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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悲咒是居士必须掌握的吗

阿弥陀佛！诵什么经咒目的都是为了众生能明心见性，慈悲为怀。如果你能多做善事，也不会比坐在家里诵经差的，当然有时间也可诵，但莫将诵经持咒记挂在心成为一种障碍。早晚课经文你可到大点的CD店去买光盘版，也可去寺庙看看有没有，如果需要光盘版的我也可传给你。

② 高考大纲中120个文言文实词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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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资治通鉴 第200卷的译文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零卷

【唐纪十六】 起旃蒙单瘀十月，尽玄绩阉茂七月，凡六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永徽六年（乙卯，公元六五五年）
冬，十月，己酉，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许敬宗奏：“故特进赠司空王仁佑告身尚存，使逆乱馀孽犹得为廕，并请除削。”从之。
乙卯，百官上表请立中宫，乃下诏曰：“武氏门着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称：“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弥忧惧，屡请去位，上不许。
十一月，丁卯朔，临轩命司空李绩赍玺绶册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于肃义门。
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己巳，许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晖宜息。安可反植枝干，久易位于天庭；倒袭裳衣，使违方于震位！又，父子之际，人所难言，事或犯鳞，必婴严宪，煎膏染鼎，臣亦甘心。”上召见，问之，对曰：“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无所系心。且在东宫者，所出本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自疑，恐非宗庙之福，愿陛下熟计之。”上曰：“忠已自让。”对曰：“能为太伯，愿速从之。”
西突厥颉苾达度设数遣使请兵讨沙钵罗可汗。甲戌，遣丰州都督元礼臣册拜颉苾达度设为可汗。礼臣至碎叶城，沙钵罗发兵拒之，不得前。颉苾达度设部落多为沙钵罗所并，馀众寡弱，不为诸姓所附，礼臣竟不册拜而归。
中书侍郎李义府参知政事。义府容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狡险忌克，故时人谓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谓之李猫。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元年（丙辰，公元六五六年）
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为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忠既废，官属皆惧罪亡匿，无敢见者；右庶子李安仁独候忠，泣涕拜辞而去。安仁，纲之孙也。
壬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辛亥，赠武士彟司徒，赐爵周国公。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三品。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谢无灵举兵反，黔州都督李子和讨平之。
己未，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馀食矣；不夺蚕要，则国人皆有馀衣矣！’故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东役丁，岁别数万，役之则人大劳，取庸则人大费。臣愿陛下量公家所须外，馀悉免之。”上从之。
六月，辛亥，礼宫奏停太祖、世祖配祀，以高祖配昊天于圜丘，太宗配五帝于明堂；从之。
秋，七月，乙丑，西洱蛮酋长杨栋附、显和蛮酋长王罗祁、郎、昆、梨、盘四州酋长王伽冲等帅众内附。
癸未，以中书令崔敦礼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八月，丙申，固安昭公崔敦礼薨。
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馀级。副总管周智度攻突骑施、处木昆等部于咽城，拔之，斩首三万级。
乙巳，龟兹王布失毕入朝。
李义府恃宠用事。洛州妇人淳于氏，美色，系大理狱，义府属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出之，将纳为妾，大理卿段宝玄疑而奏之。上命给事中刘仁轨等鞫之，义府恐事泄，逼正义自缢于狱中。上知之，原义府罪不问。
侍御史涟水王义方欲奏弹之，先白其母曰：“义方为御史，视奸臣不纠则不忠，纠之则身危而忧及于亲为不孝，二者不能自决，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杀身以成子之名。汝能尽忠以事君，吾死不恨！”义方乃奏称：“义府于辇毂之下，擅杀六品寺丞；就云正义自杀，亦由畏义府威，杀身以灭口。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于是对仗，叱义府令下；义府顾望不退。义方三叱，上既无言，义府始趋出，义方乃读弹文。上释义府不问，而谓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莱州司户。
九月，括州暴风，海溢，溺四千馀家。
冬，十一月，丙寅，生羌酋长浪我利波等帅众内附，以其地置柘、栱二州。
十二月，程知节引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二万骑，别部鼠尼施等二万馀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帅五百骑驰往击之，西突厥大败，追奔二十里，杀获千五百馀人，获马及器械，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言于知节曰：“今兹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乘危轻脱，乃成败之法耳，何急而为此！自今当结方陈，置辎重在内，遇贼则战，此万全策也。”又矫称别得旨，以知节恃勇轻敌，委文度为之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士卒终日跨马被甲结陈，不胜疲顿，马多瘦死。定方言于知节曰：“出师欲以讨贼，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贼必败；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为大将，岂可更遣军副专其号令，事必不然。请囚文度，飞表以闻。”知节不从。至恒笃城，有群胡归附，文度曰“此属伺我旋师，还复为贼，不如尽杀之，取其资财。”定方曰：“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杀之，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师旋，文度坐矫诏当死，特除名；知节亦坐逗遛追贼不及，减死免官。
是岁，以太常卿驸马都尉高履行为益州长史。
韩瑗上疏，为褚遂良讼冤曰：“遂良体国忘家，捐身徇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无闻罪状，斥去朝廷，内外�黎，咸嗟举措。臣闻晋武弘裕，不贻刘毅之诛；汉祖深仁，无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迁，已经寒暑，违忤陛下，其罚塞焉。伏愿缅鉴无辜，稍宽非罪，俯矜微款，以顺人情。”上谓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责之，卿何言之深也！”对曰：“遂良社稷忠臣，为谗谀所毁。昔微子去而殷国以亡，张华存而纲纪不乱。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上不纳。瑗以言不用，乞归田里，上不许。
刘洎之子讼其父冤，称贞观之末，为褚遂良所谮而死，李义府复助之。上以问近臣，众希义府之旨，皆言其枉。给事中长安乐彦玮独曰：“刘洎大臣，人主暂有不豫，岂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谓先帝用刑不当乎！”上然其言，遂寝其事。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二年（丁巳，公元六五七年）
春，正月，癸巳，分哥逻禄部置阴山、大漠二都督府。
闰月，壬寅，上行幸洛阳。
庚戌，以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帅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回纥等兵，自北道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嗣业，钜之子也。
初，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及族兄左屯卫大将军步真，皆西突厥酋长，太宗之世，帅众来降；至是，诏以弥射、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南道招集旧众。
二月，辛酉，车驾至洛阳宫。
庚午，立皇子显为周王。壬申，徙雍王素节为郇王。
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为桂州都督。
癸丑，以李义府兼中书令。
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宫避暑。上自即位，每日视事；庚子，宰相奏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许之。
秋，七月，丁亥朔，上还洛阳宫。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以归，自言有长生之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敬，使合长生药。发使四方求奇药异石，又发使诣婆罗门诸国采药。其言率皆迂诞无实，苟欲以延岁月，药竟不就，乃放还。上即位，复诣长安，又遣归。玄策时为道王友，辛亥，奏言：“此婆罗门实能合长年药，自诡必成，今遣归，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谓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对曰：“诚如圣言。此婆罗门今兹再来，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陛下遣之，内外皆喜。”娑婆寐竟死于长安。
许敬宗、李义府希皇后旨，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不轨，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贬振州刺史，济贬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觐。又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荣州刺史柳奭为象州刺史。
遂良至爱州，上表自陈：“往者濮王、承乾交争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时岑文本、刘洎奏称‘承乾恶状已彰，身在别所，其于东宫，不可少时虚旷，请且遣濮王往居东宫。’臣又抗言固争，皆陛下所见。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渐，独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在草土之辰，不胜哀恸，臣以社稷宽譬，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区处众事，咸无废阙，数日之间，内外宁谧。力小任重，动罹愆过，蝼蚁馀齿，乞陛下哀怜。”表奏，不省。
己巳，礼官奏：“四郊迎气，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废纬书六天之义。其方丘祭地之外，别有神州，亦请合为一祀。”从之。
辛未，以礼部尚书许敬宗为侍中，兼度支尚书杜正伦为兼中书令。
冬，十月，戊戌，上行幸许州。乙巳，畋于滍水之南。壬子，至祀水曲。十二月，乙卯朔，车驾还洛阳宫。
苏定方击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至金山北，先击处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懒独禄等帅万馀帐来降，定方抚之，发其千骑与俱。
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贺鲁，为贺鲁所破，虏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贺鲁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归之，仍加赐赉，使彼明知贺鲁为贼而大唐为之父母，则人致其死，不遗力矣。”上从之。泥孰喜，请从军共击贺鲁。
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钵罗帅十姓兵且十万来拒战。定方将唐兵及回纥万馀人击之。沙钵罗轻定方兵少，直进围之。定方令步兵据南原，攒槊外向，自将骑兵陈于北原。沙钵罗先攻步军，三冲不动，定方引骑兵击之，沙钵罗大败，追奔三十里，斩获数万人；明日，勒兵复进。于是胡禄屋等五弩失毕悉众来降，沙钵罗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时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陆部落闻沙钵罗败，皆诣步真降。定方乃命萧嗣业、回纥婆闰将胡兵趋邪罗斯川，追沙钵罗，定方与任雅相将新附之众继之。会大雪，平地二尺，军中咸请俟晴而行，定方曰：“虏恃雪深，谓我不能进，必休息士马。亟追之可及，若缓之，彼遁逃浸远，不可复追，省日兼功，在此时矣！”乃蹋雪昼夜兼行，所过收其部众，至双河，与弥射、步真兵合，去沙钵罗所居二百里，布陈长驱，径至其牙帐。沙钵罗与其徒将猎，定方掩其不备，纵兵击之，斩获数万人，得其鼓纛，沙钵罗与其子咥运、婿阎啜等脱走，趣石国。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萧嗣业将兵追沙钵罗，定方引军还。
沙钵罗至石国西北苏咄城，人马饥乏，遣人赍珍宝入城市马。城主伊沮达官诈以酒食出迎，诱之入，闭门执之，送于石国。萧嗣业至石国，石国人以沙钵罗授之。
乙丑，分西突厥地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蒙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仍命弥射、步真与承庆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丁卯，以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
是岁，诏：“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有法制禁断。”
以吏部侍郎刘祥道为黄门侍郎，仍知吏部选事。祥道以为：“今选司取士伤滥，每年入流之数，过一千四百，杂色入流，曾不铨简。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约准三十年，则万三千馀人略尽矣。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须之数。望有厘革。”既而杜正伦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伦与祥道详议，而大臣惮于改作，事遂寝。祥道，杜甫之子也。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三年（戊午，公元六五八年）
春，正月，戊子，长孙无忌等上所修新礼；诏中外行之。先是，议者谓贞观礼节文未备，故命无忌等修之。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所损益多希旨，学者非之。太常博士萧楚材等以为豫备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义府深然之，遂焚《国恤》一篇，由是凶礼遂阙。
初，龟兹王布失毕妻阿史那氏与其相那利私通，布失毕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党与，互来告难。上两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送布失毕归国。至龟兹东境泥师城，龟兹大将羯猎颠发众拒之，仍遣使降于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布失毕据城自守，不敢进。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讨之。会布失毕病卒，胄与羯猎颠战，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尽诛之，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戊申，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
二月，丁巳，上发东都；甲戌，至京师。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旧安西夏为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地。
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馀级，捕虏百馀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
秋，八月，甲寅，播罗哀獠酋长多胡桑等帅众内附。
冬，十月，庚申，吐蕃赞普来请婚。
中书令李义府有宠于上，诸子孩抱者并列清贵。而义府贪冒无厌，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中书令杜正伦每以先进自处，义府恃恩，不为之下，由是有隙，与义府讼于上前。上以大臣不和，两责之。十一月，乙酉，贬正伦横州刺史，义府普州刺史。正伦寻卒于横州。
阿史那贺鲁既被擒，谓萧嗣业曰：“我本亡虏，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负之，今日之败，天所怒也。吾闻中国刑人必于市，愿刑我于昭陵之前以谢先帝。”上闻而怜之。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种落为六都督府，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贺鲁寻死，葬于颉利墓侧。
戊戌，以许敬宗为中书令，大理卿辛茂将为兼侍中。
开府仪同三司鄂忠武公尉迟敬德薨。敬德晚年闲居，学延年术，修饰池台，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交通宾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终，朝廷恩礼甚厚。
是岁，爱州刺史褚遂良卒。
雍州司士许祎与来济善，侍御史张伦与李义府有怨，吏部尚书唐临奏以祎为江南道巡察使，伦为剑南道巡察使。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以临为挟私选授。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四年（己未，公元六五九年）
春，二月，乙丑，免临官。
三月，壬午，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斩真珠叶护。
夏，四月，丙辰，以于志宁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乙丑，以黄门侍郎许圉师参知政事。
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议废王后，燕公于志宁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悦。许敬宗屡以利害说无忌，无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无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
会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朋党事，敕敬宗与辛茂将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诬奏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上惊曰：“岂有此邪！舅为小人所间，小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状已露，陛下犹以为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兹事若实，如之何？”对曰：“遗爱乳臭儿，与一女子谋反，势何所成！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窃发，陛下遣谁当之？今赖宗庙之灵，皇天疾恶，因按小事，乃得大奸，实天下之庆也。臣窃恐无忌知季方自刺，窘急发谋，攘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臣昔见宇文化及父述为炀帝所亲任，结以昏烟，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复典禁兵，一夕于江都作乱，先杀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祸，于是大臣苏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倾隋室。前事不远，愿陛下速决之！”上命敬宗更加审察。明日，敬宗复奏曰：“去夜季方已承与无忌同反，臣又问季方：‘无忌与国至亲，累朝宠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韩瑗尝语无忌云：“柳奭、褚遂良劝公立梁王为太子，今梁王既废，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于外。”自此无忌忧恐，渐为自安之计。后见长孙祥又出，韩瑗得罪，日夜与季方等谋反。’臣参验辞状，咸相符合，请收捕准法。”上又泣曰：“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若果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敬宗对曰：“薄昭，汉文帝之舅也，文帝从代来，昭亦有功，所坐止于杀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杀之，至今天下以文帝为明主。今无忌忘两朝之大恩，谋移社稷，其罪与薄昭不可同年而语也。幸而奸状自发，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犹不早决！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延，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上以为然，竟不引问无忌。戊辰，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祥，无忌之从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书出为荆州长史，故敬宗以此诬之。
敬宗又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奭仍潜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于是诏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宁官。遣使发道次兵援送无忌诣黔州。无忌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皆除名，流岭表。遂良子彦甫、彦冲流爱州，于道杀之。益州长史高履行累贬洪州都督。
五月，丙申，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并参知政事。承庆，思道之孙也。
凉州刺史赵持满，多力善射，喜任侠，其从母为韩瑗妻，其舅驸马都尉长孙铨，无忌之族弟也，铨坐无忌，流巂州。许敬宗恐持满作难，诬云无忌同反，驿召至京师，下狱，讯掠备至，终无异辞，曰：“身可杀也，辞不可更！”吏无如之何，乃代为狱辞结奏。戊戌，诛之，尸于城西，亲戚莫敢视。友人王方翼叹曰：“栾布哭彭越，义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义，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闻之，不罪也。方翼，废后之从祖兄也。长孙铨至流所，县令希旨杖杀之。
六月，丁卯，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至是，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礼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馀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许敬宗议封禅仪，己巳，奏：“请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只。”从之。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长孙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韩瑗，并枷锁诣京师，仍命州县簿录其家。恩，无忌之族弟也。
壬寅，命李绩、许敬宗、辛茂将与任雅相、卢承庆更共覆按无忌事。许敬宗又遣中书舍人袁公瑜等诣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至则逼无忌令自缢。诏柳奭、韩瑗所至斩决。使者杀柳奭于象州。韩瑗已死，发验而还。籍没三家，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常州刺史长孙祥坐与无忌通书，处绞。长孙恩流檀州。
八月，壬子，以普州刺史李义府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义府既贵，自言本出赵郡，与诸李叙昭穆；无赖之徒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与同谱，及义府出为普州，即除之。义府闻而衔之，及复为相，使人诬构其罪，下狱，自杀。
乙卯，长孙氏、柳氏缘无忌、奭贬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贬永州刺史。于志宁贬荣州刺史，于氏贬者九人。自是政归中宫矣。
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北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
冬，十月，丙午，太子加元服，赦天下。初，太宗疾山东士人自矜门地，昏姻多责资财，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婿皆取勋臣家，不议山东之族。而魏征、房玄龄、李绩家皆盛与为昏，常左右之，由是旧望不减，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悬隔。李义府为其子求昏不获，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劝上矫其弊。壬戌，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然族望为时俗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昏。其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往往反自称禁婚家，益增厚价。
闰月，戊寅，上发京师，令太子监国。太子思慕不已，上闻之，遽召赴行在。戊戌，车驾至东都。
十一月，丙午，以许圉师为散骑常侍、检校侍中。
戊午，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将薨。
思结俟斤都曼帅疏勒、朱俱波、谒般陀三国反，击破于阗。癸亥，以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以讨之。 以卢承庆同中书门下三品。
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与高丽将温沙门战于横山，破之。
苏定方军至业叶水，思结保马头川。定方选精兵万人、骑三千匹驰往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旦，至城下，都曼大惊。战于城外，都曼败，退保其城。及暮，诸军继至，遂围之，都曼惧而出降。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五年（庚申，公元六六零年）
春，正月，定方献俘于乾阳殿。法司请诛都曼，定方请曰：“臣许以不死，故都曼出降，愿丐其馀生。”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乃免之。
甲子，上发东都；二月，辛巳，至并州。三月，丙午，皇后宴亲戚故旧邻里于朝堂，妇人于内殿，班赐有差。诏：“并州妇人年八十以上，绵版授郡君。”
百济恃高丽之援，数侵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以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
夏，四月，戊寅，上发并州；癸巳，至东都。五月，作合璧宫。壬戌，上幸合璧宫。
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候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并为冷岍道行军总管，各将所部兵以讨叛奚，仍命尚书右丞崔馀庆充使总护三部兵，奚寻遣使降。更以枢宾等为沙砖道行军总管，以讨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东都。
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早午，车驾还洛阳宫。
房州刺史梁王忠，年浸长，颇不自安，或私衣妇人服以备刺客；又数自占吉凶。或告其事，秋，七月，乙巳，废忠为庶人，徙黔州，囚于承乾故宅。
丁卯，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卢承庆坐科调失所免官。
八月，吐蕃禄东赞遣其子起政将兵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也。
苏定方引军自成山济海，百济据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进击破之，百济死者数千人，馀皆溃走。定方水陆齐进，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馀里，百济倾国来战，大破之，杀万馀人，追奔，入其郭。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进围其城；义慈次子泰自立为王，帅众固守。隆子文思曰：“王与太子皆在，而叔遽拥兵自王，借使能却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师左右逾城来降，百姓皆从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军士登城立帜，泰窘迫，开门请命。于是义慈、隆及诸城主皆降。百济故有五部，分统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诏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
壬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将兵讨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三战皆捷，追奔百馀里，斩其酋长而还。
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
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则天门楼，受百济俘，自其王义慈以下皆释之。苏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赦天下。
甲寅，上幸许州。十二月，辛未，畋于长社。己卯，还东都。
壬午，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将兵分道击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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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古代诗人的人格理想和处事态度

古代文人仕途失意后，大都归隐山林，吟景咏物的根本原因即在此。在描山绘景的过程中，诗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人格得以升华。 诗人在经历了追逐功名，沉溺狂放的喜与惧之后，以“委运大化”的自然观为人格理想，以耕耘南山为生存方式，铸成了真切、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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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这个：
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 人格精神（上）
作者：李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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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裂 与 重 铸——汉魏之交的人格精神与文学理论

公元2至3世纪的汉魏之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转折。此“转折”乃全方位的：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思想、文化、文学、艺术……而所有的这些转折，体现于整体的与个体的“人”身上，便是人格的断裂与重铸。
人格，指整体性地呈现于生活中的真实的自我，包括外在的气质、风度、容止、行为和内在的哲学——美学理想、精神境界、伦理观念以及人生各阶段与人格各层面的心理趋向及冲突。对文学家而言，人格同时呈现于日常生活与文学作品。审美创造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人格的生成过程。汉魏之交文学家的人格，有着理想与现实、文本式存在与日常生活式存在的相悖，她以一种冲突的方式承担着悲慨而厚重的审美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本文采用中国传统文论“知人论世”、“觇文见心”等方法，并借鉴西方人格心理学的方法与观念，重新解读汉魏之际的文学与人格，在民族心灵史与古代文学史的双重背景下，追寻汉魏之交邺下人格的诗性建构和建安文学的人格魅力。

党 人 玉 碎
——党锢之祸导致汉儒人格的断裂

汉代独尊儒术，士大夫的人格塑造，其规范与准的，是儒学关于“人”的一系列的理论，汉儒人格愈来愈成为一种楷模。然而，在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中，孔儒人格模式遭受严重挫折。党人们绝非要反叛或丢弃汉儒人格模式，相反，他们是在执着而顽强地实践这种人格模式时，遭遇了灭顶之灾。汉儒人格玉碎了。
东汉党人的舍身取义和曹孟德的唯才是举，从不同的侧面，共同酿成汉儒人格的断裂；而曹操人才思想的重才轻德，刘劭《人物志》的人格类型和何王玄学“圣人”人格精神的自然无为，为新的人格范型的诞生提供了思想营养。
孔儒人格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并非一两句话能够囊括。究其大要，似可概括为“忠君”和“忧道”。《论语·八佾》的“臣事君以忠”，确立了孔儒人格的“忠君”内涵，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人格准则。而这一人格准则，实际上包含了孔子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这也就是孔子念兹在兹的“道”。
在孔子的那个时代，士大夫中并无多少“忠君”“忧道”者；人们见得较多的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同上），是“邦无道”（《论语·卫灵公》）。所以孔子要悲叹：“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为“道”而劳苦奔波，他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故石门司门人称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
然而，孔子的“忠君”与“忧道”并非是绝对的或至高无上的，而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在孔子看来，所事之君如果无道，便可以不去“忠”他，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孔子四处传道而四处碰壁，但他没有一条道走到黑，更没有去“杀生以成仁”，而是退而作《春秋》。颜渊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真正的君子，是既能兼济也能独善的。所以，孔子的人格构成以“忠君”“忧道”为内核，既有执着、刚烈的一面，也有中和、柔顺的另一面，后者便是“中庸之道”。
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孔子“忠君”“忧道”的人格要义被片面强调以至衍为极端。董仲舒是儒学的权威阐释者，他认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是故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君执其常为一国主”（《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天子是法天而行道的，所以有绝对之权威。在这里，不仅“忠君”被绝对化，而且“忧道”也成为“忠君”的一个组成部分。
孔儒人格的“忠君”与“忧道”，体现在汉代士大夫的社会行为中，便是维护朝纲，忠于皇权，为大一统政权而苦心劬劳。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专权，“主荒政缪，国运委于阉寺”（《后汉书·党锢列传》），君臣失序，国运惟危，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为士大夫的人格塑造与显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舞台，在士大夫与外戚、宦官的殊死抗争中，我们看到孔儒人格的高扬以及高扬之后的断裂。
《后汉书·党锢列传》所列举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依次为“一世之所宗”、“人之英”、“能以德行引人者”、“能导人追宗者”、“以财救人者”。他们是一群有着孔儒人格自觉的士大夫，在人格形象上堪为时人之楷模。他们的“德行”尤其受人称道，《世说新语·德行篇》，开篇便叙陈仲举。陈仲举为党人“三君”之一，他“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用近十则的篇幅，描述几位东汉党人的“德行”，除了陈蕃，还有李膺（“八俊”之一）、郭林宗（“八顾”之一）、陈仲弓等。
党人之反对外戚、宦官，其根本动机，是要维护皇权，要恢复君臣秩序，要挽救岌岌可危的大一统政权。在“忠君”“忧道”这一点上，党人充分显现出他们人格构成中的孔学内涵。孔子是“吾道一以贯之”，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东汉党人更是自觉地忧道乃至于殉道。李膺坐党事免官在家，乡人劝其逃避，膺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后汉书·党锢列传》）巴肃（“八顾”之一）在遭拘捕时，不仅不逃，而是“自载诣县。县令见肃，入阁解印绶与俱去。肃曰：‘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同上）生死关头为道义而献身——党人的人格形象，受到时人的高度赞赏，“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同上）。
尚道尚义，殉道殉义，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已酿为风气。党锢之祸中，党人若遣返乡里，则会如凯旋的英雄一般受到欢迎；若幽囚狱中，则会有成百上千的人为之上书为之请愿；若惨遭杀戮，则会有更多的士人为之祭奠为之哭泣……早在党锢之前，李固因反对梁冀而暴尸通衢，且不许收葬。李固的弟子郭亮抚尸恸哭，守吏欲加罪于亮，亮慨然以对：“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以死相惧?”（《后汉书·李固传》）党人范滂与母亲诀别，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后汉书·党锢列传》）为了“道”与“义”而死去，是值得骄傲的壮行义举。
党人的言行举止，典型地表现出汉儒人格中的忠孝、仁义、从善、嫉恶。以范滂为例，《党锢列传》记他被太尉黄琼征为属员，朝庭令三府掾属会集殿上，议论天下州郡官员的政绩：
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对曰：“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间以会日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
他的疾恶如仇，他的检举污吏，是为了“王道”为了国家社稷，表现出“臣”对“君”的忠诚。
范滂对朝庭的一片忠诚，并不为朝庭所理解，反遭党锢之祸。范滂被抓进监狱后，桓帝派中常侍王甫审问他，指责他“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庭，虚构无端”。范滂对曰：
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
儒家善善恶恶、仁义孝悌，是东汉党人的精神支柱和人格准则，《党锢列传》说范滂委任政事之时，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迹斥逐，不与共朝”。身陷囹圄之后，范滂更表现出儒者的仁慈和临危不惧、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在狱中，“狱吏将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
范滂终于被杀。《党锢列传》将他的死写得十分的悲壮。为他送行的，是他的老母和幼子。对母亲，他不能再尽孝心，反使“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对儿子，他不能再履训导之责，只能留下遗训：
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范滂的这两句遗训，已成为千古名言，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而多方面的。孔孟之后，士大夫受儒家思想熏染哺育，已形成以忠君忧道为要旨，以孝悌仁义为纲纪，以中庸之道为调剂的人格模式。时至东汉末年，党锢祸起，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以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主义，高扬儒家人格理想，舍中庸而尚刚烈，峻激之至，几近断裂。他们对君国对朝庭一片忠心，得到的回报却是羁幽牢受酷刑；他们处处为善，时时行仁，却处处碰壁，时时受挫，他们待人以诚，处事以善，却被流言、诽谤所包围，厄运缠身，命途多舛。
党人在与外戚、宦官作殊死抗争时，他们对已成为精神支撑和人生理想的孔儒人格要义，还并无多少怀疑。在孔儒人格的导引下，他们勇敢地前行；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拘捕、禁锢、掠拷、杀戮。一旦走到生命尽头，回首短暂人生，他们便不能不对自己所笃信一生的孔儒人格进行反思。范滂的临终遗言，便是这种反思的最真实也是最生动的记录。
恶是不能为的，恶有恶报；那么为善呢?范滂为善一生，落得什么结果?以生命为代价来实践儒家理想人格的范滂，却在临终时显露出“善恶不为”的道家人格倾向。《淮南子·说山训》：“善且由弗为，况不善乎?”[xxx]《淮南子》“旨近《老子》”（高诱《〈淮南子〉叙目》[xxxi]，其“善恶弗为”之论，是将老子的“无为”与庄子的“齐物”人格化，是《庄子》理想人格“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当汉儒人格模式玉碎于党锢之祸时，新的人格范型的道家内涵已经孕育其中了。
范晔撰《后汉书》，记范滂与老母幼子诀别而悲叹“则我不为恶”，不禁感慨系之：
论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应该说，范晔的这番话，颇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东汉党人丰富而痛苦的内心世界。由重道、忧道乃至殉道，最终走向“道之将废”，党人人格走完了她悲壮而凄凉的历程。

曹 公 唯 才
——曹操人才观与魏晋人格重铸

东汉党锢之祸，“三君”、“八俊”们以舍身取义的英雄主义，高扬儒家人格精神，舍中庸而尚刚烈，峻激之至，几近断裂。汉儒人格模式在东汉末年的“玉碎”，既是一曲无可奈何的“挽歌”，又是一曲回肠荡气的“凯歌”，它在悲叹儒家理想主义破灭于现实世界的同时，又讴歌孔儒人格在精神领域的胜利。“玉碎”并不等于中止或结束，党人们“舍身”了，但他们所殉之“义”或“道”并未与身俱殒。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断孔儒人格的，是曹操。
孔门四科，“德行”为首；孔儒人格要义，实际上是一整套伦理道理规范。东汉党人，大多没有“文学”才能，即便是“政事”之才亦无卓越之处，使其人格得以展示的外显性行为，主要是“清议”，所谓“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正是在这种“横议”与“题拂”中，表现出他们的忠孝、仁义之德性，从而使他们的“名声”大震!
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他与汉季清议之士、门阀士族，在心理上可以说有某种先天性的隔膜。《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曾叙及曹操年少时如何同自己的叔父和父亲玩弄“权数”。曹操自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魏志·武帝纪》）。曹操所言之“道”，当然与孔儒之道无涉，而是“权数”，是御人之术。
曹操“性不信天命之事”（《魏志·武帝纪》裴注引《武帝故事》），轻儒学而重刑名，在用人观上，则是重才能而轻德性。曹操对儒家人格的挑战，对魏晋人格的重铸，首先从“轻德性”开始。《魏志·武帝纪》记曹操因惜才而不杀魏种曰：
初，公举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擒种，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
“唯其才”，是曹操人才思想的核心。建安十二年，曹操灭袁绍，下令封赏功臣：“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翌年，曹操遭赤壁之败，统一天下的雄心严重受挫，更觉事业之艰难，人才之宝贵：“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贤令》，提出着名的“唯才是举”的口号：
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魏志·武帝纪》）
此《求贤令》还举了“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的例子。《论语·宪问》说“齐桓公正而不谲”，而齐桓公闻歌识宁戚，则是上古君王重用贤才的着名例子。曹操在他的乐府诗《秋胡行》其一中，引用了这个典故：
正而不谲，辞赋依因。[xxxii]
继建安十五年下《求贤令》之后，曹操又两次下令求贤，这便是建安十九年的《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和建安二十二年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三道求贤令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抛弃正统儒家的“德行”标准，确立重才能、轻德性的用人原则及思想倾向。曹操直言：“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魏志·武帝纪》）他公开下令举荐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
曹操“唯才是举”，其直接动机，当然是为了他的军国大计；但究其深远，似不仅限于此。陈寅恪先生指出：
孟德求贤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xxxiii]
此处“安身立命”之说，殊可注意。汉代独尊儒术，儒家学术及周孔道德，乃汉代士大夫言行举止之依据，安身立命之根基。东汉党人敢于同外戚宦官抗争，虽万死而不辞，靠的是精神支撑，是人格力量，是汉代士大夫视为“金科玉律”的忠孝仁义。而孟德求贤，公开宣称“勿拘品行”，“勿废偏短”，公开招慕“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这对于维系汉代士大夫人格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孔儒道德伦理，无异于釜底抽薪。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曹操的人才思想，既是沿袭了数百年的汉儒人格的中断，又是一种新的人格模式的重铸。
与孔儒人格针锋相对，曹操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必须有“才”。孔儒人格也并非不要才，只是“才”须在“德”的统驭之下，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有德者也必定有才，德与才是体与用之关系。孟德之“重才”，则是要将“才”从“德”之中解放出来，赋予完全独立的地位。有才无才，成了孟德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而有德无德，则是无关紧要的。
曹操所言之“才”，首先是“治国用兵之术”，是实干之才，但其中也包括了广义上的“文才”。阮瑀是曹操使人焚山才得到的人才，为曲既捷，为文且速，深得曹操赏识。“太祖（曹操）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魏志·王粲传》裴注引《典略》）曹操不杀陈琳，也是因为他有文才，所谓“爱其才不咎”（《魏志·王粲传》）。
仅就文学创作而言，曹操本人也是堪称“大才”的。《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还爱好音乐，裴注又注引《曹瞒传》，说“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这也就是后来刘勰所说的“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诗章”（《文心雕龙·时序篇》）。
曹操所看重的“才”，似应包括才能、才藻、才情。才能施之于实干，才藻用之于篇章，而才情，则是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独特的个性或性情。
刘师培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首次标举“清峻”与“通脱”：
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xxxiv]
“清峻”肇于“刑名”，与儒家“经术”相对；“通脱”则与孔儒之“礼”相悖，既“侈陈哀乐”，又“渐藻玄思”。后来鲁迅论曹操，亦标举“通脱”：“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又说：“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xxxv]鲁迅之论“通脱”，是对刘师培之意的引申与发挥。刘师培还谈到“纵横”，鲁迅则称之为“壮大”。
清峻、通脱、纵横、壮大，既可状曹操文章之风格，又可写曹操人格之特性。曹操以“唯才是举”的人才思想中断了孔儒人格；又以重才能、才藻和才情的人格理论，以治国用兵和赋诗作文的实践，重建着一种新的人格范型，而这种人格范型的要义便可表述为清峻、通脱、纵横、壮大。曹操之后，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几经变迁，但曹操所奠定的人格基调总是如影相随，比如嵇康、阮籍的清峻，左思、刘琨的壮大，以及东晋玄言诗人和陶渊明的通脱。
汉魏之际对魏晋人格重铸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刘劭《人物志》以“才性”为中心的人格类型说和何王玄学的“圣人”人格精神。
刘劭本是曹魏政治集团中人，其人格理论的思想倾向与曹操大体一致。《人物志》论人格，并不提“忠孝仁义”的孔儒人格要义，而着重讨论人格类型与人格识鉴，讨论各种人格类型在才能与性情方面的特征以及考察、辨析人格的各种方法。《人物志》的人格类型说，从“才”与“性”两个方面立论：论人格之“性”，以“元气”为根柢，以“阴阳刚柔”为体别，以秉气之“偏兼多寡”为依据，细致周详地辨析各种人格类型的性情、气质之特征；论人格之“才”，则将实用与审美融为一体，其“十二流业”中专门讨论了三种审美创造之才：文章、儒学与口辩。
“才性”之说始于孟子。儒家的人格品鉴虽说是“才性”并举，但看重的是德性而不是才能，所谓“人格形象”，实质上是“道德形象”。汉儒之褒贬屈原，“依经立义”，从“才性”角度塑造屈原的人格（道德）形象。汉魏之际，在党人将孔儒人格之“性”高扬到佼而欲折的程度之后，曹操举起“唯其才”的大旗，向儒家仁孝道德挑战。随后，则是刘劭《人物志》以“才性”为纲要，建构起系统而精致的人格理论。《人物志》的人格类型说和曹操的人才思想，共同赋予“才性论”以新义：一是重才情而轻德性，二是其思想内涵发生从伦理向心理的转型，三是超越实用功利而走向艺术与审美，四是以“气质性格”之“性”和“文章诗赋”之才塑造出新的人格形象。
魏晋人格重铸对孔儒人格模式的突破，有一个更为悠久也更为根本的思想来源，这就是道家理想人格。汉魏之交，老庄学说之复兴，道家理想人格之重受青睐，其典型的理论形态，便是何王玄学中的“圣人”人格理想。何晏与曹魏宗室休戚相关，王弼又为何晏所激赏，二人不尊儒术而祖述老庄，其直接动机，是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之下，引进“以无为本”的道家思想，以解决汉代经学所不能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精神危机。何王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晋书·王戎传》），又认为圣人体无，与道融合，“至美无偏”，“无形无名”（王弼《论语释疑·泰伯》）。这与《庄子》人格理想中“不从事于务”（《齐物论》）、“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的“圣人”是大体相同的。
圣人之体无、至道，其人格特征便是从世俗道德规范和功利事务中超脱出来，返归自然无为的至上之境。何晏说：“自然者，道也。”（《列子·仲尼》张湛注引《无名论》）无为、无名、无偏、无形，便是法自然、任自然。王弼亦主张圣人“顺自然”的处世态度：“圣人达自然之至（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老子注》二十九章）。儒道两家皆以“圣人”为理想人格之名号，而儒家之“圣人”重名教（社会伦理道德规范），道家之“圣人”重自然（达天地之性的人之本然情性）。何王玄学之人格理想的“自然”，成为魏晋人格的根本特征，并在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如竹林人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兰亭人格的消散于自然和南山人格的归尽于自然。从汉魏之交到魏晋之交，再到晋宋之交，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几经变迁，这种源于《庄子》理想人格的自然之性却是一脉相承的。

邺 下 悲 慨
——曹操诗之悲慨与邺下人格基调

汉献帝建安年间的邺城，一城而兼数任：邺县县城，魏郡郡治，冀州州治。曹操自建安九年（204）攻占邺城，除了征战在外，始终未离开此地。正如汉建安实际上已是魏建安，汉邺城实际上亦已成了魏都。曹孟德在邺城，数下求贤令，广招人才，战乱中的文人士大夫陆陆续续投奔到了曹氏麾下。大约在建安十四到十六年间（209—211），建安文坛上的一流作家（曹氏父子、建安诸子、女诗人蔡琰等），已在邺下会齐。
曹操是邺城之主，也是建安文学之主。曹操的人才思想，成为汉魏之际孔儒人格模式之中断与新的人格范型之孕育的主要原因；曹操对个体生命的诗性关注，曹操诗文中的忧生、忧人与贵生、贵人，曹操诗风的悲慨、苍凉、纵横、壮阔、清峻、通脱，铸成邺下人格的基本色调与美学魅力。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操既开一代诗风，亦创邺下人格，并为这种新的人格范型奠定了美学的、心理学的基调。邺下文人集团，无论是曹丕将乃父之悲慨淡化为哀婉，还是曹植将亡父之苍凉凝结为忧郁，或者建安诸子的或孤傲（如刘桢）、或沉郁（如王粲）、或舒缓（如徐干）……均不同程度地折射出邺城之主的诗风与人格的双重投影。
读曹氏兄弟以及刘桢、王粲、应玚等人的公宴、赠答诗，对当时邺下文人在西苑的宴聚、游览与吟咏景况，即可知其大略。曹植《赠王粲》：
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
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
西游，乃西苑之游；清池，乃西苑中之玄武池。刘渊林《魏都赋》注：“玄武池在邺城西苑中，有鱼梁，钓台，竹园，蒲桃诸果。”邺下文人的西苑之会，或侍操宴，或侍丕宴；公宴诗中，曹植、应玚同有“公子敬爱客”之句，应玚、王粲同有“不醉且不归”之咏。主客相敬，酒酿诗情。
钟嵘《诗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千载之下，读这段文字，仍不难想见建安文人云集邺下，建安文学繁荣于邺城的空前盛况!知名的与不知名的建安文人，尽管他们的门第、遭遇、文才、文风因人而异，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识别标记——邺下。这个已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了的地名，却在中国文学史上标识着一个卓越的文人集团，一种独具魅力的人格范型。
在“邺下人格”形成之前，从后汉“党人群体”的人格建构中，还能明显地感觉到正统孔儒的圣人崇拜，忧患于国事的大群体自觉，以及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行为准则。邺下人格的心理构成中，同样有着“忧患”与“崇拜”。然而，忧患或崇拜的内容，已多半不是大一统的皇室社稷以及为此舍身的壮行义举。“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三首》其一），邺下文人为血泊中的大地和饥民而哭泣。对现实丧乱与民生疾苦的忧患，在他们的生活与艺术行为中，升腾为对建功立业的渴求，对乱世豪杰的咏歌：“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王粲《公宴诗》）
邺下文人本来就是曹氏集团中人，他们有着一种小集团的自觉，一种建功立业的自觉。在自己的政治军事行为与艺术创造行为中，他们坦露着这种“自觉”。曹植乃建安之杰，文学上力盖诸子，政治上更是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德祖书》）。即便是那位从未去过邺城的孔融，也在诗中“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孔融《六言诗三首》其二）。
邺下人格的深层建构中，与“慨当以慷”之高亢相伴随的，是“去日苦多”之低徊。邺下人格的英雄主义，早已没有党人那种义无反顾式的执着，没有那种政治色彩浓郁的生命行为。他们有更重的文人气质，他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承续了生命意识的自觉与悲愁。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悲歌，还只是缺少个体标记的集体性咏唱；而邺下文人对生命

⑤ <<盐铁论>>恒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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