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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生殿·驚變(譯文)

全文譯文如下：

唐明皇偏好美色，當上皇帝後多年來一直在尋找美女，卻都是一無所獲。楊家有個女兒剛剛長大，十分嬌艷，養在深閨中，外人不知她美麗絕倫。天生麗質、傾國傾城讓她很難埋沒世間，果然沒多久便成為了唐明皇身邊的一個妃嬪。

她回眸一笑時，千姿百態、嬌媚橫生；六官妃嬪，一個個都黯然失色。春寒料峭時，皇上賜她到華清池沐浴，溫潤的泉水洗滌著凝脂一般的肌膚。侍女攙扶她，如出水芙蓉軟弱娉婷，由此開始得到皇帝恩寵。鬢發如雲顏臉似花，頭戴著金步搖。

溫暖的芙蓉帳里，與皇上共度春宵。情深只恨春宵短，一覺睡到太陽高高升起。君王深戀兒女情溫柔鄉，從此再也不早朝。承受君歡侍君飲，忙得沒有閑暇。春日陪皇上一起出遊，晚上夜夜侍寢。後宮中妃嬪不下三千人，卻只有她獨享皇帝的恩寵。

金屋中梳妝打扮，夜夜撒嬌不離君王；玉樓上酒酣宴罷，醉意更添幾許風韻。兄弟姐妹都因她列土封侯，楊家門楣光耀令人羨慕。於是使得天下的父母都改變了心意，變成重女輕男。驪山上華清宮內玉宇瓊樓高聳入雲，清風過處仙樂飄向四面八方。

輕歌曼舞多合拍，管弦旋律盡傳神，君王終日觀看，卻百看不厭。漁陽叛亂的戰鼓震耳欲聾，宮中停奏霓裳羽衣曲。九重宮殿霎時塵土飛揚，君王帶著大批臣工美眷向西南逃亡。車隊走走停停，西出長安才百餘里。六軍停滯不前，要求賜死楊玉環。

君王無可奈何，只得在馬嵬坡下縊殺楊玉環。貴妃頭上的飾品，拋撒滿地無人收拾。翠翹金雀玉搔頭，珍貴頭飾一根根。君王欲救不能，掩面而泣，回頭看貴妃慘死的場景，血淚止不住地流。秋風蕭索掃落葉，黃土塵埃已消遁，回環曲折穿棧道，車隊踏上了劍閣古道。

峨眉山下行人稀少，旌旗無色，日月無光。蜀地山清水秀，引得君王相思情。行宮里望月滿目凄然，雨夜聽曲聲聲帶悲。叛亂平息後，君王重返長安，路過馬嵬坡，睹物思人，徘徊不前。萋萋馬嵬坡下，荒涼黃冢中，佳人容顏再不見，唯有墳塋躺山間。

君臣相顧，淚濕衣衫，東望京都心傷悲，信馬由韁歸朝堂回來一看，池苑依舊，太液池邊芙蓉仍在，未央宮中垂柳未改。芙蓉開得像玉環的臉，柳葉兒好似她的眉，此情此景如何不心生悲戚?春風吹開桃李花，物是人非不勝悲；秋雨滴落梧桐葉，場面寂寞更慘凄。

興慶官和甘露殿，處處蕭條，秋草叢生。宮內落葉滿台階，長久不見有人掃。戲子頭已雪白，宮女紅顏盡褪。晚上宮殿中流螢飛舞，孤燈油盡君王仍難以入睡。細數遲遲鍾鼓聲，愈數愈覺夜漫長。遙望耿耿星河天，直到東方吐曙光。

鴛鴦瓦上霜花重生，冰冷的翡翠被裡誰與君王同眠?陰陽相隔已一年，為何你從未在我夢里來過?臨邛道士正客居長安，據說他能以法術招來貴妃魂魄。君王思念貴妃的情意令他感動。他接受皇命，不敢怠慢，殷勤地尋找，八面御風。

駕馭雲氣入空中，橫來直去如閃電，升天入地地遍尋，窮極天堂地府，都毫無結果，都找不見。忽然聽說海上有一座被白雲圍繞的仙山。一座被白雲圍繞的仙山。玲瓏剔透樓台閣，五彩祥雲承托起。天仙神女數之不盡，個個風姿綽約。

當中有一人字太真，肌膚如雪貌似花，好像就是君王要找的楊貴妃。道士來到金闕西邊，叩響玉石雕做的院門輕聲呼喚，讓小玉叫侍女雙成去通報。太真聽說君王的使者到了，從帳中驚醒。穿上衣服推開枕頭出了睡帳。逐次地打開屏風放下珠簾。

半梳著雲鬢剛剛睡醒，來不及梳妝就走下壇來，還歪帶著花冠。輕柔的仙風吹拂著衣袖微微飄動，就像霓裳羽衣的舞姿，裊裊婷婷。寂寞憂愁顏，面上淚水長流，猶如春天帶雨的梨花。含情凝視天子使，托他深深謝君王。馬嵬坡上長別後，音訊顏容兩渺茫。

昭陽殿里的姻緣早已隔斷，蓬萊宮中的孤寂，時間還很漫長。回頭俯視人間，長安已隱，只剩塵霧。只有用當年的信物表達我的深情，鈿盒金釵你帶去給君王做紀念。金釵留下一股，鈿盒留下一半，金釵劈開黃金，鈿盒分了寶鈿。

但願我們相愛的心，就像黃金寶鈿一樣忠貞堅硬，天上人間總有機會再見。臨別殷勤托方士，寄語君王表情思，語中誓言只有君王與我知。

當年七月七日長生殿中，夜半無人，我們共起山盟海誓。在天願為比翼雙飛鳥，在地願為並生連理枝。即使是天長地久，也總會有盡頭，但這生死遺恨，卻永遠沒有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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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生殿》是清初劇作家洪升創作的傳奇（戲劇），共二卷。該劇定稿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

全劇共五十齣。前半部分寫唐明皇、楊貴妃，長生殿盟誓，安史亂起，馬嵬之變，楊貴妃命殞黃沙的經過。

後半部分大都采自野史傳聞，寫安史亂後玄宗思念貴妃，派人上天入地，到處尋覓她的靈魂；楊貴妃也深深想念唐明皇，並為自己生前的罪愆懺悔。他們的精誠感動了上天。在織女星等的幫助下，終於在月宮中團圓。

《長生殿》重點描寫了唐朝天寶年間皇帝昏庸、政治腐敗給國家帶來的巨大災難，導致王朝幾乎覆滅。劇本雖然譴責了唐明皇的窮奢極侈，但同時又表現了對唐明皇和楊貴妃之間的愛情的同情，間接表達了對明朝統治的同情，還寄託了對美好愛情的理想。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長生殿

2. 長生殿的白話文翻譯

清·洪升《長生殿》白話釋義：

唐明皇偏好美色，當上皇帝後多年來一直在尋找美女，卻都是一無所獲。楊家有個女兒剛剛長大，十分嬌艷，養在深閨中，外人不知她美麗絕倫。天生麗質、傾國傾城讓她很難埋沒世間，果然沒多久便成為了唐明皇身邊的一個妃嬪。

她回眸一笑時，千姿百態、嬌媚橫生；六官妃嬪，一個個都黯然失色。春寒料峭時，皇上賜她到華清池沐浴，溫潤的泉水洗滌著凝脂一般的肌膚。侍女攙扶她，如出水芙蓉軟弱娉婷，由此開始得到皇帝恩寵。鬢發如雲顏臉似花，頭戴著金步搖。

溫暖的芙蓉帳里，與皇上共度春宵。情深只恨春宵短，一覺睡到太陽高高升起。君王深戀兒女情溫柔鄉，從此再也不早朝。承受君歡侍君飲，忙得沒有閑暇。春日陪皇上一起出遊，晚上夜夜侍寢。後宮中妃嬪不下三千人，卻只有她獨享皇帝的恩寵。

金屋中梳妝打扮，夜夜撒嬌不離君王；玉樓上酒酣宴罷，醉意更添幾許風韻。兄弟姐妹都因她列土封侯，楊家門楣光耀令人羨慕。於是使得天下的父母都改變了心意，變成重女輕男。驪山上華清宮內玉宇瓊樓高聳入雲，清風過處仙樂飄向四面八方。

輕歌曼舞多合拍，管弦旋律盡傳神，君王終日觀看，卻百看不厭。漁陽叛亂的戰鼓震耳欲聾，宮中停奏霓裳羽衣曲。九重宮殿霎時塵土飛揚，君王帶著大批臣工美眷向西南逃亡。車隊走走停停，西出長安才百餘里。六軍停滯不前，要求賜死楊玉環。

君王無可奈何，只得在馬嵬坡下縊殺楊玉環。貴妃頭上的飾品，拋撒滿地無人收拾。翠翹金雀玉搔頭，珍貴頭飾一根根。君王欲救不能，掩面而泣，回頭看貴妃慘死的場景，血淚止不住地流。秋風蕭索掃落葉，黃土塵埃已消遁，回環曲折穿棧道，車隊踏上了劍閣古道。

峨眉山下行人稀少，旌旗無色，日月無光。蜀地山清水秀，引得君王相思情。行宮里望月滿目凄然，雨夜聽曲聲聲帶悲。叛亂平息後，君王重返長安，路過馬嵬坡，睹物思人，徘徊不前。萋萋馬嵬坡下，荒涼黃冢中，佳人容顏再不見，唯有墳塋躺山間。

君臣相顧，淚濕衣衫，東望京都心傷悲，信馬由韁歸朝堂回來一看，池苑依舊，太液池邊芙蓉仍在，未央宮中垂柳未改。芙蓉開得像玉環的臉，柳葉兒好似她的眉，此情此景如何不心生悲戚?春風吹開桃李花，物是人非不勝悲；秋雨滴落梧桐葉，場面寂寞更慘凄。

興慶官和甘露殿，處處蕭條，秋草叢生。宮內落葉滿台階，長久不見有人掃。戲子頭已雪白，宮女紅顏盡褪。晚上宮殿中流螢飛舞，孤燈油盡君王仍難以入睡。細數遲遲鍾鼓聲，愈數愈覺夜漫長。遙望耿耿星河天，直到東方吐曙光。

鴛鴦瓦上霜花重生，冰冷的翡翠被裡誰與君王同眠?陰陽相隔已一年，為何你從未在我夢里來過?臨邛道士正客居長安，據說他能以法術招來貴妃魂魄。君王思念貴妃的情意令他感動。他接受皇命，不敢怠慢，殷勤地尋找，八面御風。

駕馭雲氣入空中，橫來直去如閃電，升天入地地遍尋，窮極天堂地府，都毫無結果，都找不見。忽然聽說海上有一座被白雲圍繞的仙山。一座被白雲圍繞的仙山。玲瓏剔透樓台閣，五彩祥雲承托起。天仙神女數之不盡，個個風姿綽約。

當中有一人字太真，肌膚如雪貌似花，好像就是君王要找的楊貴妃。道士來到金闕西邊，叩響玉石雕做的院門輕聲呼喚，讓小玉叫侍女雙成去通報。太真聽說君王的使者到了，從帳中驚醒。穿上衣服推開枕頭出了睡帳。逐次地打開屏風放下珠簾。

半梳著雲鬢剛剛睡醒，來不及梳妝就走下壇來，還歪帶著花冠。輕柔的仙風吹拂著衣袖微微飄動，就像霓裳羽衣的舞姿，裊裊婷婷。寂寞憂愁顏，面上淚水長流，猶如春天帶雨的梨花。含情凝視天子使，托他深深謝君王。馬嵬坡上長別後，音訊顏容兩渺茫。

昭陽殿里的姻緣早已隔斷，蓬萊宮中的孤寂，時間還很漫長。回頭俯視人間，長安已隱，只剩塵霧。只有用當年的信物表達我的深情，鈿盒金釵你帶去給君王做紀念。金釵留下一股，鈿盒留下一半，金釵劈開黃金，鈿盒分了寶鈿。

但願我們相愛的心，就像黃金寶鈿一樣忠貞堅硬，天上人間總有機會再見。臨別殷勤托方士，寄語君王表情思，語中誓言只有君王與我知。

當年七月七日長生殿中，夜半無人，我們共起山盟海誓。在天願為比翼雙飛鳥，在地願為並生連理枝。即使是天長地久，也總會有盡頭，但這生死遺恨，卻永遠沒有盡期。

原文：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

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

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

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

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天旋地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

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

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

梨園弟子白發新，椒房阿監青娥老。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

遲遲鍾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

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

為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

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

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里夢魂驚。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

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颻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

昭陽殿里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

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

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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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背景：

《長生殿》的故事來自於唐朝開元天寶年間的史實。唐明皇楊貴妃的故事在安史之亂以後便開始在民間流傳，並經常為文人的創作所採用。晚唐的詩人白居易就寫過長詩《長恨歌》，同時的陳鴻寫過傳奇《長恨歌傳》，這些都是有高度藝術成就的作品。

元明以來，無論諸宮調、院本、雜劇、南戲、傳奇、彈詞、鼓詞中，都有有關這個故事的創作，例如明人吳世美有傳奇《驚鴻記》。

在這些作品中，有的著重描寫他們荒淫的宮廷生活，有的側重描寫他們的愛情，具有濃厚的悲劇意味。

元雜劇在清代已無法直接演出，而《驚鴻記》中「涉穢」的情節讓人不滿，所以，為這樣一個人所熟知的歷史故事編寫一種較為完美的演出劇本，是《長生殿》創作的主要動因。

《長生殿》取材廣博。主要取材於：白居易《長恨歌》、陳鴻《長恨歌傳》。 元白仁甫之《梧桐雨》。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

洪升在作《長生殿》前，先寫《沉香亭》一劇，取明皇貴妃事（中間有李白事）。其後又去李白，加入李泌輔肅宗事，改名《舞霓裳》。

更刪楊妃、安祿山穢事，增其歸蓬萊、唐明皇游月宮事，專寫兩人生死之情，遂定名為《長生殿》。前後增改，十餘年凡三易稿（見《長生殿》作者《例言》）。

足見其辛勤、嚴肅，不輕易如此。《長生殿·自序》作於康熙十八年（1679年），據說《長生殿》劇本的創作，是受庄親王世子所請。

3. 古代詩人的人格理想和處事態度

古代文人仕途失意後，大都歸隱山林，吟景詠物的根本原因即在此。在描山繪景的過程中，詩人的心靈得以凈化，人格得以升華。 詩人在經歷了追逐功名，沉溺狂放的喜與懼之後，以「委運大化」的自然觀為人格理想，以耕耘南山為生存方式，鑄成了真切、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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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論的詩性空間—— 人格精神（上）
作者：李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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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裂 與 重 鑄——漢魏之交的人格精神與文學理論

公元2至3世紀的漢魏之交，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的轉折。此「轉折」乃全方位的：政治、軍事、哲學、宗教、思想、文化、文學、藝術……而所有的這些轉折，體現於整體的與個體的「人」身上，便是人格的斷裂與重鑄。
人格，指整體性地呈現於生活中的真實的自我，包括外在的氣質、風度、容止、行為和內在的哲學——美學理想、精神境界、倫理觀念以及人生各階段與人格各層面的心理趨向及沖突。對文學家而言，人格同時呈現於日常生活與文學作品。審美創造的過程，也就是主體人格的生成過程。漢魏之交文學家的人格，有著理想與現實、文本式存在與日常生活式存在的相悖，她以一種沖突的方式承擔著悲慨而厚重的審美文化精神與藝術精神。本文採用中國傳統文論「知人論世」、「覘文見心」等方法，並借鑒西方人格心理學的方法與觀念，重新解讀漢魏之際的文學與人格，在民族心靈史與古代文學史的雙重背景下，追尋漢魏之交鄴下人格的詩性建構和建安文學的人格魅力。

黨 人 玉 碎
——黨錮之禍導致漢儒人格的斷裂

漢代獨尊儒術，士大夫的人格塑造，其規范與準的，是儒學關於「人」的一系列的理論，漢儒人格愈來愈成為一種楷模。然而，在東漢後期的黨錮之禍中，孔儒人格模式遭受嚴重挫折。黨人們絕非要反叛或丟棄漢儒人格模式，相反，他們是在執著而頑強地實踐這種人格模式時，遭遇了滅頂之災。漢儒人格玉碎了。
東漢黨人的捨身取義和曹孟德的唯才是舉，從不同的側面，共同釀成漢儒人格的斷裂；而曹操人才思想的重才輕德，劉劭《人物誌》的人格類型和何王玄學「聖人」人格精神的自然無為，為新的人格範型的誕生提供了思想營養。
孔儒人格的構成是非常復雜的，並非一兩句話能夠囊括。究其大要，似可概括為「忠君」和「憂道」。《論語·八佾》的「臣事君以忠」，確立了孔儒人格的「忠君」內涵，在此基礎上，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人格准則。而這一人格准則，實際上包含了孔子理想中的社會秩序和等級制度，這也就是孔子念茲在茲的「道」。
在孔子的那個時代，士大夫中並無多少「忠君」「憂道」者；人們見得較多的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同上），是「邦無道」（《論語·衛靈公》）。所以孔子要悲嘆：「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終其一生，都在為「道」而勞苦奔波，他主張「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論語·衛靈公》）。故石門司門人稱孔子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論語·憲問》）。
然而，孔子的「忠君」與「憂道」並非是絕對的或至高無上的，而是有前提有條件的。在孔子看來，所事之君如果無道，便可以不去「忠」他，所謂「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孔子四處傳道而四處碰壁，但他沒有一條道走到黑，更沒有去「殺生以成仁」，而是退而作《春秋》。顏淵說：「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史記·孔子世家》）真正的君子，是既能兼濟也能獨善的。所以，孔子的人格構成以「忠君」「憂道」為內核，既有執著、剛烈的一面，也有中和、柔順的另一面，後者便是「中庸之道」。
在獨尊儒術的漢代，孔子「忠君」「憂道」的人格要義被片面強調以至衍為極端。董仲舒是儒學的權威闡釋者，他認為「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天子是法天而行道的，所以有絕對之權威。在這里，不僅「忠君」被絕對化，而且「憂道」也成為「忠君」的一個組成部分。
孔儒人格的「忠君」與「憂道」，體現在漢代士大夫的社會行為中，便是維護朝綱，忠於皇權，為大一統政權而苦心劬勞。東漢後期，宦官、外戚專權，「主荒政繆，國運委於閹寺」（《後漢書·黨錮列傳》），君臣失序，國運惟危，這種社會政治環境為士大夫的人格塑造與顯現，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舞台，在士大夫與外戚、宦官的殊死抗爭中，我們看到孔儒人格的高揚以及高揚之後的斷裂。
《後漢書·黨錮列傳》所列舉的「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依次為「一世之所宗」、「人之英」、「能以德行引人者」、「能導人追宗者」、「以財救人者」。他們是一群有著孔儒人格自覺的士大夫，在人格形象上堪為時人之楷模。他們的「德行」尤其受人稱道，《世說新語·德行篇》，開篇便敘陳仲舉。陳仲舉為黨人「三君」之一，他「言為世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說新語》用近十則的篇幅，描述幾位東漢黨人的「德行」，除了陳蕃，還有李膺（「八俊」之一）、郭林宗（「八顧」之一）、陳仲弓等。
黨人之反對外戚、宦官，其根本動機，是要維護皇權，要恢復君臣秩序，要挽救岌岌可危的大一統政權。在「忠君」「憂道」這一點上，黨人充分顯現出他們人格構成中的孔學內涵。孔子是「吾道一以貫之」，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東漢黨人更是自覺地憂道乃至於殉道。李膺坐黨事免官在家，鄉人勸其逃避，膺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後漢書·黨錮列傳》）巴肅（「八顧」之一）在遭拘捕時，不僅不逃，而是「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同上）生死關頭為道義而獻身——黨人的人格形象，受到時人的高度贊賞，「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同上）。
尚道尚義，殉道殉義，在當時的士大夫中已釀為風氣。黨錮之禍中，黨人若遣返鄉里，則會如凱旋的英雄一般受到歡迎；若幽囚獄中，則會有成百上千的人為之上書為之請願；若慘遭殺戮，則會有更多的士人為之祭奠為之哭泣……早在黨錮之前，李固因反對梁冀而暴屍通衢，且不許收葬。李固的弟子郭亮撫屍慟哭，守吏欲加罪於亮，亮慨然以對：「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以死相懼?」（《後漢書·李固傳》）黨人范滂與母親訣別，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後漢書·黨錮列傳》）為了「道」與「義」而死去，是值得驕傲的壯行義舉。
黨人的言行舉止，典型地表現出漢儒人格中的忠孝、仁義、從善、嫉惡。以范滂為例，《黨錮列傳》記他被太尉黃瓊征為屬員，朝庭令三府掾屬會集殿上，議論天下州郡官員的政績：
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奸暴，深為民害，豈以污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
他的疾惡如仇，他的檢舉污吏，是為了「王道」為了國家社稷，表現出「臣」對「君」的忠誠。
范滂對朝庭的一片忠誠，並不為朝庭所理解，反遭黨錮之禍。范滂被抓進監獄後，桓帝派中常侍王甫審問他，指責他「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庭，虛構無端」。范滂對曰：
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
儒家善善惡惡、仁義孝悌，是東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人格准則，《黨錮列傳》說范滂委任政事之時，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跡斥逐，不與共朝」。身陷囹圄之後，范滂更表現出儒者的仁慈和臨危不懼、殺身成仁的英雄氣概。在獄中，「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
范滂終於被殺。《黨錮列傳》將他的死寫得十分的悲壯。為他送行的，是他的老母和幼子。對母親，他不能再盡孝心，反使「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對兒子，他不能再履訓導之責，只能留下遺訓：
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
范滂的這兩句遺訓，已成為千古名言，它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而多方面的。孔孟之後，士大夫受儒家思想熏染哺育，已形成以忠君憂道為要旨，以孝悌仁義為綱紀，以中庸之道為調劑的人格模式。時至東漢末年，黨錮禍起，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以捨身取義殺身成仁的英雄主義，高揚儒家人格理想，舍中庸而尚剛烈，峻激之至，幾近斷裂。他們對君國對朝庭一片忠心，得到的回報卻是羈幽牢受酷刑；他們處處為善，時時行仁，卻處處碰壁，時時受挫，他們待人以誠，處事以善，卻被流言、誹謗所包圍，厄運纏身，命途多舛。
黨人在與外戚、宦官作殊死抗爭時，他們對已成為精神支撐和人生理想的孔儒人格要義，還並無多少懷疑。在孔儒人格的導引下，他們勇敢地前行；而等待他們的卻是拘捕、禁錮、掠拷、殺戮。一旦走到生命盡頭，回首短暫人生，他們便不能不對自己所篤信一生的孔儒人格進行反思。范滂的臨終遺言，便是這種反思的最真實也是最生動的記錄。
惡是不能為的，惡有惡報；那麼為善呢?范滂為善一生，落得什麼結果?以生命為代價來實踐儒家理想人格的范滂，卻在臨終時顯露出「善惡不為」的道家人格傾向。《淮南子·說山訓》：「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xxx]《淮南子》「旨近《老子》」（高誘《〈淮南子〉敘目》[xxxi]，其「善惡弗為」之論，是將老子的「無為」與莊子的「齊物」人格化，是《莊子》理想人格「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的具體表現。由此可見，當漢儒人格模式玉碎於黨錮之禍時，新的人格範型的道家內涵已經孕育其中了。
范曄撰《後漢書》，記范滂與老母幼子訣別而悲嘆「則我不為惡」，不禁感慨系之：
論曰：李膺振拔污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盪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應該說，范曄的這番話，頗為准確地把握住了東漢黨人豐富而痛苦的內心世界。由重道、憂道乃至殉道，最終走向「道之將廢」，黨人人格走完了她悲壯而凄涼的歷程。

曹 公 唯 才
——曹操人才觀與魏晉人格重鑄

東漢黨錮之禍，「三君」、「八俊」們以捨身取義的英雄主義，高揚儒家人格精神，舍中庸而尚剛烈，峻激之至，幾近斷裂。漢儒人格模式在東漢末年的「玉碎」，既是一曲無可奈何的「輓歌」，又是一曲回腸盪氣的「凱歌」，它在悲嘆儒家理想主義破滅於現實世界的同時，又謳歌孔儒人格在精神領域的勝利。「玉碎」並不等於中止或結束，黨人們「捨身」了，但他們所殉之「義」或「道」並未與身俱殞。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中斷孔儒人格的，是曹操。
孔門四科，「德行」為首；孔儒人格要義，實際上是一整套倫理道理規范。東漢黨人，大多沒有「文學」才能，即便是「政事」之才亦無卓越之處，使其人格得以展示的外顯性行為，主要是「清議」，所謂「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後漢書·黨錮列傳》）正是在這種「橫議」與「題拂」中，表現出他們的忠孝、仁義之德性，從而使他們的「名聲」大震!
曹操出身於宦官之家，他與漢季清議之士、門閥士族，在心理上可以說有某種先天性的隔膜。《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說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盪，不治行業」，裴松之注引《曹瞞傳》，曾敘及曹操年少時如何同自己的叔父和父親玩弄「權數」。曹操自稱「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魏志·武帝紀》）。曹操所言之「道」，當然與孔儒之道無涉，而是「權數」，是御人之術。
曹操「性不信天命之事」（《魏志·武帝紀》裴注引《武帝故事》），輕儒學而重刑名，在用人觀上，則是重才能而輕德性。曹操對儒家人格的挑戰，對魏晉人格的重鑄，首先從「輕德性」開始。《魏志·武帝紀》記曹操因惜才而不殺魏種曰：
初，公舉種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種不棄孤也。」及聞種走，公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擒種，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
「唯其才」，是曹操人才思想的核心。建安十二年，曹操滅袁紹，下令封賞功臣：「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翌年，曹操遭赤壁之敗，統一天下的雄心嚴重受挫，更覺事業之艱難，人才之寶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賢令》，提出著名的「唯才是舉」的口號：
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魏志·武帝紀》）
此《求賢令》還舉了「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的例子。《論語·憲問》說「齊桓公正而不譎」，而齊桓公聞歌識寧戚，則是上古君王重用賢才的著名例子。曹操在他的樂府詩《秋胡行》其一中，引用了這個典故：
正而不譎，辭賦依因。[xxxii]
繼建安十五年下《求賢令》之後，曹操又兩次下令求賢，這便是建安十九年的《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和建安二十二年的《舉賢勿拘品行令》。三道求賢令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拋棄正統儒家的「德行」標准，確立重才能、輕德性的用人原則及思想傾向。曹操直言：「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魏志·武帝紀》）他公開下令舉薦那些「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魏志·武帝紀》裴注引《魏書》）。
曹操「唯才是舉」，其直接動機，當然是為了他的軍國大計；但究其深遠，似不僅限於此。陳寅恪先生指出：
孟德求賢三令，大旨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貪詐之污名，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也。由此推之，則東漢士大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無從堅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據矣。故孟德三令，非僅一時求才之旨意，實標明其政策所在，而為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xxxiii]
此處「安身立命」之說，殊可注意。漢代獨尊儒術，儒家學術及周孔道德，乃漢代士大夫言行舉止之依據，安身立命之根基。東漢黨人敢於同外戚宦官抗爭，雖萬死而不辭，靠的是精神支撐，是人格力量，是漢代士大夫視為「金科玉律」的忠孝仁義。而孟德求賢，公開宣稱「勿拘品行」，「勿廢偏短」，公開招慕「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這對於維系漢代士大夫人格長達數百年之久的孔儒道德倫理，無異於釜底抽薪。
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曹操的人才思想，既是沿襲了數百年的漢儒人格的中斷，又是一種新的人格模式的重鑄。
與孔儒人格針鋒相對，曹操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必須有「才」。孔儒人格也並非不要才，只是「才」須在「德」的統馭之下，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論語·憲問》），有德者也必定有才，德與才是體與用之關系。孟德之「重才」，則是要將「才」從「德」之中解放出來，賦予完全獨立的地位。有才無才，成了孟德衡量人才的主要標准；而有德無德，則是無關緊要的。
曹操所言之「才」，首先是「治國用兵之術」，是實干之才，但其中也包括了廣義上的「文才」。阮瑀是曹操使人焚山才得到的人才，為曲既捷，為文且速，深得曹操賞識。「太祖（曹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志·王粲傳》裴注引《典略》）曹操不殺陳琳，也是因為他有文才，所謂「愛其才不咎」（《魏志·王粲傳》）。
僅就文學創作而言，曹操本人也是堪稱「大才」的。《魏志·武帝紀》裴注引《魏書》：「（太祖）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曹操還愛好音樂，裴注又注引《曹瞞傳》，說「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這也就是後來劉勰所說的「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詩章」（《文心雕龍·時序篇》）。
曹操所看重的「才」，似應包括才能、才藻、才情。才能施之於實干，才藻用之於篇章，而才情，則是與文學創作有關的獨特的個性或性情。
劉師培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首次標舉「清峻」與「通脫」：
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尚通脫；脫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xxxiv]
「清峻」肇於「刑名」，與儒家「經術」相對；「通脫」則與孔儒之「禮」相悖，既「侈陳哀樂」，又「漸藻玄思」。後來魯迅論曹操，亦標舉「通脫」：「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又說：「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大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xxxv]魯迅之論「通脫」，是對劉師培之意的引申與發揮。劉師培還談到「縱橫」，魯迅則稱之為「壯大」。
清峻、通脫、縱橫、壯大，既可狀曹操文章之風格，又可寫曹操人格之特性。曹操以「唯才是舉」的人才思想中斷了孔儒人格；又以重才能、才藻和才情的人格理論，以治國用兵和賦詩作文的實踐，重建著一種新的人格範型，而這種人格範型的要義便可表述為清峻、通脫、縱橫、壯大。曹操之後，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幾經變遷，但曹操所奠定的人格基調總是如影相隨，比如嵇康、阮籍的清峻，左思、劉琨的壯大，以及東晉玄言詩人和陶淵明的通脫。
漢魏之際對魏晉人格重鑄產生重大影響的，還有劉劭《人物誌》以「才性」為中心的人格類型說和何王玄學的「聖人」人格精神。
劉劭本是曹魏政治集團中人，其人格理論的思想傾向與曹操大體一致。《人物誌》論人格，並不提「忠孝仁義」的孔儒人格要義，而著重討論人格類型與人格識鑒，討論各種人格類型在才能與性情方面的特徵以及考察、辨析人格的各種方法。《人物誌》的人格類型說，從「才」與「性」兩個方面立論：論人格之「性」，以「元氣」為根柢，以「陰陽剛柔」為體別，以秉氣之「偏兼多寡」為依據，細致周詳地辨析各種人格類型的性情、氣質之特徵；論人格之「才」，則將實用與審美融為一體，其「十二流業」中專門討論了三種審美創造之才：文章、儒學與口辯。
「才性」之說始於孟子。儒家的人格品鑒雖說是「才性」並舉，但看重的是德性而不是才能，所謂「人格形象」，實質上是「道德形象」。漢儒之褒貶屈原，「依經立義」，從「才性」角度塑造屈原的人格（道德）形象。漢魏之際，在黨人將孔儒人格之「性」高揚到佼而欲折的程度之後，曹操舉起「唯其才」的大旗，向儒家仁孝道德挑戰。隨後，則是劉劭《人物誌》以「才性」為綱要，建構起系統而精緻的人格理論。《人物誌》的人格類型說和曹操的人才思想，共同賦予「才性論」以新義：一是重才情而輕德性，二是其思想內涵發生從倫理向心理的轉型，三是超越實用功利而走向藝術與審美，四是以「氣質性格」之「性」和「文章詩賦」之才塑造出新的人格形象。
魏晉人格重鑄對孔儒人格模式的突破，有一個更為悠久也更為根本的思想來源，這就是道家理想人格。漢魏之交，老莊學說之復興，道家理想人格之重受青睞，其典型的理論形態，便是何王玄學中的「聖人」人格理想。何晏與曹魏宗室休戚相關，王弼又為何晏所激賞，二人不尊儒術而祖述老莊，其直接動機，是在動盪不安的社會背景之下，引進「以無為本」的道家思想，以解決漢代經學所不能解決的理論問題和精神危機。何王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晉書·王戎傳》），又認為聖人體無，與道融合，「至美無偏」，「無形無名」（王弼《論語釋疑·泰伯》）。這與《莊子》人格理想中「不從事於務」（《齊物論》）、「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刻意》）的「聖人」是大體相同的。
聖人之體無、至道，其人格特徵便是從世俗道德規范和功利事務中超脫出來，返歸自然無為的至上之境。何晏說：「自然者，道也。」（《列子·仲尼》張湛注引《無名論》）無為、無名、無偏、無形，便是法自然、任自然。王弼亦主張聖人「順自然」的處世態度：「聖人達自然之至（性），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老子注》二十九章）。儒道兩家皆以「聖人」為理想人格之名號，而儒家之「聖人」重名教（社會倫理道德規范），道家之「聖人」重自然（達天地之性的人之本然情性）。何王玄學之人格理想的「自然」，成為魏晉人格的根本特徵，並在人格發展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如竹林人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蘭亭人格的消散於自然和南山人格的歸盡於自然。從漢魏之交到魏晉之交，再到晉宋之交，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幾經變遷，這種源於《莊子》理想人格的自然之性卻是一脈相承的。

鄴 下 悲 慨
——曹操詩之悲慨與鄴下人格基調

漢獻帝建安年間的鄴城，一城而兼數任：鄴縣縣城，魏郡郡治，冀州州治。曹操自建安九年（204）攻佔鄴城，除了征戰在外，始終未離開此地。正如漢建安實際上已是魏建安，漢鄴城實際上亦已成了魏都。曹孟德在鄴城，數下求賢令，廣招人才，戰亂中的文人士大夫陸陸續續投奔到了曹氏麾下。大約在建安十四到十六年間（209—211），建安文壇上的一流作家（曹氏父子、建安諸子、女詩人蔡琰等），已在鄴下會齊。
曹操是鄴城之主，也是建安文學之主。曹操的人才思想，成為漢魏之際孔儒人格模式之中斷與新的人格範型之孕育的主要原因；曹操對個體生命的詩性關注，曹操詩文中的憂生、憂人與貴生、貴人，曹操詩風的悲慨、蒼涼、縱橫、壯闊、清峻、通脫，鑄成鄴下人格的基本色調與美學魅力。在中國文學史上，曹操既開一代詩風，亦創鄴下人格，並為這種新的人格範型奠定了美學的、心理學的基調。鄴下文人集團，無論是曹丕將乃父之悲慨淡化為哀婉，還是曹植將亡父之蒼涼凝結為憂郁，或者建安諸子的或孤傲（如劉楨）、或沉鬱（如王粲）、或舒緩（如徐幹）……均不同程度地折射出鄴城之主的詩風與人格的雙重投影。
讀曹氏兄弟以及劉楨、王粲、應瑒等人的公宴、贈答詩，對當時鄴下文人在西苑的宴聚、游覽與吟詠景況，即可知其大略。曹植《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
西遊，乃西苑之游；清池，乃西苑中之玄武池。劉淵林《魏都賦》註：「玄武池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台，竹園，蒲桃諸果。」鄴下文人的西苑之會，或侍操宴，或侍丕宴；公宴詩中，曹植、應瑒同有「公子敬愛客」之句，應瑒、王粲同有「不醉且不歸」之詠。主客相敬，酒釀詩情。
鍾嶸《詩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千載之下，讀這段文字，仍不難想見建安文人雲集鄴下，建安文學繁榮於鄴城的空前盛況!知名的與不知名的建安文人，盡管他們的門第、遭遇、文才、文風因人而異，但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識別標記——鄴下。這個已在中國地圖上消失了的地名，卻在中國文學史上標識著一個卓越的文人集團，一種獨具魅力的人格範型。
在「鄴下人格」形成之前，從後漢「黨人群體」的人格建構中，還能明顯地感覺到正統孔儒的聖人崇拜，憂患於國事的大群體自覺，以及捨身取義、殺身成仁的行為准則。鄴下人格的心理構成中，同樣有著「憂患」與「崇拜」。然而，憂患或崇拜的內容，已多半不是大一統的皇室社稷以及為此捨身的壯行義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詩三首》其一），鄴下文人為血泊中的大地和飢民而哭泣。對現實喪亂與民生疾苦的憂患，在他們的生活與藝術行為中，升騰為對建功立業的渴求，對亂世豪傑的詠歌：「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王粲《公宴詩》）
鄴下文人本來就是曹氏集團中人，他們有著一種小集團的自覺，一種建功立業的自覺。在自己的政治軍事行為與藝術創造行為中，他們坦露著這種「自覺」。曹植乃建安之傑，文學上力蓋諸子，政治上更是要「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曹植《與楊德祖書》）。即便是那位從未去過鄴城的孔融，也在詩中「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孔融《六言詩三首》其二）。
鄴下人格的深層建構中，與「慨當以慷」之高亢相伴隨的，是「去日苦多」之低徊。鄴下人格的英雄主義，早已沒有黨人那種義無反顧式的執著，沒有那種政治色彩濃郁的生命行為。他們有更重的文人氣質，他們從古詩十九首中承續了生命意識的自覺與悲愁。古詩十九首的生命悲歌，還只是缺少個體標記的集體性詠唱；而鄴下文人對生命

4. 我要寫關於門墩兒的論文,請大家給提供點資料

東便門東南城角樓文物保管所所長王長生正在細述門墩的歷史。

北京地區門墩的起源，應該與薊州郡縣的建制有關，最早的門墩如今當然很難見到了，而早期的門墩，仍可以尋出一些蛛絲馬跡來。北京現存最早的門墩是中山公園社稷壇門前的一對石墩，有人說它是隋唐時期遺物。其中還有唐代時期的翼獸（存五塔寺），遼金時的石虎（存五塔寺），元代的石獅（存妙應白塔寺，賢良寺）。北京門墩的發展和遼中都、元大都的興建也密不可分，而明清兩代則是北京門墩的繁盛期。北京的門墩不但歷史悠久，而且數量也很多，文化內涵豐富。從現存的門墩看，總量仍在萬件以上。北京人稱門樓下的左右門枕石叫「門墩兒」，「門墩兒」相連的有「門坎兒」，人們從這里出出進進，把門墩兒視為守護大門和納福相結合的藝術化了的實用物。

北京的門墩兒品種和文化內容是極為復雜的，追溯到更早，元代有鐵獅子胡同，即現在的張自忠路，當時確因鐵獅子而得名，明清時大興以漢白玉和青石為原料製作門墩兒。門墩兒的外形大體有兩種，一種是抱鼓形，一種是長方形，這兩種最有代表性，具體地代表了戶主的願望和對人生的要求。

借物寓意。植物中的梅、竹、菊、牡丹、荷花、松、柏等；動物有龍、虎、鹿、獅子、麒麟、魚、鳥、蝙蝠，還有人物和文字，通過這些諧音或吉祥的內容，表達戶主對福、祿、壽、子孫、事業、前途諸方面雕刻在門墩上。北京的門墩兒處處可見，個個不同，在這樣大的門墩兒博物館中找不到相同尺寸、相同內容、相同雕琢技巧的門墩兒。門墩兒從內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幾大類：

吉祥兆瑞門墩兒。天馬行空、寶相花、麒麟、鯉魚、化魚為龍、四藝、如意、綬帶、祥雲、拐子龍等。

鴻福相傳門墩兒。五穀豐登、富富有餘、花瓶等。

長壽康寧門墩兒。松鹿園、壽字紋、福壽雙全、五福捧壽、暗八仙等。

世代相傳門墩兒。獅子滾綉球題材，清代武官的門樓下，有獨立獅子為門墩兒，獅子同師諧音，代表軍隊的含義。

喜上眉梢門墩兒。喜鵲登梅，也是門墩兒常用的手法。

人品類門墩兒。古都北京是文化人集聚的地方，特別注重人品修養方面的文化內容。菊花門墩兒的官宅也好，文人宅也罷，包括民宅無不共稱菊花的性傲、色佳、香晚的個性和品質。竹子內容很多，竹子霜雪不凋，四時常茂，身直、心空、節貞。

以此表明門樓戶主的人品。梅花是北京文人選擇的重要題材，梅不怕嚴寒，能獨天下而春、香韻清高，常與美人相比。又與松、竹相結合成為歲寒三友。官品門墩兒，北京的當官人處處可見，所以當官的，首要的一條不貪污，要當清官，如荷花門墩兒，荷出於污泥而不染和一品清廉的門墩兒。劉墉曾為自己寫下一副對聯「粗茶淡飯布衣裳，這點讓老夫消受；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些等由兒輩擔當。」

門墩兒藝術是中國的民間藝術發展到高峰時期形成的石雕藝術，民間的工匠作品能立在古都北京城內權貴的門前，製作的精美，雕工的不俗，題材的廣泛，比例的協調，石料的考究是北京門樓文化中又一枝花朵。雕刻技術在不斷變化和發展，淺浮雕、圓雕、鏤空等多種技法相結合，在一個幾十厘米高的石料上表現出多種畫面，沒有純熟的技巧是很難完成的

��從建築的功能上看，門墩當初只是起支撐固定院門的作用，為的是讓門栓基礎穩固，防止大門前後晃動，這非常符合力學原理。它的起源與宅院同步，根據建築結構與技術發展的歷史規律，門墩兒在脫離了原始穴居以後就開始逐步發展，到後來，門墩的功能多樣化了，除了建築功能，還增加了觀賞性，這樣，門墩就逐漸成為一件精美的藝術品了。

��作為一種文化，自然就有其自身獨特的內涵。一位哲人說過：任何時代的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作為歷史悠久的古都北京，其文化也必然浸潤著帝王色彩。

��這種特權在門墩文化中也有著明顯體現。門墩與四合院密不可分，就四合院子而言，它的朱漆大門就是至尊至貴的標志。「朱戶」在古代被納入「九錫」之列。而九錫是天子對諸侯的最高禮遇。北京四合院中的金柱大門都是朱漆大門。與金柱大門相匹配的門墩，其等級之高可以想見。

��且不說禁城、宮苑內置放的銅鰲、銅鶴、麒麟等仁禽瑞獸，它們當然是帝王皇權的象徵：就是皇親國戚、王公大臣的府邸門前也置放石獅，這當然也是一種等級標志，只不過他們門前的石獅個頭小點兒罷了，等級是一定要體現的，標志是必不可少的，獅子墩就是這方面的標志。現在西城府右街、西城大翔鳳胡同、西城恭王府（內）、東城東板橋胡同、東城帽兒胡同等處還可以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