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预算法颁布意义

⑴ 中国的《预算法》有几部，分别在什么时候颁布并实行的

1、中国预算法有一部，是1995年11月2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三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95年11月22日发布实施的。
2、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预算法的决定，修改后的预算法要求“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赋予地方政府有限发债权、实行预算公开制度等成为亮点。法律将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3、重点修改内容：
（1）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增加一条，作为第二条：“预算、决算的编制、审查、批准、监督，以及预算的执行和调整，依照本法规定执行。”
（3）将第二条改为第三条，删去第二款。
将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改为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修改为：“全国预算由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组成。地方预算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预算组成。
“地方各级总预算由本级预算和汇总的下一级总预算组成；下一级只有本级预算的，下一级总预算即指下一级的本级预算。没有下一级预算的，总预算即指本级预算。”
（4）将第三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各级预算应当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
“各级政府应当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5）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预算由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组成。
“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
（6）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http://www.kuaiji.com/news/1751900_4
4、新预算法的修订，给我国政府的启示：

（1）坚持对人们负责，依法行政。
（2）健全和完善行政内部监督体系 。

⑵ 新预算法的修法背景

1995年以来预算制度的改革与成效
1994年，我国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税收制度等财税重大改革相继推开。几乎与此同步，1994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制定了预算法，形成了预算制度的基本框架。预算法的颁布实施，对规范政府预算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逐步确立，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2000年前后转向预算管理制度，预算管理机制不断改革完善，预算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明显强化。
一是预算管理范围不断拓展。过去，除了纳入预算管理的预算内收支，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大量的预算外收支，主要指的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其他机构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而收取、提取、募集和安排使用的各种未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入等。
在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的背景下，我国预算外收支规模不断膨胀，到2007年最高时达到6820亿元。但由于对预算外资金缺乏有效地监督管理，也带来了一系列突出问题，比如一些单位擅自将财政预算资金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转为预算外资金等。同时，预算外资金的使用脱离财政管理和各级人大监督，乱支滥用现象较为突出，助长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发生，成为各方诟病的焦点问题。
1996年，国务院制定《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开始逐步将各类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进行管理。2002年财政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将部分行政事业型收费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逐步将有关部门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预算管理。2004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逐步将政府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2006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逐步将土地出让收入纳入地方预算管理。到2011年，我国实现了将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了预算管理的目标。
二是政府预算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在预算编制领域，2000年启动了以部门为预算管理和绩效评价为重点的部门预算改革，实现“一个部门一本预算”。在预算执行领域，2001年启动了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通过国库单一账户进行集中的资金收缴和支付。在支出管理上，1999年启动了政府采购改革，将分散式的政府采购模式改为政府采购机构集中采购。
在绩效评价上，2005年在试点基础上启动了中央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由财政部统一领导，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在预算管理科目上，2007年起启动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建立了收入分类和支出分别按功能分类、经济分类的收支分类科目。
随着各类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开始编制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等“四本预算”。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从2010年起正式报送全国人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于2007年开始试点，从2010年起开始正式报送全国人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从2010年起开始试编，2014年起首次编入预算草案并报全国人大。
三是人大预算审查监督不断加强。在预算法基础上，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对加强中央预算的初步审查、预算调整等作了明确规定。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监督法对各级人大常委会审查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的审查重点等作了具体规定。

⑶ 预算法是提高预算单位管理水平的基础法律。这句话对吗，为什么

不对，《预算法》：
1、是制定其他预算法规的基本依据
2、对于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财政预算制度有重要意义
3、是我国国家预算管理工作的根本性法律

《预算法》是我国第一部财政基本法律，是我国国家预算管理工作的根本性法律以及制定其他预算法规的基本依据。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财政预算制度，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4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预算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是我国第一部财政基本法律，是我国国家预算管理工作的根本性法律，是制定其他预算法规的基本依据。

⑷ 我国预算法修改,颁布有什么意义

新预算法的颁布和实行，是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里程碑事件，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用什么角度来看新预算法的意义
站在全面深化改革全局角度横向看。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仅仅专注于预算法的内容和内涵，难以真正理解新预算法的深远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设立了单独的一章进行了阐述，并首次将“财政”定义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可见财税体制改革工作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全局的重要性。《决定》分17、18、19三节从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事权和支出责任，指明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三大任务。其中，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在第一位的，楼部长在回答财税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时也指出，“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基础，要先行”。因此，从宏观上看，新预算法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础，是突破口，而财税体制改革又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大局的先行军。新预算法的颁布，不仅仅是一部法律的重新修订，更意味着吹响了财税体制改革的冲锋号，意味着我们已经置身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之中。
站在历史进程的角度纵向看。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财政体制主要经历了四段时期三次变革，即：计划经济时期的统收统支制度，78年改革开放到94年期间的大包干制度，94年分税制改革至当下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新预算法颁布后的新时期。预算是财政的核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如果说94年的分税制保证了我国20年的高速发展，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财税体制基础，那么，现在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就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阶段，新预算法的颁布和执行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些条款的修改，一些内容的增加，而是财政体制和财政理念的一种变革，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新时期的一种必然要求。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新预算法的颁布必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
二、怎么理解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
新预算法的第一条指出，要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要求。新预算法共11章101条，内容丰富，亮点很多，但“全面规范、公开透明”这8个字，实际是新预算法最显着特征的集中表述，具有丰富的内涵。
“全面”体现在：一是所有的财政资金都要纳入预算管理，没有了预算外资金的提法。二是原先不属于财政资金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及或有债务，也要通过政府债券的形式，逐步纳入到预算监管的范围内，做到预算管理无死角。三是实现四本预算制度，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都纳入到全口径预算中来；四是建立跨年度预算调整机制，更加全面的体现了预算的周期性、波动性和长期属性。
“规范”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政府的支出都必须以已经批准的预算为依据，没有依据不得支出，强化预算的硬约束，防止原先财政支出的随意性和开口子；预算的编制、执行，都要按规定的收支分类科目进行，体现预算的严谨性、统一性、规范性。对违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明确的处罚条款，追究违规单位和违规人员的责任，保证预算法的严肃性和可执行性。
“公开透明”体现在：除开涉密的信息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各级政府以及部门，都要公开预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算执行报告及报表，并且老百姓关心的三公经费、民生支出、政府采购等重要事项，都要公开并进行说明，从而实现透明预算，阳光预算。
因此，新预算法，通过“全面规范、公开透明”来概括最重要的特征，是十分精确到位的。
三、新预算法与专员办工作的联系
预算是财政的核心，专员办的工作重心通过财预352号文件，已经转移并嵌入到财政主体工作之中，实际就是嵌入预算管理的主体工作之中。专员办的业务，过去侧重于事后监督，而现在是全面嵌入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全过程之中。对于专员办监督检查处来说，虽然是保留的唯一对口部监督检查局的业务处室，但这并不和服务于预算管理工作相矛盾，相反，监督检查工作应该和预算管理是一个整体，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预算管理的职能主要涵盖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而监督是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重要保障，监督检查工作可以寓于预、决算编制之中，看预算编制是否科学、合规，是否复合既定程序，也可以体现在预算执行情况的过程之中，比如预算执行进度，执行的绩效，执行的合规性，当然，监督检查还可以用于发现违反预算法、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总之，新预算法和财预352号文，赋予了专员办更大的一个舞台，而监督检查工作，在这个大舞台上，大有可为。

⑸ 我国新预算法与税收关系的新变化是什么

2015年1月1日即将实施的新预算法，与1994年颁布的预算法相比较，在财政预算与税收的关系上主要有五点变化。
一是在法律形态上第一次明确了税收是公共财政收入的主体地位和主要源泉。新预算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一般公共预算是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使用于保障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支出。”这种对税收作为公共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确立，说明了税收是国家政府的公共收入，税法是公法；说明了税收在组织公共财政收入中唱主角的主导作用，说明财政预算收入和支出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同时，新预算法第27条第一款还规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五个方面，其中把各项税收收入排在最前列，这也说明了新预算法把税收放在公共财政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事实上，国家每年财政总收入中的税收收入比例为85%—90%以上，例如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95729.46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92%，2012年全国税收总收入110764.04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95%，2013年全国税收总收入110497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86%。可见我国不仅进入世界经济大国，而且也是世界财政税收大国。
二是新预算法明确规定了税收的调控作用。税收的调控作用不仅体现在财政预算收入政策和收入总量上，而且还体现在财政预算支出政策和支出形式上。例如：新预算法第6条第二、第三款明确规定了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包括“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转移支付预算”；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包括“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新预算法第7条第一款规定：地方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包括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包括“本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预算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税收返还虽然本质上已属于财政支出的范畴，但终究还是采取了税收的形式；也说明税收直接对平衡地方财政、支持地方改革建设和发展的调控作用。
三是新预算法明确了税收和税制结构在财政体制中的重要作用。新预算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这是对1994年颁布的预算法第8条的保留，这说明税收和税制结构在财政体制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原有的分税制要完善并且尽可能与公共财政体制相结合，而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分配更要规范化、公开透明化、税收政策和税收工作更要创新和更有力度，税收和税制结构上升为国家财政预算分配体制的负责制度后，其价值取向更加显现。合理的税制和税制结构对于构建地方税收体系和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对于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财权、财力分配的合理性，对于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以及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将继续发挥税收体制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新预算法再一次确定了税务部门是预算和预算法执行的主体（之一）地位和职责。新预算法保留了1994年颁布的预算法中的第49条而成为了新预算法的第62条，该条第一款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预算执行的领导，并支持政府财政、税务、海关等预算收入的征收部门，依法组织预算收入。”该法第二款规定：“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在预算执行中，应当加强对预算执行的分析；发现问题时应当及时建议本级政府采取措施予以解决。”这些规定对税务部门来说是一个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问题。新预算法规定，税务部门在执行预算法中的两项重要任务，一是依法组织税收收入，组织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二是加强对预算执行中的分析和反映问题的建议。由于税务部门站在征收管理的第一线，最能了解情况、掌握信息，发现问题，故能起到预算执行中的督促作用。
五是新预算法对税收税务的纪律与法律进行了严格约束。新预算法第55条第一款规定：“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足额征收应征的预算收入。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多征、提前征收或者减征、免征、缓征应征的预算收入，不得截留、占用或者挪用预算收入。”这是很有针对性和强制性的规定。该条第二款规定“各级政府不得向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下达收入指标”。而应当从实际出发，应收尽收，应当依法征收，依率计征。正确处理依法行政、依法征税与完成税收任务规划的关系。
第56条又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应当上缴国家金库，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占用、挪用或者拖欠”。这对税务部门来说，把应收入税款税金及时按级次分别入库，这是税收征管的最后一道程序，只有完成了这道法律程序，税收征管工作才真正到位，任何单位个人和部门对政府收入都无权拖欠、挪用、占留。违背这些纪律和法律的规定，轻者要受到行政警告记过的处分，重者要开除公职，构成犯罪者要依法惩治，这在新预算法的第92条至96条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一道风险墙，既是一道铁的财税预算纪律，又是一道钢的财税预算法律。新预算法的这些规定对包括税务部门在内的人员，从法律上和纪律上、制度上进行了有力的约束。

⑹ 新预算法实施条例评析：社保预算、国库、地方债、税收返还 杨志勇

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以来，预算改革加快进行，现代财政制度也在加快建立和完善之中。近日，新预算法实施条例颁布并将于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这将为进一步落实预算法，巩固财政改革前期成果提供制度上的保障，让财政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预算法涉及面广，预算法实施条例同样如此。本文只就新预算法实施条例中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国库管理、地方债管理、税收返还等谈点看法。
财政补贴体现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公共属性
新预算法实施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位一体，形成了统一的预算体系。四本子预算各有特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更是如此，具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对所服务的人员更有针对性。
但四本子预算均有公共属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得到财政补贴。新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在精算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运行，一般公共预算可以根据需要和财力适当安排资金补充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这一规定可见一般公共预算在预算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一个人口老龄化且老年人存量较大的国家来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可持续性是个大问题。最近几年，一般公共预算补助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金额越来越大。2019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83152.13亿元，支出74740.78亿元，结余8411.35亿元，而当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中来自财政补贴（即来自一般公共预算）的有19103.12亿元，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财政补贴，社会保险基金年度可持续运行都成问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领取养老金人口占比的增加，意味着医疗费用的增加。前者加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后者加大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压力。医疗费用水平与医疗技术进步有关。一些疾病本来不可治疗，但随着技术进步，或可治愈，或不能治愈但可以带病生存，相应的医疗费用增加，相应的养老金支出也会增加。医疗技术与其他许多技术进步不太一样，在短期内医疗费用有可能不降反升。而且，医疗保险支出还与社会进步有关。一些疾病原先未纳入医保范围，随着社会进步纳入医保，医保支出就会增加。当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可持续性遇到困难时，或改革社会保险基金制度，或加大财政补贴，新实施条例为加大财政补贴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持。
各级国库库款的支配权属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
国库管理最为引人注目。有人费心费力要在新实施条例中找到相关争论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早在2000年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之初就已确定了大方向。
国库库款如何支配，看似争议最大，但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新预算法第五十九条就有明确的规定：“各级国库库款的支配权属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同意，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冻结、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的库款。”
而且，新预算法第九十三条还有人员问责的规定，即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违反预算法规定冻结、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库款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
新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对违反预算法法规定冻结、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库款作了明确的界定，直指六种行为：未经有关政府财政部门同意，冻结、动用国库库款；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违反规定将所收税款和其他预算收入存入国库之外的其他账户；未经有关政府财政部门或者财政部门授权的机构同意，办理资金拨付和退付；将国库库款挪作他用；延解、占压国库库款；占压政府财政部门拨付的预算资金。
无疑，这些规定让国库库款管理更具有可操作性，从而可以更好地促进国库管理的现代化。
建立健全地方债风险防范机制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新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新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对此作了细化，即：“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债务限额，由财政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批准的总限额内，根据各地区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并考虑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需要，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债务余额不得突破国务院批准的限额。”
新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还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地方政府违规担保一度是地方债风险管理领域的突出问题，新预算法的规定已经堵上这一漏洞，强化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新实施条例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作了明确的界定，即使用的是债务限额大口径的概念，包括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
新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对省级政府财政部门如何管理本地区债务作出规定；“接受转贷并向下级政府转贷的政府应当将转贷债务纳入本级预算管理”，突出了各级政府债务的全口径预算管理；“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统一管理本地区政府债务”突出了地方债务管理的主体责任。
新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组织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地区提出预警，并监督化解债务风险。”这是对新预算法“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财政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监督”规定的细化和扩展，有利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全流程管理。
税收返还似应明确划归转移支付
新实施条例在细节上仍有一定完善空间。关于“税收返还”的处理就是一例。先来看现实是怎么做的。根据2019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决算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有“税收返还及固定补助”。
根据新实施条例第九条的界定，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财力补助；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我们可以将“税收返还”理解为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一种。
但是，新实施条例中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均有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并列的表述。第十二条规定：“预算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所称转移性收入，是指上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下级上解收入、调入资金以及按照财政部规定列入转移性收入的无隶属关系政府的无偿援助。”
第十三条规定：“转移性支出包括上解上级支出、对下级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调出资金以及按照财政部规定列入转移性支出的给予无隶属关系政府的无偿援助。”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也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并列。显然，新实施条例这四条的规定未将税收返还视为转移支付的一种。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关系的现实处理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税收返还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一种；接着，税收返还单列，不作为转移支付；后来又把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放在一起，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在做法上二者并列；再后来，转移支付又包括税收返还。从最近的转移支付分类来看，新实施条例在这一点上似未全面吸收改革的成果。
从理论上看，税收返还既然是一级政府给另一级政府的财力转移，那么它就完全符合转移支付的定义，将它归类为转移支付是站得住脚的，没有必要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并列。
（作者杨志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⑺ 新预算法的五大特点

新预算法指出“举措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措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自己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此外，新预算法开了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正门”，同时也堵上了地方政府举债的“偏门”——“除前款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措债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同时，新预算法将强化总量监管和风险防控。“国务院建立地方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财政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监督。”

⑻ 论述我国《预算法》修订的内容及影响

我国《预算法》的产生是财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党的十四大以后,在分税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确立分税制改革的法律依据,199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并于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至今。在财政法律体系中,《预算法》处于核心法和骨干法的地位;预算法实行以来在财政法律约束、财政分配、宏观调控和财政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2003年我国开始探索预算法的修订,经过草拟、征求意见、人大审核,2014年8月《预算法修正草案》四审稿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进行审议,2014年8月31日表决通过《预算法修正草案》。此次表决通过的《预算法修订草案》要求确立全口径预算体系;鼓励一般性转移支付,限制专项转移支付;确立了省一级地方政府预算中的建设投资资金可以举债(与三审稿相比扩大了发债的预算范围,即不仅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建设投资资金可以举债,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建设投资资金也可以举债),地方政府要明确偿债计划和偿债资金来源;要求预算在规定时限内进行全面公开,并要求政府部门在规定的时限内公开部门预算,尤其是地方政府需要对其举债情况做出说明。
尽管此次表决通过的《预算法修正草案》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预算法修正草案》确立的一系列预算制度将对财政体制改革产生一定影响,将推进建立符合财政经济发展的分税制制度和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公开、透明的财政体制;《预算法修正草案》确立了省级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法律依据,明年省级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有可能将全面放开。建立了规范、透明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要求地方政府明确偿债计划和偿债资金来源,将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更加可控。长期看,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将会逐步替代用于公益性项目的部分城投债,但近期内由于地方政府发债规模有限,对城投债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