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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愚集pdf

發布時間:2022-04-22 15: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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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黑羊與灰鷹

作者:(英) 麗貝卡·韋斯特

譯者:向洪全

豆瓣評分:8.1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年份:2019-4

頁數:1134(全三冊)

內容簡介:

◆史詩級的紀實文學典範 逾半世紀歷久不衰的巴爾干必讀文本

◆蘭登書屋、《衛報》、《國家評論》一致評選為「20世紀百佳非虛構作品」

···

【內容簡介】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新舊歐洲的轉折點,作為歐洲火葯桶的巴爾干,在 20 世紀 40 年代前後的命運截然不同。 本書觀照了自 14 世紀中葉至「二戰」爆發這漫長歲月中的巴爾干歷史。 這片土地經歷過什麼?為什麼會蛻變為浸透鮮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連串難解的謎團和苦難又是否有跡可循?

本書以作者巴爾干之行的沿途見聞為線索,追溯了巴爾干歷史上緣於民族、宗教、地緣等因素的內外政治糾葛與軍事沖突;也在對當地居民生存現狀的見證中,力圖揭示當地各民族命運的悲劇之謎——巴爾干苦難之人的內心始終涌動著一股為神聖犧牲的、如鷹般洶涌的渴望,他們祈盼著,猶如被獻祭的羔羊以毀滅的姿態達至永恆。 這種獨特的精神稟賦,指引巴爾幹人超越苦難,也滑向了悲劇的深淵。

20 世紀不可不讀的游記作品。

——羅伯特·D. 卡普蘭(作家、地緣政治學家,獲評「100 位全球頂級思考者」之一)

能稱得上偉大的游記鳳毛麟角,《黑羊與灰鷹》足以名列其中。

——《紐約書評》

這本書是對世界上一個尤為紛繁復雜的地區的深入調查。其見解之深刻、視角之獨特,必將使讀者更加深刻地了解和同情巴爾干。

——《華爾街日報》

文學巨匠麗貝卡·韋斯特……其優雅而充滿洞見的作品如此耀眼,20 世紀幾乎沒有人能夠超越。

——《紐約客》

深具才華的現代英語小說家、評論家(麗貝卡)不僅極大地拓展了「旅行文學」的寫作范圍和形式,也為這種寫作注入了深度的思考。可以說,《黑羊與灰鷹》是這一文學領域的扛鼎之作。

——《紐約時報》

對於任何對巴爾干有興趣的讀者,這都是一部必讀之作。

——《紐約先驅報》

處處閃現激情、睿智、愛與恨,以及對生命本能的渴望……這絕對是一部不會在時間中褪色的永恆史詩。

——《觀察家報》

百萬字的描寫與觀察、分析與前瞻,在今天這個閱讀僅限於潦草與匆忙的時代,看起來是那麼奢侈、那麼自信、那麼驕傲,卻是那麼強有力地活著。

——陳丹燕

在韋斯特筆下,「二戰」前的巴爾干,如同「總是處於酣睡與清醒的國度」。酣睡與清醒,彷彿仇恨和寬恕的隱喻,幾百年來帶著迷戀與犧牲的雙重精神,讓我們看到了巴爾干悖謬性的宿命般的厄運。

——柴春芽

對我的寫作影響最大的作家,如果只能選一位,那就是《黑羊與灰鷹》的作者麗貝卡·韋斯特。

——傑夫·戴爾(英國國寶級作家)

【編輯推薦】

◆ 相比旅行文學,《黑羊與灰鷹》更近於一部史詩。三度游歷之外,作者投入了五年時光,「殫精竭慮」,將盤根錯節的歷史和現狀、不同視野下的記憶與情感,連同最幽邃的精神剖析一同編入這部宏大的文本,構成一幅闊大的、層次豐富的圖景。韋斯特的寫作是一股思想的洪流,觀察與玄思無時無刻不錯雜而行,其間更深藏著對人類及其無盡的愚蠢和悲劇的理解與同情。

 ◆ 它也是一幅「二戰」邊緣的歐洲畫像。從作者的游歷到成書,世界歷史從「一戰」後的暗流涌動最終滑入了新一輪戰局;就在作者寫作的收尾時刻,巴爾干深陷納粹炮火,再次經歷苦痛抗爭和各方抉擇。它以強烈的在場感,見證了一個一切要素彼此撞擊的時刻。

 ◆ 作為一份對世界上民族、地緣狀況最復雜地區的調查,這部巨著不僅記錄了遙遠過去,也照亮了正在發生的歷史。今日再讀,我們不只是在遠望斯拉夫人身畔濃厚的陰影,也是在檢視當下世界裡那些斗爭的陰雲、仇恨的火種。

 ◆《黑羊與灰鷹》是巴爾干歷史與民族志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成為其後的寫作者、研究者反復回溯的文本。半個世紀後,著名地緣政治學家、作家羅伯特·卡普蘭將此書視作自己巴爾干之行的隨身指南,並在書中以專文致敬,「我的那本《黑羊與灰鷹》已被翻閱了無數次,寫滿了注釋,我寧願丟失護照與金錢,也不願意把它給弄丟了。」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

英國文學家、文學評論家、記者、旅行作家。韋斯特終身致力於女權與自由主義的社會改革運動。2004年以來,其生平事跡兩次被改編並搬上話劇舞台;1959年憑借文學成就獲封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勛章,1950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榮譽院士。

韋斯特著作等身,另有《叛逆的意義》《溢出的泉水》《思想的蘆葦》《真實的夜晚》《士兵的歸來》。《黑羊與灰鷹》被公認為韋斯特的代表作品,《士兵的歸來》於1982年被改編為同名電影。其作品被譯為多國文字暢銷世界

❸ 歷史上姓葛的名人

1、葛洪

丹陽句容人,葛玄曾孫,東晉道教理論家、醫學家、煉丹術家。自號抱朴子,好神仙導養之法,後卒於羅浮山。其對化學、醫學的發展有一定貢獻,著有《抱朴子》等傳世。



2、葛邲

吳興(今屬浙江省)人,宋代名臣。祖籍丹陽,進士及第,官刑部尚書。紹熙年間任左丞相,論疏皆切中時弊。身居相位,能遵守法度,推薦人才。

3、葛密

江陰(今屬江蘇省)人,宋代官吏。中進士,任光州推官,善於審決案件,官至太常博士。性格淡泊,號草堂逸老。

4、葛林

浙江省杭州人,明代太醫院官。善小兒科,杏林懸壺,醫術高超,因一匕葯治癒襁褓中的明武宗,而名聲大噪,累官太醫院判。有《杏塢秘訣》。

5、葛從周

濮州鄄城(今屬山東省)人,五代十國名將。其心情豁達,智勇兼備,先從黃巢,後從朱溫,曾於陣前浴血奮戰救助朱溫,頻戰克敵,戰功顯赫,累任兗州節度使、潞州節度使、太子太師、檢校太師等高職,並封陳留郡王。

❹ 滿庭芳·扉映琉璃意思

詞牌名1,一首詩的命題,詩人遠在他鄉伸出懷念

❺ 醫學界偉人故事

以下是中國古代10位 醫學偉人, 希望對您有幫助
1.黃帝,是我國遠古時期的傑出英雄和領袖人物,姓公孫,名軒轅,號有熊,因最早於姬水之地(沮水)奠定了他的功業基礎,故又姓姬,因出生並主要活動於陝北黃土高塬,而被尊稱為黃帝。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完成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過渡,結束了野蠻時代,中華民族開始步入文明,黃帝聯合炎帝,戰勝蚩尤,統一中原部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有共主的國家,促進了華夏民族的形成,黃帝時代的制衣冠、造舟車、營蠶桑、創文字、建醫學、定算數、發明指南車,為中華古國的悠久文明和傳統文化奠定了基礎。他被後世認為是中醫學的始祖,相傳《黃帝內經》便是他與朝臣歧伯等的對話編輯而來。
2.岐伯,我國遠古時代最著名的醫生。他從小善於思考,有遠大的志向,喜歡觀察日月星辰、風土寒暑、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事物和現象。還懂音樂,會做樂器,測量日影,多才多藝,才智過人。後見許多百姓死於疾病,便立志學醫,四處尋訪良師益友,精於醫術脈理,遂成為名震一時的醫生。黃帝為療救民疾,尊他為老師,一起研討醫學問題。《黃帝內經》多數內容即以他與黃帝答問的體裁寫成。岐伯又尊稱為岐天師

據有關史志書目記載,託名岐伯的著作約有8種:1《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岐伯按摩》十卷;2.《隋書·經籍志》載《岐伯經》十卷;3.《新唐書·藝文志》載《岐伯灸經》一卷(《宋史·藝文志》則載為《黃帝問岐伯灸經》);4.《宋史·藝文志》載《岐伯針經》一卷;5.《通志·藝文略》載《黃帝岐伯針論》二卷;6.《通志·藝文略》載《岐伯精藏論》一卷;7.《崇文總目》載《黃帝岐伯論針灸要訣》一卷(《宋史·藝文志》則載為《岐伯論針灸要 訣》);8.《竹堂書目》載《岐伯五藏論》。

岐黃為岐伯與黃帝二人的合稱,相傳為醫家之祖。醫學奠基之作《黃帝內經》的主要內容以黃帝、岐伯問答的體裁寫成,因而後世用即以「岐黃」代稱《內經》。並由此引申而專指正統中醫、中醫學,更多的則是作為中醫、中醫學的代稱。同時,由「岐黃」組合的新詞,也各有自己相應的意義。如「岐黃之術」、「岐黃之道」指中醫學術或醫術、中醫理論;「岐黃家」指中醫生、中醫學家;「岐黃書」指中醫書;「岐黃業」指中醫行業等等。

3.炎帝,即神農氏神農氏本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領,後發明農具以木製耒,教民稼穡飼養、制陶紡織及使用火,以功績顯赫,以火得王,故為炎帝,世號神農,曾建都山東曲阜,並被後世尊為農業之神。

神農氏又曾跋山涉水,嘗遍百草,找尋治病解毒良葯,以救夭傷之命,後因誤食「火焰子」腸斷而死。《神農本草經》即是依託他的著作。炎帝神農在位120年。因而,炎帝被認為是中葯學的始祖。

4.張仲景(公元150-219年),名機,字仲景,古代偉大的醫學家。東漢南陽郡人,河南南陽醫聖張仲景的故里。據史料記載,仲景少年時「學醫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相傳漢獻帝初,張仲景被舉孝廉,建安年間官居長沙太守。著《傷寒雜病論》16卷,約成書於三世紀初(200-210年),是世界上第一部經驗總結性的臨床醫學著作。熔理法方葯為一體,開辯證論治之先河,創中醫醫臨床醫學之體。自唐代以來,仲景學說傳播於世界各地,在國際醫學界享有崇高聲譽,日本、朝鮮等國人民稱他為醫學「先師」,祖國人民則稱之為「醫聖」。有「醫門之仲景,儒門之孔子也」之說法。

醫聖張仲景的醫學著作《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根據自己多年辯證論治的經驗寫成一部書,叫《傷寒雜病論》,共十六卷。

《傷寒雜病論》系統總結了漢朝以前的醫學理論和臨證經驗,是我國第一部臨床治療學方面的巨著,記載了對疾病的各種治療原則和治療原則和治療各種傳染病和雜病的方法,奠定了中醫治療學的基礎。該書把病症分成若干條目,每條先介紹臨床表現,然後根據辯證分析,定為某種證,最後根據證提出治法與方葯。為中醫辯證論治建立了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成為歷代醫家辯證論治的楷模。他所確立的「辯證論治」原則,是祖國醫學偉大寶庫中的燦爛明珠,從而使中華民族的傳統醫學獨具特色而自立於世界醫學之林。與《黃帝內經》一起,共同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體系,使中醫成為一門完整的科學,清代的《醫宗金鑒》評價該書:「古經皆有法無方,自此始有法有方, 誠醫門之聖書。」 在流傳過程中,有所散失,唐宋以後,被分編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與《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並稱為「中醫四大經典」,張仲景一人就佔了兩部,在我國醫學發展史上影響最大的著作中佔有特殊地位。現在仍然是中西醫學習研究中醫理論和臨床治療的重要典籍。一千七百多年來,這兩部鞽作不但為中國歷代醫家所推崇,而且自隋唐以後,張仲景的著作和學說遠播海外,在世界醫學界享有盛譽。從晉朝到現在,中外學者整理、注釋、研究、發揮《傷寒論》、《金匱要略》而成書的已超過一千七百餘家,留下了近千種專著、專論,這在世界史上亦屬罕見。

張仲景一生的鞽述十分豐富,可惜大部分都已失傳了,只留下《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張仲景是中醫臨床醫學的奠基人,為了紀念張仲景對醫學的貢獻,被後世尊稱為「醫聖」。他所撰鞽的《傷寒雜病論》及其辯證論治思想,在今天的臨床實踐方面方具有廣泛的指導意義,張仲景的學術思想和富貴的臨床經驗已經成了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5.皇甫謐(215-282),魏晉時期醫學家、幼名靜字士安、自號玄晏先生。誕生於甘肅平涼縣西北朝那鎮。博學多才,對經史各家及文字史等都有很高的造詣。他還是我國第一個研究人口問題的學者。中年刻苦鑽研醫學,編著的《針灸甲乙經》總結了晉以前的針灸學成就,是針灸學的經典著作。因此,他被認為是中醫針灸的第一位集大成者。

6.華佗(約141~208),字元化,東漢末醫學家。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華佗一生行醫各地,聲譽頗著,在醫學上有多方面的成就。他精通內、外、婦、兒、針灸各科,對外科尤為擅長。據《後漢書·華佗傳》記載:「若疾發結於內,針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華佗對「腸胃積聚」等病創用麻沸散,給患者麻醉後施行腹部手術,這是世界醫學史上應用全身麻醉進行手術治療的最早記載,它比西方早一千六百多年。華佗很重視疾病的預防,強調體育鍛煉以增強體質。以為:「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他模仿虎、鹿、熊、猿、鳥的動作和姿態,創造了一種「五禽之戲」。其所著之書已軼。現存《中藏經》,是後人託名之作。

7.王叔和(公元3世紀),名熙,今山東高平人。其生卒年月不詳。

王叔和曾任魏太醫令,「性度沉靜,通經史,窮研方脈,精意診切,洞識養生之道。」(唐·甘伯《名醫傳》)王氏著有《脈經》10卷,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脈學專著;曾整理編纂仲景《傷寒雜病論》一書,使之流傳於今,為中醫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另著有《脈訣圖要》6卷,《脈賦》1卷,《脈訣發蒙》3卷,《論病》6卷等,均佚。

王叔和對中醫學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對脈學的研究和對《傷寒雜病論》的整理編纂。他總結脈學,編纂《脈經》。繼承前人對脈學研究的成就,匯集了前期醫學名著及先朝名醫的有關文獻,結合自身經驗,撰成《脈經》一書,使脈學理論和方法系統化、規范化,推動了我國醫學的進步,並對世界醫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主張早期治療,提倡預防疾病。「凡人有疾,不時即病,隱忍冀差,以成痼疾。 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者,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臟,則難可制。」王叔和《傷寒論》強調了早期診治的重要性。提倡平時講究衛生,反對暴飲暴食,大有預防醫學之意義。

8.孫思邈(約581~682)中國唐代醫學家。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人。孫思邈從小多病,為籌湯葯費用幾乎盪盡家財,但他又非常聰明,堅持攻讀經史百家和醫學等科學知識。孫思邈一生淡於名利,隋文帝時曾徵召他為國子博士,唐太宗要授他爵位,唐高宗讓他做諫議大夫,他都一一謝絕了,他的志向是做一名濟世活人的醫學家。在學醫過程中,孫思邈除手不釋卷地學習醫學著作外,還特別注意向民間尋求經驗,廣泛搜集單、驗方。在醫療活動中他非常注重醫生的道德修養,他強調醫生要把病人的痛苦當成自己的痛苦,病人來請出診,不管晝夜寒暑,也不要怕路途險阻,不顧飢渴疲勞,要一心赴救。他認為醫學是精微之至的事業,必須刻苦鑽研,精勤不倦,才能成為真正的醫生。孫思邈主要著作為《備急千金要方》 30 卷和《千金翼方》30卷。其他還有《千金髓方》、《福祿論》、《攝生真錄》、《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太常分葯格》等多種,均佚失。孫思邈對醫學的巨大貢獻,使他受到了歷代人民群眾的愛戴,被人們奉為「葯王」,中國不少地方都有孫思邈的祠廟,以感受他的高貴品德和不朽業績。

孫思邈把醫為仁術的精神具體化。他在其所著的《大醫精誠》一書中寫道:「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貧富,長幼研繭,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借身命。見彼苦惱,若已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惡,晝夜寒暑,飢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夫大醫之體 又到病家,縱綺羅滿目,勿左右顧眄;絲竹湊耳,無得似有所娛;珍羞迭薦,食如無味;醞祿兼陳,看有若無。夫為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謔喧嘩,道說是非,議論人物,炫耀聲名,訾毀諸醫,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則昂頭戴面,而有自許之貌,謂天下無雙,此醫人之膏盲也。」上述的寥寥片語,已將孫思邈的高尚醫德情操,展示在人們面前。孫氏認為「人命至重,有貴干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故將他自己的兩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宇,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這兩部書的成就在於:首先對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有很深的研究,為後世研究《傷寒雜病論》提供了可*的門徑,尤其對廣義傷寒增加了更具體的內容。他創立了從方、證、治三方面研究《傷寒雜病論》的方法,開後世以方類證的先河。《千金要方》是我國最早的醫學網路全書,從基礎理論到臨床各科,理、法、方、葯齊備。一類是典籍資料,一類是民間單方驗方。廣泛吸收各方面之長,雅俗共賞,緩急相宜,時至今日。很多內容仍起著指導作用,有極高的學術價值,確實是價值千金的中醫瑰寶。《千金要方》是對方劑學發展的巨大貢獻。書中收集了從張仲景時代直至孫思邈的臨床經驗,歷數百年的方劑成就,在閱讀仲景書方後,再讀《千金方》,真能大開眼界,拓寬思路,特別是源流各異的方劑用葯,顯示出孫思邈的博極醫源和精湛醫技。後人稱《千金方》為方書之祖。

9.李時珍(1518—1593年),明代偉大的醫葯學家、博物學家。字東璧,號瀕湖,湖北蘄春人。李時珍出生在一個世醫的家庭。父親李言聞系當地名醫,李時珍受父親的影響極深。他從小喜愛醫葯,雖經父親督促,精讀四書五經、墳典傳奇,但卻無心功名,終於走上研究醫葯、研究自然科學的道路。

他最偉大的成就是編纂了《本草綱目》,《本草綱目》是我國古代具有世界影響的博物學著作。他在《本草綱目》一書中,在每一種葯物之下,採用了「正誤」的方式對前人的錯誤進行糾正和辨誤,其中絕大多數是言之有據,符合科學道理的。這一體例在本草學上也是創造性的,說明他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和堅實基礎。為了使葯物發揮其更大的治病作用,他主張對葯物的本性進一步加以改造,用人工的方法改造葯物的自然性能。如對葯物的升降浮沉的葯性,主張採取某些辦法,使其服從於治療的需要。如認為對原來的葯性下沉的葯物,可以用酒引之,使其上升至顛頂;而原為升浮之葯物則可以咸寒葯為引使直達下焦。這樣,他得出了人不僅能夠「窺天地之奧」,還有「達造化之權」的能力,能改造自然,支配自然。李時珍以科學批判服食,他痛恨迷信神仙之說,如在談到古代以金銀服食時,認為「血肉之軀,水谷為賴,何能堪此金石重墜之物,久在胃腸乎。求仙而喪生。可謂愚也矣,」(《本草綱目·金石部·金》>又說:「(銀)性剛戾,服之能傷肝是也。抱朴子雲銀化水服司·成地仙者,亦方士謬言也,不足信。」(《本草綱目.金石部·銀》)認為所謂可以居住水中,步履水上,都是「邪說」,「幻誕之談。」他斥《本經》、葛洪等關於服食的論述為「誤世之罪,通乎天下」,認為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本草綱目。獸部·伏翼》)李時珍不僅是一位葯物學家,又是一位博物學家。他對於生物、地質等學科很有研究,對化學、天文、歷法、氣象也有一定的心得。李時珍更是一位高明的醫葯學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載有相當多的驗案,均為本人治病之記錄。他在自然科學各門學科方面的成就,以及精研醫學理論及豐富的實踐,使他在醫療活動中,取得較好的療效,一度應召入太醫院。他的堅實的理論基礎,來自《內經》、《難經》、《傷寒論》等經典醫著,但他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態度及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使得他更加尊重《內經》,以後尤其是金元以來的醫學思想和成就,他受金元四家的影響最大,特別推崇張元素、李東垣的醫療思想。認為張元素是「大揚醫理,靈素之下,一人而已。」他把在葯物學上的成就,靈活地運用到治療學上,除去遵循傳統的醫學理論進行嚴格的辨證論治以外,特別重視分析葯物的歸經,講究性味,豐富和發展了本草學的理論內容,從而使其治療的效果不斷提高。李時珍對脈學、經絡學說也都有較深的理解和研究。這些堅實的基礎理論知識,也都是他醫學、葯學成就必不可少的條件。他的著作除去《本草綱目》是一部博物學的劃時代作品外,還有《瀕湖脈學》、《奇經八脈考》等書。在書中,李時珍以簡潔明了的詩句,概括地總結了中醫常用的脈象,極便於初學記誦,有利於普及脈學知識;《奇經八脈考》則是十二條正經以外的經絡系統的總結。《瀕湖脈學》曾被譯為德文,在國外出版。在文學方面,李時珍還是一位詩人,他的《瀕湖脈學》,就是用律詩體寫成的。可惜文獻中只保存他少量的律詩。

李時珍也是我國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傑出科學家。在國內外有崇高的聲譽和很大的影響。

10.葉天士(1667-1746),名桂,號香岩,別號南陽先生,江蘇吳縣人,清代傑出的醫學家,為溫病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葉天士生於醫學世家,祖父葉時、父葉朝采都是精通醫術,尤其以兒科聞名。葉桂12歲開始從父學醫,14歲時,他父親死了,於是抱著失去親人的痛苦,再他父親的門人朱某為老師,專學醫術。葉天士聰慧過人,悟超象外,一點即通;尤其虛心好學,凡聽到某位醫生有專長,就向他行弟子禮拜其為師,十年之內,換了十七個老師,並且他能融會貫通,因此醫術突飛猛進,名聲大震。尚書沈德潛曾為他立傳,說:「以是名著朝野,即下至販夫豎子,運至鄰省外服,無不知有葉天士先生,由其實至而名歸也。」(《沈歸愚文集·葉香岩傳》)葉氏不僅精通醫術,而且治學講求宏搜博覽,學究天人,精細嚴謹,使醫術與學術相得益彰,他認為「學問無窮,讀書不可輕量也。」故雖享有盛名,但卻手不釋卷,廣采眾長。嵇璜「序」曾說:「先生之名益高,從游者益眾,先生固無日不讀書也。」其為人「內外修備、交朋忠信 以患難相告者,傾囊助之,無所顧藉」。他為醫卻不喜歡以醫自名,臨終前對他的兒了說:「醫可為而不可為,必天資敏悟,又讀萬卷書而後可借術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葯餌為刃也。吾死,子孫慎勿輕言醫。」

葉氏一生忙於診事,在世沒有親筆著述。現傳有《臨證指南醫案》十卷,後附《幼科心法》及《溫熱論治》各一卷;《葉天士醫案存真》三卷。據載都是他的門人和後代整理記錄的。其中《溫熱論治》是葉氏口傳心授經驗心得,為臨床經驗的結晶,是溫病學說中一部非常重要珍貴的文獻。全篇主要論述溫病感受途徑、傳變規律、治療大法和衛氣營血辨證作為溫病診治綱領以及舌、齒、斑疹等的辨析方法及其診斷意義,並論婦人胎前產後、經水適來適斷之際所患溫病的證候和治療。據傳是他的門人顧景文隨葉氏舟游洞庭湖時,將其口授之說記錄而成。《臨證指南醫案》則是無錫華岫雲收集葉氏晚年醫案,加以分類編輯而成。分疾病八十九門,每門由其門人撰附論治一篇,門後附徐靈胎評議。卷一至卷八記載內科之雜證、時證案;卷九為婦科;卷十為兒科;書末附所用方劑索引。《幼科心法》相傳為葉桂手定後,章楠改題為《三時伏氣外感篇》,主要論述兒科諸病的辨證論治,尤其闡發了春時、夏令伏氣外感和秋燥之證治。《葉天士醫案存真》是葉氏曾孫葉萬青,取家藏方案編成,卷一以雜病為主;卷二以溫熱病案為多;卷三為運用仲景方驗案。另有門人周仲開抄錄而成的《未刻本葉氏醫案》等。另外,託名葉氏的醫案和著述頗多,可考的有《景岳發揮》、《葉氏醫衡》、《醫效秘傳》、《本事方釋義》、《女科症治》等等。

葉天士在中國醫學發展史上,是一位貢獻非常卓越的醫學家,他創立的溫病衛氣營血辨證論治綱領,為溫病學說理論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對雜病提出的許多新見和治法方葯,至今在臨床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實用價值。

葉天士作為一位中國醫學發展史上的偉大溫病學家,作為精通內科、兒科及婦科、外科、五官科的醫學大師,以其卓越的醫學思想、高超的醫技和豐富的臨床經驗而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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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陽第一進士周儀籍考
——兼論桂庄書院(紫陽書院)始末
阿舊 原創
按:周儀作為邵州歷史有載的第一個進士,官至諫議大夫,因其早年苦讀於扶夷江畔一石洞,生世頗有幾分傳奇色彩。周儀當年苦讀之石室,一般認為在今邵陽縣塘渡口書堂山,在清朝時當屬武岡州塘田團內,故很多人以為周儀即今邵陽縣塘田市鎮人,實誤。本文將從民間傳說、周氏族譜、歷史記載和遺跡、人物關系等多個角度,證明邵陽第一進士周儀其籍在今新寧縣馬頭橋鎮石洞村。
橫空出世的進士周儀和宋三周及其後人周昉
肇慶七星岩石刻
周湛子周欽,(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進士,性剛毅,勇於為義,宣和初,因平武岡峒獠叛,以功擢武功大夫,德州刺史,後死於靖康之難。 紫陽周氏,由周儀起,三代三進士,時稱「宋三周」。對於「宋三周」,《同治武岡州志·名臣傳》甚至將之與唐之張九齡兄弟和宋之「三蘇」相提並論:「殆與張曲江蘇眉山頡頏矣。」 後又有周昉,族譜載為周儀第六代孫、周欽之曾孫,字晦叔(又字景玄、仲朗),生卒年不詳。道光《寶慶府志·選舉表》載其為「上舍第釋褐」。宋太學「三舍法」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內舍300人,上舍100人。「上舍第釋褐」,即上舍第出身直接授予官職。上舍第也等同於進士出身。周昉是證明其祖先周儀籍在今新寧縣馬頭橋鎮石洞村的關鍵人物。周儀籍武岡紫陽鄉對於周儀確切籍貫,光緒《湖南通志》雲其為邵陽人,「周儀,邵陽人,讀書於武岡紫陽石室,後徙武岡,以原籍田廬分贍宗族——姓譜」。《寶慶府志》說周儀為「武岡人」,又對舊志說周儀為邵陽人做了解釋,「儀以雍熙登第,(武岡)其時尚屬邵州,故舊志皆作邵陽,政可兩存也」。同治《武岡州志》之《名臣傳》只說其「所居有紫陽山,山有石室」,紫陽山在紫陽鄉,那麼周儀應該就是武岡紫陽鄉人。南宋《輿地紀勝》之《荊湖南路·武岡軍·人物》有載:「周儀,紫陽人,登雍熙甲科。」《輿地紀勝》成書於南宋中期,和周儀時代較近,可信度高。紫陽,即紫陽鄉,周儀為當時的武岡紫陽鄉人,應當無誤。 宋初武岡縣屬邵州,崇寧年間升武岡縣,置武岡軍,和邵州互不隸屬。宋初武岡縣直轄唯兩鄉,其西為儒林鄉;其東即為紫陽鄉,合龍管、龍江、永豐、長溪直至白倉而下,至塘渡口、白羊鋪,北至今隆回三閣寺鄉,綿延兩百多里。今之隆回縣三閣司鄉,邵陽縣之塘渡口、白倉鎮、黃亭市鎮、蔡橋鄉、塘田市鎮、金稱市鎮與新寧縣之豐田鄉、馬頭橋鎮當時都屬於紫陽鄉。馬頭橋鎮其時當屬紫陽鄉長溪里
有關周儀的本地民間流傳
新寧縣馬頭橋鎮一帶至今仍流傳著有關周儀的傳說。說周儀的先祖在武岡縣紫陽鄉長溪里三星團(實為山心團)一個叫三峒隴的山村(即今新寧縣馬頭橋鎮石洞村)居住,世代耕讀為樂,幼時在家勤學苦讀,日夜不倦,後又到離祖宅不遠的扶夷江畔懸崖旁的一個石洞里潛心苦讀,並在洞里遇仙翁點化,由此學業大進,後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進士,官至諫議大夫。周儀做官昌言無忌,剛正不阿,生活清廉,又好施捨,退休後在其宅下疊修山心、石洞、馬頭三座石橋,今馬頭橋即以其所修之橋命名。
周氏族房譜
周氏族譜誠公墳山
周氏族譜紫陽書院圖
據《周氏總族》,隆回縣高平周氏始祖為周朝,字祥光,所謂「尚書公」,原住武岡紫陽鄉石洞橋。 又查《湖南周氏源流》:「邵陽周氏, 始遷祖誠公,原籍江西泰和圳河江,其子玉喜於唐末卜居武岡紫陽鄉州尾頭,孫儀公。」 武岡《周氏合修族譜》又雲,儀少有異稟,博學力行,自入石孔即「翠岩」,讀書其中,與一老翁講古道今,自後文思大進,登宋梁灝進士。後致仕,回家建石室書院講學,門徒數百,湖南名士多受其學。周儀生活清廉,又好施捨,並在其宅下疊修山心、石洞、馬頭三座石橋,今馬頭橋即以其所修之一橋命名。關於周儀致仕歸鄉後在其宅下疊修山心、石洞、馬頭三座石橋的說法亦見於周儀後裔應森公支系房譜。
翠岩
因靖康之亂,陳與義「遂避亂襄漢,轉湖湘,逾嶺嶠」,來到武岡紫陽山,有《書堂山石室銘並序》,序文里說到的周公諫議,「嘉祐名臣」當為周湛,因周儀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灝榜進士,而嘉祐元年為公元1056年,時間相差七十餘年,設若周儀30歲中進士,而到嘉祐元年則已過百歲矣,又怎麼可能為「嘉祐名臣」?周公諫議,周湛曾官遷「右諫議大夫」,可見在紫陽山石室讀書的應是周湛。而周湛在紫陽山石室正是效仿其父周儀在馬頭橋坪山之翠岩石洞苦讀的做法。
周敦頤與馬頭橋
周氏族譜載周儀致仕歸鄉後在其宅下疊修山心、石洞、馬頭三座石橋,這三座橋經過多次整修至今仍在。馬頭橋在三橋的最下游,族譜說,橋上書有「周氏垂建馬頭橋」字樣,橋頭有濂溪先生周敦頤撰寫的馬頭橋記事碑。有人誤以為這橋是周敦頤所修建,實誤。查同治《武岡州志·藝文志》記載:「馬頭橋記碑:周濂溪撰在州溪南里,字漫漶莫能辨。」說明周敦頤只是為橋撰記事碑罷了。「溪南里」,下轄「架沖團」、「城頭團」、「三心團」(三心團實應為山心團,因境內有山心寺得名,蓋同音誤傳,「三」、「山」本地同音)和「油頭團」。而其實,馬頭橋就在「三心團」內,當然州志說在溪南里也對。「周氏垂建馬頭橋」里的周氏當指周儀及其宗族後代。
山心、石洞、馬頭三座石橋
馬頭橋周氏宗祠大門
馬頭橋周氏宗祠對聯一
馬頭橋周氏宗祠對聯二
周儀致仕後在家鄉建立石室書院,即紫陽書院的前身,後被其後周昉改為桂庄書院,桂庄書院遺址在今坪山小學內。
周敦頤一生致力於文教,每為官一地,首推興教辦學。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邵之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先生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怵然,乃度高明之地,遷於城之東南,逾月而成。」建成後,周敦頤又自撰《邵州新遷學釋菜祝文》和《告顏子文》,以昭告先聖先師,「又屬荊湖北路轉運使孔延之作《邵州遷學記》」。周敦頤在邵州(今邵陽)興教辦學,將州學遷址重修,此亦即朱熹所說的周敦頤「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新學校以教其人」,這是周敦頤在邵州的主要功績。 周儀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灝榜進士,周敦頤生於1017年,兩人年齡差距較大。筆者以為,兩人在現實中有過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周敦頤來馬頭橋時,周儀應當已經過世了,不過石室書院還在。周儀和周敦頤同為周姓,又都是湖南人,周敦頤在知永州前的嘉祐六年通判虔州,而周儀子周湛亦曾知虔州,時間當在周敦頤任前,周儀作為前輩鄉賢,周敦頤在未到邵州前即當有所耳聞。當周敦頤見到石室書院,見到周儀捐建的馬頭橋之橋頭馬頭栩栩如生,心中之感慨和對前賢周儀的景仰之情是可以想見的,然後應周儀後人之請為馬頭橋記碑,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又馬頭橋鎮南50里的新寧縣城犁頭灣石崖有周敦頤書「萬古堤防」四字,有蓮潭菴,為紀念周敦頤泛蓮於此。清代周誥編有《濂溪志》,中有《周子遺事》,記載:「周子嘗過新寧邑,至蓮潭,見水深千尺,因鐫『萬古堤防』四字於石崖。」又道光《寶慶府志》之「藝文略·金石」:「宋蓮潭石刻,今存。在新寧治北夫夷江岸,石壁斗立,相傳周子權邵州軍時書『萬古堤防』四字鐫於上。字畫遒勁,水涸時可見。舊志雲:末有『古舂陵周某某題並書』九字,今不能識矣。……其曰蓮潭者,亦以周子得名也。」那麼,周敦頤到馬頭橋和到新寧城北犁頭灣,當在同一段時間行程前後。周昉與桂庄及桂庄書院同治《武岡州志·文苑》載:「周昉,字晦叔,儀之後也。嘉定間登上舍第,官內史,嘗於紫陽先世所居之地為桂庄書院,自稱桂莊主人。」這一段記載非常明確,嘉定年間,周昉回祖籍隱居,可知他的先祖周儀就是宋紫陽鄉三峒隴人(即今新寧縣馬頭橋鎮石洞村)。 《周氏合修族譜》有《昉公傳》:「周昉字晦叔,望公之孫,道公之子。公天資不俗,稟性非凡。少時喜讀書,好結友。慕朱熹之理學,紹儀公之高風。嘗於紫陽先世所居之地,闢室為桂庄書院,自稱為桂莊主人。」 同治《武岡州志·疆域志》之「三心團」有:「有白石水,有山心寺社倉,有宋周昉故里,有故桂庄書院,有周昉墓:在燕山菴左,有群玉林、清風峽:上有張聲遠、史彌寧、張同器、鄭域磨崖題刻,俱見金石卷……」
山心寺社倉,在山心寺旁邊。社倉,即義倉,清劉大櫆:「建社倉以備荒年,創書院以興文教。」社倉是民辦糧倉的一種,為南宋朱熹首創。 查州志金石卷,有:「桂庄大字(今存)。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嘉定七年周昉刻石『桂庄』二字,行書,大徑一尺強,後書『新除湖南提刑張聲遠書』、『嘉定甲戌中秋桂莊主人刻於崖次』二十六字,楷書,凡一行。」
有「史彌寧桂庄石刻」:「史彌寧桂庄石刻(今存)。史彌寧撰,嘉定八年刻石,前書詩二絕,右題『周晦叔桂庄嘉定乙亥中和節友林居士四明史彌寧清叔父』二十六字,俱行書,凡十四行,字數不齊。」 有「盱江張同器寄題晦叔上舍桂庄石刻,今存。」 有「武岡軍判官鄭域題桂庄詩刻(今存)。」 有「群玉林」、「清風峽」:「今存。二刻均在山心團。」 湖南提刑張聲遠除題行書「桂庄」二字外,還留題八景,分別是:詩壑、翼然、清風峽、小蓬萊、群玉林、隱真岩、葛梅洞,「為歷來金石家所遺表」。
武岡州志藝文志金石
紫陽書院八景之二
史彌寧題賦桂庄二首為:「結屋山垣得許奇,岩犀環擁讀書帷。阿姮定與君家厚,留下西風幾萬枝。」和「家有留馥紫陽鄉,洗石疏泉著桂庄。看到花時秋更好,放開冷袖貯天香。」
史彌寧又有七絕,題為《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隱然而高,有竹萬箇,架小軒於翠霧蒼雪間,日彈琴讀書其下,軒外鳴泉清駛,若與弦誦之聲相答,愛其境勝,為賦一絕》:「竹根碧澗落寒聲,竹外雙溪抵鏡明。滿袖天風吟不徹,坡頭直有放多清。」 張國器題桂庄詩:「蟾窟移根不記年,英材傑出以儲賢,樹因地勝常常茂,花到秋來得得傳。已把詩書供灌溉,定尋泉石伴絲弦,曾看攀折從君始,尚願雲仍與接聯。」 從以上詩歌和題刻可知桂庄秀美奇崛之山水和清幽風景,而桂庄之建制規模,亦可模擬得之。 張聲遠時為湖南提刑,史彌寧為武岡知軍,鄭域為武岡軍通判,這些人和周昉交遊,張聲遠更是遠道而來,題刻吟詩於桂庄,可見周昉身份非同一般。《武岡州志》載周昉「官內史」,宋並無「內史」官職,隋朝確立三省六部制,三省為最高行政部門,指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其中中書省的長官叫內史令,唐以後改稱中書令,相當於宰相。《周氏合修族譜》撰寫有《昉公傳》,說其曾「官兵部侍郎」。 桂庄書院在桂庄內,因依周儀讀書之「翠岩」石洞,故原來又稱石洞書院、石室書院(據族譜,周敦頤過馬頭橋,曾在石洞書院講學,筆者以為,當時的石洞書院應該規模不大,可能稱之為書舍或書堂更貼切些),周昉改為桂庄書院。周氏族譜雲,周昉曾「講學於斯」。族譜又雲,「寶慶丙戌,史彌寧來知武岡,重建軍學,補修紫陽書院,與昉公來往甚密,為倡研理學,常嘯傲於庄,以養性靈,以娛天年。」 族譜載周昉傾心理學,仰慕朱熹,而在史籍中,也有跡可尋。周昉除了和朱熹,還與陳文蔚、魏了翁等大文人也有過來往。陳文蔚生於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卒年不詳,進士出身,是朱熹的學生,理學家,終身未出仕,一直從事教育。他有題贈周昉詩《寄題玉山周晦叔家似賢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農臭不自悟,熒熒飛青蠅。一日對此君,炯然又眼明。子猷雖借宅,綠陰仍滿庭。雅凈兩龔潔,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勁挺干青冥。世人景先哲,繪畫勞丹青。想像不覿面,孔孟何由傾。安知君子交,日日與相迎。手種萬蒼玉,君家有典刑。清風流至今,修好無渝盟。」表達淡泊名利,鄙薄惡俗,固守高節的情操,與周昉共勉。其時,周昉應在江西玉山一帶為官。當時有一個上饒-玉山詩人群體,大多數過著隱居的生活,甘於貧困,又固守高節。周昉在此間自然會受影響,而他本人醉心理學,生性淡泊,族譜傳里說他「素性好義」,因而也容易理解他為什麼致仕還鄉,回「紫陽先世所居之地」,醉心於教育,醉心於山水之間了。 魏了翁,為南宋著名理學家,大學問家,寶慶元年(1225)被貶謫湖南靖州達七年之久,其間有《渠陽集》,中有答周昉的書信《答周晦叔應辰》,應辰應該是周昉按周氏輩分所取的名字。族譜載周昉為周儀孫周欽的曾孫,查周氏應森公世系和輩分「祥、夢、應、康、世」,周昉正是「應」字輩。魏了翁在信里和周昉討論理學經典:「……《乾》是四德,諸卦大亨而利於正,此非伊川臆說也,《彖辭》固已如此。《左傳》以《隨》為四德者,蓋占筮者釋辭類如此,《彖》固雲大亨貞雲雲。先天之卦,《系辭》固有之,《參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節始盡發其秘,必潛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筆脫口數可言也。伊川與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蓋通字對文耳。」 據武岡周氏族譜記載,朱熹曾講學於桂庄書院,即紫陽書院。朱熹又自稱紫陽朱熹,是因為其父朱松祖籍安徽婺源,曾在徽州府紫陽山老子祠讀書(徽州也有一座紫陽山),有刻章「紫陽書堂」,朱熹為懷念父親,亦表思鄉之情,故自稱為紫陽朱熹。因而,有人又尊稱朱熹為紫陽夫子。 後來書院興起,各地為尊朱熹,取名為紫陽書院的很多。而武岡之紫陽書院,應非紀念朱熹曾到此講學,而因本鄉地名即為「紫陽」,而且武岡紫陽書院之名早在朱熹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在《文脈:千年湖湘書院圖記》一書中,記載武岡紫陽書院是在淳熙到紹熙年間創立的。
紫陽書院原為私立,在南宋中期被改為軍學,宋轉運判官盱江鄧均有《重修武岡軍學記》:「……又增修武岡邑庠暨紫陽書院,於是士之瞻也,游也,息焉,莫不嘖嘖曰:『懿乎此舉也,』。」 後史彌寧知武岡軍,又重修武岡軍學,王之制有《武岡軍修學記》,周氏族譜說法與此記文是一致的。 據族譜,桂庄後被周昉改為山心法華寺,簡稱山心寺,現馬頭橋鎮清時名為「山心團」,即得名於此寺。明成化十九年留有會稽童煊碑記,上載:「……昉公素性好義,將宅院田土山地,一慨施捨,易此庄為山心法華寺,簡稱山心寺,延僧供佛,與樂予之,桂庄即成古建築佛地……」山心寺現為坪山小學,其景物大部分已廢,石刻尚有「松坡」、「雲梯」、「翠石」( 翠岩之誤),尚存大水缸一隻(原一雙),刻有「南宋寶佑戊午年正月廿八日山心寺百兆永遠為記」字樣。
宋文物紫陽書院水缸
較之祖輩「宋三周」,周昉名氣似乎小得多,但他其實應該是紫陽周氏家族裡官職最高,對朝廷政局影響也最大的一個人,但也可能是該家族在宋朝最後一位獲取朝廷功名的人。據周氏家譜記載,「端平年間(1234年),忽坐誣削籍,累及宗族」,宋邵州最為輝煌興盛的紫陽周氏一門就此沒落,讓人噓唏不已。

從與周昉交往這些人的年齡結構,和其曾祖周欽(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進士,以及他回家鄉馬頭橋三峒隴石洞橋後朋友作詩賦題碑刻顯示的年份來看,筆者認為周昉的生卒年可能在公元1170年-1270年之間。
而桂庄書院也因周昉的過世而慢慢沒落,不過,到明代時仍有紫陽書院在,但應該是遷移到別處去了。所幸書院去而文氣留,馬頭橋人,紫陽人,武岡人,邵陽人,由此民智初開,民風始變。武岡,原為「黔巫東鄙,蠻獠雜擾」之地。紫陽鄉,浙江諸暨有宋《武岡縣令楊公墓誌》,其中有雲,「紫陽鄉婆婆鬼嘯聚滋熾,既不可以文諭,又不可以武脅」,可見當時紫陽鄉民眾之愚昧落後。而到南宋末,武岡的風氣才開始改變,文天祥說:「雖洞窟林麓,人去其陋,遣子就學。」而石洞書院桂庄書院,可謂居功至偉。之後,馬頭橋一帶尚學之風日盛,無論條件多麼艱難,即便舉全家甚至全族之力,都要遣子就學,而這也是馬頭橋一帶至今仍人才輩出的最大原因吧。

桂庄書院已杳然遠去,「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古武岡紫陽周氏一門,即「宋三周」及其後人周昉等,其影響力之深遠,幾乎貫穿整個宋朝。其才華和智慧,光耀紫陽,亦光耀武岡,光耀邵州。鄉人後世,以其為榮耀,也以其為榜樣。昔有匡衡,鑿壁偷光,又有車胤、孫康之囊螢映雪,而至北宋,則有邵州紫陽之周儀周湛父子之石洞苦讀。期待新寧桂庄書院的文化遺產,及「宋三周」求學苦讀的精神,激勵後人,也期待新寧力興文教,振興書院學校,如張拭所言,以「成就人才,以傳道濟斯民」。
來源:武岡人網 阿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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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乾隆34年是什麼時間

乾隆34年是公元1769年。
1736年是乾隆元年,乾隆34年是1769年。
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潛因病去世,終年九十七歲。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南長州(今江蘇省吳縣)人。他自幼從吳縣葉燮學詩,兼制八股文,但補諸生後,歷歲科試三十餘次,乾隆四年(1739),始成進士,年已六十七歲。散館時,乾隆帝稱他為江南老名士,出御制詩令賡和,稱旨。五年遷至內閣學士,乾隆十二年(1747),命在上書房行走,升禮部侍郎,令校《御制詩集》,稱贊他誠實謹厚。乾隆十四年(1749),乞歸里,命原品休致,令校畢《御制詩集》後放行。乾隆帝曾說:「朕於德潛,以詩始,以詩終。」且令歸里後有所著作,許寄京呈覽。後進所著《歸愚集》,乾隆帝親為作序,稱其詩與高啟、王士禎相伯仲。乾隆帝南巡時,屢加封賞,又幾次召至京師,加以優禮。沈德潛去世後,贈太子太師,謚文愨,入祀賢良祠,乾隆帝親為作輓詩。沈德潛以詩名於時,他提倡「格調」說,成為乾隆時詩壇一大派別的宗旨。他遵循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主張為詩應「微而婉,和而庄」,以「和性情,厚人倫,匡政治,感神明」為宗旨。他提出:「詩貴性性,亦須論法」。 「性情」即指符合正統觀念的思想感情;「論法」是指作詩要師法古人,古體詩要學漢魏,近體詩要學盛唐。他的詩論是繼承葉燮和明代前後七子的理論,加上個人的體驗發揮而形成的一種派別主張。沈德潛選輯的《古詩源》、《唐詩別裁》、《明詩別裁》和《國朝詩別裁》風靡於當時。其著作有《歸愚詩文鈔》、《說詩粹語》等。

❽ 人生必看的十本書

這類書籍還比較多,尤其是《人性的優點》、《人性的弱點》、《語言的突破》、《快樂的人生》、《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之類的,其實許多名氣很大的那些勵志書籍都對人生發展沒有什麼幫助。

這種告訴你如何成功的書籍其實就是所謂的成功學,毒雞湯,首先人生的發展沒有統一標准,什麼是成功什麼是失敗,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有不同的解讀和標准。其次每個人的道路也都是不一樣的,面臨的問題也會不一樣,環境啊,人群啊,社會制度啊等等各種因素,所以一個沒走過你這條路的人是沒法為你提供幫助的。

職場

所以我認為人生發展還是需要自己去碰釘子,自己去走彎路,然後趟出來自己可以走得通的一條路,不可能因為看了一本書你就可以不撞南牆了。

❾ 嚴凌君編著得<白話的中國> 電子版哪有下載

重在建構孩子自己的精神家園——讀嚴凌君《讀書課》系列教材

作者:佚名 文章來源:不詳 點擊數:3 更新時間:2007-6-24

作者:xuhonghui 郵箱:[email protected]

錢理群

簡直不敢相信,這厚厚的六大卷書竟出自於一位普通的中學老師一人之手。——我編過類似的中學生課外讀物:《新語文讀本》,我們是動員了十多位朋友,先後折騰了兩年,才編出來的,其中的艱苦,我是深有體會的。因此,我懂得這數百萬字的份量。
我更驚異於編著者給他的孩子,以及我們這些成年人,展現了一個如此廣大,如此豐厚,又如此美好的人文空間。這些天,我都徜徉其間,如痴如醉,樂不思出,它讓我忘記了一切:忘記了戰爭的瘋狂,病毒的猖獗,以及自己身體的不適。我深信,編給中學生讀的書,要讓孩子們喜歡與感動,首先我們成年人自己要喜歡與感動;自己不喜歡、無興趣的,千萬不要硬塞給我們的孩子:這也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吧。
對於一直在關注、思考中學語文教育的我,這套書更有一種特殊的意義。當我發現在許多重要的教育理念、編輯思想上,我,以及我們《新語文讀本》的朋友與本書的編者嚴凌君確有相通之處,自有一種志同道合的欣慰感,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反映了一種共同或類似的教育思潮的;而當我進一步發現,嚴老師的思考在某些方面比我們更為深入,有許多屬於他自己的獨立創造與開拓,更是感到由衷的喜悅。這正是我要感激嚴凌君先生以及他的學生的:他們的試驗激發與深化了我的思考。於是,我一邊讀,一邊隨手記下了不喚自來的種種感想,思緒,現在整理成文,就算是我的讀書筆記吧。
(一)
嚴凌君在他的《化育天下學子是讀書——「〈青春讀書課〉讀本」的思路與探索》里,一開始就談到了「兩種『不讀書』的學生」——
「這樣的學生是常見的:自入學以來,接受十二年的系統語文學習,但高中畢業了,卻仍然沒有學會讀書——既沒有自學的興趣,也沒有讀書的方向,更沒有讀書的方法與審美意識。一個連書都不會讀的中學生,它接受的語文教育是合格的嗎?
「另一類學生功課優秀,考試分數高,能夠順利考上大學——目前形勢,絕大部分是進修文科之外的專業,有可能,他們一生的人文功課,就是中學時代那幾本教科書。此後,它可能再也沒有興趣去看那些非專業的不實用的『閑書』,從此與文學和文化名著絕緣。在個性和人格養成的青春歲月里,極少有過人文的閱讀與思考,這樣一批批『優秀』學子的『精神家園』何在?中學語文教育是否存在嚴重失職?」
這或許正是嚴老師立意開設讀書課,編選教材的最初動因吧。——也就是說,他的試驗是有極強的「問題意識」的。
我們的中學語文教育,以至我們的中學教育在哪裡出了問題?——這自然是一個大問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例如嚴老師在《呼喚志同道合者》中,就連提了兩個問題:「我們教書的目的是什麼?是考試還是育人?」「學生求學的目的是什麼?他是一架升學的機器或是 一個通過學習成為有獨立人格的個人?」這都是全局性的。而這里,嚴老師又從語文教育,更具體一點,是從閱讀教育的角度發現了兩個問題。
一是讀了十五年的書,還沒有養成讀書的興趣與習慣,也不會讀書。這不僅是呂淑湘先生早已指出的「少慢差費」,更是我們沒有為學生的終生學習打好底子。——這本是中學教育,特別是中學語文教育、首先是閱讀教育的基本任務。
另一方面的問題,發生在「高分」學生身上,在「分數決定一切」的當下中國是更容易被忽略的。我們也有過「高分低能」的說法,但卻對「高分」而「失精神」的現象視而不見。嚴老師問:「這樣一批『優秀』學子的『精神家園』何在?」這絕非聳人聽聞。其實這樣的警鍾早已敲響了。我注意到在嚴老師指導的深圳育才中學的《春韻》網站有過關於「劉海洋事件」的討論。一個以高分進入清華大學的學生,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竟然殘忍地殺害動物,正是暴露了「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意識的缺失,「與自然、人和社會和諧相處」的基本素質的缺失,這樣的人文關懷的缺失,說到底,就是「精神家園」的缺失。在此之前發生的北大高才生因個人生活稍受挫折就將自己的美國教授與同事殘酷槍殺的事件,以及國內多次發生的中學生殺害同學、父母的事件,更是以血的事實警示我們,只關心學生的「分數」,而不關心學生的「心靈」的「教育」,將造成怎樣嚴重的後果。
正是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嚴老師的「讀書課」就顯示出了它的非同尋常的意義。一位聽課學生的反應,讓我深受感動——
「讀書課給予了我們一個和偉人交流的機會和氛圍,再不是和網友胡侃,不是包圍在理化題海里,不是每天重復過著日子,平庸地思考。它讓我知道世界上還有這么一群人,在思考著這么一些問題,發現原來世界並不像自己想像的那麼簡單,知道原來我們祖先是這樣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老師的一句解說讓我們恍然大悟,豁然開朗,引起太多太多的思考——我們到底為什麼活著?自由的意義是什麼?……在讀書課上,讓我肯定了許多問題的價值,文學的價值,思考的價值,想像的價值。而在以前,我都是有所懷疑,或是輕視的。讀書課令我有了另一種思考,開始隱約地思考自己需要什麼樣的精神。原來活在這個世界上,不僅需要知識,還需要那麼一點精神的支柱;懂得不僅需要知識武裝自我,還需要有精神來升華自我」。
這里,談到了中學生中所存在的對「文學的價值,思考的價值,想像的價值」的「懷疑」,這是特別應該引起重視的。我收到過不少中學生的來信,他們大體上經歷過這樣的思想變化過程:開始盲目地相信老師、學校、成年人教給他們的一切;然後,因某種機緣,發現其中有不少謊言,於是,開始懷疑,進而走向極端,就出現了這里所說的對一切價值的懷疑,以至過早地「看透」一切,於是,開始以調侃的態度,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對待人生。而且這樣的現象還往往出現在比較敏感,甚至是有自己的思考的所謂「早慧」的孩子身上,這又是另一種形態的「失精神」,「精神家園」的失落。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說這是「成年人說謊,演戲,在子孫後代這里遭報應」,這確實令人恐怖。這樣的在年輕一代中越來越有「市場」的虛無主義傾向,是應予以高度警惕的。因為歷史經驗證明,這樣的虛無主義是很容易走向對強權的依附的:尋找支撐自己的「歸宿」,這本是人的一種本能的欲求;當個體生命因虛無主義而陷於極端悲觀、絕望、孤獨時,是很容易被充滿自信的強有力者的堅定、決斷所吸引,進而被其俘虜的。一個沒有「自己的精神家園」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獨立的人格的。這是20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悲劇,不能再在我們的後代身上重演了。嚴老師的讀書課正是築起一道精神的堤防,以抵禦專制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等社會思潮對年輕一代的侵襲,其意義確實不可低估。
正因為這是與根深蒂固的社會思潮的對抗,而我們的學生又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嚴老師們的努力要真正為學生所接受也並不容易。於是,我注意到嚴老師和他的學生的一場網上論爭。一位學生沒有去聽嚴老師以「我們需要一場靈魂的拷問」為主題的讀書課,並且在網上發帖說明緣由:「我不去是因為不想使自己更痛苦」,「只有少數人的反思只能使高尚者更痛苦,使卑下者更快樂」,「我不來上這課,也是對中國民眾的愚昧和麻木的抗議」。嚴老師在回貼中首先表示「謝謝你坦率地發表意見。正如伏爾泰所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表明這是一個平等的相互尊重的討論。但嚴老師仍然嚴肅地指出,「從屈原以來,凡是有思想的中國讀書人,都愛說『世人皆醉我獨醒』之類的自我標榜的宣言,然後懷碧自珍,濁者自濁,現實並沒有絲毫改變。這是中國文人傳統中非常可怕的一種思想毒素,到了你們這一代,還要繼續中毒下去嗎?」他強調:「歷史是在反思中進步的,任何一個有能力的人拒絕反思都將使我們民族失去改進的微小機會。而且靈魂的拷問是每一個人自己的事,並不能因為沒有人贊賞和跟從而放棄」。「我們沒有時間等到所有的中國人都吃飽了,再來顧及靈魂。那時候的『靈魂』除了酒囊飯袋還會是什麼呢?」「我們沒有時間等待,我們沒有機會等別人來開頭,如果我們真的清醒,就該自己來開頭!」——我完全能夠理解嚴老師對「自命清高」背後的「冷漠」的強烈反應:我們周圍總是有那麼一些人自認有「高智商」,以居高臨下的態度冷眼旁觀現實,自己不屑介入不說,還將一切介入者視為「幼稚」,甚至斥之為「作秀」。在我看來,這也是另一種形態的「失精神」。問題是這樣的冷漠之風已經襲入了年輕一代的心靈,他們本應是意氣風發,熱血沸騰的。因此,當我聽到我的學生半是崇敬半是嘲諷地稱我為「老天真」時,我的心裡是又緊又冷的。於是,嚴老師的下列呼喚就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
「年輕人心地還柔軟,有機會不變成木乃伊,趁早給自己的精神家園播種,你未來的人生和我們民族的未來就有希望」。
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嚴老師的理念已經被他的學生所接受,化為學生自覺的行動。在他指導的《春韻》網站的「編輯手記」中這樣寫道:「不成熟,正是青春的至純至美。一切都還沒有定型,一切都還來得及,一切都還可以從頭設計。無數的可能性,無盡的選擇,無可限量的未來,都在今天蘊藏。趁著心地還柔軟,我們為自己的未來播種」。一位學生聽了嚴老師的讀書課以後,有了這樣的感悟:「長久以來,我對於家園的理解是很具體的:地球——人類的家園,團體,家庭——個人的家園,直到讀到這段文字才猛然發現,原來精神也有家園,也需要歸宿。這一切從《白話的中國》開始。讀著這些最優秀的文章,彷彿在跟睿智的大師們進行心靈上的交流,那些或優美或富有哲理的文字,充實了我的頭腦,豐富了我的思想。由此,我開始構築一片屬於自己的精神家園,找到屬於自己的精神依託和心靈的歸宿」。
這里,所提出的是一個重要的教育命題:中學階段,正是人生的起始階段,是人的個體生命的「童年」,與人類生命的「原始」時期有一種同構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中學校園在人生的漫長旅途中是一個「精神之鄉」:從這里出發,又最終回歸於此。而中學生活與人際關系的相對單純,無邪,明亮,充滿理想,就使得中學時期更是人生中的「夢之鄉」,它不可重復,留下的卻是永恆的神聖記憶:一個人有、還是沒有這樣的神聖記憶,是大不一樣的。中學階段「開始構築一片屬於自己的精神家園」,即使帶有夢幻色彩,但卻會為終生精神發展墊底,成為照耀人生旅程的精神之光;而且可以「時時反顧」,是能夠「反歸」的生命之「根」。在這個意義上,中學教育的影響是輻射到人的一生的,通俗地說,是「管」人的一輩子的。嚴老師的一位學生,中學畢業以後遠離家鄉留學澳洲,但他說:「人在澳洲,心裡想著的仍是育才的讀書課」,他因此將中學的這門課程稱為「永遠的讀書課」,對於他,以及所有的育才之子,中學校園是永遠的生命的歸宿:中學本就應該承擔「精神家園」的教育功能。
至於嚴老師和他的學生一再說及的「心地柔軟」,則是強調在中學時期建構精神家園的可能性。中學生一切尚未定型,具有較大的可塑性,用嚴老師的說法,就是還沒有成為僵化的「木乃伊」;而且相對地說,較少受到污染,精神處於相對清潔的狀態,也即較多地保留了生命的原生狀態,精神之路尚未被各種垃圾堵塞,也就具有了較大的開放性與可吸納性。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則突顯了教育的作用,甚至可以說,學校給予什麼樣的教育,就會有什麼樣的學生。好的中學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是怎麼估計也是不會過分的;老師的某一句話,學校的某一次活動,影響學生終生——決定他職業的選擇,人生的道路,以至命運,這樣的事是屢見不鮮的,幾乎每一個過來人都可以舉出許多例證。這實際上是加大了中學老師的責任:在構建學生的精神家園方面將發揮重要的獨特的作用,如嚴老師所說:「全國數千萬教師——特別是語文教師,應該是中國社會思想的孵化器,我們希望下一代成為什麼樣的人才,我們就努力給他們什麼樣的教育」。「嚴老師們」的重要與價值也正在於此。
(二)
如果前述命題可以成立:中學應該承擔引導學生構建自己的精神家園的責任;接下去的問題是,中學語文教育,或者說我們這里著重討論的閱讀教育,在構建學生精神家園方面,可以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應通過什麼樣的途徑去發揮作用?
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包含了一種自我警戒:不能過分誇大了語文教育的作用,以至使其負擔過重;但同時不能否認的卻是語文教育在構造學生精神家園方面,確實有其特殊的「優越性」,我完全同意嚴老師的這一意見:在中小學所有的課程中,語文課所擔負的傳播人類和民族文化的功能是首屈一指的,而文化正是語文課的「內核」。這就是說,語文課主要是通過人類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來引導學生構建自己的精神家園的;而這樣的傳承又主要是通過經典名著的閱讀來實現的。細讀嚴老師關於他的教育追求、設想的文字,可以發現,他有兩個夢:一是我們前面一再強調的「構建學生自己的精神家園」,一是「創建一座書香校園」,這兩者是存在著一種內在聯系的,嚴老師一言以概之:「在閱讀好書中構建自己的精神家園」。——這正是貫穿這套《讀書課》系列教材的基本理念。 這背後隱含著對人們說得已經很多的「讀書」的意義的並不尋常的理解。在《人間的詩意——人生抒情詩讀本》的一篇導讀里,嚴老師這樣寫道——
「許多人專注於平面的生活,他的生存空間是可以按平方米計算的,除了他的眼睛看得見的屋舍、田園,除了他足跡踏上過的街道、城市,他沒有別的空間;他的生存時間是可以用時鍾來計算的,他只懂得活在今天,他的想像力很少涉足遙遠的過去和未來。其實,一個人可以擁有一種立體的生活,當我們不只是用肉體,而且是用靈魂在生活的時候,人的心靈所能容納的世界是沒有邊際的,當它穿梭古今、漫遊在人類所創造出來的精神空間,在生命中自由輕翔的時候,人就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滔滔不盡的時間之流,在短暫中體驗到永恆。
「由平面折向立體生活的最方便的秘密通道,就是書籍。除了大地存留的化石和遺跡,書籍是人類記憶的最重要的物證(如果不是唯一的話),而且是由無數代人有意識地保存下來的記憶。它們構建了人類的第二生活,比專注現實的平面生活豐富得多的立體生活。當我們閱讀書籍的時候,我們就是在重新經歷書中的生活,無量數的書籍,為我們提供了無量數的生活」。
這里所提出的「平面的生活」與「立體的生活」即「第二生活」的概念,是頗具啟發性的。「平面的生活」是受具體的時空限制的,是偏於肉體的,物質的;而「立體的生活」則是精神的,心靈的生活,是超越時空的。特別是中學生,就其「平面生活」而言,顯然是更為狹窄有限的;但卻可以通過「書籍」這個「秘密通道」,打破時空的限制,「穿梭古今,漫遊於人類所創造的精神空間」,這不僅極大地擴展了學生的精神生活面:「無量數的書籍,為我們提供了無量數的生活」,而且也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精神生活的質量:在與創造人類與民族精神財富的大師、巨人的對話中,「重新經歷」他們在書中所描述的生活,自會達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這樣建構起來的精神家園,盡管需要通過學生今後一生中的實踐,不斷加入其自身的人生經驗,生命體驗,才能真正化為其自身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但在起點上通過閱讀打開一個足夠遼闊的文化空間,進而達到精神空間擴展,這對其終生發展中生存空間的擴展,無疑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這里還要提及的是嚴老師的讀書課的另一個重要理念:培育「貴族」精神。這是一個很容易被誤解的概念;其實,周作人當年曾有過一個介說,他說,所謂「貴族精神」是「尼采所說的求勝意志」,不滿足於「現世的利祿」,而「要求無限的超越的發展」,是一種「超越現代的精神」(參看《自己的園地.貴族的與平民的》)。魯迅也有一個觀點,他說,「向上之民」總是「欲離是有限相對的現世,以趣無限絕對之至上者也」(參看《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寫到這里,又突然想起我剛讀到的與嚴老師同在廣東省的東莞中學的馬小平老師寫的一篇文章,轉引了他的一個學生寫的一段話:「我們需要寧靜,需要仰望天空。我們要明白還有一種不同於大地上的庸碌、瑣碎的生活。盡管世界已失去了溫存。可我,仍執著地把信仰的頭高高仰起」(參看《追尋意義——一個中學老師思考和言說的個案》)。按我的理解,周作人、魯迅、嚴老師,以及馬老師的學生所說的,基本上是相通的——當然,也有區別,比如,周作人認為,貴族階級因為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因此,較容易有超越現實的追求;而魯迅則以為即使是普通的平民,也會有「向上」的追求,這幾乎是出於人的本性的。事實也確實如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經驗:小時候總喜歡仰望天空,遠山,對「天邊」、「山外」有著神秘的嚮往。問題是,現在的孩子,特別是城市裡的孩子,早已失去了這樣的「遠方」感,失去了對「無限絕對之至上者」的嚮往與追求。這里有社會的原因,也有我們教育上的問題。我曾經說過:「這是一個消解神聖,消解痴情、激情,消解浪漫、理想的追求,最終要將人的精神消解殆盡的時代」。我們前面所說的「實利主義」,最終也是要導致人的充分物質化、平庸化的。而我們的「壓縮餅干」式的教育,山也似的作業、考試早已將孩子的時間、空間擠壓到了近乎零度,何暇、又到何地去「仰望天空」,他們已經被剝奪了這樣的自由與權利。另一方面,如嚴老師所說,「在當下這個信息時代,學生面對的誘惑信息大量激增,選擇什麼來充實自己,常常是跟著感覺走,未成年的人判斷力薄弱,他的自我選擇多是從俗——追逐流行文化」。這是一個新的教育課題:我們不能一般地否認流行文化,它在對孩子的教育上自有其意義和價值;但也應該看到,流行文化即使其最好的方面,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的平均水平的反映,如果只是用這樣的流行文化來滋養我們的孩子,就必然導致文化的貧血症與精神的平庸化與鄙俗化。因此,健全的教育,就應該為孩子提供廣闊的文化空間,在流行文化與高雅文化之間形成某種張力;而按我的理解,學校教育,課堂的語文教育,應以向學生提供高雅文化的滋養為主,同時對學生課外對流行文化的吸取進行必要的引導。在閱讀教育中,我們之所以提倡閱讀經典名著,正是出於這樣的理念。但正如嚴老師所說,如果不在實踐中加以落實,「讀名著將是一個『空對空』的希望」。嚴老師的「讀書課」正是這樣的自覺實踐:他以培育學生的「貴族」精神為目標,就是要對抗擠壓式的教育對學生想像空間、思想翱翔空間的剝奪,還學生以自由;就是要對流行文化形成一種制約性力量,讓學生明白「還有一種不同於大地上的庸碌、瑣碎的生活」,引導學生「仰望天空」,在平庸的現實中,追求前面所說的精神超越的「第二生活」,構造一個「立體」的精神空間。一位語文老師在聽了嚴老師的課以後,這樣寫道:「無論是讀書,還是聽課,我都有一種靈魂被凈化,精神被提升的感覺。他把人類關懷展現在我們面前,讓我感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作為人應有的尊嚴與崇高」。嚴老師自己還有一句話:「目的就想還語文教育一個應有的崇高地位——引導學生為自己的心智成長而讀書,為健全的青春和豐富的人生而讀書」。嚴老師的讀書課正是這樣的課程:它給學生以智慧,它提升了學生的精神境界,同時也恢復了人(教師與學生)所應有的,以及我們的語文課應有的尊嚴與崇高。
這里,也許還要作一點必要的補充:強調「貴族精神」,絕不意味著對平凡人生的貶斥或否定。這也是嚴老師教育理念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他特意選擇,並且在讀書課上深受學生歡迎的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園》里,就有這樣的明確表示:「我不大能領會下列說法的深奧之處:要重建精神家園,恢復人文精神,就要滅掉一切俗人」。所要構建的正是「俗人」的,也即所有的平凡的人所應有、也能有的「精神家園」;王小波說他是「用寧靜的童心來看」人文之路的,嚴老師則將其概括為「回到常識」:「這條路是這樣的:它在兩條竹籬笆之中。籬笆上開滿了紫色的牽牛花,在每個花蕊上,都落了一隻藍蜻蜓」。正是這只「藍蜻蜓」與這朵「牽牛花」感動了許多聽讀書課的孩子;一位學生這樣寫道:「但願,走到生命盡頭時,我能夠說,我從牽牛花叢中走過來了」。這藍蜻蜓與牽牛花都象徵著生命的自然成長,而所謂「回到常識」,其實就是回到人的生命本性。於是,就有了「凡人天使」、「凡人英雄」的說法:在《成長的歲月》卷里,選了一篇題為《天使之舉》的文章,講一位少女為了保護一棵巨杉不被砍伐,居然在樹上住了兩年,嚴老師在「導讀」里寫了這樣一段話:這位少女「想維護的,其實是人和自然唇齒相依的古老關系。這種關系,在一切都被當作商品的現代社會,是『不正常』的;這種行為,在要求孩子唯命是從——唯成人和社會之命是從的中國,是不會發生的。所以,她不屬於現代,更不屬於我們,『因為她的天使』,一個凡人的天使。但是,人的本性的善良,無風古今與中外,人皆有之。我們有理由相信,現代中國,正期待一個個這樣的『天使』降臨」。還有一篇文章講一個「認真地對待他的『牛肉麵』的老師傅」的故事,作者說:「這原是生命里的另一種堅持」。嚴老師在「導讀」里則稱之為「我們生活中的一位凡人英雄」,並且發表了如下議論:「你能否設想,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凡人,也可以是英雄?只因為他身上具有作為『人』的偉大素質,比如誠信、認真、負責、善良、友愛、孝慈、自我犧牲等等,正是這些普通人的行為,構成了一個社會的素質,建設著我們每天所過的生活」。這是確乎如此的:我們前面所說的人的尊嚴與崇高正是存在於普通人的身上,並且是由他們來維護的。因此,我們的教育,正是要引導孩子去努力發現世界上每一個平凡的人(當然也包括自身在內)的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嚴老師在《人間的詩意——人生抒情詩讀本》卷里,特意選了俄國詩人葉夫圖申科的《世上每一個人都特別有意思》,並意味深長地說了這樣一番話:「世界上每個人都特別有意思,因為每個人都是一個世界。那些平凡的人,全有自己不平凡的世界——自己的初雪和日出,自己的初吻和相思,自己的愛恨情仇,自己的秘密國土。因而,一個人的離去,帶走的是一個世界。請慎重書寫你的世界史。」
最後還要說一點,嚴老師關於「在閱讀好書中構建自己的精神家園」的理念背後,自然包含著他對語文教育的性質、功能的認識。他認為應該「從漢語、文學、文化三個層面來理解語文課」:「正確、純潔地使用漢語,是語文課的最低要求」,但「它一旦變成最高要求,實際就降低了語文的價值」;因為「語文的精華在文學」,「要領悟漢語言文字的美和靈性,唯一的正道是多接觸漢語言文學經典」;而「語文課在打通『語言』關、打開『文學』之門的過程中,始終貫穿的一條線索是『文化』」。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嚴老師將語文「教育目標」定為「會漢語的人,有漢語文學修養的人,以及讀書種子或思想種子」三個層次,並且聲明,他所編寫的「讀書課」系列讀本的「培養目標是第二、第三個層面的人才」。這就規定了他的讀本的特色,從另一面說,也是一個限制:它是在學生基本上過了語言關,能夠正確使用漢語的前提下,為了進一步滿足孩子的精神發展需要而編寫的,因此,它在整個語文教育體系中,是一門選修課的教材,或課外讀物。強調這一點,是因為盡管我也同意「正確、純潔地使用漢語,是語文課的最低要求」這一說法,但如果了解語文教育的實際,就會知道,從全國范圍來看,真要達到嚴老師所說的第一層次的要求,還需要作許多艱苦的努力。而且,在我看來,即使是進入第二、三層次,也不能忽視語言的教育,嚴老師強調他的讀書課要引導學生感受與領悟文章的思想之美與文學之美,或許還應該加上語言之美,這三美之間是存在著內在的聯系的。而且就我們強調的「構建精神家園」這一命題而言,「漢語家園」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對這一點,嚴老師其實也有精彩的論述。讀本里有兩篇選文特別讓我感動。一篇是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絕命書》。在上一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因反對法西斯而被迫流亡巴西,最後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作出這樣的選擇,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嚴老師在「導讀」里所說,「茨威格是一個德語作家」,「流亡巴西的茨威格,仍有作品在英語世界流通,但他感覺漠然,他焦心的是他的作品在母語世界的被禁。所以,在非常冷靜的狀態下決定自殺,並寫下了這份《絕命書》時,他已經明白無誤地說出了告別世界的致命動機:『與我操同一語言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沉淪,我的精神故鄉歐洲也已自我沉淪』」。這是一個血的警示:「母語,是一個作家的精神家園,是一個人存在的永遠的皈依」,一旦失去了與母語的血肉聯系,人的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因此,當我在《白話的中國——二十世紀中國讀本》里讀到歐陽江河的《漢英之間》,是受到了靈魂的震撼的:「為什麼如此多的人移居英語,\努力成為黃種白人,而把漢語\看作離婚的前妻,看作破鏡里的家園?究竟\發生了什麼?我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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