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马列院

‘壹’ 周惠年的人物事迹

她，曾被陈云誉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她，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危难时刻进入中共中央交通局，成为“第一女交通”；她，参与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一系列锄奸活动，其中包括“东方第一大暗杀”；她，数次入狱，几番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却痴心不改，历尽千难万险回到党的怀抱；她，虽然三次结婚，但丈夫均壮烈牺牲……
她，叫周惠年。
“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
周惠年于1911年3月出生于湖北、河南交界的信阳境内一个叫潭家河的村镇。周家有几亩耕地、一片竹林，在当地也算是殷实之户。不料，仅过了数年，由于父亲撒手人寰，家道急剧中落。但母亲还是节衣缩食，送她念书。可在她转入信阳女师附小后，因家中实在无力供送，不得不辍学回家。
1926年，北伐军打到河南信阳，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支持和参与北伐，在潭家河镇办起一所免费补习学校。周惠年不仅再次得到上学的机会，而且接触了中共地下党员，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共产主义ABC”等革命思想，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边上学边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配合北伐。
周惠年早年就由父母包办定下了“娃娃亲”，婆家是地主。周惠年整天在外贴标语、组织集会、甚至登台演讲等等，惹恼了婆家，“未过门的媳妇，整天在外抛头露面，太不成体统了”， 不仅强迫她提前嫁进门当童养媳，甚至策划抢亲。在党、团组织的干预下，周惠年退了婚，摆脱了自己根本不情愿的“娃娃亲”，全身心地投身北伐宣传。
然而，1927年6月19日，信阳红枪会叛乱，中共信阳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同党失去了联系的周惠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逃往鸡公山。因遭遇红枪会搜山，刚到山脚铁道边的周惠年，见恰有一辆火车开来，便不顾一切地跳了上去，在她看来：反正是待不下去了，还不如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党组织。
周惠年辗转到了武汉，见到自己参加革命的介绍人，并被党组织要求回到信阳，准备“潢川暴动”。暴动开始之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不让女同志参加，加上周惠年年龄太小，提出要她疏散回家。因周惠年坚决反对，只好被派到县委机关做地下党的交通工作。由于周惠年年龄小暂不能转党，而被决定“挂党”。 周惠年的主要任务是住机关、买纸、买菜、印送传单、送信、送文件等。为了工作方便，周惠年经常戴顶帽子把头发藏起来装男孩子，与另一女同志结伴相互掩护完成任务。别看周惠年经验还不足，但她利用女同志的便利条件，大件东西缠在腰件，重要文件和信等小件放在鞋里，别在袜筒等地方，每次都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地下党片面强调以武装斗争夺取大城布，没有认识到艰难险阻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暴动于1928年初以失败告终，周惠年被捕。后被当地颇有声望的中共地下党员邱相顺，利用绅士身份保释。
不久，周惠年被派往信阳平民工厂，搞工人运动。1929年“十月革命节”的夜晚，周惠年和几位工人党员贴标语、撒传单时，被发现并暴露身份。而恰在此时，因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交通局往返河南、上海的交通线，缺一个女交通员，经反复考核，选定了周惠年。周惠年因而成为“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中央交通局工作归属中央政治局，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工作独立，对外绝对保密，人员的调配安排是事先周密调查研究、经组织严格审查考核确认。
由于在上海单身女性租房子比较困难，且易引起敌人和外人的注意与怀疑，因而单身女同志只能与男同志假扮成夫妻租房，建立机关或秘密交通联络点。周惠年也被要求与河南交通员小刘假扮成夫妻。可周慧年毕竟还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姑娘，一听如此安排，便因难为情而提出要去苏区或去工厂搞工运工作。领导严肃地提醒周慧年：“你是个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在工作上没有理由讨价还价。”周慧年再也没讲二话，服从了组织决定。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小刘动了真情，爱上了周惠年。一天晚上，小刘正式向周惠年提出结婚。周惠年吓得不知所措，突然大哭。房东闻讯，过来敲门打听。小刘傻了，周惠年灵机一动，把头发散开，故意扯着小刘厮闹，向房东诉说“丈夫”在外跑面单帮不养家，钱都贴给了外边的女人，回来吃喝不顺还打她。因房东信以为真，才将真情掩盖过去。事后，领导对他们的莽撞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组织上给周惠年的生活费，每天只有四个铜板，只够买一副大饼油条钱。以至于入冬了，周惠年还只能靠几件单衣御寒。为通过自己的劳作来改善生活，并减轻组织的负担，周惠年到附近一家丝袜厂应聘，并说妥每月30块大洋。但组织上却严肃地指出：“如果你上工了，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就可能吃闭门羹，容易耽误大事。”周惠年再一次服从命令，放弃了这份很有诱惑力的工作。
当时，同志之间都没有使用真实的名字，彼此只是用一些化名、代号来称呼。如陈云常常装扮成账房先生，耳朵上老夹着一支笔，叫“老开”； 潘汉年比较年轻一些，叫“小开”。 周惠年直到去了延安，才知道了他们的真名和身份。还有一些人，周慧年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
数月后，周惠年调到中共中央军委招待所，负责接待从苏区来的中央团以上干部。
“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不久，周慧年又被调到更具风险的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行动科即特三科又称“红队”、“打狗队”，队长由顾顺章兼任，主要负责武装保卫党中央及其领导人，以及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营救被捕的中共领导人；采用暗杀的方法惩处出卖组织的叛徒和对中共构成威胁的奸细、特务。
周惠年归属三科领导。她的具体工作是看守机关，保存武器，为三科队员执行任务运送枪支弹药，传递行动命令和情报。“那时我们去执行任务，必须慎之又慎。先乘有轨电车，然后进公园兜几个圈，再坐黄包车左绕右绕，确定后面没有‘尾巴’，才走向接头地点或执行任务的地点。”周惠年曾回忆说。
1929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通过他的弟弟、在国民党军政部任储备司司长的白云深，秘密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自首。为了邀功请赏，他把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部分负责人将于8月24日在设在新闸路经远里的江苏省委机关开会的消息，透露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经与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共同采取行动，逮捕了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等五人。
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当晚主持召开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部署对彭湃等人的营救，并要求严惩叛徒白鑫。
11月11日，是白鑫准备逃往意大利避风的日子。特科决定在白鑫住宿的范公馆附近，用手枪将其射杀，然后迅速撤离。入夜11点，有六七个人从公馆后门走出，白鑫也在其中，三科队员迅速扑过去向白鑫射击。由于夹裹在人群之中，没有被第一排子弹击中的白鑫，一面拨枪还击，一面狂奔夺路而逃。三名队员对白鑫紧追不舍，终于在他跑出二十多个门院时，将其击毙。
白鑫在众多保镖护卫之下，仍被特科追杀，震惊了整个上海，有报纸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暗杀”。
而负责为特科队员提供武器的就是周惠年。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许多人反对的情况下强行召开，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王明路线影响下，中共白区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机关在上海处境更趋险恶严峻。
4月1日，张国焘在顾顺章护送下离开上海前往汉口。抵达汉口后，顾顺章并未按照中央的要求立即返沪，而是在汉口登台表演魔术，结果被叛徒发现而遭到逮捕。顾顺章提出立即去见蒋介石，面陈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并要求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不要将他被捕消息电告南京，而尽快将他解往南京。但特务急于表功，没有理睬他的请求，直接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拍发了电报：“顾顺章已经叛变，称能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不日即可被送到南京。”
中共中央在南京的卧底钱壮飞获悉电报内容后，立即找到李克农，并报知周恩来。好在周恩来紧急布置转移，才使得特务按照顾顺章所供，来到中共中央、中共电台所在地搜捕时，一无所获。
顾顺章摧毁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虽然没有得逞，但他的叛变还是使中共地下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恽代英被枪杀于南京军人监狱；蔡和森在香港被逮捕；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并已居于要害位置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宋再生等人，被迫脱离原工作岗位；原在敌特机构中为中共服务的重要官员杨登瀛等人遭国民党当局的羁押。
也就是在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决定让总书记向忠发尽快到苏区去。负责向忠发安全的周恩来因担心他出事，曾让他暂时和自己同住在一起，嘱咐他不要出去。可向忠发偏偏偷偷溜出去，找与自己姘居的杨姓女子，结果第二天早晨被敌人暗探认出被捕。
周恩来发现向忠发私自外出并彻夜未归后，立刻觉得有问题。当核实到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在通知大家紧急撤离的同时，自己也粘上人丹胡子，化装成日本人，辗转去了江西苏区。
三任革命伴侣皆为光明而献身
周惠年进入特科后，接触到了成为她第一位丈夫的谭忠余。当时，谭忠余已是三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即三科科长顾顺章的副手。
周惠年和谭忠余结婚后，他们的家实际上成了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周惠年常常装成家庭主妇，其他的同志则有的装扮成亲友，有的装扮成佣人。
向忠发叛变后，谭忠余和周惠年也离开上海，前往湖北和河南交界的襄枣宜根据地。谭忠余任红二十六师的师政委，周惠年则在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动员民众参加红军，向广大妇女进行宣传，积极支援前线作战。
由于襄枣宜距离国民党核心地区较近，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围剿下，红二十六师损失惨重，襄枣宜特委也被迫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转入地下。原本公开活动的谭忠余、周惠年，也转入了地下。鉴于谭忠余一口的上海话在鄂豫地区很容易暴露身分，党组织决定他们夫妇返回上海。
因为谭忠余在上海的熟人太多，难于展开活动，中共中央又决定派遣他取道海参崴去苏联学习。周惠年由于刚生下孩子不足半月，而没有随同前往。
谭忠余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多。得知红军已经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谭忠余和另外4人带着六七头骆驼、武器、电台，从蒙古经三边前往延安。因谭忠余在井边喝水时，露出了腰间的枪，而被民团扣押。最终由于身份暴露，被敌人砍下头颅，挂在城头示众。
1933年，周惠年经人介绍，和她曾经相识的李得钊结为夫妻。婚后，一度住在法租界内法国公园附近。
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李得钊，工作十分繁忙，既要接待从各地白区来中央请示汇报的同志，又要同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还要安排护送部分在白区工作的人员前往各红色根据地。李得钊时常一大早就离开家，很晚才能归来。甚至因为环境明显更加恶化，李得钊每天离家前往位于马立斯新村的上海中央局，都很难说晚上还能否再回到家里。所以，夫妻俩从刚住在一起，就相互约定了敲门的暗号、被捕后的假供词。
1934年6月26日晚，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马立斯新村中央局所在地，被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李得钊等领导人。
仅过了一个小时，周惠年就在住所内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未等她开门，一群特务已经破门而入。因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周惠年毫无准备，结果特务们搜出了一纸袋文件，并将周惠年强行带走。
由于周惠年坚持说自己是个没有文化的妇女，对丈夫的活动和有关文件的事一无所知。特务们又缺乏她是共产党人的丝毫证据，只好在关押一星期后，把她交给法庭审判。中共组织为周惠年请了一个擅辩的律师辩护。经租界法庭审理，周惠年以参与赤色活动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释放。
同年9月，刚分娩20天的周惠年，再次被捕关进上海市公安局监狱。后又转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关押。接着又被转送到国民党苏州反省院。
1936年9月，反省院方面通知周惠年，李得钊在南京军人监狱病死。原来，李得钊的肺病在监狱恶劣的环境下日益恶化，出现连续高烧。而监狱根本未予认真治疗，误诊为疟疾，给他服了大量金鸡纳霜。李得钊因药不对症而牺牲（建国后，周恩来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李得钊为革命烈士，革命史料陈列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1991年，永嘉县人民政府在烈士家乡修建纪念碑，国家主席杨尚昆为纪念碑题词）。
“西安事变”后，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主张，加之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苏州反省院不得已同意政治犯们自行疏散。
周惠年决定先去江浙交界处暂避，再图同组织联系。1937年10月，周惠年辗转来到武汉，与党组织接上了头。
在武汉，周惠年遇到了刚组建的中共长江局组织工作负责人黄文杰。黄文杰为党的事业不辞劳苦忘我工作的精神，赢得了与他在一起工作的周惠年的爱慕。不久，两人结了婚。但彼此相见时难别时频，很少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1938年仲秋，为应付广州即将沦陷的危局，黄文杰又一次以特派员身分前往广州。他一抵穗即与广东省委代理书记李大林召集紧急会议，做出省委机关迁往粤北；成立中共西南、东南特委；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分片领导；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带领部分党员从事地下斗争四项重要决定。年底，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写信要黄文杰到重庆接受新的工作。由于紧张和劳累，黄文杰染病在身，且非常虚弱。但他还是在听到召唤后，和周惠年历尽艰险辗转到渝。
不久，周惠年根据组织的安排，来到延安，成为马列学院的第六期学员。毕业后，先后在中央社会部、延安保安处、中央办公厅工作。
1940年中秋，本是中国传统家人团圆之日，可周惠年却蒙受了感情历程中的第三次打击：原本患有肺病，又由于积劳成疾染上伤寒的黄文杰，在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因在又潮又阴冷的防空洞内躲得太久，受凉发高烧，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了黄文杰献身革命的一生。尚在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为黄文杰送葬；《新华日报》、《群众》均出专版纪念“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叶剑英在其悼念文章中，称赞黄文杰“做事负责认真，有骆驼般精神”。
从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结业后，周惠年就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回到延安后，曾经两度在重要场合表扬过周惠年，高度评价她当年在白区的地下工作和她为革命做出的默默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惠年被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先后任干部科长、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1997年6月7日，周惠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贰’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人员是谁呢

估计是外交部翻译室的。

‘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什么不同

首先，全集中肯定包括了选集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位真正的巨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内容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学、人类学等等，甚至马克思还利用闲暇钻研了数学和生物学。其次是两个人的作品具有很大的交叉性，很多时候很难分清楚两个人谁是具体的作者，因而作品名被冠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选集》。
从规模上看，全集无疑是全面的多。目前中文版《全集》有50卷53册，而根据前苏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只见达成的协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将超过120卷。当然，绝大多数读者是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阅读全集，选集便应运而生了。
目前，国内的选集共四卷，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关于社会主义实践方面的内容，其中着名的文章有《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等。认真读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无帮助。
在出版社方面，国内是由中央编译局完成，也最为权威。国外比较杂乱些，前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影响最大。前文所说原文版，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目前尚未全部出版。

‘肆’ 何锡麟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原顾问

1915年1月13日，出生于天津市军粮城，曾先后在南京金陵中学和北平汇文中学读书。
1933年秋，在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1934年春，在苏州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1935年6月，参与组织成立北平左翼青年大同盟（后改名“北平反帝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北平社联，任执委。
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北平社联书记、北平文总执委兼党团组织部部长、中共北平市委文委会委员、北平学委会干事会主席。
1937年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学习。
1938年3月，到抗大第三期学员班学习。同年5月，调入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后兼任延安女子大学教员。
1941年秋，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世界经济研究小组组长。
1943年春至1944年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党报社论撰写、教材编写及翻译工作。
1944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教导主任。
1944年10月至1945年6月，在中共中央外事组从事翻译及研究工作。
1945年6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1946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调查研究室主任，吉林省永吉地委宣传部部长，吉林大学教育长兼文法学院院长、教授，汪清吉林省政府工作团团长，军调第33执行小组支部书记兼翻译，吉林省民主学院教育长。
1948年3月，任吉林大学教育长。同年6月，任东北大学（曾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长。
1952年11月至1961年10月，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
1961年11月至1964年4月，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1964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78年，任中央编译局顾问。
1987年12月离休。
2002年经中央批准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2013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2013年8月15日，何锡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深痛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等单位，何锡麟同志的学生和生前友好分别致电或致函，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敬献花圈。
何锡麟同志病逝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晖到何锡麟同志家中对其家属表示慰问。中央编译局领导贾高建、俞可平、魏海生、王学东、陈和平、杨金海，原局领导宋书声、韦建桦、顾锦屏等同志以各种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向何锡麟同志的亲属表示慰问，并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学者和干部职工，以及何锡麟同志的亲友、同事、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何锡麟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20世纪30年代，受进步思潮的影响，何锡麟主编了进步刊物《丧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36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何锡麟同志曾在延安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1943年初，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从事马列着作、特别是列宁选集的翻译工作，也为中央领导翻译其他资料。1944年冬，调入中共中央外事组。在此期间，何锡麟从国外刊物中摘录资料，译成中文，编成《供您参考》，送中央主要领导参阅，受到肯定和表扬。延安时期，何锡麟同志主要翻译的作品有：《马恩丛书》中的《资本论提纲》和《政治经济学论丛》，以及《列宁选集》第一、十一、十六、十七等卷，为党的思想理论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何锡麟同志服从党的安排，投身到教育工作中，对用马列主义指导教育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期间，何锡麟大力提倡用马列主义指导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并成立教职工马列主义业余大学，同时开办马列主义、共运史、教育学等研究班为全国各个大学，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师资力量。何锡麟为全校作了题为《学习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并邀请党和国家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以及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到学校作报告。在何锡麟的努力下，北京师范大学于1953年9月成立了政治教育系，明确为中学培养政治课教师。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中学政治课教师的系科，成为现今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系科。何锡麟同志在担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期间，身体力行，亲自给学生授课，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党的三大作风教育。何锡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为南开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严谨治学，积极推动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动向的研究，为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提供了宝贵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何锡麟同志受到冲击，但他始终矢志不渝，坚信党和人民的事业必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
何锡麟同志任中共中央编译局顾问期间，十分关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编译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参加学术研讨会。离休后，仍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在90多岁高龄时，何锡麟每天都坚持看电视新闻，读书学习，为编译局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积极协助编译局筹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接受采访并撰写回忆录。何锡麟十分关心编译局青年一代的成长进步，经常给青年同志讲党的历史和革命传统，鼓励青年同志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
作为一名具有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何锡麟同志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淡泊名利、严于律己。近些年来，在历次为灾区和贫困地区捐款捐物活动中，何锡麟都率先垂范，积极响应。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先后交纳特殊党费和捐款共计28000元。2009年，把自己几十年收藏的一批珍贵图书捐献给编译局图书馆。何锡麟还捐款50万元，用于青年人才培养。中央编译局用此捐款设立了“何锡麟青年人才基金”及“何锡麟青年人才奖”。何锡麟用行动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岁月中，何锡麟同志忠诚于党和人民，始终如一地坚守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和教育战线上无私奉献，努力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的逝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
何锡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伍’ 柴方国的介绍

柴方国，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曾任中央编译局马列部主任，译审。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研究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译工作。

‘陆’ 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学院学制几年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2006年12月。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隶属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团校），原名青少年工作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2006年12月，由原社会科学部和青少年工作系所合并而成，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韦建桦担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2009年3月，根据教育部要求，经学校研究决定，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与青少年工作系分离，与本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合并，成立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门负责全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工作，院长仍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韦建桦担任。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原分为青年工作系和少年工作系，均成立于1985年。1986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四年制本科生。1993年，青年工作系和少年工作系合并为青少年工作系。1994年开始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两年制续本科班。2004年开始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三个硕士点。部门的办学思路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规范为基础，以质量为根本，以特色求发展。保持适当规模，努力提高层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拓宽加厚基础，重视素质能力。课堂教学与实践锻炼并举，规定课程与本校特色兼顾。增强部门实力，充分利用外部条件。科研服务于教学，教学注重改革。加强部门的师资队伍建设，调动部门的积极因素，争取在全国同类学科中有较大影响。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21人，其中教学研究人员19人，行政人员2人。肖峰任常务副院长，李明龙任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李伟任副院长。在教学研究人员中，有教授2人，副教授12人，讲师5人，其中硕士生导师11人。此外，我院还整合了全校的师资力量参与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工作。
学院沉淀了学校原哲学、党史、科社、政经教研室的骨干教师，教学、科研实力较强。先后有多名教师荣获市级教学一等奖和优秀教师称号，较为浓厚的学术研究风气已形成，围绕青年政治的研究特色，教师都确立了自己的研究专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一批学术专着。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擅长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青年工作、行政工作的复合型人才。本专业学制四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二年制本科班学制二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或教育学学位。青少年工作系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由政治理论课、通识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教学课程构成。
政治理论课按照“德育为先”的要求设置，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课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基本要求。
通识基础课按照“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原则，划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选修课又包括人文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努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专业课的设置比较宽，有利于学生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专业最新发展趋势。专业实习实践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的培养工作的重点之一。此外，在大一新生中普遍实行导师制，使他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制三年，授予哲学硕士学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制三年，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柒’ 柴方国的个人经历

柴方国，男，汉族，1963年7月出生，198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学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译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1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研究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译工作。
先后负责或参与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多个卷次的编译工作。柴方国同志负责编译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专卷，依据德文、英文多个版本基本完成全卷译文修订；参与译校和审定了第14、15、48、49卷等多个卷次，审定了哲学、经济学部分文章和书信，修订了多个卷次的前言。其中有的卷次已出版，其他卷次已完成付排准备工作。
积极参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的编辑和译文审核修订工作。编译《马恩文集》十卷本，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柴方国同志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编委会成员，和课题组全体同志一道，按照中央的要求，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格科学的态度参与了文集各卷的篇目选编、题注编写、重要译例审定和各卷说明的撰写。另外，柴方国同志还负责编译和审定了第10卷（书信专卷）全卷的正文和资料，参与审核和修订了其他卷次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等重要哲学着作的译文。《马恩文集》已在去年12月出版，得到中央领导和中央理论工程咨询委员会专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尽力培养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编译人才。《马恩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任务十分繁重，而编译人员严重短缺。作为中央编译局马列着作编译部领导班子成员，柴方国同志多年来一直把加强编译队伍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和首要任务，在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时，努力为加快培养年轻业务骨干出主意想办法，积极推动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并通过校改译稿、相互切磋、共同研讨等方式，引导年轻同志在实践中尽快熟悉并胜任编译工作。多年来，柴方国同志校改年轻同志译稿近百万字，对于推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在编译过程中，柴方国同志努力贯彻科学精神，采取科学态度，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努力掌握多种学科的知识；选择最权威可靠的外文版本作为依据，充分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原着字斟句酌，从语言、理论和历史事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力求吃透原文内涵并用中文确切地表达出来，尽力使译文达到忠实准确而又明白通畅的要求。《德意志意识形态》卷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内容丰富，文字艰深，原文残缺散失之处很多，译校和编辑难度很大，是《马恩全集》中文版编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为了做好译校工作，柴方国同志不仅反复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八九个中外文版本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早期着作，而且仔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论战对手的着作和观点，以求彻底弄清原着的背景、语境、逻辑结构和理论要义。针对该卷的编辑问题，柴方国同志系统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史和版本史，在认真比较各种版本优劣的基础上，提出中文新版编排方案。新版编排方案得到国际《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编委会专家的赞同，《〈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和两种编排方式比较》被评为中央编译局优秀课题结项报告。
经典着作编译要求细致严格，考验每一位编译者的耐心和毅力。为提高编译质量，确保译本充分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柴方国同志在文献考证、资料编纂和校样审读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仔细核查，反复推敲，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加上语言文化上的隔阂，他们的着作所涉及的许多内容现在查考起来相当困难，琐细繁复，费心耗时。在编译和研究工作中，柴方国同志为了确认某篇文献或某个确切时间，往往像大海捞针一样查阅多种外文辞书，核对大量相关资料。遇到原文版本有疏漏的地方，柴方国同志便利用多种外文版本加以参证，或通过网络与外国同行进行讨论，尽量把工作做得扎实可靠。《马恩文集》编译工作启动以后，为落实中央领导关于“确保译本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的指示，柴方国同志长期加班加点，节假日也难得休息，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一连几个月没有休过周末。2009年夏天，《马恩文集》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母亲生病住院时也没有顾得上回去看望，嘱咐弟弟妹妹照顾好母亲，自己留下来坚持工作。几年来，柴方国同志先后校改《马恩文集》有关卷次的译稿多达十几遍，大到重要理论表述问题，小到字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作了认真负责的修订，尽最大努力使《马恩文集》成为经典着作编译的精品。

‘捌’ 关于经济方面的权威杂志有哪些

经济理论类核心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通讯地址
1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100836）
2 经济评论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430072）
3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100836）
4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100732）
5 当代经济研究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 长春市人民大街长春税务学院（130021）
6 当代财经 江西财经学院 江西财经学院（330013）
7 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 福建社会科学院 福州市小柳村（350001）
8 经济学家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610074）
9 南开经济研究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市八里台南开大学（300071）
10 财贸研究 安徽财贸学院 安徽省蚌端口市宏业路243号（233041）
11 经济科学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大学法学楼（100871）
12 学术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510074）
13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中南财经大学 武汉市武珞路114号（430064）
14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100836）
15 探索 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党校，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 重庆市渝州路160号（400041）
16 当代经济科学 陕西省财经学院 西安市纬二街（710061）

世界经济类核心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通讯地址
1 世界经济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100732）
2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100732）
3 世界经济研究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497室（200020）
4 西亚非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非洲研究所 北京鼓楼西大街158号（100720）
5 拉丁美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1104信箱（100007）
6 东北亚论坛 吉林大学 长春市解放大路123号（130023）
7 经济学动态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市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100836）
8 现代国际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2号（100081）
9 东欧中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东院（100007）
10 当代亚太 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100007）
11 现代日本经济 吉林大学，中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长春市解放大路123号（130023）
12 亚太经济 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 福州市柳河路18号（350001）
13 国际经济合作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 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100710）
14 国际贸易 中国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100710）
15 国际贸易问题 中国外贸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00029）
16 欧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1493室（100732）
17 世界经济文汇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433）
18 国外社会科学情况(改名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江苏亚欧区域经济研究所 南京市虎踞北路12号（210013）
19 国际经济评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15层（100732）
20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室 北京西城区西斜街36号（100032）

‘玖’ 请问金融行业方面有哪些权威杂志期刊，推荐1～2本即可。

权威期刊只分大学科，金融属于经济类。
最高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的 中国社会科学
第二类权威期刊（12个学科门类中，除工学、军事学外，各取1种）:
经济研究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科院翻译版
第三类权威期刊（中国社科院各所第一刊物，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第一刊物，其它中央级研究机构的第一刊物等）：宏观经济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财贸经济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
世界经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农业科院经济研究所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济研究所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央编译局马列研究所
财政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
投资研究 中国投资学会
金融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拾’ 常见的事业单位有哪些

常见的事业单位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人民日报社、全国人大培训中心、全国人大信息中心、中国人大杂志、 新华通讯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最高学府，是党中央直属的重要部门，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阵地和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2、中共中央编译局

中共中央编译局全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成立于1942年，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副部级单位，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着作。

3、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是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法定新闻监管机构，同时也是世界性现代通讯社。

4、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成立于1949年11月，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

5、中国工程院

中国工程院（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于1994年6月3日在北京成立，是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