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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黑羊与灰鹰

作者：(英) 丽贝卡·韦斯特

译者：向洪全

豆瓣评分：8.1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份：2019-4

页数：1134（全三册）

内容简介：

◆史诗级的纪实文学典范 逾半世纪历久不衰的巴尔干必读文本

◆兰登书屋、《卫报》、《国家评论》一致评选为“20世纪百佳非虚构作品”

···

【内容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欧洲的转折点，作为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在 20 世纪 40 年代前后的命运截然不同。 本书观照了自 14 世纪中叶至“二战”爆发这漫长岁月中的巴尔干历史。 这片土地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会蜕变为浸透鲜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连串难解的谜团和苦难又是否有迹可循？

本书以作者巴尔干之行的沿途见闻为线索，追溯了巴尔干历史上缘于民族、宗教、地缘等因素的内外政治纠葛与军事冲突；也在对当地居民生存现状的见证中，力图揭示当地各民族命运的悲剧之谜——巴尔干苦难之人的内心始终涌动着一股为神圣牺牲的、如鹰般汹涌的渴望，他们祈盼着，犹如被献祭的羔羊以毁灭的姿态达至永恒。 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指引巴尔干人超越苦难，也滑向了悲剧的深渊。

20 世纪不可不读的游记作品。

——罗伯特·D. 卡普兰（作家、地缘政治学家，获评“100 位全球顶级思考者”之一）

能称得上伟大的游记凤毛麟角，《黑羊与灰鹰》足以名列其中。

——《纽约书评》

这本书是对世界上一个尤为纷繁复杂的地区的深入调查。其见解之深刻、视角之独特，必将使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和同情巴尔干。

——《华尔街日报》

文学巨匠丽贝卡·韦斯特……其优雅而充满洞见的作品如此耀眼，20 世纪几乎没有人能够超越。

——《纽约客》

深具才华的现代英语小说家、评论家（丽贝卡）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旅行文学”的写作范围和形式，也为这种写作注入了深度的思考。可以说，《黑羊与灰鹰》是这一文学领域的扛鼎之作。

——《纽约时报》

对于任何对巴尔干有兴趣的读者，这都是一部必读之作。

——《纽约先驱报》

处处闪现激情、睿智、爱与恨，以及对生命本能的渴望……这绝对是一部不会在时间中褪色的永恒史诗。

——《观察家报》

百万字的描写与观察、分析与前瞻，在今天这个阅读仅限于潦草与匆忙的时代，看起来是那么奢侈、那么自信、那么骄傲，却是那么强有力地活着。

——陈丹燕

在韦斯特笔下，“二战”前的巴尔干，如同“总是处于酣睡与清醒的国度”。酣睡与清醒，仿佛仇恨和宽恕的隐喻，几百年来带着迷恋与牺牲的双重精神，让我们看到了巴尔干悖谬性的宿命般的厄运。

——柴春芽

对我的写作影响最大的作家，如果只能选一位，那就是《黑羊与灰鹰》的作者丽贝卡·韦斯特。

——杰夫·戴尔（英国国宝级作家）

【编辑推荐】

◆ 相比旅行文学，《黑羊与灰鹰》更近于一部史诗。三度游历之外，作者投入了五年时光，“殚精竭虑”，将盘根错节的历史和现状、不同视野下的记忆与情感，连同最幽邃的精神剖析一同编入这部宏大的文本，构成一幅阔大的、层次丰富的图景。韦斯特的写作是一股思想的洪流，观察与玄思无时无刻不错杂而行，其间更深藏着对人类及其无尽的愚蠢和悲剧的理解与同情。

 ◆ 它也是一幅“二战”边缘的欧洲画像。从作者的游历到成书，世界历史从“一战”后的暗流涌动最终滑入了新一轮战局；就在作者写作的收尾时刻，巴尔干深陷纳粹炮火，再次经历苦痛抗争和各方抉择。它以强烈的在场感，见证了一个一切要素彼此撞击的时刻。

 ◆ 作为一份对世界上民族、地缘状况最复杂地区的调查，这部巨着不仅记录了遥远过去，也照亮了正在发生的历史。今日再读，我们不只是在远望斯拉夫人身畔浓厚的阴影，也是在检视当下世界里那些斗争的阴云、仇恨的火种。

 ◆《黑羊与灰鹰》是巴尔干历史与民族志研究的里程碑式着作，成为其后的写作者、研究者反复回溯的文本。半个世纪后，着名地缘政治学家、作家罗伯特·卡普兰将此书视作自己巴尔干之行的随身指南，并在书中以专文致敬，“我的那本《黑羊与灰鹰》已被翻阅了无数次，写满了注释，我宁愿丢失护照与金钱，也不愿意把它给弄丢了。”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

英国文学家、文学评论家、记者、旅行作家。韦斯特终身致力于女权与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运动。2004年以来，其生平事迹两次被改编并搬上话剧舞台；1959年凭借文学成就获封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1950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荣誉院士。

韦斯特着作等身，另有《叛逆的意义》《溢出的泉水》《思想的芦苇》《真实的夜晚》《士兵的归来》。《黑羊与灰鹰》被公认为韦斯特的代表作品，《士兵的归来》于1982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其作品被译为多国文字畅销世界

❸ 历史上姓葛的名人

1、葛洪

丹阳句容人，葛玄曾孙，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自号抱朴子，好神仙导养之法，后卒于罗浮山。其对化学、医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着有《抱朴子》等传世。

2、葛邲

吴兴（今属浙江省）人，宋代名臣。祖籍丹阳，进士及第，官刑部尚书。绍熙年间任左丞相，论疏皆切中时弊。身居相位，能遵守法度，推荐人才。

3、葛密

江阴（今属江苏省）人，宋代官吏。中进士，任光州推官，善于审决案件，官至太常博士。性格淡泊，号草堂逸老。

4、葛林

浙江省杭州人，明代太医院官。善小儿科，杏林悬壶，医术高超，因一匕药治愈襁褓中的明武宗，而名声大噪，累官太医院判。有《杏坞秘诀》。

5、葛从周

濮州鄄城（今属山东省）人，五代十国名将。其心情豁达，智勇兼备，先从黄巢，后从朱温，曾于阵前浴血奋战救助朱温，频战克敌，战功显赫，累任兖州节度使、潞州节度使、太子太师、检校太师等高职，并封陈留郡王。

❹ 满庭芳·扉映琉璃意思

词牌名1，一首诗的命题，诗人远在他乡伸出怀念

❺ 医学界伟人故事

以下是中国古代10位 医学伟人， 希望对您有帮助
1.黄帝，是我国远古时期的杰出英雄和领袖人物，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因最早于姬水之地（沮水）奠定了他的功业基础，故又姓姬，因出生并主要活动于陕北黄土高塬，而被尊称为黄帝。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完成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结束了野蛮时代，中华民族开始步入文明，黄帝联合炎帝，战胜蚩尤，统一中原部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共主的国家，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形成，黄帝时代的制衣冠、造舟车、营蚕桑、创文字、建医学、定算数、发明指南车，为中华古国的悠久文明和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他被后世认为是中医学的始祖，相传《黄帝内经》便是他与朝臣歧伯等的对话编辑而来。
2.岐伯，我国远古时代最着名的医生。他从小善于思考，有远大的志向，喜欢观察日月星辰、风土寒暑、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还懂音乐，会做乐器，测量日影，多才多艺，才智过人。后见许多百姓死于疾病，便立志学医，四处寻访良师益友，精于医术脉理，遂成为名震一时的医生。黄帝为疗救民疾，尊他为老师，一起研讨医学问题。《黄帝内经》多数内容即以他与黄帝答问的体裁写成。岐伯又尊称为岐天师

据有关史志书目记载，托名岐伯的着作约有8种:1《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岐伯按摩》十卷；2.《隋书·经籍志》载《岐伯经》十卷；3.《新唐书·艺文志》载《岐伯灸经》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黄帝问岐伯灸经》)；4.《宋史·艺文志》载《岐伯针经》一卷；5.《通志·艺文略》载《黄帝岐伯针论》二卷；6.《通志·艺文略》载《岐伯精藏论》一卷；7.《崇文总目》载《黄帝岐伯论针灸要诀》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岐伯论针灸要 诀》)；8.《竹堂书目》载《岐伯五藏论》。

岐黄为岐伯与黄帝二人的合称，相传为医家之祖。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以黄帝、岐伯问答的体裁写成，因而后世用即以“岐黄”代称《内经》。并由此引申而专指正统中医、中医学，更多的则是作为中医、中医学的代称。同时，由“岐黄”组合的新词，也各有自己相应的意义。如“岐黄之术”、“岐黄之道”指中医学术或医术、中医理论；“岐黄家”指中医生、中医学家；“岐黄书”指中医书；“岐黄业”指中医行业等等。

3.炎帝，即神农氏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以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曾建都山东曲阜，并被后世尊为农业之神。

神农氏又曾跋山涉水，尝遍百草，找寻治病解毒良药，以救夭伤之命，后因误食“火焰子”肠断而死。《神农本草经》即是依托他的着作。炎帝神农在位120年。因而，炎帝被认为是中药学的始祖。

4.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名机，字仲景，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东汉南阳郡人，河南南阳医圣张仲景的故里。据史料记载，仲景少年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相传汉献帝初，张仲景被举孝廉，建安年间官居长沙太守。着《伤寒杂病论》16卷，约成书于三世纪初(200-210年)，是世界上第一部经验总结性的临床医学着作。熔理法方药为一体，开辩证论治之先河，创中医医临床医学之体。自唐代以来，仲景学说传播于世界各地，在国际医学界享有崇高声誉，日本、朝鲜等国人民称他为医学“先师”，祖国人民则称之为“医圣”。有“医门之仲景，儒门之孔子也”之说法。

医圣张仲景的医学着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根据自己多年辩证论治的经验写成一部书，叫《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了汉朝以前的医学理论和临证经验，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着，记载了对疾病的各种治疗原则和治疗原则和治疗各种传染病和杂病的方法，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该书把病症分成若干条目，每条先介绍临床表现，然后根据辩证分析，定为某种证，最后根据证提出治法与方药。为中医辩证论治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历代医家辩证论治的楷模。他所确立的“辩证论治”原则，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从而使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与《黄帝内经》一起，共同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使中医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清代的《医宗金鉴》评价该书:“古经皆有法无方，自此始有法有方， 诚医门之圣书。” 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散失，唐宋以后，被分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着作中占有特殊地位。现在仍然是中西医学习研究中医理论和临床治疗的重要典籍。一千七百多年来，这两部鞒作不但为中国历代医家所推崇，而且自隋唐以后，张仲景的着作和学说远播海外，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从晋朝到现在，中外学者整理、注释、研究、发挥《伤寒论》、《金匮要略》而成书的已超过一千七百余家，留下了近千种专着、专论，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

张仲景一生的鞒述十分丰富，可惜大部分都已失传了，只留下《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张仲景是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人，为了纪念张仲景对医学的贡献，被后世尊称为“医圣”。他所撰鞒的《伤寒杂病论》及其辩证论治思想，在今天的临床实践方面方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和富贵的临床经验已经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5.皇甫谧（215－282），魏晋时期医学家、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诞生于甘肃平凉县西北朝那镇。博学多才，对经史各家及文字史等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还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中年刻苦钻研医学，编着的《针灸甲乙经》总结了晋以前的针灸学成就，是针灸学的经典着作。因此，他被认为是中医针灸的第一位集大成者。

6.华佗（约141~208），字符化，东汉末医学家。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华佗一生行医各地，声誉颇着，在医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他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据《后汉书·华佗传》记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华佗对“肠胃积聚”等病创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它比西方早一千六百多年。华佗很重视疾病的预防，强调体育锻炼以增强体质。以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他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创造了一种“五禽之戏”。其所着之书已轶。现存《中藏经》，是后人托名之作。

7.王叔和（公元3世纪），名熙，今山东高平人。其生卒年月不详。

王叔和曾任魏太医令，“性度沉静，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养生之道。”（唐·甘伯《名医传》）王氏着有《脉经》10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着；曾整理编纂仲景《伤寒杂病论》一书，使之流传于今，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另着有《脉诀图要》6卷，《脉赋》1卷，《脉诀发蒙》3卷，《论病》6卷等，均佚。

王叔和对中医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脉学的研究和对《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编纂。他总结脉学，编纂《脉经》。继承前人对脉学研究的成就，汇集了前期医学名着及先朝名医的有关文献，结合自身经验，撰成《脉经》一书，使脉学理论和方法系统化、规范化，推动了我国医学的进步，并对世界医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主张早期治疗，提倡预防疾病。“凡人有疾，不时即病，隐忍冀差，以成痼疾。 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者，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王叔和《伤寒论》强调了早期诊治的重要性。提倡平时讲究卫生，反对暴饮暴食，大有预防医学之意义。

8.孙思邈（约581~682）中国唐代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孙思邈从小多病，为筹汤药费用几乎荡尽家财，但他又非常聪明，坚持攻读经史百家和医学等科学知识。孙思邈一生淡于名利，隋文帝时曾征召他为国子博士，唐太宗要授他爵位，唐高宗让他做谏议大夫，他都一一谢绝了，他的志向是做一名济世活人的医学家。在学医过程中，孙思邈除手不释卷地学习医学着作外，还特别注意向民间寻求经验，广泛搜集单、验方。在医疗活动中他非常注重医生的道德修养，他强调医生要把病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病人来请出诊，不管昼夜寒暑，也不要怕路途险阻，不顾饥渴疲劳，要一心赴救。他认为医学是精微之至的事业，必须刻苦钻研，精勤不倦，才能成为真正的医生。孙思邈主要着作为《备急千金要方》 30 卷和《千金翼方》30卷。其他还有《千金髓方》、《福禄论》、《摄生真录》、《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太常分药格》等多种，均佚失。孙思邈对医学的巨大贡献，使他受到了历代人民群众的爱戴，被人们奉为“药王”，中国不少地方都有孙思邈的祠庙，以感受他的高贵品德和不朽业绩。

孙思邈把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他在其所着的《大医精诚》一书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夫大医之体 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酝禄兼陈，看有若无。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盲也。”上述的寥寥片语，已将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展示在人们面前。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干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他自己的两部着作均冠以“千金”二宇，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书的成就在于:首先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很深的研究，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千金要方》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网络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药齐备。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广泛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确实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千金要方》是对方剂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书中收集了从张仲景时代直至孙思邈的临床经验，历数百年的方剂成就，在阅读仲景书方后，再读《千金方》，真能大开眼界，拓宽思路，特别是源流各异的方剂用药，显示出孙思邈的博极医源和精湛医技。后人称《千金方》为方书之祖。

9.李时珍(1518—1593年)，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博物学家。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春人。李时珍出生在一个世医的家庭。父亲李言闻系当地名医，李时珍受父亲的影响极深。他从小喜爱医药，虽经父亲督促，精读四书五经、坟典传奇，但却无心功名，终于走上研究医药、研究自然科学的道路。

他最伟大的成就是编纂了《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具有世界影响的博物学着作。他在《本草纲目》一书中，在每一种药物之下，采用了“正误”的方式对前人的错误进行纠正和辨误，其中绝大多数是言之有据，符合科学道理的。这一体例在本草学上也是创造性的，说明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坚实基础。为了使药物发挥其更大的治病作用，他主张对药物的本性进一步加以改造，用人工的方法改造药物的自然性能。如对药物的升降浮沉的药性，主张采取某些办法，使其服从于治疗的需要。如认为对原来的药性下沉的药物，可以用酒引之，使其上升至颠顶；而原为升浮之药物则可以咸寒药为引使直达下焦。这样，他得出了人不仅能够“窥天地之奥”，还有“达造化之权”的能力，能改造自然，支配自然。李时珍以科学批判服食，他痛恨迷信神仙之说，如在谈到古代以金银服食时，认为“血肉之躯，水谷为赖，何能堪此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胃肠乎。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本草纲目·金石部·金》>又说:“(银)性刚戾，服之能伤肝是也。抱朴子云银化水服司·成地仙者，亦方士谬言也，不足信。”(《本草纲目.金石部·银》)认为所谓可以居住水中，步履水上，都是“邪说”，“幻诞之谈。”他斥《本经》、葛洪等关于服食的论述为“误世之罪，通乎天下”，认为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本草纲目。兽部·伏翼》)李时珍不仅是一位药物学家，又是一位博物学家。他对于生物、地质等学科很有研究，对化学、天文、历法、气象也有一定的心得。李时珍更是一位高明的医药学家，他在自己的着作中，载有相当多的验案，均为本人治病之记录。他在自然科学各门学科方面的成就，以及精研医学理论及丰富的实践，使他在医疗活动中，取得较好的疗效，一度应召入太医院。他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来自《内经》、《难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着，但他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态度及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得他更加尊重《内经》，以后尤其是金元以来的医学思想和成就，他受金元四家的影响最大，特别推崇张元素、李东垣的医疗思想。认为张元素是“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他把在药物学上的成就，灵活地运用到治疗学上，除去遵循传统的医学理论进行严格的辨证论治以外，特别重视分析药物的归经，讲究性味，丰富和发展了本草学的理论内容，从而使其治疗的效果不断提高。李时珍对脉学、经络学说也都有较深的理解和研究。这些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也都是他医学、药学成就必不可少的条件。他的着作除去《本草纲目》是一部博物学的划时代作品外，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书。在书中，李时珍以简洁明了的诗句，概括地总结了中医常用的脉象，极便于初学记诵，有利于普及脉学知识；《奇经八脉考》则是十二条正经以外的经络系统的总结。《濒湖脉学》曾被译为德文，在国外出版。在文学方面，李时珍还是一位诗人，他的《濒湖脉学》，就是用律诗体写成的。可惜文献中只保存他少量的律诗。

李时珍也是我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杰出科学家。在国内外有崇高的声誉和很大的影响。

10.叶天士（1667－1746），名桂，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江苏吴县人，清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叶天士生于医学世家，祖父叶时、父叶朝采都是精通医术，尤其以儿科闻名。叶桂12岁开始从父学医，14岁时，他父亲死了，于是抱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再他父亲的门人朱某为老师，专学医术。叶天士聪慧过人，悟超象外，一点即通；尤其虚心好学，凡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向他行弟子礼拜其为师，十年之内，换了十七个老师，并且他能融会贯通，因此医术突飞猛进，名声大震。尚书沈德潜曾为他立传，说:“以是名着朝野，即下至贩夫竖子，运至邻省外服，无不知有叶天士先生，由其实至而名归也。”（《沈归愚文集·叶香岩传》）叶氏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治学讲求宏搜博览，学究天人，精细严谨，使医术与学术相得益彰，他认为“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也。”故虽享有盛名，但却手不释卷，广采众长。嵇璜“序”曾说:“先生之名益高，从游者益众，先生固无日不读书也。”其为人“内外修备、交朋忠信 以患难相告者，倾囊助之，无所顾藉”。他为医却不喜欢以医自名，临终前对他的儿了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叶氏一生忙于诊事，在世没有亲笔着述。现传有《临证指南医案》十卷，后附《幼科心法》及《温热论治》各一卷；《叶天士医案存真》三卷。据载都是他的门人和后代整理记录的。其中《温热论治》是叶氏口传心授经验心得，为临床经验的结晶，是温病学说中一部非常重要珍贵的文献。全篇主要论述温病感受途径、传变规律、治疗大法和卫气营血辨证作为温病诊治纲领以及舌、齿、斑疹等的辨析方法及其诊断意义，并论妇人胎前产后、经水适来适断之际所患温病的证候和治疗。据传是他的门人顾景文随叶氏舟游洞庭湖时，将其口授之说记录而成。《临证指南医案》则是无锡华岫云收集叶氏晚年医案，加以分类编辑而成。分疾病八十九门，每门由其门人撰附论治一篇，门后附徐灵胎评议。卷一至卷八记载内科之杂证、时证案；卷九为妇科；卷十为儿科；书末附所用方剂索引。《幼科心法》相传为叶桂手定后，章楠改题为《三时伏气外感篇》，主要论述儿科诸病的辨证论治，尤其阐发了春时、夏令伏气外感和秋燥之证治。《叶天士医案存真》是叶氏曾孙叶万青，取家藏方案编成，卷一以杂病为主；卷二以温热病案为多；卷三为运用仲景方验案。另有门人周仲开抄录而成的《未刻本叶氏医案》等。另外，托名叶氏的医案和着述颇多，可考的有《景岳发挥》、《叶氏医衡》、《医效秘传》、《本事方释义》、《女科症治》等等。

叶天士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是一位贡献非常卓越的医学家，他创立的温病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纲领，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杂病提出的许多新见和治法方药，至今在临床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叶天士作为一位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伟大温病学家，作为精通内科、儿科及妇科、外科、五官科的医学大师，以其卓越的医学思想、高超的医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而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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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第一进士周仪籍考
——兼论桂庄书院（紫阳书院）始末
阿旧 原创
按：周仪作为邵州历史有载的第一个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因其早年苦读于扶夷江畔一石洞，生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周仪当年苦读之石室，一般认为在今邵阳县塘渡口书堂山，在清朝时当属武冈州塘田团内，故很多人以为周仪即今邵阳县塘田市镇人，实误。本文将从民间传说、周氏族谱、历史记载和遗迹、人物关系等多个角度，证明邵阳第一进士周仪其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横空出世的进士周仪和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
肇庆七星岩石刻
周湛子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性刚毅，勇于为义，宣和初，因平武冈峒獠叛，以功擢武功大夫，德州刺史，后死于靖康之难。 紫阳周氏，由周仪起，三代三进士，时称“宋三周”。对于“宋三周”，《同治武冈州志·名臣传》甚至将之与唐之张九龄兄弟和宋之“三苏”相提并论：“殆与张曲江苏眉山颉颃矣。” 后又有周昉，族谱载为周仪第六代孙、周钦之曾孙,字晦叔（又字景玄、仲朗），生卒年不详。道光《宝庆府志·选举表》载其为“上舍第释褐”。宋太学“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上舍第释褐”，即上舍第出身直接授予官职。上舍第也等同于进士出身。周昉是证明其祖先周仪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的关键人物。周仪籍武冈紫阳乡对于周仪确切籍贯，光绪《湖南通志》云其为邵阳人，“周仪，邵阳人，读书于武冈紫阳石室，后徙武冈，以原籍田庐分赡宗族——姓谱”。《宝庆府志》说周仪为“武冈人”，又对旧志说周仪为邵阳人做了解释，“仪以雍熙登第，（武冈）其时尚属邵州，故旧志皆作邵阳，政可两存也”。同治《武冈州志》之《名臣传》只说其“所居有紫阳山，山有石室”，紫阳山在紫阳乡，那么周仪应该就是武冈紫阳乡人。南宋《舆地纪胜》之《荆湖南路·武冈军·人物》有载：“周仪，紫阳人，登雍熙甲科。”《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中期，和周仪时代较近，可信度高。紫阳，即紫阳乡，周仪为当时的武冈紫阳乡人，应当无误。 宋初武冈县属邵州，崇宁年间升武冈县，置武冈军，和邵州互不隶属。宋初武冈县直辖唯两乡，其西为儒林乡；其东即为紫阳乡，合龙管、龙江、永丰、长溪直至白仓而下，至塘渡口、白羊铺，北至今隆回三阁寺乡，绵延两百多里。今之隆回县三阁司乡，邵阳县之塘渡口、白仓镇、黄亭市镇、蔡桥乡、塘田市镇、金称市镇与新宁县之丰田乡、马头桥镇当时都属于紫阳乡。马头桥镇其时当属紫阳乡长溪里
有关周仪的本地民间流传
新宁县马头桥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有关周仪的传说。说周仪的先祖在武冈县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实为山心团）一个叫三峒陇的山村（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居住，世代耕读为乐，幼时在家勤学苦读，日夜不倦，后又到离祖宅不远的扶夷江畔悬崖旁的一个石洞里潜心苦读，并在洞里遇仙翁点化，由此学业大进，后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周仪做官昌言无忌，刚正不阿，生活清廉，又好施舍，退休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桥命名。
周氏族房谱
周氏族谱诚公坟山
周氏族谱紫阳书院图
据《周氏总族》，隆回县高平周氏始祖为周朝，字祥光，所谓“尚书公”，原住武冈紫阳乡石洞桥。 又查《湖南周氏源流》：“邵阳周氏， 始迁祖诚公，原籍江西泰和圳河江，其子玉喜于唐末卜居武冈紫阳乡州尾头，孙仪公。” 武冈《周氏合修族谱》又云，仪少有异禀，博学力行，自入石孔即“翠岩”，读书其中，与一老翁讲古道今，自后文思大进，登宋梁灏进士。后致仕，回家建石室书院讲学，门徒数百，湖南名士多受其学。周仪生活清廉，又好施舍，并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一桥命名。关于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的说法亦见于周仪后裔应森公支系房谱。
翠岩
因靖康之乱，陈与义“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来到武冈紫阳山，有《书堂山石室铭并序》，序文里说到的周公谏议，“嘉祐名臣”当为周湛，因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而嘉祐元年为公元1056年，时间相差七十余年，设若周仪30岁中进士，而到嘉祐元年则已过百岁矣，又怎么可能为“嘉祐名臣”？周公谏议，周湛曾官迁“右谏议大夫”，可见在紫阳山石室读书的应是周湛。而周湛在紫阳山石室正是效仿其父周仪在马头桥坪山之翠岩石洞苦读的做法。
周敦颐与马头桥
周氏族谱载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这三座桥经过多次整修至今仍在。马头桥在三桥的最下游，族谱说，桥上书有“周氏垂建马头桥”字样，桥头有濂溪先生周敦颐撰写的马头桥记事碑。有人误以为这桥是周敦颐所修建，实误。查同治《武冈州志·艺文志》记载：“马头桥记碑：周濂溪撰在州溪南里，字漫漶莫能辨。”说明周敦颐只是为桥撰记事碑罢了。“溪南里”，下辖“架冲团”、“城头团”、“三心团”（三心团实应为山心团，因境内有山心寺得名，盖同音误传，“三”、“山”本地同音）和“油头团”。而其实，马头桥就在“三心团”内，当然州志说在溪南里也对。“周氏垂建马头桥”里的周氏当指周仪及其宗族后代。
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
马头桥周氏宗祠大门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一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二
周仪致仕后在家乡建立石室书院，即紫阳书院的前身，后被其后周昉改为桂庄书院，桂庄书院遗址在今坪山小学内。
周敦颐一生致力于文教，每为官一地，首推兴教办学。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邵之学在牙城之中，左狱右庾，卑陋弗称。先生始至，伏谒先圣祠下，起而怵然，乃度高明之地，迁于城之东南，逾月而成。”建成后，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又属荆湖北路转运使孔延之作《邵州迁学记》”。周敦颐在邵州（今邵阳）兴教办学，将州学迁址重修，此亦即朱熹所说的周敦颐“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权发遣邵州事，新学校以教其人”。“新学校以教其人”，这是周敦颐在邵州的主要功绩。 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周敦颐生于1017年，两人年龄差距较大。笔者以为，两人在现实中有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周敦颐来马头桥时，周仪应当已经过世了，不过石室书院还在。周仪和周敦颐同为周姓，又都是湖南人，周敦颐在知永州前的嘉祐六年通判虔州，而周仪子周湛亦曾知虔州，时间当在周敦颐任前，周仪作为前辈乡贤，周敦颐在未到邵州前即当有所耳闻。当周敦颐见到石室书院，见到周仪捐建的马头桥之桥头马头栩栩如生，心中之感慨和对前贤周仪的景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然后应周仪后人之请为马头桥记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马头桥镇南50里的新宁县城犁头湾石崖有周敦颐书“万古堤防”四字，有莲潭菴，为纪念周敦颐泛莲于此。清代周诰编有《濂溪志》，中有《周子遗事》，记载：“周子尝过新宁邑，至莲潭，见水深千尺，因镌‘万古堤防’四字于石崖。”又道光《宝庆府志》之“艺文略·金石”：“宋莲潭石刻，今存。在新宁治北夫夷江岸，石壁斗立，相传周子权邵州军时书‘万古堤防’四字镌于上。字画遒劲，水涸时可见。旧志云：末有‘古舂陵周某某题并书’九字，今不能识矣。……其曰莲潭者，亦以周子得名也。”那么，周敦颐到马头桥和到新宁城北犁头湾，当在同一段时间行程前后。周昉与桂庄及桂庄书院同治《武冈州志·文苑》载：“周昉，字晦叔，仪之后也。嘉定间登上舍第，官内史，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为桂庄书院，自称桂庄主人。”这一段记载非常明确，嘉定年间，周昉回祖籍隐居，可知他的先祖周仪就是宋紫阳乡三峒陇人（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周氏合修族谱》有《昉公传》:“周昉字晦叔，望公之孙，道公之子。公天资不俗，禀性非凡。少时喜读书，好结友。慕朱熹之理学，绍仪公之高风。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辟室为桂庄书院，自称为桂庄主人。” 同治《武冈州志·疆域志》之“三心团”有：“有白石水，有山心寺社仓，有宋周昉故里，有故桂庄书院，有周昉墓：在燕山菴左，有群玉林、清风峡：上有张声远、史弥宁、张同器、郑域磨崖题刻，俱见金石卷……”
山心寺社仓，在山心寺旁边。社仓，即义仓，清刘大櫆：“建社仓以备荒年，创书院以兴文教。”社仓是民办粮仓的一种，为南宋朱熹首创。 查州志金石卷，有：“桂庄大字（今存）。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嘉定七年周昉刻石‘桂庄’二字，行书，大径一尺强，后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二十六字，楷书，凡一行。”
有“史弥宁桂庄石刻”:“史弥宁桂庄石刻（今存）。史弥宁撰，嘉定八年刻石，前书诗二绝，右题‘周晦叔桂庄嘉定乙亥中和节友林居士四明史弥宁清叔父’二十六字,俱行书，凡十四行，字数不齐。” 有“盱江张同器寄题晦叔上舍桂庄石刻，今存。” 有“武冈军判官郑域题桂庄诗刻（今存）。” 有“群玉林”、“清风峡”：“今存。二刻均在山心团。” 湖南提刑张声远除题行书“桂庄”二字外，还留题八景，分别是：诗壑、翼然、清风峡、小蓬莱、群玉林、隐真岩、葛梅洞，“为历来金石家所遗表”。
武冈州志艺文志金石
紫阳书院八景之二
史弥宁题赋桂庄二首为：“结屋山垣得许奇，岩犀环拥读书帷。阿姮定与君家厚，留下西风几万枝。”和“家有留馥紫阳乡，洗石疏泉着桂庄。看到花时秋更好，放开冷袖贮天香。”
史弥宁又有七绝，题为《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隐然而高，有竹万箇，架小轩于翠雾苍雪间，日弹琴读书其下，轩外鸣泉清驶，若与弦诵之声相答，爱其境胜，为赋一绝》：“竹根碧涧落寒声，竹外双溪抵镜明。满袖天风吟不彻，坡头直有放多清。” 张国器题桂庄诗：“蟾窟移根不记年，英材杰出以储贤，树因地胜常常茂，花到秋来得得传。已把诗书供灌溉，定寻泉石伴丝弦，曾看攀折从君始，尚愿云仍与接联。” 从以上诗歌和题刻可知桂庄秀美奇崛之山水和清幽风景，而桂庄之建制规模，亦可模拟得之。 张声远时为湖南提刑，史弥宁为武冈知军，郑域为武冈军通判，这些人和周昉交游，张声远更是远道而来，题刻吟诗于桂庄，可见周昉身份非同一般。《武冈州志》载周昉“官内史”，宋并无“内史”官职，隋朝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为最高行政部门，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的长官叫内史令，唐以后改称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周氏合修族谱》撰写有《昉公传》，说其曾“官兵部侍郎”。 桂庄书院在桂庄内，因依周仪读书之“翠岩”石洞，故原来又称石洞书院、石室书院（据族谱，周敦颐过马头桥，曾在石洞书院讲学，笔者以为，当时的石洞书院应该规模不大，可能称之为书舍或书堂更贴切些），周昉改为桂庄书院。周氏族谱云，周昉曾“讲学于斯”。族谱又云，“宝庆丙戌，史弥宁来知武冈，重建军学，补修紫阳书院，与昉公来往甚密，为倡研理学，常啸傲于庄，以养性灵，以娱天年。” 族谱载周昉倾心理学，仰慕朱熹，而在史籍中，也有迹可寻。周昉除了和朱熹，还与陈文蔚、魏了翁等大文人也有过来往。陈文蔚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卒年不详，进士出身，是朱熹的学生，理学家，终身未出仕，一直从事教育。他有题赠周昉诗《寄题玉山周晦叔家似贤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农臭不自悟，荧荧飞青蝇。一日对此君，炯然又眼明。子猷虽借宅，绿阴仍满庭。雅净两龚洁，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劲挺干青冥。世人景先哲，绘画劳丹青。想象不觌面，孔孟何由倾。安知君子交，日日与相迎。手种万苍玉，君家有典刑。清风流至今，修好无渝盟。”表达淡泊名利，鄙薄恶俗，固守高节的情操，与周昉共勉。其时，周昉应在江西玉山一带为官。当时有一个上饶-玉山诗人群体，大多数过着隐居的生活，甘于贫困，又固守高节。周昉在此间自然会受影响，而他本人醉心理学，生性淡泊，族谱传里说他“素性好义”，因而也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致仕还乡，回“紫阳先世所居之地”，醉心于教育，醉心于山水之间了。 魏了翁，为南宋着名理学家，大学问家，宝庆元年（1225）被贬谪湖南靖州达七年之久，其间有《渠阳集》，中有答周昉的书信《答周晦叔应辰》，应辰应该是周昉按周氏辈分所取的名字。族谱载周昉为周仪孙周钦的曾孙，查周氏应森公世系和辈分“祥、梦、应、康、世”，周昉正是“应”字辈。魏了翁在信里和周昉讨论理学经典：“……《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 据武冈周氏族谱记载，朱熹曾讲学于桂庄书院，即紫阳书院。朱熹又自称紫阳朱熹，是因为其父朱松祖籍安徽婺源，曾在徽州府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徽州也有一座紫阳山），有刻章“紫阳书堂”，朱熹为怀念父亲，亦表思乡之情，故自称为紫阳朱熹。因而，有人又尊称朱熹为紫阳夫子。 后来书院兴起，各地为尊朱熹，取名为紫阳书院的很多。而武冈之紫阳书院，应非纪念朱熹曾到此讲学，而因本乡地名即为“紫阳”，而且武冈紫阳书院之名早在朱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文脉：千年湖湘书院图记》一书中，记载武冈紫阳书院是在淳熙到绍熙年间创立的。
紫阳书院原为私立，在南宋中期被改为军学，宋转运判官盱江邓均有《重修武冈军学记》：“……又增修武冈邑庠暨紫阳书院，于是士之瞻也，游也，息焉，莫不啧啧曰：‘懿乎此举也，’。” 后史弥宁知武冈军，又重修武冈军学，王之制有《武冈军修学记》，周氏族谱说法与此记文是一致的。 据族谱，桂庄后被周昉改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现马头桥镇清时名为“山心团”，即得名于此寺。明成化十九年留有会稽童煊碑记，上载：“……昉公素性好义，将宅院田土山地，一慨施舍，易此庄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延僧供佛，与乐予之，桂庄即成古建筑佛地……”山心寺现为坪山小学，其景物大部分已废，石刻尚有“松坡”、“云梯”、“翠石”（ 翠岩之误），尚存大水缸一只（原一双），刻有“南宋宝佑戊午年正月廿八日山心寺百兆永远为记”字样。
宋文物紫阳书院水缸
较之祖辈“宋三周”，周昉名气似乎小得多，但他其实应该是紫阳周氏家族里官职最高，对朝廷政局影响也最大的一个人，但也可能是该家族在宋朝最后一位获取朝廷功名的人。据周氏家谱记载，“端平年间(1234年)，忽坐诬削籍,累及宗族”，宋邵州最为辉煌兴盛的紫阳周氏一门就此没落，让人嘘唏不已。

从与周昉交往这些人的年龄结构，和其曾祖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以及他回家乡马头桥三峒陇石洞桥后朋友作诗赋题碑刻显示的年份来看，笔者认为周昉的生卒年可能在公元1170年-1270年之间。
而桂庄书院也因周昉的过世而慢慢没落，不过，到明代时仍有紫阳书院在，但应该是迁移到别处去了。所幸书院去而文气留，马头桥人，紫阳人，武冈人，邵阳人，由此民智初开，民风始变。武冈，原为“黔巫东鄙，蛮獠杂扰”之地。紫阳乡，浙江诸暨有宋《武冈县令杨公墓志》，其中有云，“紫阳乡婆婆鬼啸聚滋炽，既不可以文谕，又不可以武胁”，可见当时紫阳乡民众之愚昧落后。而到南宋末，武冈的风气才开始改变，文天祥说:“虽洞窟林麓，人去其陋，遣子就学。”而石洞书院桂庄书院，可谓居功至伟。之后，马头桥一带尚学之风日盛，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即便举全家甚至全族之力，都要遣子就学，而这也是马头桥一带至今仍人才辈出的最大原因吧。

桂庄书院已杳然远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武冈紫阳周氏一门，即“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等，其影响力之深远，几乎贯穿整个宋朝。其才华和智慧，光耀紫阳，亦光耀武冈，光耀邵州。乡人后世，以其为荣耀，也以其为榜样。昔有匡衡，凿壁偷光，又有车胤、孙康之囊萤映雪，而至北宋，则有邵州紫阳之周仪周湛父子之石洞苦读。期待新宁桂庄书院的文化遗产，及“宋三周”求学苦读的精神，激励后人，也期待新宁力兴文教，振兴书院学校，如张拭所言，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
来源：武冈人网 阿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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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干隆34年是什么时间

干隆34年是公元1769年。
1736年是干隆元年，干隆34年是1769年。
干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因病去世，终年九十七岁。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南长州（今江苏省吴县）人。他自幼从吴县叶燮学诗，兼制八股文，但补诸生后，历岁科试三十余次，干隆四年（1739），始成进士，年已六十七岁。散馆时，干隆帝称他为江南老名士，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五年迁至内阁学士，干隆十二年（1747），命在上书房行走，升礼部侍郎，令校《御制诗集》，称赞他诚实谨厚。干隆十四年（1749），乞归里，命原品休致，令校毕《御制诗集》后放行。干隆帝曾说：“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且令归里后有所着作，许寄京呈览。后进所着《归愚集》，干隆帝亲为作序，称其诗与高启、王士祯相伯仲。干隆帝南巡时，屡加封赏，又几次召至京师，加以优礼。沈德潜去世后，赠太子太师，谥文悫，入祀贤良祠，干隆帝亲为作挽诗。沈德潜以诗名于时，他提倡“格调”说，成为干隆时诗坛一大派别的宗旨。他遵循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为诗应“微而婉，和而庄”，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为宗旨。他提出：“诗贵性性，亦须论法”。 “性情”即指符合正统观念的思想感情；“论法”是指作诗要师法古人，古体诗要学汉魏，近体诗要学盛唐。他的诗论是继承叶燮和明代前后七子的理论，加上个人的体验发挥而形成的一种派别主张。沈德潜选辑的《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和《国朝诗别裁》风靡于当时。其着作有《归愚诗文钞》、《说诗粹语》等。

❽ 人生必看的十本书

这类书籍还比较多，尤其是《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弱点》、《语言的突破》、《快乐的人生》、《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之类的，其实许多名气很大的那些励志书籍都对人生发展没有什么帮助。

这种告诉你如何成功的书籍其实就是所谓的成功学，毒鸡汤，首先人生的发展没有统一标准，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解读和标准。其次每个人的道路也都是不一样的，面临的问题也会不一样，环境啊，人群啊，社会制度啊等等各种因素，所以一个没走过你这条路的人是没法为你提供帮助的。

职场

所以我认为人生发展还是需要自己去碰钉子，自己去走弯路，然后趟出来自己可以走得通的一条路，不可能因为看了一本书你就可以不撞南墙了。

❾ 严凌君编着得<白话的中国> 电子版哪有下载

重在建构孩子自己的精神家园——读严凌君《读书课》系列教材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3 更新时间：2007-6-24

作者：xuhonghui 邮箱：67xhh91xxh@163.com

钱理群

简直不敢相信，这厚厚的六大卷书竟出自于一位普通的中学老师一人之手。——我编过类似的中学生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我们是动员了十多位朋友，先后折腾了两年，才编出来的，其中的艰苦，我是深有体会的。因此，我懂得这数百万字的份量。
我更惊异于编着者给他的孩子，以及我们这些成年人，展现了一个如此广大，如此丰厚，又如此美好的人文空间。这些天，我都徜徉其间，如痴如醉，乐不思出，它让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战争的疯狂，病毒的猖獗，以及自己身体的不适。我深信，编给中学生读的书，要让孩子们喜欢与感动，首先我们成年人自己要喜欢与感动；自己不喜欢、无兴趣的，千万不要硬塞给我们的孩子：这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
对于一直在关注、思考中学语文教育的我，这套书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当我发现在许多重要的教育理念、编辑思想上，我，以及我们《新语文读本》的朋友与本书的编者严凌君确有相通之处，自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欣慰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反映了一种共同或类似的教育思潮的；而当我进一步发现，严老师的思考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更为深入，有许多属于他自己的独立创造与开拓，更是感到由衷的喜悦。这正是我要感激严凌君先生以及他的学生的：他们的试验激发与深化了我的思考。于是，我一边读，一边随手记下了不唤自来的种种感想，思绪，现在整理成文，就算是我的读书笔记吧。
（一）
严凌君在他的《化育天下学子是读书——“〈青春读书课〉读本”的思路与探索》里，一开始就谈到了“两种‘不读书’的学生”——
“这样的学生是常见的：自入学以来，接受十二年的系统语文学习，但高中毕业了，却仍然没有学会读书——既没有自学的兴趣，也没有读书的方向，更没有读书的方法与审美意识。一个连书都不会读的中学生，它接受的语文教育是合格的吗？
“另一类学生功课优秀，考试分数高，能够顺利考上大学——目前形势，绝大部分是进修文科之外的专业，有可能，他们一生的人文功课，就是中学时代那几本教科书。此后，它可能再也没有兴趣去看那些非专业的不实用的‘闲书’，从此与文学和文化名着绝缘。在个性和人格养成的青春岁月里，极少有过人文的阅读与思考，这样一批批‘优秀’学子的‘精神家园’何在？中学语文教育是否存在严重失职？”
这或许正是严老师立意开设读书课，编选教材的最初动因吧。——也就是说，他的试验是有极强的“问题意识”的。
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以至我们的中学教育在哪里出了问题？——这自然是一个大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例如严老师在《呼唤志同道合者》中，就连提了两个问题：“我们教书的目的是什么？是考试还是育人？”“学生求学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一架升学的机器或是 一个通过学习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个人？”这都是全局性的。而这里，严老师又从语文教育，更具体一点，是从阅读教育的角度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读了十五年的书，还没有养成读书的兴趣与习惯，也不会读书。这不仅是吕淑湘先生早已指出的“少慢差费”，更是我们没有为学生的终生学习打好底子。——这本是中学教育，特别是中学语文教育、首先是阅读教育的基本任务。
另一方面的问题，发生在“高分”学生身上，在“分数决定一切”的当下中国是更容易被忽略的。我们也有过“高分低能”的说法，但却对“高分”而“失精神”的现象视而不见。严老师问：“这样一批‘优秀’学子的‘精神家园’何在？”这绝非耸人听闻。其实这样的警钟早已敲响了。我注意到在严老师指导的深圳育才中学的《春韵》网站有过关于“刘海洋事件”的讨论。一个以高分进入清华大学的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竟然残忍地杀害动物，正是暴露了“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意识的缺失，“与自然、人和社会和谐相处”的基本素质的缺失，这样的人文关怀的缺失，说到底，就是“精神家园”的缺失。在此之前发生的北大高才生因个人生活稍受挫折就将自己的美国教授与同事残酷枪杀的事件，以及国内多次发生的中学生杀害同学、父母的事件，更是以血的事实警示我们，只关心学生的“分数”，而不关心学生的“心灵”的“教育”，将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
正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严老师的“读书课”就显示出了它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一位听课学生的反应，让我深受感动——
“读书课给予了我们一个和伟人交流的机会和氛围，再不是和网友胡侃，不是包围在理化题海里，不是每天重复过着日子，平庸地思考。它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群人，在思考着这么一些问题，发现原来世界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知道原来我们祖先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老师的一句解说让我们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引起太多太多的思考——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自由的意义是什么？……在读书课上，让我肯定了许多问题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思考的价值，想象的价值。而在以前，我都是有所怀疑，或是轻视的。读书课令我有了另一种思考，开始隐约地思考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原来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那么一点精神的支柱；懂得不仅需要知识武装自我，还需要有精神来升华自我”。
这里，谈到了中学生中所存在的对“文学的价值，思考的价值，想象的价值”的“怀疑”，这是特别应该引起重视的。我收到过不少中学生的来信，他们大体上经历过这样的思想变化过程：开始盲目地相信老师、学校、成年人教给他们的一切；然后，因某种机缘，发现其中有不少谎言，于是，开始怀疑，进而走向极端，就出现了这里所说的对一切价值的怀疑，以至过早地“看透”一切，于是，开始以调侃的态度，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而且这样的现象还往往出现在比较敏感，甚至是有自己的思考的所谓“早慧”的孩子身上，这又是另一种形态的“失精神”，“精神家园”的失落。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这是“成年人说谎，演戏，在子孙后代这里遭报应”，这确实令人恐怖。这样的在年轻一代中越来越有“市场”的虚无主义倾向，是应予以高度警惕的。因为历史经验证明，这样的虚无主义是很容易走向对强权的依附的：寻找支撑自己的“归宿”，这本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欲求；当个体生命因虚无主义而陷于极端悲观、绝望、孤独时，是很容易被充满自信的强有力者的坚定、决断所吸引，进而被其俘虏的。一个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人格的。这是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悲剧，不能再在我们的后代身上重演了。严老师的读书课正是筑起一道精神的堤防，以抵御专制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对年轻一代的侵袭，其意义确实不可低估。
正因为这是与根深蒂固的社会思潮的对抗，而我们的学生又非生活在真空之中，严老师们的努力要真正为学生所接受也并不容易。于是，我注意到严老师和他的学生的一场网上论争。一位学生没有去听严老师以“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为主题的读书课，并且在网上发帖说明缘由：“我不去是因为不想使自己更痛苦”，“只有少数人的反思只能使高尚者更痛苦，使卑下者更快乐”，“我不来上这课，也是对中国民众的愚昧和麻木的抗议”。严老师在回贴中首先表示“谢谢你坦率地发表意见。正如伏尔泰所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表明这是一个平等的相互尊重的讨论。但严老师仍然严肃地指出，“从屈原以来，凡是有思想的中国读书人，都爱说‘世人皆醉我独醒’之类的自我标榜的宣言，然后怀碧自珍，浊者自浊，现实并没有丝毫改变。这是中国文人传统中非常可怕的一种思想毒素，到了你们这一代，还要继续中毒下去吗？”他强调：“历史是在反思中进步的，任何一个有能力的人拒绝反思都将使我们民族失去改进的微小机会。而且灵魂的拷问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并不能因为没有人赞赏和跟从而放弃”。“我们没有时间等到所有的中国人都吃饱了，再来顾及灵魂。那时候的‘灵魂’除了酒囊饭袋还会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时间等待，我们没有机会等别人来开头，如果我们真的清醒，就该自己来开头！”——我完全能够理解严老师对“自命清高”背后的“冷漠”的强烈反应：我们周围总是有那么一些人自认有“高智商”，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冷眼旁观现实，自己不屑介入不说，还将一切介入者视为“幼稚”，甚至斥之为“作秀”。在我看来，这也是另一种形态的“失精神”。问题是这样的冷漠之风已经袭入了年轻一代的心灵，他们本应是意气风发，热血沸腾的。因此，当我听到我的学生半是崇敬半是嘲讽地称我为“老天真”时，我的心里是又紧又冷的。于是，严老师的下列呼唤就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
“年轻人心地还柔软，有机会不变成木乃伊，趁早给自己的精神家园播种，你未来的人生和我们民族的未来就有希望”。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严老师的理念已经被他的学生所接受，化为学生自觉的行动。在他指导的《春韵》网站的“编辑手记”中这样写道：“不成熟，正是青春的至纯至美。一切都还没有定型，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还可以从头设计。无数的可能性，无尽的选择，无可限量的未来，都在今天蕴藏。趁着心地还柔软，我们为自己的未来播种”。一位学生听了严老师的读书课以后，有了这样的感悟：“长久以来，我对于家园的理解是很具体的：地球——人类的家园，团体，家庭——个人的家园，直到读到这段文字才猛然发现，原来精神也有家园，也需要归宿。这一切从《白话的中国》开始。读着这些最优秀的文章，仿佛在跟睿智的大师们进行心灵上的交流，那些或优美或富有哲理的文字，充实了我的头脑，丰富了我的思想。由此，我开始构筑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依托和心灵的归宿”。
这里，所提出的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命题：中学阶段，正是人生的起始阶段，是人的个体生命的“童年”，与人类生命的“原始”时期有一种同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学校园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是一个“精神之乡”：从这里出发，又最终回归于此。而中学生活与人际关系的相对单纯，无邪，明亮，充满理想，就使得中学时期更是人生中的“梦之乡”，它不可重复，留下的却是永恒的神圣记忆：一个人有、还是没有这样的神圣记忆，是大不一样的。中学阶段“开始构筑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带有梦幻色彩，但却会为终生精神发展垫底，成为照耀人生旅程的精神之光；而且可以“时时反顾”，是能够“反归”的生命之“根”。在这个意义上，中学教育的影响是辐射到人的一生的，通俗地说，是“管”人的一辈子的。严老师的一位学生，中学毕业以后远离家乡留学澳洲，但他说：“人在澳洲，心里想着的仍是育才的读书课”，他因此将中学的这门课程称为“永远的读书课”，对于他，以及所有的育才之子，中学校园是永远的生命的归宿：中学本就应该承担“精神家园”的教育功能。
至于严老师和他的学生一再说及的“心地柔软”，则是强调在中学时期建构精神家园的可能性。中学生一切尚未定型，具有较大的可塑性，用严老师的说法，就是还没有成为僵化的“木乃伊”；而且相对地说，较少受到污染，精神处于相对清洁的状态，也即较多地保留了生命的原生状态，精神之路尚未被各种垃圾堵塞，也就具有了较大的开放性与可吸纳性。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则突显了教育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学校给予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好的中学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是不会过分的；老师的某一句话，学校的某一次活动，影响学生终生——决定他职业的选择，人生的道路，以至命运，这样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几乎每一个过来人都可以举出许多例证。这实际上是加大了中学老师的责任：在构建学生的精神家园方面将发挥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如严老师所说：“全国数千万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应该是中国社会思想的孵化器，我们希望下一代成为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努力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严老师们”的重要与价值也正在于此。
（二）
如果前述命题可以成立：中学应该承担引导学生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责任；接下去的问题是，中学语文教育，或者说我们这里着重讨论的阅读教育，在构建学生精神家园方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应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发挥作用？
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包含了一种自我警戒：不能过分夸大了语文教育的作用，以至使其负担过重；但同时不能否认的却是语文教育在构造学生精神家园方面，确实有其特殊的“优越性”，我完全同意严老师的这一意见：在中小学所有的课程中，语文课所担负的传播人类和民族文化的功能是首屈一指的，而文化正是语文课的“内核”。这就是说，语文课主要是通过人类与民族文化的传承，来引导学生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而这样的传承又主要是通过经典名着的阅读来实现的。细读严老师关于他的教育追求、设想的文字，可以发现，他有两个梦：一是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构建学生自己的精神家园”，一是“创建一座书香校园”，这两者是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的，严老师一言以概之：“在阅读好书中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正是贯穿这套《读书课》系列教材的基本理念。 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们说得已经很多的“读书”的意义的并不寻常的理解。在《人间的诗意——人生抒情诗读本》的一篇导读里，严老师这样写道——
“许多人专注于平面的生活，他的生存空间是可以按平方米计算的，除了他的眼睛看得见的屋舍、田园，除了他足迹踏上过的街道、城市，他没有别的空间；他的生存时间是可以用时钟来计算的，他只懂得活在今天，他的想象力很少涉足遥远的过去和未来。其实，一个人可以拥有一种立体的生活，当我们不只是用肉体，而且是用灵魂在生活的时候，人的心灵所能容纳的世界是没有边际的，当它穿梭古今、漫游在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精神空间，在生命中自由轻翔的时候，人就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滔滔不尽的时间之流，在短暂中体验到永恒。
“由平面折向立体生活的最方便的秘密通道，就是书籍。除了大地存留的化石和遗迹，书籍是人类记忆的最重要的物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而且是由无数代人有意识地保存下来的记忆。它们构建了人类的第二生活，比专注现实的平面生活丰富得多的立体生活。当我们阅读书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重新经历书中的生活，无量数的书籍，为我们提供了无量数的生活”。
这里所提出的“平面的生活”与“立体的生活”即“第二生活”的概念，是颇具启发性的。“平面的生活”是受具体的时空限制的，是偏于肉体的，物质的；而“立体的生活”则是精神的，心灵的生活，是超越时空的。特别是中学生，就其“平面生活”而言，显然是更为狭窄有限的；但却可以通过“书籍”这个“秘密通道”，打破时空的限制，“穿梭古今，漫游于人类所创造的精神空间”，这不仅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精神生活面：“无量数的书籍，为我们提供了无量数的生活”，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精神生活的质量：在与创造人类与民族精神财富的大师、巨人的对话中，“重新经历”他们在书中所描述的生活，自会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这样建构起来的精神家园，尽管需要通过学生今后一生中的实践，不断加入其自身的人生经验，生命体验，才能真正化为其自身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起点上通过阅读打开一个足够辽阔的文化空间，进而达到精神空间扩展，这对其终生发展中生存空间的扩展，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严老师的读书课的另一个重要理念：培育“贵族”精神。这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概念；其实，周作人当年曾有过一个介说，他说，所谓“贵族精神”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不满足于“现世的利禄”，而“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是一种“超越现代的精神”（参看《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鲁迅也有一个观点，他说，“向上之民”总是“欲离是有限相对的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写到这里，又突然想起我刚读到的与严老师同在广东省的东莞中学的马小平老师写的一篇文章，转引了他的一个学生写的一段话：“我们需要宁静，需要仰望天空。我们要明白还有一种不同于大地上的庸碌、琐碎的生活。尽管世界已失去了温存。可我，仍执着地把信仰的头高高仰起”（参看《追寻意义——一个中学老师思考和言说的个案》）。按我的理解，周作人、鲁迅、严老师，以及马老师的学生所说的，基本上是相通的——当然，也有区别，比如，周作人认为，贵族阶级因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因此，较容易有超越现实的追求；而鲁迅则以为即使是普通的平民，也会有“向上”的追求，这几乎是出于人的本性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小时候总喜欢仰望天空，远山，对“天边”、“山外”有着神秘的向往。问题是，现在的孩子，特别是城市里的孩子，早已失去了这样的“远方”感，失去了对“无限绝对之至上者”的向往与追求。这里有社会的原因，也有我们教育上的问题。我曾经说过：“这是一个消解神圣，消解痴情、激情，消解浪漫、理想的追求，最终要将人的精神消解殆尽的时代”。我们前面所说的“实利主义”，最终也是要导致人的充分物质化、平庸化的。而我们的“压缩饼干”式的教育，山也似的作业、考试早已将孩子的时间、空间挤压到了近乎零度，何暇、又到何地去“仰望天空”，他们已经被剥夺了这样的自由与权利。另一方面，如严老师所说，“在当下这个信息时代，学生面对的诱惑信息大量激增，选择什么来充实自己，常常是跟着感觉走，未成年的人判断力薄弱，他的自我选择多是从俗——追逐流行文化”。这是一个新的教育课题：我们不能一般地否认流行文化，它在对孩子的教育上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但也应该看到，流行文化即使其最好的方面，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平均水平的反映，如果只是用这样的流行文化来滋养我们的孩子，就必然导致文化的贫血症与精神的平庸化与鄙俗化。因此，健全的教育，就应该为孩子提供广阔的文化空间，在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形成某种张力；而按我的理解，学校教育，课堂的语文教育，应以向学生提供高雅文化的滋养为主，同时对学生课外对流行文化的吸取进行必要的引导。在阅读教育中，我们之所以提倡阅读经典名着，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但正如严老师所说，如果不在实践中加以落实，“读名着将是一个‘空对空’的希望”。严老师的“读书课”正是这样的自觉实践：他以培育学生的“贵族”精神为目标，就是要对抗挤压式的教育对学生想象空间、思想翱翔空间的剥夺，还学生以自由；就是要对流行文化形成一种制约性力量，让学生明白“还有一种不同于大地上的庸碌、琐碎的生活”，引导学生“仰望天空”，在平庸的现实中，追求前面所说的精神超越的“第二生活”，构造一个“立体”的精神空间。一位语文老师在听了严老师的课以后，这样写道：“无论是读书，还是听课，我都有一种灵魂被净化，精神被提升的感觉。他把人类关怀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作为人应有的尊严与崇高”。严老师自己还有一句话：“目的就想还语文教育一个应有的崇高地位——引导学生为自己的心智成长而读书，为健全的青春和丰富的人生而读书”。严老师的读书课正是这样的课程：它给学生以智慧，它提升了学生的精神境界，同时也恢复了人（教师与学生）所应有的，以及我们的语文课应有的尊严与崇高。
这里，也许还要作一点必要的补充：强调“贵族精神”，绝不意味着对平凡人生的贬斥或否定。这也是严老师教育理念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他特意选择，并且在读书课上深受学生欢迎的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里，就有这样的明确表示：“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切俗人”。所要构建的正是“俗人”的，也即所有的平凡的人所应有、也能有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说他是“用宁静的童心来看”人文之路的，严老师则将其概括为“回到常识”：“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正是这只“蓝蜻蜓”与这朵“牵牛花”感动了许多听读书课的孩子；一位学生这样写道：“但愿，走到生命尽头时，我能够说，我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这蓝蜻蜓与牵牛花都象征着生命的自然成长，而所谓“回到常识”，其实就是回到人的生命本性。于是，就有了“凡人天使”、“凡人英雄”的说法：在《成长的岁月》卷里，选了一篇题为《天使之举》的文章，讲一位少女为了保护一棵巨杉不被砍伐，居然在树上住了两年，严老师在“导读”里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位少女“想维护的，其实是人和自然唇齿相依的古老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切都被当作商品的现代社会，是‘不正常’的；这种行为，在要求孩子唯命是从——唯成人和社会之命是从的中国，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她不属于现代，更不属于我们，‘因为她的天使’，一个凡人的天使。但是，人的本性的善良，无风古今与中外，人皆有之。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中国，正期待一个个这样的‘天使’降临”。还有一篇文章讲一个“认真地对待他的‘牛肉面’的老师傅”的故事，作者说：“这原是生命里的另一种坚持”。严老师在“导读”里则称之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位凡人英雄”，并且发表了如下议论：“你能否设想，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凡人，也可以是英雄？只因为他身上具有作为‘人’的伟大素质，比如诚信、认真、负责、善良、友爱、孝慈、自我牺牲等等，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素质，建设着我们每天所过的生活”。这是确乎如此的：我们前面所说的人的尊严与崇高正是存在于普通人的身上，并且是由他们来维护的。因此，我们的教育，正是要引导孩子去努力发现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人（当然也包括自身在内）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严老师在《人间的诗意——人生抒情诗读本》卷里，特意选了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的《世上每一个人都特别有意思》，并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世界上每个人都特别有意思，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那些平凡的人，全有自己不平凡的世界——自己的初雪和日出，自己的初吻和相思，自己的爱恨情仇，自己的秘密国土。因而，一个人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世界。请慎重书写你的世界史。”
最后还要说一点，严老师关于“在阅读好书中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理念背后，自然包含着他对语文教育的性质、功能的认识。他认为应该“从汉语、文学、文化三个层面来理解语文课”：“正确、纯洁地使用汉语，是语文课的最低要求”，但“它一旦变成最高要求，实际就降低了语文的价值”；因为“语文的精华在文学”，“要领悟汉语言文字的美和灵性，唯一的正道是多接触汉语言文学经典”；而“语文课在打通‘语言’关、打开‘文学’之门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的一条线索是‘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严老师将语文“教育目标”定为“会汉语的人，有汉语文学修养的人，以及读书种子或思想种子”三个层次，并且声明，他所编写的“读书课”系列读本的“培养目标是第二、第三个层面的人才”。这就规定了他的读本的特色，从另一面说，也是一个限制：它是在学生基本上过了语言关，能够正确使用汉语的前提下，为了进一步满足孩子的精神发展需要而编写的，因此，它在整个语文教育体系中，是一门选修课的教材，或课外读物。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尽管我也同意“正确、纯洁地使用汉语，是语文课的最低要求”这一说法，但如果了解语文教育的实际，就会知道，从全国范围来看，真要达到严老师所说的第一层次的要求，还需要作许多艰苦的努力。而且，在我看来，即使是进入第二、三层次，也不能忽视语言的教育，严老师强调他的读书课要引导学生感受与领悟文章的思想之美与文学之美，或许还应该加上语言之美，这三美之间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的。而且就我们强调的“构建精神家园”这一命题而言，“汉语家园”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这一点，严老师其实也有精彩的论述。读本里有两篇选文特别让我感动。一篇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绝命书》。在上一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因反对法西斯而被迫流亡巴西，最后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作出这样的选择，最主要的原因，就像严老师在“导读”里所说，“茨威格是一个德语作家”，“流亡巴西的茨威格，仍有作品在英语世界流通，但他感觉漠然，他焦心的是他的作品在母语世界的被禁。所以，在非常冷静的状态下决定自杀，并写下了这份《绝命书》时，他已经明白无误地说出了告别世界的致命动机：‘与我操同一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也已自我沉沦’”。这是一个血的警示：“母语，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家园，是一个人存在的永远的皈依”，一旦失去了与母语的血肉联系，人的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此，当我在《白话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读本》里读到欧阳江河的《汉英之间》，是受到了灵魂的震撼的：“为什么如此多的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