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pdf

A. 道格拉斯·诺斯的学术贡献

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新的对象。也就是说，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与福格尔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并驾齐驱，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推动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诺斯的早期着作，诸如《美国从1790年至1860年的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等等，对此做了充分的反映。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更为一般的理论。其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诺斯这一方面的着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绩效》等等。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在这一方面他的着作主要有《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增长》。 概括起来说，诺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诺斯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第三，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诺斯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演变史的审视与分析，升华出制度变迁理论的思想，并以三大理论基石来构建他的分析框架。如他所述，“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基石是：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变化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值得提出的是，诺斯在阐明上述分析框架的过程中，始终以成本—收益为分析工具，论证产权结构选择的合理性、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这种分析使得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具有巨大的说服力。 国家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二大理论支柱。诺斯对国家的看法集中体现在这一悖论中：“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对这一悖论的论证，诺斯是从国家与产权的关系上展开的。如果国家能够界定一套产权，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的框架，它就能促进全社会福利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国家契约论；如果国家界定一套产权，仅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会造成人为的经济衰退，这就是国家掠夺论。那么，对国家存在的解释到底是契约论还是掠夺论呢？诺斯认为“尽管契约论解释了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但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而掠夺论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所以他把不全面的两种理论统一起来，用“暴力潜能”论解释国家的存在。 为什么国家对经济发展起着双重作用呢？诺斯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提供服务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制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事实上，这两个目的是不一致的。第一个目的实质上指国家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但国家为使自己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并不关心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第二个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产权以推动经济增长。基于上述两个目的的不一致性，诺斯进一步认为国家在竞争约束与交易约束下会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
另外，诺斯认为国家是一种不可控的、神秘的、超经济的力量，因而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并没有解释国家存在的原因，而强调了国家的暴力。他以为“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 《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
《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
《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戴维斯合着）
《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与托马斯合着）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经济史》
《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的变化的原由》
《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
《第一次经济革命》
《结构与绩效：经济史的任务》。

B. 举例分析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谢谢！

关于中国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柴华(2004)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加入制度因素，将其作为劳动与资本作用于经济时的弹性因素，得到修改后的索洛均衡结论，认为均衡的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力有关，但用制度作为劳动的弹性因素来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是不全面的。杨友才(2008，2009，2010)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出发，将制度因素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并没有进行实证研究。徐向东(2006)将制度因素引入到RBC模型中，以此建立了北美实证研究的模拟框架，但并没有解决制度如何量化的问题，其模拟的结果也并未得出现实意义上的结论。王林辉和董直庆(2008)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机制，得出初始资源禀赋和控制权结构将会影响宏观经济制度形成，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其实证检验也只简单说明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而没有描述制度冲击经济的状态特征。杜婷和庞东(2006)对制度进行了量化，使用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开放程度对GDP增长率建立模型，分析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但是其量化制度的模型过于简单。胡晓珍和张卫东(2010)则从实证角度将制度因子引入资本和劳动的产出份额，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制度中各因子对增长的贡献，发现制度的变化在某个阶段内是渐进式边际修改的。庞东和杨灿(2006)使用邹检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并认为制度的阶段性调整会对经济周期造成较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将制度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的方式只是简单假设为一个投入因素，直接加入在物质生产函数中，而没有考虑到制度变迁的特性，也缺乏对于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将制度变迁的过程引入生产函数，将制度分为具体的几个层次，使用熵值法将各个层次因子权重计算出来，最终计算出1985-2011年之间相对的制度水平，之后使用向量自回归方法检验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C.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目录

出版前言
代译序一再评诺思
的制度变迁理论
前言
第1篇 制度
1 制度与制度变迁绪论
2 合作：理论问题
3 制度理论中的行为假定
4 关于交换的交易费用理论
5 非正式约束
6 正式约束
7 实施
8 制度与交易费用和转形成本
第2篇 制度变迁
9 组织、学习与制度变迁
10 稳定性与制度变迁
11 制度变迁的路径
第3篇 经济绩效
12 制度、经济理论与经济绩效
13 经济史上的稳定与变迁
14 制度分析与经济史的结合：前景与疑难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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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作者：道格纳斯.C.诺思

译者：厉以平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份：1992-10

页数：250

内容简介：

道格拉斯·C. 诺思（1920—2015），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新经济史学派的开拓者。由于他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本书集中表述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人类只能通过交换（即交易）这一基本活动获得经济效益和安全保障，而产权是交易的基本先决条件，国家则规定着产权的结构并最终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诺思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的演进，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作者简介：

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1920年11月5日－2015年11月23日），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创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

E.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怎么样

诺思的这本书十分清晰的建立了他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对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模型进行了有力的修正，将个人效用函数差异，信息不确定性等因素引入了古典经济学工具理性的......

F. 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规则，它对制度变迁以及经济绩效的作用如何

从《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看诺思的非正式制度思想
作者：蒋万胜

原文发表于《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60－61，111页

虽然介绍诺思的着作不少，这些着作都对诺思的非正式制度思想做了介绍，但要深刻研究诺思的非正式制度思想特别是有关意识形态思想，我们不得不研究诺思的《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美]詹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英]阿兰·A.瓦尔特斯：《发展经济学的革命》，黄祖辉，蒋文华，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读这篇篇幅不算太长的文章，我们首先会为他对问题论述的清晰性折服。在这篇短文中，他分“制度和交易成本”、“适应性效率”、“现代技术和组织”、“适应性效率和现代技术”、“意识形态、选择和适应性效率”五个部分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这几个部分之间具有很强的逻辑递进关系。他用这种方式研究了制度、意识形态与经济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论文一开始，他就开宗名义的提出：“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P109）从这句话看来，他认为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是一回事，否则就不能说制度与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可见，在这里意识形态不是制度的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可以在这里并列。那么他的制度内涵是什么呢？ “制度由正规规则、非正规规则制约和实施这些制约的特性所组成。正规规则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政治组织所改变，而非正规制约的变化就很慢。两者最终受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主观认识所左右。这些认识不断地决定着人们在正规规则和非正规制约中所进行的明确选择。”（P109）在这一段话里他论述了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各自的特性和关系，指出世界观（“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主观认识”）在背后“左右”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化，决定着人们对规则选择的取向。那么这种世界观具体内涵是什么呢？他所指的世界观应该就是意识形态。制度由正规规则、非正规规则制约和实施这些制约的特性所组成。那么意识形态的位置在哪里？意识形态就是那种“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主观认识”？我们在这里还不敢下结论。从下文他关于影响制度变迁交易费用四个变量之一是意识形态我们也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影响制度变迁交易费用的因素，并不必然和制度有直接的联系。

他认为：“制度（与所用的技术一起）通过决定交易和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P109）这里他指出了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作用机制——以交易成本、生产成本为中介，而且这种作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技术。

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作用而认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P110）从诺思对制度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制度设计论者，或者是理性建构论者。他认为在影响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主要有四个变量决定：“第一是在交换中衡量物品和服务的价值属性或代理人绩效的费用。”（P110）“第二变量是市场规模，市场大小决定了个人的或非个人的交换是否可以发生。”（P111）“第三个变量是实施。”他指出，“如果我们保留财富最大化的新古典假定，那么这三个变量将单独决定交易成本。”（P111）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并不是仅仅追求财富最大化，人们还追求社会声誉、生活稳定等目标。所以，第四变量——意识形态就会很有必要被引入进来。因为“意识形态不仅在政治选择中发挥作用，而且也是影响经济绩效的个人选择的关键。个人如何看待游戏规则的公平与公正，明显会影响绩效。”（P112）他认为“有效率的市场是一种能进行低成本衡量和实施合约的制度结果。这需要由鼓励适应性效率的规则、补充的非正规制约和有效的实施来实现。”（P112）他用惯例、习俗、传统和文化来代表非正式规则或制约，“这种非正规制约使得人们在每天进行交换时不用随时随地精心思虑交换条款”（P123）。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现实生活地体验也逐渐地形成了对事物的直觉判断和洞察力能力。这一点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诺思在讲交易费用的决定变量时，认为“意识形态和洞察力（作为第四个变量）将起作用”，但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他只分析了“意识形态”，而没有分析“洞察力”，为什么？这是译者的笔误吗？

“适应性效率规则能够为获取知识和学习提供激励，能够诱导创新，鼓励冒险和创造性的活动。”（P112）“合约如何有效地被实施是经济绩效最重要的一个维度。”（P113）

在“现代技术和组织”和“适应性效率和现代技术”两个部分中分析他在本文开宗明义所说的“制度（与所利用的技术一起）通过决定交易和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里面的“技术”因素。当然这里的技术是指“现代技术”指19世纪以来的技术，而“19世纪的技术革命”引致的“第二次经济革命”（诺思认为“第一次并不十分清晰的经济革命是农业的发展，被认为开始于公元前8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第121页注释）。）用于描述经济系统三方面的显着变化：“（1）社会生产潜力的变化，这是（2）知识储备的本质变化的结果，同时还包括（3）实现生产潜力的组织方面的本质变化。”（P114－115）它主要从社会生产潜力、知识储备的本质、实现生产潜力的组织三个方面来描述经济革命的。新技术的一个特性是它“使得生产过程和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之间密不可分。总的含义是，能充分利用这种技术的经济，表现为收益递增和高经济增长率”（P115），新技术的另一特性——“要求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率，其使用期限长但转移价值低”（P116），最终导致了许多组织上的困境。这些困境表现在：“第一，需要更多的资源用来衡量产出的质量、分类、分级、贴标签、注册商标、担保和发放许可证。”（P116）“第二，团队生产具有规模经济性，但却以工人的相互扯皮和规避责任为代价。”（P116）“第三，无论是企业内（如劳动者与雇主间）还是企业间的契约行为，来自机会主义行为中的潜在收益将导致策略性行为。”（P117）“第四，大规模的等级制的发展带来了类似于官僚主义的问题。”（P117）“最后是外部效应。”（P117）

“建立有效的要素和产品市场是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复杂过程。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那就是正式规则必须由非正规制约和有效率的实施加以补充，才能产生出这种市场。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正式规则，补充什么非正规制约以及实施的有效性，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我们解释周围世界的基本框架。”(P118)

“我们用来解释环境的主观模型，部分是科学知识传播和增长的结果，部分是每个社会的文化遗产被社会化传播的结果。从一定程度上讲，前种类型的知识决定人们的选择，而工具理性方法在分析经济绩效时是正确的。但从人类社会化的起始看，人们已经用神话、禁忌、宗教和教义来理解他们的环境，这不同于科学的解释，但一直在这么做。文化不仅是不同种知识的混合，还包含对行为标准的价值判定，行为标准（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被用来解决交换问题。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有一种非正式框架构建人类的相互作用。这种框架是基本的‘资本存货’，被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文化提供了一个基于语言的概念框架，破译、理解和表达来自于大脑感官的信息。因此，文化不仅扮演塑造正式规则的作用，而且也对作为制度框架构成部分的非正式制约起支配作用。”（P120－121）在这里我们看到诺思力图吸收“社会资本”的内涵，将文化看作“资本存货”，文化对正式规则和非正规制约来说都是基础性的。

“人们用来作出选择的不断变化的主观模型是由三个相互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即不同 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观念、当前制度框架所施加的非正规制约以及所看到的与所预测的结果之间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这三者间的相互作用。”（P120）

“新的稳定均衡是能够带来新的非正规制约（习俗、行为标准和自我实施行为）的均衡，这种非正规制约能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新设计的正式规则是一种补充。”（P121）

他在本文中两次提到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一次是在论述适应性效率时，他写道：“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无人知道如何正确解决所碰到的问题。因此，规则应鼓励试验和消除错误。”（P113）进而他认为，应该鼓励人们“分散决策”，善于“从错误中学习”，“规则必须包括破产法，激励人们分散决策，建立有效的竞争市场，以及能低成本地衡量产权。”（P112）第二次是在论述意识形态的结构时，他指出：“过去一个世纪的知识积淀，包括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到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们的不同看法，构成了意识形态的结构，并因此影响行为者的选择。”（P120）那么在诺思眼中，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到底构成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结构？对此，还必须从他在其他地方的对哈耶克评述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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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制度变迁与经济利益

H. 制度变迁理论的理论基石

诺斯早期研究也没有超出上面提到的思路范围。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和技术参数的函数。热衷于用统计方法分析历史上一些国家、地区和行业的经济增长过程，试图对此进行数理化处理。 诺斯发现：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但此期间的效率却大大提高了。如何解释此现象。（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诺斯发现：技术没变，但船运制度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运输成本降低，提高了海洋运输生产率。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不完善需要“修补”。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里，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最重要。“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英国的有效的产权结构、专利法的颁布。同时期的法国和西班牙由于没有建立类似的能有效保护私人财产和限制皇权的制度结构，无法对个人创新提供适当的激励而落后。作者认为当代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相对落后都是经济组织无效率的结果。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琼斯）也认为，制度不足使技术进步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不起作用，也是亚洲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总之，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离不开对制度创新和变迁的研究。在分工不断深化的经济生活中，交易链条不断加长，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交易成本不断上升。而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了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在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中，人们的经济交往极大地依赖大家可信赖的、相当规律的行为模式。协调这些活动需要制度。
《西方世界的兴起》重点在于阐述不同制度变革怎样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没有完成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完整构建。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三块基石：
1、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
2、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
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

I. 什么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将给出一种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的纲要。在过去20年中，我一直专注于研究制度问题；尽管如此，在一些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探讨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它们是如何变迁方面，要比我冼前的研究更加深入。《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大部分分析的重点在于明确厘定制度的含义，弄清制度与组织的区别是什么，并厘清制度是如何影响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的。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结在了一起。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是由过去所型塑的，并且只有在制度演化的历史话语中，才能理解过去。将制度整合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分析中去，是改进二者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J. 转轨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制度的一般含义及其类别
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所着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明确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诺斯的说法只是其中一种，其他的定义还有如：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还有人把制度定义为通过传统、习惯或法律约束的作用力来创造出持久的、规范化行为的社会组织，等等。
这些定义，都是不同作者在研究不同的问题或问题的不同侧面时对制度的理解，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的内涵。
我所理解的制度，就是由当时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的社会行为，从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规则。具体说来，主要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制度总是社会性的，约束个人的行为说到底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因而制度总是某种社会的行为规则。在鲁宾逊的孤岛上，在“星期五”出现之前，事实上不存在制度，因为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制度是对个人（或一个组织，一个团体）行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是对个人行动空间及其权利、责任和义务的一种界定。第三，作为社会性的制度，因其基本功能是协调人际关系，从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或称为有形的制度与无形的制度。在前面我将习惯、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与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都统统称为制度。
但从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看，它们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属于正式的或有形的（成文的）制度；而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等，则属于非正式的或无形的（不成文的）制度。首先要明确的是，无论是法律、规章还是习惯、道德，都是制度。因为就其基本功能来说，都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则，都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某种约束。 “帕累托改进”与“非帕累托改变”
经济学理论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的概念。
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这时所考察的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产品和资源的配置，在其他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所谓“帕累托无效率”，指的就是一个经济还可能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使得一个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在存在“帕累托无效率”的情况下，若进行了资源重新配置，确实使得某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与此同时，其他人的效用却没有降低（至少是不变），这种重新配置就称为“帕累托改进”。在“帕累托改进”情况下，由于没有一个人状况变坏，只有某些人状况变好，因此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而若在某种经济状态下，一种重新配置导致某些人状况变好，另一些人状况变坏。由于个人之间的效用无法比较，我们无法确定总社会福利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种情况就被称作“非帕累托改变”（请注意这里所用的概念不是“改进”，而只是“改变”，它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 改革的一般情况：“非帕累托改变”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从总体上来说，经济体制改革一定是为了对我们的现状进行有益的改进，以提高我们整体的经济福利。改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使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是受到暂时的损害。“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系，使我们能够对各种情况的特征进行比较。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体制变革这样的较大规模的变动时期，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情况，恐怕正是“非帕累托改变”；因而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可能“非帕累托改变”更有重要的意义。
比如，在个人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体制下，既没人努力劳动、认真管理，也无人关心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样的资源必然只能生产较低水平的物质产出。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在某种理想的资源最优配置情况作为参照系，来论证这时经济是多么的缺乏效率，浪费了多少资源，论证它们如何地应该加以改革，改革之后社会经济效率将会获得如何的提高，使大家获得怎样的好处。但问题在于，在上述两种利益分配关系已经形成、确立的前提下，同样会出现若不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损，就不可能使另一些人获益，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情况。
人们当然总是希望改革是无人反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这就是说，体制改革的一般情况在理论上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改革中的各种难题，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正是由此产生的。 “补偿”的作用及其局限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能在资源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从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损失（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损失），那么不论最初分配情况如何，都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所谓的“补偿原理”。改革的困难来自受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损失，那么，很显然，如果能对受损失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赎买”，减小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其减少额大于付出的赎金，就是合算的。
毫无疑问，补偿或“赎买”可以说是消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阻力的一种基本思路。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维持既得利益。通过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把“非帕累托改变”转换为“帕累托改进”，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
只要改革本身确实是盈利的，能够提供足够的新增收益，对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在肯定补偿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补偿作用的局限性。
首先，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其次，补偿是有一定成本的。补偿操作本身就是费时、费钱的事情。补偿所涉及的面越广，补偿的成本费用就越大，这时就会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导致无法给予普遍的补偿，因而无法消除所有的对改革的阻力。
这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应该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补偿这一缓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终总还是要面对一些剩下来的、无法消除事实上也不应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计这些阻力对于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所能造成的损失。 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
所谓“相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在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的损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损失），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构成对改革的阻力。
这里所谓“相对”的含义，指的就是获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改革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人受损就不能有人受益，社会成员可以按照改革的（潜在）获益者和（潜在）受损者的标准进行分类，这就决定了改革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部分人的抵制。
改革的绝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而每个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动机。这主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改革阵痛而引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因对改革在初期阶段所会引起的震荡、引起的生产下降而产生对改革的疑虑与恐惧，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总之，改革的相对阻力体现的是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对差异与相互冲突，而改革的绝对阻力体现的是人们自身利益的冲突（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但同时也体现着在经济制度这个“公共物品”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改革“阵痛”对社会的总福利总是具有负面的影响。
改革的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只是对问题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阻力往往是同时发生、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有时相互加强；而有时则相互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