撫入京陛見，多乘二人肩輿，亦不開棍喝引。
予為盤山釋智朴題詩，用苗茨字，朴疑之，書詢所出。按《洛陽伽藍記》：「奈林南有魏明帝苗茨之碑。」楊炫之釋曰：「以蒿覆之，故雲苗茨。」
康熙中，嘗命畫苑寫耕織圖，御制詩冠其上方，刻印頒行。按此圖，始於宋於潛令四明，樓�（按他本皆作鑰）作《耕織圖》以獻思陵，各系五言八句詩，逐段有憲聖皇後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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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