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统治世界pdf

Ⅰ 如何评价西方学者马丁雅克对中国崛起的看法

这是现实，也是大势所趋。

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1945年出生于英国西米德兰郡考文垂，伦敦经济学院LSE亚洲研究中心IDEAS的高级客座研究员。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客座教授，在中国研究院举办了多场工作坊与讲座，并作为2017中国研究院思想者论坛主嘉宾发言。 2009年出版着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

曾在京都立命馆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创办英国智库Demos，亦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做过《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和《新政治家》的专栏作家，以及《独立报》副总编辑，为BBC撰写和主持过多次电视节目。

2009年，出版着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2016年3月，马丁·雅克编着的《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11月29日，作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访问研究员的马丁·雅克为国际关系分析课程的同学作了题为“中国能为世界带来什么样的领导”的专题讲座。

Ⅱ 文明的崛起：中国准备好了吗

崛起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资深外交家吴建民最近这样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什么叫准备?富强的实力放在那里,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准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如何保证和平崛起,避免19世纪的欧洲从富强走向扩张的历史悲剧?
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个国家假如只有经济实力,只是一个GDP大国,它可以拥有支配权,但未必有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文明大国,拥有话语领导权或文明竞争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业史可以清晰地证明这一点。最早利用航海术进行全球探险与殖民扩张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不能成为稳定的世界霸主,个中原因乃是它们徒有扩张实力,而缺乏典范性的现代文明,最终难免被取代。英国在19世纪全球称霸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这个日不落帝国除了工业革命提供的强大经济力,最重要的是拥有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及一整套社会经济政治建制。到20世纪美国替代英国称霸世界,也是同样如此:领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价值观念。这些伴随着帝国的全球扩张,输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罗列了美国称霸的各种特征,其中将近一半属于文化的软实力:“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好莱坞在全球电影市场上居主导地位”、“美国价值观”、“美国历史已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等等。以文明冲突理论享誉世界的塞缪尔·亨廷顿说过:“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在他看来,作为高级文明形态的宗教在文明争霸战中扮演的角色要比流行文化重要得多,代表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Magna Mac)即巨无霸汉堡包。“富强的崛起”看的是一国的综合实力,是其商业、工业和科技在全球的挑战与垄断能力,而“文明的崛起”看的则是另外的指标:世界一流的大学、影响全球的哲学或宗教以及全球交往中的语言优势。
以此衡量当今中国的现状,“文明的崛起”与“富强的崛起”是如何地不成比例。中国已经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国外学中文的学生也愈来愈多。但到今天为止,孔子学院所传授的,只是工具性的语言,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国文明的内在义理,不要说外国学生,连中国教师都不甚了了。语言被抽离了其价值的精神灵魂,仅仅成为鹦鹉学舌的空洞形式。中国政府立志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为此设立了“985工程”,向清华、北大等近四十所大学投入巨资,但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相仿,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投入太少,而是体制改革的滞后。投入之后所获得的产出,不是学术与科技的创新,而是所谓的学术GDP指标:SCI和SSCI杂志的发表量。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乃是看能否吸引全球一流的学生前来求学,但中国的学生精英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净流出,教育上的“精英逆差”与经济上的“贸易顺差”形成刺目的对比。更严重的是,中国教育的制度环境与办学自主性长期得不到改进,一流的投入,二流的产出,三流的体制,日益成为中国大学发展中无法跨越的瓶颈。
文明的霸权在于其宗教和哲学所提供的价值魅力,在于是否有一批全球知名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近年来各种拔苗助长的“大师工程”反过来印证了中国缺乏思想与学术大师的窘迫。不提世界影响,哪怕可以与民国时代众多大师相比肩的人物,在当今中国也寥若晨星。自上个世纪初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明整体性解构,分解为各种支离破碎的碎片,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肌体。随着中华帝国的倾覆,儒家文明也随之崩盘,处于一波又一波的解体之中,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符号与文化独特性变得暖昧不清。
雅克的兴趣当然不在从学理上探讨中国为何是一个文明国家,他只是想借助“中国是文明国家”这一已成过去时的史实,试图从中国文明的内部寻找中国崛起的秘密,并进而论证将有一个另类现代性的“中国模式”的诞生。雅克对中国文明的情感与热爱无可非议,然而中国的崛起与古老文明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至今依然是一个没有被破解的谜。即使存在着内在关联,是否构成一个足以对现有文明模式挑战的替代性方案,依然有待长时段的历史来验证。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迅速崛起,让哈佛学者傅高义惊呼“日本第一”,赶紧论证日本的崛起得益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灭,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日本第一”的历史回声如今听来颇具讽刺意味。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一时“儒家资本主义模式”也不绝于耳,但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这些声音一夜之间?肖失得无影无踪。当中国步随东亚诸邻强劲崛起,今日的富强与昨夜的文明究竟有何纠葛?是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昨夜的文明既是今日繁荣的看不见之推手,也有可能成为妨碍持续发展的隐匿杀手?这些隐藏在暗礁深处的历史之谜,无法用统计学的计量方式窥得,只能以审慎的姿态耐心观察。历史的理性如此诡秘,多数智者只是事后诸葛亮而已,有性急者为抢头功常常将短期现象误认为长期趋势。
中国的崛起终究要从富强走向文明,然而要问的是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是与西方对着干的封闭式文明,还是与西方视野交融的开放式文明?中国当然不会是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随者,在普世文明的规范之内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将普世文明简单地化约为西方价值,这是经常掐架的左右两极斗士的偷懒思路,早已被大多数国内外有识之士所摒弃。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确区分了两种对普世文明的阐释: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西方与东方一样,只是众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种。
当然,如何理解这些核心价值、如何对各种价值实践的优先性排序作自己的选择,各种不同的文明与国家可以有自己的多样性的历史实践,但任何模式的现代性实验不能对普世文明的核心价值发生重大的偏离,形成颠覆性的挑战。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以民族文化相对性为借口,试图以“另类现代性”争夺全球霸权而最终自掘坟墓。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对现代性的探索,都不能挑战普世文明的底线,相反地,积极展开与普世文明的对话,在融合主流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文明的独特性,从而扩展普世文明的内涵,这是赢得文明主导权的不二法门。
中国已经实现了“富强的崛起”,不过,进一步的“文明崛起”,中国准备好了吗?元朝末年,打下江南的朱元璋急于称霸,问计于谋士朱升,朱升献计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进入21世纪的中国,机遇与危机并存,切莫上了马丁·雅克过于热心的当,最审慎的态度莫过于“广积粮,不称王”。这个粮,便是与世界主流价值接轨的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至于是否成王,天命不可违,让上帝去选择吧。

Ⅲ 英国学者：如何理解当代的中国

在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圈里，马丁·雅克是个不大不小的另类分子。他担任过英国共产党杂志的编辑，在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多所大学任过教，让儿子从5岁开始学习中文。最主要的是，他坚信，中国总有一天会统治世界，而那时世界会变得不一样。 他甚至写了本名叫《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书。 雅克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录制了4期专题节目，探讨中国的独特之处、解读关于中国的迷思、设想中国的发展和未来。他将“观察心得”通过电波传播出去，命名为《理解当代的中国》。 要看中国，首先摘掉“西方眼镜” 由于马丁·雅克对中国兴趣浓厚，他儿子拉威从5岁开始学习汉语，持续至今已经10年。雅克说，这个过程并不轻松，“需要丰满的钱袋和奥林匹克运动员的毅力”。拉威就读的学校开设了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拉丁语甚至古希腊语课程，但没有中文。即使现在，中文课仍然像课外活动一样，被安排在午休时间。 雅克觉得这反映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忽视，以及对中国巨大影响力的后知后觉；至于错判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人坚持戴着西方的眼镜看待中国。“两百年来，西方社会将自己看作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但中国一直与我们不同，未来也不会成为西方的翻版。” 西方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理解中国。“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而是以他们的方式。”马丁提出，必须以中国现在和曾经的方式理解她，而不是以西方固有的历史、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如果按照这种方式，中国永远不会‘通过考验’。这种方式其实是我们的孤芳自赏，而对真正的中国缺少好奇。” 拉威学习中文的过程虽然艰难，却小有成果。雅克说，花在学中文上的时间几乎是学习一门欧洲语言的两倍；学习中文的过程就是在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进而摆脱西方固有的优越感、傲慢和预设。固守西方价值观和评判标准，会越来越不理解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并且越来越觉得无法与中国对话。 雅克说，对待中国，需要的是尊重和谦虚。 文明国家VS民族国家 这个光头、戴眼镜，总是笑眯眯的男人，曾经多次对媒体表示“我实在对英国和整个西方文明厌倦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厌倦西方文明在欧洲国家很流行。 1993年，他首次接触中国，“只是出来度假两周半，完全没有大计划”。但在广州、香港等地的游览使他震惊地发现，“这些地区要么已经现代化了，要么正积极向现代社会转变”。 但是，“中国式现代社会”骨子里又与西方千差万别。“西方多数是在同一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宪法制国家，而中国是通过使异族归化而形成的文明国家。”他说。 将“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作为中西方差异的出发点，正是雅克理论的核心。 贯穿西方历史并且影响欧洲进化的民族国家概念，或多或少成了普世概念。中国自称民族国家也有近百年历史了。 雅克却认为，100年不算短，与2000多年的文明相比却不算什么，在历史中，中国并非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国家。从本质上来说，今天的中国仍然是文明国家。 在BBC的节目里，雅克用香港回归作为论据。“1997年前后，很多英国人不明白‘一国两制’是什么意思。多数人认为回归后的香港很快会与大陆毫无二致，但16年过去了，这样推测的人都错了。”香港的法律和政治都与大陆不同，中国的确是在践行一国两制。 “为什么我们当初不相信中国人？因为我们是民族国家，按照民族国家的方式思考。” 1990年德国统一，东德消失不见，统一的德国成为西德的延伸，这就是民族国家的本质：同一个国家，同一种制度。雅克指出，用这一原则来治理中国这样规模的文明国家是不可能的。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按照一个国家多种制度运行，对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统一的主权。 他认为，如果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家取代民族国家成为世界的潮流，那么世界将会更加多元。 而文明国家也是理解中国其他方面的关键词。“我们很难想象，超过9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民族。”雅克解释道，中国的民族认同来自民族融合的过程和文化的自觉。定义中国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于文化成就的骄傲。因此，汉文化是将多数人凝聚起来的核心。而这种现象的不足之处，就是对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忽视与不尊重。 为中国的未来论战 中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变动得都快，但与此同时，却享有与历史独特的亲密延续。雅克说，他在中国时总为这样的矛盾感到有趣。 “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引用3000年前的名言警句，千万不要惊讶，悠久的历史就反射在现实的镜子中。2500年前的儒家理论仍然在塑造今天的社会态度，比如和谐、稳定、秩序，以及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的理念。” 雅克认为，中国人将姓写在名的前面并不是巧合，这反映了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在国内享受如此高的权威，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和卫士。“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他们不是因为支持左派或者右派政党而支持政府，他们把政府看作家庭之长，因此对中国人来说，政府不是外部力量，而是家庭文化的延伸。”这种习惯在外国人看来非常有趣而神奇。 雅克认为中国比西方更加民主，这让他在学术界备受攻击。仅2013年，就有十几篇论文和媒体评论批评他“痴人说梦”。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中国观察家威尔·霍顿与雅克私交甚笃，却跟他打了10年笔仗。雅克自称，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我们基本上在任何方面都无法达成共识”。 如果中国成为超级大国？ 2012年，雅克在北京参加外交部活动，结识了一群年轻的中国外交官，他们热衷于讨论中国应在全球政治中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这个问题也引起了雅克的好奇。“如果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会是怎样的？” 有人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称为新殖民主义。然而，历史上中国从未拓展过海外殖民地，海外领地是欧洲的“爱好”，亚洲惟一对此感兴趣的是日本。15世纪的中国具有殖民东亚的能力，但那不是中国的选择。 这并不说明中国忽略她的邻居，相反，在几个世纪里中国都掌控着那些邻国。历史证明，中国与东亚之间的朝贡体系非常稳定，至少持续了2000年，到1900年前后才宣告解体。 朝贡体系曾是中国历史上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式。作为上邦大国，中国君主习惯将自己作为世界中心，而东亚国家接受中国的优势地位，定期朝贺上贡，作为回报可以进入庞大的中原市场。这种方式与西方惯用的殖民主义截然不同。 雅克的疑问是，这个模式会回来吗？ 雅克说，西方与中国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认为自己的方式具有普世价值，本国是其他国家的榜样。“对于欧洲和后来的美国来说，我们远渡殖民地，输出我们的生活方式，将我们的语言、教育和宗教强加于人。但中国人选择呆在家里，他们相信中国是世界中心，有最先进的文明，因此为何要到远方去，进入蛮夷的阴影中呢？郑和7次下西洋是为了彰显中国的国力，而不是为了征服。” 他认为，中国不肯外扩的另一个原因是领土面积太大，人口、文化构造太复杂，治理好国内已经很困难了。因此中国最大的优先级是保持国内稳定，此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告诉我们，一旦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会有所不同。”在雅克看来，西方历史上就有扩张性和侵略性。欧洲史是一部没完没了的战争史，到了殖民年代，战争又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将自己的方式强加于人是欧洲的精髓，而美国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这一精髓。” 在这个英国人眼中，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后不会这样做，中国领导人对于统治世界的兴趣小得多，更关心维护国内政权。而在中国的新领导人执政纲领中，重点也是国内问题而非国际问题。 因为“厚爱”中国，雅克被称为“挺中派”代表。”

Ⅳ 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英]马丁雅克哪里可以看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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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于2009年12月，《纽约时报》特约书评撰稿人约瑟夫?卡恩和谷美智子分别在这一享誉世界的报纸中针对《当中国统治世界》发表了题为“巨龙的觉醒”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将超过中国？”两篇文章。《纽约时报》是一家全球发行的报纸，在整个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严谨程度在业界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就一本书而言，想要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与之相关的书评，比登天还难，那就更不用说在一个月内连续出现两篇这样的书评了。更让人称奇的是，这两位撰稿人对《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评价分歧之大，实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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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马丁着作的中文版在国内抢滩登陆，引起学界媒体、网络论坛和街头巷尾的广泛热议。《当中国统治世界》一出世，国内外即有论者提出马丁是在“捧杀”中国的观点。对此，该书中文版附在正文之前的“专家与读者热评”中，引用了天涯网友对“捧杀”说的批判：这本书更多的是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它既有善意的提醒，也有对中国所取得成就的惊诧与赞扬，还有站在客观立场上的评价。

然而，中国是否在崛起并不是人们议论的全部话题；随着中国的逐渐发展，这一话题已经不再是争论的焦点，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国逐步强大后怎么办的问题。去年，旅美学者薛涌推出《怎样做大国》一书，涉及到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大课题。马丁的着作也再次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人深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这种逻辑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霸权更替理论异曲同工。应该说，在互联网上非常普遍的关于马丁着作可能会“捧杀”中国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捧杀”的前提是建立在被捧者飘飘然，以及做出不恰当行为前提之下的。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身。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曾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只有自己强大起来，才能够真正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是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不折腾”，还是温总理讲的“形势稍好，尤须兢慎”，都是出自这样一种理性的思考。

《当中国统治世界》畅销世界的同时，也必然会影响到西方人的中国观。早在1935年，鲁迅先生就曾对西方人观察中国的视角作了这样的评论：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看的更多了，先前的很多结论行不通，中国就成了“谜的国度”。在以往西方关于中国的认识上，充斥着太多一知半解甚至有意歪曲的观点，也有人因为混淆于诸种观点之间而视中国为“谜的国度”，马丁的着述无疑为世界认识中国和我们反观自身提供了相对全面和客观的描述，而这恰恰是非常稀缺和难能可贵的。

鲁迅在其着作中还曾指出，西方人的中国观受到美国人明恩溥所着《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影响，直至去世前的半个月，他还希望能有人将其翻译到国内，以便我们能“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这是一种对待西方关于中国着作的理性态度。遗憾的是，鲁迅的愿望在多年以后才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马丁的着作能够在面世仅仅半年之后就在国内推出中文版，使更多读者能够看到一位西方有识之士眼中的中国，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大好事。

引自作者。(卜永光)

Ⅵ 谁知道中国如何走向文明的崛起

许纪霖 原创| 2013-02-22 10:32 | 投票编辑推荐标签： 中国 文明的崛起 文明国家 文化多元主义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今年将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老二。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崛起？崛起后的中国还缺少什么，她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 在一片中国崛起的欢呼声中，我们需要的只是冷静的反思。 文明的崛起，还是富强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明大国，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儒家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响至今的人类轴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价值典范在于：法家追求的富国强兵并非正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际、群己之际的和谐，国计民生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德成仁，统治者施行仁政，民众安贫乐道，维持身心平衡的礼治秩序。最后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过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曾经建立过长达千年的统治，那的确是一种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霸权。中国文明在18世纪到达巅峰，以至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将1400－1800年的现代化早期视为“亚洲时代”， 在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已经出现了全球经济体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中国与印度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欧洲的强劲崛起，中国文明逐渐衰败。老大帝国先是败于欧洲列强，然后不敌过去的学生、因“脱亚入欧”而变得强盛的近邻日本。中国人痛定思痛，放下重义轻利的儒家文明，开始追求西洋式的强国崛起。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标更重要呢？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所急乃是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争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追寻强国梦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文明梦的内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标始终一以贯之。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标，毛泽东求强心切，发动“赶超英美”的大跃进，试图以非现代的方式建立现代强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的追求目标，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众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便是与价值、伦理与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付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又是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却前赴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炼，终于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雅克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富强精神的胜利？西方人届时会否像当年被满清征服的汉人那样骄傲地回答：是的，是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堕入了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一个可欲的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涵精神文明（价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现代化历史，也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内在冲突、相互斗争的过程。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历史内部曾经出现过物质主义与国家理性携手、走向全球野蛮扩张的文明歧路。这种以富强为核心的现代性，也预设了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不过那仅仅是霍布斯意义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这种失去宗教与道德价值约束的现代性，无异是一种野蛮的现代性，或者说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没有文明法则的制衡，听凭现代性内部富强的单向膨胀，往往会堕于腐败、冷酷与野蛮。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与文明内部的这种残缺性有关。今日的中国人，比这个时代的西方人更像19世纪的西方人，表现出欧洲早期工业化时代欲望强烈、生机勃勃、冷酷无情与迷信物质力的布尔乔亚精神。当世之国人，与儒家文明熏陶下的老祖宗比较，在精神上恍若异种。在富强这张脸谱上，中国已经步入“现代”，而“现代”的代价却是“中国”的失落――不是国家主权意义上、而是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 现代性内部的野蛮性
富强与文明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素。所谓富强，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而文明则是一种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是内涵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 在欧洲的现代性历史过程之中，富强与文明是一个同时展开的两面，富强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生产与制度合理化的基础，使得人类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之内能够创造出比过去所有历史的总和都要大得多的物质财富，文明则为现代性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并以此发展出现代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缺乏富强的现代性是一种虚弱的、贫乏的宗教/道德乌托邦，而没有文明的现代性则是可怕的、具有内在破坏力的蛮力。富强与文明，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两面，它们满足了人性深处世俗欲望与精神超越两个矛盾性的追求，是心灵秩序中神魔二元性在社会秩序中的现实展现。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野蛮性，并非自现代性而始，然而，现代性一方面是物质和科技的进步登峰造极，另一面却是野蛮的空前（未必）绝后。文明提供的技术手段使得暴力和杀人更加科学化和理性化，电影《阿凡达》中最令人震撼的镜头，就是自然的原始部落与武装到牙齿的现代人的对抗。现代性承认了人性的世俗欲望无限膨胀的正当性，当今世界各种利益政治的斗争，最终乃是人性中的欲望冲突。霍布斯对现代人性的认识虽然冷酷，却是一针见血：贪婪和虚妄。人类的虚妄发展到现代，莫过于此。当各种超越世界（上帝、天命、自然、道德形而上学）崩溃之后，各种人造的崇拜物、拯救世界的意识形态充斥人间，并且都以某种貌似崇高的名义施行暴力。现代性的内在野蛮性不是一种外在之物，而是内在于现代人的心灵之中，它成为现代乌托邦的内在一部分。暴力不仅施行于人的肉体，而且摧残人的灵魂，前者比较容易察觉，而柔性的强制性力量――通常表现为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为福科所说的话语权力却无所不在。现代文明的野蛮，说到底，乃是一种心魔。与野蛮的搏斗，是现代文明内部的战斗，是一场人性的自我搏杀。无论历史如何进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心魔的斗争，是一场人类永恒的战争。 当代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三十年迅速崛起的奇迹，但现代性的负面景观都在中国集中地体现。如今这个全球化的现代性非常短视，非常自私，现代人为现世享乐主义激励，不相信来世，不恐惧地狱，也不追求天堂，要的只是自己看得见的欲望满足。古代人、中世纪人对自然与上帝有敬畏之心，生活有节制。现代人活得太嚣张，肆无忌惮。地球总有一天会毁于人类自身，可能就是一次漫不经心的偶然失误。古老的玛雅文明曾经预言2012年是世界与人类的末日。世界末日也好，最后的审判也好，抑或弥赛亚时刻也好，都有一个对现世有所制约的神圣（或恐怖）的终端，让人懂得审慎、畏惧和有敬仰之心，然而，现代人，特别缺乏信仰的中国人如今天不怕、地不怕，无论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奥运会、世博会倒计时，还是个人生存意志所期待的买车、买房、晋升的幸福倒计时，都是不具超越性的“世俗时刻”，一旦来临，即陷入虚无。人们在纵欲与虚无之间无限循环，生死轮回，永无尽头。这，难道就是现代人的宿命吗？ 现代性靠什么与内在的野蛮性作战？现代性一方面滋生着不断变种的野蛮流感，同时也不断生产着对它们的抗体，从现代性的历史来看，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各种价值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建制，还有人类几千年的人文与宗教传统，都是制约现代性负面的有效因素。文明之所以依然给我们希望，启蒙之所以没有死亡，乃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抗体的自我生产机制之上的。按照历史的辩证法，野蛮的流感让文明产生抗体，但同时也不断对抗体做出反应，产生新的流感病菌。如同加缪所说，鼠疫是不可能终极地战胜的，因为鼠疫在人心之中。但人之伟大，乃是有一种西西弗斯的精神，与之不断的抗争。对于人类文明的前景，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审慎的乐观或有节制的悲观态度。 “好的”与“我们的”：需要什么样的价值？
去年在英美出版的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断言到2050年中国将以文明霸主的姿态统治全世界。他追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路，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共同体，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似乎像民族国家，但骨子里是文明国家”。雅克这一前设性的理据在历史与现实层面能够证成吗？传统中国诚然是一个以儒家文明为认同核心的中华帝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然而，晚清之后历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轴心目标是打造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随着中华帝国的倾覆，儒家文明也随之崩盘，处于一波又一波的解体之中。文明国家以独特的文化认同为基础，而现代民族国家则以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主权认同为前提。自上个世纪初中国文明解体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符号与文化独特性变得暧昧不清，何为中国、何为“中华文明”，这些最基本的自我认同至今如同在庐山云雾之中。当代中国人不得不借助民族国家的现代概念，通过对国家主权的不断重申以及对国际关系中“他者”的政治性区隔，而获得国家与国民的自明性。雅克的命题或许倒过来说更为恰当：当代中国表面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骨子里却是一个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现代中国的重建，是满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是恢复文明国家的风采？对于一般国家而言，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使命只是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但中国不一样，作为曾经的轴心文明，一旦进入世界舞台，注定要扮演大国的角色。在国际政治之中，经济实力当然很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佩里·安德森在讨论全球历史中的霸权演变时，提出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权力：支配权与霸权。支配权（domination）是一种通过强力（force）的权力，而霸权（hegemony），则是一种通过合意（consent）的权力。按照葛兰西的经典定义，霸权的核心在于其意识形态的本质。霸权不仅建立在强力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优势（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权力体系。霸权的真正内涵在于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所谓的话语权。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个国家假如只有经济实力，只是一个GDP大国，它可以拥有支配权，但未必有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文明大国，拥有话语领导权或文明竞争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业史可以清晰地证明这一点。最早利用航海术进行全球探险与殖民扩张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不能成为稳定的世界霸主，个中原因乃是它们徒有扩张实力，而缺乏典范性的现代文明，最终难免被取代。英国在19世纪称霸全球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这个日不落帝国除了工业革命提供的强大经济力，最重要的乃拥有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及一整套社会经济政治建制。到20世纪美国替代英国称霸世界，也是同样如此：领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典范性的美国价值。这些文明典范伴随着帝国的全球扩张，输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民族国家是个别的，它只有特殊性的文化，而文明国家是普世的，无论它用什么样的力（军事力、金融力或经济力）领导世界，在实力背后还要有普世性的文明。在近代德语之中，文明（Zivilisation）意味着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Kultur）则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文明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质、技术和制度，也可以是宗教或哲学，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态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文化是特殊的，可以仅仅适合某个特定民族、国家或地域的情形，而文明一定是超越个别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具有适合全人类的普世性价值，从轴心文明到现代文明的世界各种宗教与哲学，无不具有这种普世特征。 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 文化只是为了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实现对“我们”的认同，解决自我的文化与历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但文明不一样，文明要从超越的视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历史――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他们”也同样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 中国的目标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国家建构，而是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必须以普世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之中有自己对普世文明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中国的主权，不容别人来说三道四”这类惯常语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当代中国的一些国家主义者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别、只是一门心思考虑如何用“中国的”价值代替“好的”价值，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这种封闭的“区别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当中都无法推理出必定等同于“好的”和“可欲的”价值。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所要重建的不是适合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到基本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普世文明，不仅对“我们”而言是“好的”，而且对“他者”来说同样也是有价值的。中国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 在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上，当代中国思想界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普世价值论”，认为中国的未来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西方所代表的普世的现代化道路。另一种是国家主义者所持有的“文化相对论”，认为各个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国情与文化不同，各有其价值所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可通约，不存在一个为不同文化和民族所共享的普世文明。原教旨自由主义视西方为文明的普世模式，这种黑格尔式的文明发展一元论将导致科耶夫所批评的并非美妙的“同质化的普遍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将被这种同质化的一元文明所彻底摧毁。普世文明的确存在，但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确区分了两种对普世文明的阐释：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1990年代中期之前，当思想界还沉睡在冷战思维和现代化模式之中时，西方中心主义的确主宰过中国人天真的心灵。近十年来，随着“反思的现代性”思维崛起，普世文明的内涵发生了内在的转变。西方与东方一样，只是众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种，所谓的普世文明正是各种特殊性文明中所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类得以和平共处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价值。普世文明不是一组固定不变的静态要素，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更多文明的介入，其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之中。普世文明既是动态的、历史的，又并非边界模糊、可任意解释与发挥。当上帝和天命等各种超越世界解体之后，普世文明便拥有了深刻的启蒙印记，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须的自由平等的扞卫。这些已经被写入联合国一系列基本公约、并为大多数国家所签订认可的，已经成为人类的核心价值。 这种意义上的普世文明，是一种以文化多元主义为基础的普世文明，文化多元主义与国家主义者所坚持的文化相对主义有着非常重要的差别。文化多元主义承认不同的文化之间虽然有质的不同，但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并且在一些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上，有可能获得共约性，比如自由、平等、博爱、公正、和谐等，在当代社会便成为不同民族和文化共享的基本价值。只是在这些价值之间何为优先，什么最重要，不同的民族与国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选择。但是文化相对主义就不同了，它顽固地坚持不同的文化各有其独特的价值标准，文化之间不存在可以共享的文明价值，“我们的”价值就是“好的”价值。文化多元主义可以与普世文明并存，但文化相对主义只能导致封闭的、狭隘的“中国特殊论”。中国文化的确是特殊的，就像西方文化也是特殊的一样，但中国文化毕竟是伟大的轴心文明，特殊之中蕴涵着丰富的普遍性，蕴涵着可以与人类其他文化分享的普世文明。“中国特殊论”貌似政治正确，却将文明降低到文化的层次，大大矮化了中国文明，实非中国之福音也。 富强背后的国家理性
当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坚持“中国特殊论”，拒绝在文明价值上与其他文明相互比较和参照，而试图走中国式的另类现代性道路的时候，他们所谓现代性的公共标准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所谓的国家富强：各个国家的现代性在文明价值上各行其事，只有在可衡量的国家实力上现代性才具有了某种量化的可比较性：谁有实力，谁能武力称霸，谁的现代化就最成功。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主义是一种彻底的价值虚无主义，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崛起”过程中的一大屏障。 是国家的富强重要，还是文明的建设更重要？这个问题，从晚清的梁启超、严复、杨度、孙中山，一直到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两种理性的冲撞。在欧洲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之中，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理性传统：启蒙理性和国家理性，启蒙理性的道德价值落实在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国家理性按照梅尼克的分析，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的个体，它像人一样具有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理由，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国家理性预设了国家主权的自主性，近代的国家主权因为超越了古希腊罗马的德性伦理和中世纪的上帝意志，在英法最初所凭借的是启蒙理性的自然法传统，到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狂潮兴起，普世的自然法传统被判为虚妄，国家理性之上不再有任何普遍性的道德伦理羁绊，权势成为其唯一的目的，国家成为超道德的利维坦。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不再是超越的宗教或道德形而上学，而是所谓的国家与国民的同一性。国家挣脱了来自超越世界的普世性规则，它成为它自身，其正当性来自人民的授权，这种授权或者是君主制的代表（公共利益），或者是民主制的周期性的选举授权。国家自身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其理由便是公共福祉。国家一旦获得了自主性，具有了最高主权的形式，便不再有外在的道德规范，其内在的权势如同恶魔一样便自我繁殖，向外扩张。 梅尼克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书注意到，霍布斯的国家具有自我解体的可能性，其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无论多么理性，都无法产生一种将自利的、分散的个人凝聚起来的社会纽带。某种更高的道德与思想价值必须添加到国家理性之中，于是德国的黑格尔主义，以历史主义目的论的论证，赋予国家以最高的善。 欧洲有两种国家理论：第一，从斯多葛学派到基督教的自然法体系，塑造了理性主义的国家，在17世纪，自然法的价值不再来自于自然与天国，开始从人的自然权利解释国家存在的理由。第二，马基雅维利主义开始的现实主义国家，国家本身是一个集体人格，并非个人利益的总和，国家有其自身的存在理由。理性主义的国家与现实主义国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裂痕，霍布斯是一种解决方案，其核心是功利主义的。到卢梭那里，其公共意志的思想让国家获得现代的神学政治形式，而试图将二者最后调和起来的，是黑格尔。英国的功利主义政治来到德国，演化为带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神学政治。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需要在历史中逐步展现，它需要一个像国家那样的权势作为主宰人类生活的载体。但手段成为了目的本身，世界精神只是国家权势的道德表述。国家理性获得了一种伟大的道德尊严。这种自我道德正当化的国家理性，比较起霍布斯世俗主义的国家理性，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这也是德国可以从国民国家一体化的国家主义走向民粹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可以不必魔化，但法西斯主义一定需要国家的自我魔化。 纠缠梅尼克一生的问题便是国家理性中的道德与权势之争。近代德国的一部思想史，从最初的浪漫主义、历史主义，走向价值虚无的国家主义，最后生出法西斯主义的怪物，晚年的他撰写《德国的浩劫》，思考的是如何遏制国家理性内部的权势扩张。作为一个历史主义的大家，他没有回到普世的启蒙理性，而是从18世纪德国早期现代性中的古典人文主义（康德、歌德、席勒与赫尔德）那里寻求德意志民族独特的道德价值， 用今天的说法，如何为国家建构奠定一个文明基础？ 从欧洲近代思想、特别是德意志精神的演化史反观当下，我们会发现当下中国与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具有某种相似性，那就是富强崛起之后向何处去？现代德国的悲剧性历史留给人类的重大教训，乃是提醒我们：假如国家理性缺乏启蒙理性的导航和制约，任其自身发展，将会把民族拖下无底的深渊。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各有其内在价值，并非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然而，要警惕的是国家理性借文明的名义扩张其权势。问题在于：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家理性？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具有自我扩张性的国家理性，还是审慎的、有道德原则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是虚幻的国家/国民同一性，或者是施米特式的代表性民主威权，还是自由宪政体制所形成的国家意志？国家理性当然也可以是中国特色的，但在中国文明之中，有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也有法家的穷兵黩武传统，你的国家理性与谁调情，虽然打的都是“中国特色”牌，结局大不一样。 任何一种理性或主义，本身具有内在的多歧性。真正的历史罪孽是一种化学反应，单个主义很难说好坏，就看与谁联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甘阳提出要“通三统”，这个提法本身不错，问题在于过于笼统，“三统”中无论是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西方的现代性传统，都是内涵非常复杂、具有丰富两歧性的传统，就看如何个“通法”。现代的国家理性，究竟是与现代的启蒙价值、儒家的人文传统相结合，还是与毛泽东的集权体制或者法家的富国强兵同流合污？与其笼统地谈“通三统”，不如深入一个层面，仔细地梳理“三统”之中不同的历史遗产，各家各派拿出不同的组合方案，为中国文明的重建展开一场思想的大论战。 如何从富强的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国家？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应该拿出一份文明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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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如何看待中国国情特殊论

森林里看不见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地球上也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世间的每一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样有道理的是，所有树叶仍旧是树叶，每一个人都属于人类。我们从小就会背诵“对立统一”原则，却常常错失了辩证思考的意蕴。令人玩味的是，特殊主义论述本身并不特殊，无论是“自我特殊论”或“他者特殊论”，都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与想象之中—从“法兰西文明优越论”“普鲁士道路”“亚洲价值观”，到“美国例外论”，不一而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殊论”也并不例外。
在中国崛起背景下，“进口的”和“国产的”中国特殊论日趋强劲。其中，马丁·雅克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大约最引人注目。雅克急切而郑重地告诫读者：重要的趋势不只是中国要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而是中国将以特殊的、完全不同于西方所想象的方式来主导世界。因此“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世界的终结”（英国版副标题），或者，“一种新全球秩序的诞生”（美国版副标题）。
但是，正如着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在相关书评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对独特“中华性”（Chineseness）的神秘言说，实际上由来已久—从马可·波罗在中国游记中塑造的美妙绝伦景象，到18世纪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明的赞叹，再到20世纪危言耸听的“中国黄祸说”（yellow peril）。只是时而抱有恭敬，时而显出轻蔑，在“中国热”（Sinomania）与“中国恐惧”（Sinophobia）之间来回摇摆。如今，“中国恐惧绝对没有消失，但又一轮中国热正在形成”。但这类东方主义式的“中国特殊论”，无论是表现为热衷还是恐惧（所谓“中国威胁论”），就认知水准而言都乏善可陈。它们不是依据细致的考察与深刻的辨识，更多来自一知半解的“观察”与牵强附会的臆想，也就难以真正地澄清中国独特的传统文明究竟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对中国当下的崛起发生了影响。
国人自产的“中国特殊论”也源远流长，自晚清以来从未平息，也有过多次勃兴。由此衍生的一个推论，可称之为“不适合论”：由于中国如此特殊，非中国原产的理念、价值、制度或实践，大多不适合中国国情。曾经有林林总总的“不适合论”，听上去都振振有词。比如，“西医不适合中国”，因为国人体质与西人大为不同；“自由恋爱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自古崇尚大家庭观念，婚姻不是男女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同校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传统讲“男女授受不亲”；“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因为一个犹太人根据欧洲传统与社会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不可能适合本土国情；“个人权利观念”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人的认同从来根植于群体，而不是“原子化的个人”；“市场经济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取向，中国人又经过社会主义的锻造，不可能接受追逐利润与金钱的价值观（李新宇教授两年前曾发表《“特别国情论”小史》一文，对百年来流布的“宪政”“共和”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种种说法与理由，做过引人入胜的梳理与解读）。据说，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在进入中国之前，曾找人评估市场前景，得到的结论是“必败无疑”。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独特、丰富而悠久的面食传统，绝对不会接受“汉堡包”之类！结果使得麦当劳犹疑不决，在小弟弟肯德基捷足先登之后，才迟缓地作出反应。
而今，从西医到麦当劳，从男女同校到自由恋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市场经济制度，不仅都进入了中国，而且在中国生根开花、发芽结果。以“事后之明”回望，当初那些振振有词的“不适合论”，大多是不足为信的武断辩解。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特殊性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也不是说“适合不适合”国情的疑问是一个假问题。关键在于，许多流行版本的特殊论，往往基于某种虚假的本质主义文明论，杜撰出某种固定不变的、同质透明的“中华性”。实际上，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种外来的价值与理念，都“共时性地”构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地平线，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的构成性部分。
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与后果，应当着眼于历史传统制约下的当代实践。而历史的制约与影响从来是复杂和开放的，特别是由于中国传统具有内部的多重性，经典文本的义理、现实政治中的原则和民间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也由于中国在近代以来经历了多次巨大的变迁。因此，每当遇到“特殊论”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抛开那些陈词滥调，认真地问一问：“当我们在谈论‘国情’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什么？”

Ⅸ 英国学者研究20年表示：他们将团结刻进骨子里，当今中国有多强大

中国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的古老国度，经过历史沉淀形成中国文明，又称华夏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是当今存在文明中，唯一完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原生文明，诸如古埃及文明，奥尔梅克也被称为原生文明，但早已消失匿迹。中国历史历经五千年，源远流长，可想而知经历过多少风雨，中国一直都在探索中蓬勃发展，创造出很多奇迹。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强大起来，从只能生产小型物件到能生产飞机、卫星，并且在科研方面还跻身前列，有过很多成就，比如建桥技术、高铁技术、激光技术，都能使国际友人称赞不绝的。这些所有都归功于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攻坚克难的成果，这也是中国能不断强盛的缘由。

Ⅹ 西方强国衰落后就消失了，为何中国能够不断崛起复兴

在历史上，东西方都出现过很多强盛的帝国，比如中国的秦帝国、汉帝国、唐帝国等，西方则出现过着名的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帝国等。

这些帝国都曾盛极一时，长鞭所指，敌人望风而降。但是几千年的历史下来，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个规律：西方的强大帝国，在崛起衰落后，基本就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再出现过，而中国却能不断的崛起复兴。

“因为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世界强国，或许我们只是记得中国近百年软弱的样子，而不了解中国过去的辉煌，所以“崛起”一词或许只对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应用的词汇，但事实是“复兴”更能解释中国的发展，中国必将再次成为世界最强国，而这只不过是中国再次回到自己待了很久的位置上而已。这源于中华文明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