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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供給側改革 改什麼怎麼改 李佐軍pdf
一、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就是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二、改革目的(進行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三、改革措施:
1、宏觀政策要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協同發力。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6年宏觀政策提出的具體要求,釋放出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的重要信號。
當前,世界經濟和貿易低迷、國際市場動盪對我國影響加深,與國內深層次矛盾凸顯形成疊加,實體經濟困難加大,宏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增多。2015年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下,通過加強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以結構性改革促進結構調整,實施穩定市場的有效措施,新的動能加速孕育形成,就業擴大、收入增長和環境改善給群眾帶來不少實惠。在此過程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功不可沒。
2、產業政策要准,准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
中國整體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發展正加快向第三產業主導的形態轉變。然而,在產業結構表現出顯著改善的同時,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
一方面,第三產業的提升潛力仍然十分大。與歐美等發達國家70%以上的第三產業比重相比,中國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仍然較低,還不到50%。
另一方面,中國工業體系中傳統工業較多,新興產業的增長難以彌補傳統工業的萎靡,內部結構矛盾十分明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為中國未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三產業內部結構明顯改善,整體水平提升明顯,服務領域不斷拓展,逐漸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金融業與房地產業成為拉動第三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傳統服務業占第三產業比例下降,金融保險、計算機服務、物流配送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社會化養老、休閑旅遊、社區服務等新型服務業越來越受到關注。
3、微觀政策要活,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潛力: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微觀政策要活」。做到靈活的微觀政策就是要通過完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消費者潛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觀經濟,充分釋放生產消費活力和內部增長潛能,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微觀經濟是經濟形勢的「晴雨表」、發展的「推進器」,放活微觀政策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積蓄發展新動能的現實需求。做活微觀、提質增效對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至關重要。
微觀市場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不竭源泉。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市場活力沒有得到充分激發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對市場主體干預得太多。因此,實現「微觀政策要活」政策目標的重要途徑就是要加快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要求,轉變政府職能要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基本思路,將該放的放下去,將該管的事管好,將該服務的服務到位,真正做到「放水養魚」,激活微觀經濟。
①增強經濟領域簡政放權力度:
簡政放權應避免各類部門「一刀切」,向經濟領域適度傾斜。另外,簡政放權應更加重視從企業生產經營全流程角度進行整體部署、全方位為企業松綁,避免各種抓大放小、抓實放虛、我抓他放等行為對改革紅利的抵消,切實提高簡政放權的「含金量」。
②簡政放權應向小微企業和服務業傾斜:
政府應該從兩個方面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扶持。
一是降門檻,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證照和資質、資格審批,給小微企業更多的「出生證」;
二是優服務,在財政、金融、人員培訓、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對小微企業傾斜,給小微企業適當地「喂點奶粉」,切實讓新注冊的800萬小微企業盡可能地活下來,並以此帶動「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
③通過社會領域簡政放權降低市場准入門檻:
社會領域的簡政放權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齊頭並進。
一是要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的准入限制,鼓勵民間資本為政府「補位」,加大教育、養老等社會領域的投入力度;
二是要對社會領域的各種評比、達標、認證、收費事項進行全面評估,該保留或下放的進行保留或下放,其餘的則應盡可能取消,最大限度為企業「松綁」,切實降低市場門檻;
三是轉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積極性跟隨中央步伐進行簡政放權,為避免社會領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後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撐。
4、改革政策要實,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
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需要保持和增強戰略定力,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入貫徹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論述,加快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部署,敢於啃硬骨頭、涉險灘,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最大程度地釋放改革的新紅利。
當前,全球經濟仍然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不穩定因素較多。走進新常態的中國正面臨著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問題和新挑戰。在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下,經濟增長出現減速趨勢,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時期,到了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
與此同時,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包容、不可持續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每一項任務,擔子都不輕,所面臨的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化解產能過剩風險、增強結構調整動能、釋放創新驅動潛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點問題,依然需要通過切切實實的改革來加以推動。
不深化改革,發展就難有活力、難有成效、難以可持續;不深化改革,存在的問題就可能更嚴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改革過去、現在都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改革依然是中國發展的最大動力和關鍵一招。要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提質增效、行穩致遠,必須培育千千萬萬的改革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堅決破除各種利益的藩籬和體制機制的弊端,充分釋放改革新紅利。
5、社會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線: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思路,必須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會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化解過剩產能等,必然會影響部分群體的就業和收入,但這是必須要過的檻,必須要經歷的陣痛。所以要更好發揮社會政策穩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線。特別是要把重點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務,為結構性改革創造好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
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從全局高度重視就業問題。要深入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真正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選擇有利於擴大就業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①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
實行有利於促進就業的財政保障政策。公共財政應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小型微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傾斜,財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傾斜,加大對困難群體的扶持力度;實行支持和促進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型微型企業發展,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充分發揮其在吸納城鄉勞動力就業中的作用。
完善和落實促進大學生、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就業的優惠政策;實行更加有利於促進就業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小型微型企業發展,加大支持自主創業力度;實施鼓勵勞動者多渠道、多形式就業的扶持政策。通過優惠政策和就業服務,扶持勞動者自謀職業、自主就業。
②要努力推進重點、困難群體就業:
切實做好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群體就業工作。繼續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就業工作的首位。鼓勵支持高校畢業生通過多種形式靈活就業。繼續做好退役軍人就業工作;推進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要加緊消除流動就業的制度壁壘,進一步完善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勞動維權「三位一體」的工作機制。
同時,要積極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加強對困難群體的就業援助。建立健全就業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確保就業困難群體隨出現隨援助隨就業。推進各類用人單位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扶持殘疾人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做好婦女就業工作。
③加強配套措施改革:
一要全面提高就業能力。要加強職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和技工院校示範校建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和現代技工教育培養體系。重點支持急需緊缺行業技師培訓,加強高技能人才培訓基地建設。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加強就業培訓,加快構建勞動者終身職業培訓體系,健全完善社會化職業培訓網路。
二要提升就業服務能力。要加強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形成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體系。全面實行就業失業登記身份證識別系統,建設城鄉人力資源基本資料庫。要加快形成統一規范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促進就業和配置人力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網路建設,促進信息資源共享。
三要加強勞動者的保護措施建設。健全勞動標准體系和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推進企業改善勞動條件。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業與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和履約質量。擴大集體合同制度覆蓋面,提高集體協商的實效性。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工作,加大對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市場的監管力度,全面推進「網格化、網路化」管理。全違法行為預防預警和多部門綜合治理機制,有效處置勞動保障違法行為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特別是要努力實現企業職工特別是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
㈤ 《分享經濟供給側改革的新經濟方案》pdf下載在線閱讀全文,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分享經濟》(馬化騰)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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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分享經濟
作者:馬化騰
豆瓣評分:6.0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年份:2016-6-1
頁數:384
內容簡介: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從高速轉向中高速,人口結構也開始邁向老齡化,消費對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但產能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並存的現象並依然存在。如今,分享經濟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從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到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都提到了要發展分享經濟。
《分享經濟:供給側改革的新經濟方案》由「分享經濟」倡導者馬化騰等創作,以騰訊研究院長時間的研究為基礎撰寫而成,程維作序推薦。書中通過界定「分享經濟」的內涵、世界各國的分享經濟發展現狀、各國政府的態度、各種企業的發展路徑等內容,清晰呈現出當下中國政府和企業可供參考的案例以及可以選擇的發展模式。
作者簡介:
馬化騰,騰訊主要創辦人之一,現擔任騰訊公司控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2016年提交議案《關於促進分享經濟發展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的建議》。
張孝榮 ,騰訊研究院資深專家,曾任中信證券互聯網首席分析師,互聯網實驗室總裁。
孫怡,騰訊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互聯網新興產業經濟。
蔡雄山,騰訊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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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中國經濟新時代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pdf下載在線閱讀全文,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中國經濟新時代》(吳敬璉)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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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經濟新時代
作者:吳敬璉
豆瓣評分:8.8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2-1
頁數:464
內容簡介:
本書為中國經濟50人論壇「長安論壇」每年推出的研究中國經濟的品牌讀物,匯聚了中國經濟研究領域的*研究專家,對中國經濟各領域的深度解讀與分析,涉及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風險、匯率改革、產業政策等多個經濟熱點話題,為公眾解讀中國經濟多領域改革與政策。
書中既有對繼續推進中國經濟改革的宏觀政策分析,把脈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長期挑戰,又包含了對「三農問題」、中國製造業以及金融監管等關繫到整體經濟安全運行的具體問題的真知灼見,並在大量宏觀經濟數據的支撐下,給出了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開創中國經濟新格局的政策建議。
作者簡介:
吳敬璉,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當代中國傑出經濟學家,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
余永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金融、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問題。
陳錫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許善達,高級經濟師,注冊會計師。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顧問、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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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為什麼房價難言"歷史大頂 pdf
2015-2016年,中國房地產銷售市場再度火爆,根據百城價格指數,兩年全國平均房價漲幅超過20%,一線城市平均漲幅超過40%,部分熱點二線城市漲幅甚至超過一線城市。
主流觀點認為,中國進入老齡化時期,城鎮化接近尾聲,貨幣超發、加杠桿是房價上漲的主要原因,因此房價上漲不可持續,隨著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政策出台,中國房價將出現「歷史大頂」。對於上述各項觀點,我們均持否定態度。
海清FICC頻道認為,不能簡單的認為高房價就是「房地產價格泡沫」。中國一線城市的高房價本質上是「產業集聚、資源集聚導致的特大城市化傾向」(決定需求)與「嚴控特大城市規模」(決定供給)之間的矛盾。
在政府城鎮化政策根本改變之前,一線城市的價格扭曲將長期存在。與2010-2011年房地產調控類似,此次房地產調控可能導致一線城市短期止漲甚至下跌,但改變不了一線城市房價的長期上漲趨勢。
在本文中,重點分析主流觀點普遍存在的五大誤區:
誤區一,房地產市場只考慮需求不考慮供給;
誤區二,認為「人口流動」可以代表房地產需求;
誤區三,認為「老齡化」將導致房價下跌;
誤區四,認為中國城鎮化接近尾聲;
誤區五,認為加杠桿必然等於「炒房」和泡沫。
主流房地產分析框架
對於中國房地產問題,主要有兩種分析方法:一種是從宏觀的角度,研究房地產的供需和政策,判斷房地產市場的拐點;另一種是從估值的角度,使用房價收入比、杠桿率等指標,確定中國房地產市場相對於全球的估值水平,判斷房地產市場的拐點。 在本文中,主要集中於宏觀的角度,對目前主流的房地產分析框架提出質疑。在之後的系列文章中,將對估值指標進行討論。
從宏觀角度,市場上對於中國房地產的主流分析框架是「人口流動+貨幣現象」。這一分析框架的本質是,認為房地產價格由需求決定,而需求分為兩部分:剛性需求和投資需求。其中,「人口流動」對應「剛性需求」,「貨幣現象」對應「投資需求」或者反映價格泡沫程度。
其中,「人口流動」又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老齡化」,一部分是「城鎮化」,這兩部分共同決定了城市人口的變化,市場主流觀點認為城市人口的變化可以代表房地產的需求變化。
市場主流觀點認為,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拐點,同時城鎮化接近尾聲,因此購房人口數量或增速將下降,房地產需求將長期下滑,因此中國房地產正處於存在歷史大頂。同時,主流觀點認為,由於房地產需求正在下降,因此房地產價格上漲是「貨幣現象」,也就是房地產價格泡沫。
海清FICC頻道認為,上述房地產分析框架看似很完整,很充分,但實際上存在諸多似是而非的問題,也完全沒有揭示中國房地產問題的本質。下面重點分析「人口流動+貨幣現象」框架的五大誤區。
誤區一:房地產能只看需求而不看供給嗎?
在「人口流動+貨幣現象」框架中,只從房地產需求的角度出發,而完全忽略了供給因素。
事實上,供給是中國房地產問題的關鍵之一。最直接的證據是,北京、上海低供給、高房價,重慶則是高供給,低房價。
北京、上海實行了嚴格的控制土地供給規模政策,而重慶則沒有限制土地供給,導致北京、上海2010年以來房地產銷售面積維持低位,而重慶房地產銷售面積則持續上行。
圖1 北京、上海銷售下滑,重慶銷售上升
與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甚至絕大多數二線城市相比,重慶的房價漲幅微乎其微。我們認為,重慶的土地供給、住房供給充分,是其房價能夠在2010-2015年基本不變的重要原因。
圖2 北京、上海房價飆漲,重慶房價基本不變
在2014-2015年「忽視房地產供給」的誤區較為突出,2016年以來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土地供給不足」因素越來越被市場接受,呼籲放鬆特大城市人口和土地規模管制的聲音越來越多。
2016年以來,市場主流的誤區出在需求端,這些錯誤觀點包括:「人口流動決定剛性需求」、「老齡化導致房價下跌」、「中國城鎮化接近尾聲」、「加杠桿就是炒房、泡沫」,在下面的誤區二到誤區五中將一一進行論述。
誤區二:「人口流動」能決定房地產剛性需求嗎?
我們認為,決定房地產剛性需求的並不是「人口流動」,而是「購買力流動」。
在2016年初,很多人將上海「人口凈流出」作為上海房價不能上漲的主要依據,但結果讓人大跌眼鏡。事實上,2011年以來一線城市人口增速一直在下降,但一線城市房價在全國漲幅仍然位居前列。
圖3 北京、上海人口增速持續下降
為何人口下降,反而房價大漲?因為我們只關注了人口下降,而沒有關注其背後的原因。是因為大家不渴望北上廣的教育、醫療、就業、娛樂條件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一線城市人口增速下降,根本原因有兩個:
一是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是一項基本國策,「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明確寫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等重要文件中。北京市人口上限為2300萬;上海市人口上限為2500萬。
二是一線城市超高的房價使得很多人難以在一線城市體面的生活,不得不「逃離北上廣」。
換句話說,一線城市的人口增速下降,是政府政策、高房價阻止了中低收入階層人口流入的結果。如果人人都能在北上廣深買得起房、人人都有購房條件,那一線城市的人口增速有可能下降嗎?
盡管現實有些殘酷,但不得不承認,離開北上廣的是中低收入階層,而全國各地的中高收入階層仍然在進入北上廣,只有極高收入階層才有可能真的希望離開中國一線城市、出國移民。
我們的核心觀點是,衡量一線城市房地產剛性需求,要看的是「購買力流動」,而不是「人口流動」。即使一線城市總人口數量減少,只要買得起房的人口數量在增加,一線城市的剛性需求就是在增加。簡單的將「人口流動」等同於「購房需求」,存在嚴重的問題。
誤區三:「老齡化」真的會讓房價下跌嗎?
在宏觀層面,「老齡化」一直是論證中國房地產市場「歷史大頂」的重要依據。很多觀點認為,「老齡化」導致適齡購房人口佔比下降,進而導致房地產需求下降,進而導致房地價格下跌。
上述觀點的主要證據是日本,日本70年代之後人口老齡化加速,最終導致了日本80年代的房地產泡沫破裂,同時日本房價近二十多年一蹶不振。
上述理論和證據是不是看起來合理、很充分?但事實並非如此。從全球數據來看,「老齡化」與房地產價格基本沒有關系,日本更可能是一個特例。
先看美國,老齡化完全無法阻擋房價上漲。美國1990年之後老齡化明顯加劇,適齡購房人口佔比持續下降,但美國房價上漲並未停止,甚至出現加速趨勢。即使次貸危機房價階段性下跌,目前房價也已經漲回危機前的水平。
圖4 美國老齡化加劇,房價反而上漲
再看英國,老齡化之後房價反而加速上漲。英國1990年之後老齡化加速,2000年之後適齡購房人口佔比下降,英國房價卻一路上漲。同樣經歷次貸危機階段性大跌之後,目前房價已經漲回危機之前的水平。
圖5 英國老齡化加劇,房價反而上漲
最後看德國,老齡化最嚴重時期反而是房價上漲最快時期。德國1980年之後人口老齡化一直在持續,1995年適齡購房人口佔比見頂、之後長達二十年下降,但在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適齡購房人口佔比最低的2010年以來,德國房價卻一路飆升。
圖6 德國老齡化加劇,房價反而上漲
從美國、英國、德國等例子可以看出,「老齡化」決不能與「房價下跌」劃等號。如果簡單的看圖說話,我們能得到的結論反而是:美國、英國、德國房價均呈現長期上漲趨勢,而無論老齡化與否,甚至無論經濟危機與否。
不管上述看圖說話的結論是否成立,至少我們已經能夠證明一點:將「老齡化」作為中國房價大頂的理由是大錯特錯;除日本之外,多數國家「老齡化」與房價漲跌無關。
誤區四:中國城鎮化真的接近尾聲了嗎?
從宏觀層面, 城鎮化率接近尾聲也一直是看空中國房地產的重要理由。但真實情況是,從國際比較看,完全得不出「中國城鎮化接近尾聲」的結論。
如果看戶籍城鎮化率,中國戶籍城鎮化率不足40%,顯然距離城鎮化結束還有相當相當遠的距離。
不過,戶籍城鎮化率對中國的城鎮化程度存在明顯低估,特別是對於三四線城市而言。由於戶籍制度的原因,很多農民已經在三四線城市購房,但不願放棄農村戶口,因為農村戶口相對三四線城市戶口更有價值。
如果不看戶籍城鎮化率,而是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中國2015年城鎮化率也僅為56%,遠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之下,美國城鎮化率80%,日本城鎮化率93%,德國城鎮化率75%,法國城鎮化率80%,英國城鎮化率82%,韓國城鎮化率82%。即使看發展中國家,俄羅斯城鎮化率75%,巴西城鎮化率86%,南非城鎮化率64%,中國城鎮化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依然算低的。
圖7 中國城鎮化率遠低於其他國家(均為聯合國口徑)
從中國城鎮化率的增速看,也完全得不到城鎮化接近尾聲的結論。1996年-2015年,中國每年城鎮化率增長速度均為1.3%左右, 最新的2015年城鎮化率增速仍然為1.33%,城鎮化率增速最低的年份也達到了1%以上,中國顯然還處於城鎮化的趨勢之中。
圖8 中國城鎮化率增速仍高
從國際經驗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城鎮化率至少要達到70%以上,城鎮化才算接近尾聲,而中國距離70%還有極大的差距。
圖9 全球經驗來看,城鎮化率70%之前均為快速城鎮化階段
如果按照70%作為中國城鎮化的終點,則還有10-15年的城鎮化時間。目前中國為56%,距離70%還有14%的距離。中國過去平均每年城鎮化率提高不超過1.5%,這意味著中國距離城鎮化結束至少還有10年的時間。如果按照1%的城鎮化率增速計算,則還有將近15年的時間。
難道10-15年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嗎?中國過去10-15年發生了多少變化?房價在過去10-15年又漲了多少?「中國城鎮化接近尾聲」的結論到底怎麼得出來的?
誤區五:加杠桿就一定是「炒房」嗎?
前面四個誤區都是圍繞剛性供需或者真實供需,最後一個誤區討論貨幣因素。中國高房價真的是貨幣超發或者加杠桿炒房的結果嗎?
首先要討論的問題是,房價上漲與貨幣超發,孰因孰果?從數據上看,中國確實存在所謂「貨幣超發」,即「M2增速」高於「GDP+CPI增速」,很多人認為貨幣超發是房地產泡沫的原因。
但事實可能恰好相反,房價上漲是貨幣供應的原因,而不是結果。並不是每年央行印好鈔票,然後大家拿著鈔票去買房子;而是在買房子貸款的過程中,才創造了M2。從時間先後順序看,只能是先有買房子的行為,才有貨幣供應的增長。這就意味著,是高房價導致了高M2,而不是高M2導致了高房價。
盡管我們不認為貨幣超發(高M2)導致高房價,但是我們承認房價上漲與貨幣寬松的正相關關系。貨幣超發與貨幣寬松的區別是,貨幣寬松只關注資金成本的高低,而不看貨幣供應量的多少。
我們認為,2014-2016年的貨幣寬松降低資金成本、放鬆首付比例,是加劇房價上漲的重要因素。但這是否意味著全國范圍存在泡沫?我們持懷疑態度。
我們認為,對於全國房地產市場不能一概而論,而必須分類討論。
首先是一線城市,我們認為一線城市「炒房」的可能性並不大,一線城市加杠桿不等於炒房。主要原因是,2014-2015年全國取消限購潮中,所有一線城市均沒有取消限購。2011年以來,一線城市均限制購買兩套或以上住房,這使得炒房的難度極高。一線城市的加杠桿只能用於首套或者二套,對應的是居住或者改善需求;除非該購房人未來永久離開中國一線城市,否則加杠桿買房最多算是剛性需求的提前釋放,而非以未來賣出為目的的「炒房」。
其次是三四線城市,高庫存下「炒房」的可能性也不大。三四線城市盡管沒有限購,但是一直處於供給過剩的狀態,即使到現在,庫存去化周期一般都在兩三年甚至更長時間,還沒有聽說過有「炒家」會炒供給嚴重過剩的東西。
真正可能存在「炒房」的是所謂熱點二線城市。一方面,這些城市在2014-2015年取消了限購,使得「炒房」成為了可能;另一方面,這些城市存在階段性的土地供給不足、住房庫存不足,為「炒房」提供了空間。從歷史上看,每一輪房地產價格上漲都是一線城市漲幅最高,而2015-2016年部分熱點二線城市漲幅超過一線城市,也從側面反映其存在過熱或者泡沫的可能。如果二線城市採取了「限購抑制需求+加大土地供給」,則「炒房」部分將退潮,存在重演當年溫州或者鄂爾多斯房價大跌的可能。
因此,我們認為:
(1)對於一線城市,貨幣寬松和限貸放鬆使得剛性需求提前兌現,加速了房價上漲,但與以為了將來賣出的「炒房」有本質不同,一線城市即使房價下跌,也難以超過2012或2014年的跌幅;
(2)對於三四線城市,「炒房」的動機本來就不存在,未來仍然是城鎮化與高庫存的博弈,大漲大跌的空間都不大;
(3)對於二線城市,存在一定程度的「炒房」泡沫,「限購+擴大土地供給」可能會導致二線城市房價大跌,這種下跌是房地產市場正常化的結果。
中國存在「房地產泡沫」嗎?
最後談談中國是否存在「房地產泡沫」。我們一直不太認可「中國房地產存在系統性泡沫」的說法,特別是不認可「一線城市高房價等於泡沫」的說法。
中國一線城市的高房價本質上是「產業集聚、資源集聚導致的特大城市化需求」(決定需求)與「嚴控特大城市規模」(決定供給)之間的矛盾。在中國「嚴控特大城市規模」這一城鎮化路徑沒有得到改變之前,一線城市房價上漲將長期存在,而與「會因杠桿斷裂的泡沫」有本質不同。
所謂「資產價格泡沫」,需要有兩個要素:一是「價格偏離價值」,價格上漲脫離基本面,即由於炒作無法實現的預期導致的價格上漲,二是「存在加杠桿投資行為」,加杠桿買入的目的是為了將來賣出,只能通過資產價格上漲償還加杠桿的利息,當資產價格停止上漲,則會發生劇烈去杠桿,引發泡沫破裂、資產價格暴跌。
最近的資產價格泡沫是2015年的中國股市。股價上漲時由於「國家牛市」等錯誤預期,同時存在配資等加杠桿投資行為,最終體現為暴漲暴跌。
同樣是暴漲,但與股市不同,2016年黑色系商品可能並非資產價格泡沫。2016年初,我們在《美元周期見頂&大宗商品見底》、《為何產能過剩無法阻擋大宗商品暴漲?》(鄧海清、陳曦)等文章中提出,基於「供給側改革+經濟企穩回升+美元指數見頂」的邏輯看多黑色,黑色系商品也確實出現了暴漲,但市場卻一直認為是「資產價格泡沫」。市場當時的邏輯是,「黑色系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所以價格大漲是不可能的,必然是泡沫」。不過,到了2016年下半年,隨著黑色系趨勢性走強越來越確定,市場上「黑色系暴漲是泡沫」的論調已經基本消失。
在衡量「資產價格泡沫」的第一個要素「價格偏離價值」中,必須注意,政府政策因素應當體現在「價值」中。這就跟分析債券市場時、必須考慮央行貨幣政策,分析股票市場時、必須考慮尚未實行注冊制一樣。脫離開政府政策,談論價值是沒有意義的。黑色系暴漲的根本原因是「供給側改革」,這一政策因素確實會改變黑色系商品的長期價值,因此價格的上漲是符合基本面的,而不是價格偏離價值。
在「價格沒有偏離價值」的情況下,加杠桿只會」加速價格向價值回歸」,而不是「加劇價格與價值的偏離」,也不會導致資產價格泡沫,這就跟「加杠桿套利」可以抹平錯誤定價、實現市場有效性的邏輯是一樣的。特別是,在一線城市一直存在限購政策的情況下,加杠桿只是加速剛性需求的釋放,而不會導致未來的去杠桿和崩盤。
房地產的邏輯與黑色系商品的邏輯是類似的,都是由於政策因素導致的價格扭曲,而且這種扭曲可以長期存在。我們很難想像,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寫入《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有效控制特大城市新增建設用地規模」等政策能夠在未來幾年得到改變,盡管這些政策的合理性確實存在很大疑問。
海清FICC頻道並不認為中國存在系統性的房地產泡沫,特別是一線城市高房價絕不能輕易與「房地產泡沫」劃等號,更不能輕易將日本房地產一蹶不振的孤例套用到中國。
當然,正如前面所述,部分熱點二線城市可能存在房地產泡沫,因為其房價上漲與「不限購+階段性低庫存」有關,而這兩個因素都已經或將要改變。不排除在個別熱點二線城市重現溫州房價大跌的可能,但也正與2012年的溫州類似,暴跌擴散到其他城市的可能性很低。
要想從根本上改變一線城市房價的長期上漲趨勢,我們認為有兩個解決辦法:
一是放棄「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政策,也就同時放棄由這一政策導致的「嚴格控制特大城市土地供給」,但這種可能性極小;
二是將「控制人口規模」與「控制土地規模」脫鉤。「控制土地規模」一直被作為「控制人口規模」的工具,未來有可能只控制人口規模,而不控制或少控制土地規模,同時加快引導特大城市人口向周邊轉移。
總結全文,我們的結論是:
1、宏觀層面的主流房地產分析框架——「人口流動+貨幣因素」忽略了供給因素,而供給因素在中國房地產問題中有重要位置。
2、「人口流動」並不能決定房地產的真實需求,只有「購買力流動」才能反映房地產的真實需求。一線城市的人口增速放緩或負增長不代表一線城市購房需求下降,也不能作為一線城市房價將下跌的依據。
3、國際經驗表明,「老齡化」絕不等於房價下跌。美國、英國、德國等案例表明,「老齡化」階段恰恰是這些國家房地產價格上漲時期;不能將日本的特例作為「老齡化」導致房價下跌的依據。
4、用「城鎮化接近尾聲」論證房地產見頂是錯誤的,「中國城鎮化接近尾聲」是偽命題。全球經驗來看,城鎮化率70%以下為城鎮化加速階段,中國城鎮化率遠低於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未來還有10-15年的城鎮化時間。
5、加杠桿不必然等於「炒房」,也不必然等於泡沫。(1)一線城市加杠桿是剛需提前釋放,與為了賣出而買入的「炒房」有本質區別,未來即使下跌也難以超過2012或2014年跌幅;(2)三四線城市房地產一直高庫存、供給過剩,「炒房」的前提都不存在;(3)真正有泡沫風險的只有部分二線城市,一方面2015-2016年沒有限購,另一方面供給短期不足為「炒房」提供了理由,未來二線城市房地產正常化、剛需化可能會導致二線的房價短期大跌。
6、不能簡單的認為高房價就是「房地產價格泡沫」。中國一線城市的高房價本質上是「產業集聚、資源集聚導致的特大城市化傾向」(決定需求)與「嚴控特大城市規模」(決定供給)之間的矛盾。政策因素應當被包含在價值之中,在政策具有持續性的前提下,一線城市的高房價可能並未明顯偏離價值。在「價格沒有偏離價值」時,加杠桿只會」加速價格向價值回歸」,而不是導致資產價格泡沫。
在「有效控制特大城市新增建設用地規模」政策沒有改變之前,一線城市的房價扭曲將長期存在,房地產調控只能導致短期價格波動,而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一線城市房價的長期上漲趨勢。一種可能的從根本上改變一線城市房價上漲趨勢的方法是,將「控制人口規模」與「控制土地規模」脫鉤,在控制人口規模的同時,放寬土地供給,加快引導特大城市人口向周邊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