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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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行漸遠的紅利》（彭文生）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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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漸行漸遠的紅利

作者：彭文生

豆瓣評分：8.8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4

頁數：282

內容簡介：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並行或先後釋放出的人口紅利、制度變革紅利、全球化紅利，都將並行或先後面臨見頂回落的趨勢，因循這些發展機遇時期形成的分析框架來思考未來的增長，難免會陷入慣性與定式，從而出現較大的偏差。本書力圖建構適應「後紅利時代」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相應地、分主題地分析中國宏觀經濟領域若乾重要議題；最終，引領讀者去探索中國經濟新平衡的路徑。

本書是作者結合自身長期的工作經驗，特別是近距離、實際地觀察、了解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寫下的個人總結與思考。全書分為十個部分，開篇從宏觀經濟分析框架談起，奠定了本書寫作的學術規范基礎，並為讀者指出了理解中國宏觀領域經濟現象、發展規律的分析框架；第二章內容聚焦在中國的人口問題上，明確地指出了中國現今及未來的人口結構具備的宏觀經濟含義；從人口延伸開，第三章談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長周期與短周期的區別及相互聯系，為理清長期的結構性經濟問題和短期的亟待解決的問題提供了思路；隨後，作者探討了經濟結構的失衡與再平衡問題，為調整長期發展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礎；對中國貨幣發行信用、通脹難題以及房地產泡沫的探討體現了本書著手解決當前宏觀經濟領域熱點問題的意圖，並由此闡發了作者觀察後的獨特思考；由此，作者介紹了人民幣的再平衡之路以及中國城鎮化的新機遇與新挑戰；最後一章，作者總結了上述各個領域的發展問題及特色，提出了「中國新平衡——轉型的政策路徑」。

作者簡介：

彭文生，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1966年出生於安徽省。1986年獲得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88年和1993年分別獲得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86年曾就讀於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2010年9月加入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任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中金任職之前，2008年加入巴克萊資本，任中國經濟研究主管，董事總經理。1998年至2008年，任職於香港金融管理局，先後擔任經濟研究處和中國內地事務處主管。1993年至1998年，在華盛頓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學家，主要負責亞洲新興市場經濟研究，政策分析和咨詢。2012年受聘為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兼職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是宏觀經濟和金融。在《銀行和金融期刊》《牛津經濟與統計評論》《太平洋經濟評論》《中國經濟評論》等國際學術期刊發表多篇論文。出版英文著作Business Cycles: Theory and Evidence，co-authored with Andy Mullineux and David Dickinson, Blackwell Publishers，1993（《經濟周期：理論與實證》，合著）；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Global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Renminbi，co-edited with Chang Shu，Palgrave Macmillan，2009（《貨幣國際化：國際經驗對人民幣的啟示》，聯合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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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邏輯》（周其仁）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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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改革的邏輯

作者：周其仁

豆瓣評分：8.3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8

頁數：296

內容簡介：

十八大之後，對於中國往何處去，改革應該怎樣繼續，無論是專家學者、輿論，還是大眾，眾說紛紜。

從改革史上標志性的莫干山會議開始，周其仁教授就與中國每一步改革密不可分，也因此成為政府、媒體和大眾關注的改革焦點人物。從「鄧小平做對了什麼」到「中國還需要做對什麼」，從「如何防止改革變成半拉子工程」，到「怎麼避免糟糕的政策組合」，應對更激烈的全球競爭，周其仁教授對中國改革的理念、方法和歷程進行嚴密而邏輯清晰的梳理，系統地從產權改革、土地改革、貨幣改革等各個方面解讀了中國經濟改革的來龍去脈和未來走向，既有對過去的回望和梳理，也有對關鍵問題的深刻解讀，同時對未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教授長期以來注重實地調研，他對於改革的看法都從實際土壤中產生，是一本非常接地氣的改革力作。

文摘

自序

把這些年來作者有關改革的文字集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編輯的建議。我自己覺得，這些文章在網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編入其他文集，再編一本，可有可無。不過，出版社對讀者的需要總有更多的了解，那就聽她們的吧。書前也沒有特別要交代的話，前一段在不同場合發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來作為序言。

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什麼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什麼我們這個體制，改起來那麼難？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制，從1952年國民經濟開始恢復，到1978年，總共也不過就是28年。其實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於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產的合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面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合一，沒有城鄉戶籍控制，也沒有從這個產業到那個產業，這不準、那不準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體制，應該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形成的。總計20年時間，搞成了那麼一套管得死死的體制。可是要改這套體制呢？從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經35年了，人們還在呼籲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么一個現象裡面，必定有一些道理。為什麼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制，改起來特別難？

現在一個認識是，維系老體制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了。現在一件事情，背後都是多少億、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頑固，於是改革就難了。

但是，哪個國家在哪個歷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制就是一個即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游戲規則，也就是要改變經濟競爭的輸贏准則。游戲規則改了，原先的贏家不一定繼續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出比賽，總還想維系老規則，繼續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麼顯得特別嚴重？

我的看法，計劃命令體制不是從實踐中自發建立起來的。她是按照一種理論構想、按照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構造出來的體制。如把整個國民經濟作為一家超級國家公司來處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經驗。發達國家的市場里是出現過一些大公司，但要讓公司大到覆蓋國民經濟，以至於可以消滅全部市場關系、完全靠「看得見之手」來配置一個國家的經濟資源，那還是要差十萬八千里。但是一旦把這么個超級國家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誰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彙，碰不得，只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詞彙」的既得利益，才特別頑強，特別難觸動。誰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會主義」——5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個罪名叫「反蘇」——本來是怎樣搞經濟的問題，非常實際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賴經驗和實踐效果。要是意圖老也實現不了，不妨考慮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詞彙」當頭，點點滴滴改進的難度驟然變大，一靜一動之間好像都觸犯了制度底線，既得利益就變得很僵硬。

推進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經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麼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實踐效果來調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種田的人吃不飽飯，才叫「社會主義」？久而久之，人民對那套「大詞彙」就不會有信心，也不會有興趣。

其實世界上各種經濟體制，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出錯的制度？資本主義了不起，《共產黨宣言》說它創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老要鬧經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制會出錯？過去以為搞了計劃經濟就可以消除了危機，實際上無論在前蘇聯還是在中國，經濟決策同樣也會出錯，否則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經驗證明，出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困難。

改革無非是系統性地糾錯。這里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制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累起很多問題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幟，我們體制的糾錯能力就自動變強了嗎？實踐中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偏向，千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經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制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這么難，那麼乾脆不改了行不行？乾脆宣布中國已經建成了新體制，再也無需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後面。大體有三個層面。

第一，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瀏覽最近新聞，劉鐵男案、劉志軍案、東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還有延安城管的暴力執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當然也可以說，這么大個國家，總有負面新聞，也總有偶發因素、純個人的因素。不過個人感受，這些新聞事件還是反映出高速經濟增長的中國社會機體里，帶有令人不安的體制性疾病。中國是比過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處可見富態，也可見病態。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錢數目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產品。「利用職權」能帶出如此數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現行的職權利用體制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制，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了。

一個國家糧庫，一次過火面積就是幾萬噸存糧。網上議論，向著「天下糧倉」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調查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我不過以過去的經驗推斷，倉儲存糧數目過於巨大，與價格機制被嚴重干擾總有某種間接的聯系。現在財政對糧食的補貼，到每戶農民頭上的還不算多，但總量已經不小。這對糧食總供求當然有影響。不補貼呢，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煩——是為兩難。出路之一，是適度提高糧食種植經營規模。為此需要進一步釐清土地承包權、發展農地轉讓權。就是說，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進一步改革。延緩地權改革，只靠糧食補貼，財政能力是一個問題，補來的糧食壓庫，社會成本過大，管理負荷過重，怕是過不長久的。

還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廠裡面工人在幹活，但車間門被反鎖，著火了人也跑不出來，活活燒死！經濟發展當然要支持民營經濟，但民營企業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權益。這些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不可能僅靠各方自覺就可以自動實現，要有政府來充當履行市場合約的第三方。可是平時管東管西、查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關天的環節就沒檢查、沒監督。說此案暴露「政府缺位」，總不冤枉吧？問題是缺位了怎麼著？用什麼機制來監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樣野蠻的辦法。眾目睽睽之下，身穿國家制服，跳腳猛踩小商戶的腦袋——這樣的官民關系，離「官逼民反」不很遠就是了。說是「臨時工」所為，可事發整整七天之後，延安城管局長才現身道歉。他到底忙什麼去了？官員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國將不國嗎？這件事發生在延安，那是共產黨奪天下的聖地。要是當年也是這樣的官民關系，毛主席能坐進紫禁城嗎？

聯繫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徵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出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了。所以現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出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出手招架。這是第一層次。

第二個層次，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制、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系，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比如說，對經歷過1959-1961年大飢荒，經歷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再怎麼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後、90後來說，他們的參照系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產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系究竟是什麼，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麼？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了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面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家的期望，就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麼樣，更不能講解放前怎麼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系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輕一代人對社會的期望，也會出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彌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面，現在很多制度性的變數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裡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於批評中國人有法不依，沒有尊紀守法得好習慣。這個問題存在。但有得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里一定說請大家不要打開手機。可是前後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可是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家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了。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後開手機沒啥不良後果，幹嘛不痛痛快快讓大家開手機得了？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在不少經濟管制，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什麼？常常是「白車」經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產權」，法律上沒地位，現實中有市場。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夥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了幾十萬元才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麼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很熱鬧。可走近生活，哪種利率模式現實里沒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講到這些現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了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里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現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制里來。在這三個方向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後面。

這本文集討論的，就是一個很難改的體制，如何在不改更難的預期下，繼續改革的邏輯。是為序。

作者簡介：

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經濟研究院教授，曾獲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2011年第一財經金融價值榜年度公共經濟學家等榮譽。

早年在黑龍江下鄉，其中在完達山狩獵七年半。

1978年從農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工作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在杜潤生先生指導下從事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

1989年5月後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訪問學習。1991年秋進入UCLA，後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並應邀為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和長江商學院開設課程。

研究范圍主要包括：產權與合約、經濟史、經濟制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制與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來，相繼開設了有關經濟組織和經濟制度、發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課程。

著作有《城鄉中國》、《改革的邏輯》、《競爭與繁榮》、《貨幣的教訓》、《中國做對了什麼》、《病有所醫當問誰》、《世事勝棋局》、《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挑燈看劍》、《產權與制度變遷》等。

推薦

（周）其仁不厭其煩地講述中國改革的故事，用意在於提醒讀者關注和思考中國社會未來可能涌現的改革圖景。通過其仁的敘述，讀者很容易理解，符合改革邏輯的中國未來改革圖景，必須涉及政治體制改革。我喜歡更直接的表述：妨礙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關鍵環節將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主要是經濟的。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汪丁丁

懂得經濟學真諦並能用以剖析現實的學者不多，兼具思辨力、洞察力和凌雲健筆的學者更少見；具有全球視野又能持續關注本土現實的學者不多，不疏空、不褊狹的學者更少見，周其仁則是其中難得的佼佼者。藉長期孜孜不倦探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周其仁近年來多有精闢的經濟論說問世，這里呈現的是其精選。讀這本書，幫你理解中國改革的邏輯，也幫你了解周其仁的方法論。

——財新傳媒總編輯、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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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口述史》（歐陽淞）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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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改革開放口述史

作者：歐陽淞

豆瓣評分：9.4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11

頁數：792

作者簡介：

歐陽淞，男，漢族，1948年10月出生，湖南雙峰人，中共黨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法學博士。現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會長，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會長、全國黨建研究會副會長。

高永中，男，漢族，1954年9月出生，甘肅華池人，中共黨員，蘭州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本科學歷，學士學位，研究員。現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8. 中國自49年解放至78年改革開放這個階段的社會歷史！越詳細越好！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30年，是我們黨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同心同德、銳意進取，進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創造性活動的30年。我們探索和開辟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道路，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更加鞏固。我們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顯著增強，新的宏觀調控體系框架初步形成。農村和城市的各項改革取得重大進展。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我們實行對外開放的領域和規模不斷擴大，已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進出口貿易、國家外匯儲備大幅度上升。利用外資為我國建設開辟了廣闊的資金來源。我國經濟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經濟舞台。
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民福利得到了實質性的提高，而且也使中國日益融入世界經濟和主流文明之中。具體而言：
一是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進一步提高。統計表明，1978年至2006年的28年間，中國的GDP年均增長9.67%，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3.3%左右的年均增長速度。與此同時，中國現已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國外匯儲備從未超過十億美元，二00六年末已突破一萬億美元。對外貿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通過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進行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大大提高了中國的生產力水平，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二00一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中國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截止到去年，中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四，外貿總額位居全球第三。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二是民生得到顯著改善，人民生活總體上進入了小康水平。以收入和住房這兩大最能反映生活水平的項目為例，從1978年到2006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積都有大幅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30年間，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從2.5億下降到2148萬，絕對貧困發生率由30％下降到2.3％。中國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貧困人口減半目標的國家。
三是初步建立了一個適應經濟發展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市場而不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目前，中國基本成為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共識開始形成。很多國家包括一些發達國家，相繼承認樂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表明，我國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已經基本確立。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委員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親身經歷者和思想推動者，同時也是這段歷史最敏銳的審視者和最深切的感悟者之一。對於改革開放，厲老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三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是完成了三件事。「第一個是農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個是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證券市場，第三個是民營經濟的興起。」農村家庭承包制這一制度變革的主要貢獻，是在當時條件下，通過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來促進農民的生產，從而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從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我們進行了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由於股份制改革的推進，中國有了證券市場。盡管在當時它還是很不完善，但畢竟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和證券市場開辟了道路。盡管股份制曾經受到過各種懷疑、甚至責難，但中國的股份制、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終於取得了成就。對於民營經濟，厲以寧指出，雖然當初出現時也是面臨各種責難，不過在民營企業不斷成長以後，大家真正感到民營企業的確至關重要。就業問題是誰幫助解決得最多？是民營企業，70%以上的新增勞動力崗位是在民營企業中，很多城市中的稅收主要是民營企業提供的，我們的出口中也有不少是民營企業發揮的作用。民營經濟的興起調動了許多人創業的積極性，這對長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四是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鎖定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開放是什麼？開放就是自主、自發地接受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則，並以此克服自身傳統的特殊規則的缺陷，使其更好地推進國民福利的增加和國家的富強。而真正的對外開放，不僅要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還要學習西方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學習西方文明，進行制度變革。從這個意義上說，開放的重要性有時要遠大於改革。中國大批留學生到國外學習，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國家建設的有用之才。通過相互學習，使人們的思想更加解放，視野更加開闊，開放意識和創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加入WTO後，我們已義無返顧地回歸到世界主流文明中，以一個主權國家的承諾和信用鎖定中國改革發展的道路。

9. 《中國四十年社會變遷1978-2018》pdf下載在線閱讀全文，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中國四十年社會變遷1978-2018》（畢競悅）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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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四十年社會變遷1978-2018

作者：畢競悅

豆瓣評分：5.8

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4-1

頁數：266

內容簡介：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實現了從鄉土中國向城鎮中國、從 農業社會向工商社會的轉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這是中國城市 化進程的動力之源。隨著中國由計劃經濟模式轉向市場經濟模式，多元化的市場主體出現， 帶來了商品的極大豐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加入了世界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成為 開放社會和信息社會。

本書的敘述有兩個角度：一是從宏觀角度分析了四十年來中國幾個重要方面的社會變 遷；二是從熱門事件入手，反映四十年來中國的社會生活變遷。全書試圖展示一幅中國四十 年來的社會變遷全景圖並分析發生變遷的原因，並對未來進行了展望。

作者簡介：

畢競悅，法學與管理學交叉學科 博士。主要學術興趣為公共政策。有 多年智庫工作經歷。曾任《改革內 參》執行主編、圖書策劃人。現為神 華研究院戰略所研究員，高級經濟 師。兼任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憲法與 國家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 行為法學會企業治理研究會常務理 事、中國互聯網協會青年專家，騰訊 文化頻道專欄作者。

出版專著《法治美國》《世界煤 炭行業公共關系戰略實證研究》，出 版《羅斯福憲法》《聯邦黨人與反聯 邦黨人文集》《權利的成本一—為什 么自由依賴於稅》等學術譯著十餘 本，在報刊、新媒體發表論文、評論 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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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作者：吳曉波

豆瓣評分：8.6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8-1

頁數：246

內容簡介：

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再度發力！

向錢穆先生之《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致敬之作！

打破時間壁壘，勾勒歷代變法全貌！

探尋中國兩千多年來經濟變革的得與失！

如果不研究歷代經濟的變革，

其實無法真正理解當前的中國！

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時期的齊國宰相管仲改制變法，使得齊國一躍成為霸主，傲視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時國庫充實，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為之緩解；公元1978年，總設計師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百年積弱的中國經濟再度崛起，重回強國之列。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歷了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法，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出了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著作，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的重大經濟變法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剖析了隱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內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

作者簡介：

吳曉波

著名財經作家，「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主要出版著作有:《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上下卷）、《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上下卷）、《浩盪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吳敬璉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肖像》、《大敗局》、《大敗局Ⅱ》等。其中《激盪三十年》被評為「2007年度中國最佳商業圖書」、「2008年《新周刊》新銳榜之年度圖書」，《跌盪一百年》被中國圖書評論學會評為「2009年度十大圖書」，《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