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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普洱茶起源

普洱茶起源初探

一、普洱茶茶区

云南普洱茶茶区，有其历史渊源，茶区面积是比较大的，这里介绍与讨论的是四个较大的普洱茶茶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与保山，当然，这里并无褒贬谁之意，且疏漏也再所难免。

古“六大茶山”之于普洱茶，名冠世界，不用多解释，但由于历史的变迁，现在要准确定位某某山，确不是易事。其它的，我们应该知道更多的普洱茶区，它们是幕后英雄，产品名遍天下，自己似乎默默无闻。实际上，云南主要的几大普洱茶茶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都为云南普洱茶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双版纳茶区造就了早期的西双版纳私人茶庄，以及现代的猛海茶厂；思茅之普洱，古老的加工与集散地，与普洱茶的渊源自不必说，许多老茶人回忆，早期（1920-1940年代）私人茶庄花费颇多请思茅的揉茶技师一事，可见思茅当时加工技术之优良；加之制造贡茶的历史，有人说“普洱不产茶”，似乎也是片面之语。很长的期间，普洱以加工技术及交易集市为核心，以普洱为中心的思茅地区，制茶业与种茶业都应该是成规模的。而历史文献说，运输到普洱加工及交易的茶叶，“近者二日，远者数月”；也说茶山距离是“周八百里”。可见，普洱茶区也是巨大的。

临沧、保山茶区，古为永昌府，是云南用茶的鼻祖“蒙舍蛮”（唐代，云南南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蒙舍诏人）的起源与重要活动区域，可以说滇西茶区（现代的临沧、保山茶区及德宏茶区）过去是古茶区，近现代则是下关茶厂（前期康藏茶厂）的主要原料供货商，也可以说是云南紧压茶的重要支柱之一。下面的论述摘自普洱茶未受炒作之年代，可见一斑：

《制茶学》（主编：安徽农学院陈椽，1979年11月 第1版 ）P 262，“一、云南紧压茶”
“云南是我国的古老的茶区，也是世界茶树原产地。茶叶生产历史悠久，质量极佳。历史上以生产紧茶、饼茶、圆茶、方茶着名。普洱茶远销东南亚各国和日本、意大利、法国等，紧茶、饼茶、圆茶主销西藏和本省藏族地区，年产量近10万担。”
“目前主要集中在滇西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下关茶厂加工，猛海、昆明茶厂也有部分生产，但下关茶厂产量最大，年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74%左右。”

上述这段摘录，反映的是70年代云南紧压茶的一个片断。现在，西双版纳、思茅、临沧等地，都发现千年以上的野生古茶树群落，树龄最长的有两千多年，特别是思茅澜沧的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与临沧地区的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最具代表意义。因而，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认为西双版纳或是思茅是普洱茶的唯一原产地，都是十分片面的。可以肯定地说，这四大茶区（或更广泛一点的相临周边区域）都是普洱茶的原产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普洱茶是云南民族传统工艺茶，从云南民族文化历史来看，四大茶区的少数民族的迁移融合及交流，也才造就了神奇的普洱茶。

总之，笔者认为，云南南路茶区（西双版纳、思茅茶区）与西路茶区（临沧、保山及德宏茶区，以及大理南涧等地茶区），都属古老茶区，没必要厚此薄彼，更不能像以前有的信息，误导消费者，炒作某一很小的区域，打压其它区域。实际上，四大茶区的茶箐、地理环境与民族加工工艺各具特色，才构成了的灿烂的普洱茶文化。普洱茶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结晶，后面笔者要谈到的传统工艺与自然发酵可以证实这一点。

二、普洱团饼茶的历史脉络

普洱茶名称的出现在明朝，明代谢肇制的《滇略》卷三中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说明，明朝期间云南紧压茶是鼎盛的。

然而，普洱茶历史上的开篇文章在唐代樊绰的《蛮书》中，其卷三云：“茶出银生成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唐朝时期，南昭国是云南的地方政权，蒙舍蛮是南昭国的主要力量，受唐王朝扶植，它们间的交往是密切的，蒙舍蛮的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朝也是普及的，甚至成了大唐市民们的习俗，虽然陆羽觉得不屑一顾，但是其《茶经》里却作了重要记载。

云南利用茶叶的历史早于唐代，在三国的《七诲》里提到了“南中茶子”，南中相当于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而要说到云南茶叶的重要发展，或者说普洱茶的成型，我认为是盛唐汉文化与南诏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至于说更早的关于古滇国用茶的历史还有待考证。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用茶是在巴蜀，特别是巴，三国《广雅》就载有荆巴间采茶作饼的史料。古滇国、南诏与巴蜀的交往与争战，对云南茶叶的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陆羽《茶经》里没有直接记载云南茶区，应该是与当时南诏国是地方自治政权有关，而且南诏初期，云南之地是少数民族部落割据的，后来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也是时而和平共处，时而争战不断。

《蛮书》记载“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说明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制茶用的是初级的晒青茶工艺，采摘不讲究，制造也就是最简单的日晒，在樊绰（出史南诏的唐朝使者）看来，这也是与唐朝饼茶的制茶工艺（蒸青制茶）相比而言的。

在云南民间走访，许多少数民族不知道什么是普洱茶，说晒青茶，他们却十分熟悉，并称之为“老黑茶”，是他们“原生与本土”的重要饮料，以及重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一千多年以来，积淀、传承与发扬的晒青茶工艺是普洱茶的基础。而晒青茶古老的品饮方式，目前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仍有流传，如佤族、拉祜族的烤茶、土锅茶，白族的“三道茶”，纳西族德“龙虎斗茶”等。

笔者认为，南诏时由于地理与人文环境，少数民族粗陋的晒青茶工艺，交通运输不便等诸多因素影响，蒙舍蛮作为南诏政治中心的王族，他们在获得团饼茶的知识后，结合对外交流的需求，推动了他们采用初制晒青毛茶，“蒸而团之”制造紧压茶的历史。

唐朝时，散茶加姜桂混合烹饮的方式是一种大众习俗，而团饼茶的品饮则被认为是一种进步与时尚，蒙舍蛮会模仿这些时尚，制造饼茶，但由于茶山山高路远，加工运输困难，因而形成了“晒青饼茶”的加工方式，而不是唐朝的蒸青饼茶。

蒙氏的南诏国，在统一洱海地区后，在洱海之滨建太和城，设上下两关，上关为龙头关（即现在的大理古城），下关为龙尾关（也称龙尾城，即现在的下关城）。蒙氏开创了“晒青饼茶”，古永昌地区、洱海地区也就成为了重要的产茶与制茶基地，也为下关打下了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后来，南诏势力扩充到银生节度，云南的四大茶区也就初步成型了。

蒙氏帝王传了十三世，共二百五十年，而后被郑氏、赵氏及杨氏篡位。接着南诏的通海（现玉溪地区通海县）节度使段思平，在滇东南三十七蛮部的支持下，讨伐杨氏成功，开创了段氏大理国时代，段氏仍然以大理为国都。据《道光云南志钞》载：大理国传了几代后，宋兴，宋太祖干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取滇献之，宋太祖鉴于唐南诏之祸，觉得“南蛮”不易统治，才有了宋挥玉斧的典故（宋太祖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此，段氏得以久居云南，中国竟以外域视之，不知所谓大理国矣。因而大理国就成了南诏国的延续，蒙氏的“晒青饼茶”加工方法自然得以传承。

到了元朝，元世祖平云南后，元朝派王族到云南执政，少数民族也被迫迁移，有的到了更边远所谓充满瘴气的边疆，蒙氏加工方法与习俗则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流传。

在明代，明王朝大力援助云南，云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有了广泛的交流，蒙氏“晒青紧压茶”在云南得到大普及。明朝谢肇制的《滇略》才有了“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载。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地，交通不便，消费习俗转换也没有中原地区快，明朱元璋下诏废除团饼茶兴散茶，并未影响云南的紧压茶，因而，云南紧压茶得以保留。

明朝以后，人们对普洱茶养生保健效果的逐步认识，名着《红楼梦》中就有了记述的普洱茶消食保健的功效，甚至，焖一罐普洱茶成为一种时尚；而科技着作《物理小识》、《本草纲目拾遗》等也有了相关记述。这样，普洱茶不仅没有随其它团饼茶衰落，反而在清朝得以发展，甚至成为了贡茶。

以上就是普洱茶（团饼茶）继承唐朝饼茶历史，而在明清两代得以发展的历史脉络。

三、盛唐、南诏与普洱茶

很多普洱茶史的研究者在提到《蛮书》时，只注意到了“茶出银生城界诸山”，他们只注意到了地域概念----什么地方产茶。而忽视了其它四个重要的环节：

加工工艺
品饮习俗
民族：蒙舍蛮
历史背景：盛唐与南昭国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会获得许多有趣的结论。

关于蒙舍蛮
秦汉以来，云南为益州郡，而益州包含滇与巴蜀之地，益州郡为益州的一部分。据《滇考》载，“汉武帝平滇，初置益州郡，益州刺史治成都，兼理滇、蜀。至三国，诸葛亮南征，破孟获平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以别于益州之名。诸葛亮班师，立南征碑纪念其功绩，立铁柱镇诸蛮，后分设建宁、兴古、永昌、云南四郡， “永昌”即现在的保山、临沧地区及德宏州。“云南”为现在的大理地区。

永昌以其悠久的哀牢文化孕育了蒙舍诏。“诏”者王也，据《云南志》载，蒙舍诏自言源于永昌沙壹，而永昌的哀牢人有北迁至巍山者，久而久之，与原居此地的昆明人融合始称为“蒙舍蛮”。巍山也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诏发源之圣地。南诏初期，滇西有六诏，蒙舍诏在其它五诏之南，所以称为南诏。

唐王朝为了遏制吐蕃势力，采取了扶持地方势力的策略，永昌与吐蕃最为接近，蒙舍诏自然就获得了青睐与大力扶持。经过一系列的征战与兼并，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蒙舍诏统一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唐册封皮罗格为云南王，天宝七载，阎罗凤册袭云南王。随后，阎罗凤奉唐朝之命，兼并滇池区，统一云南。贞元十年，唐置云南安抚使司，并册封异牟寻为云南安抚使司的土长-----南诏王，至此南诏称雄于中国西南边疆。
关于银生城界诸山与云南古茶区
《蛮书》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而后来的《普洱府志》又云：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时。这划定了普洱茶大致的产地范围。据《蛮书》的历史背景，银生为南昭国的八大行政区之一银生节度，也称开南节度，银生城为现在的思茅地区景东县，开南城则位于现在的景东县文井乡开南村，银生节度辖区为：西双版纳、思茅，另外还有临沧的部分地区。

南昭政权的行政辖区：十赕区（贞元十年前后为六赕）为南昭的直辖区（洱海地区）；永昌节度（保山、临沧地区及德宏州）；银生节度亦称开南节度（银生城为思茅景东县，银生节度含思茅、西双版纳诸地，以及临沧的部分地区）；弄栋节度（今楚雄、姚安等地区），其下有会川都督（会理至大渡河一带）；宁北节度，后改剑川节度（包括洱源、剑川、鹤庆、兰坪等地）；丽水节度（伊洛瓦底江上游两岸）；铁桥节度（迪庆、丽江地区及盐边诸地）；拓东节度（昆明、曲靖、昭通），其下辖通海都督（红河、文山）。

关于“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时”，说明云南与藏族地区的普洱茶贸易，始于唐朝云南地方政权的南昭国时期。而此时期的八大行政区中，十赕区（洱海地区，今大理下关地区）为直属区；铁桥节度为今迪庆、丽江地区及盐边诸地，铁桥节度的主要民族为么些、西蕃。通过十赕区、铁桥节度的普洱茶贸易之路，也就是着名的“大理、丽江、迪庆、西藏”茶马古道之一，目前为大家所周知。

南诏在统一洱海区与滇池地区后，与唐朝的交往，即通过拓东节度（玉溪、昆明、曲靖、昭通）的滇、川、藏及滇、川、长安的古道，是另外一条重要的茶马古道。

由于蒙舍诏从永昌到巍山，再到洱海，建立以大理为都的南诏国，加之，后来段氏大理国的传承，银生节度、永昌节度以及巍山地区，自然都成了云南产茶与制茶的重要区域。从临沧地区发现众多的野生古茶树群落，甚至在离南诏发源地----巍山不远的南涧县保华拥正乡都发现了野生大茶树群落，可以说明这一点。

总之，南诏以来的云南古茶区，包含了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德宏及大理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现在也都是普洱茶的重要产区，只是清朝置普洱府辖西双版纳、思茅以来，这两地的名气稍大而已。
云南晒青毛茶的诞生
《蛮书》记载“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说明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制茶用的是晒青茶工艺，且是散茶形态。那云南晒青工艺是如何诞生的呢？据朱自振先生《茶史初探》一书解析，晒青工艺来源于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的烧茶与晒茶加工方法。

原古的茶叶加工，首先可能来自茶叶的直接晒干，利于存储，而且晒干是原始生活中最普遍和最经常的实践。另外，人们在经常饮用中发现和为了克服茶树鲜叶的青苦气味，产生了对茶叶的简单加工，烧茶就是最简单的一种。烧茶遗俗现在云南的傣族、佤族中间还有流传。傣族、佤族所谓的烧茶，也即把茶树上采摘的一芽五六叶的新梢，先放在火上烧烤到叶色焦黄，然后再投入到壶中煎饮。烧茶也就是杀青工艺的原形。烧茶所用器具，从最先的石器、陶器到铁器，云南少数民族中都有采用。

“烧茶”的传承，最原始的，目前云南还有佤族的铁板烤茶，傣族、基诺族的竹筒烤茶等。佤族铁板烤茶用的是铁板为“烧茶”容器，用茶树鲜叶在铁板上烤制到焦黄，然后再煮饮；而竹筒烤茶则是就地取材，用鲜竹筒作为“烧茶”容器，将茶树鲜叶塞进竹筒，封住筒口，然后扔到火塘中，待烤制到竹筒焦黄为止，破开竹筒，取出茶叶煎饮。

把烧茶与晒茶这两种原始加工方法结合起来，即将鲜叶先放在火上略烤一下，然后再把它摊晒至干，就正式形成了晒青茶的制造工艺。这就是云南晒青茶的来历。

“烧茶”的习俗，后来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发展成了烤茶的传统。为了方便与实用，不再用茶树鲜叶，而是用加工好的晒青茶作为烤茶原料，这也就由“烧茶”的简单加工方法，发展到了云南烤茶的存贮加工方法。在蒙舍蛮统治的中心地区---洱海地区，烤茶习俗更为普遍，大理白族的“三道茶”也由此而来。随着南诏与大理国的传承，烤茶成了云南很多民族与地区的传统。傣族、基诺族的用鲜茶树叶的竹筒烤茶，也发展成了用晒青茶加工的云南竹筒茶产品。
蒙舍蛮的品饮习俗
《蛮书》记载“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朝及之前也是一种大众习俗。而饼茶的制造与品饮，则是陆羽认为更高阶或高级的方式。经陆羽总结、提高后，团饼茶在唐宋得到了大发展。

《茶经》六之饮曰：“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荑、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陆羽认为，茶与姜桂和烹，这样的茶水就像倒入下水道的废水，但是，市民已经习惯喝这样的茶了。另外，陆羽之前，晋人刘琨在给其刺南兖州侄子的信中曾写道：“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需也”，《茶史初探》的作者朱自振先生认为，干茶即是散茶，由此看来，茶与姜桂和煮而饮之的喝茶方式，晋朝就已经流行。从晋朝到唐朝，这种习俗流行了几个朝代。

总之，蒙舍蛮的品饮习俗，与上述中原汉文化的大众习俗是一致的。为南诏诞生团饼茶打下了基础。
云南团饼茶的诞生
从历史来看，有了盛唐之世，才有了绚丽多彩的南诏文化。南诏吸收盛唐文化，并使之地方化，民族化，推动了云南饼茶的诞生。

大唐与南诏有和亲的历史，而蒙舍诏王族弟子经常到长安朝贡，不断频繁接触盛唐文化，甚至直接接受盛唐文化的教育，并将所学的东西不断转换为南诏的制度与文化。

结合茶文化的角度来看，从“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到陆羽认为比较时尚的饼茶的品饮，因该说都是蒙舍蛮所为。蒙舍蛮造通过学习大唐的团饼茶技术，追随大唐时尚，开创了云南的团饼茶的先河。

另外南诏国是地方政权，与大唐的关系，也是分分合合，颇为曲折，历史上就有南诏叛乱等诸多史实。两次天宝年间洱海战争，就有十几万内地汉族士卒流落南诏。另外，太和三年（829年）南诏从成都掳掠而回的“子女百工数万人”（女人与技工），也基本融入到了蒙舍蛮中。上述这些士卒与技工中，肯定不乏饮茶人与制茶人，他们也可谓是云南团饼茶制造、品饮的先驱之一。

所以，蒙舍蛮活动的洱海中心地区、永昌节度（保山、临沧地区及德宏州）、以及银生节度（思茅、版纳），都是古普洱茶的原产地。
参考资料：http://www.tea114.cn/info/2005/1-19/23025267816-2.html

B. 云南的名人有哪些 云南历史名人

1、郑和

郑和（1371年 - 1433年），明朝太监，云南人，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一说本姓马，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人。中国明朝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入宫前经历不详。1382年，被选于宫中尚衣局训育两年。1384年，他经宫中指派，进入朱棣的燕王府从侍。1404年（永乐二年），郑和因功升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

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在第七次下西洋期间，郑和去世，时间约在1433年（宣德八年）。

2、段思平

段思平（893年—944年），即大理太祖，白族，大理喜睑（今喜洲）人，一说为剑川永旁人，大理国的缔造者、开国皇帝。段思平家族世代为南诏武将，父段保隆为南诏布燮。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任通海节度使，因受大义宁国主杨干贞迫害，遂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号召，联合奴隶和农奴为主的起义队伍，举行起义。

攻破太和城（在今大理城北），灭杨干贞的大义宁国，建大理国，年号文德，以羊苴咩城（今大理城）为都。

即位后，厉行改革，尽逐杨氏邪臣。更易制度，损除苛令。建立了一整套封建制度，于是远近归心，咸奉约束，把南诏末朝以来分裂、战乱的局面重新统一起来。

大行分封，笃信佛教，在位8年，年年建寺，铸佛万尊。逝世后由子段思英继位，谥号神圣文武皇帝。

3、李恢

李恢（？—公元231年），字德昂，建宁郡俞元县（今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 ）人。三国时期蜀汉将领、官员。初仕郡为督邮，后投靠刘备，为益州功曹书佐、主簿，迁州别驾从事。

蜀汉建立后，任庲降都督，跟随蜀汉丞相诸葛亮讨平南中四郡的叛乱，拜安汉将军，封汉兴亭侯，领建宁郡太守。建兴九年（公元231年）去世。

李恢是蜀汉第二任庲降都督，在平定南中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并于战后积极调配南中物资，有效地支持了蜀汉政府的财政。

4、段功

段功，云南大理人，白族。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之后裔，元灭大理国后封段氏为世袭大理总管。段功乃段隆之子，段光之胞弟。段功是第十位大理总管，同时元朝也授他为承务郞、蒙化州知州。

1363年，红巾军将领明玉珍及其弟明二率兵三万攻打中庆路，梁王巴匝拉瓦尔密逃奔楚雄，得段功出兵援助梁王，和明玉珍大战于吕阁关，保住云南不失。

后来段功夜袭古田寺，用火攻将败明玉珍击退，并在七星关击溃明玉珍的兵马，终收复中庆路、夺回昆明。

5、傅宗龙

傅宗龙（1591～1641），字仲纶，一字符宪，号括苍、云中，云南昆明府昆明县（今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明末重臣。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

授铜梁知县，调巴县，行取，入为户部主事。久之，授御史。天启元年（1621年），辽阳失守，请战领兵。四年（1624年），巡按贵州，打败水西土司安邦彦。

崇祯三年（1630年），以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不久罢官。十二年，召为兵部尚书，以不能从谀承意，忤旨下狱。十四年，从狱中释出，起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由陕入豫。

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围李自成、罗汝才联军。中伏大败，逃至项城，与战阵亡。复兵部尚书职，赠太子少保，谥忠壮。有诗集、文集各一卷传世。

C. 王崧的王崧编写的各地方志

宋永平：《王崧与云南地方志》
王崧，原名藩，字伯高，一字乐山，号酉山，云南浪穹（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人，白族。生于清干隆十七年（1752年）。其祖上元代时即为浪穹土官，明代洪武年间袭浪穹土典史。其父王梅村性笃博学，为当地知名学者，家中藏书甚富。王崧幼承庭训，务实好学。后拜着名学者檀萃为师，学识益加长进。嘉庆四年（1799年）中进士，授山西武乡知县，在职9年，任内兴利除弊，倡修漳河，免摊捐，捐薪办学、修葺书院，颇有政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主讲山西晋阳书院，“九府十州之士，昔之逖听而未登其门者，咸称弟子，集于皋比之下”，为山西培养了不少人才。4年后谢病返归云南。
王崧返滇，适逢云贵总督阮元早有纂辑云南通志之意，只因物色不到学力宏富之人主持其事，一直未能如愿。王崧到来，阮元喜出望外，于道光六年（1826年）开设通志馆纂修云南通志，聘任王崧为主纂，总理通志之事。王崧此时已年逾古稀，但通志纂修之事关乎桑梓公益，因而不顾年迈，共襄修志之举。后来阮元入京述职，云南巡抚伊里布继而为主修。王崧与分纂黄严和李诚意见不协，遂托词返归故乡洱源。道光十七年（1837年）病故，时年85岁。
王崧一生治学范围广泛，涉及经学、史学、方志、诗词等，着述甚丰。经学着作有《说纬》六卷，此书“析诸儒之异同而补其短缺，多采于史，取证有训”，“兼综群籍，成一家之言”，被收入《皇清经解》。王崧的史学成就主要是校理《南诏野史》。因为《南诏野史》版本众多，内容各异，舛伪错落之处俯拾皆是。王崧乃“取数本互校”，“参互考订，勒为一编，使如乱丝之就理，后观此书者，庶免扫落叶之憾焉”。王崧校理的《南诏野史》刊入《云南备征志》，成为《南诏野史》最通行的两个版本之一。袁嘉谷评价说，《南诏野史》“今所传惟胡（蔚）本、王（崧）本，而王本最足征信。盖乐山通才，厘然次第，凡错简者注而正之，亦有未注而正之者”。王崧还工于律诗，有《乐山诗集》二卷，刊入《云南丛书》。王崧在地方志方面成就卓着，编纂了《云南备征志》和道光《云南志钞》。
《云南备征志》二十一卷。此书为王崧总理云南通志馆时，采辑前人记载云南史事之书汇编而成。该书于道光八、九年（1728∽1729年）间编纂完成，初刻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初刻本为16册；宣统元年（1909年）排字重印；至1914年云南图书馆重刻此书时，收入《云南丛书》初编。《云南备征志》类似丛书，其主旨在于提供有关云南史事的基本资料以备征引。《云南备征志》首有“总序”，略述汉以前有关云南之事迹。其后则辑录《史记》以下至清初有关云南史料诸书，凡62种。这62种书籍的汇编方式有四类：一是收录全书，对历代专记云南史事的书籍，择其善本，全书纳入。如樊绰《云南志》、张道宗《记古滇说》、杨慎《滇载记》、阮元声《南诏野史》、诸葛元声《滇史》、冯苏《滇考》、余庆远《维西见闻录》、王凤文《云龙记往》等；二是收录专卷，选择重要典籍中有关云南的专卷收录，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新唐书·南蛮传》、《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明史·地理志》等；三是收录专条，收录各正史地理志及其它地理书中有关云南的专条，如《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元史·地理志》和《水经注》、《山海经》等；四是辑录成篇，将某书中有关云南的零散资料辑录出来，集成专篇，如《资治通鉴》、《元史·本纪》、《明史·本纪》等。《云南备征志》所汇编之史料大抵以事为主，照录原文，且所用版本多为善本（如樊绰《云南志》为武英殿聚珍版原本、《水经注》则从戴震校本节录），因而，《云南备征志》为以后云南修志提供了基本的资料，亦方便了后学。该书一出即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誉，被称为“滇南大典”，“得此一编，要籍粗备，考究滇史者称便”。
道光《云南志钞》八卷，亦为王崧总理云南通志馆时编纂。王崧总纂云南通志数年，析各省通志而标新，参诸史传作旁证，广采案牍、斟酌损益，已成通志稿过半。后王崧辞归，已成之稿，经过遴选由其学生杜允中注释后刊刻，收入丛书《乐山集》。收入《乐山集》的《云南志钞》，封面刻有“道光云南志钞”和“道光九年吉佑堂藏版”字样，卷首目录载为八卷：卷一地理志，卷二建置志、盐法志、矿产志，卷三和卷四封建志上下，卷五和卷六边裔志上下，卷七和卷八土司志上下。《云南志钞》虽刊刻而未通行，故传本绝少，世人知之不多。直至民国初年，秦光玉编《续云南备征志》时将其收入，始得流传。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有着录。云南大学《云南史料丛刊》收有徐文德标点本。1995年云南社会科学院内部出版刘景毛点校本。
《云南志钞》书名何以言“钞”？王崧未说明。按高似孙《史略·史钞》云：“凡言钞者，皆撷其英、猎其奇也，可为观书之法。”《四库提要·史部·史钞类》也说，“要其含咀英华，删除冗赘”，“博取约存，亦资循览”。盖王崧《云南志钞》系私刻之书，经济能力有限，不能将所成之通志稿全部刊刻，故删繁除冗，含咀英华，勒为八卷七志三十万言，成为一部简要的云南通志。《云南志钞》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体例严谨，既遵循了地方志的体例而又有所创新。全志划分为地理、建置、盐法、矿产、封建、边裔、土司七志，七志均有 “序”，概说该志内容；序后设若干类目或条目。类目和条目的设置并不强求划一，《地理志》、《土司志》按府、州、厅划分后记述，而《封建志》、《边裔志》则采用纪事本末体。由于设置合理，体裁应用得当，整个志书显得层次明晰，结构井然。第二，内容详实，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具有云南地方特点的原始史料。如卷七、卷八《土司志》列“世官”、“废官”两类，前者记土司世袭“相传弗坠者”，后者则录“昔有而今无者”，把元、明至清中叶云南土司的置废、世袭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其中许多资料为此前的云南通志所未载。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的《土司考》，多是未加考订地抄录《云南志钞》。另外，卷五、卷六《边裔志》列了 “缅甸载记”、“暹罗载记”、“南掌载记”、“越南载记”、“西藏载记”五个类目，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等系统地进行了记载。《盐法志》中有关云南盐业章程、井灶的资料，《矿产志》中有关采炼技术的资料也十分珍贵。第三，文字精炼。《云南志钞》系博取通志稿资料删削而成，又因王氏乃当时“云南土官中文学着名者”，故整个志书言简意赅而要事不漏，颇有康海《武功县志》之风。阮元评价说：王崧“所着《地理》、《封建》、《边裔》诸篇，能得魏收、杜佑之遗法，洵为名笔。”此言并非溢美之词。
当然，应该指出，《云南志钞》篇幅短小，所引资料多未注出处，不方便考察索骥；文字简洁，又间或有语焉不详者，这是该书存在的不足。后来王崧的学生杜允中为之作注，考稽资料来源，详明内容缺略，使该书大为增色。
（云南日报）

D. 云南的历史名着

记载云南的历史多在中原王朝的史书中有记载，二十四中都有章节反应云南。比较独特的一本书是唐代樊绰所撰记载南诏史事的史书《蛮书》又名《云南志》全书共十卷，分别为云南界内程途第一，山川江源第二，六诏第三，名类第四，六？第五，云南城镇第六，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蛮夷风俗第八，南蛮条教第九，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第十等内容。依次记述了南诏地区的交通道路、山川位置、六诏及其他各族的分布、政区设置、城镇分布、各地物产状况、各族风俗、社会组织结构、周边的民族和国名。尽管该书所记南诏即今之云南，但樊绰并未到过云南，此书的写作主要依据韦皋《开复西南夷事状》和袁滋《云南记》，尤以后者为重要。唐人对南诏史事的记述较多，除《蛮书》尚传于世，其余诸书具早散佚。因此该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视为现存云南最古之方志。

E. 樊绰是哪朝人，在唐朝时出使云南写蛮书的人。介绍云南唐朝风土人情

樊绰，唐人。着有《蛮书》一书。据史料记载，樊绰曾为安南(今越南河内)经略使(军事长官。唐贞观二年(628)始设于周边重要地区﹐后多以节度使兼任。宋代在西北﹑西南边境地区亦设置经略使。)蔡袭的幕僚。

862年(唐懿宗咸通三年),南诏王世隆派兵攻打安南，当时的经略使王宽不能抵挡，朝廷任命湖南观察使蔡袭代王宽为经略使,将兵屯守。

樊绰跟随蔡袭就任，为了对付南诏,蔡袭命樊绰对南诏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搜集大量的南诏资料，并在参考前人着作(主要是袁滋《云南记》)的基础上,写成《蛮书》，又名《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共十卷。

863(唐咸通四年)南诏军攻陷交址(相当于明初在大越国(今越南)北部、中部设置的行政机构。大越国，中国古代称之为"安南"。)，蔡袭战死，樊绰在城被攻陷时携带印信，浮水渡过富良江，逃过一劫。

第二年六月，被任命为夔州(今四川奉节东)都督府长史，再次访问黔、泾、巴、夏四邑民族情况,并参考《后汉书》、《夔城图经》、王通明《广异记》等书，附在《蛮书》第十卷后。

F. 求云南百花图志

已在网络消息发送地址

G. 如何查阅中国古代地方志电子版

中国古代的方志类的书籍还是非常多的，而且电子版的地方志书籍更是多的数不过来，

图中这本地方志标题下的红色标记中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志电子书，

基本上你想找的地方志都可找到

一些地方志电子书目录：

明代孤本方志选01 （崇祯）汤阴县志 19卷 （崇祯）醴泉县志 6卷首1卷.pdf

明代孤本方志选02 （万历）重修寿昌县志 12卷 （崇祯）砀山县志 2卷.pdf

明代孤本方志选03 （嘉靖）浮山县志 8卷 （万历）忻州志 4卷 （万历）定襄县志 8卷.pdf

明代孤本方志选04 （崇祯） 武定州志.pdf

明代孤本方志选05 （万历）乐安县志 20卷 （万历）钜野县志 10卷.pdf

明代孤本方志选06 （崇祯） 郓城县志 8卷.pdf

明代孤本方志选07 （崇祯） 永年县志 7卷.pdf

明代孤本方志选08 （天启）东安县志 （崇祯）元氏县志 6卷.pdf

明代孤本方志选09 （万历）安平县志 5卷 （万历）枣强县志 4卷.pdf

明代孤本方志选10 （万历）广宗县志 8卷 （万历）成安邑乘 5卷.pdf

明代孤本方志选11 （万历）饶阳县志 3卷续志1卷 （崇祯）大城县志 8卷.pdf

明代孤本方志选12 （万历）清河县志 12卷 （天启）武安县志 （崇祯）广昌县志 不分卷.pdf

01 嘉靖河间府志 河北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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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正德大名府志 河北省.pdf

03 弘治保定郡志 河北省.pdf

04 嘉靖广平府志 河北省.pdf

05 隆庆赵州志 河北省.pdf

06 嘉靖霸州志 河北省.pdf

07 弘治易州志 河北省.pdf

08 嘉靖雄乘 河北省.pdf

09 嘉靖隆庆志 河北省.pdf

10 嘉靖太原县志 河北省.pdf

11 嘉靖昆山县志 江苏省.pdf

12 万历通州志 江苏省.pdf

13 弘治句容县志 江苏省.pdf

14 嘉靖惟扬志 江苏省.pdf

15 嘉靖江阴县志 江苏省.pdf

16 隆庆海州志 江苏省.pdf

17 嘉靖高淳县志 江苏省.pdf

18 隆庆仪真县志 江苏省.pdf

19 嘉靖宝应县志略 江苏省.pdf

20 嘉靖淳安县志 浙江省.pdf

21 嘉靖温州府志 浙江省.pdf

22 嘉靖太平县志 浙江省.pdf

23 万历黄岩县志 浙江省.pdf

24 嘉靖海门县志 浙江省.pdf

25 万历新昌县志 浙江省.pdf

26 嘉靖浦江志略 浙江省.pdf

27 永乐乐清县志 浙江省.pdf

28 嘉靖武康县志 浙江省.pdf

29 弘治徽州府志 安徽省.pdf

30 嘉靖宁国府志 安徽省.pdf

31 嘉靖宿州志 安徽省.pdf

32 嘉靖池州府志 安徽省.pdf

33 正德颖州志 安徽省.pdf

34 嘉靖寿州志 安徽省.pdf

35 嘉靖铜陵县志 安徽省.pdf

36 嘉靖天长县志 安徽省.pdf

37 嘉靖建平县志 安徽省.pdf

38 嘉靖建宁府志 福建省.pdf

39 嘉靖延平府志 福建省.pdf

40 嘉靖邵武府志 福建省.pdf

41 嘉靖建阳县志 福建省.pdf

42 嘉靖龙溪县志 福建省.pdf

43 嘉靖惠安县志 福建省.pdf

44 嘉靖安溪县志 福建省.pdf

45 嘉靖尤溪县志 福建省.pdf

46 正德建昌府志 江西省.pdf

47 隆庆临江府志 江西省.pdf

48 嘉靖九江府志 江西省.pdf

49 正德袁州府志 江西省.pdf

50 嘉靖赣州府志 江西省.pdf

51 正德南康府志 江西省.pdf

52 嘉靖永丰县志 江西省.pdf

53 隆庆瑞昌县志 江西省.pdf

54 嘉靖东乡县志 江西省.pdf

55 嘉靖瑞金县志 江西省.pdf

56 嘉靖青州府志 山东省.pdf

57 嘉靖夏津县志 山东省.pdf

58 嘉靖临朐县志 山东省.pdf

59 嘉靖莱芜县志 山东省.pdf

60 嘉靖淄川县志 山东省.pdf

61 嘉靖武定州志 山东省.pdf

62 正德莘县志 山东省.pdf

63 嘉靖武城县志 山东省.pdf

64 嘉靖彰德府志 河南省.pdf

65 嘉靖襄城县志 河南省.pdf

66 正德汝州志 河南省.pdf

67 嘉靖开州志 河南省.pdf

68 嘉靖许州志 河南省.pdf

69 嘉靖光山县志 河南省.pdf

70 嘉靖邓州志 河南省.pdf

71 嘉靖夏邑县志 河南省.pdf

72 嘉靖尉氏县志 河南省.pdf

73 正德新乡县志 河南省.pdf

100 嘉靖马湖府志 四川省.pdf

101 嘉靖洪雅县志 四川省.pdf

102 嘉靖云阳县志 四川省.pdf

103 嘉靖思南府志 贵州省.pdf

104 嘉靖普安州志 贵州省.pdf

105 嘉靖寻甸府志 云南省.pdf

106 嘉靖略阳县志 陕西省.pdf

74 嘉靖鲁山县志 河南省.pdf

75 嘉靖长垣县志 河南省.pdf

76 嘉靖固始县志 河南省.pdf

77 嘉靖鄢陵志 河南省.pdf

78 嘉靖兰阳县志 河南省.pdf

79 弘治偃师县志 河南省.pdf

80 嘉靖内黄县志 河南省.pdf

81 弘治黄州府志 湖北省.pdf

82 嘉靖汉阳府志 湖北省.pdf

83 嘉靖沔阳志 湖北省.pdf

84 嘉靖蕲州志 湖北省.pdf

85 正德光化县志 湖北省.pdf

86 嘉靖应山县志 湖北省.pdf

87 嘉靖常德府志 湖南省.pdf

88 隆庆岳州府志 湖南省.pdf

89 万历郴州志 湖南省.pdf

90 嘉靖衡州府志 湖南省.pdf

91 万历慈利县志 湖南省.pdf

92 正德琼台志 海南省.pdf

93 嘉靖惠州府志 广东省.pdf

94 隆庆潮阳县志 广东省.pdf

96 嘉靖惠志略 广西.pdf

97 嘉靖仁化县志 广东省.pdf

98 嘉靖钦州志 广东省.pdf

99 正德夔州府志 重庆.pdf

H. 有没什么关于云南历史、民族风俗建筑之类的书

《云南志》

I. 关于云南的名着

唐代樊绰所撰记载南诏史事的史书《蛮书》又名《云南志》全书共十卷，分别为云南界内程途第一，山川江源第二，六诏第三，名类第四，六？第五，云南城镇第六，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蛮夷风俗第八，南蛮条教第九，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第十等内容。依次记述了南诏地区的交通道路、山川位置、六诏及其他各族的分布、政区设置、城镇分布、各地物产状况、各族风俗、社会组织结构、周边的民族和国名。
明代的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中《滇南日记》，详细记录石林的形成，记载了大理、丽江等地的风土人情。
《滇南本草》是我国民族医药经典名着。作者兰茂，字廷秀，号止庵，云南嵩明杨林人，祖籍河南洛阳。据苏石《兰茂评传》，兰茂生于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自幼聪颖，熟读经史。兰茂“冲淡简远，以着述自娱”，着述颇丰。后因其母生病，潜心研究本草30余年。《滇南本草》成书时间不详。一说于公元1443年(另一说于明正统元年，即公元1436年)兰茂完成了《滇南本草》和《医门揽要》两部中医药着作。

J. 彝族民居的云南彝族民居文化简论（二）

四、彝族民居与价值取向 彝族受汉儒文化影响不深，封建社会家天下、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淡薄，村落居住往往表现为血缘观念、亲族感情。在彝族社会里，人们习惯以血缘关系来维护家族的利益和地位，并使血缘和居住结合在一起。如元谋县某彝村，起、白、李三姓在血缘和地缘上截然分开，三姓以居住结为家族，土掌房顶相连，屋屋相通。大姚县涧水塘村，刘、李两姓以血缘划地而居，刘姓居河之北，李姓居河之南，过去两姓互不交往，通婚者也极少。因此，居住是维护彝族传统社会和家族荣誉的主要手段之一。 彝族把住房、耕牛、家当视为人生的三大件，倍加重视甚至终身为之奋斗。对于一个彝族男子来说，衡量他成家立业的标准，主要看他是否建盖了像样的住房。因为家是由夫妻、子女及其住房组成的，住房是家的象征，没有住房何以为家。所以，要成家、立业，首先要有住房。彝族夸富，不在钱财而是住房，因而许多人不管经济多么困难，也要想方设法积钱盖房，经济富裕的人更是不惜花费大量钱财在住房上。对彝族人来说，建房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终体现。彝族因受道家天人思想的影响，民居建筑十分注重内部安排，无不尊从某种图案和秩序--天、地、人的秩序。民居正房堂屋靠墙处是天地祖宗牌位，供桌上陈设敬天地奉祖宗的香炉、虎、狮等图腾雕像；正中摆八仙桌，用于接人待客；左侧是长年不熄的火塘，它是彝族家庭兴衰的标志。火塘除供取暖御寒、热水烤茶待客之外，又是家庭成员围坐议事的中心。正房两侧屋间是当家的儿子、媳妇的卧室，兼存贵重物品。一般长子居左，次子居右。正房楼上是粮仓，墙壁洞里供置祖宗灵牌。老人、小孩及客人的卧室在侧厢房。大门后做磨房，畜厩在面房楼下。彝族民居内屋的这种传统秩序，把天、地、人和老、中、青，人和物，生产和生活有机地安排，使道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长幼有序的伦理思想在居住秩序中得到了体现。五、彝族民居与宗教信仰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经济文化不发达，彝族存在着大量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等观念和禁忌现象，同其它生活风俗习惯一样，深深地影响着彝族民居文化特质的形成和发展。 建房过程中的宗教色彩尤为浓厚。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彝族视建房为家庭兴衰、子孙兴旺的吉凶祸福的大事，因而要请风水先生查看房基、定坐向后，方可动工。破土日、入山伐木等须选择吉日，还要请毕摩祭祀土地神、山神。上梁更是建房过程中的重要日子，上梁日要选在有水和土的日子，且不能和房主本人的八字充犯。房主要请毕摩主持祭祀土地神、木神等，用公鸡为横梁点冠，祭中柱，预备糖果、馒头等物从梁上撒给人群。横梁架好，整栋房子就有了灵气。新房落成，要请毕摩供放祖灵，开财门，送冷堂神，打灶祭灶神，要请亲朋好友以示庆贺。可以说，建房过程就是一个宗教活动过程。 居住也含有宗教信仰的成份。彝族崇拜祖先，家里要有供奉祖先的灵牌位，逢年过节及有凶兆等都要祭拜祖先。堂屋正中后壁设供祖先灵牌位，是家庭神圣的精神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堂屋是家族的精神空间。彝族崇虎，以虎为图腾。很多彝族民居建筑上，往往雕刻一小石虎置于正房脊中部或大门上挂虎头牌，意以避邪驱魔，保佑家运兴达。 此外，彝族民居的许多部分上也附有神灵，如梁有梁神，灶有灶神，门有门神，仓有仓龙，厩有厩神，等等。透过彝族民居，可以看到彝族宗教信仰的全貌。 六、彝族民居与风俗习惯 彝族实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儿女婚后另建房舍，自立门户，仅幼子与父母同住。与此相适应，彝族民居多为两层楼房及平房两部分组成，或为一字形的单元屋等。彝族的红、白喜事规模大，时间长，来宾多，宴客多在院子及廊间举行，因而民居一般都有能摆十余桌宴席的宽敞院子，廊的宽度也以能摆一桌席为计。彝族尚黑，不仅族称和人称用黑冠之，传统的彝族服饰也以黑为庄重。彝族有烟熏木料以防腐的传统，新房建成后，要先用烟熏黑木料、墙壁，才能迁入。彝族婚礼也可以用门、堂、房三字概括：新娘进入夫家称之过门，在堂屋拜祖先、拜父母称之拜堂，行拜后入新房，结婚三日闹喜房，三日后新人回门，此外，男子入赘称为上门，女子招女婿称为顶门等等。 彝族是古羌戎遗裔之一。羌族自古以石砌技术精湛闻名。旧时彝族都在住房附近建盖有土、木、石结构的碉楼，多为五至七层，外墙用墨灰浆勾勒边幅，有的还作彝族传统图画，内侧房间较宽敞，既可用于战事防御，又可用于生活起居或存粮。彝族曾有氏族聚议的习俗，旧时许多彝族村寨在寨中心或边缘的大古树下，用石条建一座四面均为台阶的金字形石塔，作为氏族聚会地点，现已成为村民聚集、闲聊的场所。七、彝族民居与民族文化交流 彝族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彝族与其它民族发生的文化接触、交流必然体现在民居建筑中。早在战国时期，楚将庄斫入滇，楚巫文化西迁，对彝族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自此，彝族与中原内地长期保持着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交流，彝族在其形成过程中也融合了相当数量的汉族成份。彝汉人民互相学习，互相融合，友好相处。如《武定府志》记载汉族习俗与各省稍异者，元旦采松叶铺地，敬客亦然；立夏之日起灰围屋，谓蛇不敢入；六月二十四日夜，束薪为燎燃之，以腥为牲，互相馈赠，谓之火把节。彝族也吸收了大量的汉俗及其文化。正德《云南志》卷五楚雄府说：罗婺蛮，近年亦有富者，纳粟为义馆及作生员者，共俗渐同汉焚。明、清时期，由于在坝区屯田及改土归流，大量彝族迁入山区，形成了部分接受汉文化的彝民族群体。 正是这种长期的汉、彝文化的交融，使汉文化的影响涉及彝族文化的诸多方面，彝族民居亦不例外。彝族民居的建筑在形式及艺术风格都受到汉族建筑的影响，从正房的一明两暗的内部格局到一字形、曲尺形、三合院、四合院的平面格局，以及房屋的外观造型，都与汉族民居建筑相似。民居建筑中的图案及装饰，内容形式都带有汉文化特征，如在山墙及前后檐下绘花卉、动物等图案，三柱落地有廊檐柱，正厅八尺柱脚石雕，硬山封檐及檐口，大门头上的龙、凤形象等。在建筑技术方面，彝族民居的重檐式、穿逗式和悬山式的木构架，屋脊曲起以及斗拱、端鼻起翅、山墙柱收分、屋面凹曲等，都和汉族建筑有渊源关系。因此，彝族民居既是彝族文化的产物，又是彝汉文化交融的产物。 文化是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体。从文化的主体到文化的各个侧面，到每一种文化特质，都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彝族民居从建筑到居住，都不是单纯的物质建构和使用过程，它包罗了彝族的世界观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创造，它是彝族文化的综合产物，同时也是彝族古老文化的缩影。注释： ①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1期 ②李朝真：《关于干栏式、井干式建筑的由来和发展》，《云南文物》，1992年第3l期。 ③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考古》，1963年第6期。 ④《中国建筑简史》，第一册，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