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調兵命令是什麼

A. 74年中越海戰，將介石說了什麼話

1974年，越南南方（南越）的吳庭艷政權妄圖侵佔我西沙群島，雙方進行了激戰，蔣介石在第一時間就知道了這個消息，他馬上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在大會上他激動萬分：「娘稀匹，介小的越南赤佬，也要同阿拉來搶地盤，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們立即出兵！」然後馬上指示台灣外交部門向外發電，公開自己的立場。
中國與越南的海上戰爭爆發後，由於戰事需要，急需向西沙增兵。以前為了避免國共之間不必要的沖突，中共海軍在南北往來都是採用繞道台灣東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峽。這次由於戰事需要，兵貴神速，總想能在台灣海峽直接通過，但也不知道台灣方面是什麼意思？但戰事緊迫，確實顧不了那麼多了。時任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鄧小平馬上向毛澤東徵求意見。
毛笑了笑說：「我了解他，沒事！馬上速從台灣海峽通過！」於是四艘導彈護衛艦旗幟鮮明地從澎湖列島徐徐通過，一路上還朝天放了一排帶有禮貌性質的禮炮。那天中午，蔣介石剛好在別墅陽台上閉目養神，他聽了這個緊急報告後，只是淡淡地長嘆了口氣說：「都是炎黃子孫吶！西沙戰事吃緊了。」當晚，國民黨軍艦和一些軍事要塞都打開照明燈為北海艦隊的官兵護航。蔣介石聽到中共艦隊安全通過後，說了一句：「畢竟是同胞兄弟」，就徑直用餐去了。

B. 1929年國民黨大事年表

國民黨新軍閥混戰是以蔣、桂之間的戰爭拉開序幕的。

1929年2月19日，桂系的武漢政治分會發出決議，撤免魯滌平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師師長職務。同時派葉琪的第9師，夏威的第7軍向長沙進兵。魯滌平措手不及，慌忙乘外輪逃往南京，桂軍控制了湖南。至此，桂系占據了兩湖，接通了廣西，勢成能攻能守、可進可退，要與蔣介石較量一番。這就是所謂的「湘案」。

蔣介石消滅白崇禧部的辦法是，利用唐生智與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驅逐白崇禧。白崇禧帶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兩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軍。白崇禧既想長駐河北，又想向西北發展，這引起部下的不滿。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鄉，又都覺得當桂系的軍官不光彩。蔣介石抓住這個矛盾，廣泛傳播唐生智將要復職的消息。唐生智在上海也活躍起來，派人向蔣介石表示竭誠擁護中央。蔣介石不但答應唐可重新指揮部隊，還賞以巨款，並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舊部。

此時蔣、桂之戰已在弦上，白崇禧計劃率部南下浦口，配合李宗仁部攻蔣。但此時部隊已不聽白的指揮，並到處張貼「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歡迎唐總司令東山再起」等標語。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標語貼到北平、天津的火車車廂上。白崇禧在軍中不能立足，化裝由塘沽搭日輪逃走。

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受到舊部的歡迎。3月ZI日宣布討伐白崇禧，蔣介石立即任命唐生智為第五路軍總指揮。唐生智在北平順承王府設立總指揮部。蔣介石扶唐倒自計劃完全實現了，這等於砍去了桂系的一隻手臂。

李濟深是廣西梧州人，在廣東做官。在政治勢力的劃分上他屬於粵系。廣東財力充裕，但士兵的戰鬥力較差。廣西較窮，士兵勇敢。李濟深利用鄉士關系，長期以來與桂系結為一體。廣東支援廣西經費，廣西支援粵省兵力。李宗仁、白崇禧帶兵遠離廣西之後，李濟深與黃紹密切配合，使蔣介石無法插手兩廣。蔣介石要消滅桂系，不拆散粵、桂聯盟是難以成功的，因此，蔣介石陰謀暗算李濟深。

李濟深本不想來南京參加三全大會。蔣介石以人格擔保，特派吳稚暉、張人傑、蔡元培、李石曾四大國民黨元老請李到南京來調停湘案。李濟深信以為真。不料在3月21日晨，蔣介石突然下令將李濟深逮捕，關押在湯山俱樂部。3月28日國民黨三大閉幕的當天，蔣介石又派兵去抄了李濟深在南京的住宅。全國編遣會議後，蔣介石到處閱兵、演習，向地方實力派示威，李濟深曾為此電責蔣介石。蔣介石因而對李懷恨在心。

蔣介石無理扣押李濟深，引起各方面強烈不滿。幫助蔣介石勸說李濟深入京的吳稚暉和張人傑，首先怒氣沖沖地跑到蔣介石的面前斥責他的暴行，然後他兩人搬到湯山與李濟深同住，以表示抗議。蔡元培、李石曾也譴責蔣介石毫無信義。廣東將領群情激奮，蔣光鼎、蔡廷鍇等人聯名致電蔣介石，強烈要求立即恢復李濟深的自由。又電邀黃紹宏到廣州商議對策。但這時蔣介石已派粵籍將領陳銘樞、陳濟棠二人到粵活動，說服粵省將領服從中央。二陳以貌似公允的兩面派手法，用避免牽人戰爭為理由，把桂系孤立起來。隨後，蔣介石任命陳濟棠為討逆軍第8路總指揮。陳濟棠從此主宰了廣東。

蔣桂戰起，各實力派多為自己打算，3月29日，閻錫山發表通電，響應蔣介石的討伐令。四川的劉湘為防止蔣介石以追擊桂系為名進入四川，也聲明討桂。

馮玉祥在蔣桂戰爭中，採取兩邊應付的辦法，桂系曾請馮協助反蔣，馮滿口應允。蔣許給馮行政院長職位，馮為利所動，答應出兵14萬助蔣討桂。但馮在兵下徐州時，印刷了大批討逆布告，卻不印所討之逆為何人，只印「貪贓枉法、橫征暴斂、屠殺民眾，迫害青年」之類的罪名。他的用意是蔣、桂誰敗，就在布告上填寫誰的名字，並企圖先於蔣介石佔領武漢。馮玉祥的這種態度，不僅害了桂系，自己也遭到蔣介石的暗算，受到雙方責難。

蔣介石於3月29日親自擔任總司令，到九江指揮作戰，討伐桂系。何應欽任參謀總長。共出動3個軍：劉峙的第1軍，朱紹良的第2軍和朱培德的第3軍，並有14艘艦艇配合作戰。

然而，蔣介石最拿手的辦法是從對手內部收買叛將。蔣介石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沒有矛盾。蔣介石採用以派制派的方針從內部分化瓦解，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權的條件，許諾投靠者以高官厚祿，往往容易找到叛投者。這種辦法瓦解對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見效甚快。

蔣桂戰起之時，李宗仁從上海返回廣西，白崇禧正從塘沽逃往廣西途中，黃紹宏坐鎮廣西，致使武漢軍中無主帥。武漢前線總指揮的大權交給了第一師師長李明瑞和楊騰輝。這時李明瑞和楊騰輝已被蔣介石買通。同時蔣介石又通過朱培德爭取張發奎，任命張為第1路軍右翼軍總指揮·，任務是叫張發奎搶在馮玉祥的前面佔領武漢。蔣介石手令：委任何鍵為討逆軍第4軍軍長，撥發該部給養70萬元，並應允事成之後：湘省一切要請芸樵（何鍵字）負責。何鍵立即發電表示「竭誠擁護」中央。就這樣，蔣、桂未經交戰，桂系占據的湖北、湖南兩省，從地方到軍隊，都已被蔣介石分化瓦解了。蔣介石的侍從副官鄭介民在武漢市內指揮蔣系的特務，已經做好了內應的安排。4月6日，蔣介石到達武漢，他宣布：「兵不血刃而定武漢。」因為李明瑞帶部隊脫離了戰斗，桂軍幾乎不戰自退了。馮玉祥先於蔣而人武漢的幻想也破滅了。

蔣介石進入武漢之後，封官犒賞，發給李明瑞部大批現金。又在武漢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大罵叛逆。耀武揚威，不可一世。蔣介石還在武漢單獨召開了馮玉祥的部將韓復榘，蔣氏夫婦「盛情」款待，當面許韓任河南省主席職，並贈數十萬巨款，開始作瓦解馮部的工作。

從武漢敗下來的桂系第4集團軍的殘部，在胡宗驛、陶鈞、夏威的帶領下，退到鄂西，想聯絡四川軍閥楊森。蔣介石豈能容他們在鄂西立足，他命張發奎、朱紹良、夏斗寅部追擊，同時發出招撫桂系的《告桂系軍隊書》，稱：「官兵如帶械歸來，各賞洋五元；官兵如為待手來歸的一律收容；如能殺了你叛逆長官來歸的，必得重賞官級。殺了你連排長，賞銀百元官升一級；殺了團營長賞銀五百元，升二級；殺了師長總指揮來歸的，賞銀五千元，升三級。於是，胡、陶、夏三人頂不住蔣介石的武力與金錢雙管齊下的手段，三人同時宣布下野，部隊聽候改編。桂系第4集團軍至此全部瓦解。

蔣介石「徹底鏟除」桂系的戰爭是從5月5日開始的。蔣介石限5月25日前佔領柳州，他又從武漢跑到長沙督戰。此前蔣介石也曾誘迫過黃紹宏叛桂投蔣，但黃未能聽命。

李宗仁、白崇禧、黃紹宏在蔣介石的緊逼之下，決定爭取主動，以攻為守。在蔣介石向廣西進攻的同一天，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護黨救國軍」的旗號，由白崇禧、黃紹宏率兵分兩路向廣東進攻，企圖對粵作戰取勝後打開新局面。李宗仁則去香港聯系其他反蔣力量。5月21日，粵、桂軍在廣東白念進行血戰，桂軍失敗，退回廣西。白、黃在廣西雖反復作戰，但無力抵擋蔣介石從四面八方調來攻桂的軍隊，6月，白崇宏、黃紹宏由廣西南端的龍州敗逃越南，待機再起。

蔣介石鏟除桂系的方針及其陰險手段，引起國民黨各派系的極大震動，並感到驚恐。迫使他們各尋出路：或者奮起反抗，或者委身投靠，或者以兩面派的手法左右去逢迎。

蔣介石倒桂得手之後，他極力拉攏閻錫山，加緊攻擊馮玉祥，採用的仍是各個擊破的策略。

馮玉祥本想利用蔣、桂之戰，搶先佔領武漢。但被蔣介石所窺見，早有了防備。馮玉祥的打算落空，還增加了蔣介石對馮玉祥的怨恨，使蔣、馮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了。蔣介石佔領武漢之後，立即調集了主力部隊，准備進兵河南、山東，對馮系作戰。

蔣介石為了鏟除馮系，使出了全身的解數。首先，他開始大肆收買馮的部將。在武漢已把馮玉祥的老部下、最忠實的將領韓復榘收買。接著蔣介石又派人到襄樊，給石友三送去幾十萬元，進行收買。石友三本是反復無常的小人，立即答應聽從蔣介石的指揮。後來，蔣介石又用同樣的辦法，收買了劉鎮華、馬鴻逵等部將叛馮附蔣。西北軍在蔣介石的瓦解下發生了激烈的分化。其次，蔣介石廣泛散布謠言，製造馮玉祥勾結蘇聯、要南攻蔣介石並向山西發展打擊閻錫山的輿論，挑撥馮、閻關系，使閻錫山半信半疑。再次，蔣介石企圖誘騙馮玉祥入京，使西北軍群龍無首。當時，蔣接連電請馮玉祥人京供職。馮玉祥明確表示他不去南京的根本原因是「恐為李濟深第二」。同時馮玉樣在華陰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武裝反蔣，馮自任「護黨救國軍西北路總司令」，要求各部收縮兵力，縮短戰線，馮軍從山東、河南一律撤至潼關集結，迎擊蔣軍。馮軍西撤之時，將歸德至馬牧集段13座橋梁炸毀以阻止蔣軍運兵。

5月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推蔣介石為主席，23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決議，革除馮玉祥的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下令查辦。在這之後，國民黨中央發表的各項文告中，稱馮玉祥為「統一之梗」，「破壞革命」，「陰險成性」，「反復無黨」，「勾結蘇俄」，「背叛黨國」，總之是「十惡不赦」。蔣介石對他這位「死生不渝如胞兄」的馮玉祥，大有寢皮食肉而後快之意。文的、武的、正面進攻與內部瓦解一齊向馮玉祥的西北軍打過去，使馮玉祥的處境十分困難。

馮玉祥對蔣介石的強大壓力，不敢貿然迎戰，他突然宣布：「自5月27日起，所有各處電文，一概謝絕，從此人山讀書，遂我初衷。」馮玉祥下野當然不是為了讀書。目的是使蔣介石失去進攻西北軍的借口，以保存實力，然後馮設法拉閻反蔣。馮玉祥這一招果然收到一些效果，蔣介石的武力進攻暫時停止了。但是，戰場上的爭斗立即轉變為一場曲曲折折的蔣、馮、閻之間縱橫的政治斗爭。

閻錫山在蔣、馮沖突中，既媚蔣任馮，又拉馮抗蔣。媚蔣壓馮，是想借蔣之力把西北軍擠出豫、陝、他好稱王北中國；拉馮抗蔣，是為了在蔣介石面前抬高身價，阻止蔣介石進攻晉系。蔣介石為了各個擊破，緊緊拉住閻錫山先把馮玉祥趕下台，然後只剩下晉系就好收拾了。馮玉祥要想抗拒蔣介石，必須聯合晉系方能立足。這就是此時蔣、馮、閻三角關系的微妙之處。

6月7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要求閻錫山幫助他進攻西北軍，逼迫馮玉祥出洋，馮玉祥只「入山讀書」是不行的。閻錫山表示不主張內戰，提倡和平解決。並揚言他要與馮玉祥相偕下野出洋。隨後，他派人到天津訂購船票，到日本安排住處，擺出一副決心引退的樣子。閻錫山曾多次邀請馮玉祥到太原共商反蔣大計，但馮玉祥懷疑閻錫山別有他圖，不敢貿然入晉。馮看到閻的上述舉動，消除了馮的懷疑。閻又派馮玉祥敬重的老友李書城向馮說項，馮玉祥即決心人晉。6月ZI日，馮玉祥為了表示誠意，特帶上夫人李德全和女兒，從華陰山動身去山西，於24日到達太原，受到閻錫山的熱情接待。

馮玉祥到山西後，閻錫山並不認真地與馮商討反蔣大計，卻派人四處活動，准備出國的服裝用具，似乎閻、馮即刻就要手拉手起身出洋了。這下可急壞了蔣介石。果真馮、閻並肩出洋，無疑是使西北軍與晉軍聯合起來，蔣介石的各個擊破的目的就難以實現了。於是蔣介石又委任閻錫山為西北宣慰使，全權處理西北善後事宜。閻錫山對蔣的委任不加可否，卻又以更強硬的態度向蔣介石提出，一定要與馮玉祥同時出洋，如果中央不批准，則堅決辭去國府委員的職務。蔣介石又急忙致電挽留閻錫山，並決定自己屈尊赴北平與閻錫山晤談。這無形中使閻身價倍增。

6月25日，蔣介石到達北平，他要盡全力改變閻錫山腳踏兩只船的態度。6月27日，蔣介石派吳稚暉、趙戴文、孔祥熙三人，帶著他的親筆信到太原見閻錫山，請閻錫山赴北平與蔣商討處理西北善後事宜。閻錫山一面電請中央撤銷對馮玉祥的處分，一面隨同吳稚暉等人於6月30日來到北平。蔣、閻在北平經密談，蔣介石委任閻錫山為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閻的地位在軍隊中途提高到蔣介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閻錫山答應蔣介石盡快解決西北軍，蔣、閻達成了共同對付馮玉祥的秘密協議。這時，閻錫山的陰謀才暴露出來。他是先把馮玉祥騙到太原，手握馮這張王牌與蔣介石討價還價，一直要到蔣介石在北平許他任副總司令，價碼才算要足了。

閻錫山於7月2日突然「得病」住進了醫院，閉門謝客。7月4日他又退了去日本的船票。從此，閻錫山對馮玉祥也改變了態度。

他以馮住晉祠不便為名，將馮玉祥誘騙到建安村軟禁起來。村莊四周派軍隊封鎖，使馮與外界隔絕。

閻錫山背信棄義的行為，受到其他派系的譴責。說服馮玉祥人晉的李書城搬進建安村與馮玉祥同住，表示對閻錫山的抗議。

馮玉祥被閻錫山出賣，噬臍莫及，卻又不甘心坐以待斃。他已知蔣、閻有了新的交易，也不露聲色，只想設法拆散蔣、閻的勾結，以尋出路。他在軟禁之中，設法授意留陝主持西北軍的宋哲元，要他繞開閻錫山，直接與南京政府接通關系，向蔣介石靠攏。西北軍將領對閻錫山的背信棄義十分憤恨。馮玉祥被扣在建安村，軍餉無法解決。西北本屬貧脊地區，窮困萬狀，亟待接濟。他們得到馮玉祥的指令之後，感到靠攏南京也是一條出路。於是，西北軍在7月中旬派參謀長陳琢如到南京求見蔣介石，表示西北軍接受中央指揮，要求接濟軍餉。蔣介石認為西北軍向他屈服了，瓦解馮系已經不需要藉助閻錫山了。狡猾的蔣介石不知自己中了馮玉祥韜晦之計，於是，他派於右任、賀耀祖到西安宣慰與點編馮玉祥的部隊，安撫馮的部將，供應軍餉。為了籠絡西北軍將領，蔣介石下令把已經被免職的鹿鍾麟、薛篤粥、熊斌、唐悅良等人又請回南京。親自召見、宴請。8月17日特任命鹿鍾麟為軍政部長。8月22日又任命馮的另一親信李鳴鍾為全國編遣委員會遣置部主任。從此，蔣介石與西北軍的關系由對抗轉為密切了。

1929年8月，全國編遣實施會議之後，閻錫山開始感到他自身也難保了。馮系靠攏蔣介石，更使他狐疑。他猜想蔣、馮可能已有新的交易，下一步將是蔣、馮聯合起來對付晉系。閻錫山感到媚蔣壓馮的方針有些失策，為了擺脫困境，他准備再走拉馮抗蔣的道路。

中秋節之夜，閻錫山親往建安村，當面向馮玉祥賠禮道歉，提出聯合反蔣。馮玉祥指示宋哲元靠攏蔣介石，本為拆散蔣、閻聯盟。馮見目的已經達到，遂欣然向閻錫山表示，願摒棄前嫌，合作反蔣。9月26日，閻、馮同游五台山，以示重歸於好。

這次馮間發動反蔣戰爭，採取的辦法是：馮玉祥仍住在建安村，指示西北軍的宋哲元、孫良誠領銜發動反蔣。馮躲在幕後，以留迴旋之地。西北軍先發動戰爭，並擁戴閻錫山為首領，然後晉軍再起而響應，共同反蔣。

10月9日，宋哲元等先致電閻錫山、馮玉祥，列舉蔣之罪狀，聲言他們被迫起來反蔣。閻、馮即於10月10日復宋哲元等一電，稱：「應從長計議，以求政治趨人正軌，仍望先行切實編遣，冀達諸同志救國之初衷，國事當由國人解決也。」宋哲元與閻、馮電報往來的目的，是要造成閻、馮與此次反蔣無關的假象，以掩護他們在幕後的坐鎮指揮。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軍將領、聯合發表擁戴馮、閻，討伐蔣介石的通電。

宋哲元等人的討蔣通電慷慨激昂，所開列蔣之罪狀均為事實，有一定的號召力。西北軍兵分三路，浩浩盪盪向河南進軍。但卻在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就被蔣介石打敗了，原因何在？主要有三方面：

一、蔣介石在財力、物力、兵力上都占優勢。宋子文在寧、滬。浙一帶籌集軍餉，甚至把編遣公債也拿來打內戰，因為中央掌握國庫，財力充足。宋美齡組織的慰勞隊，帶著20萬現金到前線獎勵官兵。而西北軍窮得不能按月關餉。蔣介石還能得到帝國主義的裝備，武器彈葯充足。還有德國的軍事顧問獻計獻策。蔣介石以嫡系軍隊為骨幹，還有許多投靠他的雜牌軍，兵力也超過西北軍。

二、在政治策略上蔣介石也壓倒了西北軍。國民黨派系之間的混戰，本無正義可言。宋哲元的討蔣通電固然產生了一定的政治影響，但是，蔣介石回敬了一篇《告全國將士書》，稱西北軍「本屬利害結合，封建集團。只知有集團，不知有國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主義」。「此種封建集團，一日不消滅即國家統-一日不能成功」。宋哲元等對蔣介石的責罵也無法回答。

三、西北軍內部不團結。馮玉祥不在軍中，宋哲元與孫良誠爭當首領，互不相讓，互不服氣，指揮不能統一，作戰各行其事，因而削弱了戰鬥力。

然而，這次西北軍反蔣失敗的重要原因是閻錫山的再一次背信棄義。

事先講好的是馮、閻共同反蔣，否則馮玉祥不會單方貿然發動反蔣的。宋哲元等出於對閻錫山賣友求榮的痛恨，沒有按原來的約定推戴閻錫山為首領，只是籠統地提出擁護馮、閻。因此，西北軍發動之後，閻錫山按兵不動，使西北軍孤軍作戰。蔣介石看到馮、閻的裂痕，立即採取拉攏閻錫山、孤立馮系的策略。10月11日，南京以五院院長的名義致電閻錫山，請其就近負責處理西北問題。10月28日，蔣介石把特任閻錫山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命令公布於眾。10月31日，蔣介石特派何應欽、方本仁等到太原，代表蔣介石與閻錫山勾結。11月5日，閻錫山宣布就任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同時在北平、太原等地召開「討逆大會」以表示晉系完全擁護中央。閻、馮再次分離，蔣、閻重又勾結。隨後晉系對西北軍處於敵對狀態。戰敗而又徹底孤立了的西北軍退回陝西，固守陝縣、潼關一帶。馮玉祥的西北軍第二次反蔣又失敗了。

1929年，國民黨各派系幾乎都捲入了內戰的漩渦，槍炮聲沒有一天停止過，戰火遍及大半個中國。蔣介石的日子很不好過，他不得不急忙於12月3日召集黨國要員開會，謀劃對策。商討結果，蔣介石認定，爭取閻錫山和張學良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只要拉住閻、張，反對改組派，各實力派之亂則不難平復。於是蔣介石派吳鐵城以勞軍的名義去東北拉張學良，派趙戴文回山西勸說閻錫山。張學良在吳鐵城的說服下表示支持蔣介石。閻錫山與張學良早有往來。本已表示支持改組派的閻錫山，害怕奉軍入關，自己受到蔣、奉的夾擊，轉而支持蔣介石。於是，閻、張聯合發表通電，「毅然決然擁護中央」，反對改組派。這時，蔣介石派何應欽入粵與陳濟棠聯合擊退張發奎和桂系的「護黨救國軍」，調嫡系部隊劉峙部北上攻打唐生智。閻錫山親自到鄭州督戰，配合蔣軍攻打唐生智。1930年1月，唐生智潰敗，通電下野。石友三重新投降蔣介石。國民黨改組派的反蔣軍事投機宣告失敗。

蔣介石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了30年代，但由於反蔣派實力猶存，而且並未屈服，所以，一場更大規模的軍閥混戰正在醞釀之中。

1930年元旦給南京政府帶來的不是「福音」，而是嚴重的危機。雖然蔣介石因接連戰勝對手而趾高氣揚，卻並不能使危機有所緩和。

首先是政治危機。蔣介石的獨裁政治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加深了國內的階級矛盾，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在黑暗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燃起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而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迅速腐敗與「惡化」，恰恰與紅色革命根據地的蓬勃發展形成鮮明對照。人民群眾參加土地革命的熱情越來越高漲，農村革命根據地在擴大，紅軍在發展。中心城市的工人、學生、青年和婦女等革命運動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起來了。1927年以後的那種沉悶、壓抑的狀況，已經有了根本改變，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這是南京政府產生政治危機的根本原因。

此外，國民黨反動派內部的矛盾遠未解決。反蔣派的實力猶存。閻錫山、馮玉祥的手中握有50萬大軍，蔣介石為此晝夜不安。改組派繼續串連反蔣，頻繁活動，利用南京政府的腐化墮落到處作反蔣宣傳，給蔣的國民黨中央造成了不小的威脅。這也是造成南京政府政治危機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交危機。蔣介石指使張學良無端挑起中東路事件，引起中俄武裝沖突。不僅給邊境地區居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嚴重損失，而且與蘇聯的外交談判曠日持久地進行，一直沒有達成和解的協議。蔣介石所搞的裁贓陷害馮玉祥的把戲，到頭來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最後還有財政危機。連年不斷的內戰和長時期的邊界沖突耗資巨大，榨幹了人民的血汁。更為嚴重的是，宋子文等推行的賣國主義金融政策，把中國深深地拖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之中。1929年，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空前的經濟危機，金價猛漲、銀價狂跌，實行銀本位制的中國貨幣嚴重貶值。因為當時只有美國收購白銀，中國的白銀源源不斷地輸往美國，以維持中國的現行貨幣。美國靠中國廉價的白銀減少了損失，卻使中國陷人了「民生凋敝、國庫空虛」的境地中，民怨沸騰，一時間國內社會秩序混亂。

財政危機是南京政府最急迫的問題，蔣介石拿不出解決危機的有效辦法，他絞盡腦汁，還是要從強化南京反動統治上耍花招，提出所謂「刷新政治」，「增進政治效率」，加速全國統一等項措施，企圖壓縮開支，消極節流。而且他的「節流」辦法也僅只是「緊縮」。即緊縮編制、機構、裁減兵員等。但是，蔣系的軍事編制不縮，蔣系的御用機構不減；蔣介石收養的雞鳴狗盜之徒，不僅一個也不裁，還要派往各地去當官。對其他派系，蔣介石則以「國庫空虛」為理由，以「實行緊縮」為借口，要求他們迅速按編遣方案縮編。在未實現縮編之前，則拖欠或停發非嫡系部隊的軍餉。蔣介石還多次下令，調各實力派的部隊到指定地區點編，抽調各級軍官到中央軍校受訓。他企圖通過這些辦法，使各實力派的武力掌握到他的手裡。蔣介石為了擺出「緊縮」的樣子給人看，再次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殘的士兵，「精減」了部分無用的雇員。各實力派為了應付蔣介石，也照樣辦理，這樣，導致兵變蜂起，化兵為匪到處害人，使老百姓更加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除此之外，蔣介石又借口國庫空虛與國家不統一密切相關，強令地方必須服從中央，並以武力相威脅。這樣一來，國民黨反動集團內部的矛盾迅速加深，那些尚未公開反蔣的實力派也惴惴不安起來。新軍閥們置國家安危與人民死活於不顧，只為維護本集團的利益，又展開了一場新的爭斗。

1930年國民黨內部的爭戰，首先是從蔣、閻之間的爭吵開始的。

多年以來，蔣、閻關系一直飄忽不定，這是由於蔣介石的陰險和閻錫山的投機習性所造成的。閻錫山曾多次與蔣介石合作，但又多次破裂。桂系、馮系、唐系都先後受到蔣介石的致命打擊，唯獨閻錫山一直像游蛇一樣，安然迴旋於各實力派之間，使晉系得到了保存和發展。以往的經驗證明，蔣介石要利用他時，就給他一些利益，但往往過了河就拆橋，使閻空歡喜一場。如蔣介石為了籠絡晉系，曾把平津地區劃歸閻錫山治理，但平、津換旗後僅半年，到1929年1月，蔣介石即派宋子文到北平，以劃分「國稅」和「地方稅」為名，將平、津的稅收歸為「國有」也即「蔣有」。閻錫山忍氣吞聲服從了這個安排，同時向宋子文提出，平津衛戍部隊的軍餉應由中央財政部發給，以此作為讓出平、津「國稅」的交換條件。宋子文表面上答應了，但只發了一個月的軍餉，此後就再也不發了。閻錫山知道上了當，便申請發行省公債3千萬元，以抵補北伐時山西銀行墊付的3千萬元軍費，蔣介石卻沒有批准。閻認為這是蔣介石企圖利用經濟手段來控制晉系，為此，一直氣憤不已。國民黨軍佔領平、津後，在國民黨的內爭中，閻多次幫了蔣介石的忙。但蔣對閻卻只有利用而從不信任。閻親自率兵到河南助蔣滅唐，蔣又自食諾言，沒有把河南給閻，而是任命韓復第為河南省主席，又委任王金鈺為安徽省主席，馬鴻逵為皖南剿匪總指揮。蔣的嫡系部隊也紛紛北調，集中於徐州、蚌埠，並在河南駐扎重兵。這種態勢，無疑是為了防備晉系與西北軍，使晉軍不能在河南立足。閻的如意算盤落空，無可奈何地將晉軍撤回原防地。屢屢遭到蔣介石的算計，使閻錫山看出，蔣介石的下一個打擊目標就要輪到自己頭上了。這樣，在擁蔣還是反蔣的問題上，閻錫山不得不盡快作出抉擇了。

1930年1月16日，閻錫山回到太原，隨後，吳鐵城即銜蔣之命從北平趕來，為貫徹蔣的「刷新政治」方針，請閻補行副總司令就職宣誓儀式。這不僅是個手續問題，而是蔣介石要閻錫山表示服從中央的一種形式，閻錫山明白蔣介石的用心，他不願意再表示沉默。1月22日，閻錫山在太原補行了就職宣誓儀式，借機發表了對抗蔣介石的演說，提出要建立「整個的黨，統一的國」，反對蔣介石把持中央大權，指責蔣介石造成了黨的分裂、國家的分裂。蔣介石一面繼續調兵遣將，對晉閻武裝示威，一面公開向閻發出警告。2月9日，蔣介石向閻發出電報，稱「武力平定兩廣，極為有把握」，並特請趙戴文早日返京。面對蔣介石的威脅與恐嚇，閻錫山也不示弱＊日即回蔣一復電。以此為發端，南京、太原之間展開了為時兩個月的電報論戰，間以談話、文告相輔，互相責罵，喋喋不休。蔣、閻的電報爭論展開之後，』雙方的陣線逐漸明朗。反蔣各派紛紛通電，表示擁護閻錫山。擁蔣的軍人政客打著維護中央的旗號為蔣介石搖旗吶喊。蔣介石在他的控制區掀起大規模的聲討閻錫山的運動；閻錫山也在自己的轄區內召開討蔣大會，查封蔣記中央主持的各地方黨部與報刊；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蔣、閻論爭，使閻錫山與改組派的關系親密起來了。閻錫山否認南京國民黨中央的合法性，就必須樹一個「合法」中央才能與蔣記中央相對抗。為此，閻需要得到改組派與西山派的幫助。改組派在南方相繼失敗，他們軍事投機的本錢輸得差不多了，只好向北方的閻、馮找出路。同時，由於蔣介石襲擊了改組派

C. 皖南事變中新四軍的應對措施

周恩來等根據黨中央指示，向國民黨提出嚴正抗議，並在新華日報上刊登親筆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針對蔣介石取消新四軍番號的決定，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繼續領導新四軍堅持長江南北敵後抗日斗爭。

1月22日，毛澤東發表談話，指出皖南事變是國民黨醞釀已久的全國性反共突然事變的開端，揭露蔣日勾結，蓄謀滅共和打擊人民軍隊的罪行，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斗爭，並提出了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懲辦皖南事變禍首、恢復葉挺自由、交還新四軍全部人槍、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12條解決皖南事變的根本辦法。

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利用一切公開場合和機會，向社會各界和駐重慶的美、英、蘇等國外交、軍事人員與記者等揭露了皖南事變的真相。中國共產黨的正義立場，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各民主黨派、海外華僑及國際輿論的廣泛同情和支持。經過共產黨的堅決斗爭，終於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D. 皖南事變是什麼

中共黨史上的80件大事（24）
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發生於1941年1月6日
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名義致電八路軍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葉挺、項英，強令將在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於1個月內開赴黃河以北。這明顯地暴露了國民黨製造分裂、挑動內戰的險惡用心。11月9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復電何應欽、白崇禧，據理駁斥了國民黨的無理要求，但為顧全大局，仍答應將皖南新四軍部隊開赴長江以北。而蔣介石對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計劃密令第三戰區顧祝同、上官雲相將江南新四軍立即「解決」。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等9千餘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開始北移。1月6日，當部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7個師約8萬人的突然襲擊。新四軍英勇抗擊，激戰7晝夜，終因眾寡懸殊, 彈盡糧絕，除傅秋濤率2000餘人分散突圍外，少數被俘，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後遇難，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是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於1941年1月17日發布命令，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下令進攻新四軍江北部隊。中國共產黨對此進行了堅決的回擊，命令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不久，新四軍新軍部在蘇北鹽城正式成立。隨後，新四軍擴編為9萬餘人。同時，毛澤東以中央軍委發言人的名義發表談話，揭露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的真相。在一片反對聲中，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更陷於孤立。1941年3月，蔣介石被迫「保證」決不再有「剿共」的軍事行動。至此，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徹底擊退。（人民網）

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為「皖南事變」題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E. 民國時期統帥調兵遣將的信物是什麼

命令。由各級指揮機關書寫的，加蓋關防大印的紙質命令或電報。所有的命令及電報都會在相關單位存有底稿，以備日後查詢。

F. 蔣介石為什麼命令張學良不抵抗

近年隨著張學良在口述歷史時明確承認「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於是蔣介石與不抵抗主義無關，甚至蔣介石為張學良「背鍋」的說法開始流行。考諸史實，此說不確。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命令出自張學良，但其所以下此令，卻是和蔣介石密切相關。

1928年東北易幟後，張學良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並與之約定：東北外交完全歸中央辦理。因此當1931年7月日本當局操控朝鮮移民製造萬寶山事件後，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挑釁和進逼，張學良兩次密電蔣介石：

「由萬寶山事件及韓人排華風潮以觀，日本推展其大陸政策，有急侵滿蒙之意，……吾人自應早為之計。」而蔣介石的答復是，東北「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向張學良強調：「此非對日作戰之時」。

同時，蔣介石7月23日公開宣示的「攘外必先安內」方針，8月4日要求國民黨中央對民眾反對日本暴行的運動「應取慎重態度，免為日方借口」的電報，9月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給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的「此時應以鎮靜態度相待，萬不可輕率行事，致啟戰端」的密令，都應該深刻影響了張學良九一八事變時的決策。

簡言之，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此時的對日方略和張學良服從蔣介石、東北外交完全歸國民黨中央辦理的約定，是張學良下達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

因此，雖然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沒有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但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卻是對蔣介石相關指示的實施。所謂蔣介石和不抵抗主義沒有關聯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張學良生平簡介：民國四大美男子之一

張學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漢卿，號毅庵，乳名雙喜、小六子。漢族，籍貫遼寧省盤錦市大窪縣東風鎮，生於遼寧省鞍山市台安縣桓洞鎮鄂家村張家窩堡屯（舊稱桑子林詹家窩鋪），國民革命軍將領，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長子，中國近代著名愛國將領。

1920年畢業於東三省陸軍講武堂，先於奉系軍中擔任要職，「皇姑屯事件」之後，他繼任為東北保安軍總司令，拒絕日本人的拉攏，堅持「東北易幟」，為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做出了貢獻。後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陸軍一級上將。

G. 攘外必先安內是蔣介石什麼時候提出來的

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是大錯特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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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必先安內」這個政策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應該看內，外的形勢是如何？是在怎樣的歷史時期？以及如何運用。

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到抗日戰爭時期，國內連年軍閥混戰，土匪遍地，工農造反，日寇乘機大肆入侵中華。蔣介石使用了「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提出來是錯了，運用上，更是錯上加錯。

總體看，「九一八」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安內是中心，妥協是主基調，但妥協又有限度，「攘外必先安內」的判斷和「最後關頭」的提法，兩者的結合點即要在妥協與抵抗、戰與和之間保持一種艱難的平衡。「攘外必先安內」，有妥協的成分，也有抵抗的因素，在30年代初的中國呈現出十分復雜的內容。

蔣介石當年為什麼使用了「攘外必先安內」，而不懂得使用「建立最廣泛的抗日聯盟」這個口號？毛澤東提出來這個口號，在全國得到了普遍意義上的認同，不要說國民黨各路軍閥，就算是山上的土匪武裝，大面上也不敢對這個口號有什麼異議。

首先。從階級性上看,蔣介石保護的是極少數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並不是保護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在他看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對他的危害小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的威脅是第一位的,日本侵略者的威脅是第二位的,「國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為奴隸,亦不可得。」 這就是說,假如日本滅亡了中國,他還可以當日本在中國的代理人,他的利益還可以得到保障,如果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推翻了,他就是永世不得翻身了。由此可見,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是由其階級性、由其代表的階級利益決定的。

其次。從思想上看,蔣介石深受封建君主專制思想的影響。盡管蔣介石曾經追隨孫中山搞過民主、共和,但其內心深處卻是封建專制主義,他建立的政權是封建式的蔣家王朝,他對中國20多年的統治是封建專制統治,他的所作所為無不帶有封建專制的遺風。在這種封建專制思想的驅使下,他絕對不允許他的「臣民」「犯上作亂」。他寧可把民族利益出賣給日本侵略者,也不允許中國人民對他有絲毫的反抗。因為在他看來,日本侵略者是「鄰邦」不是「臣民」,即使有些「不軌」行為,也不會損害他蔣介石這個主子的「顏面」。所以,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在一定意義上是其封建專制思想作怪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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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個人經歷上看,蔣介石多次到過日本,特別是青年時期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對日本的「武士道」、「大和魂」精神特別崇拜,具有很強的「親日」傾向。他說:「我從前向慕日本的傳統精神,亦愛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9」 1927年蔣介石下野到日本後,與他的老師長岡外史見面時,還寫了「不負師教」四字。 就此而言,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也與他的個人經歷、濃厚的「親日」傾向密切相關。

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表明,他始終以為真正的威脅在內而不在外。他以「安內」為中心任務,「攘外」僅是其用以應付當時危局的口號和掩蓋其「安內」圖謀的一個幌子。蔣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政策，主要基於以下幾個原因：首先，他仍然以共產黨為「心腹大患」,堅持其一貫的「剿共」、「反共」政策。其在各種場合反復說明,其第一個責任「乃是剿匪來安內」,第二個才是「抗日來攘外」,聲稱「外寇不足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 。其次，他視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不成問題」的「皮膚小病」 ，對此僅略作應付。隨著時間的推移，蔣介石對日本的威脅雖然在逐漸加深認識,如熱河事變前夕,蔣開始認為日本「處心積慮,乃企圖亡我整個中華民族」,但反共的本性又掩蓋和模糊了這種認識,他仍然叫嚷「外寇不足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不到時期,決不放棄基本之謀,以顧其他」。

看看蔣介石「安內」是如何不遺餘力的吧：1940年斯大林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太弱，而蔣介石有美英的援助，決定向國民黨提供包括150架戰斗機，100架轟炸機，300門大炮和500輛汽車的軍事援助，要求蔣介石排除對日議和的可能。10月16日，蔣介石接到斯大林援助的電報，摸清了蘇聯的底細，10月19日發電限令八路軍、新四軍在1個月內全部開赴黃河以北。

與此同時，蔣介石密令湯恩伯、李品仙等部30萬大軍及顧祝同所部，准備向華中新四軍大舉進攻。又將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增至20萬之眾。中共為了顧全團結抗日大局，同意將皖南新四軍部隊移到長江以北。12月7日，蔣介石批准下達《黃河以南剿滅共軍作戰計劃》。計劃第一步，以顧祝同部兵力於1941年1月底以前「肅清」江南新四軍，然後轉用兵力「肅清」蘇北新四軍。第二步，以李宗仁所部於2月28日前「肅清」黃河以南新四軍。按照蔣介石的密令，顧祝同在皖南集結了7個師約8萬人的兵力，准備圍殲新四軍。並通過廣播電台向日偽通報：「新四軍要渡江北上。」使日偽軍封鎖長江，焚毀渡船，每日派軍艦在江上游弋。1941年1月，顧祝同所屬上官雲相等部8萬多人包圍伏擊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9000餘人，經七晝夜殊死的戰斗只有2000餘人突圍。蔣介石幹了這樁血腥勾當之後，竟於1月17日，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發出命令，宣布新四軍「叛變」，已將「其全部解散」，決定「撤銷」新四軍番號，將葉挺交軍法審判，依法懲治。[color=#DD4822]汪精衛在南京開了慶祝大會說：「蔣介石盲目抗戰數年，只做了皖南事變一件大好事！」[/color]

1938年底，國民黨河北保安司令張蔭梧為汪精衛辯護，說汪不是當漢奸，而是「曲線救國」。

蔣介石接受「曲線救國」論，對其心腹們說：「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1943年，蔣介石通過戴笠聯系汪偽政府要員吳開先到重慶與蔣秘密會見，達成「蔣日合作剿共」協議。從1941年到1943年8月，先後有20個國民黨中央委員、58名旅長、參謀長以上的高級將領和50多萬軍隊投敵，出現了「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丑惡局面。國民黨50多萬軍隊投敵，占當時80萬偽軍的62％。這些「曲線救國」的軍隊，成為日軍向中共抗日根據地進攻的反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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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九一八的歷史背景

一、時代背景

一戰後，日本在華擴張受到了英美列強的遏制，中國的北伐戰爭使日本在華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加快吞並中國東北地區的步伐；

20世紀30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發生，日本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陷入極端困境，並導致政治危機，在內外交困情況下，日本法西斯勢力決意沖破華盛頓體系對日本的束縛，趁英美忙於應付危機，蔣介石大規模「剿共」之際，奪取東北，以擺脫困境，並圖謀爭霸世界。

二、中國背景

1、皇姑屯事件

日軍與東北軍閥張作霖曾有合作關系，但漸漸的，日本開始將張作霖視為障礙。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發起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毀，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日本希望藉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借機佔領東北。

2、國共對峙

1927年國共關系破裂後，國民黨雖然逐步統一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旗幟下，但是其內部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國民政府對南方各省的統治力度薄弱。

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後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年關暴動、平江起義、百色起義等上百次起義和暴動，先後創建井岡山、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邊、湘鄂贛邊等十多塊革命根據地，發展武裝十多個軍、7萬多人，並多次擊敗國軍一省或多省聯合的進剿和會剿。

3、國內混戰

1930年3月，為爭奪中央統治權，汪精衛聯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發起挑戰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內戰，5月蔣介石宣布「平叛」，雙方激戰近半年、傷亡30萬人，史稱「中原大戰」。

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並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8)蔣介石的調兵命令是什麼擴展閱讀：

1、九一八事變過程：

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一場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沙俄修建，後被日本所佔），並栽贓嫁禍於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是為「九一八事變」。次日，日軍侵佔沈陽，又陸續侵佔了東北三省。

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此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統治。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的結果，也是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而採取的重要步驟。它同時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開始，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

2、國民黨實行不抵抗政策：

不抵抗政策，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竊據東北，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採取所謂的「消極政策」（但無確切史料可查蔣授意張消極抵抗或不抵抗）。

過去一般認為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下令不抵抗，張學良執行；而新近研究表明，雖然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蔣介石曾和張學良說過不要得罪日本，但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命令是由張學良間接下令，蔣介石默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