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大义觉迷录的内容简介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世宗胤禛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布此书。《大义觉迷录》全书共四卷,清世宗胤禛时官修。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大义觉迷录》的核心内容提出并解决了两个雍正非常关心的重要问题“
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以及“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此书是华夷秩序脱离汉人“自文化中心主义”的转折点,代表满清反中华思想的世界观“一君万民”的形成。雍正帝反驳汉人才是天下的正统统治者的依据主要有两条,即“文化的正统性优越性”以及“政治支配与主从关系”,特别是借由“天”之名强调政治的正统性。
‘贰’ 干隆为什么要查禁他爹写的《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成书于1729年,是雍正皇帝亲自组织编写的一本书籍,并且颁行全国,晓谕“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鉴知悉”。但等雍正一死,干隆即位后,立马下诏禁毁他爹写的《大义觉迷录》,发出去的一律收回销毁,明令如有私藏者,处以极刑。
《大义觉迷录》成了一部本朝皇帝写的禁书,这也是历史上少有的事。干隆为什么要查禁老爹写的书,还得从《大义觉迷录》的成因说起。
《大义觉迷录》
在雍正初年,湖南有个叫曾静的破落书生,屡试不第,慢慢就萌生了反清的思想,刚好他看到了一个叫吕留良的学者生前写的文章,号称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中华大地的主宰者必须是华夏儿女,决不能是夷狄。这个说法一下就说到曾静的心坎里去了,于是他就找到吕留良的后人及他的学生,一起密谋反清起事。
当然,几个书生是闹不出什么大动静的,于是他们就秘密找到川陕总督岳钟琪,因为他们听所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找他反清比较靠谱。岳钟琪说那好,你们回去总结一下,雍正这厮究竟哪不好,你们写个檄文,咱们张布天下,揭竿起事,如何?曾静等人立马列举了雍正的“十宗罪”:“一谋父,二逼母,三弑兄,四屠弟,五贪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九诛忠,十任佞。”投书岳钟琪。不料岳总督立马将曾静等人上报给朝廷。雍正一看,这还得了。立即下诏将曾静等反党缉拿归案,带到北京审问。
雍正皇帝
清朝初开时,对中原是血雨腥风,大开杀戒,特别经过康熙一朝,天下大定,国家已逐步走向繁荣和稳定,所以后来的康熙皇帝,基本都是标榜以仁义得天下,对一些极力反对他的江南士子也是网开一面,没有大加杀戮。或许正是受乃父的影响,雍正皇帝在这一事上,尽管火冒三丈,但没有立马将这些人诛除殆尽,反而对他们列举的十宗罪,一条一条驳斥,最后写成一本书――《大义觉迷录》,一方面是解除天下人对自己的疑虑,一方面是宣示自己的仁德,颁行天下,还让曾静等人到江浙一带亲自宣讲,没有治曾静他们的死罪。
干隆皇帝
那干隆上台后,为什么一下就把《大义觉迷录》给查禁了呢?其实,这个很简单,因为有些事你把不对的和对的列出来,很多人却记住了不对的,比如说华夷之辩的问题,雍正即位等问题,皇室内部权力争夺的问题,反而会以讹传讹,让人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反而给清王室带来诸多不利。
因此,干隆就快到斩乱麻,全面查禁老爹写的《大义觉迷录》,还把曾静等人收监凌迟。并大兴文字狱,所有书籍不得再出现“夷狄”等字眼,从此之后,天下仕子就噤若寒蝉了。
‘叁’ 大义觉迷录的txt全集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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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大义迷觉录的版本
《大义觉迷录》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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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作者:[美国] 史景迁
译者:温洽溢
豆瓣评分:8.1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3
页数:292
内容简介:
满清政权何以维持长达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其中的重要关键是满人入关之后即逐渐意识到,单凭武力是不足长治久安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长期而有效的思想统治,使汉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满人的统治。雍正刊刻印行的《大义觉迷录》一书,除了政治动机之外,更蕴含了内在深层的文化意义。本书讲述了《大义觉迷录》这部奇书的形成、流传、禁毁的细腻过程,乃由其间横生的诸多耐人寻味、匪夷所思的枝节,从而反映了中国古代君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及旧文人的宿命。
作者简介: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世界着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陆’ 雍正推广,干隆查禁,《大义觉迷录》究竟是怎样一本书
《大义觉迷录》是清朝时期雍正皇帝编着的书,它是一本清朝历史文献汇编着作,主要以雍正皇帝的辩白为主。这本书澄清了雍正皇帝登上皇位以来的各种流言蜚语,而且解释了很多的异议。这本书中的文字主要是以辩论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在辩论的过程中展现了清朝雍正皇帝统治时期的思想以及智慧。这本书将很多皇权争斗的手段公开,是现在很多史学家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当时这本书也确实达到了雍正所要达到的效果,很多人觉得雍正是被冤枉的,其中所列十大罪状并不是完全存在的,但是由于这本书中牵扯过多的皇家隐私,在干隆皇帝上位以后,就禁止这本书的发行。因为干隆皇帝觉得雍正皇帝的十大罪状并不是完完全全的能够解释通。
‘柒’ 清朝皇帝雍正与学者曾静问答语录《大义觉迷录》,如何评价
一、雍正为何颁布《大义觉迷录》?意在使人“觉迷”,感化百姓
雍正刊行此书,是因为曾静投书欲投书陕西总督岳钟琪,书中对满清和雍正大加抨击:
1、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认为雍正帝是满洲女真人,是夷狄,“夷狄即是禽兽”。
2、抨击雍正帝是失德暴君。列出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利、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
3、指责雍正篡位之人。
4、策划岳钟琪同谋造反。称岳是岳飞后裔,劝其继承先祖遗志,不应效忠清王朝。
三、干隆销毁《大义觉迷录》
干隆继位后,将《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停止刊刻,停止颁发,私藏者治罪,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收缴销毁。
因为干隆认为,雍正的“华夷之别”新释、十大罪状的辩解、皇宫秘闻丑事、皇子尔虞我诈等等,公布与众,暴露了国祚和宫廷的绝密,起到反宣传作用。
也就是说。这书根本达不到使臣民“觉迷”的目的,毫无感化作用。
干隆的做法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使得雍正的努力前功尽弃,而且更使人相信其中的种种事情。
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是清代文字狱的特例,“出奇料理”堪称一绝。
雍正敢于公开全案的详细末节,敢于公开自辩,是个汉子。
‘捌’ 大义迷觉录的编辑过程
通过审讯曾静,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实随从,在各地宣扬他用非法手段篡夺皇位的内幕,针对曾静、吕留良及弟子严鸿逵的反清观点,写出关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辩论,并与曾静的供词及《归仁说》,汇编成《大义觉迷录》四卷颁发天下。这本书的书首为雍正的一篇万言长谕,其后是讯问曾静等人在狱中受审的供词,最后附上曾静的《归仁说》一文。
四卷本《大义觉迷录》是曾静的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雍正在曾静投书案结束后,亲自编纂,刊刻成书。 《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不学习者治罪。1730年4月4日,《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册,分发给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后发送给各省高级官员,各省督抚还收到一套作为其所在省的印书馆的范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发给本省的大量的低级官员,后者继续传递给县镇内的读书人。
疆域辽阔的大清国中,大多数人并不识字。雍正皇帝选取了才学与道德都值得他信赖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讲《大义觉迷录》的宗旨。这些长期埋首于儒学经典与权力斗争中的京城官员,穿越还算繁华的市镇,走到人烟稀少的乡村。在所到之处,他们建立起一座座临时“龙亭”,焚烧香料,在努力营造的庄严气氛中,大声宣讲《大义觉迷录》。据记载,当时在兰州的一场讲授中,宣讲者是郑禅宝,大约有一万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诚地听讲,在理应人烟稀少的酒泉,则有两万人加入了听众的队伍。全国的其他各地,也是书声琅琅,对《大义觉迷录》的宣讲不绝于耳。 雍正十年,轰动一时的曾静投书案以严惩允祀的追随者及吕留良后人,宽释曾静、张熙而告终。雍正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并下令说:“曾静系朕特赦之人。”释放曾静时,雍正皇帝还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的继承者干隆却和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不一样,甚至是背道而驰。雍正死后,新君干隆登基仅仅43天,就将曾静、张熙处以磔刑,并严令收缴和销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品。若是民间有人私藏或阅读此书者,一律处死。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
‘玖’ 大义觉迷录的作品目录
首先,雍正为了论证满清的正统性,提出了“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宣称满清政权是上天赋予的,不应该以“华夷之辨”来否定: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着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是文化之辨
雍正宣称满清入主中国是因为开疆扩土有大德,斥不向王化者为狄夷: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满清造于中国者大矣
接着,雍正宣称满清政权对中国贡献很大: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外国之君亦为正统
“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
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着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曾静,湖南永兴人,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生。因应试不第,闭门读书、授徒,着有《知几录》、《知新录》二书,表达出浓厚的民族意识。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他派弟子张熙到浙江购书一批,其中有吕留良诗稿一本。另外,他曾接触过严鸿逵、沈在宽,在其家看到了吕留良的着作。曾静对吕留良遗着中关于夷夏之防及古时封建井田等言论十分赞赏。吕留良强烈的反清思想对曾静影响很大。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秋,曾静命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称他是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并列举雍正有弑父篡立、杀兄屠弟的罪行。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因战功累官至川陕总督,任宁远大将军。当时以一个汉人掌握如此大的兵权,是绝无仅有的情况。
岳钟琪对清廷的重用自然是感激涕零。而曾静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同时又听说自年羹尧被杀后雍正三次征召他都未进京,便贸然断定岳钟琪对清廷不满,于是投书劝其反叛。岳钟琪见书后,骇异非常,连忙刑讯张熙,穷治主使之人。张熙只字不吐。于是岳钟琪又使用软的一手,对张熙进行诱骗。他和张熙设酒盟誓,表示一定要起兵反清。张熙受骗后,透露出所有情况。而岳钟琪则密奏雍正,将曾静捉拿归案。曾静在重刑之下,又供出严鸿逵、沈在宽等人。雍正迅即命令浙江总督李卫,速拿吕留良家属及严、沈等人,并将严、沈秘密编抄成册的吕留良文集及藏于吕留良家的种种遗着都加以搜获。
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海蓝及湖南巡抚王国栋三员大吏会同审讯曾静。曾静由于害怕,竟痛哭流涕,痛悔前非。在严刑逼供之下,他又供出许多人。清官吏遵照雍正的旨谕,进行了细致的追查。此案牵连几十人,连家属在内多至上百人,惊动了清政府的几个部和好几个省。由于株连甚广,各地一直在追查缉拿中,直到雍正十年才最后结案。这期间,雍正曾令朝廷官员并各省总督、巡抚、道府守令、各地学官依次议论曾静应得之罪。清廷官员于是纷纷表态,认为曾静罪大恶极,法不可赦。雍正又让曾静自己议罪。曾静在这时深深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软弱性的一面,他不仅谴责自己所进行的反清活动,并转而多方吹捧雍正和清朝的政治。曾静供词称:“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