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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武王克商之年研究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7-11

页数：692

内容简介：

本书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的第一种；“夏商周断代工程”是 中国大陆“九五”期间的重大科研项目。这项工程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要把夏商周时期的年代进一部科学化、量化，为深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典籍中所得到公认的古代纪年，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因此要推求更早的年代，周武王克商之年即是重要的着手点。

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首先在于这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点，因而是年代学研究上不可回避的。这一分界点的推定，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影响到王年数的估算；对其前的夏商而言，又是其积年的起点，如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所述：“在年代学上，夏商周三代是相牵联的，要求得殷代的绝对年代，首先要确定周代元年。”

从年代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还在于这是一个可能的突口，由于伐纣系周朝建立之始，周又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周(包括春秋战国)及其后文献中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叙述较多，而且含有若干历日和天象的记录，给运用天文历法知识进行推算准备了一定的条件。这就使学者们能够在没有确定共和以上列王年数的情况下，直接去推定武王克商之年。

事实上，自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始，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这种推算的尝试。因为文献材料尚非充分，以及学者间对材料的理解有异，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不相同，他们推出的武王克商之年彼此有相当大的悬殊。尽管如此，每位学者所走过的道路，总是有今天我们需要借鉴之处。只有在总结了前人的所有成果之后，我们才有希望前进一步。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1996年5月正式启动。在现划论证和组织项目期间，有关学科的专家都对武王克商之年的推定这一关键问题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因此，在整个工程已建立的9个课题中，专门设置了“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这一课题。该课题下属4个专题：“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周原甲骨的整理及年代测定”、“丰镐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基本的想法是，把文献学、天文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科技测年等学科结合起来，尽可能使用现代科学手段，吸收各方面成果。

工作达列比较深入的阶段，大家迫切感觉到这个疑难课题上广泛借鉴和总结前人学说的必要。然而，涉及武王克商之年的学术文献数量非常繁复，资料极为分散，有些论着在几处大图书馆也难寻觅，造成研究工作的严重障碍。因而提出了蒐集编辑(还有翻译)这方面文献的设想。这一行动从年3月发轫，经过3个来月的时问，真正做到“竭泽而渔”，共辑集到各家论着一百多篇，随后精选出有代表性的57篇，结集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这本书。

过去大家一般认为，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的说法计有30多种，现在本书所反映的说法竟有44种。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本书的成绩。(以上内容系节录自李学勤所作序) 。

作者简介：

本书所收录的论文篇目如下：

一、选编说明

二、古代学者所定克商之年一览表

三、近现代研究论文：

1.公元前1127说

论武王克殷年代，谢元震 撰。

2.公元前1122说

殷周之际年历推证，吴其昌 撰。

帝辛三十三年殷亡说，(日)岛邦男 撰。

3.公元前1118说

武王克商的年代，(日)成家彻郎 撰。

4.公元前1112说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刘朝阳 撰。

5.公元前1111说

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董作宾 撰。

从利簋铭看伐纣年，严一萍 撰。

用周初历法与周初年代─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史日考证，郑天杰 撰。

6.公元前1106说

西周考年，张汝舟 撰。

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张闻玉 撰。

7.公元前1105说

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马承源 撰。

8.公元前1102说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之年代学资料，黎东方 撰。

9.公元前1093说

用日食、月相来研究西周的年代学，葛真 撰。

10.公元前1088说

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88年说，(日)水野清一 撰。

11.公元前1087说

西周断代和年历谱，(日)白川静 撰。

12.公元前1076说

伐纣之记载检讨，丁骕 撰。

13.公元前1075说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唐兰 撰。

14.公元前1071说

对武王克商年份的更正─兼论夏商周年代 ，李仲操 撰。

15.公元前1070说

西周年代综述(摘要)，李仲操 撰。

武王克殷之年，张政烺 撰。

文王受命至成王五年年表─读王国维《周开国年表》后记，刘启益 撰。

16.公元前1066说

周初之年代，(日)新城新藏 撰。

17.公元前1065说

关于商、殷的一些新闻，(美)哈特纳 撰。

西周的年代与历法，白光琦 撰。

18.公元前1063说

周初的绝对年代，(日)山田统 撰。

19.公元前1059说

古代和现代中国的行星天文学，(美)彭瓞钧 撰。

20.公元前1057说

殷周天象和征商年代，张钰哲、张培瑜 撰。

21.公元前1055说

武王克殷年考，章鸿钊 撰。

试谈西周纪年，荣孟源 撰。

22.公元前1051说

略论西周武王的年代问题与重要青铜彝器，高木森 撰。

西周年代考，姜文奎 撰。

23.公元前1050说

三代年表，(英)叶慈 撰。

24.公元前1049说

书经武成篇之生霸死霸及武王伐纣的年代月日考，王保德 撰。

25.公元前1046说

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美)班大维 撰。

26.公元前1045说

西周之年历，(美)倪德卫 撰。

《竹书纪年》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美)夏含夷 撰。

西周年代新考─论金文月相与西周王年 ，周法高 撰。

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赵光贤 撰。

27.公元前1044说

武王克殷年月考，李丕基 撰。

28.公元前1041说

晚商的绝对年代，(美)吉德炜 撰。

29.公元前1040说

武王克商之日期，(美)倪德卫 撰。

武王伐纣年代考，周文康 撰。

30.公元前1039说

周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何幼琦 撰。

31.公元前1030说

周武王克殷日历，丁山 撰。

西周年代学上的几个问题，(韩)方善柱 撰。

公元前1030年克殷新说，周清流 撰。

32.公元前1029说

周武王克殷年代考，黄宝权、陈华新 撰。

33.公元前1027说

最初可纪之年代，梁启超 撰。

殷周年代考，雷海宗 撰。

西周历朔新谱及其它，莫非斯 撰。

殷代的兵器与工具，(瑞典)高本汉 撰。

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陈梦家 撰。

西周史事概述，屈万里 撰。

周初年代平议，何炳棣 撰。

34.公元前1025说

殷周年代的问题─长期求徵的结果及其处理的方法，劳干 撰。

35.公元前1024说

试论西周纪年，(日)平势隆郎 撰。

36.公元前1018说

西周年代考(摘要)，周法高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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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论着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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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0B.C.

林春溥据《毛诗正义》推算，《竹柏山房丛书》。

2.1127B.C.

谢元震，〈西周年代 〉，《文史》第28.29期

3.1123B.C.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 〉引，商务印书馆。

4.1122B.C

刘歆，《世经》，《汉书‧律历志》。

绍雍，《皇极经世》。

刘恕，《通鉴外记》。

郑樵，《通志》。

金履祥，《通鉴前编》。

马端临，《文献通考》。

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燕京学报》1929.12.6。

吴其昌，〈殷周之际年历推证〉，《国学论丛》2卷1期1929。

岛邦男，〈克殷年月考〉，《东洋学》14号1965。

岛邦男，〈伐殷考〉，《文经论丛》创刊号1965.11。

岛邦男，〈帝辛三十三年殷亡说〉，《甲骨学》第11期1976。

5.1118B.C

成家彻郎，〈武王克商之年代〉(修订版)，《西周史论文集》。

6.1117B.C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引，商务印书馆。

7.1116B.C

皇甫谧，〈帝王世纪〉引，《丛书集成本》。

8.1112B.C

刘朝阳，《周初历法考》。

刘朝阳，〈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

《天文学报》1卷1期1953。

9.1111B.C

一行，〈大衍历议〉，《新唐书‧律历志》。

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之西周年历谱〉，《史语所集刊》1952。

董作宾，〈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3期。

严一萍，《何尊与中国年代》。

严一萍，〈从利簋铭看伐纣年〉，《中国文学》新8期。

郑天杰，〈周初历法与周初年代〉，《史学汇刊》11期1981。

10.1106B.C

张汝舟，〈西周年考〉，《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

张闻玉，〈西周王年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

11.1105B.C

马承源，〈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1982。

12.1102B.C

黎东方，〈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之年代学资料〉，(台北)学生书局1975。

13.1093B.C

葛真，〈用日食、月相来研究西周的年代学〉，《贵州工学院学报》1980.2。

14.1088B.C

水野清一，〈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引〉，据巴纳(Noel Barnard)"Metallurgical

Remains of Ancient China"1975。

15.1087B.C

白川静，〈西周断代和年历谱〉，《金文通释》第5卷。

16.1078B.C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 〉引，商务印书馆。

17.1076B.C

丁骕，〈西周王年与殷世新说〉，《中国文字》新4期1981.7。

丁骕，〈西周王年新说更正〉，《中国文字》新5期198112。

丁骕，〈伐周之记载检讨〉，《中国文字》新13期1990.2。

18.1075B.C

唐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新建设》1955.3。

刘启益，〈西周纪年铜器与武王至厉王在位年数〉，《文史》第13期。

19.1071B.C

李仲操，〈对武王克商年份的更正─兼论夏商周年代〉，《中原文物》1期1997。

20.1070B.C

殷历家据《易纬‧乾凿度》推算

邹伯奇，〈太岁无超辰说〉，《学计一得》。

李仲操，〈西周年代〉，文物出版社。

张政烺，〈武王克殷之年〉，《洛阳考古四十年》。

刘启益，〈文王受命至成王五年年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5。

21.1067B.C

姚文田，〈周初年月日岁星考〉(按殷正)，《邃雅堂学古录》。

22.1066B.C

姚文田，〈周初年月日岁星考〉(按周正)，《邃雅堂学古录》。

新城新藏，〈周初之年代〉，《中国天文学史研究》。

23.1065B.C

姚文田，〈周初年月日岁星考〉(按董作宾推算)，《邃雅堂学古录》。

哈特纳，〈殷商的某些消息〉，《第14届科技史国际会议论文集》1974。

白光琦，〈西周的年代与历法〉，《西周史论文集》。

24.1063B.C

山田统，〈周初的绝对年代〉，《大陆杂志》15卷5.6期。

25.1059B.C

彭瓞钧，〈古代和现代中国的行星天文学〉，《美国天文学通报15》1983。

26.1057B.C

朱右曾，张汝舟据《逸周书集训校释》推算。

张钰哲，〈哈雷慧星的轨道演变趋势和它的古代史〉，《天文学报》19期1978。

赵光贤，〈从天象推算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10。

张培瑜，〈殷周天象和征商年代〉，《人文杂志》1985.5。

27.1055B.C

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科学出版社1958。

荣孟源，〈试谈西周纪年〉，《中华文史论丛》1980.1。

28.1051B.C

高木森，〈略论西周武王的年代问题与重要青铜彝器〉，《华学月刊》1980.11。

姜文奎，〈西周年代考〉，《大陆杂志》82卷4期1991。

29.1050B.C

《今本竹书纪年》。

李兆洛，〈初建元以前历代甲子〉，《李氏合刻五种》卷三。

叶慈(W. P. Yetts)，《三代年表》(Chronological Tables of the Three Dynasties,

"West" and "East" and the Zhou Dynasty)，The Rulers of China,1957。

30.1049B.C

王保德，〈书经武成篇之生霸死霸及武王伐纣的年代月日考〉，

《东方杂志》复刊后17卷7期1984。

31.1047B.C

林春溥，〈古史考年异同表〉(按《史记》推算)，《竹柏山房丛书》。

32.1046B.C

班大维(David W. Pankenier)，〈商西周的天文年代〉(Astronomical Dates in

Shang & Western Zhou)，Early China(7):81-82。

班大维(David W. Pankenier)，〈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The Cosmo-Political

Background of Heaven's Mandate)，Early China(20),1995。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33.1045B.C

倪德卫(David S. Nivison)，〈西周之年历〉(The Dates of Western Zhou)，

《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3卷

1983第2期。

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国语》“武王伐纣”天象辨伪〉，

《古文字研究》第12辑。

夏含夷，〈《竹书纪年》与武王克商的年代〉，《文史》第38辑。

周法高，〈西周年代新考〉，《大陆杂志》65卷5期1984。

周法高，〈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台湾)《中央图书馆馆刊》19.2.28.1986。

赵光贤，〈关于周初年代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87.2。

赵光贤，〈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北京文博》1995.1。

34.1044B.C

李丕基，〈武王克殷年月考〉，《国民杂志》1卷5期1941。

35.1041B.C

吉德炜(Keightley)，〈晚商的绝对年代〉(Absolute Chronologhy)，

《商史的渊源》(Sources of Shang History)1978。

36.1040B.C

倪德卫(David S. Nivison)，〈1040当为武王克商之年〉(1040 As the Date

of the Chou Conquest)，Early China1982-1983

倪德卫(David S. Nivison)，〈武王克商之日期〉，《竹书纪年》解谜第8章。

周文康，〈武王伐纣年代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4。

37.1039B.C

何幼琦，〈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1.1。

何幼琦，〈西周的年代问题〉。

何幼琦，〈周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西周年代学论丛》。

38.1035B.C

萧子显，《南齐书‧祥瑞志》。

39.1030B.C

丁山，〈周武王克殷日历〉，《责善半月刊》1940.1.20。

丁山，〈文武周公疑年〉，《责善半月刊》1941.2.1。

方善柱，〈西周年代学上的几个问题〉，《大陆杂志》51卷1期1975。

周清流，〈公元前1030年克殷新说〉。

周清流，〈西周年代考辨〉，《史学史研究》1997.2。

40.1029B.C

黄宝权，〈武王克殷年代考〉，《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

41.1029B.C

梁启超，〈最初可记之年代〉，《饮冰室全集》之四十七。

雷海宗，〈殷周年代考〉，《武汉文史哲季刊》2.1.1931。

莫非斯，〈西周历朔新谱及其它〉，《考古社刊》第5期1936。

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商务印书馆。

陈梦家，〈商殷与西周的年代问题〉，《历史研究》1955.2。

高本汉，〈殷代的兵器与工具〉，《瑞典远东博物馆刊》17期。

屈万里，〈西周史实概述〉，《史语所集刊》42.4.1971。

何炳棣，〈周初年代平议〉，《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1。

42.1025B.C

劳干，〈论周初年代问题与月相问题的新看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

化研究所学报》7卷1期1974。

劳干，〈论周初年代和召诰洛诰新证明〉，(台湾)《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

集‧历史考古组》1981。

劳干，〈从甲午月食讨论殷周年代的关键问题〉，《史语所集刊》64.1.1993。

劳干，〈殷周年代的问题─长期求证的方法及其处理的结果〉，

《史语所集刊》67.2.1996。

43.1024B.C

平势隆郎，〈试论西周纪年〉，《中国古代纪年的研究》。

44.1018B.C

周法高，〈西周纪年代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

第4卷1期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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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一地鸡毛

作者：刘震云

豆瓣评分：8.2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4-03

页数：276

内容简介：

旧作集《一地鸡毛》绝无仅有的反映小市民真实生活,收集了刘震云自认为最好的短篇《土塬鼓点后：理乍得.克莱德曼》、中篇《温故一九四二》、长篇《口信》。刘震云说，重新出这本集子，有了一个看自己过去作品的机会，他看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一部琐碎人生的范本。一部关系学的教科书，再现了单位这一微观天地，鸡毛蒜皮，纤毫毕现，不嫌其俗，不掩其恶，“酱缸”之臭，人心之险，一一展示无遗。王朔指出，它一扫以往的英雄主

作者简介：

刘震云着名作家。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3年至1978年服兵。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现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废话》、《手机》等，作品集《刘震云文集》（四卷）等，中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单位》、《一毛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共四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被评介、改编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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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改革的逻辑

作者：周其仁

豆瓣评分：8.3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8

页数：296

内容简介：

十八大之后，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改革应该怎样继续，无论是专家学者、舆论，还是大众，众说纷纭。

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与中国每一步改革密不可分，也因此成为政府、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改革焦点人物。从“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从“如何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到“怎么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周其仁教授对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解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未来走向，既有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也有对关键问题的深刻解读，同时对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教授长期以来注重实地调研，他对于改革的看法都从实际土壤中产生，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改革力作。

文摘

自序

把这些年来作者有关改革的文字集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编辑的建议。我自己觉得，这些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编入其他文集，再编一本，可有可无。不过，出版社对读者的需要总有更多的了解，那就听她们的吧。书前也没有特别要交代的话，前一段在不同场合发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来作为序言。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8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她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平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就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着？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延安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这件事发生在延安，那是共产党夺天下的圣地。要是当年也是这样的官民关系，毛主席能坐进紫禁城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尊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得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这本文集讨论的，就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如何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继续改革的逻辑。是为序。

作者简介：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2011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等荣誉。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秋进入UCLA，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开设课程。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着作有《城乡中国》、《改革的逻辑》、《竞争与繁荣》、《货币的教训》、《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世事胜棋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挑灯看剑》、《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推荐

（周）其仁不厌其烦地讲述中国改革的故事，用意在于提醒读者关注和思考中国社会未来可能涌现的改革图景。通过其仁的叙述，读者很容易理解，符合改革逻辑的中国未来改革图景，必须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我喜欢更直接的表述：妨碍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关键环节将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主要是经济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汪丁丁

懂得经济学真谛并能用以剖析现实的学者不多，兼具思辨力、洞察力和凌云健笔的学者更少见；具有全球视野又能持续关注本土现实的学者不多，不疏空、不褊狭的学者更少见，周其仁则是其中难得的佼佼者。藉长期孜孜不倦探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周其仁近年来多有精辟的经济论说问世，这里呈现的是其精选。读这本书，帮你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也帮你了解周其仁的方法论。

——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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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小银和我

作者：[西班牙]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译者：(西)菲萨克(T.Fisac)

豆瓣评分：9.3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1984年8月

页数：201

内容简介：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在《小银和我》这本书中，用浓郁的乡情和明净的淡彩给我们描绘了一组西班牙南方的风情画。这充满着诗情的田园就是诗人的故乡韦尔瓦省的摩格尔，也是他最后安息的地方。

1881年12月23日，圣诞节的前夕，诗人诞生在摩格尔的一个商人家庭。5岁上学，10岁以优异的成绩在小学毕业，然后到耶稣会的中学念书。童年时期，他经常单独地到父亲的酒库或汽船上游玩，表现了一种性格上的孤独，那时他也时常在书页的空白上写自己的诗句，显露出他的写作才能。然而当时他自己却希望去当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1896年，他在艺术中学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意愿，去塞维利亚学习法律，同时也按照自已的兴趣兼学绘画。在塞维利亚，他结识了许多当时的名画家，也浏览了大量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1897年开始发表诗作，同年也写了一本散文集《站台》（ANDEN）。1899年，又出版了《梦幻曲》（NOCTURN0）。他在现代派文学杂志《新生》上发表的作品，得到了社会的好评。因为工作过分地劳累，健康受到损伤，他回到摩格尔休养。

1900年受作家佛朗西斯科·比列亚埃斯佩萨（FRANCISCO VILLAESPESA）的邀请去马德里，结识了当时的新诗歌大师鲁文·达里奥（RUBEN DARIO）。这一年，因父亲去世所造成的悲伤，加上疾病的折磨，思想忧郁，精神状态极不正常。这时出版诗歌集《紫色的灵魂》（ALMAS DE VIOLETA）和《白荷》（NINFEAS）。

1901年，去法国波尔多城精神病院疗养，读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等人的作品，写了一本《诗歌集》（RIMAS），出版后佳评四起。年底回到马德里，住在一家私人医院里养病。在休养期间，他创办了诗刊《阳光》（HELIOS），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作家的集团，其中着名的有：阿亚拉（PEREZ DE AYALA），比列亚埃斯佩萨（FRANCISCO VILLAESPESA），奥尔特加·伊·加塞特（0RTEGA Y GASSET），阿索林（AZORIN）等。这期间《悲哀的咏叹调》（ARIAS TRISTES）出版。

1905年，回到摩格尔，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1906年，他开始写作《小银和我》。直到1911年，在这段时期，他出版了《纯粹的悲歌》（ELEGIAS PURAS），《绿叶》（LAS HOJAS VERDES），《中间的悲歌》（ELEGIAS INTERMEDIAS），《春天的叙事歌谣》（BALADA DE PRIMAVERA），《有声的孤寂》（LA SOLEDADSONORA），《神秘和痛苦的诗》（POEMAS MAGICOS YDOLIENTES），《田园诗》（PASTORALES）等诗集。

1912年，他又迁居马德里，由于体弱多病，将住宅选择在离医院很近的地方。第二年七月，他认识了一位祖籍为西班牙的波多黎各姑娘塞诺比亚（ZENOBIA CAMPUBRI）。她有很高的文学素养，经过四年的交往，1916年3月在纽约举行了婚礼。第二年出版了《新婚诗人的日记》（DIARI0 DE UN POETA RECIEN CASAD0），并第一次出版了《小银和我》。婚后，他们定居在马德里，为了取得安静的写作环境，将书房的四壁贴上了软木。在以后的几年中，诗人在这个闹中取静的幽室里，除创作了《永恒集》（ETERNIDADES），《石头和天》（PIEDRA Y CIEL0），《诗和美》（POESIA Y BELLEZA），《延续》（SUCESION），《叶子》（HOJAS）等诗集外，还和塞诺比亚合译了大量泰戈尔的作品。1935年，他拒绝了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所授予的院士头衔。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共和政府给了他外交官的护照，让他立刻出国，经纽约和波多黎各到达哈瓦那。1940年后，又迁居美国，和塞诺比亚轮流在马利兰州大学讲授西班牙文学。这段时期，他经常因犯精神忧郁症住院疗养。同时出版了诗集《全部的季节》（LA ESTACION TOTAL）。

1949年，华盛顿文化协会授给诗人名誉主席的头衔。美国国会图书馆邀请他朗读自己的作品录音留存，于是他将亲手书写的23首诗和32封名人信件赠送给了图书馆。这一年又出版了诗集《玄奥的动物》（ANIMAL DE FOND0）。1951年，他们去波多黎各大学任教。

1956年，塞诺比亚因癌症复发，再度动手术，9月病危，10月25日，诗人获悉被授予195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三天后，塞诺比亚去世。1958年5月28日，诗人也相继逝世。6月，与塞诺比亚合葬于摩格尔。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在西班牙现代文学中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诗人。他打开了通往许多新路的门户，给以后的诗人以很大的影响。

诗人的早期作品带有现代主义色彩。充满了音乐的和谐、迷朦的色彩和淡淡的哀愁。代表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紫色的灵魂》和《悲哀的咏叹调》。从诗集《有声的孤寂》，开始了诗人创作的第二阶段，从迷茫和消沉走向热情，出现了崭新的，更富于艺术的韵律。第三个时期是从《新婚诗人的日记》开始，诗人摒弃了现代主义的装饰性的东西，进入了另一个境界，表现出更广阔的严谨、理智和深奥的思维。在后期的《石头和天》，《全部的季节》和《玄奥的动物》等作品中，归真返朴，反映了诗人在对现实的体验中建立起来的内心世界。《小银和我》是诗人第二创作阶段的后期作品，也是诗人的极为重要的作品，出版不久即被译成英、法、德、意、荷兰、希腊、希伯莱、瑞典等文字，同时也出版了盲文本。在西班牙国内，自1937年起，几乎每年都有再版。所有西班牙语系的国家，都选它作为中小学的课本，因而成了一本家喻户晓的作品。现在这个深为西班牙人民所喜爱的毛茸茸的小银，已经踏上了中国的秀丽的田野。它背负的是诗，是友情，是给中国人民的亲切的问候。

我希望，小银在中国，也能象在西班牙一样，得到人民的喜爱。

达西安娜·菲萨克

1983年4月1日于马德里

作者简介：

小银和我

（西）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着

（西）达西安娜·菲萨克 译

（西）萨莫拉诺 插图

艾斯苔尔扫校

肖毛最后校对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 印数：16100 定价：0.87元）

简 目

一个低音变奏——和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严文井

献辞

作者小序

正文（1－138则）

译后记

一 个 低 音 变 奏

——和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

严文井

许多年以前，在西班牙某一个小乡村里，有一头小毛驴，名叫小银。

它像个小男孩，天真、好奇而又调皮。它喜欢美，甚至还会唱几支简短的咏叹调。

它有自己的语言，足以充分表达它的喜悦、欢乐、沮丧或者失望。

有一天，它悄悄咽了气。世界上从此缺少了它的声音，好像它从来就没有出生过一样。

这件事说起来真有些叫人忧伤，因此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为它写了一百多首诗。每首都在哭泣，每首又都在微笑。而我却听见了一个深沉的悲歌，引起了深思。

是的，是悲歌。不是史诗，更不是传记。

小银不需要什么传记，它不是神父，不是富商，不是法官或别的什么显赫人物，它不想永垂青史。

没有这样的传记，也许更合适。我们不必知道：小银生于何年何月，卒于何年何月；是否在教堂里举行过婚礼，有过几次浪漫的经历；是否出生于名门望族，得过几次勋章；是否到过西班牙以外的地方旅游；有过多少股票、存款和债券……

不需要。这些玩意儿对它来说都无关紧要。

关于它的生平，只需要一首诗，就像它自己一样，真诚而朴实。

小银，你不会叫人害怕，也不懂得为索取赞扬而强迫人拍马溜须。这样才显出你品性里真正的辉煌之处。

你伴诗人散步，跟孩子赛跑，这就是你的丰功伟绩。

你得到了那么多好诗。这真光荣，你的知己竟是希梅内斯。

你在它的诗里活了下来，自自在在；这远比在历史教科书里某一章里占一小节（哪怕撰写者答应在你那双长耳朵上加上一个小小的光环），远为快乐舒服。

你那双乌黑乌黑的大眼睛，永远在注视着你的朋友——诗人。你是那么忠诚。

你好奇地打量着你的读者。我觉得你也看见了我，一个中国人。

你的善良的目光引起了我的自我谴责。

那些过去不会永远成为过去。

我认识你的一些同类。真的，这一次我不会欺骗你。

我曾经在一个马厩里睡过一晚上觉。天还没有亮，一头毛驴突然在我脑袋边大声喊叫，简直像一万只大公鸡在齐声打鸣。我吓了一跳，可是翻了一个身就又睡着了。那一个月里我几乎天天都在行军。我可以一边走路一边睡觉，而且还能够走着做梦。一个马厩就像喷了巴黎香水的带套间的卧房。那头毛驴的优美的歌唱代替不了任何闹钟，那在我耳朵里只能算做一支小夜曲。我决无抱怨之意，至今也是如此。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去结识一下你那位朋友，甚至连它的毛色也没有看清；天一大亮，我就随大伙儿匆匆离去。

小银啊，我忘不了那次，那个奇特的过早的起床号，那声音真棒，至今仍不时在我耳边回荡。

有一天，我曾经跟随在一小队驴群后面当压队人。

我们已经在布满砾石的山沟里走了二十多天了。你的朋友们，每一位的背上都被那些大包小包压得很沉。它们都很规矩，一个接一个往前走，默不作声，用不着我吆喝和操心。

它们的脊背都被那些捆绑得不好的包裹磨烂了，露着红肉，发出恶臭。我不断感到恶心。那是战争的年月。

小银啊，现在我感到很羞耻。你的朋友们从不止步而又默不做声。而我，作为一个监护者，也默不作声。我不是完全不懂得那些痛苦，而我仅仅为自己的不适而感到恶心。

小银，你的美德并不是在于忍耐。

在一条干涸的河滩上，一头负担过重的小毛驴突然卧倒下去，任凭鞭打，就是不肯起立。

小银，你当然懂得，它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点点休息，片刻的休息。当时，我却没有为它去说说情。是真的，我没有去说情。那是由于我自己的麻木还是怯懦，或者二者都有，现在我还说不清。

我也看见过小毛驴跟小狗和羊羔在一起共同游戏。在阳光下，它们互相追逐，脸上都带着笑意。

可能是一个春天。对它们和对我，春天都同样美好。

当然，过去我遇见的那些小毛驴，现在都不再存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它们的那些影子，欢乐的影子。那个可怜的欢乐！

多少年以来，它们当中的许多个，被蒙上了眼睛，不断走，不断走着。几千里，几万里。它们从来没离开那些石磨。它们太善良。

毛驴，无论它们是在中国，还是在西班牙，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命运大概都不会有什么不同。 小银啊，希梅内斯看透了一切，他的诗令我感到忧郁。

你们流逝了的岁月，我心爱的人们流逝了的岁月。还有我自己。

我想吹一吹洞箫，但我的最后的一支洞箫在五十年前就已失落了，它在哪里？

这都怪希梅内斯，他让我看见了你。

我的窗子外边，那个小小的院子当中，晒衣绳下一个塑料袋在不停地旋转。来了一阵春天的风。

那片灰色的天空下有四棵黑色的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喷射出了一些绿色的碎点。只要一转眼，就会有一片绿色的雾出现。

几只燕子欢快地变换着队形，在轻轻掠过我的屋顶。

这的确是春天，是不属于你的又一个春天。

我听见你的叹息。小银，那是一把小号，一把孤独的小号。我回想起我多次看到的落日。

希梅内斯所绘的落日，常常有晚霞伴随。一片火焰，给世界抹上一片玫瑰色。我的落日躲在墙的外面。

小银啊，你躲在希梅内斯的画里。那里有野莓，葡萄，还有一大片草地。死亡再也到不了你身边。

你的纯洁和善良，在自由游荡。一直来到人们心里。

人在晚霞里忏悔。我们的境界还不很高，没什么足以自傲，没有。我们的心正在变得柔和起来。

小银，我正在听那把小号。

一个个光斑，颤动着飞向一个透明的世界。低音提琴加强了那缓慢的吟唱，一阵鼓声，小号突然停止吹奏。那些不谐调音，那些矛盾，那些由诙谐和忧郁组成的实体，都在逐渐减弱的颤音中慢慢消失。

一片宁静，那就是永恒。

1983年7月3日

F. 毛文选全称是什么

《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文集》是继《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的多卷本毛泽东着作集，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着作没有文集这个空缺。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从1992年开始，至1999年全部完成，历时8年。《文集》共八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3次陆续出齐。

G. 跪求 《毛泽东文集》 电子书网盘资源

毛泽东文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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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问题

1为什么说 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
【印度的农业，不管它如何退步，已经是社会化了，土地的生产力和土地工作人已拉入资本制度圈里。（《张太雷文集》页31）
【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文集 六卷》页431）
【主席在一九五五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中就曾经指出：“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李先念文选》页260）
【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5年10月11日通过）》
【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统购统销工作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6年2月24日）》
【在今后几年时间内，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应首先集中力量普遍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其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以便迅速将个体经济纳入计划轨道而配合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逐渐社会主义化问题复东北局电（1954年8月10日）》
【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毛文集 六卷》页329）
2 为什么说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历史时期之所以必要，并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是由于：一、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要求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创造为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所必要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二、我国有极其广大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及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一部分比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改造它们。——《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年12制发，经过中共中央批准）》
【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 （《毛选集 二卷》页647 ）

I. 学校，机关的传达室叫什么房

学校、机关的传达室也叫收发房，管信件、报纸、快递等等。

J. 谁知道2020新年贺词后面一书架都有啥书

21世纪资本家，鲁迅全集，诗经，世界历史，中国哲学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古文鉴赏辞典，老舍全集，外国小说鉴赏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