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統治世界pdf

Ⅰ 如何評價西方學者馬丁雅克對中國崛起的看法

這是現實，也是大勢所趨。

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1945年出生於英國西米德蘭郡考文垂，倫敦經濟學院LSE亞洲研究中心IDEAS的高級客座研究員。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客座教授，在中國研究院舉辦了多場工作坊與講座，並作為2017中國研究院思想者論壇主嘉賓發言。 2009年出版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

曾在京都立命館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創辦英國智庫Demos，亦有豐富的新聞從業經歷，做過《泰晤士報》、《星期日泰晤士報》、《衛報》和《新政治家》的專欄作家，以及《獨立報》副總編輯，為BBC撰寫和主持過多次電視節目。

2009年，出版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2016年3月，馬丁·雅克編著的《大國雄心：一個永不褪色的大國夢》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11月29日，作為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訪問研究員的馬丁·雅克為國際關系分析課程的同學作了題為「中國能為世界帶來什麼樣的領導」的專題講座。

Ⅱ 文明的崛起：中國准備好了嗎

崛起後的中國將走向何方?這一問題令西方人迷惑,中國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資深外交家吳建民最近這樣認為:「中國在鴉片戰爭後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這一新變化世界沒有準備好,中國自己也沒有準備好。」什麼叫准備?富強的實力放在那裡,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准備。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大國,如何保證和平崛起,避免19世紀的歐洲從富強走向擴張的歷史悲劇?
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個國家假如只有經濟實力,只是一個GDP大國,它可以擁有支配權,但未必有讓其他國家心悅誠服的道德權威。唯有文明大國,擁有話語領導權或文明競爭力的大國,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業史可以清晰地證明這一點。最早利用航海術進行全球探險與殖民擴張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們之所以曇花一現,不能成為穩定的世界霸主,個中原因乃是它們徒有擴張實力,而缺乏典範性的現代文明,最終難免被取代。英國在19世紀全球稱霸長達一個世紀之久,這個日不落帝國除了工業革命提供的強大經濟力,最重要的是擁有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及一整套社會經濟政治建制。到20世紀美國替代英國稱霸世界,也是同樣如此:領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價值觀念。這些伴隨著帝國的全球擴張,輸送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羅列了美國稱霸的各種特徵,其中將近一半屬於文化的軟實力:「擁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學」、「英語成為全球通用語言」、「好萊塢在全球電影市場上居主導地位」、「美國價值觀」、「美國歷史已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等等。以文明沖突理論享譽世界的塞繆爾·亨廷頓說過:「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語言和宗教。如果一種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現,那就應當出現一種普遍語言和普遍宗教的趨勢。」在他看來,作為高級文明形態的宗教在文明爭霸戰中扮演的角色要比流行文化重要得多,代表西方文明的本質是大憲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麥克(Magna Mac)即巨無霸漢堡包。「富強的崛起」看的是一國的綜合實力,是其商業、工業和科技在全球的挑戰與壟斷能力,而「文明的崛起」看的則是另外的指標:世界一流的大學、影響全球的哲學或宗教以及全球交往中的語言優勢。
以此衡量當今中國的現狀,「文明的崛起」與「富強的崛起」是如何地不成比例。中國已經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學院,國外學中文的學生也愈來愈多。但到今天為止,孔子學院所傳授的,只是工具性的語言,是語言學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國文明的內在義理,不要說外國學生,連中國教師都不甚了了。語言被抽離了其價值的精神靈魂,僅僅成為鸚鵡學舌的空洞形式。中國政府立志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學,為此設立了「985工程」,向清華、北大等近四十所大學投入巨資,但與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困境相仿,中國高等教育的核心問題不在於投入太少,而是體制改革的滯後。投入之後所獲得的產出,不是學術與科技的創新,而是所謂的學術GDP指標:SCI和SSCI雜志的發表量。世界一流大學的標志之一乃是看能否吸引全球一流的學生前來求學,但中國的學生精英到目前為止依然是凈流出,教育上的「精英逆差」與經濟上的「貿易順差」形成刺目的對比。更嚴重的是,中國教育的制度環境與辦學自主性長期得不到改進,一流的投入,二流的產出,三流的體制,日益成為中國大學發展中無法跨越的瓶頸。
文明的霸權在於其宗教和哲學所提供的價值魅力,在於是否有一批全球知名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學家。近年來各種拔苗助長的「大師工程」反過來印證了中國缺乏思想與學術大師的窘迫。不提世界影響,哪怕可以與民國時代眾多大師相比肩的人物,在當今中國也寥若晨星。自上個世紀初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文明整體性解構,分解為各種支離破碎的碎片,失去了其賴以存在的社會肌體。隨著中華帝國的傾覆,儒家文明也隨之崩盤,處於一波又一波的解體之中,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所賴以存在的價值符號與文化獨特性變得暖昧不清。
雅克的興趣當然不在從學理上探討中國為何是一個文明國家,他只是想藉助「中國是文明國家」這一已成過去時的史實,試圖從中國文明的內部尋找中國崛起的秘密,並進而論證將有一個另類現代性的「中國模式」的誕生。雅克對中國文明的情感與熱愛無可非議,然而中國的崛起與古老文明之間有著什麼樣的內在關聯,至今依然是一個沒有被破解的謎。即使存在著內在關聯,是否構成一個足以對現有文明模式挑戰的替代性方案,依然有待長時段的歷史來驗證。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的迅速崛起,讓哈佛學者傅高義驚呼「日本第一」,趕緊論證日本的崛起得益於其獨特的文化傳統,然而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破滅,日本陷入長期的經濟低迷,「日本第一」的歷史回聲如今聽來頗具諷刺意味。無獨有偶,20世紀80年代東亞「四小龍」的崛起,一時「儒家資本主義模式」也不絕於耳,但到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這些聲音一夜之間?肖失得無影無蹤。當中國步隨東亞諸鄰強勁崛起,今日的富強與昨夜的文明究竟有何糾葛?是否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昨夜的文明既是今日繁榮的看不見之推手,也有可能成為妨礙持續發展的隱匿殺手?這些隱藏在暗礁深處的歷史之謎,無法用統計學的計量方式窺得,只能以審慎的姿態耐心觀察。歷史的理性如此詭秘,多數智者只是事後諸葛亮而已,有性急者為搶頭功常常將短期現象誤認為長期趨勢。
中國的崛起終究要從富強走向文明,然而要問的是中國將走向何種文明?是與西方對著乾的封閉式文明,還是與西方視野交融的開放式文明?中國當然不會是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隨者,在普世文明的規范之內中國應該走自己的道路。將普世文明簡單地化約為西方價值,這是經常掐架的左右兩極鬥士的偷懶思路,早已被大多數國內外有識之士所摒棄。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確區分了兩種對普世文明的闡釋:一種是在意識形態冷戰或者二元式的「傳統與現代」分析框架之中,將普世文明解釋為以西方為典範的、值得各非西方國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種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實體和文化共同體共同認可的某些公共價值以及相互共享與重疊的那部分社會文化建制。西方與東方一樣,只是眾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種。
當然,如何理解這些核心價值、如何對各種價值實踐的優先性排序作自己的選擇,各種不同的文明與國家可以有自己的多樣性的歷史實踐,但任何模式的現代性實驗不能對普世文明的核心價值發生重大的偏離,形成顛覆性的挑戰。德國和日本在20世紀現代化的過程之中,以民族文化相對性為借口,試圖以「另類現代性」爭奪全球霸權而最終自掘墳墓。這意味著,任何國家對現代性的探索,都不能挑戰普世文明的底線,相反地,積極展開與普世文明的對話,在融合主流價值的基礎上發展自身文明的獨特性,從而擴展普世文明的內涵,這是贏得文明主導權的不二法門。
中國已經實現了「富強的崛起」,不過,進一步的「文明崛起」,中國准備好了嗎?元朝末年,打下江南的朱元璋急於稱霸,問計於謀士朱升,朱升獻計日:「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進入21世紀的中國,機遇與危機並存,切莫上了馬丁·雅克過於熱心的當,最審慎的態度莫過於「廣積糧,不稱王」。這個糧,便是與世界主流價值接軌的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至於是否成王,天命不可違,讓上帝去選擇吧。

Ⅲ 英國學者：如何理解當代的中國

在英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圈裡，馬丁·雅克是個不大不小的另類分子。他擔任過英國共產黨雜志的編輯，在中國、日本和新加坡的多所大學任過教，讓兒子從5歲開始學習中文。最主要的是，他堅信，中國總有一天會統治世界，而那時世界會變得不一樣。 他甚至寫了本名叫《當中國統治世界》的書。 雅克為英國廣播公司（BBC）錄制了4期專題節目，探討中國的獨特之處、解讀關於中國的迷思、設想中國的發展和未來。他將「觀察心得」通過電波傳播出去，命名為《理解當代的中國》。 要看中國，首先摘掉「西方眼鏡」 由於馬丁·雅克對中國興趣濃厚，他兒子拉威從5歲開始學習漢語，持續至今已經10年。雅克說，這個過程並不輕松，「需要豐滿的錢袋和奧林匹克運動員的毅力」。拉威就讀的學校開設了法語、西班牙語、德語、拉丁語甚至古希臘語課程，但沒有中文。即使現在，中文課仍然像課外活動一樣，被安排在午休時間。 雅克覺得這反映了英國人對中國的忽視，以及對中國巨大影響力的後知後覺；至於錯判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人堅持戴著西方的眼鏡看待中國。「兩百年來，西方社會將自己看作世界其他地區的榜樣。但中國一直與我們不同，未來也不會成為西方的翻版。」 西方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理解中國。「不是以我們的方式，而是以他們的方式。」馬丁提出，必須以中國現在和曾經的方式理解她，而不是以西方固有的歷史、文化、制度和價值觀。「如果按照這種方式，中國永遠不會『通過考驗』。這種方式其實是我們的孤芳自賞，而對真正的中國缺少好奇。」 拉威學習中文的過程雖然艱難，卻小有成果。雅克說，花在學中文上的時間幾乎是學習一門歐洲語言的兩倍；學習中文的過程就是在理解中國的思維方式，進而擺脫西方固有的優越感、傲慢和預設。固守西方價值觀和評判標准，會越來越不理解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並且越來越覺得無法與中國對話。 雅克說，對待中國，需要的是尊重和謙虛。 文明國家VS民族國家 這個光頭、戴眼鏡，總是笑眯眯的男人，曾經多次對媒體表示「我實在對英國和整個西方文明厭倦了」。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厭倦西方文明在歐洲國家很流行。 1993年，他首次接觸中國，「只是出來度假兩周半，完全沒有大計劃」。但在廣州、香港等地的游覽使他震驚地發現，「這些地區要麼已經現代化了，要麼正積極向現代社會轉變」。 但是，「中國式現代社會」骨子裡又與西方千差萬別。「西方多數是在同一民族基礎上形成的憲法制國家，而中國是通過使異族歸化而形成的文明國家。」他說。 將「文明國家」與「民族國家」作為中西方差異的出發點，正是雅克理論的核心。 貫穿西方歷史並且影響歐洲進化的民族國家概念，或多或少成了普世概念。中國自稱民族國家也有近百年歷史了。 雅克卻認為，100年不算短，與2000多年的文明相比卻不算什麼，在歷史中，中國並非民族國家，而是文明國家。從本質上來說，今天的中國仍然是文明國家。 在BBC的節目里，雅克用香港回歸作為論據。「1997年前後，很多英國人不明白『一國兩制』是什麼意思。多數人認為回歸後的香港很快會與大陸毫無二致，但16年過去了，這樣推測的人都錯了。」香港的法律和政治都與大陸不同，中國的確是在踐行一國兩制。 「為什麼我們當初不相信中國人？因為我們是民族國家，按照民族國家的方式思考。」 1990年德國統一，東德消失不見，統一的德國成為西德的延伸，這就是民族國家的本質：同一個國家，同一種制度。雅克指出，用這一原則來治理中國這樣規模的文明國家是不可能的。在2000多年的歷史中，中國一直按照一個國家多種制度運行，對中國來說，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統一的主權。 他認為，如果中國這樣的文明國家取代民族國家成為世界的潮流，那麼世界將會更加多元。 而文明國家也是理解中國其他方面的關鍵詞。「我們很難想像，超過90%的中國人認為自己屬於同一個民族。」雅克解釋道，中國的民族認同來自民族融合的過程和文化的自覺。定義中國人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對於文化成就的驕傲。因此，漢文化是將多數人凝聚起來的核心。而這種現象的不足之處，就是對於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忽視與不尊重。 為中國的未來論戰 中國比歷史上任何一個社會變動得都快，但與此同時，卻享有與歷史獨特的親密延續。雅克說，他在中國時總為這樣的矛盾感到有趣。 「如果北京的計程車司機引用3000年前的名言警句，千萬不要驚訝，悠久的歷史就反射在現實的鏡子中。2500年前的儒家理論仍然在塑造今天的社會態度，比如和諧、穩定、秩序，以及國家就是一個大家庭的理念。」 雅克認為，中國人將姓寫在名的前面並不是巧合，這反映了家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在他看來，中國政府在國內享受如此高的權威，因為它是中華文化的代表和衛士。「中國人與西方人不同，他們不是因為支持左派或者右派政黨而支持政府，他們把政府看作家庭之長，因此對中國人來說，政府不是外部力量，而是家庭文化的延伸。」這種習慣在外國人看來非常有趣而神奇。 雅克認為中國比西方更加民主，這讓他在學術界備受攻擊。僅2013年，就有十幾篇論文和媒體評論批評他「痴人說夢」。英國《衛報》專欄作家、中國觀察家威爾·霍頓與雅克私交甚篤，卻跟他打了10年筆仗。雅克自稱，在關於中國的問題上，「我們基本上在任何方面都無法達成共識」。 如果中國成為超級大國？ 2012年，雅克在北京參加外交部活動，結識了一群年輕的中國外交官，他們熱衷於討論中國應在全球政治中採取怎樣的外交政策。這個問題也引起了雅克的好奇。「如果中國成為超級大國，會是怎樣的？」 有人將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稱為新殖民主義。然而，歷史上中國從未拓展過海外殖民地，海外領地是歐洲的「愛好」，亞洲惟一對此感興趣的是日本。15世紀的中國具有殖民東亞的能力，但那不是中國的選擇。 這並不說明中國忽略她的鄰居，相反，在幾個世紀里中國都掌控著那些鄰國。歷史證明，中國與東亞之間的朝貢體系非常穩定，至少持續了2000年，到1900年前後才宣告解體。 朝貢體系曾是中國歷史上處理國際關系的主要方式。作為上邦大國，中國君主習慣將自己作為世界中心，而東亞國家接受中國的優勢地位，定期朝賀上貢，作為回報可以進入龐大的中原市場。這種方式與西方慣用的殖民主義截然不同。 雅克的疑問是，這個模式會回來嗎？ 雅克說，西方與中國的一個共同點，是都認為自己的方式具有普世價值，本國是其他國家的榜樣。「對於歐洲和後來的美國來說，我們遠渡殖民地，輸出我們的生活方式，將我們的語言、教育和宗教強加於人。但中國人選擇呆在家裡，他們相信中國是世界中心，有最先進的文明，因此為何要到遠方去，進入蠻夷的陰影中呢？鄭和7次下西洋是為了彰顯中國的國力，而不是為了征服。」 他認為，中國不肯外擴的另一個原因是領土面積太大，人口、文化構造太復雜，治理好國內已經很困難了。因此中國最大的優先順序是保持國內穩定，此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歷史告訴我們，一旦中國成為超級大國，會有所不同。」在雅克看來，西方歷史上就有擴張性和侵略性。歐洲史是一部沒完沒了的戰爭史，到了殖民年代，戰爭又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將自己的方式強加於人是歐洲的精髓，而美國原封不動地繼承了這一精髓。」 在這個英國人眼中，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後不會這樣做，中國領導人對於統治世界的興趣小得多，更關心維護國內政權。而在中國的新領導人執政綱領中，重點也是國內問題而非國際問題。 因為「厚愛」中國，雅克被稱為「挺中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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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於2009年12月，《紐約時報》特約書評撰稿人約瑟夫?卡恩和谷美智子分別在這一享譽世界的報紙中針對《當中國統治世界》發表了題為「巨龍的覺醒」和「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將超過中國？」兩篇文章。《紐約時報》是一家全球發行的報紙，在整個世界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其嚴謹程度在業界具有極高的知名度。就一本書而言，想要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一篇與之相關的書評，比登天還難，那就更不用說在一個月內連續出現兩篇這樣的書評了。更讓人稱奇的是，這兩位撰稿人對《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的評價分歧之大，實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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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馬丁著作的中文版在國內搶灘登陸，引起學界媒體、網路論壇和街頭巷尾的廣泛熱議。《當中國統治世界》一出世，國內外即有論者提出馬丁是在「捧殺」中國的觀點。對此，該書中文版附在正文之前的「專家與讀者熱評」中，引用了天涯網友對「捧殺」說的批判：這本書更多的是帶給我們深深的思考——它既有善意的提醒，也有對中國所取得成就的驚詫與贊揚，還有站在客觀立場上的評價。

然而，中國是否在崛起並不是人們議論的全部話題；隨著中國的逐漸發展，這一話題已經不再是爭論的焦點，隨之而來的還有中國逐步強大後怎麼辦的問題。去年，旅美學者薛涌推出《怎樣做大國》一書，涉及到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大課題。馬丁的著作也再次讓我們思考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

中國人深諳「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道理，這種邏輯與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中霸權更替理論異曲同工。應該說，在互聯網上非常普遍的關於馬丁著作可能會「捧殺」中國的擔憂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捧殺」的前提是建立在被捧者飄飄然，以及做出不恰當行為前提之下的。中國的未來取決於我們自身。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就曾指出中國的和平發展，關鍵是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只有自己強大起來，才能夠真正立於不敗之地」。無論是胡錦濤主席提出的「不折騰」，還是溫總理講的「形勢稍好，尤須兢慎」，都是出自這樣一種理性的思考。

《當中國統治世界》暢銷世界的同時，也必然會影響到西方人的中國觀。早在1935年，魯迅先生就曾對西方人觀察中國的視角作了這樣的評論：一個旅行者走進了下野的有錢的大官的書齋，看見有許多很貴的硯石，便說中國是「文雅的國度」；一個觀察者到上海來一下，買幾種猥褻的書和圖畫，再去尋尋奇怪的觀覽物事，便說中國是「色情的國度」。看的更多了，先前的很多結論行不通，中國就成了「謎的國度」。在以往西方關於中國的認識上，充斥著太多一知半解甚至有意歪曲的觀點，也有人因為混淆於諸種觀點之間而視中國為「謎的國度」，馬丁的著述無疑為世界認識中國和我們反觀自身提供了相對全面和客觀的描述，而這恰恰是非常稀缺和難能可貴的。

魯迅在其著作中還曾指出，西方人的中國觀受到美國人明恩溥所著《中國人的氣質》一書影響，直至去世前的半個月，他還希望能有人將其翻譯到國內，以便我們能「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這是一種對待西方關於中國著作的理性態度。遺憾的是，魯迅的願望在多年以後才得以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馬丁的著作能夠在面世僅僅半年之後就在國內推出中文版，使更多讀者能夠看到一位西方有識之士眼中的中國，這無論如何是一件大好事。

引自作者。(卜永光)

Ⅵ 誰知道中國如何走向文明的崛起

許紀霖 原創| 2013-02-22 10:32 | 投票編輯推薦標簽： 中國 文明的崛起 文明國家 文化多元主義 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將中國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為全球最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GDP總量今年將超越日本，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老二。全世界都在驚呼「中國世紀」的到來。.資深外交家吳建民認為：「中國在鴉片戰爭後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這一新變化世界沒有準備好，中國自己也沒有準備好」。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什麼意義上的崛起？崛起後的中國還缺少什麼，她將走向何方？這些問題令西方人迷惑，中國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 在一片中國崛起的歡呼聲中，我們需要的只是冷靜的反思。 文明的崛起，還是富強的崛起？中國的崛起當然已經是一個無庸置疑的事實。問題在於，中國的崛起與文明有關嗎，抑或僅僅是一種「富強的崛起」？「富強的崛起」只是以GDP為核心的一組統計數據，所謂民富國強，是綜合國力的展現；而「文明的崛起」則是一種普世價值與制度體系，是人類歷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義系統的誕生。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文明大國，按照雅斯貝爾斯的觀點，儒家文明與猶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響至今的人類軸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價值典範在於：法家追求的富國強兵並非正途，人類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際、群己之際的和諧，國計民生雖然重要，但並不具有終極的價值，人生的意義在於成德成仁，統治者施行仁政，民眾安貧樂道，維持身心平衡的禮治秩序。最後實現天下歸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過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在東亞地區曾經建立過長達千年的統治，那的確是一種以天下主義為核心的文明霸權。中國文明在18世紀到達巔峰，以至於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將1400－1800年的現代化早期視為「亞洲時代」， 在歐洲工業革命興起之前，已經出現了全球經濟體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中國與印度是全球經濟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進入19世紀之後，隨著歐洲的強勁崛起，中國文明逐漸衰敗。老大帝國先是敗於歐洲列強，然後不敵過去的學生、因「脫亞入歐」而變得強盛的近鄰日本。中國人痛定思痛，放下重義輕利的儒家文明，開始追求西洋式的強國崛起。 早在晚清，嚴復、梁啟超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已經發現，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後，隱藏著兩個秘密，一個是富強，另一個是文明。富強是軀體，文明是靈魂。富強與文明，哪個目標更重要呢？在落後就要挨打的亡國滅種危機面前，文明的目標、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較起富強，顯然可以緩一步進行，當務所急乃是盡快實現富國強兵，以自己的實力爭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追尋強國夢之中，富強壓倒文明始終是中國的主旋律。從晚清到民國，從毛澤東時代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雖然文明夢的內涵與時俱變，但富強的目標始終一以貫之。即使在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掛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打造社會主義強國，依然是繼續革命的中心目標，毛澤東求強心切，發動「趕超英美」的大躍進，試圖以非現代的方式建立現代強國。進入改革開放年代，鄧小平先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隨後認定「發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國家強盛，成為社會上下共同的追求目標，發展主義成為超越各種主義紛爭的國家主導思想，而消費主義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發展主義的國家戰略與消費主義的民眾意識上下合流，其背後共享的世俗目標，便是與價值、倫理與文明無關的富強。以尋求富強為中心，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崛起。 富強與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兩大秘密，中國在追求現代化過程當中，暫時舍棄了文明，全付精力攻富強，不惜一切代價學西方，追求「富強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為史華慈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所作的序言中不無感慨地指出，嚴復站在尚未經歷現代化的中國文化立場，一下子就發現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識到的19世紀歐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敘述的背後，讀出了「集體的能力」這一西方得以富強的主題。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幾代中國人追尋強國夢，在何種文明問題上，幾度搖擺――最初英美，又是法蘭西，隨後蘇俄，最後回到英美――至今爭論不休，但在富強這一關節點，卻前赴後繼，綱舉目張。富強這門課是殘酷的，學生先是被老師棒喝毆打，打醒之後一招一式模仿老師。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苦煉，終於到了學生可以向老師叫板、師生平起平坐的時刻。假如像雅克所預言的那樣，2050年真的實現了「東風壓倒西風」，這究竟是中國的勝利，還是西方富強精神的勝利？西方人屆時會否像當年被滿清征服的漢人那樣驕傲地回答：是的，是輪到你們東方人再次成為世界的統治者，不過這次你們卻在精神上墮入了我們西方精神的俘虜。是我們讓你們從野蠻走向了文明，哦不，從你們東方文明的視角來看，應該是從文明走向了野蠻！ 一個可欲的現代性既包含物質文明（富強），也內涵精神文明（價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現代化歷史，也是道德與生存、啟蒙價值與國家理性內在沖突、相互斗爭的過程。在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在西方歷史內部曾經出現過物質主義與國家理性攜手、走向全球野蠻擴張的文明歧路。這種以富強為核心的現代性，也預設了對人性的獨特理解，不過那僅僅是霍布斯意義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這種失去宗教與道德價值約束的現代性，無異是一種野蠻的現代性，或者說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沒有文明法則的制衡，聽憑現代性內部富強的單向膨脹，往往會墮於腐敗、冷酷與野蠻。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與文明內部的這種殘缺性有關。今日的中國人，比這個時代的西方人更像19世紀的西方人，表現出歐洲早期工業化時代慾望強烈、生機勃勃、冷酷無情與迷信物質力的布爾喬亞精神。當世之國人，與儒家文明熏陶下的老祖宗比較，在精神上恍若異種。在富強這張臉譜上，中國已經步入「現代」，而「現代」的代價卻是「中國」的失落――不是國家主權意義上、而是文明主體意義上的中國。 現代性內部的野蠻性
富強與文明都是現代性的內在要素。所謂富強，包含三個層面，首先是器物的現代化，其次是國民精神的提升，第三個旨在實現韋伯意義上的社會－經濟機器的合理化。而文明則是一種特定的價值目標和烏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這些都是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富強是世俗的訴求，而文明是內涵倫理、道德的價值理想。 在歐洲的現代性歷史過程之中，富強與文明是一個同時展開的兩面，富強為現代性提供了物質生產與制度合理化的基礎，使得人類在短短的幾個世紀之內能夠創造出比過去所有歷史的總和都要大得多的物質財富，文明則為現代性提供了精神與制度的價值與意義，並以此發展出現代的心靈秩序與政治秩序。缺乏富強的現代性是一種虛弱的、貧乏的宗教/道德烏托邦，而沒有文明的現代性則是可怕的、具有內在破壞力的蠻力。富強與文明，是現代性不可缺少的兩面，它們滿足了人性深處世俗慾望與精神超越兩個矛盾性的追求，是心靈秩序中神魔二元性在社會秩序中的現實展現。 雖然每個時代都有其野蠻性，並非自現代性而始，然而，現代性一方面是物質和科技的進步登峰造極，另一面卻是野蠻的空前（未必）絕後。文明提供的技術手段使得暴力和殺人更加科學化和理性化，電影《阿凡達》中最令人震撼的鏡頭，就是自然的原始部落與武裝到牙齒的現代人的對抗。現代性承認了人性的世俗慾望無限膨脹的正當性，當今世界各種利益政治的斗爭，最終乃是人性中的慾望沖突。霍布斯對現代人性的認識雖然冷酷，卻是一針見血：貪婪和虛妄。人類的虛妄發展到現代，莫過於此。當各種超越世界（上帝、天命、自然、道德形而上學）崩潰之後，各種人造的崇拜物、拯救世界的意識形態充斥人間，並且都以某種貌似崇高的名義施行暴力。現代性的內在野蠻性不是一種外在之物，而是內在於現代人的心靈之中，它成為現代烏托邦的內在一部分。暴力不僅施行於人的肉體，而且摧殘人的靈魂，前者比較容易察覺，而柔性的強制性力量――通常表現為流行的意識形態話語――作為福科所說的話語權力卻無所不在。現代文明的野蠻，說到底，乃是一種心魔。與野蠻的搏鬥，是現代文明內部的戰斗，是一場人性的自我搏殺。無論歷史如何進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與心魔的斗爭，是一場人類永恆的戰爭。 當代中國的發展，創造了三十年迅速崛起的奇跡，但現代性的負面景觀都在中國集中地體現。如今這個全球化的現代性非常短視，非常自私，現代人為現世享樂主義激勵，不相信來世，不恐懼地獄，也不追求天堂，要的只是自己看得見的慾望滿足。古代人、中世紀人對自然與上帝有敬畏之心，生活有節制。現代人活得太囂張，肆無忌憚。地球總有一天會毀於人類自身，可能就是一次漫不經心的偶然失誤。古老的瑪雅文明曾經預言2012年是世界與人類的末日。世界末日也好，最後的審判也好，抑或彌賽亞時刻也好，都有一個對現世有所制約的神聖（或恐怖）的終端，讓人懂得審慎、畏懼和有敬仰之心，然而，現代人，特別缺乏信仰的中國人如今天不怕、地不怕，無論是體現國家意志的奧運會、世博會倒計時，還是個人生存意志所期待的買車、買房、晉升的幸福倒計時，都是不具超越性的「世俗時刻」，一旦來臨，即陷入虛無。人們在縱欲與虛無之間無限循環，生死輪回，永無盡頭。這，難道就是現代人的宿命嗎？ 現代性靠什麼與內在的野蠻性作戰？現代性一方面滋生著不斷變種的野蠻流感，同時也不斷生產著對它們的抗體，從現代性的歷史來看，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各種價值以及相應的社會政治建制，還有人類幾千年的人文與宗教傳統，都是制約現代性負面的有效因素。文明之所以依然給我們希望，啟蒙之所以沒有死亡，乃是建立在這種現代性抗體的自我生產機制之上的。按照歷史的辯證法，野蠻的流感讓文明產生抗體，但同時也不斷對抗體做出反應，產生新的流感病菌。如同加繆所說，鼠疫是不可能終極地戰勝的，因為鼠疫在人心之中。但人之偉大，乃是有一種西西弗斯的精神，與之不斷的抗爭。對於人類文明的前景，我們應該抱有一種審慎的樂觀或有節制的悲觀態度。 「好的」與「我們的」：需要什麼樣的價值？
去年在英美出版的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斷言到2050年中國將以文明霸主的姿態統治全世界。他追隨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路，將中國視為一個文明共同體，認為近代以來的中國「似乎像民族國家，但骨子裡是文明國家」。雅克這一前設性的理據在歷史與現實層面能夠證成嗎？傳統中國誠然是一個以儒家文明為認同核心的中華帝國，並非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然而，晚清之後歷代中國人的歷史使命，軸心目標是打造一個像西方那樣的現代民族國家。隨著中華帝國的傾覆，儒家文明也隨之崩盤，處於一波又一波的解體之中。文明國家以獨特的文化認同為基礎，而現代民族國家則以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的主權認同為前提。自上個世紀初中國文明解體之後，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所賴以存在的價值符號與文化獨特性變得曖昧不清，何為中國、何為「中華文明」，這些最基本的自我認同至今如同在廬山雲霧之中。當代中國人不得不藉助民族國家的現代概念，通過對國家主權的不斷重申以及對國際關系中「他者」的政治性區隔，而獲得國家與國民的自明性。雅克的命題或許倒過來說更為恰當：當代中國表面是一個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國家，骨子裡卻是一個國家主權為核心的民族國家。現代中國的重建，是滿足於民族國家的建構，還是恢復文明國家的風采？對於一般國家而言，它們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使命只是實現民族國家的建構。但中國不一樣，作為曾經的軸心文明，一旦進入世界舞台，註定要扮演大國的角色。在國際政治之中，經濟實力當然很重要，卻不是最重要的。佩里·安德森在討論全球歷史中的霸權演變時，提出要區別兩種不同的權力：支配權與霸權。支配權（domination）是一種通過強力（force）的權力，而霸權（hegemony），則是一種通過合意（consent）的權力。按照葛蘭西的經典定義，霸權的核心在於其意識形態的本質。霸權不僅建立在強力基礎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優勢（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權力體系。霸權的真正內涵在於知識與道德的領導權，即所謂的話語權。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個國家假如只有經濟實力，只是一個GDP大國，它可以擁有支配權，但未必有讓其他國家心悅誠服的道德權威。唯有文明大國，擁有話語領導權或文明競爭力的大國，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業史可以清晰地證明這一點。最早利用航海術進行全球探險與殖民擴張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們之所以曇花一現，不能成為穩定的世界霸主，個中原因乃是它們徒有擴張實力，而缺乏典範性的現代文明，最終難免被取代。英國在19世紀稱霸全球長達一個世紀之久，這個日不落帝國除了工業革命提供的強大經濟力，最重要的乃擁有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及一整套社會經濟政治建制。到20世紀美國替代英國稱霸世界，也是同樣如此：領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典範性的美國價值。這些文明典範伴隨著帝國的全球擴張，輸送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民族國家是個別的，它只有特殊性的文化，而文明國家是普世的，無論它用什麼樣的力（軍事力、金融力或經濟力）領導世界，在實力背後還要有普世性的文明。在近代德語之中，文明（Zivilisation）意味著屬於全人類共同的價值或本質，而文化（Kultur）則強調民族之間的差異和族群特徵。文明的表現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質、技術和制度，也可以是宗教或哲學，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態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價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創造的價值。文化是特殊的，可以僅僅適合某個特定民族、國家或地域的情形，而文明一定是超越個別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具有適合全人類的普世性價值，從軸心文明到現代文明的世界各種宗教與哲學，無不具有這種普世特徵。 文明與文化不同，文明關心的是「什麼是好的」，而文化關注的則是「什麼是我們的」？ 文化只是為了將「我們」與「他者」區別開來，實現對「我們」的認同，解決自我的文化與歷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又要到哪裡去？但文明不一樣，文明要從超越的視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歷史――回答「什麼是好的」，這個「好」不僅對「我們」是好的，而且對「他們」也同樣是好的，是全人類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沒有「我們」與「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價值。 中國的目標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國家建構，而是重建一個對全球事務有重大影響的文明大國，那麼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就必須以普世文明為出發點，在全球對話之中有自己對普世文明的獨特理解。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這是中國的主權，不容別人來說三道四」這類慣常語自我辯護，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標准來說服世界，證明自己的合理性。當代中國的一些國家主義者在乎的只是「我們」與「他者」的區別、只是一門心思考慮如何用「中國的」價值代替「好的」價值，以為只要是「中國的」，在價值上就一定是「好的」。這種封閉的「區別敵我論」並不能構成有效的價值正當性，因為「我們的」價值無論在邏輯還是歷史當中都無法推理出必定等同於「好的」和「可欲的」價值。中國作為一個有世界影響的大國，所要重建的不是適合於一國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對人類具有普遍價值的文明。對中國「好的」價值，特別是涉及到基本人性的核心價值，也同樣應該對全人類有普遍之「好」。普世文明，不僅對「我們」而言是「好的」，而且對「他者」來說同樣也是有價值的。中國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類的視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國特殊的價值與利益為皈依。中國文明在歷史上曾經是天下主義，到了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天下主義如何轉型為與普世文明相結合的世界主義，這是一個文明大國的目標所在。 在文明與文化的關繫上，當代中國思想界有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種是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普世價值論」，認為中國的未來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西方所代表的普世的現代化道路。另一種是國家主義者所持有的「文化相對論」，認為各個民族與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由於國情與文化不同，各有其價值所在，不同文化之間不可通約，不存在一個為不同文化和民族所共享的普世文明。原教旨自由主義視西方為文明的普世模式，這種黑格爾式的文明發展一元論將導致科耶夫所批評的並非美妙的「同質化的普遍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多樣性與豐富性將被這種同質化的一元文明所徹底摧毀。普世文明的確存在，但對此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確區分了兩種對普世文明的闡釋：一種是在意識形態冷戰或者二元式的「傳統與現代」分析框架之中，將普世文明解釋為以西方為典範的、值得各非西方國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種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實體和文化共同體共同認可的某些公共價值以及相互共享與重疊的那部分社會文化建制。1990年代中期之前，當思想界還沉睡在冷戰思維和現代化模式之中時，西方中心主義的確主宰過中國人天真的心靈。近十年來，隨著「反思的現代性」思維崛起，普世文明的內涵發生了內在的轉變。西方與東方一樣，只是眾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種，所謂的普世文明正是各種特殊性文明中所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類得以和平共處與健康發展的基本價值。普世文明不是一組固定不變的靜態要素，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與更多文明的介入，其內涵也處於不斷的再建構過程之中。普世文明既是動態的、歷史的，又並非邊界模糊、可任意解釋與發揮。當上帝和天命等各種超越世界解體之後，普世文明便擁有了深刻的啟蒙印記，文明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制度性守護，是對人性尊嚴所必須的自由平等的扞衛。這些已經被寫入聯合國一系列基本公約、並為大多數國家所簽訂認可的，已經成為人類的核心價值。 這種意義上的普世文明，是一種以文化多元主義為基礎的普世文明，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主義者所堅持的文化相對主義有著非常重要的差別。文化多元主義承認不同的文化之間雖然有質的不同，但彼此之間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並且在一些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上，有可能獲得共約性，比如自由、平等、博愛、公正、和諧等，在當代社會便成為不同民族和文化共享的基本價值。只是在這些價值之間何為優先，什麼最重要，不同的民族與國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選擇。但是文化相對主義就不同了，它頑固地堅持不同的文化各有其獨特的價值標准，文化之間不存在可以共享的文明價值，「我們的」價值就是「好的」價值。文化多元主義可以與普世文明並存，但文化相對主義只能導致封閉的、狹隘的「中國特殊論」。中國文化的確是特殊的，就像西方文化也是特殊的一樣，但中國文化畢竟是偉大的軸心文明，特殊之中蘊涵著豐富的普遍性，蘊涵著可以與人類其他文化分享的普世文明。「中國特殊論」貌似政治正確，卻將文明降低到文化的層次，大大矮化了中國文明，實非中國之福音也。 富強背後的國家理性
當中國的國家主義者堅持「中國特殊論」，拒絕在文明價值上與其他文明相互比較和參照，而試圖走中國式的另類現代性道路的時候，他們所謂現代性的公共標准只剩下一個，那就是所謂的國家富強：各個國家的現代性在文明價值上各行其事，只有在可衡量的國家實力上現代性才具有了某種量化的可比較性：誰有實力，誰能武力稱霸，誰的現代化就最成功。這種馬基雅維利式的國家主義是一種徹底的價值虛無主義，是中國走向「文明的崛起」過程中的一大屏障。 是國家的富強重要，還是文明的建設更重要？這個問題，從晚清的梁啟超、嚴復、楊度、孫中山，一直到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都有非常激烈的爭論。在這個問題的背後，是兩種理性的沖撞。在歐洲現代性的歷史過程之中，發展出兩種不同的理性傳統：啟蒙理性和國家理性，啟蒙理性的道德價值落實在個人的自由與解放。而國家理性按照梅尼克的分析，從馬基雅維利開始，國家作為一個有機的個體，它像人一樣具有自身的生存發展的理由，為了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國家理性預設了國家主權的自主性，近代的國家主權因為超越了古希臘羅馬的德性倫理和中世紀的上帝意志，在英法最初所憑借的是啟蒙理性的自然法傳統，到19世紀德國歷史主義狂潮興起，普世的自然法傳統被判為虛妄，國家理性之上不再有任何普遍性的道德倫理羈絆，權勢成為其唯一的目的，國家成為超道德的利維坦。國家理性的正當性不再是超越的宗教或道德形而上學，而是所謂的國家與國民的同一性。國家掙脫了來自超越世界的普世性規則，它成為它自身，其正當性來自人民的授權，這種授權或者是君主制的代表（公共利益），或者是民主制的周期性的選舉授權。國家自身有其存在、發展的理由，其理由便是公共福祉。國家一旦獲得了自主性，具有了最高主權的形式，便不再有外在的道德規范，其內在的權勢如同惡魔一樣便自我繁殖，向外擴張。 梅尼克在《馬基雅維利主義》一書注意到，霍布斯的國傢具有自我解體的可能性，其自我中心主義和利己主義，無論多麼理性，都無法產生一種將自利的、分散的個人凝聚起來的社會紐帶。某種更高的道德與思想價值必須添加到國家理性之中，於是德國的黑格爾主義，以歷史主義目的論的論證，賦予國家以最高的善。 歐洲有兩種國家理論：第一，從斯多葛學派到基督教的自然法體系，塑造了理性主義的國家，在17世紀，自然法的價值不再來自於自然與天國，開始從人的自然權利解釋國家存在的理由。第二，馬基雅維利主義開始的現實主義國家，國家本身是一個集體人格，並非個人利益的總和，國家有其自身的存在理由。理性主義的國家與現實主義國家（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裂痕，霍布斯是一種解決方案，其核心是功利主義的。到盧梭那裡，其公共意志的思想讓國家獲得現代的神學政治形式，而試圖將二者最後調和起來的，是黑格爾。英國的功利主義政治來到德國，演化為帶有神秘主義性質的神學政治。黑格爾的世界精神需要在歷史中逐步展現，它需要一個像國家那樣的權勢作為主宰人類生活的載體。但手段成為了目的本身，世界精神只是國家權勢的道德表述。國家理性獲得了一種偉大的道德尊嚴。這種自我道德正當化的國家理性，比較起霍布斯世俗主義的國家理性，具有更大的破壞性，這也是德國可以從國民國家一體化的國家主義走向民粹運動的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可以不必魔化，但法西斯主義一定需要國家的自我魔化。 糾纏梅尼克一生的問題便是國家理性中的道德與權勢之爭。近代德國的一部思想史，從最初的浪漫主義、歷史主義，走向價值虛無的國家主義，最後生出法西斯主義的怪物，晚年的他撰寫《德國的浩劫》，思考的是如何遏制國家理性內部的權勢擴張。作為一個歷史主義的大家，他沒有回到普世的啟蒙理性，而是從18世紀德國早期現代性中的古典人文主義（康德、歌德、席勒與赫爾德）那裡尋求德意志民族獨特的道德價值， 用今天的說法，如何為國家建構奠定一個文明基礎？ 從歐洲近代思想、特別是德意志精神的演化史反觀當下，我們會發現當下中國與19、20世紀之交的德國具有某種相似性，那就是富強崛起之後向何處去？現代德國的悲劇性歷史留給人類的重大教訓，乃是提醒我們：假如國家理性缺乏啟蒙理性的導航和制約，任其自身發展，將會把民族拖下無底的深淵。國家理性與啟蒙理性都是現代性的內在要求，國家理性與啟蒙理性各有其內在價值，並非目的與手段的關系，然而，要警惕的是國家理性借文明的名義擴張其權勢。問題在於：我們要的是什麼樣的國家理性？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具有自我擴張性的國家理性，還是審慎的、有道德原則的國家理性？國家理性的正當性何在？是虛幻的國家/國民同一性，或者是施米特式的代表性民主威權，還是自由憲政體制所形成的國家意志？國家理性當然也可以是中國特色的，但在中國文明之中，有儒家的天下主義傳統，也有法家的窮兵黷武傳統，你的國家理性與誰調情，雖然打的都是「中國特色」牌，結局大不一樣。 任何一種理性或主義，本身具有內在的多歧性。真正的歷史罪孽是一種化學反應，單個主義很難說好壞，就看與誰聯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甘陽提出要「通三統」，這個提法本身不錯，問題在於過於籠統，「三統」中無論是中國文化傳統，還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傳統、西方的現代性傳統，都是內涵非常復雜、具有豐富兩歧性的傳統，就看如何個「通法」。現代的國家理性，究竟是與現代的啟蒙價值、儒家的人文傳統相結合，還是與毛澤東的集權體制或者法家的富國強兵同流合污？與其籠統地談「通三統」，不如深入一個層面，仔細地梳理「三統」之中不同的歷史遺產，各家各派拿出不同的組合方案，為中國文明的重建展開一場思想的大論戰。 如何從富強的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中國要的是什麼樣的文明國家？全世界注視著中國，中國應該拿出一份文明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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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如何看待中國國情特殊論

森林裡看不見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地球上也找不到兩個一模一樣的人。世間的每一種（物質的或精神的）存在，都是獨一無二的。但同樣有道理的是，所有樹葉仍舊是樹葉，每一個人都屬於人類。我們從小就會背誦「對立統一」原則，卻常常錯失了辯證思考的意蘊。令人玩味的是，特殊主義論述本身並不特殊，無論是「自我特殊論」或「他者特殊論」，都普遍地存在於人類的認知與想像之中—從「法蘭西文明優越論」「普魯士道路」「亞洲價值觀」，到「美國例外論」，不一而足。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特殊論」也並不例外。
在中國崛起背景下，「進口的」和「國產的」中國特殊論日趨強勁。其中，馬丁·雅克的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大約最引人注目。雅克急切而鄭重地告誡讀者：重要的趨勢不只是中國要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而是中國將以特殊的、完全不同於西方所想像的方式來主導世界。因此「中國的崛起」意味著「西方世界的終結」（英國版副標題），或者，「一種新全球秩序的誕生」（美國版副標題）。
但是，正如著名學者佩里·安德森在相關書評中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對獨特「中華性」（Chineseness）的神秘言說，實際上由來已久—從馬可·波羅在中國游記中塑造的美妙絕倫景象，到18世紀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文明的贊嘆，再到20世紀危言聳聽的「中國黃禍說」（yellow peril）。只是時而抱有恭敬，時而顯出輕蔑，在「中國熱」（Sinomania）與「中國恐懼」（Sinophobia）之間來回搖擺。如今，「中國恐懼絕對沒有消失，但又一輪中國熱正在形成」。但這類東方主義式的「中國特殊論」，無論是表現為熱衷還是恐懼（所謂「中國威脅論」），就認知水準而言都乏善可陳。它們不是依據細致的考察與深刻的辨識，更多來自一知半解的「觀察」與牽強附會的臆想，也就難以真正地澄清中國獨特的傳統文明究竟在何種意義和程度上、以何種方式對中國當下的崛起發生了影響。
國人自產的「中國特殊論」也源遠流長，自晚清以來從未平息，也有過多次勃興。由此衍生的一個推論，可稱之為「不適合論」：由於中國如此特殊，非中國原產的理念、價值、制度或實踐，大多不適合中國國情。曾經有林林總總的「不適合論」，聽上去都振振有詞。比如，「西醫不適合中國」，因為國人體質與西人大為不同；「自由戀愛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自古崇尚大家庭觀念，婚姻不是男女個人的結合，而是兩個家庭的結合，要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同校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傳統講「男女授受不親」；「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因為一個猶太人根據歐洲傳統與社會經驗總結出來的理論不可能適合本土國情；「個人權利觀念」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人的認同從來根植於群體，而不是「原子化的個人」；「市場經濟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文化是集體主義取向，中國人又經過社會主義的鍛造，不可能接受追逐利潤與金錢的價值觀（李新宇教授兩年前曾發表《「特別國情論」小史》一文，對百年來流布的「憲政」「共和」與「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的種種說法與理由，做過引人入勝的梳理與解讀）。據說，快餐業巨頭麥當勞在進入中國之前，曾找人評估市場前景，得到的結論是「必敗無疑」。因為中國人有自己獨特、豐富而悠久的麵食傳統，絕對不會接受「漢堡包」之類！結果使得麥當勞猶疑不決，在小弟弟肯德基捷足先登之後，才遲緩地作出反應。
而今，從西醫到麥當勞，從男女同校到自由戀愛，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到市場經濟制度，不僅都進入了中國，而且在中國生根開花、發芽結果。以「事後之明」回望，當初那些振振有詞的「不適合論」，大多是不足為信的武斷辯解。
這當然不是說中國的特殊性是一個無意義的命題，也不是說「適合不適合」國情的疑問是一個假問題。關鍵在於，許多流行版本的特殊論，往往基於某種虛假的本質主義文明論，杜撰出某種固定不變的、同質透明的「中華性」。實際上，中國古代與近現代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種外來的價值與理念，都「共時性地」構成了我們生活實踐的地平線，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化內在的構成性部分。
理解中國文化的特殊性，解釋中國崛起的原因與後果，應當著眼於歷史傳統制約下的當代實踐。而歷史的制約與影響從來是復雜和開放的，特別是由於中國傳統具有內部的多重性，經典文本的義理、現實政治中的原則和民間日常生活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也由於中國在近代以來經歷了多次巨大的變遷。因此，每當遇到「特殊論」的時候，我們也許要拋開那些陳詞濫調，認真地問一問：「當我們在談論『國情』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談什麼？」

Ⅸ 英國學者研究20年表示：他們將團結刻進骨子裡，當今中國有多強大

中國是一個有著燦爛文化的古老國度，經過歷史沉澱形成中國文明，又稱華夏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華文明是當今存在文明中，唯一完整延續至今，從未中斷的原生文明，諸如古埃及文明，奧爾梅克也被稱為原生文明，但早已消失匿跡。中國歷史歷經五千年，源遠流長，可想而知經歷過多少風雨，中國一直都在探索中蓬勃發展，創造出很多奇跡。

中國經過改革開放，隨著時間的推移，迅速強大起來，從只能生產小型物件到能生產飛機、衛星，並且在科研方面還躋身前列，有過很多成就，比如建橋技術、高鐵技術、激光技術，都能使國際友人稱贊不絕的。這些所有都歸功於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攻堅克難的成果，這也是中國能不斷強盛的緣由。

Ⅹ 西方強國衰落後就消失了，為何中國能夠不斷崛起復興

在歷史上，東西方都出現過很多強盛的帝國，比如中國的秦帝國、漢帝國、唐帝國等，西方則出現過著名的羅馬帝國、亞歷山大帝國、奧斯曼帝國、阿拉伯帝國等。

這些帝國都曾盛極一時，長鞭所指，敵人望風而降。但是幾千年的歷史下來，我們發現了這么一個規律：西方的強大帝國，在崛起衰落後，基本就湮沒在了歷史的長河中，沒有再出現過，而中國卻能不斷的崛起復興。

「因為中國從古至今都是世界強國，或許我們只是記得中國近百年軟弱的樣子，而不了解中國過去的輝煌，所以「崛起」一詞或許只對於我們中的絕大多數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國應用的詞彙，但事實是「復興」更能解釋中國的發展，中國必將再次成為世界最強國，而這只不過是中國再次回到自己待了很久的位置上而已。這源於中華文明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