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译馆的故事

㈠ 袁珂的生平事迹

袁珂--中国神话学 大师

先生学问深似海，褒奖后学不设箍
――谨以此文悼念袁珂先生

袁珂先生1916年出生，四川新都县新繁镇人，1946年到台湾省编译馆就职，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神话传说。1949年初，先生回到四川，一直从事文学暨神话学的研究工作；1987年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2001年7月14日逝世。为悼念先生，笔者于收到讣告日（7月21日）写下一首诗《悼袁珂先生》，七言20句，其中两句即“先生学问深似海，褒奖后学不设箍”。
袁珂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举世皆知，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把神话传说当成学问来研究，是建立中国神话学的主力学者。第二、对神话学资料的收集、整理、梳理、分析、研究、出版，以及普及神话学知识方面的工作和着述甚丰，其中《中国古代神话》一书，改变了疑古派和言必称希腊者所谓的中国神话资料贫乏的误解和谬见；而《中国神话大词典》一书则是神话传说（包括对民间故事的提炼）资料集大成的巨着，笔者的论文《我们远古祖先经历过的天地大冲撞在民间留下的不灭印记》，就是从该词典中找出79个民间故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它们记录了一次天外星体撞击地球的全部过程。第三，袁珂先生提出并论证了广义神话的概念，扩展了神话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第四、袁珂先生长期鼓励、指导青年学者进行神话学研究，而且这种指导是客观的科学的不追求任何私利的。
笔者在大学时学的是原子核反应堆专业，由于时逢文化大革命，1970年毕业后并未从事专业或与专业挂点边的工作。此后对神话传说中记录的远古自然和社会信息的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解读社会文化现象，这得益于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和袁珂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一书。
1980年袁珂先生出版《山海经校注》一书，笔者如获至宝，从此对《山海经》的研究走入了正轨，并开始与袁珂先生通信，请教有关的学术问题。成都冬季很冷，袁珂先生曾托我买北京的棉鞋。1983年1月，袁珂先生寄赠《神话论文集》一书；同年夏天，笔者撰写出第一部专着《追寻远古的信息》（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年底笔者赴成都参加第一届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有机会与袁珂先生深入讨论神话学问题。1984年成立中国神话学会，袁珂先生任主席，笔者成为第一批会员，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很少参加有关的活动。
事实上，笔者是把远古神话传说视为那个时代的信息载体来进行研究的，这与袁珂先生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有很大的差异。尽管如此，袁珂先生始终对笔者的研究工作抱持着乐观其成的鼓励态度；而且先生仍然希望笔者更专注于神话学领域的研究，只是由于笔者兴趣广泛未能如先生之愿。
1996年1月，由笔者撰文、由笔者夫人孙晓琴绘画的《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一书出版，并寄赠袁珂先生。此后袁珂先生编着《中国神话大词典》，欲选用《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一书的部分插图，特意写信征求笔者同意，并在《中国神话大词典》的凡例中注明：本书插图用及“当代王红旗、孙晓琴《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等典籍。”《中国神话大词典》1998年出版后，袁珂先生立即给笔者寄来两部。此后袁珂先生欲建立神话学图书资料室，笔者闻讯即将自己已经出版的着作十余部寄上。
1997年夏，笔者经过对《山海经》进行的长达二十余年的信息解读之后，终于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对《山海经·五藏山经》所记述的山川地貌和地理方位的系统考证工作，并提出《五藏山经》记述的自然地理内容符合我国4200年前的地理地貌的新观点，例如《五藏山经》东次三经描述了山东半岛被海水分隔的景观，而在4200年前今日的胶莱平原确实被海水淹没（参见《中国自然地理图集》）。
1999年9月9日，在上述山海经地理方位考证的基础之上，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经数年绘制出巨画《帝禹山河图》，该画高540厘米、宽780厘米，将《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的447座山，以及相关的水系、地望、矿物、植物、动物、人物一一画出，再现出4200年前帝禹时代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活动场景。袁珂先生在住院期间，欣然写信祝贺：“关于《山海经》的研究，我主要从文学（神话）角度，而红旗同志则从历史，看法不尽相同。但红旗同志与晓琴女士共同制作的《帝禹山河图》，则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辉煌成就。我很高兴看到它顺利出版问世，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探讨途径。在病房无物奉献，聊缀数语，以表祝贺。1999，11，10，袁珂于四川省人民医院。”
在与袁珂先生交往的数十年里，笔者感触最深的是袁珂先生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不以学术成果为仕途的敲门砖，专心于学术的海洋，无暇世俗之顾。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袁珂先生对不同学术派别的宽容，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后学者的无私褒奖。对比之下，当今学术腐败正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某些学术权威或学术派别，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打压、排挤不同的学术观点，把官场的腐败移植到学术研究领域，把师承关系变成结党营私的关系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可以感到袁珂先生的学术道德是何等的高尚！
事实上，笔者的包括《帝禹山河图》在内的有关山海经地理复原的研究工作，尽管已经在《地理学报》、《地图》、《国家地理杂志》、《文史杂志》、《东方文化》、《中国画报》（香港版）、《中国科技画报》、《中华锦绣·建设画报》、明报（香港）、人民日报海外版、科学时报、北京青年报等等报刊发表或予以报道。但是，在某些相关的历史、文化、艺术的杂志上，始终不能有一个字的介绍，更不用说进行学术交流讨论了。笔者曾与若干大学和研究单位联络，希望有机会挂图讲解《帝禹山河图》，并进行学术交流，然而在这方面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却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没有学术兴趣和没有学术敏感的态度，某些人甚至还采取了拆台的小动作。
21世纪的中国需要在所有的领域进行创新，而能否创新则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但是，创新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在学术研究领域，这个条件就是平等的客观的公正的评判体系，以及对创新者的尊重和宽容。
笔者在《悼袁珂先生》的诗中强调“褒奖后学不设箍”。所谓“箍”，就是妨碍创新的紧箍咒，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突出的常用的手段就是打压创新者、排挤创新者、贬低创新者。做出这些行为的学术权威或学术研究者，有时候是无意所为（包括习惯思维和习惯动作），有时候是故意所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伤害的都不仅仅是创新者及其创新的事业，而是深深地伤害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活力。
此外，有些学术前辈，他们也在褒奖后学。但是他们只肯褒奖、提携那些与他们自己学术观点相同的后学，而对那些与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后学则不闻不问。也就是说，这些人的褒奖后学是有条件的，是设有紧箍咒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学生或弟子，如果一旦产生了与导师不同的新观点，则要冒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他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并失去以导师为核心的学术关系网。显然，这样的学术前辈所表现出来的的学术道德和人品，与袁珂先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虽然袁珂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博大精深的神话学和高风亮节的学术道德。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㈡ 台静农的简介

台静农(1903--1990)，着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字伯简，笔名有青曲、孔嘉等，安徽省六安叶集人。幼承庭训，读经史，习书法，中学后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肄业，奠定了国学基础。1925年春初识鲁迅，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1927年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及齐鲁大学等。抗战后，举家迁四川，任职国立编译馆。1946年赴台，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台静农治学严谨，在文学、艺术、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驰名。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艺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行世。 他也是一个着名的书法家，其书法广泛涉猎金文、刻石、碑版和各家墨迹，篆、隶、草、行、楷诸体皆精
。亦擅篆刻、绘画。台静农书艺的涵蓄是可圈可点的，他幼年得先君庭训，苦摩古帖，后“取悦新知，视书艺为玩物丧志”，一度中辍。“抗战军兴，避地入蜀”，复临旧碑，得沈尹默先生指导，于胡小石、张大千处获书法秘本，这才境界别开，格调生新，其后，“时日累聚，亦薄有会心”，一时间求字者胜于问学者。有《台静农书艺集》。 曾三次被捕。抗战爆发前，于北京辅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执教。抗战时期赴四川，任职白沙国之编译馆，并于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执教并任中文系主任。曾创作小说《大时代的小故事》。 在艺术上，台静农的小说“师法鲁迅”前面已有论述，其格调沉郁阴冷，手法质朴圆熟，出色地写出了当时农村社会的环境气氛。因此，杨义先生认为：“如果说三十年代一批优秀杂文家发扬了杂文上的‘鲁迅风‘，那么台静农则在二十年代继承了小说上的‘鲁迅风‘，他主要不是继承鲁迅小说格调中那种果戈理式‘含泪的笑‘，而是继承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中国现代小说史》）。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中国考察时，曾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答道：“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这大概是中国作家第一次问鼎诺贝尔奖金之事。而这里，鲁迅对于中国人得到诺贝尔奖金之事的态度和看法，则颇值得时下许多急着要问鼎诺贝尔奖的作家（或经济学家……）好好反省一下了。一个文学家或者是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寂寞艰苦的劳作和淡泊名利的修养，而仅仅靠媒体的炒作来浪得虚名，就能得到诺贝尔奖吗？ 三、台湾的书法名家 台静农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即练习书法，又喜收藏。
早年所习隶书为华山碑与邓石如，行楷为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帖》。及至求学北京时，台静农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视书艺为“玩物丧志”，因此不再练习。抗战居川期间，受到业师沈尹默的指导，颇喜倪元璐行书之格调清新，并为之心折不已，后来，隶书又改习《石门颂》。任教台湾大学后，台静农由于与鲁迅及左翼文坛的亲密关系，再加之他在战前几次锒铛入狱的经历，其行动和言语受到了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在此背景下，台静农遂开始寄托浸淫于书艺。他在《静农书艺集》序上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经过四十年的苦练，台静农的书法卓然成为一代名家，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台静农的书法广取前人墨意，变化倪书笔致，由行书而草书，以晋唐人为典则，于奇肆古雅中显出个人风格。着名美术评论家蒋勋先生评论道：“大体说来，静农先生的书法，动势的狂辣向往晚明，线条的起落和移动则来自于汉隶北碑，是颇为复杂的综合”。除了书法外，台静农对中国书法史上几位既能承继传统又能开创新局面的枢纽人物，如生于陈隋末世的智永禅师及生于五代末世的杨凝式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有谈论书法艺术的《静农书艺集》问世。
1982年，台静农首次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翌年9月，台北《雄狮美术》月刊151期接着推出“书家台静农专辑”，由学理上阐释台静农在书法上的杰出成就，从而奠定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虽然他从不以书法家自诩，然而他的书艺却闻名中外。从此，求书者日多，台静农越写越觉得不胜其苦。这是因为台静农个性和气亲切，又从不对人摆架子，故对于登门求书者不管识与不识，几乎像“土地公似的，有求必应”。1985年元旦，台静农在《联合报》上以《我与书艺》为题，发表了他的《告老宣言》，郑重声明自1985年起，一概谢绝为人题书写字，这样，许多中外人士都以得不到台静农的字为憾。 台静农《诗画》中对书画方面提的几点建议： 一、书法： （一）临帖：一帖至少临二百至三百遍。 （二）选帖：字帖对练字的人来说十分重要，因此，他选帖以“墨迹本”为佳，并推荐唐 褚遂良《倪宽赞》、智永《真草千字文》供初学者参考。 （三）要有耐心，不要求快，要慢慢磨。 （四）要读书。 （五）要越写越有兴趣，否则将前功进弃。 二、绘画： （一）临画：目的在学笔法、设色。 （二）要经、要熟。 （三）要有功夫、要研讨。 （四）求姿态（结构）之美。 （五）见识要广：可多游历欣赏、观察自然界之美。 鲁迅在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出版后，也称赞它为“优秀之作”（《二心集·我们要的批评家》），并在后来编辑《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特意以自己的小说发端，而以台静农的小说殿后。其中，台静农入选四篇：《天二哥》、《红灯》、《新坟》和《蚯蚓们》，与鲁迅的篇数相等，而超过其它作者。这足以说明，在鲁迅看来，台静农的小说是不容忽视的。 二、鲁迅的终生挚友 1925年4月，台静农经由小学同学张目寒的介绍，初识鲁迅。从此，两人成为终生挚友。鲁迅之于台静农，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一直过从甚密，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180次以上。在他们十一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74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69封，收录于《鲁迅书信集》中的尚 有43封。综观这些书信，不管是论人或议事，都直言不讳、毫无忌惮地袒露自己的心声。如果不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像鲁迅这样为人谨慎的“世故老人”是断不会如此而言的。由此可见，鲁迅对台静农的由衷信任和深厚情谊。
鲁迅一生，以尖刻冷峻而着称于世，故其终身少有朋友。而他所引以为至交的，大多为忠厚、正直、笃实之人，如许寿裳、台静农等人即是。“台君为人极好”（《书信331219·致姚克》），这是鲁迅对台静农人品的高度评价。 1926年，台静农曾花费很大功夫，搜集文坛对鲁迅的评论，结集为《关于鲁迅及其着作》。这是台静农问世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以来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着。他讲到编辑缘起时，认为鲁迅小说中尤其清楚地表现出战斗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写完这篇序言的次月，他就创作了《天二哥》和《吴老爹》等乡土题材的小说，自此便文思如潮，把所耳闻目见的“人间的酸辛和凄楚”，“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了。《地之子》结集之前，全部小说稿曾寄呈鲁迅审阅，鲁迅建议把书名《蟪蛄》改为今名。 书 名: 台静农
作者：洪文庆
出版社： 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3-1
ISBN: 9787535630957
开本： 16开
定价: 15.00元 台静农（1902～1990）
《陈大樽诗》
《诚斋小诗》
《梁任公集宋人词句联》
《篆书格言》
《董作宾墓志铭》
《六言隶书对联》
《五言隶书对联》
《四言隶书对联》
《七言行书对联》
《草书横批》
《鸥香馆诗》
《登楼赋》
《诗笺》
沉郁劲拔欹侧道丽——台静农书法略论
台静农和他的时代

㈢ 一些梁实秋的生平故事或事迹

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我国着名学者、教授、文学家、翻译家。20年代起活跃于中国文坛和教育界，曾在北大、北师大、青岛大学等校任教，主编过《自由评论》周刊、《时事新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与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月刊。1949年去台湾，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着作甚多，有《雅舍小品》四集等，译有《莎士比亚全集》。他长于文艺评论，有不少理论性文章，在书评领域有重要建树。

梁实秋最早的书评是1922年写的《〈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情的诗集，作于1919年。当时影响很大。胡适称它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认为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草儿》是康白情创造和解放的例证。认为《草儿》是开创新诗一个时代的作品。“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可算是大成功了”。但是，梁实秋的评论几乎完全相反，几乎是针锋相对。他引用《草儿》里的大量诗作，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是《草儿》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在中国20年代初新诗坛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要通过评论消除这种影响，借以扫除诗坛的鄙陋之风。他说《草儿》一半算不得诗。有些只是演说词，分成行便成了诗。“《草儿》里的纪事文字太多了，占了全集大半”，“我们不能承认记事文是诗”。“《草儿》是急就的、草率的、半生不熟的”，而且“情感也不丰富，想象力当然也没有施展他最大的价值之余地。”他和胡适的评论，都是1922年秋天所写，前后仅相差19天。胡适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对《草儿》加以肯定。梁实秋从艺术的角度，加以否定。梁实秋时年19岁，颇有初生牛犊之气，亦有猛虎下山之势，毫不留情地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实秋书评的个性和评论特点。这种特点和气势，在后来的书评里，除和鲁迅的论争中，有所显示外，其他时间似乎没有了。

对《草儿》评论以后，梁实秋还有1928年出版的《书评两种》，评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玛丽·玛丽》和1980年出版的《书评7则》。7则书评是：《读马译〈世说新语〉》、《西方的典籍》（赫琴斯着）、《青衣·花脸·小丑》（丁秉鐩着）、《读〈烹调原理〉》（张起钧着）、《读〈文明的跃进〉》（布罗诺斯基着）、《祝〈书评书目〉五周年》（期刊）、《读〈历史研究〉》（汤因比着）。他只把这7则和评潘光旦的两则共9则当成书评，其实他的书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评胡适的《尝试集》、《西莹闲话》、《誓还小品》、《独往集》、《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现代学人散记》等，此外还有评徐志摩的诗文，对鲁迅等散文的评论。

在后来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中，没有当初评《草儿》的那种锐气，比较平实柔和，比较随意，比较分散。只注重可读性、艺术性、兴趣所致，随读随评，不成体系，缺乏系统。但是，不管他评哪种书，他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作者和作品内容，用他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思想加以分析，既能讲清楚原作者的背景，也能评析出原着的特色，这充分反映出他知识的广博，也反映出他思想的锐敏和活跃。

这里，举出他评书的几例，以说明他书评的特色。《读马译〈世说新语〉》，不仅简要地评介了《世说新语》的内容价值；“3卷26篇，1134条”，“写作在南朝文风炽烈之时，文笔非常优美，简炼而隽永，涉及的事迹起于西汉止于东晋300年左右，人物达600人，内容之丰富可想而知”。还着重地评论了“译”的功夫。他针对别人否定马译的议论，为之正名，为之肯定。他以自己试译不成而拱托《世说新语》之难译，自己译“二、三十段后即知难而退”。他盛赞马君用20年辛苦、20年心血，专心一致，锲而不舍，全文照译，绝无脱漏，难能可贵，最值得钦佩，充分肯定翻译此书的成就与向外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读〈烹调原理〉》，评得十分有趣。这是一本反映饮食文化的书。他认为饮食是生活艺术中的重要项目，食谱应重于情趣。此书“对烹饪一道做全盘的了解，条分缕析地作理论的说明，真所谓疱丁解牛，近于道矣”。他在简单的理论概括之后，便将饮食艺术化，以自己的实际体会，带文化色彩地、艺术地将北京有名的老酒楼，名牌名菜烹调之术加以分析介绍，不仅评得有趣，且使人馋涎欲滴。他评饮食的书还有《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评论中除了将饮食艺术化，文化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谈吃，深深地显露出他对北京，对故乡的深切怀恋之情。

萧继宗的《独往集》是一本杂文，梁实秋用杂文手法，层层深入地评论。文章开头是“狮子和虎，在猎食的时候，都是独来独往；狐狸和犬，则往往成群结队”。使人想到其人其文的特点，萧君的与众不同。继而用作者自序中的“孤介”，“自话自说”解释其作品是“不追逐时髦，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说言不由衷的话”。这样深化作者的个性。进而概括全部作品：“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的见地，不人云亦云”。作者有幽默感、正义感、文章嬉笑怒骂，入木三分。再抓往《哆嗦》篇，深入发挥，用实例证实自己的结论。最后以《立言》篇的一句话：做学问要“向科学方面寻出路”，全文戛然而止。评论虽不长，却层层深入，富于哲理，耐人寻味。

有人评论梁实秋“两脚踏中西文化，一身处新旧之间”。这是指他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都有研究。的确，他对西方文艺研究是比较深的。和评国内作品相比，梁实秋对西方着作的评论，成就要大得多。特别是对介绍和引进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算是佼佼者。他的评论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何瑞思之〈诗的艺术〉》、《评〈沉思录〉》、《汉烈的〈回意集〉》、《怎样读〈英国文学史〉》、《辛克莱尔的〈拜金艺术〉》、《玛丽·玛丽》、《读〈文明的跃升〉》，《读〈历史研究〉》、《大街》等都很有代表性。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学评论的鼻祖，他的《诗学》被西方奉为批评理论经典。何瑞思是罗马最大的批评家，他的《诗的艺术》是相当于《诗学》的批评杰作。梁实秋在评论中不仅介绍了两书的内容、特点，还联系时代背景，阐述了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肯定它们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说《诗学》的主旨在于申述一个普遍的艺术原则，不在批评希腊全盛时代的那些作家。所以我们应把《诗学》当做艺术原理的第一部杰作，不应把《诗学》仅仅当做某一地点的产物。认为《诗学》的论述有普遍意义，推崇为一种普遍原理。何瑞思的《诗的艺术》对文学的批评是健全的，他的全部批评学说“泰半不悖亚里士多德”，是两篇很出色的学术评论。其余为对哲学、文学史、历史、小说的评论，也都有自己的特点。梁实秋在评论西方作品的同时，还评论了多篇批评理论着作。他1934年出版的《文艺批评论》是一本关于欧洲文艺批评的专论。内容分绪论、古典的批评——希腊时代、古典的批评——罗马时代、中古与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的批评、浪漫主义的批评、近代的批评、结论。他联系各个时代的作者、作品，按历史顺序，阐述了西方文艺批评思想发展的情势，不仅是客观地叙述，有自己的思考和评析，既系统又有一定的深度。他还写有《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论》、《西塞罗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辩》、《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等。这些评论涉及了批评领域理论的方方面面。即使在今天，读这些评论对我们了解西方文艺评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重辩“抗战无关论”——真君子与真小人的争斗

多半个世纪以前，有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上了日本侦缉队的黑名单，于是当即写下遗嘱，连夜逃离北平去了四川，从此数载飘零，妻子离散，苦不堪言。而长久以来，这个人却被很多人称作是走狗、乏走狗甚至汉奸，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明眼人一看便知，我说的是梁实秋先生。

青年时代的梁实秋是个衷肠激烈的人，在日寇咄咄逼人准备饮马中原的时候，他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政论抨击实事。北平未沦陷之前，他在饭桌上沉痛地对自己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你明天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赤子之心，溢于言表。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算对他采取一点行动。他在《回忆抗战时期》一文中提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数日后北大司事张忠级先生匆匆来告：‘有熟人在侦缉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策’。”当时的情形很紧张，同行的还有叶公超等人，但是为安全起见，几个人竟在火车上装作互不认识，终途不发一言。

客观来说，战争时期，文人的直接用处并不大，但是大家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沈从文、金岳霖等人在联大教书，老舍担任了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周作人，不听朋友们的规劝，大义凛然地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梁实秋不想去教书，与武人出身的沈从文相比，梁实秋反而有一种更为入世的情结。很多文人出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常常把政治贬得一文不值，以衬托自己的清高。但是梁实秋不然，他晚年在接受丘彦明采访的时候说过：“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他试图以学者的视野关照政治，这注定了他一生会屡屡碰壁，李敖曾批评晚年的梁实秋太过窝囊，但这其实也是历尽沧桑后的无奈。正如他晚年所说：“好不容易抗战胜利结束，大乱又起，避地海曲，万念俱灰。无补大局，宁愿三缄其口。”

让梁实秋名声大噪的有三件事：第一当然是和鲁迅先生的论战，第二则是千夫所指的“抗战无关论”，第三则是风行海内的《雅舍小品》，至于翻译莎士比亚，个人以为倒要向后靠了。鲁梁论战一下子使梁实秋成了左翼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当年他住筒子楼的时候就有人骂他是走狗、乏走狗，一旦要是让人抓住一点可以供曲解之用的把柄，那暴风骤雨般颠倒黑白的批判，自然也是要接踵而至的了。

这就是让他背了半辈子黑锅的那段编者按：“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字面上没有任何问题，入情入理，实际上字面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说这些话显然有点太过书生气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正如梁实秋后来所说：“我根本没说过‘文艺与抗战无关’这样的话。这是左翼仁兄善于给人带帽子的惯伎……抗战前的五六年间，左翼仁兄一直在攻击我，其原因是一小撮人士假借与文学无关的力量，企图造成一种声势称霸所谓‘文坛’，来‘为政治服务’。他们当然不能容忍任何人的异议。我批评过鲁迅译的《文艺政策》，我也揭露过‘普罗文学’之暴起与突落，我一贯主张思想自由，这都是遭当时某些人之大忌的。抗战军兴，我更主张一致对外，不能同情对政府一切阳奉阴违的行动，这也是招怨的另一原因。因此就有人制造了一个‘抗战无关论’的帽子送给我戴。其高潮是延安拒绝我以‘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观察团’团员身分前往访问。其实我是怀着很大的热诚希望能去实地访问。”显然，所谓“抗战无关论”并非来自梁的文本本身，而是来自于别人的推理，这种推理是蓄谋已久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 30年代的时候梁在上海为别人出庭作证，就被田汉（田当时在旁听）有意误传为梁实秋被捕，而且被捕后还托胡适向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求助云云，这次推理较之 “抗战无关论”更加匪夷所思，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民族问题那么敏感，只是“乏走狗”的一个注解而已，所以也就没有“抗战无关论”那么大的影响力。

梁实秋的言论被曲解之后，马上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围攻，我们来看看不同的人所使用的不同的攻击方式：

罗荪在重庆1938年12月5日的《大公报》上说梁实秋是故意“标新立异”，而且是在“投人所好”，是“赌场上的押冷门”。“标新立异”还则罢了，“投人所好”这个词，在当时真的是十分危险。试想，大家都在写抗战，忽然梁先生说不要写抗战了（实际上梁说的是不一定非要写抗战，在这里我们先按罗荪的理解来推理），那么梁先生这时在偷谁所好呢？共产党？当然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那当然就是大日本帝国和他们的汪先生了，所以这就是梁先生所押的“冷门 ”。梁实秋的本意其实只是想提高报纸副刊的质量，但是从罗荪的渲染开始，这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梁以前的和潜在的论敌们都意识到，这是把梁实秋批倒批臭的天赐良机。

有意思的是，罗荪为了证明梁实秋“脱离现实”，是“关在自己的客厅里幻想”，竟说梁“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物里面的”，现在则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对此，梁实秋郑重反驳：“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时要坐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自命为左翼作家的一位在一个《萌芽月刊》里说梁实秋到学校去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这一笔，不高明。”抬杠本身不是坏事，但是捏造论据的抬杠，是低劣的抬杠。罗荪为了证明梁实秋的卖国思想，又在接下来的《再论“与抗战无关 ”》（我实在不明白“与抗战无关”几个字为什么要加双引号，这明明是罗荪本人造出来的）一文中，举出梁实秋在很久以前的《自由评论》上说过的“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的言论为证，但是他好像没看见后面写得清清楚楚，梁先生让大家放弃大国心态的目的是为了自强。对此，梁实秋未作反驳，因为不看上下文是小学生才会犯的毛病，罗荪先生这一笔，更不高明。

着名的左翼批评家巴人也在其《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中说到，梁实秋“要求无关抗战的的文字”是“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人。”读到巴人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抗战的时候是不允许写与抗战无关的文字的，所以小学生写“人口手上中下”与抗战无关，就不是中国人；所以帐房先生记个帐与抗战无关，也不是中国人；所以抗战时期的钞票上只印着面额和“××银行”的字样而没有抗战标语，所以花这种钱的人，全都不是中国人。我猜巴人同志当时无论写什么都会先写两句抗日的话，就算是上厕所，也要先在草纸上工笔正楷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又想起从前的结婚证上，在正文之前，总要有几句“备战，备荒，为人民”之类的毛主席语录，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巴人又说，梁实秋“痛骂抗战文艺为‘抗战八股’”，根源在于“想达到他那压制抗日的国防文学的怒潮似的生长”，说梁实秋想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 ”，而是抗战本身。天哪，梁实秋一介书生，居然想“压制抗日”、“消灭抗战”，他胆子忒大了，能耐也忒大了。马季先生说过一个相声：有人说马季下了一个鸡蛋，这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却越传越玄，有人说他下的是咸鸭蛋，有人说是鹅蛋，最后竟成了恐龙蛋，还孵出来一只小猪。我看巴人孵猪的本事就实在不小，几句对副刊的技术性意见，竟被发扬光大成了扼杀抗战的反动宣言，竟成了梁实秋通敌卖国的有力证据，巴人同志这样好的想象力，不写小说而作批评家，实在可惜了。我实在为巴人这种人感到悲哀，他本人在抗战中也并没有作出什么光彩的贡献，自始至终都是个躲起来说大话的角色，他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上了日本侦缉队黑名单的梁实秋，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去视察华北前线的梁实秋！

当时批判梁实秋的人还有很多，但是像郭沫若、张天翼、茅盾等人的评论，其实都没有出罗荪和巴人的窠臼，在此也就不提了。必须要提的还有两个人：朱光潜和沈从文。这也是两位书生气十足的先生，在别人痛打落水狗的时候（就算不打也是避之惟恐不及），他们却各自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无端把自己也卷了进去。那些红了眼的文人和兼职文人以及伪文人正愁找不到梁实秋的同党，于是他们不幸也成了靶子，恶毒的语言顿时铺天盖地而来。中国有句话叫做“大丈夫相时而动”，没错，因为大丈夫是能屈能伸的。所以朱、沈二位先生不是“大丈夫”，他们是真君子，但是真君子在世俗的层面上，是敌不过真小人的。

㈣ 陈伯吹的资料

陈伯吹（1906～ ）
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理论家。原名陈汝埙。上海宝山人。16岁当小学教师，开始业余文学创作活动。1927年出版中篇小说《学校生活记》。1930年主编《小学生》半月刊，并编辑《小朋友丛书》。九一八事变后，创作了中篇童话《阿丽思小姐》、《华家的儿子》，小说《火线上的孩子们》，童话《波罗乔少爷》。1934年起，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并在上海幼儿师范学校任教职。1942年去重庆在编译馆工作，1946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开展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1949年以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等职。他的作品塑造了众多的各具特色的少年儿童形象，语言流畅，故事生动曲折，富于浪漫色彩。有童话《一只想飞的猫》、童话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小说集《飞虎队和野猪队》等。此外，尚有散文集《三门峡工地两少年》及《儿童文学简论》、《作家和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研究》等理论着作。为奖励优秀作家、促进创作发展，1981年起由他出资倡办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陈伯吹曾用笔名夏雷。上海宝山县人。小学毕业后辍学，当过学徒。后在乡村小学教书多年，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儿童小说《学校生活记》。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四·一二"事变后，流亡到上海，一边教书一边写作。1931年，在北新书局主编文艺综合性期刊《小学生》，同时编辑《小朋友丛书》《北新小学活页文选》。"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先后写了讽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童话《爱丽思小姐》和讽刺剥削者腐朽生活的童话《波尔乔少爷》，小说《华家的儿子》和《火线上的孩子》等。1934--1937年，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儿童杂志》《常识画报》和《小小画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立报》《译报》《文汇报》先后写了《新流亡图》《缠黑布的人》等二十多篇揭露和控诉日寇侵华罪行，反映国难中儿童生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并致力于翻译欧美儿童文学，先后出版了《伏象神童》《出卖心的人》《绿野仙踪》《空屋子》等十多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1942年离开上海赴四川，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并在复旦大学任教，业余从事创作和儿童文学研究。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作者队伍组织工作。1945年，担任《小朋友》主编。1946年，与李楚材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上海儿童文学联谊会"。1947年任《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主编。同年，加入上海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热情投入中小学教师"反饥饿，争生存"的民主活动。这时期创作的的儿童文学作品有：诗歌《下雪了》《童话》《小鸡出壳》《老虎尾巴》；童话《不勇敢的稻草人》《甲虫的下场》《井底下的四只小青蛙》；小说《亲爱的山姆大叔》，散文《希望的塔》《光明的烛》以及翻译作品《小夏蒂》等。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吹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把全副精力投入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中。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课程。1949--1959年，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连续不断为孩子们写了近百篇作品，出版了《一只想飞的猫》《中国铁木儿》《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等童话、小说、散文集。

"文革"十年中，他被迫停笔。粉碎"四人帮"后，又连续创作数十篇新作。出版了小说集《飞虎队和野猪队》《一场比赛》《直上三千八百坎》等作品。

陈伯吹还出版了大量的儿童文学理论专着。如《作家和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简论》等。

1980年，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大会上，小说选《飞虎队和野猪队》获荣誉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伯吹坚持不懈地在儿童文学园地上耕耘不息，不仅写下了近七十种着作，而且还在1981年献出5 万5千元存款，作为评奖基金，设立了"儿童文学园丁奖"，为我国儿童文学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www.mrmy.net上有更多资料]

㈤ 季羡林谈老舍

季羡林谈老舍

老舍先生含冤逝世已经二十多年了。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经常想到他，想到的次数远远超过我认识他以后直至他逝世的三十多年。每次想到他，我都悲从中来。我悲的是中国失去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正直的大作家，我自己失去一位从年龄上来看算是师辈的和蔼可亲的老友。目前，我自己已经到了晚年，我的内心再也承受不住这一份悲痛，我也不愿意把它带着离开人间。我知道，原始人是颇为相信文字的神秘力量的，我从来没有这样相信过。但是，我现在宁愿做一个原始人，把我的悲痛和怀念转变成文字，也许这悲痛就能

突然消逝掉，还我心灵的宁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我从高中时代起，就读老舍先生的着作，什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我都读过。到了大学以后，以及离开大学以后，只要他有新作出版，我一定先睹为快，什么《离婚》、《驼骆祥子》等等，我都认真读过。最初，由于水平的限制，他的着作我不敢说全都理解。可是我总觉得，他同别的作家不一样。他的语言生动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话，间或也夹上一点山东俗语。他没有许多作家那种忸怩作态让人读了感到浑身难受的非常别扭的文体，一种新鲜活泼的力量跳动在字里行间。他的幽默也同林语堂之流的那种着意为之的幽默不同。总之，老舍先生成了我毕生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我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

但是，我认识老舍先生却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30年代初，我离开了高中，到清华大学来念书。当时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济南是我的老家，每年暑假我都回去。李长之是济南人，他是我的唯一的一个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的同学。有一年暑假，他告诉我，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要我作陪。在旧社会，大学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们与大学生之间宛然是两个阶级。要我陪大学教授吃饭，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及至见到老舍先生，他却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大学教授。他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铿锵有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是听音乐，是一种享受。从那以后，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以后是激烈动荡的几十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在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就到欧洲去了，一住就是11年。中国胜利了，我才回来，在南京住了一个暑假。夜里睡在国立编译馆长之的办公桌上；白天没有地方呆，就到处云游，什么台城、玄武湖、莫愁湖等等，我游了一个遍。老舍先生好像同国立编译馆有什么联系。我常从长之口中听到他的名字。但是没有见过面。到了秋天，我也就离开了南京，乘海船绕道秦皇岛，来到北平。

以后又是更为激烈震荡的三年。用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被彻底消灭。蒋介石一小撮逃到台湾去了。中国人民苦斗了一百多年，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春天。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都亲身感受到，我们确实已经站起来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当时所谓故都又会见了老舍先生，上距第一次见面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们重逢时的情景。但是我却清晰地记得起50年代初期召开的一次汉浯规范化会议时的情景。当时语言学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曲艺界的名人，都被邀请参加，其中有侯宝林、马增芬姊妹等等。老舍先生、叶圣陶先生、罗常培先生、吕叔湘先生、黎锦熙先生等等都参加了。这是解放后语言学界的第一次盛会。当时还没有达到会议成灾的程度，因此大家的兴致都很高，会上的气氛也十分亲切融洽。

有一天中午，老舍先生忽然建议，要请大家吃一顿地道的北京饭。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他讲的地道的北京饭一定会是非常地道的，都欣然答应。老舍先生对北京人民生活之熟悉，是众所周知的。有人戏称他为“北京土地爷”。他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等旧社会的“下等人”，开怀畅饮，亲密无间，宛如亲朋旧友，谁也感觉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学士。能做到这一步的，并世作家中没有第二人。这样一位老北京想请大家吃北京饭，大家的兴致哪能不高涨起来呢?商议的结果是到西四砂锅居去吃白煮肉，当然是老舍先生做东。他同饭馆的经理一直到小伙计都是好朋友，因此饭菜极佳，服务周到。大家尽兴地饱餐了一顿。虽然是一顿简单的饭，然而却令人毕生难忘。当时参加宴会今天还健在的叶老、吕先生大概还都记得这一顿饭吧。

还有一件小事，也必须在这里提一提。忘记了是哪一年了，反正我还住在城里翠花胡同没有搬出城外。有一天，我到东安市场北门对门的一家着名的理发馆里去理发，猛然瞥见老舍先生也在那里，正躺在椅子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团肥皂泡沫，正让理发师刮脸。这不是谈话的好时机，只寒暄了几句，就什么也不说了。等我坐在椅子上时，从镜子里看到他跟我打招呼，告别，看到他的身影走出门去。我理完发要付钱时，理发师说：老舍先生已经替我付过了。这样芝麻绿豆的小事殊不足以见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难道也不足以见他这种细心体贴人的心情吗?

老舍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巍如山斗，用不着我来细加评论，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我现在写的都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见大，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豹窥一斑，鼎尝一脔，不也能反映出老舍先生整个人格的一个缩影吗?

中国有一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一个人除非万不得已决不会自己抛掉自己的生命。印度梵文中“死”这个动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我一

直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印度古代语法学家深通人情，才创造出这样一个形式。死几乎都是被动的。有几个人主动地去死呢?老舍先生走上自沉这一条道路，必有其不得已之处。有人说，人在临死前总会想到许多许多东西的，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的。可惜我还没有这个经验，只能在这里胡思乱想。当老舍先生徘徊在湖水岸边决心自沉时，眼望湖水茫茫，心里悲愤填膺，唤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答，悠悠天地，仿佛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吧!这一生是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的一生，然而到头来却落到这等地步。为什么呢?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自己留在美国不回来，着书立说，优游自在，洋房、汽车、声名禄利，无一缺少，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说不定能寿登耄耋，富埒王侯。他不是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母亲，才毅然历尽艰辛回来的吗?是今天祖国母亲无法庇护自己那远方归来的游子了呢?还是不愿意庇护了呢?我猜想，老舍先生决不会埋怨自己的祖国母亲，祖国母亲永远是可爱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爱的。他也决不会后悔回来的。但是，他确实有一些问题难以理解，他只有横下一条心，一死了之。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又有谁能够理解呢?我想，老舍先生还会想到自己院子里种的柿子树和菊花。他当然也会想到自己的亲人，想到自己的朋友。所有这一些都是十分美好可爱的。对于这一些难道他就一点也不留恋吗?绝不会的，绝不会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梗在他的心中，像大毒蛇缠住了他，他只能纵身一跳，投入波心，让弥漫的湖水给自己带来解脱了。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他行吟泽畔，心里想的恐怕同老舍先生有类似之处吧。他想到：“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又想到：“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难道老舍先生也这样想过吗?这样的问题，有谁能够答复我呢?恐怕到了地球末日也没有人能答复了。我在泪眼模糊中，看到老舍先生戴着眼镜，在和蔼地对我笑着；我耳朵里仿佛听到了他那铿锵有节奏的北京话。我浑身颤抖，连灵魂也在剧烈地震动。

㈥ 读唯一的听众有感

很早的文章，很久前学过。。郑振铎
笔 名： 西谛、郑源新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汉族

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着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失事突然遇难殉职。
着有专着《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着《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

青年时代曾回故乡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启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另据首占郑氏族亲追忆，那个年代，首占“岱阳郑氏宗祠”内悬挂有许多反映郑氏先辈事迹的匾额和介绍，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书郑世威（1503－1584年）亲书的“世培忠厚”的祖训……这一切，使郑振铎对先辈的业绩和可贵的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故乡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虽然长期在异乡生活、学习、工作，但是，他却始终是关心和热爱故乡的。

与故乡人民心连心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原籍福建长乐的着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

热情接待故乡学子
郑振铎虽然长期在京沪一带任职，但，凡是故乡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仔细了解故乡的情况。由于历史上长乐属福州府辖，所以从概念上说，故乡的范围自然是比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三山中学高中生陈洪海（“青青文艺社”社员），因为听说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院长郑振铎主持下，教授阵容很强，他很想越级报考该院。经当时在福州供职的着名文学家郁达夫（1886－1945年）介绍，到上海去拜访郑振铎，受到其热情的接待。郑振铎看完介绍信之后，先了解郁达夫在福州的近况，接着又详细问及：陈仪（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绩？因为那时正值郑贞文进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县立学校停换教员校长的时候，他从报纸上已看到一些报道。他认为“郑贞文也有郑贞文的苦衷”，他特别关切地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横行的表现、福州的建设、文化事业进展、故乡失业人数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怎样？……陈洪海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感慨地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时代，福建人最来得乐观！”最后，郑振铎说，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陈洪海的作品，颇为赞许。故乡的文学青年往访郑振铎，当然不止一个，黄骏霖先生在《忆西谛郑师》（载《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谈及他在燕京大学求学和上海执教期间，受到这位“大同乡”亲切接待和关怀的情况。这些事例说明，郑振铎当时虽然没有到福州，但对故乡的情况却有所了解，并且极为关切。当然，他对故乡情况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不忘故土乡情深厚
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清华大学《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1931年）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给鲁迅。

乡情流露在作品中
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山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的确像《真鸟仔》这样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郑振铎因为懂得福州地区方言，才能够把原意译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他撷取了赴欧途中的一个生活片断，写了《海燕》。他凭借对故乡的了解，用工笔的手法描绘家乡在万物峥嵘、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来的逗人喜爱的小燕子，任情地横掠斜飞，飞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旧巢安身。他写道：“燕子归来寻旧垒”，“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活泼的小燕子。”在“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他从内心抒发了浪迹天涯的游子对祖国和故乡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
因此，郑振铎长期在异乡，却能够乡音不改，在生活、饮食、爱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从其家庭长辈接受了影响，还因为他和闽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得到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赏识，并于1923年与其小女高君箴（蕴华）结婚，感情十分融洽。高梦旦（1870－1936年），原名凤谦，常用笔名崇有，籍贯也是福建长乐，他是26岁才离开故乡的，老家就在与郑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龙门乡，这样，郑振铎的一家仍然保持着家乡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梦旦学识丰富，谙熟闽中民间文学、方言和风土人情，也使郑振铎得到不少教益。

福州之行收获巨大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以具体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祖国在总路线照耀下四年来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关心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这部巨着，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事实说明，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于当地的爱国运动。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他总是从整体来考虑，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的。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郑振铎是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1898年～1958年。
郑振铎笔名西谛、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1919年同瞿秋白、许地山等人创办《新社会》，并辞去铁路部门工作，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20年与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主编《文学周刊》和《小说月报》。 1927 年旅居巴黎， 1929年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后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1949年从上海经香港到北京，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因飞机失事逝世。郑振铎一生着述丰富，主要着作有《文学大纲》、《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西谛书话》等。郑振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整理研究也做出巨大成绩，在他主编的《世界文库》中有由他本人校点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金瓶梅词话》等。解放后由他主持出版了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和《忠义水浒传插图》。着有《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水浒传的续书》、《岳传的演化》、《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谈金瓶梅词话》、《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现》等专论古典小说文章多篇。郑振铎
郑振铎（1989—1958），现代作家、文学史家、着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出生于贫苦的家庭，1917年，靠亲友帮助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毕业后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1920年 11月，和茅盾、叶圣陶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周刊》。1923年后，长期主编《小说月报》，积极倡导写实主义文学和为人生的血泪文学，并致力于翻译介绍苏联及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他在 1921年写的《文学的统一观》，是我国最早从理论上提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篇论文。他在同年写的《整理中国文学的建议》，是我国最早从理论上提出运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文学遗产的论文。他撰写的80来万字的巨着《文学大纲》，可以说是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
郑振铎在30年代出版的70万字的巨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解放前国内篇幅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史专着。同时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也是我国第一本民间文学史，而且迄今尚无可以替代之书。
郑振铎在文学以外的文化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令人钦佩的。40年代主编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等都是对我国文化领域的巨大贡献。他50年代编选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宋人画选》等，在80年代数次荣获国际最美图书奖。
解放后，郑振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 10月 17日，在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逝
郑振铎的笔名是落雪!

㈦ 网红拍视频称殡仪馆日薪达1600，遭官方下场辟谣，本人对此有何回应

本人回应称这只是一个段子，希望大家不要当真。

网红拍视频称在殡仪馆上班，日薪达到1600元，遭官方下场辟谣被打脸。当地的殡仪馆在官方账号上发文辟谣，称这个视频的拍摄者根本不是当地殡仪馆的职工，关于编译馆日薪1600元的传闻并不属实。而且已经向相关平台进行举报，协调律师进行下一步的追责，必要的时候会提起法律诉讼。

这个网红在事情发酵以后及时道歉，而且称自己写的只是一个段子，并不是真的在殡仪馆上班，而且又发了道歉信。还说自己所发的视频都是搞笑视频，只是为了记录生活，逗大家开心，纯属娱乐并被恶意造谣。但他的道歉并没有获得所有网友的谅解，多数网友认为他这样做是欺骗粉丝，误导舆论，希望相关平台能对他做出必要的处罚。也希望相关平台增加审核机制，不要让这些低级视频发到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