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編譯所的由來

⑴ 作者落雪的資料

筆 名： 西諦、鄭源新、落雪
性 別： 男
生卒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漢族
簡介
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訓詁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同時與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主編，上海大學教師，《公理日報》主編，1927年旅居英、法，回國後歷任北京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上海暨南大學教授，《世界文庫》主編，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與胡愈之等人組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主編《民主周刊》，1949年後歷任全國文聯福利部部長，全國文協研究部長、人民政協文教組長，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長，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全委、主席團委員，全國文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19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突然失事遇難殉職。
著有專著《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
編輯本段青年時代曾回故鄉
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後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後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並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啟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家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一個多月。這里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徵集有關的文物，徵集到一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一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掛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掛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一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
編輯本段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後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遊行，後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後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凶。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一。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於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
編輯本段熱情接待故鄉學子
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一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並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於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范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後，先了解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麼「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一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後，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後，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學雜志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贊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一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並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編輯本段不忘故土鄉情深厚
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一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後，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後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系，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裡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一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
編輯本段鄉情流露在作品中
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干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贊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來，並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一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借對故鄉的了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鄉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卻見著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遊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
因此，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後，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並於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蘊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才離開故鄉的，老家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佔一田之隔的龍門鄉，這樣，鄭振鐸的一家仍然保持著家鄉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
代表作品有：《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唯一的聽眾》選入六年級課本
編輯本段福州之行收獲巨大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於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線三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一，曾在前線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並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線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面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線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著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面很繁榮，土特產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面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麼時候寫？回北京後，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一月多的慰問，收獲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獲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於他返北京後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卷，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一個多月里，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後，也未能再回故鄉！
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並非出於狹隘的家鄉觀念，他不論到哪裡，總是積極投入於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並且積極投入反帝斗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鄉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普通話）。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一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一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面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追懷！
編輯本段鄭振鐸的愛情故事
鄭振鐸,生於1898年，祖籍福建長樂。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五四運動時，他是北京鐵路學校學生領袖，1919年，與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旬刊，1920年11月，與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
戀愛
鄭振鐸的初戀並不順利，那時，他正在北京讀書，北京的福建同學組織抗日聯合會，經常聚會。他自然是每會必到，到則必慷慨陳詞。當時，全國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府——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以戰國「四公子」自許的女高師「四公子」中，就有3個是福建籍。其中，有一個叫黃世瑛，出身於有錢人家，家裡既有恆產，又代代做官，她的父親此時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這樣的小姐，居然也參加愛國活動，還擔任了校學生自治會主席，而且長得很漂亮，在愛國學生運動中，鄭振鐸對她很有好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覺得只要幾天不見黃世瑛，便彷彿定不下心來。有時，他正好有關於學生運動的事，便闖進女高師紅樓去，當時，因五四運動的沖擊，女高師當局已被迫放寬了原先如同監獄看守般的門衛制度。遺憾的是，由於黃世瑛的猶豫和她父母的反對，鄭振鐸長時間處於無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經沈雁冰介紹，鄭振鐸進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編務之外，他還到商務出資辦的神州女中兼課。這時，他的學生、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高夢旦先生的小女兒高君箴，闖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編的《兒童世界》上發表了高君箴譯述的童話《怪戒指》。她非常興奮地對他說，今後還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戀的失敗，使他變得格外謹慎。同事鄭心南與他和高夢旦都是福建老鄉，鄭心南便找高夢旦去探探底。高夢旦一聽心南的話，立即就高興地同意了，還說，只怕自己的女兒配不上他。什麼「門當戶對」，什麼親戚議論，他老先生一概不管。夢旦早就看中了鄭振鐸人品好，有才華，認為如果有這樣的東床佳婿，將是自己和女兒的幸福。高夢旦很快把君箴叫來，問了她的想法，並囑咐她多與鄭振鐸接觸，談談書，談談文學。
過了一段時間，也就是1923年4月，夢旦又讓女兒與他一起去杭州旅遊，好好談談。 結婚
經過一段時間後，鄭振鐸與高君箴的愛情成熟了，他們的婚禮定在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飯店舉行。
這時鄭振鐸的母親和祖母，已搬到上海來了，母親多麼希望她惟一的兒子早點成家啊。然而，在婚禮的前一天，鄭振鐸忽然想起母親沒有現成的圖章。這可怎麼辦？因為按照當時「文明結婚」的儀式，結婚證上必須蓋上男女雙方家長、介紹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圖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親的章是萬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馬上請人送信給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來了，帶來秋白的一張便條。打開一看，上題「秋白篆刻潤格」，內開：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屬急件，限日取件，潤格加倍；邊款不計字數，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為秋白這個「潤格」是表示實在太忙，無空刻。
怎麼辦呢？哦。對了，請雁冰刻吧，雁冰也會一手的。那時已是舉行婚禮的前夕，雁冰便連夜趕刻起來。
第二天一早，雁冰將新刻的圖章送到鄭振鐸家時，忽然秋白派人送來一封紅紙包，上面大書「賀儀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這樣重的禮呢�」鄭振鐸正在說，雁冰便將那紙包打開了。一看，哈哈，卻是三方圖章，一個是鄭振鐸母親的，另外兩個一對，是鄭振鐸與君箴的。
鄭振鐸與君箴的對章上分別刻有邊款「長」「樂」各一字。這真是巧意雙關，一是祝他們白首偕老百年長樂，二是他們兩家都是福建長樂人。雁冰和他一算：潤格加倍，邊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這個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慶氣氛。自然，雁冰便將自己刻的那方圖章「藏拙」了，因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出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上海市總工會召開市民抗議大會，鄭振鐸不但參加了聚會和遊行，還與胡愈之等人聯合寫了一封給國民黨的抗議信。在信中他們悲憤地說：「黨國大計，紛紜萬端，非弟等所願過問。惟目睹此率獸食人之慘劇，則萬難苟安緘默。弟等誠不忍見閘北數十萬居民於遭李寶章、畢庶澄殘殺之餘，復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軍隊之屠戮，望先生等鑒而諒之。」最後署名，鄭振鐸是領銜者。
此信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後，影響很大，反動當局惱羞成怒，通知浙江軍閥按名搜捕。4月28日，鄭振鐸最崇敬的李大釗先生，在北京被奉系軍閥殘酷殺害。在這種白色恐怖的形勢下，作為岳父的夢旦先生，堅決要他出國避難，妻子、母親和祖母，雖然不放心他一個人在外飄泊，但在家實在太危險，她們竟都裝出很高興樣子，反而鼓勵他出國，要他在外讀書。
1927年5月，他離妻別子，遠赴法國。
在國外，他用自己裁製的小本本，記簡單的日記，隔一段時間，他便根據這簡單的原始日記，改寫成詳細、生動的日記，寄給妻子君箴。他後來出版的《歐行日記》就是其中保存下來的一部分，字里行間，飽含著對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還從事譯著工作。從1928年3月號起，《小說月報》開始每期連載他的《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的戀愛故事》。
分離
家庭的幸福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此後，鄭振鐸與高君箴與整個民族一起又經歷了許多風雨滄桑，終於迎來了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然而，他們沒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成了兩人永訣的一天。
這天，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將率一個文化代表團出訪。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時一樣，匆匆記了前一天的日記。隨後，又匆忙給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寫信，他說：「我就要動身到阿富汗去訪問。先到莫斯科，再轉塔什干，然後換機直飛喀布爾。麻煩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帶齊。雖只有三天的旅程，卻似整整地過一年…… 」
緊接著，為趕時間，他便大口大口地吃著早餐，吃完，跟家裡人說他要走了，便由兒子陪著趕往機場。因天氣不好，航班暫停，又與兒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飛的通知，便又跟母親、妻子告別：「我走了，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別的話，竟成讖語。
10月20日清晨，人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驚悉：由北京飛往莫斯科的客機失事，我國文化代表團團長鄭振鐸等同志不幸遇難……
編輯本段梁羽生談鄭振鐸
（選自梁羽生《筆·劍·書》，「鄭振鐸與商務」）
第一個因飛機失事而死的名作家是徐志摩，第二個是鄭振鐸。談徐志摩的甚多，我來談談鄭振鐸吧。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擔任「中國文化團」團長，往阿富汗與阿聯訪問，飛機在蘇聯境內的卡納什地區失事。他的死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五四」時期，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發生極大影響的兩個文學團體，一個是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組成的「創造社」；另一個就是鄭振鐸、沈雁冰（茅盾）、耿濟之、葉紹鈞等人組成的「文學研究會」。前者著重在創作與文藝思潮的介紹，後者著重在文學名著的介紹、研究與古典文學的整理，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貢獻，可說是各有千秋。
「文學研究會」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得到商務印書館的全力支持，說來和鄭振鐸頗有關系。原來鄭的妻子高君箴乃是當時商務元老高夢旦的女兒。鄭振鐸留學英國回來，便因岳父的關系，進了商務當編輯。
鄭、高的婚禮是當年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瞿秋白代表賓客致賀辭，「他便用『薛寶釵出閨成大禮』這個題目，講了又庄嚴又詼諧的一番話。大意是婦女要解放，戀愛要自由。滿堂賓客，有瞠目結舌者，有的鼓掌歡呼。」（見茅盾的《回憶錄》）這些說話，現在看來，當然平常之極，但在當時（半個世紀以前的上海）還是足以震世駭俗的。雖然當時的上海，已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了。
不過鄭振鐸雖因岳父關系而進商務，卻不能說他是「因人成事」，只能說是「相得益彰」。商務的藏書對他提供了研究的便利，而他對商務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大概還會記得商務出版的兩種雜志——《東方雜志》與《小說月報》。這是中國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質量最高的兩種雜志，作者都是第一流的名作家。鄭振鐸便曾當過《小說月報》的編輯。
但《小說月報》也並不是一開始就這么名重士林的，它初期是由鴛鴦蝴蝶派作家惲鐵樵主編；一九二一年後，茅盾接編，全盤革新，始成為新文藝的陣地。其後再由鄭振鐸接編，雜志有了更大的發展，這才是《小說月報》蜚聲全國的黃金時代。鄭振鐸那部著名的《文學大綱》就是先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
不過，他雖然主編了當年最出名的文藝刊物，「蓋棺定論」，與其說他是名作家，卻毋寧說他是名編輯、名學人、名藏書家。因為他在這三方面的貢獻，實在要比他的創作大得多。他寫過一些短篇歷史小說和取材自希臘神話的小說，給讀者的印象似乎並不怎麼深刻，但他所主編的刊物，卻無一不是曾發生過重大影響的第一流刊物，除《小說月報》之外，如《兒童世界》可說是兒童文學的啟蒙，葉聖陶著名的童話《稻草人》便是在《兒童世界》發表的。以前在香港大學教過書的許地山，也曾將它譜過幾支兒童歌曲。另外，如《新社會》、《文學》、《文學季刊》、《文學復興》以及《時事新聞報》的副刊《學燈》等等，無一不是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起過重大作用。
另一個重大貢獻，足以與他的編輯工作相提並論甚或超過的，是他對中國文獻的搜羅和保全，他逝世之後，獻給國家的藏書，就有九萬冊之多，其中珍本無數，貢獻之大，可以想見。
他對於書籍的熱愛，尤其中年時代，對文獻的搜羅、保護，費盡心力，那是非常之令人感動的。他自己在《劫中得書記新序》（一九五六年版本）也曾經說過：「我曾經想到兩塊圖章，一塊是『狂臚文獻耗中年』，一塊是『不薄今人愛古人』。雖然不曾刻成，實際上，我的確是，對於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愛的。而在我的中年時代，對於文獻的確是十分熱衷於搜羅、保護的。有時，常常做些『舉鼎絕臏』的事。雖力所不及，也奮起為之。究竟存十一於千百，未必全無補。」「狂臚文獻耗中年」出自龔定盫詩。從序言中，可見他搜羅文獻的苦心。
1953年全力籌備第一屆全國民間工藝美術展覽會，鄭振鐸任主任，龐薰琹任展覽籌備會副主任。展覽會得到中央領導的關心與肯定。

鄭振鐸
筆 名： 西諦、鄭源新、落雪
性 別： 男
出生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漢族

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同時與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主編，上海大學教師，《公理日報》主編，1927年旅居英、法，回國後歷任北京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上海暨南大學教授，《世界文庫》主編，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與胡愈之等人組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主編《民主周刊》，1949年後歷任全國文聯福利部部長，全國文協研究部長、人民政協文教組長，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長，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全委、主席團委員，全國文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19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失事突然遇難殉職。
著有專著《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

⑵ 茅盾的時代背景和那是的年代特點！

茅盾」由來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武漢的汪精衛和南京的蔣介石實行了臭名昭著的寧漢合流，對革命人士大肆屠殺，國內形勢急轉直下，非常險惡。沈雁冰由於參加革命活動，不得不離開武漢，最後到了上海，住在景雲里。恰好，這時魯迅和葉聖陶也住在這里。沈雁冰不便出門，又沒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現了問題，於是就動手寫起小說來。可有許多的報社都不登他的文章，於是他寫文章的時候內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筆名是「矛盾」。後來，他把寫好的小說手稿給葉聖陶看，葉聖陶看後非常高興，就決定在《小說月報》上發表。 可葉聖陶認為「矛盾」是個哲學名詞，不像一個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並且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使用如此尖銳的筆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張在「矛」字上加了一個草字頭，改作「茅盾」。沈雁冰對這一改動也很滿意，以後就一直以此為筆名了。 茅盾當時寫的這部小說，就是著名的《蝕》三部曲：《幻滅》《動搖》和《追求》

茅盾的生平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於浙江桐鄉縣烏鎮。父親沈永錫，清末秀才，通曉中醫，是具有開明思想的維新派人物，頗重視新學，除聲、光、化、電和數學等自然科學外，也喜歡傳播進步思潮的社會科學著作。母親陳愛珠，是一位通文理、有遠見而性格堅強的婦女。茅盾10歲喪父，童年時代，就接受了母親所教的文學、地理和歷史知識。茅盾說，「我的第一個啟蒙老師是我母親」。

茅盾的啟蒙教育開始較早。小學前便讀過家塾、私塾。8歲入烏鎮立志小學讀書,後轉入植材高級小學，成為該校第一班學生。在這里，他不僅讀到了國文、修身和算術教科書，並且對繪畫發生了興趣。那時，在一般守舊人的眼光里，小說之類被稱為誨淫誨盜的「閑書」，是不準孩子們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達的父母的允許。《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這時愛讀的書。從茅盾小學時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見，當時便流露出憂國憂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緒。 茅盾的中學時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學度過的。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學堂插班二年級讀書，1911年秋季轉入嘉興中學堂。不久，辛亥革命爆發，茅盾熱情地迎接了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義務宣傳員來。在學校里，由茅盾和幾個同學發動，抨擊了一個不得眾望的學監，而被學校除名。於是，他便轉入杭州安定中學校學習，並在那裡畢業。在中學時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師長，給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積極的指導，但整個的學習空氣是陳舊的。「書不讀秦漢以下，駢文是文章之正宗，詩要學建安七子；……氣度要清華疏曠」（《我的中學時代及其後》）。這一切曾給茅盾以古典文學的修養，但在他的回憶里更多的卻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東西，他幾乎把課余時間都消磨在看小說上。古典小說啟迪了他的文思，同時也在他的作文格調上顯露出印跡。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預科畢業後,由於家庭經濟的窘迫，便開始工作謀生。1916年8月，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開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課卷,繼之和別人合作譯書。這樣,便有最初的翻譯《衣食住》（卡本脫著）問世。不久，又到國文部編寫《中國寓言》，一面也參與《學生雜志》的編輯工作。1920年初，「五四」文學革命深入開展中,茅盾開始主持大型文學刊物《小說月報》「小說新潮欄」的編務工作。這時連續撰寫了《小說新潮宣言》《新舊文學平議之平議》和《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等論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學見解。同年11月，茅盾接編並全部革新了《小說月報》；12月底，與鄭振鐸、王統照、葉紹鈞、周作人等聯系，並於1921年1月發起成立了「文學研究會」。當時，茅盾主要從事文學理論的探討、文學批評和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據不完全統計，1921年度，茅盾發表的譯著約130餘篇。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於文學革命活動。兩年後，由於商務印書館守舊派對《小說月報》的革新不滿，茅盾辭去了該刊的主編職務，轉到國文部工作。 與此同時，茅盾積極參加社會革命活動。1921年初，茅盾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同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他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22年後，曾以《小說月報》編務為掩護，從事黨中央聯絡員工作。這時期,也曾先後在黨所辦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學任教，為革命事業培養幹部。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茅盾直接投身於群眾革命運動。 6月，和鄭振鐸等創辦了《公理日報》，不久被迫停刊。8月，作為職工代表，參加了商務印書館的罷工斗爭。國民黨召開西山會議後，茅盾和惲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組織了國民黨左派的上海市黨部。1925年底，茅盾和惲代英等被選為左派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代表，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留廣州工作，在毛澤東任代理部長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作秘書。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後，茅盾返滬。 1926年10月，北伐軍佔領武漢，成立國民政府。茅盾赴武漢，先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漢口《民國日報》主編。從4月至7月間，為該刊撰寫社論、述評30餘篇。 7月，汪精衛組織「分共會議」，公開叛變革命，茅盾撤離武漢，准備參加南昌起義，抵九江後因路途阻塞，經牯嶺回上海。這時，又遭國民黨反動派通緝。從此，他以茅盾為筆名，開始創作和其他文學活動。 1927年9月,發表《幻滅》，至1928年6月，又先後完成《動搖》、《追求》——即三部曲《蝕》的創作。同年7月，離上海去日本,先住東京，後遷京都。客居日本期間寫有長篇小說《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說、散文詩作；以及《神話雜論》《西洋文學通論》和《北歐神話ABC》、《中國神話研究ABC》等著作；《從牯嶺到東京》《讀〈倪煥之〉》等論文。 1930年4月,茅盾從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一度擔任「左聯」執行書記。從此，茅盾和魯迅在一起，從事革命文藝活動和社會斗爭。1931年，抗議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政策，魯迅和茅盾等發表了《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發表《上海文藝界告世界書》和《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傳來，魯迅、茅盾等8名作家發起《為橫死之小林遺族募捐啟》；7月，致電南京政府營救被監禁的國際工聯的牛蘭夫婦。 1934年9月,茅盾協助魯迅創辦《譯文》雜志，為進步文學的翻譯事業開拓了新路。1936年2月，當獲悉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後，魯迅與茅盾發出致中共中央賀電：「在你們身上，寄託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同年10月，茅盾和許多文藝工作者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號召建立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創作的成熟和豐收的階段。這期間，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長篇《子夜》。《子夜》是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狀貌的小說。它的出版,顯示了左翼文學的實績，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歷史途程上的里程碑。瞿秋白評價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子夜〉與國貨年》）。與此同時，還完成優秀的短篇小說《林家鋪子》《春蠶》《秋收》《殘冬》等的創作；翻譯了丹欽科的《文憑》和吉洪諾夫的《戰爭》等書；此外還在《申報·自由談》《太白》《文學》等刊物上寫下了大量的雜文、文藝短評和作家研究專論。 1937年抗戰初期，他參加了《救亡日報》的工作，主編《吶喊》（後改名《烽火》）。上海淪陷後，茅盾輾轉長沙、武漢、香港、廣州等地。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茅盾被選為理事。4月，他主編的《文藝陣地》在廣州創刊，同時又為在香港復刊的《立報》編輯副刊《言林》。長篇小說《第一階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裡跑？》），便是這時完成的。12月，應杜重遠的邀請，經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 1939年3月抵新疆。在新疆學院任教。4月新疆文化協會成立，茅盾被推舉為委長。1940年，新疆的統治者盛世才反動面目日益顯露，茅盾被迫於 4月底離開新疆，經蘭州、西安於5月末抵達延安。在延安期間,曾在魯迅藝術文學院、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講學。在《中國文化》《大眾文藝》等報刊撰文多篇。10月，從延安到達重慶，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常委。這時，陸續完成了優秀散文《風景談》《白楊禮贊》的創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統治區政治逆流日趨嚴重,茅盾和大批進步文化人士離開重慶到香港。5月，鄒韜奮主持的《大眾生活》周刊創刊，茅盾為編委；並在該刊連載了長篇小說《腐蝕》，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9月，主編《筆談》半月刊，計7期。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軍攻佔香港，茅盾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游擊隊的幫助下，離開香港輾轉達桂林。在桂林的9個月期間，寫下了長篇《霜葉紅似二月花》和《劫後拾遺》等作品。1942年底再赴重慶。1943年8月起，長篇《走上崗位》陸續發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個劇本《清明前後》的創作，並於9月在重慶上演。這一年的6月，進步的文藝界為紀念茅盾創作活動二十五周年，舉行了慶祝會，並發起茅盾文藝獎金徵文。 抗戰勝利後，茅盾於1946年3月離開重慶，經廣州、香港,5月到達上海。主編《文聯》雜志；並參加呼籲和平、爭取民主的活動。在香港期間，曾連續發表《應走和平民主路線》《認清國情》等講演。6月,和上海進步文化界一起呼籲和平，發表《上書蔣主席馬歇爾及各黨派》；7月，李公朴、聞一多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後，茅盾等致電國際人權保障會，揭露國民黨罪行；10月，沈鈞儒、茅盾等發表《我們要求政府切實保障言論自由》等文章。同年,翻譯的蘇聯小說集《人民是不朽的》《團的兒子》《蘇聯愛國戰爭短篇小說譯叢》出版。同年末,茅盾夫婦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邀請,離上海赴蘇聯訪問。1947年1月起《游蘇日記》陸續發表。4月，從蘇聯歸國到達上海。這次訪問，著有《蘇聯見聞錄》《雜談蘇聯》兩部書。這時,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愈加殘酷地實行法西斯統治，茅盾被迫於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發表《致國內文化界同人書》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愛國人士聯名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吁請海內外同胞團結起來,促成新政治協商會議早日召開。7月，參與了《小說》月刊的編委工作，9月，主編在香港復刊的《文匯報·文藝周刊》。長篇小說《鍛煉》便是在該刊連載的，此外還寫作了一些短篇，並完成了《脫險雜記》。同年底，應中國共產黨的邀請，茅盾夫婦離香港，經大連、沈陽,於1949年2月到達和平解放後的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7月，茅盾出席了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並在會上作了《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國統區文藝》的報告。會上，當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茅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長職務，主編《人民文學》雜志，當選為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歷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和第四屆、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嚴重考驗中，茅盾始終與黨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全國文聯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茅盾的著述計有《鼓吹集》《鼓吹續集》《夜讀偶記》《關於歷史和歷史劇》和《茅盾詩詞》（包括建國前的部分），晚年，經受著病衰的苦痛，仍致力於回憶錄的撰寫工作。 茅盾的著作，經人民文學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計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脫險雜記》《茅盾論創作》《茅盾文藝雜論集》《茅盾文藝評論集》《茅盾譯文選集》《世界文學名著雜談》《神話研究》、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以及長篇《鍛煉》等。人民文學出版社自1983年起陸續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錄了他的全部文學著作。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吐露出心聲，他是李漢俊介紹入黨的，應當是共產黨最早的黨員，因戰爭原因與黨失去了聯系，盼望死後仍承認他是黨員之一。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他的黨籍的決定，明確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後參加了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的一批黨員。」這一正確結論，也是對李漢俊革命功勞的肯定。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於北京。臨終前，他懇切地向黨提出:「如蒙追認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這將是我一生最大榮耀。」中共中央根據茅盾的請求和他一生的表現，決定恢復他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黨齡從1921年算起。他以自己的積蓄設立文學獎金（後定名為「茅盾文學獎金」），獎勵優秀的長篇小說創作。
文學史界近年來公認茅盾是中國社會剖析派小說的壇主。這一派來源於19世紀法國、俄國的現實主義小說，又同中國古典世態小說兩相結合。我們從《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稿」里可以看得分明。這部寫於70年代並未經最後修飾的草稿，它的巴爾札克、托爾斯泰式的敘事，精細的環境與人物服飾描摹所流露的舊說部的筆趣，是再明顯不過了。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說，直至80年代現代派的先鋒小說興起，一種更偏於個人內心的新一代敘事風行於世。這並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紀絕大部分時間所充任的，也是這種「新興」作家的角色。繞開茅盾是不成的，試圖把一個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樣不成。另外，每一代的文學承傳是「積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對上一代「狂轟亂炸」，採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頭來你會發現手中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們永遠要為獲得現代知識的ABC 而繳納昂貴的「學費」。實際上，後現代派的作品與評論，並沒有把現代派的一切都掃盪干凈呀！現代派對寫實派也不像人們想的是掃地出門。我們今天讀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們「寓言」式的結構的同時，會覺得故事、環境、人物這些小說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著，它們只會變形，而不會徹底消失。茅盾小說的意義正在這里。
《子夜》出版於1933年6月，震動了中國文壇，瞿秋白把這一年稱為「子夜年」，可見它的影響之大。這部長篇小說圍繞著民族資本家吳蓀甫與買辦趙伯韜之間的尖銳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繪了30年代初中國社會的廣闊畫面：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反動當局鎮壓和破壞人民的革命運動，帝國主義掮客的活動，中小民族工業被吞並，公債場上驚心動魄的鬥法，各色地主的行徑，資本家家庭內部的各種矛盾……通過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畫面，藝術地再現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風雲，反映了革命深入發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風貌。茅盾以《子夜》這部長篇傑作的創作，為中國革命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子夜》初版印行之時1933年即引起強烈反響。瞿秋白曾撰文評論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國貨年》歷史的發展證實了瞿秋白的預言。半個多世紀以來，《子夜》不僅在中國擁有廣泛的讀者，且被譯成英、德、俄、日等十幾種文字，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日本著名文學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薦十部二十世紀世界文學巨著時，便選擇了《子夜》，認為這是一部可以與《追憶逝水年華》普魯斯特、《百年孤獨》加西亞·馬爾克斯媲美的傑作。
《子夜》在整體布局上具史詩般宏闊，但細節描寫的筆觸又極為委婉細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顫動的波紋。這一特點，早在三十年代，吳宓先生就曾指出過並大加贊賞，稱《子夜》「筆勢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噴薄，不可控搏。而其細微處復能婉委多姿，殊為難能可貴。」茅盾認為吳宓的評論真正體會到了「作者的匠心」。 《蝕》描繪了大革命前後某些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生活經歷和思想動態。《林家鋪子》以林老闆經營的小店鋪的興衰沉浮為中心，多方面地描寫了林老闆與整個社會的聯系，闡釋了林家小店鋪的破產是整個工商業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春蠶》通過農民老通寶一家人蠶花豐收，而生活卻更加困苦的事實，明明白白地告訴人們：農民真正的出路，需在豐收之外去尋找。如同《子夜》一樣、《林家鋪子》和《春蠶》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會剖析小說。它們長期地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學習的範文。《林家鋪子》和《子夜》還被拍成電影，在中國廣大城鄉引起強烈反響 。
《林家鋪子》是在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轟炸了上海，矛盾原來供職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及涵芬樓圖書樓，毀於炮火。矛盾陪母親回鄉居住的一段時間，所見所聞所感是一篇30年代悲劇畫面，深深感受到「一·二八」戰爭像一顆炸彈，把壓抑、沉默的人們驟然驚醒。回到上海，恰逢《申報月刊》向，茅盾約稿，茅盾立刻想到，寫一篇反映小鎮商人生活的小說。茅盾發現故鄉商人勤儉、怯弱、謹慎、奉公守法、缺少決斷、有會做生意的個性，是小商店老闆的共性。寫完之後，茅盾提上《倒閉》二字，交給主編後，主編連夜讀完，發現是一篇難得的好小說，作品展現的社會生活豐實、復雜，故事線索脈絡清楚而富有個性，林老闆形象極有地方特色，語言形象化個性化。但一看題目。覺有不妥，建議修改題目，和茅盾商量之後，起用「林家鋪子」這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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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茅盾簡介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鴻,字雁冰。漢族，浙江嘉興桐鄉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和文化活動家以及社會活動家，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之一，我國革命文藝奠基人之一。1896年7月4日生於浙江桐鄉縣烏鎮。這是個太湖南部的魚米之鄉，是近代以來中國農業最為發達之區，它毗鄰著現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薈萃的地方，這里成就了茅盾勇於面向世界的開放的文化心態，以及精緻入微的筆風。
他十歲時父親就去世了。許多中國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師」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撫養長大。從北京大學預科讀畢，無力升學，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說月報》，成為文學研究會的首席評論家，就在這時候。他參與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籌建中國共產黨，下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秘書，宣傳部的代部長是毛澤東。國共合作破裂之後，自武漢流亡上海、日本，開始寫作處女作《蝕》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說家的筆。這段上層政治斗爭的經歷鑄成他的時代概括力和文學的全社會視野，早期作品的題材也多取於此。左聯期間他寫出了長篇小說《子夜》、短篇小說《林家鋪子》、「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抗戰時期，輾轉於香港、新疆、延安、重慶、桂林等地，發表了長篇小說《腐蝕》、《霜葉紅似二月花》、《鍛煉》和劇本《清明前後》等。文藝界為他慶了五十壽，他的聲名日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歷任文聯副主席、文化部長、作協主席，並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已很難分身創作。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挨批靠邊，稍稍平穩便秘密寫作《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稿」和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茅盾於1981年3月27日辭世
茅盾、郎損、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形天、刑風等，都是他常用的筆名。茅盾、蒲牢是最常用的筆名。
「茅盾」由來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武漢的汪精衛和南京的蔣介石實行了臭名昭著的寧漢合流，對革命人士大肆屠殺，國內形勢急轉直下，非常險惡。沈雁冰由於參加革命活動，不得不離開武漢，最後到了上海，住在景雲里。恰好，這時魯迅和葉聖陶也住在這里。沈雁冰不便出門，又沒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現了問題，於是就動手寫起小說來。可有許多的報社都不登他的文章，於是他寫文章的時候內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筆名是「矛盾」。後來，他把寫好的小說手稿給葉聖陶看，葉聖陶看後非常高興，就決定在《小說月報》上發表。 可葉聖陶認為「矛盾」是個哲學名詞，不像一個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就自作主張在「矛」字上加了一個草字頭，改作「茅盾」。沈雁冰對這一改動也很滿意，以後就一直以此為筆名了。
茅盾當時寫的這部小說，就是著名的《蝕》三部曲：《幻滅》《動搖》和《追求》。
1896年7月4日生於浙江桐鄉縣烏鎮。父親沈永錫，清末秀才，通曉中醫，是具有開明思想的維新派人物，頗重視新學，除聲、光、化、電和數學等自然科學外，也喜歡傳播進步思潮的社會科學著作。母親陳愛珠，是一位通文理、有遠見而性格堅強的婦女。茅盾10歲喪父，童年時代，就接受了母親所教的文學、地理和歷史知識。茅盾說，「我的第一個啟蒙老師是我母親」。
茅盾的啟蒙教育開始較早。小學前便讀過家塾、私塾。8歲入烏鎮立志小學讀書,後轉入植材高級小學，成為該校第一班學生。在這里，他不僅讀到了國文、修身和算術教科書，並且對繪畫發生了興趣。那時，在一般守舊人的眼光里，小說之類被稱為誨淫誨盜的「閑書」，是不準孩子們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達的父母的允許。《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這時愛讀的書。從茅盾小學時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見，當時便流露出憂國憂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緒。
茅盾的中學時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學度過的。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學堂插班二年級讀書，1911年秋季轉入嘉興中學堂。不久，辛亥革命爆發，茅盾熱情地迎接了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義務宣傳員來。在學校里，由茅盾和幾個同學發動，抨擊了一個不得眾望的學監，而被學校除名。於是，他便轉入杭州安定中學校學習，並在那裡畢業。在中學時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師長，給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積極的指導，但整個的學習空氣是陳舊的。「書不讀秦漢以下，駢文是文章之正宗，詩要學建安七子；……氣度要清華疏曠」（《我的中學時代及其後》）。這一切曾給茅盾以古典文學的修養，但在他的回憶里更多的卻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東西，他幾乎把課余時間都消磨在看小說上。古典小說啟迪了他的文思，同時也在他的作文格調上顯露出印跡。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預科畢業後,由於家庭經濟的窘迫，便開始工作謀生。1916年8月，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開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課卷,繼之和別人合作譯書。這樣,便有最初的翻譯《衣食住》（卡本脫著）問世。不久，又到國文部編寫《中國寓言》，一面也參與《學生雜志》的編輯工作。1920年初,「五四」文學革命深入開展中,茅盾開始主持大型文學刊物《小說月報》「小說新潮欄」的編務工作。這時連續撰寫了《小說新潮宣言》、《新舊文學平議之平議》和《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等論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學見解。同年11月，茅盾接編並全部革新了《小說月報》；12月底，與鄭振鐸、王統照、葉紹鈞、周作人等聯系，並於1921年1月發起成立了「文學研究會」。當時，茅盾主要從事文學理論的探討、文學批評和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據不完全統計，1921年度，茅盾發表的譯著約130餘篇。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於文學革命活動。兩年後，由於商務印書館守舊派對《小說月報》的革新不滿，茅盾辭去了該刊的主編職務，轉到國文部工作。
與此同時，茅盾積極參加社會革命活動。1921年初，茅盾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同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他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22年後,曾以《小說月報》編務為掩護，從事黨中央聯絡員工作。這時期,也曾先後在黨所辦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學任教,為革命事業培養幹部。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茅盾直接投身於群眾革命運動。 6月，和鄭振鐸等創辦了《公理日報》，不久被迫停刊。8月,作為職工代表，參加了商務印書館的罷工斗爭。國民黨召開西山會議後，茅盾和惲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組織了國民黨左派的上海市黨部。1925年底，茅盾和惲代英等被選為左派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代表，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留廣州工作，在毛澤東任代理部長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作秘書。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後,茅盾返滬。
1926年10月，北伐軍佔領武漢，成立國民政府。茅盾赴武漢，先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漢口《民國日報》主編。從4月至7月間，為該刊撰寫社論、述評30餘篇。 7月，汪精衛組織「分共會議」，公開叛變革命，茅盾撤離武漢，准備參加南昌起義，抵九江後因路途阻塞，經牯嶺回上海。這時，又遭國民黨反動派通緝。從此，他以茅盾為筆名，開始創作和其他文學活動。
1927年9月,發表《幻滅》,至1928年6月，又先後完成《動搖》、《追求》——即三部曲《蝕》的創作。同年7月，離上海去日本,先住東京，後遷京都。客居日本期間寫有長篇小說《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說、散文詩作；以及《神話雜論》、《西洋文學通論》和《北歐神話ABC》、《中國神話研究ABC》等著作；《從牯嶺到東京》、《讀〈倪煥之〉》等論文。
1930年4月,茅盾從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一度擔任「左聯」執行書記。從此,茅盾和魯迅在一起，從事革命文藝活動和社會斗爭。1931年，抗議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政策，魯迅和茅盾等發表了《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發表《上海文藝界告世界書》和《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傳來,魯迅、茅盾等8名作家發起《為橫死之小林遺族募捐啟》；7月,致電南京政府營救被監禁的國際工聯的牛蘭夫婦。
1934年9月,茅盾協助魯迅創辦《譯文》雜志，為進步文學的翻譯事業開拓了新路。1936年2月,當獲悉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後，魯迅與茅盾發出致中共中央賀電:「在你們身上,寄託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同年10月，茅盾和許多文藝工作者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號召建立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創作的成熟和豐收的階段。這期間，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長篇《子夜》。《子夜》是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狀貌的小說。它的出版,顯示了左翼文學的實績,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歷史途程上的里程碑。瞿秋白評價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子夜〉與國貨年》）。與此同時，還完成優秀的短篇小說《林家鋪子》、《春蠶》、《秋收》、《殘冬》等的創作；翻譯了丹欽科的《文憑》和吉洪諾夫的《戰爭》等書；此外還在《申報·自由談》、《太白》、《文學》等刊物上寫下了大量的雜文、文藝短評和作家研究專論。
1937年抗戰初期,他參加了《救亡日報》的工作,主編《吶喊》（後改名《烽火》）。上海淪陷後，茅盾輾轉長沙、武漢、香港、廣州等地。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茅盾被選為理事。4月，他主編的《文藝陣地》在廣州創刊，同時又為在香港復刊的《立報》編輯副刊《言林》。長篇小說《第一階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裡跑？》)，便是這時完成的。12月，應杜重遠的邀請，經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
1939年3月抵新疆。在新疆學院任教。4月新疆文化協會成立，茅盾被推舉為委長。1940年，新疆的統治者盛世才反動面目日益顯露，茅盾被迫於 4月底離開新疆，經蘭州、西安於5月末抵達延安。在延安期間,曾在魯迅藝術文學院、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講學。在《中國文化》、《大眾文藝》等報刊撰文多篇。10月，從延安到達重慶，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常委。這時，陸續完成了優秀散文《風景談》、《白楊禮贊》的創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統治區政治逆流日趨嚴重,茅盾和大批進步文化人士離開重慶到香港。5月，鄒韜奮主持的《大眾生活》周刊創刊,茅盾為編委;並在該刊連載了長篇小說《腐蝕》,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9月，主編《筆談》半月刊,計7期。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軍攻佔香港，茅盾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游擊隊的幫助下,離開香港輾轉達桂林。在桂林的9個月期間，寫下了長篇《霜葉紅似二月花》和《劫後拾遺》等作品。1942年底再赴重慶。1943年8月起,長篇《走上崗位》陸續發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個劇本《清明前後》的創作，並於9月在重慶上演。這一年的6月，進步的文藝界為紀念茅盾創作活動二十五周年，舉行了慶祝會，並發起茅盾文藝獎金徵文。
抗戰勝利後，茅盾於1946年3月離開重慶，經廣州、香港,5月到達上海。主編《文聯》雜志；並參加呼籲和平、爭取民主的活動。在香港期間，曾連續發表《應走和平民主路線》《認清國情》等講演。6月,和上海進步文化界一起呼籲和平，發表《上書蔣主席馬歇爾及各黨派》;7月,李公朴、聞一多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後,茅盾等致電國際人權保障會,揭露國民黨罪行；10月,沈鈞儒、茅盾等發表《我們要求政府切實保障言論自由》等文章。同年,翻譯的蘇聯小說集《人民是不朽的》、《團的兒子》、《蘇聯愛國戰爭短篇小說譯叢》出版。同年末,茅盾夫婦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邀請,離上海赴蘇聯訪問。1947年1月起《游蘇日記》陸續發表。4月，從蘇聯歸國到達上海。這次訪問，著有《蘇聯見聞錄》、《雜談蘇聯》兩部書。這時,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愈加殘酷地實行法西斯統治，茅盾被迫於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發表《致國內文化界同人書》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愛國人士聯名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吁請海內外同胞團結起來,促成新政治協商會議早日召開。7月，參與了《小說》月刊的編委工作，9月，主編在香港復刊的《文匯報·文藝周刊》。長篇小說《鍛煉》便是在該刊連載的，此外還寫作了一些短篇，並完成了《脫險雜記》。同年底，應中國共產黨的邀請，茅盾夫婦離香港，經大連、沈陽,於1949年2月到達和平解放後的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7月，茅盾出席了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並在會上作了《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國統區文藝》的報告。會上，當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茅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長職務,主編《人民文學》雜志,當選為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歷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和第四屆、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嚴重考驗中，茅盾始終與黨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全國文聯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茅盾的著述計有《鼓吹集》、《鼓吹續集》、《夜讀偶記》、《關於歷史和歷史劇》和《茅盾詩詞》（包括建國前的部分），晚年，經受著病衰的苦痛，仍致力於回憶錄的撰寫工作。
茅盾的著作，經人民文學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計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脫險雜記》、《茅盾論創作》、《茅盾文藝雜論集》、《茅盾文藝評論集》、《茅盾譯文選集》、《世界文學名著雜談》、《神話研究》、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以及長篇《鍛煉》等。人民文學出版社自1983年起陸續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錄了他的全部文學著作。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於北京。臨終前，他懇切地向黨提出:「如蒙追認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這將是我一生最大榮耀。」中共中央根據茅盾的請求和他一生的表現，決定恢復他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黨齡從1921年算起。他以自己的積蓄設立文學獎金（後定名為「茅盾文學獎金」），獎勵優秀的長篇小說創作。
《子夜》出版於1933年6月，震動了中國文壇，瞿秋白把這一年稱為「子夜年」，可見它的影響之大。這部長篇圍繞著民族資本家吳蓀甫與買辦趙伯韜之間的尖銳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繪了30年代初中國社會的廣闊畫面：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反動當局鎮壓和破壞人民的革命運動，帝國主義掮客的活動，中小民族工業被吞並，公債場上驚心動魄的鬥法，各色地主的行徑，資本家家庭內部的各種矛盾……通過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畫面，藝術地再現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風雲，反映了革命深入發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風貌。茅盾以《子夜》這部長篇傑作的創作，為中國革命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子夜》初版印行之時1933年即引起強烈反響。瞿秋白曾撰文評論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國貨年》歷史的發展證實了瞿秋白的預言。半個多世紀以來，《子夜》不僅在中國擁有廣泛的讀者，且被譯成英、德、俄、日等十幾種文字，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日本著名文學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薦十部二十世紀世界文學巨著時，便選擇了《子夜》，認為這是一部可以與《追憶逝水年華》普魯斯特、《百年孤獨》加西亞·馬爾克斯媲美的傑作。
茅盾的小說，素以全景式地展現宏闊的社會生活畫面見長。《子夜》的舞台設置於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並沒有截取某條小巷或某個街角，而是從居高俯視的視角，整體展示這座現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資本家的豪奢客廳、夜總會的光怪陸離、工廠里錯綜復雜的斗爭、證券市場上聲嘶力竭的火並，以及詩人、教授們的高談闊論、太太小姐們的傷心愛情，都被組合到《子夜》的情節里。同時，作家又通過一些細節，側面點染了農村的情景和正發生的中原的戰爭，更加擴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從而實現了他所設定的意圖：「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使一九三零年動盪的中國得一全面的表現。」當然，茅盾的「大規模」「全面」描寫，並不是把各個生活斷片隨意拼帖在一起。他精心結構，細密布局，通過主人公吳蓀甫的事業興衰史與性格發展史，牽動其它多重線索，從而使全篇既展示了豐富多彩的場景，又沿著一個意義指向縱深推進，最終以吳蓀甫的悲劇，象徵性地暗示了作家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理性認識：「中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茅盾近乎以寫史的態度創作小說。《子夜》的情節，是被鑲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這一真實的歷史時空里的。小說中描寫的一些情景，如公債交易、蔣馮閻大戰等，都是有據可查的真實的史實。《子夜》把這類非虛構性的話語引進小說，與虛構性話語融匯、輝映，應該說是相當大膽而富有創造性的文體試驗。《子夜》的史詩品格，無疑得益於「詩」與「史」兩種語言巧妙調適與組合。
《子夜》在整體布局上具史詩般宏闊，但細節描寫的筆觸又極為委婉細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顫動的波紋。這一特點，早在三十年代，吳宓先生就曾指出過並大加贊賞，稱《子夜》「筆勢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噴薄，不可控搏。而其細微處復能婉委多姿，殊為難能可貴。」茅盾認為吳宓的評論真正體會到了「作者的匠心」。
《蝕》描繪了大革命前後某些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生活經歷和思想動態。《林家鋪子》以林老闆經營的小店鋪的興衰沉浮為中心，多方面地描寫了林老闆與整個社會的聯系，闡釋了林家小店鋪的破產是整個工商業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春蠶》通過農民老通寶一家人蠶花豐收，而生活卻更加困苦的事實，明明白白地告訴人們：農民真正的出路，需在豐收之外去尋找。如同《子夜》一樣、《林家鋪子》和《春蠶》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會剖析小說。它們長期地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學習的範文。《林家鋪子》和《子夜》還被拍成電影，在中國廣大城鄉引起強烈反響 。
文學史界近年來公認茅盾是中國社會剖析派小說的壇主。這一派來源於19世紀法國、俄國的現實主義小說，又同中國古典世態小說兩相結合。我們從《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稿」里可以看得分明。這部寫於70年代並未經最後修飾的草稿，它的巴爾札克、托爾斯泰式的敘事，精細的環境與人物服飾描摹所流露的舊說部的筆趣，是再明顯不過了。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說，直至80年代現代派的先鋒小說興起，一種更偏於個人內心的新一代敘事風行於世。這並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紀絕大部分時間所充任的，也是這種「新興」作家的角色。繞開茅盾是不成的，試圖把一個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樣不成。另外，每一代的文學承傳是「積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對上一代「狂轟亂炸」，採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頭來你會發現手中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們永遠要為獲得現代知識的ABC 而繳納昂貴的「學費」。實際上，後現代派的作品與評論，並沒有把現代派的一切都掃盪干凈呀！現代派對寫實派也不像人們想的是掃地出門。我們今天讀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們「寓言」式的結構的同時，會覺得故事、環境、人物這些小說的基本因素仍然活潑潑地存在著，它們只會變形，而不會徹底消失。茅盾小說的意義正在這里。
茅盾故居位於東城區交道口南大街路西後圓恩寺胡同。茅盾於1974年12月到1981年3月在這里居住。茅盾逝世後，故居辟為陳列館。佔地800平方米，建築面積500多平方米，是兩進的小四合院。入門，有茅盾半身漢白玉塑像，像高83厘米，放置在黑色大理石底座上。前院有房屋15間，西廂房原是會客室和藏書室，布置維持原狀，室內陳設為茅盾生前所用舊物。陳列室有茅盾從青少年時代至逝世時期的實物和圖片，包括手稿、作品初版本、信件、手跡以及兩冊小學時的作文(是茅盾留存於世的最早墨跡)。後院正房6間，安放有茅盾夫人孔德沾女士的黑漆鏤花骨灰盒。茅盾(1896．7―1981．3)，原名沈德鴻，字雁冰，籍貫浙江桐鄉縣烏鎮。1916年開始從事文學活動。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茅盾全集》10卷本。逝世前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等職。茅盾生前把25萬元稿費捐作獎金，用於設立「茅盾文學獎」。
各界人士紀念茅盾
今天的時代、今天的作家應該以怎樣的方式紀念茅盾先生？
茅盾先生的一生，是筆耕不輟、嘔心瀝血、為文學事業傾盡全力的一生。我們緬懷茅盾先生的崇高精神，總結他的創作成就，就是要從革命前輩那裡汲取營養和力量，更好地為發展繁榮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勤奮創作、努力工作。
我們緬懷茅盾，用他的精神激勵今天的文學創作，對今天的文學創作隊伍來講，有多方面的啟示：在今天，我們仍然要堅定不移地走文學道路，雖然方方面面的情況發生變化，部分作家的注意力從文學創作轉移到其它領域，但仍然堅持要通過文學創作推出更好的作品。
經典名作
【長篇小說】:
《子夜》、《蝕》三部曲（包括《幻滅》、《動搖》、《追求》）、《腐蝕》 、《虹》、《鍛煉》、《霜葉紅似二月花》、《霜葉紅似二月花》續稿、《多角關系》
【短篇小說】:
《報施》、《創造》、《農村三部曲》（包括《春蠶》、《秋收》、《殘冬》）、 《大鼻子的故事》、《林家鋪子》、《色盲》、《詩與散文》、《石碣》、《手的故事》、《水藻行》、《小巫》、《煙雲》、《有志者》、《自殺》
【散文】:
《白楊禮贊》、《風景談》、《賣豆腐的哨子》、《人造絲》、《全運會印象》、《車中一瞥》、《鞭炮聲中》 、《談月亮》 、《霧中偶記》、《大地山河》

⑷ 商務印書館的歷史沿革

1897年，上海創辦，創辦人為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等。
1901年，張元濟投資商務印書館。 代印張元濟與蔡元培創辦的《外交報》。《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發售預約。嚴復譯《原富》（〔英〕亞丹·斯密著）由南洋公學印行（後歸商務印書館出版）。
1903年，設第一個分館於漢口。十月，正式成立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吸收日資，改進印刷。首次使用著作權印花。編印小學「最新教科書」。創刊《綉像小說》半月刊，主編李伯元。譯印《說部叢書》。 1907年在上海閘北寶山路建成印刷總廠和編譯所新址。印刷所、編譯所閘北寶山路新廈落成。始用珂羅版印刷。停辦小學師范講習班，附屬小學改組為尚公小學，由蔣維喬任校長。郁厚培赴日本學習照相製版技術。蔡元培應聘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書籍。出版《漢譯日本法規大全》八十冊，另附《解字》一冊，署南洋公學譯書院譯。出版《列國政要》三十二冊（清廷派員考察各國政治輯譯的資料）。
1909年將編譯所收藏古籍善本和參考書籍的圖書館定名為涵芬樓，後改名為東方圖書館，對外開放。改進銅鋅版和試制三色銅版，聘美籍技師指導。商務印書館董事局於三月初八舉行第一次會議，出席董事七人，張菊生為主席。辦商業補習學校，張元濟首任校長。辦藝徒學校。創刊《教育雜志》。出版孫毓修編譯《童話》一、二兩集（中國最早出版的「童話」）。出版《漢譯日本法律經濟辭典》（中國最早譯印的網路辭典）。與英國泰晤士報社協議印行所出《萬國通史》（中國出版社對外合作的最初嘗試）。
1914年，董事會收回日本股份。 設分館於香港。創制教育幻燈片。創刊《學生雜志》，歷任主編朱天民、楊賢江、陳功甫（1947年停刊）。出版康德《人心能力論：論意志能制病情》，德漢學家衛禮賢和周暹合譯。
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進犯淞滬。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總廠及編譯所、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被炸焚毀，損失巨大，被迫停業，解僱全部職工。八月一日復業，實行日出新書一種。十月，復刊《東方雜志》由胡愈之主編（第二十九卷第四號至第三十卷第六號）。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突然襲擊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次日上午，日軍飛機轟炸商務，位於寶山路的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尚公小學等皆中彈起火，全部焚毀。1932年，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潛入未被殃及的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縱火，全部藏書化為灰燼。五層大樓成了空殼，其狀慘不忍睹。
據統計，商務印書館資產損失1630萬元以上，占總資產的80%。最令人痛惜的是東方圖書館的全部藏書46萬冊，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共35000多冊；中國最為齊備的各地方誌2600多種，共25000冊，悉數燒毀，當時號稱東亞第一的圖書館一夜之間突然消失，價值連城的善本孤本圖書從此絕跡人寰，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難。有學者認為：火燒圓明園和商務印書館被炸，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劇。
日軍之所以要炸毀商務印書館，時日軍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幸一講的很明白：「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1933年，商務曾收到過一封日本浪人的恐嚇信，信中說：「爾中國敗孔道，立學堂，讀些國語三民主義與立共和，打倒帝國主義，惡劣之道行天下，……爾館獨銷學校之書，印些腐敗之物。上海毀爾書館，爾書館還是惡習不改，仍印三民之書、黨部之語。中國不忍傍觀，所以毀爾書館，今若不速改惡習，我軍到處，是商務印書館盡燒毀。」這段話更是說出了日軍轟炸商務印書館的原委。
1934年，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接受德國駐滬總領事代表德國各著名學術團體捐贈圖書三千餘冊。商務印書館印刷廠香港分廠新廈建成於北角。輯印《四部叢刊續編》，收書八十一種，一四三八卷。輯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編印《萬有文庫》第二集。 編印《幼童文庫》。出版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出版吳半農譯《資本論》（[德]馬克思著）第一卷第一分冊。影印《嘉慶重修一統志》。影印《六省通志》（湖南、浙江、廣東、畿輔、湖北、山東）。
1941年總管理處遷重慶。滬、港貨棧和印刷廠均被日軍劫持，《東方雜志》等被迫停刊。1944年，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開館。1946年，總管理處由重慶遷回上海。1948設台灣分館。1950商務印書館與三聯書店、中華書局、開明書店、聯營書店聯合組織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為新華書店以外的中國第二個發行系統。1951設總管理處駐京辦事處。編審部遷京。1954總管理處遷京，實行公私合營。商務印書館與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並。1957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分出，恢復商務印書館獨立建制。時代出版社（包括並入該社的五十年代出版社）建制撤銷，並入商務印書館。設香港辦事處。在港舉辦創業六十周年紀念會。出版《新華字典》（新一版）。 1958年，中國出版社業務分工，商務承擔了翻譯出版國外哲學社會科學和編纂出版中外語文辭書等出版任務，逐漸形成了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世界名人傳記」為代表的翻譯作品，和《辭源》《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英華大詞典》等為代表的中外文語文辭書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⑸ 鄭振鐸生平簡介啊

鄭振鐸
鄭振鐸（1898－1958年）是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然而，他卻出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他是否回過故鄉，他和故鄉有什麼關系，他的鄉情在其生活和創作中又有哪些表現和影響？由於他在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失事突然遇難殉職，生前未及一一談及。這些問題，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樣感到興趣，因而加以探索。

青年時代曾回故鄉

首先，要探索的是，鄭振鐸在青年時代是否回過故鄉？ 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後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後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並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啟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家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一個多月。這里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徵集有關的文物，徵集到一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一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掛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掛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一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

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後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遊行，後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後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凶。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一。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於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

熱情接待故鄉學子

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一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並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於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范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後，先了解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麼「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一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後，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後，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學雜志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贊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一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並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不忘故土鄉情深厚

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一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後，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後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系，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裡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一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

鄉情流露在作品中

我們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干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贊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來，並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一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借對故鄉的了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鄉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卻見著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遊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

綜上所述，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後，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並於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蘊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才離開故鄉的，老家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佔一田之隔的龍門鄉，這樣，鄭振鐸的一家仍然保持著家鄉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

福州之行收獲巨大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於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線三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一，曾在前線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並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線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面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線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著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面很繁榮，土特產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面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麼時候寫？回北京後，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一月多的慰問，收獲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獲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於他返北京後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卷，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一個多月里，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後，也未能再回故鄉！

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並非出於狹隘的家鄉觀念，他不論到哪裡，總是積極投入於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並且積極投入反帝斗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鄉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普通話）。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一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一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面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追懷！

回答者：金鬍子的貓 - 魔法師 四級 2-13 19:14

鄭振鐸

作者簡介：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筆名西諦、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後，曾作為學生代表參加社會活動，並和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雜志。1920年11月，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主編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文學周刊》，編輯出版了《文學研究會叢書》。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倡導寫實主義的「為人生」的文學，提出「血與淚」的文學主張。大革命失敗後，旅居巴黎。1929年回國。曾在生活書店主編《世界文庫》。抗戰爆發後，參與發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創辦《救亡日報》。和許廣平等人組織「復社」，出版了《魯迅全集》、《聯共黨史》、《列寧文選》等。抗戰勝利後，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創辦《民主周刊》，鼓動全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和平而斗爭。1949年以後，歷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民間研究會副主席等職。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雜記》，專著《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俄國文學史略》等。有《鄭振鐸文集》。

回答者：anhhf - 魔法師 四級 2-13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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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鐸（1898－1958年）是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然而，他卻出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他是否回過故鄉，他和故鄉有什麼關系，他的鄉情在其生活和創作中又有哪些表現和影響？由於他在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失事突然遇難殉職，生前未及一一談及。這些問題，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樣感到興趣，因而加以探索。

青年時代曾回故鄉

首先，要探索的是，鄭振鐸在青年時代是否回過故鄉？ 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後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後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並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啟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家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一個多月。這里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徵集有關的文物，徵集到一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一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掛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掛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一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

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後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遊行，後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後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凶。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一。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於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

熱情接待故鄉學子

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一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並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於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范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後，先了解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麼「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一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後，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後，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學雜志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贊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一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並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不忘故土鄉情深厚

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一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後，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後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系，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裡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一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

鄉情流露在作品中

我們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干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贊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來，並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一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借對故鄉的了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鄉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卻見著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遊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

綜上所述，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後，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並於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蘊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才離開故鄉的，老家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佔一田之隔的龍門鄉，這樣，鄭振鐸的一家仍然保持著家鄉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

福州之行收獲巨大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於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線三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一，曾在前線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並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線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面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線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著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面很繁榮，土特產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面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麼時候寫？回北京後，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一月多的慰問，收獲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獲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於他返北京後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卷，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一個多月里，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後，也未能再回故鄉！

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並非出於狹隘的家鄉觀念，他不論到哪裡，總是積極投入於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並且積極投入反帝斗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鄉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普通話）。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一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一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面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追懷！

⑹ 申報和商務印書館是在這怎麼樣的歷史背景下創辦的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 (CP)是中國出版業中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1897年創辦於上海，1954年遷北京。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
商務印書館的創立標志著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始。以張元濟、夏瑞芳為首的出版家艱苦創業，為商務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早在商務創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並從此先後延請高夢旦、王雲五等一大批傑出人才，開展以出版為中心的多種經營，實力迅速壯大，編寫大、中、小學等各類學校教科書，編纂《辭源》等大型工具書，譯介《天演論》《國富論》等西方學術名著，出版魯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現當代著名作家的文學作品，整理《四部叢刊》等重要古籍，編輯「萬有文庫」「大學叢書」等大型系列圖書，出版《東方雜志》《小說月報》《自然界》等各科雜志十數種，創辦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校，製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攝電影等。
新中國成立後，商務積極完成公私合營改造，並1954年遷至北京，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開始了新的奮斗歷程。1958年，中國出版社業務分工，商務承擔了翻譯出版國外哲學社會科學和編纂出版中外語文辭書等出版任務，逐漸形成了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世界名人傳記」為代表的翻譯作品，和《辭源》《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英華大詞典》等為代表的中外文語文辭書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1897年，上海創辦，創辦人為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等。
1901年，張元濟投資商務印書館。 代印張元濟與蔡元培創辦的《外交報》。《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發售預約。嚴復譯《原富》（〔英〕亞丹·斯密著）由南洋公學印行（後歸商務印書館出版）。
1903年，設第一個分館於漢口。十月，正式成立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吸收日資，改進印刷。首次使用著作權印花。編印小學「最新教科書」。創刊《綉像小說》半月刊，主編李伯元。譯印《說部叢書》。
1907年在上海閘北寶山路建成印刷總廠和編譯所新址。印刷所、編譯所閘北寶山路新廈落成。始用珂羅版印刷。停辦小學師范講習班，附屬小學改組為尚公小學，由蔣維喬任校長。郁厚培赴日本學習照相製版技術。蔡元培應聘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書籍。出版《漢譯日本法規大全》八十冊，另附《解字》一冊，署南洋公學譯書院譯。出版《列國政要》三十二冊（清廷派員考察各國政治輯譯的資料）。
1909年將編譯所收藏古籍善本和參考書籍的圖書館定名為涵芬樓，後改名為東方圖書館，對外開放。改進銅鋅版和試制三色銅版，聘美籍技師指導。商務印書館董事局於三月初八舉行第一次會議，出席董事七人，張菊生為主席。辦商業補習學校，張元濟首任校長。辦藝徒學校。創刊《教育雜志》。出版孫毓修編譯《童話》一、二兩集（中國最早出版的「童話」）。出版《漢譯日本法律經濟辭典》（中國最早譯印的網路辭典）。與英國泰晤士報社協議印行所出《萬國通史》（中國出版社對外合作的最初嘗試）。
1914年，董事會收回日本股份。 設分館於香港。創制教育幻燈片。創刊《學生雜志》，歷任主編朱天民、楊賢江、陳功甫（1947年停刊）。出版康德《人心能力論：論意志能制病情》，德漢學家衛禮賢和周暹合譯。
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進犯淞滬。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總廠及編譯所、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被炸焚毀，損失巨大，被迫停業，解僱全部職工。八月一日復業，實行日出新書一種。十月，復刊《東方雜志》由胡愈之主編（第二十九卷第四號至第三十卷第六號）。 [8]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突然襲擊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次日上午，日軍飛機轟炸商務，位於寶山路的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尚公小學等皆中彈起火，全部焚毀。1932年，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潛入未被殃及的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縱火，全部藏書化為灰燼。五層大樓成了空殼，其狀慘不忍睹。
據統計，商務印書館資產損失1630萬元以上，占總資產的80%。最令人痛惜的是東方圖書館的全部藏書46萬冊，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共35000多冊；中國最為齊備的各地方誌2600多種，共25000冊，悉數燒毀，當時號稱東亞第一的圖書館一夜之間突然消失，價值連城的善本孤本圖書從此絕跡人寰，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難。有學者認為：火燒圓明園和商務印書館被炸，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劇。
日軍之所以要炸毀商務印書館，時日軍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幸一講的很明白：「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1933年，商務曾收到過一封日本浪人的恐嚇信，信中說：「爾中國敗孔道，立學堂，讀些國語三民主義與立共和，打倒帝國主義，惡劣之道行天下，……爾館獨銷學校之書，印些腐敗之物。上海毀爾書館，爾書館還是惡習不改，仍印三民之書、黨部之語。中國不忍傍觀，所以毀爾書館，今若不速改惡習，我軍到處，是商務印書館盡燒毀。」這段話更是說出了日軍轟炸商務印書館的原委。
1934年，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接受德國駐滬總領事代表德國各著名學術團體捐贈圖書三千餘冊。商務印書館印刷廠香港分廠新廈建成於北角。輯印《四部叢刊續編》，收書八十一種，一四三八卷。輯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編印《萬有文庫》第二集。 編印《幼童文庫》。出版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出版吳半農譯《資本論》（[德]馬克思著）第一卷第一分冊。影印《嘉慶重修一統志》。影印《六省通志》（湖南、浙江、廣東、畿輔、湖北、山東）。
1941年總管理處遷重慶。滬、港貨棧和印刷廠均被日軍劫持，《東方雜志》

商務印書館近照等被迫停刊。 1944年，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開館。1946年，總管理處由重慶遷回上海。1948設台灣分館。[15] 1950商務印書館與三聯書店、中華書局、開明書店、聯營書店聯合組織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為新華書店以外的中國第二個發行系統。1951設總管理處駐京辦事處。編審部遷京。 1954總管理處遷京，實行公私合營。商務印書館與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並。 1957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分出，恢復商務印書館獨立建制。時代出版社（包括並入該社的五十年代出版社）建制撤銷，並入商務印書館。設香港辦事處。在港舉辦創業六十周年紀念會。出版《新華字典》（新一版）。
1958年，中國出版社業務分工，商務承擔了翻譯出版國外哲學社會科學和編纂出版中外語文辭書等出版任務，逐漸形成了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世界名人傳記」為代表的翻譯作品，和《辭源》《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英華大詞典》等為代表的中外文語文辭書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申報

《申報》原名《申江新報》，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創刊，1949年5月27日停刊。為近代中國發行時間最久、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報紙，是中國現代報紙開端和標志。它前後總計經營了77年，歷經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三個時代，共出版27000餘期[1] ，出版時間之長，影響之廣泛，同時期其它報紙難以企及，在中國新聞史和社會史研究上都佔有重要地位，被人稱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網路全書」。
1872年英商美查創辦，以贏利為主要目的的商業報紙。在外國人辦的報刊中，由中國人主執筆政的，《申報》是第一家。《申報》對新聞業務進行的改革：一是發表政論文章。報紙的言論要「有系乎國計民生」，要「上關皇朝經濟，下知小民稼穡之苦」。二是改革新聞報道。重視新聞的真實性，日本侵略台灣，美查為了了解事實真相，派人去台灣采訪，這是上海中文報紙中軍事通訊的開端，也是《申報》重視新聞真實性的反映。其次是注重反映社會實際生活，連續三年報道「楊乃武冤案」，這是當時中文報刊中最早最長的連續報道，最後披露了冤案的真相。三是重視發表副刊性文字。四是經營副業。①創辦文藝雜志。1872年11月11日《申報》發行我國第一份文藝期刊《瀛寰鎖記》；②出版白話新聞報。1876年3月30日《申報》創辦我國第一份使用白話文和標點符號的通俗報紙《民報》；③編印畫報。1877年《申報》出版《寰瀛畫報》，1884年5月8日創辦我國第一份時事畫報《點石齋畫報》；④印書。此外，《申報》館還開辦了江蘇葯水廠，肥皂廠等，並由此在1889年組成「美查有限公司」，總資產達白銀30萬兩，超過創刊基金180多倍，實現了美查的「贏利」的目的。
提要：《申報》創辦於1872年4月30日。歷經了清朝同治、光緒和宣統三個朝代，又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各個歷史階段，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時停刊。1982年上海市委和市出版局做出決定，委託上海書店以影印的方式保存並出版全套《申報》。
為何下如此大的氣力保存《申報》？
尋其原因，一是完整存世的《申報》僅有一套，不成套的大都已紙質鬆脆，風化發黃，很難翻檢；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申報》不僅是中國最早出版的報紙之一，還因為它堪稱中國近代史史料之寶庫。
《申報》是體現新聞自由的典範
1908年的《申報》，在光緒去世前的幾個月里，一直密切關注其病情的變化，連續報道達30次以上，並多次刊出御醫入診的 「脈案」和葯方。茲將有關內容擇要摘錄如下：
1908年6月23日「陳御醫請脈近聞」：「皇上違和，近 日耳響發堵、腰酸足痛諸症依然如舊，而口乾心煩、大便溏稀、頭蒙覺疼、夜寐不實等症亦未見增減。
1908年8月22日：「江督所保御醫周景濤，於月初到京，進內請脈，所開葯方與陳、曹各醫所開者不甚相同。據內監雲，近兩月來，各醫所開葯方，皇上輒不願飲，十劑之中僅服一二劑，獨周醫之葯，頗得聖上歡心，故四日之中已診三次。」（周景濤的脈案葯方略）
1908年11月16日，《申報》發布光緒帝駕崩的電訊：「上病大漸，今日酉正二刻升遐。」這條電訊附一按語：「此電於前夜接到，因恐不確，未錄昨報。」

申報相關圖片(6張)
《申報》刊發的這些消息，不是來自官方的通報，而是通過自己的信息渠道獲得的獨家新聞。值得注意的是，《申報》的報道持續近半年之久，並未受到清政府的干涉，為《申報》提供消息的人亦安然無事，一直不斷地發來最新的消息，《申報》在報道中還經常標明「據內廷人雲」、「據內監雲」等，以顯示消息之 可靠。有報史雲：「光緒末葉數年，出報既不報知官廳，其言論之自由，可謂有聞必錄。對於政治之得失，內外大員之善惡，皆可盡情指責；人民之冤抑隱疾，更可盡情登載。」這是 中國近代史上新聞最開放的一段時期，否則，像「聖躬違和」這樣的宮廷秘事，是不可能得到公開傳播的。

⑺ 茅盾的資料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鴻，字雁冰。漢族，浙江嘉興桐鄉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和文化活動家以及社會活動家，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之一，我國革命文藝奠基人之一。1896年7月4日生於浙江桐鄉縣烏鎮。這是個太湖南部的魚米之鄉，是近代以來中國農業最為發達之區，它毗鄰著現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薈萃的地方，這里成就了茅盾勇於面向世界的開放的文化心態，以及精緻入微的筆風。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稍稍平穩便秘密寫作《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稿」和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茅盾於1981年3月27日辭世。
茅盾（沈德鴻）簡介
許多中國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師」是寡母，茅盾即由其繼母養育長大。7歲時，茅盾隨父親進了家塾，由繼母親自指導，學習新學。8歲時，父親病重，入烏鎮立志小學讀書，後轉入值材高級小學，從 毛澤東主席與周揚、茅盾、郭沫若
他的留存作文中就可見得他流露出憂國憂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緒。13歲時，在母親幫助下，踏上到湖州的火車，結束童年時代，開始了中學生活。16歲時中秀才，通曉中醫，具有開明思想的維新派人物，頗重新學。從北京大學預科讀畢，無力升學，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說月報》，成為文學研究會的首席評論家，也是「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積極開展革命文藝運動，在魯迅及其作品研究方面有開創性貢獻。他的學識和才能被總經理和編輯所所長發現，被調到國文部，幫助老先生孫毓修合作譯文。茅盾在一個月內譯完面向青年的通俗讀物，取名《衣》，後又譯了《食》和《住》，後又幫他編《童話》一刊，這是茅盾開始文學創作的第一站，1918年，寫出了童話《尋快樂》，他的童話作品還有《大槐國》《負國報恩》《樹中餓》《驢大哥》《金龜》《飛行鞋》《怪花園》《風雪雲》。就在這時候，他參與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下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秘書，宣傳部的代部長是毛澤東。國共合作破裂之後，自武漢流亡上海、日本，開始寫作處女作《蝕》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說家的筆。這段上層政治斗爭的經歷鑄成他的時代概括力和文學的全社會視野，早期作品的題材也多取於此。左聯期間他寫出了長篇小說《子夜》、短篇小說《創造》、《林家鋪子》、「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抗戰時期，輾轉於香港、新疆、延安、重慶、桂林等地，發表了長篇小說《腐蝕》《霜葉紅似二月花》《鍛煉》和劇本《清明前後》等。他還創作了《白楊禮贊》、《風景談》、《森林中的紳士》等散文，以象徵手法表達自己復雜的情感。文藝界為他慶了五十壽辰，他的聲名日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歷任文聯副主席、文化部長、作協主席，並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已很難分身創作。
茅盾筆名
茅盾、郎損、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刑天、刑風、沈余、微明、東方未明、石萌等，都是他用過的筆名，他還有許多筆名，有幾十個。不過，茅盾和蒲牢是他最常用的筆名。 「茅盾」由來
茅盾生前照片(11張)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武漢的汪精衛和南京的蔣介石實行了臭名昭著的寧漢合流，對革命人士大肆屠殺，國內形勢急轉直下，非常險惡。沈雁冰由於參加革命活動，不得不離開武漢，最後到了上海，住在景雲里。恰好，這時魯迅和葉聖陶也住在這里。沈雁冰不便出門，又沒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現了問題，於是就動手寫起小說來。可有許多的報社都不登他的文章，於是他寫文章的時候內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筆名是「矛盾」。後來，他把寫好的小說手稿給葉聖陶看，葉聖陶看後非常高興，就決定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可葉聖陶認為「矛盾」是個哲學名詞，不像一個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並且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使用如此尖銳的筆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張在「矛」字上加了一個草字頭，改作「茅盾」。沈雁冰對這一改動也很滿意，以後就一直以此為筆名了。 茅盾當時寫的這部小說，就是著名的《蝕》三部曲：《幻滅》《動搖》和《追求》。
編輯本段茅盾的生平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於浙江桐鄉縣烏鎮。父親沈永錫，清末秀才，通曉中醫，是具有開明思想的維新派人物，頗重視新學，除聲、光、化、電和數學等自然科學外，也喜歡傳播進步思潮的社會科學著作。母親陳愛珠，是一位通文理、有遠見而性格堅強的婦女。茅盾10歲喪父，童年時代，就接受了母親所教的文學、地理和歷史知識。茅盾說，「我的第一個啟蒙老師是我母親」。
茅盾的啟蒙教育開始較早。小學前便讀過家塾、私塾。8歲入烏鎮立志小學讀書，後轉入植材高級小學，成為該校第一班學生。在這里，他不僅讀到了國文、修身和算術教科書，並且對繪畫發生了興趣。那時，在一般守舊人的眼光里，小說之類被稱為誨淫誨盜的「閑書」，是不準孩子們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達的父母的允許。《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這時愛讀的書。從茅盾小學時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見，當時便流露出憂國憂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緒。 茅盾的中學時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學度過的。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學堂插班二年級讀書，1911年秋季轉入嘉興中學堂。不久，辛亥革命爆發，茅盾熱情地迎接了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義務宣傳員來。在學校里，由茅盾和幾個同學發動，抨擊了一個不得眾望的學監，而被學校除名。於是，他便轉入杭州安定中學校學習，並在那裡畢業。在中學時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師長，給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積極的指導，但整個的學習空氣是陳舊的。「書不讀秦漢以下，駢文是文章之正宗，詩要學建安七子；……氣度要清華疏曠」（《我的中學時代及其後》）。這一切曾給茅盾以古典文學的修養，但在他的回憶里更多的卻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東西，他幾乎把課余時間都消磨在看小說上。古典小說啟迪了他的文思，同時也在他的作文格調上顯露出印跡。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預科畢業後，由於家庭經濟的窘迫，便開始工作謀生。 1916年8月，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開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課卷,繼之和別人合作譯書。這樣，便有最初的翻譯《衣食住》（卡本脫著）問世。不久，又到國文部編寫《中國寓言》，一面也參與《學生雜志》的編輯工作。 1920年初，「五四」文學革命深入開展中,茅盾開始主持大型文學刊物《小說月報》「小說新潮欄」的編務工作。這時連續撰寫了《小說新潮宣言》《新舊文學平議之平議》和《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等論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學見解。同年11月，茅盾接編並全部革新了《小說月報》；12月底，與鄭振鐸、王統照、葉紹鈞、周作人等聯系，並於1921年1月發起成立了「文學研究會」。當時，茅盾主要從事文學理論的探討、文學批評和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據不完全統計，1921年度，茅盾發表的譯著約130餘篇。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於文學革命活動。兩年後，由於商務印書館守舊派對《小說月報》的革新不滿，茅盾辭去了該刊的主編職務，轉到國文部工作。 與此同時，茅盾積極參加社會革命活動。 1921年初，茅盾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同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他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1922年後，曾以《小說月報》編務為掩護，從事黨中央聯絡員工作。這時期，也曾先後在黨所辦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學任教，為革命事業培養幹部。 1925年5月10日，沈雁冰在《文學周報》第127期發表長篇論文《論無產階級藝術》。本月17日，31日和10月24日出版的《文學周報》第173、175和196期繼續刊載，這是1924年提出革命文學的口號之後沈雁冰為了對無產階級藝術的各個方面試作探討，同時也清理自己過去的文學藝術觀點而寫的。 文章共分5節。第一節探討無產階級藝術的形成；第二節論述無產階級藝術產生的條件;第三節探討對無產階級藝術的范疇；第四節蘇聯的文藝現象討論無產階級藝術的內容;第五節討論無產階級藝術的形成。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茅盾直接投身於群眾革命運動。6月，和鄭振鐸等創辦了《公理日報》，不久被迫停刊。8月，作為職工代表，參加了商務印書館的罷工斗爭。國民黨召開西山會議後，茅盾和惲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組織了國民黨左派的上海市黨部。 1925年底，茅盾和惲代英等被選為左派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代表，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留廣州工作，在毛澤東任代理部長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作秘書。 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後，茅盾返滬。10月，北伐軍佔領武漢，成立國民政府。茅盾赴武漢，先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教官 1927年春，出任漢口《民國日報》主編。從4月至7月間，為該刊撰寫社論、述評30餘篇。7月，汪精衛組織「分共會議」，公開叛變革命，茅盾撤離武漢，准備參加南昌起義，抵九江後因路途阻塞，經牯嶺回上海。這時，又遭國民黨反動派通緝。從此，他以茅盾為筆名，開始創作和其他文學活動。 1927年9月,發表《幻滅》， 1928年6月，又先後完成《動搖》《追求》──即三部曲《蝕》的創作。同年7月，離上海去日本，先住東京，後遷京都。客居日本期間寫有長篇小說《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說、散文詩作；以及《神話雜論》《西洋文學通論》和《北歐神話ABC》《中國神話研究ABC》等著作；《從牯嶺到東京》《讀〈倪煥之〉》等論文。 1930年4月,茅盾從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一度擔任「左聯」執行書記。從此，茅盾和魯迅在一起，從事革命文藝活動和社會斗爭。 1931年，抗議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政策，魯迅和茅盾等發表了《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 1932年2月，發表《上海文藝界告世界書》和《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傳來，魯迅、茅盾等8名作家發起《為橫死之小林遺族募捐啟》；7月，致電南京政府營救被監禁的國際工聯的牛蘭夫婦。 1934年9月，茅盾協助魯迅創辦《譯文》雜志，為進步文學的翻譯事業開拓了新路。 1936年2月，當獲悉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後，魯迅與茅盾發出致中共中央賀電：「在你們身上，寄託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同年10月，茅盾和許多文藝工作者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號召建立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年，十年來，是茅盾創作的成熟和豐收的階段。這期間，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長篇《子夜》。《子夜》是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狀貌的小說。它的出版,顯示了左翼文學的實績，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歷史途程上的里程碑。瞿秋白評價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子夜〉與國貨年》）。與此同時，還完成優秀的短篇小說《林家鋪子》《春蠶》《秋收》《殘冬》等的創作；翻譯了丹欽科的《文憑》和吉洪諾夫的《戰爭》等書；此外還在《申報·自由談》《太白》《文學》等刊物上寫下了大量的雜文、文藝短評和作家研究專論。 1937年抗戰初期，他參加了《救亡日報》的工作，主編《吶喊》（後改名《烽火》）。上海淪陷後，茅盾輾轉長沙、武漢、香港、廣州等地。 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茅盾被選為理事。4月，他主編的《文藝陣地》在廣州創刊，同時又為在香港復刊的《立報》編輯副刊《言林》。長篇小說《第一階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裡跑？》），便是這時完成的。12月，應杜重遠的邀請，經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 1939年3月抵新疆。在新疆學院任教。4月新疆文化協會成立，茅盾被推舉為委長。 1940年，新疆的統治者盛世才反動面目日益顯露，茅盾被迫於4月底離開新疆，經蘭州、西安於5月末抵達延安。在延安期間,曾在魯迅藝術文學院、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講學。在《中國文化》《大眾文藝》等報刊撰文多篇。10月，從延安到達重慶，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常委。這時，陸續完成了優秀散文《風景談》《白楊禮贊》的創作。 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統治區政治逆流日趨嚴重，茅盾和大批進步文化人士離開重慶到香港。5月，鄒韜奮主持的《大眾生活》周刊創刊，茅盾為編委；並在該刊連載了長篇小說《腐蝕》，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9月，主編《筆談》半月刊，計7期。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軍攻佔香港，茅盾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游擊隊的幫助下，離開香港輾轉達桂林。在桂林的9個月期間，寫下了長篇《霜葉紅似二月花》和《劫後拾遺》等作品。 1942年底再赴重慶。 1943年8月起，長篇《走上崗位》陸續發表（未完成） 1945年，完成了第一個劇本《清明前後》的創作，並於9月在重慶上演。這一年的6月，進步的文藝界為紀念茅盾創作活動二十五周年，舉行了慶祝會，並發起茅盾文藝獎金徵文。 1946年3月，抗戰勝利後，茅盾離開重慶，經廣州、香港,5月到達上海。主編《文聯》雜志；並參加呼籲和平、爭取民主的活動。在香港期間，曾連續發表《應走和平民主路線》《認清國情》等講演。6月，和上海進步文化界一起呼籲和平，發表《上書蔣主席馬歇爾及各黨派》；7月，李公朴、聞一多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後，茅盾等致電國際人權保障會，揭露國民黨罪行；10月，沈鈞儒、茅盾等發表《我們要求政府切實保障言論自由》等文章。同年,翻譯的蘇聯小說集《人民是不朽的》《團的兒子》《蘇聯愛國戰爭短篇小說譯叢》出版。同年末，茅盾夫婦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邀請,離上海赴蘇聯訪問。
俄文本茅盾文集(20張)1947年1月起《游蘇日記》陸續發表。4月，從蘇聯歸國到達上海。這次訪問，著有《蘇聯見聞錄》《雜談蘇聯》兩部書。這時，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愈加殘酷地實行法西斯統治，茅盾被迫於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發表《致國內文化界同人書》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愛國人士聯名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吁請海內外同胞團結起來,促成新政治協商會議早日召開。7月，參與了《小說》月刊的編委工作，9月，主編在香港復刊的《文匯報·文藝周刊》。長篇小說《鍛煉》便是在該刊連載的，此外還寫作了一些短篇，並完成了《脫險雜記》。同年底，應中國共產黨的邀請，茅盾夫婦離香港，經大連、沈陽，於1949年2月到達和平解放後的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7月，茅盾出席了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並在會上作了《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國統區文藝》的報告。會上，當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茅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長職務，主編《人民文學》雜志，當選為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歷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和第四屆、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嚴重考驗中，茅盾始終與黨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全國文聯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茅盾的著述計有《鼓吹集》《鼓吹續集》《夜讀偶記》《關於歷史和歷史劇》和《茅盾詩詞》（包括建國前的部分），晚年，經受著病衰的苦痛，仍致力於回憶錄的撰寫工作。 茅盾的著作，經人民文學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計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脫險雜記》《茅盾論創作》《茅盾文藝雜論集》《茅盾文藝評論集》《茅盾譯文選集》《世界文學名著雜談》《神話研究》、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以及長篇《鍛煉》等。人民文學出版社自1983年起陸續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錄了他的全部文學著作。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吐露出心聲，他是李漢俊介紹入黨的，應當是共產黨最早的黨員，因戰爭原因與黨失去了聯系，盼望死後仍承認他是黨員之一。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他的黨籍的決定，明確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後參加了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的一批黨員。」這一正確結論，也是對李漢俊革命功勞的肯定。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於北京。臨終前，他懇切地向黨提出：「如蒙追認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這將是我一生最大榮耀。」中共中央根據茅盾的請求和他一生的表現，決定恢復他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黨齡從1921年算起。他以自己的積蓄設立文學獎金（後定名為「茅盾文學獎金」），獎勵優秀的長篇小說創作。他的作品《森林中的紳士》被選入人教版六年級下冊

⑻ 《香市》的作者及分析

1、《香市》的作者是矛盾。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鴻，筆名茅盾、郎損、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省嘉興市桐鄉市人。
茅盾出生在一個思想觀念頗為新穎的家庭里，從小接受新式的教育。後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畢業後入商務印書館工作，從此走上了改革中國文藝的道路，他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中國革命文藝的奠基人。
2、作品分析
本文通過記述浙江桐鄉烏鎮「香市」今昔的變化，即小見大，寫出了大革命失敗後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日益凋敝及其對市鎮的影響，反映了舊中國由封建經濟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轉變，並沒有給農村帶來發展和繁榮。
作品主要採用今昔對比的寫作方法。全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追憶往昔香市的熱鬧場面，第二部分描述重興香市的冷落情景。通過今與昔、冷落與熱鬧的對比來表現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