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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农政全书并与西方

发布时间:2022-04-27 08:43:24

1. 《农政全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在农业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上海(今上海东北)人,他一生勤奋好学,对天文、历法、数学、生物学和农桑各科都有高深的造诣,而其中用力最勤的是农业。他在写作时,一方面重视前人所取得的成就,征引前人文献二百余种,同时注意实践研究,一边向生产者了解生产技术,一边自己实验来验证前人的经验。

《农政全书》是一部既集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又吸收了西方科技知识的农学专着。共六十卷,约六十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十二类,对有关农业生产的问题,从政策、制度、生产技术、水利、肥料、土壤、选种、果木嫁接、植桑养蚕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在农田水利方面,他主张治水与治田相结合。认为北京附近发展水稻作物的潜力很大,这是他根据在天津屯种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他通过自己在上海试种高产作物红薯后,证实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同样能栽种。他重视选择优良品种,认为“择种为第一义,种一不佳,即天时、地利、人力俱大半弃掷矣”。他还与农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指出“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他在《除蝗疏》中所讲的蝗虫的产生、成熟和习性,是早期的昆虫知识的科学记录。所有这些都是徐光启对古代农业生产的重大贡献。

2. 徐光启是怎么修《农政全书》的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一个商人兼小地主的家庭。他家祖上经商,到父亲时归田务农。他出生时,家道中衰,所以自幼对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活动都不陌生。

徐光启少年颖悟,“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万历九年(1581)中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但因家境关系,他中秀才后,便开始在乡间私塾课徒。多次应试不中,又到韶卅、浔州等地任教。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十五岁的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却被主考官焦竑从落第卷中捡出擢至第一名。又过了七年,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由此步入仕途。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三岁。

中进士后,徐光启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其间于国家军事经济大政多有建白。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进攻明朝,徐光启奉诏选兵练兵。阉党魏忠贤擅权,曾援引徐光启,他不为所惑,引起阉党不满,被劾置闲住,回到老家上海。崇祯元年(1628),阉党被除,徐光启官复原职,旋即充经筵讲官。次年,升任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五年(1632)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十一月,加太子太保。崇祯六年(1633)八月,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同年十一月七日辞世。

作为明末最着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水利、军事诸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他的《农政全书》,更是广为人知,对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由于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晚明之世,水旱虫灾连年不断,使得一直做着“富国强兵”梦的徐光启对国家大事和农业生产非常关注。他痛心于“唐宋以来,国不设农官,官不庀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的状况,极力鼓吹发展农业生产。他赞扬战国李悝、商鞅等人的“农本”思想,主张“富国必以本业(农业),强国必以正兵”。他不仅多次上疏建议垦荒屯田,兴修水利,更在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间在天津买荒地数百亩,开垦为农场,从事农事试验,研究如何在北方地区种植水稻。阉党专权,他回老家上海“闲住”,则致力于《农政全书》的写作。这项工作开始于天启五年(1625),但没有最后定稿。徐光启逝世后,《农政全书》初稿经由江南名士陈子龙会同谢廷桢、张密等人整理,“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于崇祯十二年(1639)完工,定名为《农政全书》刻印出来。

《农政全书》共分60卷,约70万字。从篇幅上说,这本书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7倍,是元王祯《王祯农书》的6倍。全书分12门:农本(介绍经史典故、诸家重农杂说)、四制(介绍井田、区田及土地利用等)、农事(研究营治、开垦、授时、占候及预测天气之变化和年成丰歉)、水利(介绍我国西北及东南地区的水利、灌溉、水力利用和泰西水法)、农器(介绍作物栽培及粮品加工等用具)、树艺(介绍谷类、蔬果的栽培)、蚕桑(介绍栽桑、养蚕)、蚕桑广类(介绍棉、麻、葛的栽培与加工)、种植(介绍竹木及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牧养(谈禽、畜、鱼、蜂等的饲养方法)、制造(介绍食品加工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常识)及荒政(谈如何防荒、救荒)。书中绝大部分材料是从220余种古代及当代文献中辑录来的,自己撰写的文字大约只有6万余字。所以,陈子龙称徐氏《农政全书》是“杂采众家,兼出独见”,而时人对徐氏的自着文字则极其推崇,以为“人问或一引先生独特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由此可见,《农政全书》是一部融前人经验与个人研究、实践的成果于一体的农业科学巨着。

从内容上看,《农政全书》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他主张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办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从根本上革除漕运弊政。另外,他提出对灾荒“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应以预防为主。在农业技术方面,他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说明通过试验可以使过去在某地被看作是不适宜的作物得到推广种植。另外,他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总结蝗虫灾害的发生规律和治理蝗灾的办法。

徐光启的农学着作除了《农政全书》以外,还有《吉贝疏》、《甘薯疏》、《农遗杂疏》等专业性论着。万历三十六年(1608),长江下游大水,农业歉收。徐光启听说东南沿海有新引进的甘薯可充饥,于是决定在上海试种,但难以藏种越冬。在《甘薯疏》中,他提出了好几种在长江流域甘薯藏种越冬的方法,并记述了用甘薯酿酒的方法。《吉贝疏》专门谈棉花在我国的传播和栽培。他写这些书,都是为了在中国推广这些作物。可惜这几种专着都已失传,所幸书中的基本要点都收集在《农政全书》中了。

徐光启除了是一位出色的农学家,还是一位重要的天文历法学家、数学家和军事家。万历二十一年(1593),在韶州任教的徐光启认识了郭居静,这是他第一次和传教士接触。万历三十一年(1603),徐光启在南京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时值西方耶稣会人士纷纷来华,经过长期试探,西方传教士们认为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可以达到更好宣传宗教的目的。徐光启则认为传教士的学问“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而余乃巫传其小者”,又认为“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值得中国人借鉴。徐光启向传教士们学习科技知识,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等。万历三十四年,徐光启与传教士利马窦合作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数学名着《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又译《测量法义》,开翻译西方科学着作之先河。万历四十年(1612),又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各种水利机械及各种水利工程作法。除了翻译《几何原本》外,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还包括对中国数学在明代落后的原因的研究以及对数学应用的广泛性的论述。作为天文历法学家,徐光启的主要成就是主持历法的修订和编译《崇祯历书》。古代历法是用来“授民以时”的,计算精确与否关系重大。明代先是实行《大统历》,实际上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天长日久,已有严重误差。崇祯二年(1629),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当时协助的既有中国人如李之藻,也有传教士,如熊三拔、汤若望等。改历工作虽然因明王朝的很快覆亡而没有完成,但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仍可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及他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奏疏中窥见一二。

晚明积贫积弱,颇受倭寇及后金的侵扰,一贯视天下为己任的徐光启自然也会把部分精力放在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上。在“安边御虏”的思想指导下,他为国选兵、练兵,撰写了诸如《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一系列条令和法典,供军队急用。

3. 农政全书的作者曾任什么官职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光启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为了纪念徐光启而改名为徐家汇)
一个小商人的家里。当时的法华汇还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四周都是种满庄稼的农田。徐光启小时候进学堂读书,就很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事,对农业生产有着浓厚的兴趣。青少年时代的徐光启,聪敏好学,活泼矫健,当时人们称他用词造句书法等都有造诣,喜欢雪天登城,在龙华寺读书时喜登塔顶。
万历九年(1581)中秀才,他在家乡和广东、广西教书,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广泛阅读古代的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着作。他曾说写文章要先有气势,探究道理到极致,才足以流传千古。
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徐光启20岁时中秀才,36岁中举人,考中进士时已是43岁,为科举功名共用去了23年时间。中进士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的官职,在北京住了下来。在馆所撰课艺,如《拟上安边御敌疏》、《拟缓举三殿及朝门工程疏》、《处置宗禄边饷议》、《漕河议》等,表现了徐光启忧国忧民的思虑和渊博的治国安邦的谋略。
利玛窦向明神宗贡献礼品,得到明神宗的批准,在宣武门外置了一处住宅,长期留居下来,进行传教活动。徐光启在公余之暇,常常去拜访利玛窦,开始建立起较深的友谊。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徐光启再次请求利玛窦传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答应了。他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希腊数
学家欧几里得的着作《原本》做教材,对徐光启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徐光启完全弄懂了欧几里得这部着作的内容,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认为这些正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于是,徐光启建议利玛窦同他合作,一起把它译成中文。开始,利玛窦对这个建议颇感犹豫,因为欧几里得的这部着作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和中文语法不同,词汇也很不一样,书里的许多数学专业名词在中文里都没有相应的现成词汇。要译得准确、流畅而又通俗易懂,是很不容易的。早先曾有一个姓蒋的举人同利玛窦合作试译过,就因为这个缘故而不得不半途而废。但徐光启认为只要肯下工夫,总是可以译成的。在他的一再劝说下,利玛窦也就同意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冬天开始,开始了翻译工作。先由利玛窦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头翻译,再由徐光启草录下来。译完一段,徐光启再字斟句酌地作一番推敲修改,然后由利
徐光启与利玛窦谈道图
玛窦对照原着进行核对。译文里的“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等中文的名词术语,都是经过他呕心沥血的反复推敲而确定下来的。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春天,徐光启和利玛窦译出了这部着作的前六卷。同年,《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了明末从事数学工作的人的一部必读书,对发展我国的近代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徐光启虽然没有能够再和利玛窦一起译出《几何原本》的后九卷,但他又陆续写了许多其他的科学着作。
万历三十五年(1607)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不久丧父,返乡守制。
万历三十八年(1610)徐光启守制期满,回京复职,此后除几次临时性差事之外,一直担任较为闲散的翰林院检讨。和当时一般文人官吏热衷于笔墨应酬不同,徐光启用较多的时间进行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科学技术研究,从事了不少这方面的翻译和写作。在写给亲戚的信中徐光启自述道:“去年我因为话多的缘故,没有意识到历法的重要性……如今我想穷尽毕生精力去推理历法,将舞文弄墨迸除。为什么呢?如今的文章写千百万字的不少,但是却没有我写的。历法虽然没切实用处,但未必比如今的诗文更无用。况且他们所做的历学研究,逐渐推广,会有更多有用的学问从他们中诞生。今年听了水利学,试了一下,觉得用于农业生产很方便……弟年来在其他方面没有作为,大半的时间都是为了研究此事”
徐光启还与传教士合作再次校订了《几何原本》并出版了第二版。同时他还为
几何原本(1573年)
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此书介绍了西方的笔算数学)、熊三拔编着的介绍天文仪器的《简平仪说》等书写了序言。
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间,他在天津从事农事试验,其余时间则多是往来于京津之间。这期间,徐光启写成“粪壅规则”(施肥方法),并写成他后来的农学方面巨着《农政全书》的编写提纲。
万历四十六年(1618)北方后金叛乱军队袭击边关,经人介绍推荐,明廷召徐光启于病中。徐光启在写给焦竑的信中写道:“我们国家没有强大兵马已经很久了,有朝一日有国家挑衅,也没办法。我的才能本领都不适合戎马战争,但是不能坐视不理,辜负国家恩德与老师的教诲”。他不但自己力疾赴命,同时还感召别人放弃安适生活,共赴国难。
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光启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的新官衔督练新军。他主张“用兵之道,全在选练”,“选需实选,练需实练”。这期间他写了各种军事方面的奏疏、条令、阵法等等,后来大都由他自选编入《徐氏庖言》一书之中。但是由于财政拮据、议臣掣肘等原因,练兵计划并不顺利,徐光启也因操劳过度,于天启元年(1621)三月上疏回天津“养病”,六月辽东兵败,又奉召入京,但终因制造兵器和练兵计划不能如愿,十二月再次辞归天津。魏忠贤阉党擅权时,为笼络人心,曾拟委任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的官职,但徐光启不肯就任,引起阉党不满,被劾,皇帝命他“冠带闲住”,于是他回到上海(1624)。在上海“闲住”期间,他进行《农政全书》的写作(1625一1628)。徐光启自编的军事论集《徐氏庖言》,也是此时刊刻出版的。
1964.11.8台湾《徐光启纪念邮票》
天启五年(1625)阉党弹劾徐光启练兵为“孟浪无对”、“骗官盗饷”、“误国欺君”等等,《徐氏庖言》的出版正是对这些不实之词的回答。崇祯帝即位,杀魏忠贤,阉党事败。
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官复原职,八月,充日讲官,经筵讲官,为天子师。崇祯二年,他又升为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已是朝廷重臣。[1] 这期间,徐光启对垦荒、练兵、盐政等方面都多所建白,但其主要精力则是用于修改历法。前此自从与传教士接触之后徐光启即留心天文历法。
万历四十年(1612)就有入推荐由徐光启督修改历,未成。至此崇祯二年(1629)五月朔日食,徐光启恢西法推算,其结果较钦天监为密,九月,朝廷决心改历,令徐光启主持。徐光启从编译西方天文历法书籍人手,同时制造仪器,精心观测,自崇祯四年(1631)起,分五次进呈所编译的图书着作。这就是着名的《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
崇祯五年(1632)六月,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予机要。“每日入朝值班,手一直书写不停,失分操劳”,“夜里回到家,点灯再详细编辑,整理大纲,修订细节”,这正是他宰相兼科学家繁忙生活的写照。如此繁忙,不久,他就病倒了。这年十一月,加徐光启为太子少保。
崇祯六年(1633)八月,再加徐光启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至此,他已位极人臣。十一月病危,仍奋力写作,并嘱家属马上装订好《农书》进呈给皇上,以实现我的志向。
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七日,一代哲人逝世,终年72岁,谥文定,墓地现存于上海徐家汇光启公园。

4. 学习西方科学,翻译几何原理,并且编写了农政全说的是谁

1、徐光启。

2、《农政全书》,中国明代农副业科学技术着作。作者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他对许多学科都有研究,天文学和农学造诣尤深,与罗马传教士利玛窦过从甚密,接触到当时西方科学技术并介绍到中国。他翻译的《几何原本》在国内颇有影响。徐光启根据多年经验,从天启五年(1625)动笔写《农政全书》,到去世时尚未完成,后由陈子龙整理遗稿成60卷,于1639年刊行。在“蚕事图谱”中有缫车图说;“桑事图谱(附织纴)”中有丝织准备和提花机及绢纺图说;“蚕桑广类”中专辟“木棉”篇(见图 《农政全书》(1639年版)的木棉篇 ),除了转引王祯《农书》和以前各家的历史文献外,还论述了王祯之后300年的发展。书中大部分材料引自《农书》,编排体例也不按工序。作者在“木棉”一节中有几处精辟论述。他认为棉花在黄河、长江流域为一年生,在南方则高丈余,数年不雕,其实只是气温关系,本为同一种植物。作者还对中国和西方棉花作了对比,他发现西方所产棉布比中国布细,是由于西方所用棉花品种与中国不同,因此他主张引进新品种棉花,而且注意到棉种有退化现象,强调选种。书中还分析了温、湿度条件对纺织生产的影响。认为北方难于纺棉,实因天气过于干燥。他介绍了肃宁地方人们挖地窖,就湿气纺织的经验。这是中国古代纺织界注意空气调节的最早事例。

5. 编着《农政全书》,并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共同翻译了《几何原理》一书的明代科学家是____

《农政全书》的作者和《几何原本》前六卷的译者之一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

6. 学习西方科学,翻译了《几何原本》,并且编写了《农政全书》的明代科学家是谁

徐光启
详见:http://ke..com/view/3713.htm

7. 《农政全书》主要内容都有那些

全书60,约70万字,分别为农本、田制、农器、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大类。

8. 编着《农政全书》,并与西方传教书的明代科学家是

编着《农政全书》,并与西方传教书的明代科学家是徐光启。《农政全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
由于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积累了数千年的耕作经验,留下了丰富的农学着作。先秦诸书中多含有农学篇章,其他的大型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祯的《农书》,虽然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

9. 编着《农政全书》的明代科学家是谁

编着《农政全书》的明代科学家是徐光启。

徐光启精晓农学,着作甚多,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泰西水法》等。

《农政全书》初稿完成后,徐光启忙于负责修订历书,无暇顾及,去世后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1639年刻板付印。全书由于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

徐光启主要成就

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疏奏之中。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介绍了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

在计算方法上,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除《崇祯历书》全书的总编工作外,徐光启还参加了《测天约说》《大测》《日缠历指》《测量全义》《日缠表》等书的具体编译工作。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徐光启

10. 徐光启发明了什么

徐光启没有具体的发明,但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书着作、火器方面都有贡献。

1、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疏奏之中。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

2、徐光启在修改历法的疏奏中,详细论述了数学应用的广泛性。他一共提出了十个方面(“度数旁通十事”),即:天文历法、水利工程、音律、兵器兵法及军事工程、会计理财、各种建筑工程、机械制造、舆地测量、医药、制造钟漏等计时器。说把数学应用的广泛性,讲述得十分完备。

3、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当推《几何原本》(前6卷)翻译。

4、农学方面的着作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泰西水法》等。

5、把番薯引进家乡种植,进行了多次试种,终于获得成功。在上海推广后,他又将甘薯的种植扩大到全国。

6、编纂《农政全书》。

7、徐光启还对火器在实践中的运用,对火器与城市防御,火器与攻城,火器与步、骑兵种的配合等各个方面部有所探求。

(10)编译农政全书并与西方扩展阅读

徐光启:积极影响海派文化形成

在与西士的交往上,徐光启的态度颇为真诚、意识更为超前。利玛窦入华,带来了三棱镜、地球仪等各种西洋奇器,一时间引得文人士大夫争相交往。然而,这样的交往多基于好奇心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些西洋人不过是“西夷”而已。

徐光启却不同,他秉持陆九渊“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理念,突破狭隘的民族观,真心敬服西士的学识,将其视为良师益友。

与徐光启有过直接交往的传教士,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多达20多位,来自意大利、葡萄牙、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通过与这些西洋人的交往,徐光启不仅学到了西方科学知识,还对西方的文学、哲学、逻辑学以及风土人情有了一定的认识,既开阔了思维,也拓宽了眼界。

除自身广交西士之外,徐光启也积极鼓励门人弟子与之交往。例如,他在天启元年给门人鹿善继的一封信中,嘱咐其向西士请教,学习西术、制造西器。信中还称赞西士“皆弃家学道,劝人为善者,兼之博涉通综,深明度数”,并称“若得访求到来……深于守御进取有所裨益矣”。

徐光启的这种国际胸怀,对故乡的海派文化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明末时期的上海,只是富饶江南地区中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县。然而,因为这里是徐光启的家乡,自万历晚期至康熙前期,有多达34名西洋传教士来到上海,为这个县城增添了国际化的气息。

至晚清,一度被禁的耶稣会重返中国。为纪念徐光启并传承当时的伟业,耶稣会将上海的徐家汇设为江南传教区的中心。他们在此建造了许多西式的机构和建筑,推动了上海的近代化进程。

徐光启无疑是一位拥有世界眼光的先行者。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他懂得“相资为用,互助以成”,以实现东西方文化上的互补。愿意正视异质文化,努力去理解并融会贯通,或许是这位先驱带给我们最鲜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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