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欧最穷的国家如何创造了世界pdf
苏格兰很少被人注意，因为我们说到“英国”时，大部分时候指的都是“英格兰”。实际上，英国包含了三个部分：英格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英伦三岛”。对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在西方世界这个问题都容易混淆，更何况是在我们中国。当我们细看时，才发现相比与英格兰，苏格兰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承，它后来才被合并到大不列颠体系。
在本书作者亚瑟.赫曼Arthur Herman的眼中，苏格兰不仅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虽然在18世纪以前是非常落后和贫穷的，没有融入到“地中海时代”的欧洲，但是，从18世纪开始他们迅速了加入了“大西洋时代”，为现代世界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以前对“苏格兰”的印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自梅尔·吉布森自导自演的电影《勇敢的心》（Braveheart），他讲述了一个苏格兰英雄反抗英格兰统治者的故事，使我第一次区分出了英国南部的英格兰与北部的苏格兰，在历史上的冲突和战争。其二、来自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这两位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改变了整个现代世界的进程，还有另一位科学家瓦特直接促使了工业时代的到来。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格兰人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世界进程，当我们做投资，对整个时代经济源起、格局和方向的思索时，也需要将时代中人的精神特性放入其中，以此更全面的看到所处时代的全貌。
1、衡量进步的指标：与过去的时代多远
——“以今衡古，而非以古论今”
“依照洛克的见解，关键不在于爱肯海是否曾说过触犯了上帝律法的言论。宗教信仰纯属个人良知的范畴，官方机构无权干涉。他呼应自由教义派的观点：‘真正的教会应以容忍为念，’也赞同安史托瑟的见解。世俗机构的权力应限于‘凡间事务’，无涉于宗教事宜。洛克的见解在英格兰引起回响，促成了一六八九年‘容忍法案’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政教分离体制的基础；但在法庭仍可审判并处死女巫的苏格兰与麻萨诸塞，则无法相提并论。”（P019）
“大势已去。1697年1月8日下午两点，爱肯海被带往位于爱丁堡和莱斯之间的绞刑台；顶着凛冽寒风，他发表了临死宣言：‘一本赤诚却横遭污蔑，在下求仁得仁，死而无憾。’他以颤抖的语气表示，‘人类内心追求真理的欲望永无止境！’他这么做了，却以生命为代价。……行刑手搬开梯子，犯人身体一甩，不到十九岁的生命就此结束。
“这就是十七世纪末苏格兰的景象。教规严谨的长老教会大权在握；无情甚至严酷的喀尔文信仰当道；亵渎与巫觋得受审判；面对诉请施予怜悯、提出理由或事实的要求时，呈现的是怪异甚至变态的矛盾。
“这是苏格兰迈向现代世界的入口，但谓之‘传统的苏格兰’可能有误导之虞。事实上，这是相对晚近的产物。主张将爱肯海处死的势力，所承袭的文化为时仅百年出头，旋踵苏格兰的改革便来到。
“……1696年，传统势力已是日薄西山。把爱肯海送上绞刑台，象征苏格兰喀尔文教派的回光返照。一个以教士、大学教授与律师为主的世代，深受来自英格兰进步风气的洗礼，正在逐渐兴起。
“……这个文化与物质皆落后的国家，在思想前瞻的苏格兰人领导之下，即将展现另一番风貌。而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世界也随之改观。到了十八世纪末叶，象征现代世界的体制、理念、心态、习俗等特质，在苏格兰人手中已大致完备。苏格兰佬在全球披荆斩棘，为人类历史开展新的纪元；而所谓‘人类历史’的观念，也多半源自苏格兰的创见。
“苏格兰历史观的基础是强调进步。一如个人，社会本身也会与时俱进。社会需要新的技能、心态，对于个人能力以及个人应有何等自由，也要有新的理解。苏格兰人向世人揭示了衡量进步的指标之一——离过去的时代多远。以今衡古，而非以古论今。对于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亨利.布劳罕、华特.史考特爵士和许多本书提到的苏格兰现代豪杰，过往就是审判、处决了爱肯海的苏格兰。”（P020-023）
（曾星智注：因为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最习惯的做法，就是“以古论今”。我非常反感这样的做法，首先这样做是非常无知的，因为他们把“古”给抽离了，只看到古代历史中美好的一面，完全看不到大部分丑恶的一面；其次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历史和时代不断演变，不可能靠我们的主观意志去进行道德批判，而更应该看到当下如此发展的缘由。在此不必多说，面对越来越流行的这种“以古论今”的返古思潮，我持批判的态度和远离的姿态，他们根本不值得批剥，因为其方法论上是彻底错误的。）
2、苏格兰与英格兰结盟的曲折过程
“明智之士对此自有定见，其中包括许多戴芮安公司的原始股东。这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实：没有英格兰助其一臂之力，苏格兰在大西洋贸易中别想沾到半点好处，而只要两个政体纳于单一王权麾下，绝对不可能有进展。当皇室必须在两国利益中选择其一，铁定会偏向繁荣富裕的英格兰，寄人篱下的结果，苏格兰永远要当老二，除非出现什么重大改变，才可能皆大欢喜。
“于是两国的政治精英开始谈到一个名词：结盟。以往只有在议会辩论中偶尔现身，或是形诸笔墨，如今被戴芮安的一连串挫折推上舞台。英格兰政界对此大致赞同。
“……在戴芮安探险的五年期间，结盟成了两国间热门的政治议题。苏格兰议会原则同意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磋商。大家心里有数，目前的关系恶劣到极点，不可能长久这样耗下去，势必得改弦更张，搞一番新的局面。关键是什么样的局面？”（P048-049）
“（1707年1月）十六日，全体议员出席，以一百一十票对六十九票通过（苏格兰与英格兰结盟的）条约。道格拉斯权杖钦点，苏格兰王国从此走入历史。
“……悲惨的预言没有实现。正好相反，结盟没有掘出坟墓，而是掘到了金山银矿，掘出推动经济的泉源、创造财富的引擎。仅仅一个世代光景，苏格兰从贫穷的三流国家跃入现代之林，文化面貌无比兴盛，社会结构焕然完备。她并非沦为英格兰的奴隶，反倒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自由解放，各个领域突飞猛进，初次品尝‘飞跃成长’的甜美滋味。”（P064-066）
“在苏格兰较有远见的商人和地主眼中，一项基本的事实逐渐浮现。英格兰人愿意负担高昂税赋有其背景因素：政府会善用财源。早在十七世纪中叶，英格兰就架构了严密廉能的官僚体系，奠定政治版图稳定的基石，高度展现了政府运作的效率。透过执法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在首都伦敦和各大郡区间兴建道路，加快货物运输与讯息传递；以高尚闲差安抚地主贵族；国王和海外殖民地有十万大军保护；强大的海军巡弋维持水路畅通，确保帝国光辉日正当中照耀寰宇。
“苏格兰被这纸结盟条约紧紧拴住，一路拖向改革的大道，塑造了确保生命、自由、财产的政治环境。这是惊天动地的转变。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人终于了解，原来政府没什么了不起。强盛的国力可保护市场，却无法阻止社会的变迁，压抑不住经济的改革。
“作为大不列颠的资浅成员，对苏格兰反倒是好事一件。撇开大麦暴动或詹姆士党人滋事之外，伦敦议会很少把她放在眼里。透过强大的政府体系，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天高皇帝远，当英格兰和欧陆国家留连于国营体制，苏格兰和美国的资本家商人捷足先登，十足体现了放任私人企业的优点。”（P070）
“诸如亚当.斯密和休谟几位大思想家都能深切体会，改变势必要付出代价，短期的损失难免，且通常可由长程利益加以弥补。‘长期观之’、‘权衡得失’、‘整体而言’——这是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人士抱持的正面思维——若非后知后觉。对于现代社会的诡异本质，苏格兰拿捏的精髓举世无匹。结盟条约即为明证。
“促成结盟的因素复杂万端，结合了深谋远虑的政治观点、放眼未来的精心策略、甚至爱国心的驱使。然而不可否认，绝大多数人莫非急于改善自身现状，借此图谋私利，动机之卑鄙怎堪闻问！却未料及其行动——短期内毁了这个独立的国家，将南北两国卷入政治旋涡，逼使苏格兰经济陷入绝境——假以时日，成为苏格兰晋身现代之林的巨大推手。”（P071）
3、哈奇森：从自我快乐的私利出发走向利他
“虽然受到卡麦可、库伯、普芬朵夫等人的影响，哈奇森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他相信，人类天生具有内在的道德观，一种分辨是非善恶的基本认知，也是上帝依照自我形象赋予人类的能力。‘依循原始本性的框架，人类做善事会心生愉悦，也会认同他人或自己的善行。’
“换句话说，我们天生就有道德判断的能力，如同生来一张嘴会吃饭一样。道德判断（这是错的，那是对的）是人类的天赋，却不同于诸如判断距离远近的各种判断力。它会透过我们的情感加以呈现。爱是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对他人的爱，这是所有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哈奇森认为，生命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快乐。‘确信自己能够满足本身各个层面的欲望，他（人类）必然处于快乐的状态’。鄙俗的人会误认为这表示物质条件的满足：美食、佳酿、肉欲。哈奇森却说，助人为善才是快乐的至高形式。‘从苏格拉底时代迄今，所有人都充分反映出这种现实，’他在都柏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最真实、普遍、活跃的乐趣，生命中的极乐，莫不包含了对于他人的好意思。’
“……经过他这么诠释，自利与利他不再正面抵触。两者在最高层次的道德理念中合而为一。”（P086-087）
（曾星智注：1、哈奇森是亚当.斯密的老师，我从《道德情操论》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很多哈奇森的影响，尤其是在“同感”、“私利带来的利他”等观念方面，这样的思想甚至带进了《国富论》中；2、从我个人的经验和体悟上来说，越来越认同哈奇森的观点，确实，我们的生命是追求快乐的，开始时一些初级的快乐可以满足我们，但越来越深入我们会寻求更高级的快乐，而这个快乐就是利他。我们从为了自我快乐的私利出发，走向了助人为善的利他，这为我未来的路指明了一个方向，在基本实现个人的梦想后，将会把重心转向对社会、对他人的付出。）
4、结盟后格拉斯哥的贸易发展
“许多人以为，家族企业是格拉斯哥成功的法门，事实不然。他们占有地理上的优势，将北美换得的商品再转卖到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地区——这才有厚利可图。不过，这群烟草大亨成功的秘诀在于财务报表：从各种地方创造财源，同时节省成本。他们以各种手法募集资金、购买商船、建造仓库、买入存货（他们直接向原产地的农民买进烟草，不像英格兰商人只会转卖赚取佣金），包括向银行贷款。从一七四0年间，至少出现六家专门经营商业放贷的银行，包括格拉斯哥商船和蓟花银行等。
“合伙人投资这类公司，每年只收回百分之五的利息，其他的钱都继续滚入，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使得格拉斯哥的烟草贸易成为不列颠财力最雄厚的产业，趁着景气好的年代大肆扩张，即使碰上萧条，也能安然度过。
“十八世纪的格拉斯哥烟草业由一群老派企业家掌舵：为了赚钱甘冒风险，失败就付出代价。一七七二年，巴格尔家族旗下公司就因为还不出借款而被银行接管，其他如怀利、麦考、登洛普、法兰奇等则度过破产危机。有人垮台，立刻有人取而代之，这是不断自我汰换的产业，随着竞争日益激烈，迫使大家必须积极节约成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格拉斯哥的烟草业，为现代资本主义塑造了雏形。”（P165-166）
5、亚当.斯密：融合追求私利及集体合作
“亚当.斯密的老家在爱丁堡外围佛斯湾旁的寇克卡迪镇。父亲攻读法律，之后在镇上的海关单位服务。这份工作可不轻松。和英格兰结盟之后，苏格兰沿岸的走私贸易猖獗。成天忙着和私枭周旋，让老斯密疲于奔命，事实上，这群私枭本是循规蹈矩的善良百姓，为了生活家计才被迫铤而走险。斯密从此学到一个教训：利益当前，人们就会受本性驱使，不惜对抗官府——逃避关税是最明显的例子。五十年之后，他在《国富论》中旧调重弹：‘人们潜藏着改善自身情况的强烈本能……光凭这一点，无需外力辅助，除了使社会繁荣富足，也足以铲除一切人为法律构成的阻碍。’
“……就许多方面而言，斯密融合了哈奇森主张人性本善的‘鸽派’与休谟的‘赢派’的启蒙运动两大潮流。虽说融合，事实上，两派交锋从未止息，战火一直延烧到现代，这是人性本质的冲突——股今中外皆然。斯密有勇气直接剖析冲突的本质，这也是他了不起的成就，提供后人探索的途径。他名列伟大的思想家之林，影响力恒久不坠落，这是真正的因素，而非一般所赋予的资本主义传道家之名。”（P192-193）
“斯密以孟德威的观念为本，揭发了更深层的矛盾：为了追求私利，我们被迫和他人打交道。每个社会都是如此。有了他人的协助，不必凡事亲自动手，无论狩猎、打渔、耕种……事情都好办的多。斯密指出资本主义的精髓，在于融合追求私利及集体合作的两大特质。一方面衍生了无穷的机会，减少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直接劳力；另一方面，为了不断寻找买主和卖主，因而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庞大供需网，以复杂的方式将人们结合成利益共同体。‘一个人活在文明社会中，需要许多人的配合和协助，’斯密表示，‘即使他一辈子认识的人没几个。’
“接下来，他又解决了另一个矛盾：市场相互依存，牵一发动全身，但每个人都有追求商机的自由，换言之，人类的心灵不受桎梏。照哈奇森的说法，快乐就是自由，以不干涉他人自由为条件；荷姆强调拥有财产的快乐，作为自我人格的延伸。斯密集两者之大成。为了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网络取得一席之地，为了追求真正的幸福，我们必须彻底解放、不受羁绊。独立是商业社会的图腾……资本主义打破了恶性循环，提供一个独立自主、物资充裕、彼此依存、人人追求幸福的环境。”（P206-207）
6、休谟：理性必须臣服于情感
“休谟石破天惊，在首部着作中就企图颠覆传统，扬言：‘理性必须臣服于情感！’
“两千年来的哲学基础被一夕推翻。休谟指出，人类不受理性的宰制。理性扮演的角色只是工具：让我们知道如何满足本身的欲望。欲望的泉源来自情感——愤怒、情欲、恐惧、悲伤、忌妒、愉悦、虚荣与希望遵照理性原则生活的矛盾情结——或谓最起码的层次——依循理性所产生的认知。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靠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习惯。说来说去，人类是习惯的动物——由其情感得以运作的社会环境所塑造的产物。我们学会克制内心的热情，依据社会的制约，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
“……休谟认为，私利就是一切。主宰人类行为的力量并非理智，而是对于他人所担负的责任感，亦德律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政府体制的开端。
“……休谟进一步指出社会中人欲横流，入世之人无法自外其中。若缺乏外在约束，肯定会天下大乱，……但即使是最有效率的社会体制，也无法规范每个人为图私利所做出的行为。此时诉诸理性就不成了，话说回来，理性是情感的奴隶，追根究底，问题还是情感。
“休谟做出结论，文明的社会必须有一套疏导人们情感的机制，使其朝着建设性的方向发展。透过习俗规范灌输给每个成员，使其潜移默化成为习惯，就能将破坏性的冲动转为建设性的观念。”（P194-195）
“‘没有一种情感能够超越图利的欲望，’休谟表示，‘欲望本身却能加以疏导。’他进一步指出：‘人类永远无法克服自身或他人狭隘的灵魂，人人短视近利，只顾眼前。’这就是人性，不要妄想去更改。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塑造一套‘我不犯你，你不犯我’的金科玉律，尽可能提供安然运作的社会架构。
“置身在这个人人为己的世界，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人们即使偶尔抛开自我，顾及他人，程度也极其有限’，可见道德大致上算是一种习俗；理性到了现实世界根本无用武之地，鼓吹理性只会被人当作耳边风；道德出自内心，无关乎天上神明。世界无限宽广，任你尽情挥洒，人类有追求幸福的自由——但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权威，有权力‘惩罚犯错的人与暴力份子，使人循规蹈矩，追求实质且长远的利益’。文明社会的本质——依照休谟的见解——并没有什么神圣可言。
“……休谟指出一个对他而言明显的事实：社会可以成功地将人类的情感疏导到正面的方向；根据过去失败的经验，我们学会改进政府的体制，强化保障人权的目标。不列颠从封建转为现代化社会，是明显的例证。商业扮演的角色，就是推动改革的引擎。
“商业促进了自由，自由带来文化，文化使人类的性灵获得提升，整个过程息息相关。诚如休谟所说的：‘除非先有自由的政府体制，否则艺术和科学无从提升。’
“不过，休谟也提出警告。自由是好事一桩，但必须有制衡的力量。人类毕竟是情感的动物，若完全放任，将成为情感的奴隶。
“……有鉴于此，现代政治体制必须包含两股相辅相成的冲突所引发的张力：维护个人的自由与维护社会的体制。绝对的权力会造成腐化，终致摧毁了社会本身。休谟预知了极权主义的下场。他同时指出，即使处在‘最自由的社会’，也必须牺牲‘相当程度的自由’，但这也是‘享有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关键在于：到底要牺牲多少自由？休谟并未提供明确的答案。”（P196-198）
7、人们对亚当.斯密和《国富论》的误解
“如今，事隔两百多年，后人对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仍有三大误解。
“首先，是斯密所指的那双‘无形的手’。事实上，出现在《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这个名词是个反讽。斯密相信资本主义会根据市场和利益交换的机制，创造出一套自我运作的规律。对于不明就理的旁观者，似乎每个人都是朝单一目标迈进，一双‘无形的手’在后面推动。斯密从未颂赞市场机能多么完美，但总比人为干预好多了——人类毕竟是感情用事的动物。
“……斯密抨击的对象不仅止于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更涵盖了所有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这是对《国富论》的第二个误解，以为斯密主张放任式的资本主义，政府不需扮演任何角色。事实上，‘放任’一词出自法国经济学界，斯密从未用过这个字眼。尤有甚者，斯密还强调政府的重要性。有了强大的国防，一个国家的贸易才有充分的保障，同时提供了保障正义及人权——尤其是财产权——的体制：‘唯有在政府的庇佑之下，多年甚至几代累积的宝贵资产才能安然无恙。’而促进经济发展所需的道路、桥梁、运河、港口等基础建设，更少不了政府介入。
“除此之外，斯密认为政府其他方式的干预将自食恶果。历史殷鉴斑斑可考，政府往往出于一片好意，企图改变经济现状，结果却一片凄惨。
“……斯密对自由市场的信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证诸历史的教训。当权者理应从错误中学习，让商业社会依循自然的轨迹运作。……这才是我们所熟悉的亚当.斯密：一个为‘天赋自由’所运作的资本主义市场喉舌的预言家，极力抵抗一切的不当干预。
“……斯密也预见了商业社会中另一种腐化的现象。资本主义强调分工，使得整体产出的货品更为精致，也使涉入这过程中的人们眼光狭窄，只关心自己的生意或专业领域，对外界事务兴致缺缺，凡事皆以生意角度衡量，流于见树不见林，忽视事件的全貌。”（P207-210）
8、美国：苏格兰人思想建构起来的国家
“回顾早期的境况，美国与加拿大两国的差异不大。过去同属英国殖民地，说着同样的语言，属于同一块地理版图，经济情况大同小异。两者都是移民构成的国家，都是为数众多的苏格兰移民。
“到了某个转折点，两国的命运开始分道扬镳，加拿大多半以公营企业为主，资金的来源由上而下。……美国人依照斯密与瑞德的理论筹划建国蓝图——以群体的共识管制个人私利，政府少干涉为妙。一七八七年出炉的美国宪法揭示了联邦的权力范围，其余的归予各州政府。……这充分反映了杜格拉德.史都华的政治理念：政府应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资源，而非绊脚石。
“虽然有上述的差异，苏格兰移民对美、加两国都做出巨大的贡献。
“……苏格兰裔打从心底认同美国。这也难怪，对他们来说，这里是实现梦想的乐土。美利坚突飞猛进，苏格兰佬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抵达此地，苏格兰人透过新政府赋予的无穷机会，取得新的身分，翻开生命的新页。身为美国人，不仅是身份认知的图腾——相对于‘北不列颠人’——也不限于文明的范畴；而是成功欲望的表征。人之所以人为，命运操之在己。
“这也是文艺复兴时代所标榜‘人定胜天’的个人主义，但当时只是精英份子的理想——假设固定的社会架构，各个阶层族群安于其位，人人根据本身的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美国没有这种事。一如宽广辽阔的地形，每个领域大门敞开，对来者一视同仁。诚如杰斐逊所言：‘自由的帝国。’
“……一股思潮逐渐萌芽滋生，世界各国摒息以待——纯粹的美利坚正在形成，具备现代化的精粹内涵。说真格的，美利坚的本质是苏格兰血统的延伸——如假包换。这群移民展现了无所不在的能力、无孔不入的势力、自我提升的无穷可能性，证明了新大陆遍地黄金，置身乱世照样能致富。他们设计了一套文明社会的体系——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不忘尊重他人的利益。这是开明的社会，与休谟的世俗戒律遥相呼应。虽然高举自由大旗，有传统的道德规律作为根基（长老教会的遗绪），如同钢筋混泥土，社会架构得以持续强化，倍加牢不可破。”（P358-360）
2.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共济会论文和他在兄弟会的成员问题
Shai Afsai MPS是一位罗德岛州东普罗维登斯市雷德伍德35号庐的大师美生。
托马斯·潘恩(1737-1809)是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最活跃、最多产的激进分子之一，也许是“第一个把革命作为存在的唯一理由的人”。他写作并争取美国从英国独立，鼓励废除奴隶制，帮助形成宾夕法尼亚州的宪法，主张英国政府的重组，主张取消死刑，参加了法国的立法机构，和“制定的第一个设计现代福利国家”等活动。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直接影响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政治(甚至可能创造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在他死后很久，他的着作仍然是全世界争取自由和人权斗争的主要文件。但是，《常识》、《危机》、《人权》和《理性时代》的着名作者，有时甚至是名声狼藉的作者，与共济会秩序有什么联系呢？
在《托马斯·潘恩：自由的传道者》一书中，杰克·弗拉赫曼写道，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明确回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质疑潘恩是否是石匠的一员。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加入的具体日期不详，也没有具体的分会。尽管如此，把共济会的成员资格归于潘恩还是很常见的。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美国总会倾向于出版把潘恩列入着名共济会会员名册。俄勒冈州总会(Grand Lodge of Oregon)发布的信息手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先贤祠里的石匠包括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等人。”各种共济会网站继续对Paine和共济会做出类似的声明。
在《跨大西洋的共和党人：托马斯·潘恩与革命时代》一书中，伯纳德·文森特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论述“托马斯·潘恩、共济会和美国革命”，并从几个方面解释了人们倾向于把他视为共济会员的原因：
在我看托马斯·潘恩传记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很好奇这个事实，突然间，在短短几周或几个月，就像魔术一样，潘恩从他模糊的单调生活在英格兰做裁缝和税务官转移到美国文学和政治舞台，成为，近四十岁时，革命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一个在自己的祖国几乎是失败者的人，怎么会这么快就结识了殖民地中最着名的人物，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成为他们的朋友呢？如何解释他上升的速度之快和他荣耀的突然？有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已经提过好几次了)是这样的：潘恩成为共济会会员，而且他首先在美洲，然后在英国和法国，都得到了某些分会或某些会员的帮助。
然而，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文森特反对这一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是共济会的成员，但对潘恩的这种说法却没有同等的支持。
关于潘恩共济会会员资格的断言，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1803年至1805年间，他从英国和法国回到美国后，写了一篇文章《自由砌体的起源》(Origin of Free-Masonry)。对某些人来说，潘恩对共济会的好奇，以及他决定写关于共济会的文章，本身就足以证明他是一名会员。然而，文森特拒绝这样的推理：
潘恩对共济会的兴趣如此浓厚，以至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就是1805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共济会的起源”的长文。但这并不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细节或事实更能证明潘恩是位会员。他在英国没有正式入会的迹象，在美国没有，在法国也没有。当被问及潘恩的会员资格时，英国联合总会(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只能这样回答：“由于没有他入会的任何记录，因此，只能假定他不是成员。”
虽然潘恩本人不一定是会员，但他肯定有几个亲密的朋友是成员。例如，为了逃避煽动叛乱的指控，潘恩逃离英国后住在法国，他住在尼古拉斯·德·博内维尔(Nicolas de Bonneville)和他的家人家里。塞缪尔·爱德华兹(Samuel Edwards)将博内威利描述为“一个积极的共济会成员”，他“相信共济会的原则和目标，如果应用于世界上的疾病，将给所有国家带来和平与繁荣。”“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从1797年到1802年，潘恩一直住在巴黎的博内维尔家中，最终，他的妻子和儿子们跟随潘恩来到了美国。弗拉赫曼认为，在潘恩住在巴黎期间，博内威利向他介绍了共济会的哲学和神学(Theophilanthropism)。
William M. Van der Weyde，在《托马斯·潘恩的生平和作品》，也提到了潘恩的共济会关联，同时强调这些友谊不是他属于兄弟会的证据：“潘恩是一个有趣的和高度指导关于共济会的起源论文的作者。但是，尽管他的许多朋友毫无疑问都是秩序的成员，却从来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潘恩是共济会会员 。”同样地，蒙库尔·丹尼尔·康威(Moncure Daniel Conway)提出，“潘恩与尼古拉斯·德·博内维尔(Nicolas de Bonneville)和查尔斯·弗朗索瓦·杜普斯(Charles Francois Dupuis)在巴黎的亲密关系——他们的着作中充满了共济会式的思考——充分说明了他对共济会这一主题的兴趣”，尽管他本人可能不是共济会成员。1810年，在佩因死后，博纳维尔的遗孀出版了他的《共济会的起源》，尽管她在书中省略了一些可能被视为蔑视基督教的段落。其中大部分在1818年的一次印刷中被修复。潘恩在《共济会的起源》一书中的中心前提是，共济会的秩序“是源自古代德鲁伊教的宗教遗存；他们像波斯的博士(the Magi of Persia)和埃及赫利俄波利斯的祭司(Priests of Heliopolis)一样，都是太阳的祭司。“来自德鲁伊的想法并不是由潘恩开始的，同时由他之后的其他人进一步发展。然而，根据潘恩的说法，这个德鲁伊的起源是共济会真正的和最深的秘密，从那里延伸出所有的仪式和石匠从事的秘密隐藏：
恐惧是保守秘密的天然源泉。当任何一种新宗教超越了一种旧宗教时，新宗教的教授就成了旧宗教的迫害者……当基督教超越了德鲁伊教的时候…德鲁伊成为了迫害的对象。这自然也必然会迫使他们中那些忠于原来宗教的人，在严令保密的情况下，秘密会面。他们的安全全靠它了。一个假兄弟可能会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生命走向毁灭；在德鲁伊宗教的遗迹中，就这样保留了一个机构，为了避免德鲁伊的名字，它取用梅森的名字，用这个新名字进行德鲁伊的仪式和仪式。
共济会的作者阿尔伯特·G·麦基(Albert G. Mackey)打趣道，潘恩“顺便说一句，他对共济会的了解和对德鲁伊教的了解一样少”。他称这篇文章“轻浮”，潘恩“在他自以为是地想要论述的主题上，只是一个纯粹的科学主义者”。的确，从《共济会的起源》中可以明显看出，潘恩对这门手艺并不十分精通，尽管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他在创作时不是一个会员。然而，潘恩的总体基调表明，他是一个局外人，试图评估秩序里是什么，而不是它的成员，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表明，他在创作《共济会起源》时不是一个会员。例如，在参考了肯特郡的省大师乔治·史密斯在《自由石匠的使用与滥用》(1783)一书中关于共济会的某些陈述后，潘恩总结道：
有时，在写作和谈话中，人们会无意中流露出一种表情，这种表情会暴露出他想要隐藏的东西，史密斯也是如此，因为在同一章中，他说，“德鲁伊们，当他们致力于写作时，使用的是希腊字母，我敢断言，德鲁伊们最完美的仪式和仪式的遗存是保存在人类中现存的石匠的习俗和仪式中。”“我的弟兄们，”他说，“也许能比我自由向公众解释的还要准确地找到他们。”“这是一位石匠大师的自白，他无意让公众理解，石工是德鲁伊教的遗留物……
这些话不是出自一位石匠大师之口，而是出自一位猜测石匠大师知道并可能无意中透露的秘密的人之口。佩因是个局外人，他误把史密斯的个人猜想当成了无意中的坦白。如果潘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是美生大师，他会是学徒还是同行呢？很难说潘恩对共济会的起源和哲学有多好奇，以至于他认真地写了关于兄弟会的文章，也开始了手工业学位的学习，但他并没有等到写完论文才开始。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案例，因为在《自由砌体的起源》一书中，潘恩认为石匠大师可以获得关于兄弟会起源的信息，而其他石匠却一无所知。他的文章开始：
共济会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或学位。1.学徒。2.工员。3.大师。新来的学徒只会使用一些符号和标记，以及一些步骤和词汇，通过这些，石匠们可以互相认识，而不会被不是石匠的人发现。工员在砌筑方面比新来的学徒好不了多少。只有在大师的会庐里，关于砖石建筑起源的一切知识才得以保存和隐藏。
尽管托马斯·潘恩关于共济会起源于德鲁伊教的理论可能会让现代共济会听起来古怪甚至无礼，但它最好是在历史背景下看待。首先，要记住，在英格兰，德鲁伊有时被理想化为纯粹和原始凯尔特文化的高贵代表，而这种文化被罗马人误解和诬蔑。
其次，值得记住的是，早期共济会成员经常提到与古代德鲁伊的文化联系或亲缘关系。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威廉·斯蒂克利博士，他是皇家学会会员，也是兄弟会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斯蒂克利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巨石阵(当时被认为是德鲁伊教的遗迹)，他认为他于1721年创办的共济会代表了古代石阵部分的遗迹。学者史蒂文·布洛克解释说：“像斯蒂克利这样有学问的绅士认为共济会的历史、形式和仪式与遥远的原始世界有直接联系，这些原始世界在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想象中若隐若现，有望使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上帝和世界的本质。”
的确，1723年英格兰总会宪章记录说“有些人认为还有一些好的砖石建筑的遗迹…在罗马人入侵这个岛屿很久以前，作为凯尔特人的殖民地，古高卢人和古不列颠人就建造了凯尔特式的建筑。一份1730年的共济会论文在1738年的大洛奇宪法中重印，认为“在合理的时间间隔内”，人们可以在德鲁伊教的传统中“发现一些东西，至少像砖石”。1769年，韦林斯·卡尔科特援引德鲁依来为共济会的秘密仪式辩护，德鲁依会惩罚任何“发表或亵渎他们的秘密”的人。威廉·哈钦森(William Hutchinson)在其1775年出版的《共济会精神》一书中自豪地写道：“我们……大胆地说，我们保留了德鲁伊教的仪式和教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多；在我们进入砖石建筑的第一阶段时，他们的许多宗教仪式从遗忘中被保存了下来，否则它们将永远沉睡。同年，威廉·普雷斯顿写道：“据说德鲁伊教保留了许多类似于石匠的用法；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它们的主要内容。”
这些只是几个例子。因此，共济会的学者们认识到历史学家们必须忽视砌体和德鲁伊教之间的任何直系的、历史上的联系，同时他们也认识到，相当数量的早期的工匠们表达并欣赏了这两种传统之间的文化相似性。托马斯·潘恩的文章，无论有什么缺陷，都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
如果他开始攻读学位，潘恩可能会想要他们提供的所有知识，并会等到获得这些知识后再完成论文。更有可能的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是兄弟会的一员，而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写作，尽管他在这个团体中有亲密的伙伴。
大卫·哈里森在他发表于今天共济会的关于潘恩的文章中推测道：“如果潘恩真的加入共济会，那应该是在美国革命时期，他的生活是当时社会精英的中心，他与富兰克林、华盛顿、拉斐特和门罗的亲密关系表明他毫无疑问知道他们共济会的成员身份。”然而，潘恩的《共济会的起源》表明，尽管他与这些人关系密切，但他当时并没有加入共济会。多年以后，大约在1803-1805年，他仍然以局外人的身份写作。
尽管潘恩可能不是共济会的成员，但他思想的各个方面都符合共济会的原则。例如，在《理性时代》中(《共济会的起源》一开始可能被认为是其中的一部分)，潘恩解释了他的宗教信仰：
我信仰一个上帝，仅此而已；我希望在此生之外还有幸福。我相信人是平等的，我相信宗教的责任在于伸张正义，热爱仁慈，努力使我们的同胞幸福。
这些话，可以说是共济会的一环，促使共济会历史学家约瑟夫·福特·牛顿(Joseph Fort Newton)写到潘恩：
托马斯·潘恩…虽然不是美生，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篇关于共济会起源的文章。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是第一个提出“合众国”这个名字的人，他不是一个怀疑论者，而是相信“人人都同意的宗教”，即上帝、责任和灵魂的不朽。
同样，文森特在《大西洋的共和党人》一书中总结道，尽管潘恩“可能从未加入过任何特定的兄弟会，但他仍然积极地同情共济会运动及其信奉的哲学。”
尽管伏尔泰在去世前不久成为了一名美生，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潘恩在创作《自由砌体的起源》和几年后的1809年去世之间成为了一名美生。他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肯定不是共济会员，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在那个时候加入兄弟会的。然而，尽管“共济会的万神殿”可能容不下托马斯·潘恩，但这位有影响力和有争议的人物仍然与共济会保持着联系，这仅仅是因为他与一些兄弟会成员之间的亲密友谊，以及他写了一篇关于共济会起源的耐人寻味的文章。
参考：
[1] 维基网络词条：Thomas Paine
[2] Shai Afsai, "Thomas Paine's Masonic Essay and the Question of His Membership in the Fraternity (http://freemasonr y.org/pdf/2010_04_sample_articl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