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纪pdf

1. 为什么日本在选举投票箱上也写上中文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看下，http://cache..com/c?word=%C8%D5%B1%BE%2C%BA%BA%D7%D6&url=http%3A//shs%2Etngs%2Etn%2Ee%2Etw/essay/post/upload/9403/%A5%AB%A5%DF%A4h%AAL%B0%AA%B0%D3%5F9403%5F632484820821863750%2Epdf&b=0&a=40&user=
为什么日本人要使用汉字 ，你也可以看我的说明：
日文跟汉语,中文的关系亲密,但毕竟不同.这点我认为十分重要.问题可
以先这样说:日文汉字词汇“可以”,“能够”和中文和汉字词汇“毫无差异的”
在一起了,该怎么办
如果让它们“毫无差异的”在一起,而文件的主要语言是中文,那就代表我
们承认中文就此多了词汇.我认为这件事情应以语言文字为重,我们不该随便增
加中文词汇.
即使日文词汇“可以”,“能够”和中文词汇在一起,我们仍然不可以让它们“毫
无差异的”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仍不能视之为中文,不然就要设法在两者之间
作出更多区隔.
很多其他事情也一样.日文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行的中文也一样.当然,
台湾通行的现代“中文”,“汉语”(也就是所谓“国文”,“国语”),和日文关系密
切.“科学,民主……”等等重要词汇都是日本人的发明.
但这些东西毕竟也和我们相处了很久,可以叫中文了.并不是说我们从日本
人那里抢来,而是说:中文现在有这些词汇,对应日本这些词汇所指的东西.因
为现代中文受日文影响,所以中文词汇长得像日文词汇.
既然日文,中文的关系如此亲近,我想了解我们常见到的日文跟汉字对日本人的
影响和意义为何
三,研究问题
在学习上,日本人也认为汉字是有学习的必要,可以让生活及文字沟通上方
便,但少数派认为汉字系统应该要取消,既然汉字对日本人如此重要和密不可
分,那为什么还有人提议取消汉字系统呢 汉字对日本人的意义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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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使用汉字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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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正文
一,名词释义
日本
翻开中国的近代史,任何中国人对于日本这国家应是记忆犹新.对于这个在
文化,人种,历史及文字上,都能依稀感到似曾相似的国家,我们有太多的历史
情结.在西太平洋上,日本以一个岛国有限的资源,却能在十九世纪末挤身帝国
主义众列强之林;二十世纪末,日本迅速地从战败的阴影走出,成为世界上数一
数二的经济大国,其历史背景所造就的民族性格,是我们所需研究,思考的.
约公元一世纪,日本各地共有一百多个小国(其中有些与东汉建立了外交关
系).后来,这些小国逐渐得到了统一.到了公元四世纪,在关西地方建立了比较
大的国家,据说最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当今天皇家族的祖先.当时,日本国的
范围包括本州西部,九州北部及四国.由于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国家才得以统一
.所以我们很难对日本国诞生的确切年代作出准确的判定.
古坟时代
公元四世纪中期,大和政权统一了割据的小国.随着国家的统一,以前方后
圆坟为代表的古坟扩大到各个地方.这个时期是中国许多知识,技术传入日本的
时期.四世纪,大和政权吸收了大陆的高度物质文明;到了五世纪,来自朝鲜半
岛的外来人(归化人)带来了铁器生产,制陶,纺织,金属工艺,土木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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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已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六世纪时,正式接受儒教,同时佛教也传入日本.
唐化运动
日本于唐时,每次派遣唐使到中国,都有学生僧侣随行:
唐代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很多.较着名的如开元五年来中国的吉备真备,留
学十七年之久,携带唐礼,大衍历,乐书要录,东观汉纪等书回日本,另外还有
测影铁尺,铜铎管,铁如,方响,弓箭等物,亦带回日本.又如大和长冈,亦开
元五年来中国,留学十七年,学习刑名学.又如阿倍仲痳闾,开元五年来中国,
与李白等为诗友,终老于中国.又如橘逸势,贞元二十年来中国,留学期间有“
橘秀才”之称.至于学问僧人数也根多.例如永徽四年来中国的道昭,从玄奘学
法相宗及禅宗.又如玄昉,开元五年来中国,从智周学法相宗,携法相第四传及
经论五千卷和佛像等返回日本.又如戒明,得清二人共持圣德太子所着胜鬘经义
疏,法华经义疏人中国,后藏于扬州龙兴寺.又如空海大师和戒明,德清同来中
国(大历七年),空海从惠果学密宗于长安青龙寺,并受灌顶.日语的文字种类
◎日语的文字分为三种:
1.大和言叶
2.汉字
3.外来语
◎大和言叶
早期的日语是没有文字的.为了改善及增加沟通方式,汉字经由朝鲜人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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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日本.之后,平假名与片假名接着被发明出来.但是一开始汉字并没有在日
本扎根,反而是平假名和片假名比较常出现在文章中.直到平安时代,平假名经
过汉字草书体的改良,日语文字的分类结构(平假名/ 片假名 / 汉字)才
渐渐定型,进而广为世人使用.
大和言叶是日语的原始语言.古代的日文文字一开始只有平假名,但是同音
异义的字众多,万一标点符号标错了,意思可能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因此(日本古代的＂哈中族″――一群被派到中国去取经的日本留学生及憎
侣)由中国引进中文字,结合“中文字义+日语发音”,将早期日文＂平/片假名
″文章内容容易混淆不清的弱点给大大地改善了.同时为了区分“国产品”与“
进口货”的不同,日本人进一步将日文发音区分为“训读”(日本原始字的发音)
及“音读”(中国进口的发音,听起来有些像台语).其中大和言叶就是采训读发
音.大和言叶主要用于一般生活用语上.在三种动词［大和言叶动词/汉字动词
/外来语动词］当中,它的动词变化也是最复杂的.
◎汉字
现代日语是由汉字(表意文字)和两种日文表音字母("平假名"和"片假
名")而组成的,也可以说具有独特的文字结构.
而将汉字传入日本之中,有一种说法是经由朝鲜人而来.朝鲜人使用汉字的
时间比日本还要早,而古代朝鲜语与日本语有共通的地方,应是对于日语可通的
朝鲜人,到日本来传授日本人汉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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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之前,汉字从中国大陆经过韩半岛传到日本.在日本,汉字除了
其表意功能之外,也用来记音.日本根据汉字书写方式为日本创造的音节字母叫
做"假名".日本人把汉字认为"真名",这就是与"假名"相反的概念.日本
人则把"平假名"看做为女性文字,把"片假名"看做为男性文字.这是由于在
日本平安时期妇女主要用平假名书书写日记与书信,而男人用片假名书写汉字的
注解.
汉字作为表音文字,有助于创造出新生词汇.片假名主要用语书写外来语.
然而使用片假名会导致被称之为片假名英语的日本式英语的结果.是因为日本文
字以这三种不同字体混为一体,能使读者不但在发音上,而且在视觉上体会到更
丰富的节奏感.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图形文字,以物的图形为基础做出的文字,例如“
山”,“川”,“日”,“月”等,文字是单音,独体而结构方正.
在汉字刚传入日本时,在记述事情时,是完全以中文的格式来记述的.在出土
的文物中,以稻荷古坟铁剑铭文来说,有以中文作这样的记述: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垝.从年代来看,有可能是西元471年(
辛亥年).由此可以猜想,日本当时已经对于汉字的使用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熟练了.
可是片假名与平假名在认定上有些许的困难之处,这是因为时代与地方的不
同,会有许多的异体字出现,这点到了明治三十三年(1900)时才统一制定
,也就是现在的平假名与片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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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学习上,日本人也认为汉字是有学习的必要,但是过度的学习也会造成
学习的负担,所以规画了所谓的常用汉字1945字(小学生阶段所学的教育汉
字为1006字).这些是在可以让生活及文字沟通上方便的立意下,所定立的
.
汉字与日文可说是渊源极深,有了汉字,给了日本人生活及学习上的便利.
也形成了独特的标音文化.就是因为汉字的方便性,让汉字的使用直到今日为止
仍然不绝.
◎外来语
当时和日本通商的国家不只葡萄牙和西班牙,只是被输入的外来语以这两家
为大宗.除了语言被传入之外,这两家同时将宗教---基督教,也传入了日本.当
时的德川幕府为了鼓励日本与外国的贸易通商能活络,勉为其难地忍受了传教士
在日本传教的行为.只是没想到基督教的“信耶稣,得永生.”和“神爱世人”
这些教义深入人心,许多日本人笃信基督教,这让长久以来以课重税赋及颁布“士
农工商”的身分等级来控制日本人民的德川幕府很不是滋味,于是下令锁国,限
制欧美来的船只只能停靠在平户和长崎这两个港口.锁国令一出,德川幕府随即
逼迫日本人民改宗,也就是逼日本人改信佛教,不准信基督教.对于传教士,不
是屠杀就是遣返回国,最后甚至禁止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进港,以杜绝日本与
这两家的交流.西元17世纪,日本虽然锁国了,但仍然和外国有通商往来,其中
以荷兰为大宗.这时期传入的外来语自然也以荷兰语为主.到了明治时代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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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文化及物品大举输入日本,这时的外来语主要以英语为主,不过有关艺术的
用语以法语最多,医学和哲学的外来语以德语为主,音乐方面的外来语则以义大
利语为首.但外来语有其坏处:
坏处1. 外来语的入侵越来越猖獗,连原本日语已经存在的语汇(大和言叶)
也有外来语.
坏处2. 有些外来语的字义与原始字义不同,这样会导致误解/误用.
字文化圈
所谓的“汉字文化圈”,是指曾经或还在使用汉字的国家,诸如越南,韩国,
日本,台湾和中国等.在这区域内,中国曾扮演主宰的角色,在政治,文化上对
其他国家具支配的影响.
日本从先秦时代即有和中国接触的纪录,汉武帝更曾赐日本“汉委奴国王”
金印;虽然日本未受中国直接统治,但是在汉朝和唐朝盛世的影响力下中国也变
成日本学习模仿的对象.
汉字文化圈的国家除了政治上受中国支配外,另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借用“汉
字”,引进“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他们在借用汉字后,均发觉汉字无法完
整表达他们的语言;于是利用汉字做“训读”,“音读”或造新汉字来应付这个问
题,甚至后来更慢慢发展出新的文字系统,譬如越南的“【字字】喃”(Chu N
om),韩国的“谚文”(Hangul),和日本的“假名”(Kana).虽然他
们的人民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系统,然而这些新文字在国内(本土封建朝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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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中国皇帝)之双重压迫下,均无法和正统的汉字相对抗.原因是在大中国
的政治文化架构下,各国的封建王朝不得不接受汉字和其四书,五经等古典并将
之列入科举制度.久而久之,那些精通汉字,科举出身的封建官僚为维持本身的
既得利益,也就附和汉字的正统地位并利用封建朝廷的力量来压制国内的非汉字
发展.
就语言文字学习效率的角度来说,汉字不但复杂,难学,而且那些用“文言
文”书写的古典经书更是难懂;于是造成古典经书的“解释权”掌握在精通汉字
的文人手里.相形之下,打赤脚的工农阶级平常忙于耕作,劳动的时间都不够了,
那有时间"十年寒窗"苦读汉字和经典.于是汉字文化圈在长期使用汉字的情况
下,逐渐形成"掌握汉字的文人统治阶级"和"不懂汉字的被统治阶级"的对
立.这种阶级对立的情形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逐渐
兴起后才开始有转变.
虽然中国周边民族有学习汉字与汉文,但是各个民族的语言不同,这些民族
为了表达自己的语言,必须将汉字的功能转换,以方便其进行各自的国内记录与
意思传达.朝鲜出现“吏读”,日本出现万叶集“假名”,越南出现“字喃”,在中
国也有称为“假借”以音相通的借字在使用.例如日本古代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
的记录,以汉字的外国语转写时,即脱离各个文字的原意,只假借其读音而已.
日本接受汉字之后,首先用“借音”来表现地名,人名等,更进而使用吏读与万
叶假名记录.这种“借音”文字的使用,虽然并未造成汉字文化圈在性格上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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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变质,但是使用文字的主体逐渐从中国移到周边民族去.
日本就是从汉字衍生出“片假名”与“平假名”,在大陆的民族则制作出契丹
文字,西夏文字,女真文字,在朝鲜半岛则是造出与汉字结构原理完全不同的朝
鲜文字,这样汉字文化圈在东亚世界有相当的转变.
汉字文化圈到19世纪中叶为止,在文化上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在17世
纪之前,确实比欧洲文明要优秀的.但是在西欧工业革命以后,汉字文化圈被其
物质文明快速地超越过去,在“西洋冲击”的影响下,大部分汉字文化圈都呈现
解体的状态.西欧以其船坚炮利驱使“殖民地主义”,这是造成东亚自鸦片战争以
来,汉字文化圈的完整体系逐渐解体的主因.中国支离破碎,越南被法国殖民地
化,香港也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朝鲜与琉球甚至被消灭掉.只有日本坐上了帝国
主义的末班车,和世界各国为对手所进行全面战争.如此,近代百馀年来的外在
因素造成汉字文化圈的龟裂,而现出深刻的新断层.今天台湾与中国的分歧,朝
鲜的南北分裂,日本与中国的不信任与疏离,在政治与经济上各自产生很大的距
离感.
二,研究范围
日本人对汉字的影响和意义
以汉字文化圈,提议取消汉字系统和汉字社会的资讯化危机的方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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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研究
◎东亚汉字文化圈
说到世界的古代文明,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
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圈,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圈,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圈
等四大文明.这四大文明之中,前三者互相交往而发展,成为近代文明的源流,
只有中国几乎未与其他文化产生关联而独自发展出汉字文化圈.现存印度最古老
的文字,据说是纪元前3世纪阿育王的碑铭文字,与当今印度的文字完全断层了.
这样看来,中国殷墟的甲骨文字早在西元前14 15世纪就非常发达了,汉字
的起源可以说比罗马文字要早了十个世纪以上,而且在西元前206年成立的汉
朝就将汉字文化定型了.清代编纂浩瀚的典籍‘古今图书集成’,可以说是中国文
字的网络集其大成.汉字文化超越历代民族或国家的意识形态,没有间断的传承
下来.
回顾亚洲文化圈的发展,东亚,温和的气候具备发展农业的条件,而孕育出
黄河流域繁荣的高度物质文明,并与由南方北上的长江流域文化交流,自春秋战
国时代即开发经济资源,大陆内地也利用河川或运河交通而发达起来.在民族交
流方面,虽然以万里长城防阻北方游牧民族来袭,但也一再地与北方民族进行交
流,合作,经过几千年岁月而演变出汉字文化圈.
中国概略的说是汉字文化圈,但在思想体系上,大致可分为华北的儒教,华
南的老庄与道教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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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圈可以说是以汉文字为媒介而拥有共同价值体系的世界,在中国的
大地上发展出以同一个表记法为基础的文化地带,汉字的表记法从古代到现代是
连续的发展,没有文化断层.与汉字,汉学有关的律令制度,如国家概念,产业,
生活文化等,克服广阔的幅员,从中国中原,传播到东北的朝鲜,东方的日本,
南方的越南,超越中国漫长悠久的历史,广被于东亚,用文字连结了中国与周边
世界的文化.
从朝鲜的历史来看,西元前57年新罗建国,前37年高句丽建国,前18
年百济建国,当时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也是儒学思想传入的时期.高句丽在小兽
林王2年(372年)设立大学.百济也在近肖古王在位(346 375年)
时设置博士.新罗在统一三国后,于神文王2年(682年)创立国学,之后派
遣留唐学生,奖励学问.西元七世纪末,新罗神文王(在位681-692)时
代的薛聪发明了古代的朝鲜文字“吏读”,这是汉字以新罗语音标表记,汉文以新
罗语判读的方法.吏读的创始,使得会解读中国九经的朝鲜学者也出现了.
而汉字最初何时传到日本 一般认为是在5世纪左右应神天皇时期,由朝鲜
半岛上的百济学者王仁(说是汉高祖后裔),将“论语”10卷,“千字文”1卷传
入日本.但也有不同的说法,从考古学佐证汉字是由中国的江南地方或朝鲜半岛
传入日本的九州地方.例如:在北九州发现王莽时代的货币,因为上面铸记着“泉
货”两字,又当时在船舶载运来的汉镜上铸有铭文,这些被断定是传播到日本的
最古老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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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1784年在福冈县志贺岛有“汉委奴国王”金印出土,虽然在日本也有人
说这是伪造品.但根据‘后汉书’的倭传有一段记载“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
倭奴国奉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可见,后汉
光武帝所赐与的是金印紫绶,而文献上的资料与上述的金印是相当一致,对应的.
日本接受中国汉朝的金印,表示中国与日本为了维持国际关系,用朝贡的方式传
递国书,随之需要作成与传送文书而使用汉字.
日本与中国的国际关系中,最能证明有汉字文书存在的,首推3世纪中叶的
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与魏王朝的关系.西元239年,卑弥呼派遣使节朝贡魏王朝,
同年魏皇帝为卑弥呼制诏书,册封她为“亲魏倭王”,并授与金印紫绶.翌年卑弥
呼为这个册封,派遣使者上表谢恩.这个朝贡,制诏,上表谢恩,都是用汉字的
文书作沟通记录.
再考究越南的情况,从西元前111年汉武帝灭掉南越国起,直到10世纪中叶
为止,约有1000年以上的岁月越南在中国的统治之下.越南的知识份子学习汉文,
读中国古典或诗文,而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到了13 14世纪,越南人为了表现越
南口语,从考究汉字而发明了俗字“字喃”(Tyu Nomu).这是依汉字的形声和会
意的造字法作成的,其现存的最古资料是在宁平(Ninh Binh)的护城山的碑文(1343
年建).1789年,阮氏王朝采用“字喃”在公文上,奖励四书五经翻译为字喃.1883
85年中法战争中国战败后,签订天津条约,越南全部领土归法国统治.1885年
传教士罗德(Alexandro de Rhode)创造罗马字为越南文字.法国殖民主义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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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教为基础的科举制度会成为“反法”运动的温床,遂于1918年废除科举制度,
并以法语为基础的法国式教育,整编越南的小学,中学,大学,同时禁止越南使
用汉字,而改用传教士所创罗马字化的越南文字为新的越南“国语”.自此,越南
的“国语”在殖民地时代,因法国政府强制普及,至今认识“字喃”的人几乎不
存在了.
越南本来就有儒教与佛教传播,佛教是经由中国传入的,越南的宗教几乎都
是从中国传入的,极受中国影响.举凡元旦,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或是神
农,老子,文昌,关帝,屈原等中国的祭祀活动,也同样在越南举行.但是越南
的汉字经过“字喃”的口语再演变为罗马拼音字后,就丧失了汉字原来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法国殖民地政策所造成的后遗症影响深远.
无庸置疑,汉字是中国所创造的文字,一字成一词,一字有一义,而且一字
可能多种意思.以汉字构成的汉文,是汉族表现语言的方式,传达意思的手段.
汉语跟拼音文字不同,其他语言体系因表语不同,也就不能像汉语那样使用.但
是在东亚,因为学习汉字与汉文,自古代就有共通的国际语文,并成为学习中国
的学术,思想,制度的手段.亦即在东亚世界有共通的文化指标,一是儒教思想,
二是以汉译佛典为经典的中国佛教,三是成为政治制度的律令制,这些都是以学
习汉字,汉文为媒介而传播到朝鲜,日本的.

希望你没有看到头大

2. 如何翻译文言文“先公言 与阁二丈询仁同赴省试”

翻译文言文“先公言 与阁二丈询仁同赴省试”：

我父亲曾说过这样一件事，他年轻时与阎询仁同赴省试，于相国寺遇到一个风骨脱俗的少年，下马脱去皮袄相见，原来此人是王安石。于是三个人聚在一个小院里烤火，阎询仁问王安石：“前几次省试你怎么没来参加？”王回答说“父亲一直在生病，没有其他原因。朝廷的恩德越来越重，现在来也还不晚。这次不但参加省试，也是按父亲的要求来找房子的。”询仁说：“你（名气那么大）既来到东京，谁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你呢”王回答说：“我父亲另有想法，想要与司马君实（即司马光，砸缸的那位）住的邻近。
王荆公掌管诏令起草,遭逢母亲丧事,已经年过五十,忧伤过度,不在家里居住,以草席为褥垫,到大厅里看到一个人席地而坐,瘦骨嶙峋,惊愕地认为是老兵.喊他送信到内宅,荆公拿过信当发即在地铺上拆开来读,信使生气地说：“中书舍人（的信）而老兵可擅自拆读吗?”大呼小叫,左右侍从说：“这就是中书舍人.”信使惶恐地快步退出说：“好中书舍人,好中书舍人!”
陈秀公在宰相罢职之后，以镇江军节度使身份兼任扬州知州，他的祖坟在润州，每年的十月初一和寒食节，皇上诏许他两次去镇江扫墓祭奠，扬州、润州两地送迎时，有旌旗，有舳舰大船，官吏们穿锦束绣，在道路上连接不断，是从古到今一时最为盛大的。正巧荆公的病痊愈了，秀公就向朝廷请求，准许他带着人众去探视荆公；朝廷下诏答应了这个请求。前去时，舟船一个接一个，蔽江而往，又是在街上张贴布告，又是在舟船上不停地喝道，要行船和行人避开。看到的人都对之感叹不已。荆公听说陈公来了，就让两个人抬着一顶小鼠尾轿，在江上迎接。秀公到来时又是擂鼓，又是摇旗，又是在大的舰舳上高声喝道。这时荆公忽而到江边的芦苇中间停下来而等待秀公的到来。秀公让随从们靠岸，而大船左摇右荡，回旋了很久，才停泊到江边而与荆公相见。这时秀公非常惭愧，当他回去时，就罢去了舟船上的喝道。
拓展：王铚，生卒年月不详。字性之，自号汝阴老民，世称雪溪先生，。高宗建炎四年，纂集太宗以来兵制。绍兴四年书成，赐名《枢庭备检》。后罢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续上《七朝国史》等。九年，为湖南安抚司参议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摒斥，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觞咏自娱。
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着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其父王萃（字乐道）是欧阳修的学生。王铚少而博学，善诗论，强记闻，大观元年(1107)，王铚访曾布于京口，布以三子曾纡之女归之。大观中，王铚曾随父往江州，与释祖可结诗社于庐山下，有唱和；又在汝阴，着《侍女小名录》；此期间，与徐俯、洪炎、洪刍、惠洪、善权、张元干等有交往，并着《侍女小名录》。
政和三年春，王铚在京师与表兄高荷论黄庭坚诗中本事，并赋《国香诗》。政和四年初往宣城岳父处，途经当涂，访李之仪，示所辑欧阳修别集及蔡氏所辑苏轼《南浮集》，请其为序；该年三月，李之仪为欧阳修别集及苏轼《南浮集》作序；是年底，莘召铚回汝阴侍居。
宣和年间，王铚多在京，与汤举为太学同舍生；与江端本、张元干、王伦等有交往；宣和四年，王铚着《四六话》；宣和末，铚出京。靖康中入王襄军幕，作《靖康讨虏檄文》。
建炎元年五月，王襄贬官，铚离幕。建炎元年九月，王铚与晁说之相遇于睢阳，晁有诗文赠之。建炎二年，铚自扬州到海陵访晁说之，晁复以诗纪之。建炎三年，铚入康允之军幕，不久辞幕，作《与浙西帅康允之书》。建炎三年十一月，为范宗尹家藏兰亭帖作跋。建炎四年庚戌春，往湖州千金村访张元干。七月，权枢密院编修官，奉诏纂集祖宗兵制，其后书成，凡二百卷，赐名《枢庭备检》；十月，为楚州镇抚使赵立作传，高宗嘉叹久之。
绍兴元年辛亥，王铚为嵊县县学作《嵊县修学碑》；绍兴二年壬子，作《包山禅院记》；绍兴四年甲寅（1134），守太府寺丞，为言者奏罢。绍兴五年乙卯（1135），王铚以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庐山太平观；铚主管庐山太平观事见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八《右中大夫直宝文阁知衢州曾公墓志铭》，曾纡去世时铚为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太平观。绍兴七年六月，王铚避居剡溪山中，绍兴八年，献《宰执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得常同之荐，诏奉祠中视史官之秩。绍兴七八年间，又改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并与向子諲有交往。绍兴九年（1139）正月，铚献《元祐八年补录》及《七朝史》，由右承郎迁右宣义郎；二月，秦桧欲以永固为徽宗陵名，铚建言之。
绍兴十年庚申（1140）至绍兴十二年壬戌（1142），王铚居山阴；绍兴十二年作有《书谢文靖东山图》、《重刻两汉纪后序》等。绍兴十三年癸亥（1143），献《太玄经解义》，得赐金；又与毕良史游，为之作《跋古器图》、《题五老图》。绍兴十四年甲子（1144），居山阴，新除右宣教郎湖南安抚司参议官；三月，献《祖宗八朝圣学通纪纶》，诏迁一官。铚约卒于该年。王铚有子二人，长子王廉清字仲信，次子王明清字仲言，俱高才敏思，能世其学。

3. 阳公记是什么

一
袁宏字彦伯，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三二八年）出生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七世祖袁滂曾任东汉灵帝时的司徒，六世祖袁涣任过曹魏的郎中令，其后“袁氏子孙世有名位”。然而在袁宏年少的时候，其父临汝令袁勖去世，家道因之中衰，他不得不以运租自业。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袁宏以他的咏史诗受到谢尚的赏识，故于谢尚任安西将军、豫州刺史时，特聘其参议军事，从此踏上仕途。以后迁任大司马桓温府记室，因桓温重其文笔快捷典雅，遂专综书记。但是袁宏不满意桓温的专横跋扈和图谋篡逆，因而于着文或谈论中，多次冒犯桓温，故“荣任不至”。直到桓温死后，袁宏才由吏部郎出任东阳郡太守。不久，即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
公元三一六年）病死在任所，时年四十九岁。
袁宏一生写下诗赋诔表等计三百余篇，其中脍炙人口的则有东征赋、北征赋和三国名臣序赞。当时，王珣尝发出“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的感慨。所以袁宏是以“一时文宗”而着称于世的。唐代撰修晋书时，仍将他列入文苑传。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并不表现在文学方面，而是反映在他的史着中。除了久已散佚的竹林名士传外，后汉纪是他流传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

后汉纪仿荀悦汉纪而写，是一部出色的编年体断代史。其书共三十卷，约二十一万多字。所载起自王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迄于曹丕代汉，刘备称帝，记述了东汉二百余年的兴衰史。后汉纪的成书要早于范晔后汉书五十余年，是现存有关东汉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正如当年袁宏往往被人视作文章家而不是史学家一样，后汉纪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

二
魏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战乱频仍、政局变幻莫测的形势下，有的人为了给统治者提供历史的镜鉴，探求削平乱世的灵丹妙药；有的人在仕途得意之际，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以邀宠信；有的人在仕途失意之后，退而着述以寄托情怀，因而涌现出大量的史书。这些着史者大多出身于魏晋名门，为了昭明世系，炫耀门庭，在追溯士族源流之际，又多以东汉史作为其毕生努力之目标。在袁宏着作后汉纪的前后，有关东汉史的有影向的着作，就有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汉后书、谢沈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袁山松的后汉书（以上纪传体）和张璠的后汉纪（编年体）。这些着作主要都取材于东汉时断断续续修撰而成的东观汉记，但在取材的精疏、史识的高下、文笔的优劣、体例的纯驳、篇幅的繁简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袁宏不满意他所见到的诸种后汉书，于是发愤披阅资料，重加厘订，历时八年之久，终于撰成了后汉纪。其取材不可谓不富，撰述不可谓不勤，与主要是删削汉书而成汉纪的荀悦相比较，他所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所付出的努力也大得多，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更显得宝贵。
在魏晋时撰成的东汉史着中，后汉纪硕果仅存，绝非偶然。

首先，袁宏几乎搜集了当时有关东汉史的所有材料，在吸取诸书精华的基础上，删繁补缺，纠谬释疑，反复修改，不惮其烦，故能取得“比诸家号为精密”的评价。即使在后汉纪初稿流传后，袁宏发现张璠纪所言汉末之事，颇有可采，就又及时补充进来，使后汉纪关于汉末的记载，不仅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诸家后汉书，而且连晚出的范晔后汉书也不如其翔实。

其次，袁宏采用左传的史法，以汉纪作范本，完成了又一部便于观览而又详略有体的编年体断代史，在当时纪传体如林的史界中，别开一番洞天，因而也就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

然而清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中言：“宏所采亦云博矣，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然则诸书精实之语，范氏摭拾已尽。”这就是说，范书是诸家后汉书的总结性之作，要想弄清东汉历史，只要有范书就足够了，而包括袁宏后汉纪在内的其它诸家后汉书，已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这一观点确实代表了不少学者的看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范书博大精深，许多成就确非袁宏后汉纪所能企及。但是袁纪一则早成于范书五十多年，不少方面更接近于原始材料，因而史料价值不仅不低于范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高于范书。二则袁纪的精实之语，也并非全被范书所吸取，“其中多有范氏所删取而不尽录者”，往往可以订正范书的谬误和补充范书的不足。

如鲁丕举贤良方正对策、尚敏陈广学校疏、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朱宠与郑凯论颍川士人，以及明、章二帝的某些诏文，均不见于范书。其它与范书各有详略的情况则更多。如卷二十引朱穆奏记中有一段范书即失载，其文曰：“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户口既少，而无赀者多，当复割剥，公赋重敛。”对了解东汉中期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及其恶果很有帮助。

再如马续补撰班固汉书七表及天文志之事，有关佛与佛学思想在汉时传播的情况，有关朱宠生平和邓禹子邓股的事迹，均赖袁纪而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袁纪（一）可以订正范书的时间之误，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阳的月份、建宁元年九月朱瑀盗发窦武奏疏的日子，通鉴都舍范书而从袁纪。（二）可以订正范书地名之误，如和帝系葬于顺陵而非慎陵，刘攽即据袁纪以纠正范书及李贤注的错误。（三）可以订正范书谥号之误，如舂陵考侯当是孝侯之误。（四）可以订正范书姓名之误，如寒朗当作寋朗。（五）可以订正范书职称之误，如乐松非任中常侍而是侍中。（六）可以订正范书史实之误，如田况非败于赤眉，而是赤眉战败，不得不转入青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如王铨所说的那样，“读荀袁之纪，如未尝有班范之书；读班范之书，亦如未尝有荀袁之纪也。各以所存，自达于后也”。范袁二书各有其不可泯灭的史料价值，不可有所偏废。清惠栋后汉书补注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就与大量利用袁纪的材料以考订范书有关。

不仅如此，袁纪还保存了东观记天文志、五行志及西域传佚文十五条，华峤书之论四条。既让我们能更多地窥知这些佚书的原貌，也推翻四库馆臣关于东观记天文志已全阙的旧说。

无怪刘知几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这一书一纪，相得益彰，以袁纪配范书，符合事实，绝非溢美之辞。

显而易见，袁宏后汉纪这座有待进一步发掘的史料宝库，是研究秦汉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

三
后汉纪在史学上也颇具特色，有所创新。
首先，袁宏在荀悦“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写作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述方法，以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目的。

袁宏的“类书”，归纳起来有以下二种形式：

其一，把某人的某一品德，因类举事，末尾概括为“某某皆此类也”的品题式结语。如写王丹，则曰“其高抗不屈皆此类也”；写朱晖，则曰“其信义慎终皆此类也”；写乐恢，则曰“其不念旧恶，耻交进趣，皆此类也”；写周举，则曰“其公亮不挠皆此类也”。

其二，把时代相近而德行类似的人放在一起写。如卷五类书严光、周党、王霸、逢萌等所谓隐士；卷十一类书江革、毛义、薛苞等所谓孝子；卷十九类书任峻、苏章、陈琦、吴佑、第五访等所谓良二千石；卷二十二类书徐稚、姜肱、袁阆、韦着、李昙等所谓五处士。

而在卷二十二中，袁宏于叙述郭泰事迹的同时，涉及仇香、袁闳、黄宪、茅容、魏昭、孟敏、左原、黄元艾、贾子序等多人，文末概括以“其弘明善恶皆此类也”，“其善诱皆此类也”，接着又进一步类书与泰齐名的仇香、黄宪、陈寔三名士。于此袁宏合二形式为一，全文长达四千余字，所叙人物一个个活龙活现，颇有传神之笔。

自然上述方法处理得当，可以开拓编年史体的容量，使作者认为足以为法式的言行，更为集中地表达出来，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然而用之过度，则亦往往造成体例的不纯，连缀而出的名人小传，使编年史的特点为之减色。而袁宏喜欢品题人物，这种夸夸其谈的名士作风，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概念化，常由此导致写作的失败。于是，“类书”的成功也就与失败相伴随，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后汉纪中。

其次，袁纪详略有体，重点突出。他分别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叙述了东汉始建国和汉末纷乱的历史。两个时期各有众多的人物登场，事件也千头万绪，错杂纷纭。而袁宏宛如一个杰出的导演，把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乱，文约而不漏，其驾驭史料的能力令人惊叹。其中关于赤壁之战的描述，主要通过周瑜、诸葛亮、孙权三人的慷慨陈辞，展现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最终以“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一句收尾，文字洗练，语言生动，寓大战胜负于谈笑纵论之中，袁宏的文才于此得到高度的发挥。它为司马光写赤壁之战，提供了良好的先例。

这二部分是袁纪的精华所在，也是最堪补正范书不足之所在。

再则，袁纪很注重论赞，全书之论共计五十五条（包括所引华峤论四条），最长的达一千零三十四字，最短的四十一字，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共计约一万七千字左右，占全书篇幅的十二分之一，为历来史书所仅见。

固然，袁宏之论以名教观为核心，多迂腐陈旧之说，是魏晋士族腐朽世界观的一个缩影。刘知几批评他“务饰玄言，玉卮无当”，可谓一针见血！与荀悦尚能从经济方面探求动乱之由，还知道重民务实相比较，他的名教观可以说毫不足取。

但是，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撇开其名教观，其中也间有佳篇。

如袁宏纪卷二十二论风俗变迁，上下纵贯近千年，笔势放纵，较客观地反映了从春秋至汉末之风俗变迁的概貌。被后人推崇的范晔党锢列传序，其中两汉风俗部分，实取资于袁纪。

另外，如他肯定学术分歧，自古已然，天下之事，不必相袭，主张诸子百家，各存其说，不必强求整齐划一，并提出“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观点，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又如他指斥谶纬之虚妄，还借用贾谊之言，主张礼制非天之所设，乃人之所为，不修则坏，损益宜随时，其强调人为的作用和顺应时代而改革的看法，无疑是可取的。同时他又主张神道设教，在非人力所能解难释疑的时候，当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应变适会。他说：“神实聪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可见，袁宏并不把神看作是一种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东西，他更强调人的作用，把神道作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比起迷恋天人感应及图纬谶记的神学家来，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更多一点实用主义。

不难看出，袁宏后汉纪是一部可与荀悦汉纪相匹敌的编年体断代史代表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四
袁宏后汉纪的流传几经波折，不绝一?，迄今尚无善本。
早在宋代，后汉纪的刻本已“衍文助语，乱布错置，往往不可句读”。祥符中之钱唐刻本和绍兴中之浙东刻本，今已不可得见。至明初，袁纪“尤所希觏”，以至成弘年间吕柟校刻荀悦汉纪时，竟未能刻及后汉纪。幸赖嘉靖黄姬水刊本和万历南京国子监本，才能使我们得以看到后汉纪的基本原貌。然而二刻脱讹滋甚，令人遗憾。

清康熙年间襄平蒋国祚、蒋国祥兄弟取黄本与南监本互校，复采范书及章怀诸注为证，祥加考校，宁阙勿妄，号称近代精本，不愧为袁纪功臣。而陈璞言其“校改黄本，亦十不及五，且有误改”，也确系事实。故陈璞于清末取陈澧、果亲王所校之黄本与蒋本对校，复用东观汉记、魏志裴注、范书章怀注、续汉志刘昭注、通鉴考异诸书校正之，遂刻之于广东学海堂。惜其未见南监本，且识见不高，所获亦甚少。此外尚有龙溪精舍刻本，乃依蒋氏本，而略加校改而成；四部丛刊本则影印明本，实黄本之滥觞，从广流布，而与校勘无补。

鉴于上述情况，以康熙蒋氏本兼取黄本、南监本之长，校刻较为审慎，故取其为工作底本。又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之经果亲王、陈澧批校的黄本、明冯班批校的南监本与之重校一过，兼取学海堂本、龙溪精舍本、四部丛刊本之长，尽己所能以恢复后汉纪之本来面目。

在已故导师陈直先生的关怀下，此项工作自一九七九年初始，三易其稿，至今已四年有余。虽兢兢业业，不敢少辍，然而学既不广，识见亦浅，率尔操觚，疏谬之处，实所难免。每念及此，不禁汗颜。今以此稿奉献读者，实为抛砖引玉，力促后汉纪这一优秀史作能引起史界的重视，使之重放异彩。校注不到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必须一谈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师友的关怀和帮助。其中张岂之、林剑鸣、戴南海、杨绳信诸先生从业务上多有指教，而游钦赐、张天杰诸先生又在工作上给予照顾。此外，北京图书馆的李致忠、薛殿玺二同志及善本书室工作人员，在图书借阅上提供了不少方便。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张荣芳同志在百忙中，代为抄录了陈澧东塾遗稿中读后汉纪全文。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王沛霖同志在通阅全稿时，又多有指正。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周天游一九八三年五月于西安

凡例
一、本书的校勘，以清康熙蒋国祚、蒋国祥兄弟刊本为工作底本，用果亲王、陈澧手校的明嘉靖黄姬水本、冯班手校的明万历南京国子监本、清光绪广东学海堂本、龙溪精舍丛书覆校蒋氏本、四部丛刊影明本与之相较。迷信古书，不敢轻改一字，其蔽失之陋；遇所不解，奋笔随意改窜，其蔽失之妄。故整理古籍一要慎重细致，二要当改则改。为了使当校改者尽量得到校改，而即使出现纰漏，也使读者有纠正的可能，特作如下处理：凡底本不误，他本讹误者，一律不出注；其文字有重要不同，且具参考价值者，则出注。凡可直接改正者，径改之，并于注中说明；疑而不能决者，亦于注中提出倾向性意见。凡属误文、衍文当删者，括以圆括号；凡已改正之正文和应补入之脱文，括以方括号。
二、现存后汉纪诸本多有讹脱，故本书除版本互校外，又用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东观汉记、七家后汉书诸书，比较异同，以资校助。

三、本书前人已做过不少校勘工作，如陈澧东塾遗稿之读后汉纪、蒋国祚两汉纪字句异同考、陈璞两汉纪校记、纽永建两汉纪校释，以及果亲王、陈澧、冯班的眉批，本书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他们的成果，并于注中一一标明所出。

四、除文字校勘外，本书注释着重于史实的考订，并尽量吸收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为研究东汉史的读者提供方便。

五、仿资治通鉴点校本之例，于诸年号下括注干支和公历，以便检查。

六、本书辑得佚文七条，除附录于书末外，且分别列入相应卷之注中，予以说明。对其一、二条有疑义者，亦考辩之。

七、有关袁宏生平及着述的记载或评论，均不多见，是研究袁宏及其史学思想的宝贵资料。现尽力网罗，分别归入袁宏传及其轶事、历代着录及杂论、叙跋诸目下，附之书末。

八、为读者阅读方便，书后还编附引用书目。

原序
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一〕、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二〕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
〔一〕四库提要以为此“汉纪”，“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者”，甚谬。按此“汉纪”，实乃“汉记”之误，即东观汉记也。袁纪卷首虽接续荀纪言西汉末史事，而行文绝无相袭之处，一阅即可知。而东观汉记乃诸家后汉书之本源，袁纪亦不例外。古者纪、记多混用，不可随文附会。

〔二〕“谢忱”乃“谢沈”之误。晋书本传、北堂书钞卷五七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俱作“谢沈”，隋志及新旧唐志亦然。

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一〕，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也，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异，言行趣舍，各以类书。故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扬，寄其高怀，末吏区区注疏而已〔二〕。其所称美，止于事义；疏外之意，殁而不传，其遗风余趣蔑如也。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

〔一〕史记有八书，此作“十书”，乃袁宏为行文方便，约略言之。

〔二〕陈澧曰：“末吏者，谓末世史官也。注疏者，条记其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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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汉武帝论文

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摘 要]汉初制度多疏阔，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吁虽殷，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的措施，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盛世的合理内核，从中获得历史启迪。

[关键词]汉武帝；制度；变革；创新；启迪

一个政权的初建阶段，往往是百废待举，不得不以解决燃眉之急为务，无暇顾及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而欲使国家达到鼎盛状态，却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从西汉前期的“无为而治”到汉武帝的“多欲”、“强为”政治的转变，明确无误地印证了这一历史规律。汉武帝的时代，无疑以事功显赫而着称于史册，如果探究造成这一强盛时代的诸多因素，大力推行制度变革无疑应该属于首选之列。目睹汉代兴衰过程的历史学家荀悦，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说：“先王立政，以制为本。……上有常制，则政不颇；下有常制，则民不二。”[1](《孝文皇帝纪》上)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结论。从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有序发展的视角，解读汉武帝盛世的出现，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一、直面制度变革：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

汉文帝时期，胸怀远大政治抱负的政论家贾谊，就在他的千古雄文《治安策》中为制度的欠缺、国家的软弱而太息流涕，发出改制以求强的呼吁。他特别针对政治等级失序的问题，提出“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2](《礼乐志》)。他还为统治者草拟了礼仪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并对这套制度充满了自信，“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

业而安”[2](《贾谊传》）。即认定以制度治国可以弥补“人治”的缺陷，这是他的理性追求。他的制度设计，不似后世儒者的迂腐，而颇有熔铸礼法为一的务实色彩。正如陈苏镇的判断，贾谊等人“所关注的是在‘法令’、‘刑罚’之外，再建立一套‘礼’的制度，形成以‘礼’为主、以‘法’为辅的制度体系”[3](p251)。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一批身居高位的军功权贵的坚决反对，贾谊的主张无法得以实施[2]（《贾谊传》）。汉初的因循静默之风，可以导致社会秩序的恢复，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在制度建设方面乏善可陈。荀悦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圣王之制，务在纲纪。……汉初国家简易，制度未备。”[1]（《孝文皇帝纪》上）这是对汉初政局特点的准确归纳，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2]（《公孙弘卜式儿宽列传》）。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有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4]（《平准书》）可见，制度的不完备，已经构成了对统治秩序的潜在威胁。因此：推进制度建设以改变汉初的因循局面，就成为汉武帝必须承担的责任。

董仲舒应时而出，倡言必须变革国家制度，才能真正达到天下大治：“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2]（《董仲舒传》）所谓“更化”，就是改革。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对祖宗的成规遗意，后人只有恪守的义务，而无变更的权利。而董仲舒却有勇气蔑视政治禁忌，评判西汉前期的利弊得失。“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定评，即便不是对“文景盛肚”的否定，也是包含着无尽的遗憾。在呼吁变革方面，董仲舒无疑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并非是董仲舒的独特之见，当时的贵族思想家刘安也在大谈法令制度必须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5](《汜论训》）刘安尽管最终走上了与汉武帝分庭抗礼的道路，但在论证变法求治的必要性上，却与董仲舒、汉武帝有呼应之实。汉武帝晚年自我分析不得不变革成法的原因是：“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6](《汉纪》）此时，君臣都不满意汉初的立国规制，而把变革制度、造就盛世，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汉武帝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厉行改制，奋发有为，才建立起显赫的功业，成为名垂千古的雄才大略之主。

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是：“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2]（《严助传》）汉哀帝时的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等人，在议论汉武帝的历史地位时特别强调：“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2]（《韦贤传》附《韦玄成传》）班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则在人才济济之外，特意强调“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2]（《循吏信》）。这些议论，显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立论取向：特别推崇汉武帝大力推行制度变革，为子孙后世垂范立制所作出的贡献。汉人如此重视从制度层面来讨论汉武帝的历史地位，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理性和远见，甚至称之为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宝贵遗产也不为过。这样深邃的认识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汉武帝重视制度变革的实际举措，为汉代思想家提供了源头活水。

二、推行制度变革：安邦治国的必由之路

汉武帝治国施政，既有魄力非凡的一面，也有非常务实和理性的一面。在涉及变革的许多领域，他往往是标本兼治——不仅采用一些行之有效的权宜性手段，更重视推行制度建设，以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的。

以一系列立法削弱藩国势力

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之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汉武帝继轨而起，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主父偃是擅长于分析利害的政论家，他迎合汉武帝厉行中央集权的意愿，上书建言：“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2]（《主父偃传》）汉武帝深知它的奥妙之所在，立即予以采用。在“推恩”这样流露着血缘温情的名号之下，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且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其客观效果是，“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2]（《诸侯王表·序》）。

此外，还有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关于“阿党法”的内容，据张晏的注释是“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2]（《高五王传》）。这就迫使诸侯王国的高级官吏，为了自身的安危，也必须把监视诸侯王的动静作为第一要义。诸侯王不仅丧失了治国理民的事权，还必须承受来自傅、相的就近监督。甚至于有这样的事例发生：朝廷任命有严苛之名的大臣为王国之相，尚未到任，担心受到迫害的国王就畏罪自杀了。诸侯王反而受制于名义上的属官，其政治地位的削弱是新法规的必然结果。因此，班固在论及“阿党法”之时，特意强调“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2]（《高五王传》），就是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影响之深远。关于“左官律”的内涵，据服虔的注释是：“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也。”应劭也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2](《诸侯王表》）创立此制的用心，不外乎阻止有进取心的人士仕宦于诸侯王国，从人力资源上防止诸侯国势力再度膨胀。关于“附益法”的规定，据张晏注释为：“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2]（《诸侯王表·序》）立法宗旨似乎在于防范朝廷大臣与诸侯勾结、为诸侯谋取利益。这几个法律制度，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的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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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除了织席贩履的草民，刘备还有什么强大的社会背景吗

张世平、苏双是是东汉末年中山的大商人，拥有极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且和刘备明显交情不菲。黄巾之乱时，他们正好在刘备的老家涿郡贩马，认识刘备，觉得刘备非同一般就和刘备有了交集成为了朋友。在黄巾之乱刘备起兵时，还是这两人帮助了刘备，给予了刘备钱财，才让刘备得以招募武装了不少兵马，能够成功起兵。

汉末三国，蜀汉先主刘备，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织席贩履的草民，相反他拥有极其可怕的社交圈。不仅仅是身份地位都极高的老师卢植，他的师门简直是强大到恐怖，从师祖陈球、马融，到师叔郑玄、管宁、华歆都是不简单的人物，甚至刘备的老师卢植畜生的范阳卢氏也是后来着名的大家族。此外，刘备还拥有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强大的好友，军事方面有身份北方最强大的诸侯之一的公孙瓒，经济方面有财里丰厚的张世平、苏双。早期的刘备，正是靠着他们的不断帮助才能够一直坚持下来。

刘备创业的一路上，都没有离开师门长辈、宗族兄弟、同学友人的帮助。先是张世平、苏双给他钱财助他成功招兵起事，又是黄巾之乱时刘虞带领他战斗，黄巾之乱时老师卢植也提供给了刘备不小的帮助。又有公孙瓒收留，诸侯会盟讨伐董卓时还是公孙瓒带他去的，讨伐董卓后刘备暂时就待在了公孙瓒处（刘备手下的大将赵云原本就是公孙瓒的大将，只是刘备在公孙瓒那里时把赵云给拐走了。）。在徐州战败之后无处可去的刘备又得到了老师郑玄的帮助，是郑玄的游说才让袁绍放心的收留了刘备。袁绍战败之后，刘备得到了刘表的帮助，给了他新野的地盘，并且还愿意把荆州让给他。

所以刘备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屌丝逆袭记，也不是什么咸鱼翻身记，他不仅不是平头老百姓，反而拥有强大的社会背景，一路上都有贵人帮助。可以想象，光是他的师门，郑玄门下就有几千人，这都是刘备的同学，光这一点他的社交圈就已经极为可怕的。

6. 语文文言文翻译先公言 与阁二丈询仁同赴省试

原文：
先公言：与阎二丈询仁同赴省试，遇少年风骨竦秀于相国寺。及下马去毛衫，乃王元泽③也。是时盛冬，因相与于一小院中拥火。询仁问荆公出处，曰：“舍人④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数至重，不晚且来。雱不惟赴省试，盖大人先遣来京寻宅子尔。”询仁云：“舍人既来，谁不愿赁宅，何必预寻？”元泽答曰：“大人之意不然，须与司马君实⑤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择邻必须司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 可法，欲令儿曹有所观效焉。’”
荆公知制诰，丁母忧，已五十矣，哀毁过甚，不宿于家，以藁秸为荐，就厅上寝于地。是时潘夙方知荆南，遣人下书金陵。急足至，升厅，见一人席地坐，露颜瘦损，愕以为老兵也。呼院子令送书入宅，公遽取书，就铺上拆以读。急足怒：“ 舍人书而院子自拆可乎？”喧呼怒叫。左右曰：“此即舍人也。”急足惶恐趋出，且曰：“好舍人，好舍人！”
陈秀公罢相，以镇江军节度使判扬州。其先茔在润州，而镇江即本镇也。每岁十月旦、寒食，诏许两往镇江展省。两州迎送，旌旗舳舰，官吏锦绣，相属于道，今古一时之盛也。是时，王荆公居蒋山，骑驴出入。会荆公病愈，秀公请于朝，许带人从往省荆公，诏许之。舟楫衔尾，蔽江而下，街告，于舟中喝道不绝，人皆叹之。荆公闻其来，以二人肩鼠尾轿，迎于江上。秀公鼓旗舰舳正喝道，荆公忽于芦苇间驻车以俟。秀公令就岸，大舟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见。秀公大惭，其归也，令罢舟中喝道。
（选自王铚《默记》）

【注】①王荆公：王安石。②吴国夫人：王安石妻子。③王元泽：王雱，王安石之子，字符泽。④舍人：官名。⑤司马君实：司马光，字君实。因排行十二，又称司马十二。
翻译：
我父亲曾说过这样一件事：他年轻时与阎询仁同赴省试，于相国寺遇到一个风骨脱俗的少年，下马脱去皮袄相见，原来此人是王安石。于是三个人聚在一个小院里烤火，阎询仁问王安石：“前几次省试你怎么没来参加？”王回答说“父亲一直在生病，没有其他原因。朝廷的恩德越来越重，现在来也还不晚。这次不但参加省试，也是按父亲的要求来找房子的。”询仁说：“你（名气那么大）既来到东京，谁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你呢，何必预先找呢？”王回答说：“我父亲另有想法，想要与司马君实（即司马光，砸缸的那位）住的邻近。在家的时候就常说：‘邻居就要找司马光这样的，这个人在家里的种种言行都值得学习，我要让你们学他的样子。’”
王荆公掌管诏令起草,遭逢母亲丧事,已经年过五十,忧伤过度,不在家里居住,以草席为褥垫,在厅中睡在地上.这时潘夙正掌管荆南,派人送信到金陵.急行信使（类似快递员）到了之后,到大厅里看到一个人席地而坐,瘦骨嶙峋,惊愕地认为是老兵.喊他送信到内宅,荆公拿过信当发即在地铺上拆开来读,信使生气地说：“中书舍人（的信）而老兵可擅自拆读吗?”大呼小叫,左右侍从说：“这就是中书舍人.”信使惶恐地快步退出说：“好中书舍人,好中书舍人!”
陈秀公在宰相罢职之后，以镇江军节度使身份兼任扬州知州。他的祖坟在润州，而润州所在的镇江府也就是他所任节度使的本镇。每年的十月初一和寒食节，皇上诏许他两次去镇江扫墓祭奠。扬州、润州两地送迎时，有旌旗，有舳舰大船，官吏们穿锦束绣，在道路上连接不断，是从古到今一时最为盛大的。这个时候，王荆公居住在江宁的蒋山，出入都骑着一头驴子。正巧荆公的病痊愈了，秀公就向朝廷请求，准许他带着人众去探视荆公；朝廷下诏答应了这个请求。前去时，舟船一个接一个，蔽江而往，又是在街上张贴布告，又是在舟船上不停地喝道，要行船和行人避开。看到的人都对之感叹不已。荆公听说陈公来了，就让两个人抬着一顶小鼠尾轿，在江上迎接。秀公到来时又是擂鼓，又是摇旗，又是在大的舰舳上高声喝道。这时荆公忽而到江边的芦苇中间停下来而等待秀公的到来。秀公让随从们靠岸，而大船左摇右荡，回旋了很久，才停泊到江边而与荆公相见。这时秀公非常惭愧，当他回去时，就罢去了舟船上的喝道。
拓展：王铚，生卒年月不详。字性之，自号汝阴老民，世称雪溪先生，。高宗建炎四年（1130），纂集太宗以来兵制。绍兴四年（1134）书成，赐名《枢庭备检》。后罢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续上《七朝国史》等。九年，为湖南安抚司参议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摒斥，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觞咏自娱。
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着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其父王萃（字乐道）是欧阳修的学生。王铚少而博学，善诗论，强记闻，大观元年(1107)，王铚访曾布于京口，布以三子曾纡之女归之。大观中，王铚曾随父往江州，与释祖可结诗社于庐山下，有唱和；又在汝阴，着《侍女小名录》；此期间，与徐俯、洪炎、洪刍、惠洪、善权、张元干等有交往，并着《侍女小名录》。
政和三年春，王铚在京师与表兄高荷论黄庭坚诗中本事，并赋《国香诗》。政和四年初往宣城岳父处，途经当涂，访李之仪，示所辑欧阳修别集及蔡氏所辑苏轼《南浮集》，请其为序；该年三月，李之仪为欧阳修别集及苏轼《南浮集》作序；是年底，莘召铚回汝阴侍居。
宣和年间，王铚多在京，与汤举为太学同舍生；与江端本、张元干、王伦等有交往；宣和四年，王铚着《四六话》；宣和末，铚出京。靖康中入王襄军幕，作《靖康讨虏檄文》。
建炎元年五月，王襄贬官，铚离幕。建炎元年九月，王铚与晁说之相遇于睢阳，晁有诗文赠之。建炎二年，铚自扬州到海陵访晁说之，晁复以诗纪之。建炎三年，铚入康允之军幕，不久辞幕，作《与浙西帅康允之书》。建炎三年十一月，为范宗尹家藏兰亭帖作跋。建炎四年庚戌（1130）春，往湖州千金村访张元干。七月，权枢密院编修官，奉诏纂集祖宗兵制，其后书成，凡二百卷，赐名《枢庭备检》；十月，为楚州镇抚使赵立作传，高宗嘉叹久之。
绍兴元年辛亥（1131），王铚为嵊县县学作《嵊县修学碑》；绍兴二年壬子（1132），作《包山禅院记》；绍兴四年甲寅（1134），守太府寺丞，为言者奏罢。绍兴五年乙卯（1135），王铚以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庐山太平观；绍兴六年（1136），朱敦儒（希真）、徐度（敦立）来访。铚主管庐山太平观事见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八《右中大夫直宝文阁知衢州曾公墓志铭》，曾纡去世时铚为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太平观。绍兴七年六月，王铚避居剡溪山中，绍兴八年，献《宰执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得常同之荐，诏奉祠中视史官之秩。绍兴七八年间，又改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并与向子諲有交往。绍兴九年（1139）正月，铚献《元祐八年补录》及《七朝史》，由右承郎迁右宣义郎；二月，秦桧欲以永固为徽宗陵名，铚建言之。
绍兴十年庚申（1140）至绍兴十二年壬戌（1142），王铚居山阴；绍兴十二年作有《书谢文靖东山图》、《重刻两汉纪后序》等。绍兴十三年癸亥（1143），献《太玄经解义》，得赐金；又与毕良史游，为之作《跋古器图》、《题五老图》。绍兴十四年甲子（1144），居山阴，新除右宣教郎湖南安抚司参议官；三月，献《祖宗八朝圣学通纪纶》，诏迁一官。铚约卒于该年。王铚有子二人，长子王廉清字仲信，次子王明清字仲言，俱高才敏思，能世其学。

7. 翻译赵逊娶妻

《居易续谈》 清·王士禛

吕宋国所产烟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丝薰。余既详之前卷，近京师又有制为鼻烟者，云可明日，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琉为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种不一。颜色亦具红紫黄白黑绿诸色，白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以象齿为匙，就鼻嗅之，还纳于瓶。皆内府置造，民间亦或仿而为之，终不及。
京官旧例：各衙门称谓，有一定仪注，不可那移。如翰詹称老先生，吏部称选君、印君，员外以下称长官，科称掌科，道称道长是也。自康熙丙子祭告回京，见闻顿异。各部司及中行评博，无不称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也。
邯郸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施乞者，二见而怒，痛捶而逐之，妻子泣谏不听。未几，二遍体生毒疮，溃烂而死。梦告其子曰：“我以忤逆不孝，罚往京师宣武门西车子营张二家作猪，汝可速往赎归，迟无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师宣武门，访张氏，果有牝豕，适生数子，其一，豕身人面，有髭，貌如其父。子痛哭述其故，愿以十金赎归，张不听而杀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
江南道监察御史张瑗，题为逆恶之罪，既已正典于前朝，私竖之碑，岂宜传流于后世，亟请乾纲敕毁以儆奸邪，以垂鉴戒事：“恭闻我皇上前岁翠华南幸，命修岳飞之墓，赐题于谦之碑，诚以此二臣者，忠贯日月，义壮山河，故特表而扬之，以风示天下，夫善在必彰者，则恶在所必瘅。臣奉命巡视西域，前往西山一带查阅。至香山碧云寺，寺后峻宇缭墙，覆压数里，郁葱绵亘，金碧辉煌，疑是前代王侯寝宫。询之土人，乃知为故明罪恶滔天、磔尸身后逆�魏忠贤之墓。墓上有穹碑二，忄乞然并立，大书“钦差总督东厂官旗办事掌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尚膳监印务司礼监秉笔总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忠贤之墓。”臣观览之下，不禁发指。夫魏忠贤者，在故明天启时，窃操国柄，屠毒忠良，恶贯满盈，一时群小皆出其门。德碑生祠，几遍天下，神人共愤，道路以目。至崇祯初年，罪状发露，押往祖陵，潜行自尽，磔尸河间。气迄今公论在人，尚恨戮尸不足以蔽厥辜。乃畿辅近地，尚留此秽恶之迹，僭越之制，何以儆巨憝、昭大法哉？况当奉旨纂修《明史》之时，凡明季忠良被祸诸臣，无不立传表扬，以彰公道。光天化日之下，岂容奸孽余党，胆大泼天，目无三尺？仰祈天威乾断，敕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划平其墓，俾天下后世，知凶恶之徒不能逭宪典于身前，并不能保坟墓于身后。其于圣明瘅恶之义，不啻炳如日星，严如斧钺矣。”云云。奉旨：“魏忠贤碑墓，着交与该城官员仆毁划平。该部知道。”瑗赋诗纪事云：“彰瘅表天道，诛赏昭王纲。伊谁实职之，兰台凛秋霜。道惟Θ奸宄，庶以全善良。揽辔出都门，陟睇西山冈。庐舍匝阡陌，各各营农桑。厥俗一以朴，民气尤悦康。榛莽化兰蕙，无复嗥豺狼。寻憩古佛刹，绀碧何辉煌。背负诸墓碣，封树皆貂�。逆阉冢逾制，陵园相颉颃。穹碑矗霄汉，长松绕垣墙。以彼稔凶恶，万死奚足偿。搏噬纵鹰犬，汤镬烹鸾凰。天地尽瞑晦，白日无晶光。古多寺人祸，兹祸逾汉唐。国步倏<帛危>�，社稷旋沦亡。彼身已寸磔，墓胡留山阳。我见发上指，冲冠心激昂。及此不铲�，无乃忤苍苍。拜疏请明旨，圣德奋乾纲。碑仆墓亦毁，狐兔将安藏。尧舜除四凶，海宇称平章。诛恶及胜国，来者心自臧。岩壑湔秽浊，草木回芬芳。聊以佐史笔，宪纪于焉张。”瑗字蘧若，祁门人。予辛未科南宫所取会元也。以编修改御史，一时赋诗纪事者甚众。按工部郎中万公�景疏云：“臣于三月诣陵开工，过香山碧云寺，见魏忠贤所营坟墓，碑石峥嵘，隧道深�，翁仲簪朝冠而环列，羊虎接驼马以森罗。制作规模，仿佛陵寝。”云云。则阉擅国柄时，自营生圹已久。特既诛之后，未有建议毁之者，故幸存至今耳。
京师粥花者，以丰台芍药为最。南中所产惟梅、桂、建兰、茉莉、栀子之属。近日亦有佛桑、榕树。榕在闽广，其大有荫一亩者。今乃小株，仅供盆盎之玩。佛桑重台者，永昌名花上花。见《�林伐山》。
二十年来，京师士大夫不复用金扇。初则尚金陵仰氏、伊氏素纸扇，继又尚青阳扇、武林各色夹纱扇。未几，废而不行，独尚曹氏靴扇、溧阳歌扇。一时风会，虽小物亦然，殆不可晓也。
壬午六月初九日，召集内阁、九卿及翰詹、卿寺、科道各部郎中四品以上官于保和殿，传上谕云：“寻章摘句，华丽词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余年，惟日兢兢，未尝少称万几，自警有始无终之诮，念兹在兹也。政事之暇，颇好书射。历年以来，所积临摹字幅，赐卿等观之。”臣士正得绢素大字一幅，共二十七字云：“惟正是视，元黄匪惑，非礼不观，仪型是则，慎尔所觌，无愆斯德。临米芾。”首尾凡小玺三曰：“渊鉴斋”（长寸余，阔八分，白文）、“康熙宸翰”（方一寸三分，白文）、“敕几清宴”（方一寸四分，朱文）。是年七月二十三日恭纪。
盘山拙庵（智朴）和尚，自江南还山以，《沧浪高唱》画册来索题。盖师访宋牧仲开府于吴门，适朱竹坨（彝尊）太史自禾中来，会于沧浪亭，共赋诗见怀，而画史高简图之者也。宋诗云：“清沟辟就老烟霞，瓢笠相过道路赊。摧得一瓶豆苗菜（菜名，出盘山），来看三月牡丹花。因缘大事公能了，潦倒粗官我自嗟。好向沧浪亭子上，旃檀香里奉袈裟。经行斜日且观鱼，黄鸟缗蛮入耳初。接席金风旧亭长（竹坨），怀人蚕尾老尚书（阮亭）。春深玉版容参悟，岁晚花宫待扫除。拂子一挥怀小住，空林明月暮钟余。”
《异物汇苑》：“巴旦杏出哈烈国，今北方皆有之。京师者实大而甘，山东者实小肉薄。少津液，土人贱之不食。独其仁甘，可以佐菹。”
庚辰三月，朝阳门外东岳庙火，殿庑皆烬，独左右道院无恙。特发内帑，并令在京在外大小官员捐助，仍以裕亲王监视之，阅岁始毕，上亲临幸焉。庙中仁圣帝炳灵于司命君四丞相像，皆元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刘元所塑。元最善抟换之法，天下无与比。至是皆毁于火。
壬午，顺天乡试五经监生二人：一庄令舆，江南武进人；一俞长策，浙江桐乡人。初以违例帖出，仍具题请旨。奉旨：“俱着授为举人，准会试，嗣后愿作五经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九卿等详议具奏。”
二月二十五日，特命皇长子临故少傅、大学士王熙之丧，拜奠举哀，特恩异数，都人惊传，以为未尝有也。上谕：“以世祖皇帝旧臣，故加殊礼。”内阁部院诸臣公疏谢恩，报闻。
十二日，在畅春院，御试庚辰科鼎甲汪绎等及庶吉士。十七日，命下，留馆授职者十三人。顾图河（甲戌一甲第一）汪绎、季愈皆鼎甲，余庶吉士，满汉共十人（戊展庶吉士梁佩兰张尚瑗，辛未庶吉士狄亿，皆外用。外用者，共三十二人）。
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赐履，以老病请告，允之。仍令居京师备顾问。
五月十五日，朝退，御乾清门，赐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御书扇各一。士正得御制《虎邱》五言律诗一首（前有畅春小印，后有“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二印）。
今京师宴席，最重鹿尾，虽猩唇驼峰，未足为比。然自唐已贵之。陈子昂《鹿尾赋》云：“卒网罗以见逼，受庖割而罹伤。岂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杀身于此堂？为君雕俎之差，厕君金盘之实。”云云。若六朝已来，则以麈尾为谈柄耳，未闻充盘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诗，亦以鹿尾、驼蹄作对。
胡氏《经籍会通》云：“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外拱辰门西。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岁三日，庙市月三日。今京师书肆，皆在正阳门外西河沿，余惟琉璃{穴羔}厂间有之，而不多见。灯市初在灵佑宫，稍列书摊。自回禄后，移于正阳门。大街之南，则无书矣。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货集慈仁寺，书摊止五六。往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余庚申冬过之，有《两汉纪》初印本最精。又《三礼经传通解》，亦旧刻，议价未就。旬日市期早过之，二书已为人购去，懊恨累日，至废寝食。壬午夏，见旧版《雍录》雕刻极工。重过之，已为人购去矣。癸未夏，得《陈子昂文集》十卷，犹是故物。然如优钵罗花，偶一见耳。
米紫来（汉雯），宛平人，明太仆友石（万钟）之孙也。父寿都，字吉士，亦知名。紫来以顺治十八年辛丑登第，多技艺，工书画，书仿南宫，尤工金石篆刻。以长葛知县行取，适有博学宏词之举，改翰林编修。以典试�误，久之，召入供奉内庭，迁侍讲，赐宅西华门。寻病卒。太仆有勺园，在京城西海碇，与武清侯清华园相望，亦曰风烟里。今畅春苑，即两园故址也。紫来少喜交游，所交游皆海内名士。与予最相善，颇有倡和。其诗惜为书画所掩，亦散佚无俦矣（紫来曾以其滇中诗属予论次）。
宋时武林马塍藏花之法；纸糊密室，凿地作坎、覆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黄，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候汤气薰蒸，则扇之，经宿则花放。今京师园丁亦然。予尝以冬月寄诸盆花，约明年花树不败，则酬其直。惟桂花不能如旧，《西湖志余》谓桂必清凉而后放。法当置石洞岩窦间，暑气不到处，鼓以凉ざ，乃开。今与桃、梅、杜丹之属同置暖室地窖，宜其不殖也。此亦格物者所当知。
元时张迨中者，字子正，都城书老，善制笔。管用坚竹，毫用鼬鼠，精锐宜书。吴兴赵子昂、淇上王仲谋、上党宋齐彦，皆与之善。尚方时，有所需，非迨中制不用也。每自持笔以入，必蒙赐酒。今京师未有以善笔名者矣。
顺治初，京师有卖水人赵逊者，未有室，同辈醵金谋为娶妻。一日，于市中买一妇人归，去其帛，则发毵毵白，居然妪也。逊曰：“妪长我且倍，何敢犯非礼？请母事之。”居数日，妪感其忠厚，曰：“醵钱，本欲得妇耳。今若此，反为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纫衣中，当易金为君娶妇以报德。”越数日，于市中买一少女子。入门见妪，相抱痛哭则妪之女也。盖母子俱为旗丁所掠丽相失者，至是皆归逊所。妪即为之合卺成礼，妪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存珠数颗，可鬻之为归计，乃携婿及女俱归。二子者固无恙，一家大喜过望。妪乃三分其产，同居终其身。人以为逊忠厚之报云。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盗发古冢，视其志铭，乃明特进荣禄大夫柱国食禄一千一百石修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壬申，嗣其父为燕山前卫百户，守御开平。永乐间，五从车驾北征有功，累升本卫，世袭指挥同知。洪熙中，升后军都督府佥事，赐蟒龙衣。充参将，镇守大同。寻命为总兵官，镇居庸。宣德中，征乐安州，破兀良哈，北狩洗马岭，皆扈从。升都督同知，总督官军匠作，修造京师城垣、濠堑、桥道。正统中，升左都督，敕谕提督营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正统辛酉告成，特升今爵锡，诰券。子孙世袭，以八年夏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关北原。子荣、孙煜留守，中卫指挥王淳撰文，卞聚书，龚善同篆。予考�州仁宣以后功臣伯表，无清名，故具录之。
本朝朝仪，大朝日，驾出乾清门，至保和殿稍驻。大学士、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堂上官、翰林、起居注官，于保和殿门外行三跪九叩头礼。先行，自甬道入太和殿后门出，立詹下，内阁东立西向，都察院西立东向，然后驾至太和殿升座。惟起居注班殿内，在诸王之后，亦儒臣之极荣也。
康熙己卯，南巡视河工，回跸。有御制诗云：“行遍江南水与山，柳舒花放鸟绵蛮。明朝又入邳徐路，凤阙龙楼计日还。”会予以御史大夫被旨，与大司徒陈公（廷敬）、大宗伯张公（英）、大司空王公（鸿绪）入直南书房，因获恭睹，共叹为太平和吉之意云。
本朝新进士胪传后，自鼎甲授翰林修撰、编修外，余皆引见，钦选庶吉士。分清汉书，与鼎甲三人一体教习。顺治间，定例：清书者，升内阁学士；汉书者，升京堂官。或往升侍郎，如程其相（芳朝），以丁亥榜眼及第，至侍读学士，升太常寺卿；左虔孙（敬祖），以己丑会元，至侍读学士，升通政使；临朐冯易斋相国（溥），以读学升吏部侍郎；钱塘黄次辰相国（朴），以读学升礼部侍郎是也。如胜国甲科，即不拘此例。故王宗伯敬哉（宗简）白司寇东谷（印谦）、高侍郎念东（珩）、胡学士此庵（统虞）诸公，皆为三院学士。三院者，国史秘书宏文院也。庶吉士，则专隶宏文，既设内阁，遂罢三院不设。而别立翰林院，以学士掌之。
鸟兽毛羽之奇异者，如红紫鹦鹉、五色鹦鹉、红鸽、红鸠、鹅儿黄马、桃红瓣点子花马、朱毛虎、山水文豹、朱砂鼠、绿胡蝶，予或见或闻，皆并录之。近日，京师金鱼颜色种种变化，尤为艳异。而白鱼朱砂点者，或在首，或在背，或在尾，置之盆池，游泳�佥喁，灿若锦绮，信生物之不可测也。闻又有蓝其色者，惜未见。至于鸽之属、兔之属，亦多异种，不能悉记。又顾邻初《客座赘语》云：“全椒学博王忠征，曾以祷雨，见红鹅，疑是神物，非世所恒有。”莱阳姜如农�乘别墅，有红鹅馆。陈其年（维崧）检讨诗余，有紫鹅桥。未详出处，不敢辄书。
子少游京师日，与汪苕文（琬）、刘公<甬戈>（体仁）倡和，晨夕过从无间。一日，往汪邸舍，其小仆孙玉者，走报曰：“王贻上来。”苕文出，为予述之。予笑曰：“此子不减萧茂挺家仆。”
本朝遇内朝行庆贺礼，则上率东宫拜于两宫之门内，诸王公、贝勒、贝子等从拜于门外，阁臣亦与焉。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已下，则拜于午门，最为得体。宋天圣中，明肃太后垂帘，诏皇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寿。范文正仲淹方为秘阁校理，上疏请皇帝率亲王皇族于内中上寿，诏宰臣率百僚于前殿上两宫寿，即今制也。事详《儒林公议》。
鳆鱼产青莱海上，珍异为海族之冠。《南史》有饷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钱。今京师以此物馈遗，率作鲍鱼，则讹作秦始せ�京中物，可笑。又一郎官馈岁单，有烧鸦，见之愕然。徐问之，乃鸭之讹耳。
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舆，舆前藤棍双引喝道。四品自佥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舆，单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云某官来，以便行人回避。明代阁臣入直，呵殿至闻禁中，今则至棋盘街左右即止。凡八座皆然，行入，亦无回避者矣。
今京官四品，如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佥都御史，骑马，则许开棍喝道，肩舆则否。予同年徐敬庵（旭龄），由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出都日，骑马开藤棍，此旧例也。凡巡抚入京陛见，多乘二人肩舆，亦不开棍喝引。
予为盘山释智朴题诗，用苗茨字，朴疑之，书询所出。按《洛阳伽蓝记》：“奈林南有魏明帝苗茨之碑。”杨炫之释曰：“以蒿覆之，故云苗茨。”
康熙中，尝命画苑写耕织图，御制诗冠其上方，刻印颁行。按此图，始于宋于潜令四明，楼�（按他本皆作钥）作《耕织图》以献思陵，各系五言八句诗，逐段有宪圣皇后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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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