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pdf

1. 求书：《中国诗论史》，日 铃木虎雄 着，许总 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pdf。

看看这本也行
钟嵘的《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论专着。其诗评主要目的是探讨作家与作品的流别，分其优劣，论述文学的进化现象，也论各家源出得失，而且建立起历史法的批评。
一． 在文学理论上，钟嵘阐述了文学家环境与文学的关系。
二．钟嵘在书中将诗歌抒情意义的地位提到极高的程度。如《诗品·总论》开篇就论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在前人物感说的基础上，将心物交感的关系，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到社会生活。这就比人与自然论大进了一步，心物交感论，从社会生活领域去展开的论说是钟嵘提出和建立的。
三．钟嵘还提出自然美说。他反对人为的声律，提倡自然声律，保持诗歌的自然美。其“自然英旨”指的是自然精美，也就是真美。
四．钟嵘又提出风力华采说。他要求诗歌当具备写实抒情，自然美，风骨，华美的特点。
五．从以上可见，钟嵘对五言诗进行专项研究，并别其来源，开了专体诗研究的先河。作者在《诗品》中对汉魏六朝五言诗所作的总结品评，全面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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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选

作者：[智利]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译者：赵振江

豆瓣评分：7.3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4-1

页数：468

作者简介：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迄今为止，十位获此殊荣的西班牙语作家中惟一的女性。“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了整个拉丁美洲理想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智利这样一个人口不过千万左右的国家，却产生了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45）和巴勃罗•聂鲁达（1971）。无论是诗品还是人品，两位诗人都恰恰代表了智利的两种相反相成的自然品格：如果说聂鲁达宛似南方波澜壮阔的大海，米斯特拉尔则像北部峥嵘巍峨的高山。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高耸入云的大山下面，却孕育着炽热的熔岩，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看上去“以为她是大理石，其实却是活生生的肉体”。

米斯特拉尔生前主要发表了四部诗集：《绝望》（1922）、《柔情》（1924）、《塔拉》（1938）和《葡萄压榨机》（1954）。此外，她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她死后的第二年，智利圣地亚哥的太平洋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部散文集《向智利的诉说》。1967年，在巴塞罗那又出版了她的《智利的诗》。

翻开米斯特拉尔的诗集，尤其是《绝望》集，我们很快便会发现，它并不是以语言的典雅和形象的优美令人瞩目，更不是以结构的精巧和韵律的新奇使人叫绝，而是以它那火一般的爱的激情感染着读者。这里所说的爱包括炽烈的情爱、深沉的母爱和人道主义的博爱。正是这种奔腾于字里行间的爱的激情，使她的作品在群星灿烂的拉美诗坛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米斯特拉尔的青年时代正是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晚期，“逃避主义”已为“新世界主义”所取代，但新的诗风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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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文学常识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精华介绍
“王杨卢骆”,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初唐四杰。
王勃（公元650—676），字子安，是“初唐四杰”之首）。他的诗风格清新，他的赋更使他是初唐一大名家。他与卢照邻等人都试图改变当时“争构纤维，竟为雕刻”的诗风。他在27岁时所写的《滕王阁诗序》是词赋中的名篇，序末所附的《滕王阁诗》则是唐诗中的精品，且诗中手法对后世诗人颇有影响。至于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更是公认的唐诗极品，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是唐诗中最能渗透古今、撼动人心的千古名句。
杨炯(650～693?），唐代诗人。弘衣华阴（今属陕西）人。杨炯以边塞征战诗着名，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
卢照邻(约637～约689)，唐代诗人。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治今河北涿县）人。
骆宾王（约619～687）唐代诗人。字观光，婺州义乌人（今中国浙江义乌）人。唐朝初期的诗人，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 在四杰中他的诗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骆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晚凤迷朔气，新瓜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豪情壮志，见闻亲切。唐中宗复位后，诏求骆文，得数百篇。后人收集之骆宾王诗文集颇多，以清陈熙晋之《骆临海集笔注》最为完备
初唐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编辑本段]代表作品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着有《王子安集》。
杨炯 《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卢升之集》、《幽忧子集》。
骆宾王 《在狱咏蝉》另有着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编辑本段]风格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他们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
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思想严肃，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由他们开始了初步的定型。他们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他们的诗尽管未能摆脱南朝风气，但其诗风的转变和题材的扩大，预示了唐诗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滕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七言）。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编辑本段]王勃
字子安,绎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曾任虢州参军，他年幼时写的骈俪文《滕王阁序》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名篇，久为众口传诵。据说他写文章之前，把笔墨纸砚准备好，饮酒后蒙被而睡，醒后一挥而就，不改一字，时人成为“腹稿”，他的诗清新自然，一篇之中常有警句，有如奇花异草杂缀在幽谷之中，使人百读不厌。有名的“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他文章中的名句。王勃的作品，明人辑有《王子安集》。
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末着名学者，号文中子。父亲王福□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666)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672)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或三年(676),王勃南下探父,渡海溺水，惊悸而死。
王勃.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关于王勃的生卒年，至今尚有歧说。杨炯《王勃集序》说他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卒，年28岁。据此，王勃应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而王勃《春思赋》载：“咸亨二年（671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据此推算，则当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年）。此为王勃自述，当可信，所以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王勃生于永徽元年（650年），卒于上元三年（676年），生年27岁。王勃是初唐诗坛上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只活了27岁，确实令人痛惜。
[编辑本段]杨炯
（650～693？），唐代诗人弘衣华阴（今属陕西）人。于显庆四年（659）举神童。上元三年（676）应制举及第。补校书郎，累迁詹事司直。武后垂拱元年（685）坐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秋后迁盈川令，吏治以严酷着称，卒于官。世称杨盈川。
杨炯以边塞征战诗着名，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篇。张说谓“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旧唐书》本传盛赞其《盂兰盆赋》“词甚雅丽”，《四库全书总目》则以为“炯之丽制，不止此篇”，并谓“其词章瑰丽，由于贯穿典籍,不止涉猎浮华”。所作《王勃集序》，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靡文风的创作实践，评价很高，反映了“四杰”有意识地改革当时文风的要求。对海内所称“王、杨、卢、骆”，杨炯自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今存诗33首，五律居多。明胡应麟谓“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诗薮•内编》卷四）。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他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作用。王勃的诗今存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王勃的文集，较早的有20卷、30卷、27卷三种本子，皆不传。
现有明崇祯中张燮搜辑汇编的《王子安集》16卷；清同治甲戌蒋清翊着《王子安集笺注》，分为20卷。此外，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着录卷子本古钞《王子安文》1卷，并抄录其中逸文13篇（实为12篇，其中6篇残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着续编》又辑有《王子安集佚文》 1册，共24篇，即增杨氏所无者12篇，且补足杨氏所录 6篇残缺之文。罗氏序文中还提及日本京都“富冈君（谦藏）别藏《王子安集》卷廿九及卷三十”，按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部影印唐钞本第 1集有《王勃集残》2卷，注云“存第二十九至三十”,当即富冈所藏本。清宣统三年(1911年)刊姚大荣《惜道味斋集》有《王子安年谱》
关于王勃的生卒年，至今尚有歧说。杨炯《王勃集序》说他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卒，年28岁。据此，王勃应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而王勃《春思赋》载：“咸亨二年（671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据此推算，则当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年）。此为王勃自述，当可信，所以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王勃生于永徽元年（650年），卒于上元三年（676年），生年27岁。王勃是初唐诗坛上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只活了27岁，确实令人痛惜。
[编辑本段]卢照邻
(约637～约689)，唐代诗人。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治今河北涿县）人。年少时从曹宪、王义方受小学及经史，博学能文。高宗永徽五年（654）为邓王（李元裕）府典签。极受邓王爱重，比之为司马相如。高宗乾封三年（668)初，出为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秩满，漫游蜀中。离蜀后，寓居洛阳。曾被横祸下狱,为友人救护得免。后染风疾,居长安附近太白山，因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徙居阳翟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凿颍水,环绕住宅,预筑坟墓，偃卧其中。他“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着《五悲文》以自明”（《新唐书》本传）。由于政治上的坎坷失意和长期病痛的折磨,终于自投颍水而死。卢照邻的生卒年,史无明载。武则天登封于嵩岳，卢照邻说到“后封嵩山”及其高宗咸亨四年(673)所作《病梨树赋》序“余年垂强仕,则有幽忧之疾”推断其时已年近40，咸亨四年下距登封元年为22年，则其生年约在太宗贞观十年(636),去世时约60岁。《旧唐书》本传及《朝野佥载》都说卢有文集20卷。《崇文总目》等宋代书目均着录为10卷。今存其集有《卢升之集》和《幽忧子集》均为 7卷。《全唐诗》编录其诗2卷。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即据 7卷本《幽忧子集》，并作《补遗》。傅璇琮着有《卢照邻杨炯简谱》。
[编辑本段]骆宾王
（约640～684）唐代诗人。字观光，婺州义乌（今中国浙江义乌）人。唐朝初期诗人，与富嘉谟并称“富骆”。
其父官青州博昌县令，死于任所。他7岁能诗,有“神童”之称。据说咏鹅诗就是此时所作：“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父死后,他流寓博山,后移居兖州瑕丘县，在贫困落拓的生活中度过了早年岁月。唐高宗永徽(650～655)年间，为道王李元庆府属，道王叫他陈述才能，他耻于自炫，辞不奉命。后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因事被谪，从军西域,久戍边疆。后入蜀,居姚州道大总管李义军幕，平定蛮族叛乱，文檄多出其手。在蜀时,与卢照邻往还唱酬。仪凤三年(678)，后调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又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武则天当政，骆多次上书讽刺，得罪入狱。骆在狱咏蝉，有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以抒悲愤。次年，遇赦得释。调露二年(680),出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弃官游广陵，作诗明志：“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嗣圣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自立，这年9月，徐敬业（即李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骆宾王为徐府属，被任为艺文令,掌管文书机要。他起草着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慷慨激昂，气吞山河。武则天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皇然问：“谁为之？”或以宾王对，武则天感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11月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资治通鉴》说他与李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书》本传说他“亡命不知所之”，而孟綮《本事诗》则说：“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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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为古代文学理论着作。作者刘勰。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着。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文心雕龙》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 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它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

《文心雕龙》
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刘勰还看到，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而这种统一在创作过程中是通过“神思”达到的。“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自由抒发。书中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所以，刘勰侧重从“体性”来划分文学的风格，即所谓“才情异区，文体繁说”。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对称、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

刘先银书法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着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还论述了在创作中，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是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即“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着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文心雕龙》对于物与我、情与景关系的论述，对唐代及唐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有着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十分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剪裁要求“设情以位体”(《镕裁》)，甚至作品的体裁、风格，也无不由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符合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的。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在《体性》篇中，刘勰继承曹丕关于风格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形成作家风格的原因，有先天的才情、气质的不同:“情性所铄”；也有后天的学养和习染的殊异:“陶染所凝”。并且将各种不同的文章，分为四组八体，每一组各有正反两体:“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但它们又互相联系，“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作者在这八体中参差演化，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刘勰关于风格的研究，对后来的《诗式》《二十四诗品》等，都曾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强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风骨”的理论，既是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而发，也是从传统文学理论中概括出来的。“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文心雕龙》关于艺术想象的理论，也有精辟的论述。继承《文赋》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成语，论述艺术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但他又比陆机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象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这一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同时，它又提出“神与物游”的重要观点。“神”即“神思”，是六朝时期的常用语汇，意即思维的特点是不疾而速的；语出《易?系辞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观现实。“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形像思维的特点。《文心雕龙》还强调指出，唯有当作家的精神心理处于“虚静”状态，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纷扰时，才能更好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虚静”之说源于道家，荀子曾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刘勰将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文艺创作理论。
《文心雕龙》在论述艺术想象时，还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这样就为他的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文心雕龙》继《文赋》之后，对于艺术想象及形像思维的论述，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王昌龄所说的“神会于物”(《唐音癸签》卷二)，苏轼所说的“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黄宗羲所说的“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黄孚先诗序》)等观点，都是漤觞于《文心雕龙》“神与物游”的。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还对“辞令”“志气”和语言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发。
关于文学创作，《文心雕龙》论述到的问题还有：文学的夸张、结构、剪裁、用事、修辞、含蓄和声律等。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同样不乏精辟的创见，例如在《夸饰》中，《文心雕龙》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文学创作离不开必要的夸张，以使作者表现的事物更为突出，但他又主张夸而有节，反对夸张失实。 关于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自曹丕、陆机相继对文章体制的同异提出了意见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但这些着作都已亡佚。刘勰的《文心雕龙》从第 5篇《辨骚》起，到第25篇《书记》止，就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的着作，也是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不乏细致，中肯以至精辟的见解。例如在《明诗》篇中，它对自建安时代起到刘宋初年诗歌发展过程的论述，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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