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马列着作专门编译机构

1. 马克思的着作有那些

马克思的主要着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剩余价值理论》、《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

1、《资本论》。《资本论》全书共三卷，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第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讲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别研究了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这一卷讲述的内容达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高度统一，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2. 全民族抗日正面战争取得的成就

1. 在抗日根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得到大力发展。

2. 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着作。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1938年月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并在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着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这个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着作共32种,达几百万字。这些着作的翻译和出版,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深入的传播。

3. 进行广泛的研究。延安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为了加强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研究,9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务是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1941年12月17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4](P473)经过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就涌现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论述,文艺研究室的《中国新文学史纲》,等等。

4. 成立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延安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主要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社会科学概论》,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回回民族问题》,历史研究会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等。

5. 在国统区,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得到一定发展。中共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抗日民主宣传,领导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团结进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着,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这一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3. 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着作编译局翻译的资本论那个好

据我阅读，郭大力的译本要好。
虽然有个别地方有出入，但在把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精神上，是非常到位的。
比如，他翻译等价形式的第一个特点，使用价值是其对立物——价值——的现象形态。“现象”二字有其哲学意义，表明了他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种传承关系，表明了马克思本身是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这样的翻译把你重置到西方哲学传统中，要比把你刻意从那个传统中剥离出来，能让你更好地理解真正的马克思。

4. 中共中央编译局是什么级别的单位

中共中央编译局全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成立于1942年，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副部级单位.
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着作；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收集和整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文献信息资料。

5. 资本论是一本讲述共产主义的书还是资本主义的书

资本论
《资本论》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这一巨着的问世，不仅实 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诞生，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最为全面的科学论证。《资本论》第一卷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着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的着作。

《资本论》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时《资本论》也没有简单地把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归结为它们的共同基础——物质生产过程，而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引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资本论》的方法的最大特色，就是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马克思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辩证分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生、发展和克服的过程，从而透彻详尽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学说，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在《资本论》中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资本论》的方法不亚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发现。

《资本论》的诞生

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巴黎，他们认真地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从中认识到，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这对于指导今后的工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马克思领导了工人运动，他也成了巴黎“不受欢迎的人”。1849年夏末，马克思第四次接到“驱逐出境”的命令，以前，普鲁士政府、比利时政府、法国政府均曾驱逐过他。为此，马克思曾愤然退出普鲁士国籍，要做一个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

马克思在巴黎住在百合花大街45号，这一天，几个警察奉命向他宣读了驱逐令，这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并不是因为法国不欢迎他，而是因为他此时正陷入“财政危机”，自己家的所有积蓄已全部用作革命经费，连家俱也早已变卖，仅有的一套银质餐具也送进了当铺。而且，妻子燕妮又即将分娩，此时被赶走，困难可想而知。

但是，既然不为反动派所容，就只有另奔他国了。马克思携带全家，变卖掉所有日常用 品，来到了着名的雾都伦敦。来英国之前，马克思一家是两手空空，到了伦敦，仍然是身无分文。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迫举家迁移。

开始，他们住在伦敦安德森大街4号，每周房租6英镑，这对马克思一家来说，简直是 不让他们吃饭了！因拖欠房租，房东叫来了警察，收走了马克思一家的全部东西，甚至连婴儿的摇篮、女儿的玩具也没留下。

他们搬进了累斯顿大街的一个旅馆，租金每周5镑，不久，他们又被主人赶走。1850年5月，马克思搬进迪安大街45号，不久，又因房租迁到了这条街的28号，一家七口 住在两个狭窄的小房间里。

这年的12月，马克思领到了一张英国伦敦博物馆的阅览证，从此，阅览室成了他的半个家，他每天从上午9点一直工作到下午8点左右，回到家里还要整理阅读材料所记录的笔记，一般情况，他都是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曾对别人说，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8小 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那么，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里都做了些什么呢？

原来他是在认真写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煌煌巨着《资本论》。他每天所摘录的大量资料，都是在为写作《资本论》做准备的。其实，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了，只不过到这时，他把主要精力集中运用到了这部书上。据有人统计，在世界一流的伦敦博物馆所藏图书中，马克思阅读过的书籍有1500多种，他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 00余本！

为了更好地完成《资本论》，他广泛收集有关各学科资料，如农艺学、工艺学、解剖学，更不用说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了。总之，只要与《资本论》有关，不管多么艰难，他也要寻找下去，研究下去。甚至连“蓝皮书”他都一本本阅读了。“蓝皮书”是英国议会专门发给议员的报告材料，因其封面为蓝色，所以叫它蓝皮书。英国议会的蓝皮书每到一定时候就会下发到议员手中，对于议员来说，此书并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本又一本的废纸，在废纸堆里，经常可以见到这种小册子。但对于马克思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他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本质，所以，这些官方材料是弥足珍贵的。它里面记录着英国每年、每阶段的经济报告及经济政策，因此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手资料。马克思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不时地把其中重要的资料摘录下来。

马克思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1856年10月，马克思迁居到伦敦西北的肯蒂士镇，这样，离伦敦博物馆更远了。但马克思并未间断工作，他仍然没日没夜地在博物馆里工作着。饿了，啃一口干面包，渴 了，喝一杯白开水，疲倦了，就站起来跳两下，然后继续工作。不管是刮风下雨，他也从未因天气问题而不到博物馆去。终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马克思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紧紧地捧住了这部刚刚出版的着作。

《资本论》的出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它迎来了无产阶级的新 的斗争历程。在这部书中，马克思通过大量事实，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穿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秘密”，暴露了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丑恶本质，也指出了工人阶级之所以极其贫困的原因。

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指出，干活付钱，这是错误的认识，就是说工人干活，资本家付给他钱，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不是“等价交换”，工人为资本家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自己所得的报酬，如一个工人一天劳动 所得为8元钱，而他在一天之内为资本家所创造的利润远远不止8元，可能是16元，也可能是24元，还可能更高。这怎么能是“等价交换”呢？那么这多余的部分，即这个工人工资之外的8元或16元或更高的数额，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无偿地剥削走了。马克思把这个“帐”算清以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手段、诀窍就给暴露出来了，这使广大工人阶级更认清了资本家的剥削方法，从而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待遇准备了充足了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断然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都是不可改变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增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资本论》的中译本

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马克思的主要经典着作《资本论》的第1卷，第1分册(即第1卷的第1篇)，由陈启修(陈豹隐)根据德文版参照日文版翻译。

1932年8月、1933年1月，在北平东亚书店出版《资本论》的第2、3、4分册，包括第1卷的全部，由潘冬舟翻译。1932年9月，北平国际学社出版《资本论》的上册，由王慎明(思华)、侯外庐译。

1934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即第1卷第1、2篇)，吴半农译，千家驹校。

1936年6月，北平世界名着译社出版《资本论》第1卷中册(即第3篇第8章至第4篇第13章)。世界名着译社出版《资本论》第1卷下册(即第5篇第14章至第7篇第25章)，右铭、玉枢译。

七年间，经过平沪两地的进步学者和出版者的努力，但仍然只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的第1卷或第1卷的一部分。

郭大力计划和王亚南合作翻译三大卷的《资本论》，可是没有一家书店敢于承担。他找到艾思奇，艾思奇和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郑易里商量，尽管该社财力有限，仍决定接受出版，于是和郭大力签订了约稿合同，每月分别支付两位译者预支版税80元。第1卷译好后，抗战爆发，读书生活出版社大部职工迁去汉口、重庆，郑易里、郑效洵少数人留在上海。郭大力只好回到江西赣州老家继续从事翻译。译就一部分便寄往汉口黄洛峰，黄洛峰再寄给上海的郑易里。第1卷还请了章汉夫校阅认可，再由郑易里核校、编辑、整理。读书生活社从汉口迁重庆后，郭大力便将译稿直接寄给上海的郑易里。不到两年，3卷全部译完。读书生活出版社黄洛峰学习胡愈之在“孤岛”的上海创造三个月出版《鲁迅全集》20大卷的奇迹的经验，决定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条件在上海出版《资本论》，专门派了万国钧、刘�从武汉来上海，安排《资本论》的出版事宜，第1版出版3000套。请郭大力从赣州来上海，与郑易里共同主持《资本论》的编辑出版工作。由郑易里、郭大力看校样。也是用了3个月时间，突击完成《资本论》三大卷的出版工作。8月31日出版第1卷；9月15日，出版第2卷；9月30日出齐了第3卷。从此，《资本论》全译本问世了。

出书后，读书生活出版社用20大箱运往广州，不幸随着广州沦陷，全部遭受损失。只好一小包一小包分散运往内地、延安、苏北解放区。1939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请郑易里带了特大皮箱装着《资本论》的全部纸型，绕道越南海防去内地，不料途中被扣。幸有在越南的留学法国老友乔丕成说项才得以放行。经过昆明，长途跋涉到了重庆，受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的欢迎。重庆没有白报纸，只好用土纸印了一版。新中国成立后，译者对该书再次作了校订，由三联书店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根据恩格斯校订的德文版翻译，并参照了苏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校订的俄文译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后来收入1972～197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5卷内。

（图）天津图书馆藏《资本论》

6. 王子野的吴道弘：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着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着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
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
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着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着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
一
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
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着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着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着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着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着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
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
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
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着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着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
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
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
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着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着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
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着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
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着作。郭因的两本专着《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
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
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
二
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着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着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
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
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着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
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
三
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
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
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
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
多做好事，少说空话，
先做后讲，做了不讲；
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
自己好事，做了就忘。
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

7. 马克思主义着作原文是否与翻译相同

有不同之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翻译者对经典着作中重要术语的翻译不完全相同，这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的理解是在不断变化、不断深入的。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的马列学院，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翻译马列经典着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有计划、较系统的翻译和研究阶段，《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着作翻译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几代理论工作者、翻译工作者呕心沥血、默默耕耘、接续奋斗，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文集》，等等，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提供了系统准确的权威译本，有力促进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通考》版本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为对象，采取版本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中发现规律，有助于我们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译着的理解和把握。《通考》的每一个中文译本考，都努力回答三方面问题。

其一、对每一部经典着作原版的写作出版背景、各版本情况、内容作出具体介绍，对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二、对每一个中文译本的译介背景、译者、编译过程及出版情况作出具体梳理，为更全面理解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具体情况与问题提供生动的资料支撑。

其三、对每一个中文译本涉及的重要概念术语、观点等译文作出具体解析，对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重要学术概念、术语及观点的翻译过程，进而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等具有参考价值。

8. 共产党宣言

原着是德文的,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的，这个同盟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一个秘密的团体。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1848年1月用德文写成，并在2月24日的法国革命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同时也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中等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些成员被逮捕，并且在经过18个月监禁之后于1852年10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从10月4日一直继续到11月12日；被捕者中有7人被判处了3-6年的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他对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充满信心。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为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数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去年在斯旺西，工联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台。从1850年起，德文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损害原意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文本约于1863年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钟声》印刷所出版；由英勇无畏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于1882年也在日内瓦出版。新的丹麦文译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1886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有人根据这个译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1886年在马德里发表。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12个。亚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做自己的作品。关于用其他文字出版的其他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着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的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引录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

本版译文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赛米尔·穆尔先生翻译的。我同他一起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了一些有关历史情况的注释。

9. 毛岸青纪念馆的业绩永存

翻译业绩永存
辛勤耕耘
毛岸青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默默奉献的一生。毛岸青同志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同他的哥哥毛岸英一起，度过了苦难的童年。1936年，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被我地下党组织送往苏联学习。他先是在共产国际儿童院学习，后考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深造。毛岸青在童年时代没有机会上学，到苏联后既要学习俄语，又要补习中文。经过勤奋学习，他娴熟地掌握了俄语，中文水平也有了很大进步。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他认真钻研马列着作，为后来从事编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1947年，他回到祖国，被分配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工作。1949年7月，他调到北京，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工作。从此，他开始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而努力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毛岸青同志就参与翻译了列宁的《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等着作。他还参与翻译了苏联学者写的一些政治理论着作和《联共（布）关于青年工作的两个决议》等历史文献。此外，他还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20多篇介绍苏联政治理论和文学的文章。他参与翻译的列宁斯大林着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曾经大量发行，广泛传播，成为广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读着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着作的翻译和传播对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树立榜样
毛岸青同志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实践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树立了榜样，留下了宝贵经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以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全面了解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透彻理解原文的含义，真正弄通原着的理论内涵，还要用规范的汉语准确地表达原着的内容。恩格斯说过，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是一项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这项工作要求译者在原意把握、史实考订和语言表达三个层面反复斟酌，反复推敲，决不能有丝毫的随意和疏忽。毛岸青同志正是这样做的。他对党的理论事业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同时又有很高的俄文造诣。他参与翻译的列宁和斯大林着作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这些着作后来稍经修改被收入《列宁全集》和《斯大林文集》。毛岸青同志的翻译经验是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
翻译业绩永存
我们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工作。党成立之初就着手组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1938年党中央在延安马列学院成立编译部，专门负责翻译马列着作。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他勉励翻译工作者，“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和中央俄文编译局相继成立。1953年，经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中央决定将这两个部门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以便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着作。在我国长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涌现出灿若繁星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着作翻译家，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党的理论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毛岸青同志就是建国初期在这条战线做出重要贡献的翻译家，他的业绩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留下了值得铭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