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剧不平等算法

‘壹’ 谁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为何难以消除

【核心提示】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过去，但造成的影响显然远未结束。西方世界开始反思，除了经济因素，是什么社会或文化原因造成了这场灾难。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不平等助长了人们的贪欲，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危机本身又加剧了经济不平等。据美联储最近数据显示，金融危机之后，93%的收入增长被收入最高的1%富人纳入囊中，导致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贫富悬殊。本文分析了西方思维中的资本主义不平等问题。 不平等滋生民粹主义 近来，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经济不平等加剧和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干预程度。美国左翼的核心观点是增加政府的税收与开支，扭转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趋势；右翼的核心观点是减少税收与开支，确保经济活力。双方都极力贬低对方的观点，认为自己的政策主张能够保证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但两者都错了。在后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不平等现象几乎无处不在。但是，无论左翼怎么想，不平等都不是政策引发的后果，也不可能通过政策调整而改变，因为有些个人和群体比其他人更善于创造发展与进步的机会。不平等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必然产物，且扩大平等机会的努力只会加剧不平等。无论右翼怎么想，不平等都是大家的事情，而非那些贫困者或致力于平等主义的人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如果对此置之不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问题将损害社会秩序，滋生不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民粹主义。 过去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扩展促进了人类进步，不仅带来以前无法想象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巨大提升，也史无前例地开发了人类的潜能。然而，资本主义的内在活力也使人们产生了不安全感，因而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抵制。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宪法发展的历史表明，它一直试图消除或减轻这种不安全感。到20世纪中叶，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资本主义和民主才得以相对和谐地共存。近几十年来，科技、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一波不安全感，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平等和不确定，不仅包括社会底层和工人阶级，也包括许多中产阶级。右翼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问题，而左翼试图不计成本地通过政府行为消除它，这两种方法从长远来看都不切实际。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与社会关系制度，其特点是私有财产、自由人间的商品与服务交换、以市场机制控制商品生产和分配。其中的一些成分已经在人类社会存在了很久，但直到17、18世纪，部分欧洲国家和北美才正式产生资本主义。在此之前，人类生活受到各种传统制度的管理，个人的选择与命运从属于公共的、政治的与宗教的社会结构。这些制度禁锢人们取得巨大进步，也避免人们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资本主义给予个人更多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和责任，这是一种可怕的解放，既促进进步也导致衰退。新型商业和制造业利用劳动分工降低成本、提供新产品，结果导致人类“需求意识觉醒”。卢梭、马库斯等人批判这是将人类关入超出自然需求的牢笼，伏尔泰等市场拥护者则对此大加赞扬，认为发展和满足更高需求是文明的本质。 获取机会的能力不均衡 如果说资本主义为开发人类潜能提供了更多机会，那么并非所有人都能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获得发展。各种障碍阻碍了许多人均等地创造机会，如妇女、少数民族和穷人。随着时代进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减少或消除了这些障碍，因此现在的问题更多在于获取机会的能力不均衡。 资本主义社会青睐创新和活力，倾向于创造新知识、新产品，以及新的生产与分配方式，这导致人类的不安全感来源由自然转向经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活力与不安全感，导致出现各种减缓不安全感的新机制应运而生，包括减少投资者风险的有限责任公司、保护个人利益的工会、提供贷款和丧葬保险的互助社团、商业保险等。20世纪中期，为了应对大规模的失业和生产萎缩问题，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福利国家制度，使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工业经济的成功使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税收提高工资成为可能，战后出生率上升为发展提供了来源保障，教育机会的扩展使更多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妇女和少数族裔参与社会活动的障碍开始消除。这一切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短暂的均衡期，经济增长强劲、就业率提高、社会经济相对公平。 总的来看，人类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历了显着的进步。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摆脱贫困，步入中产阶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成本也大幅下降，各种新产品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然而，这些进步依然笼罩在不平等和不安全感的阴影之中。在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和工业品生产更加依赖技术输入，而非流水线上的技术工人，这意味着熟练技术工人和半熟练技术工人的经济价值与需求相对下降。在这种经济中，需要的技能包括科技知识和进行信息化工作的能力。近几十年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强化了这种发展趋势。 后工业时期不平等加剧 后工业社会的这些发展趋势对经济不平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家庭收入在经济阶梯的每一阶上都翻倍，处于阶梯上层的家庭比下层的总收入增长要快得多，而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家庭收入不可能翻倍。全球化并未将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模式恢复为人力资本，而是进一步使之加强。目前，可交易的商品与服务越来越多地由发展中国家输入到发达国家，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更低。随着工业品和传统服务业逐步外包，发达国家中技术不熟练或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工资进一步下降，除非他们能在非贸易部门找到工作。 与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同时出现的，还有处在经济阶梯上层人士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经济金融化。直至上世纪80年代，金融仍是美国经济中一个重要但影响有限的成分。当更大的资金池可以被用来投资，且由专业的资金管理者而非资金所有者使用时，一切开始发生改变。受到这些机会的刺激，传统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化身为公共贸易公司。也就是说，它们不仅用自己的基金投资，也拿别人的钱投资，将合作伙伴和雇员的红利与自己的年度利润挂钩，缔造了一个由投资经理主导的高度竞争的金融体系。这种环境中的激励结构使他们极力将短期回报最大化，压力逐渐转向公司的最高层。对于经理和雇员来说，社会金融化的结果就是失业的可能性上升，经济不安全感加强。 如今的资本主义仍能创造可观的效益，为个人发展提供许多机会，但不平等和不安全感越来越严重。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将经济上层和下层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这种做法有两个缺陷：第一，长期来看，那些导致不平等问题的势力，可能要求进行更为严格的再分配。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说，再分配会产生巨大的憎恨情绪，阻碍经济增长。第二个方案是利用政策缩小个人或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但可能导致出现更严重的问题。第三个方案是鼓励继续使所有人受益的经济创新，这种方式的前景更为光明。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右翼需要接受一点，政府主要的社会福利开支是对资本主义固有问题的一种必要反应，而不是应该被“饿死”的“怪兽”。对于左翼来说，需要面对一个事实，即消除不平等的努力可能代价高昂却收效甚微。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面临一个挑战，如何在确保经济活力的同时维持社会福利开支，使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处于可以接受的状态。

‘贰’ 华为发布2018全球联接指数报告中国排第几

华为发布联接报告， 第一名还是美国中国排在前三十名内。

过去十五年，数字经济的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人工智能将升级智能联接，智能联接撬动23万亿美元的机会。华为全球联接指数（GCI）是根据四大经济要素（供给、需求、体验、潜力）和五大使能技术（宽带、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共40个指标，对所研究的经济体进行评估、分析、预测，旨在全面客观量化其数字经济转型的进程。今年报告中有79个国家。以下是GCI报告的主要内容。国家排名：美国第一，中国是今年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美国在2018年的GCI排名中名列第1位，自2015年来一直独占鳌头。作为全球领跑者，美国在GCI各项指标上都具有绝对优势。

2018年，美国的供应和需求指标保持稳定，但随着数据量激增，人们对大数据和物联网分析有了更大的需求，希望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2017年，美国最大的无线运营商已启动5G技术外场测试，并有望实现部分商用部署，部署时间远远早于大多数国家。这也是电信行业通过大幅提升网速和响应能力实现无线服务转型的第一步，有助于推动美国进一步发展其他使能技术，尤其是能够支撑海量数据和高速传输的使能技术。前十名除了美国，二到十名依次是新加坡、瑞典、瑞士、英国、芬兰、丹麦、荷兰、挪威、日本。中国在2018年的GCI排名中名列第27位，较去年上升三位。中国的光纤和4G网络覆盖率较去年有大幅提升。

随着更多用户可以享受到优质优价的互联网服务，固定宽带用户数、移动宽带用户数、云化率、智能手机渗透率以及电子商务交易量等相关指标也有所改善。此外，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将农村地区的宽带覆盖率提高到98%。中国目前拥有14亿人口，每年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约为2000万。2015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同比急剧增长，达到20%。此外，国家也鼓励开设高科技课程。这些因素有助于中国增强科研实力，优化各层次的人才结构。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网购热潮持续发酵，移动支付市场也在急剧增长。这一切让中国成为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今年，华为将研究范围从50个国家扩大到79个国家，希望能更全面地展示全球不同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进程。

下面这幅“数字经济热力图”通过分析GCI得分与人均GDP的关系，直观展示了79个被调研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进程。这些国家被划分为三大类型，颜色由浅到深分为：起步者、加速者和领跑者。79个国家的GDP总额占全球GDP的95%。起步者国家处于ICT基础设施建设的初级阶段，聚焦扩大联接范围，让更多人融入数字经济。加速者国家成为GDP增长最快的国家。加速者国家聚焦刺激人们对高速联接的需求，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增长。领跑者多为发达国家，聚焦如何提升ICT用户体验，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建设更加高效、更加智能的社会。2018年GCI研究发现，位于GCI-S曲线前列的领跑者国家，正在利用智能联接加速数字经济发展，挖掘新的增长机遇。

近年来数字经济强势崛起，过去15年全球数字经济的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领跑者财力雄厚，可通过持续发展ICT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提升本国GCI得分、获得更大的经济回报。在这种情况下，起步者和加速者国家更需加大ICT投入，提升自身竞争力。整体来看，今年各国的GCI得分均有提升，但增长并不均衡。GCI-S曲线上发达的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不平等问题仍在加剧。全球ICT行业的发展也持续呈现“马太效应”。持续投入和部署ICT基础设施的领跑者所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缺乏ICT基础设施的国家，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前者可利用初始优势进一步加快发展，将起步者和加速者远远甩在身后。但起步者和加速者国家也不用灰心。

报告显示，无论处在哪个发展阶段，各国都可以通过在重要行业部署ICT应用提升GCI得分。GCI2018显示，菲律宾和埃及的表现尤为突出。这两个国家大力开展ICT基础设施建设，让更多人以优惠的价格接入互联网，更广泛地参与数字经济发展。2014至2017年，菲律宾的智能手机使用率从30%提升至67%，互联网服务进一步普及，同时也创造了更多新的商业机会。菲律宾的GCI得分从34分提升至35分，成功从起步者转型成为加速者。与此同时，在通信与信息技术部的不懈努力下，埃及移动用户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8%提升至62%。埃及今年的GCI得分也提高1分，成为起步者国家的翘楚。

作为下一代通用技术，人工智能将推动经济和产业的彻底变革，现如今也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例如智能终端助理、智能投顾、多语种客服聊天机器人以及国防建设。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五大使能技术在各行业的渗透、融合，基础联接将演进为智能联接，为创新和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智能联接将催生新的商业模式、产品、流程和服务，开启新的经济增长模式，预计将在2025年创造23万亿美元的数字经济价值。无论各国处于GCI-S曲线的哪个位置，政策制定者都应了解这样一个事实：GCI得分每提高1分将撬动国家竞争力、创新力和生产力分别提升2.1%、2.2%、2.3%，这足以证明ICT基础设施的战略重要性。

此外，数字技术的投资回报率相当可观，几乎是非数字技术的6.7倍。如今，各个国家都蓄势待发，准备迎接下一波经济增长浪潮。无论处于哪一发展阶段，起步者和加速者的国家政策制定者都应积极探索人工智能的价值，充分利用智能联接的倍增效应为本国发展助力。各国也应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普及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为帮助各国政策制定者抓住23万亿美元的机会，2018年GCI报告提出人工智能准备度，从算法、算力、算据三个维度对各国的人工智能能力进行评估。从目前来看，领跑者的ICT基础设施发展最完善，在三大指标上的表现均优于起步者和加速者。但即便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也还无法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潜能。

GCI三类国家均面临着人工智能人才短缺的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的人才将会被重新定义。因此，各国政府必须重新规划当前的教育体系，着手构建一个健康、开放、协作的人工智能生态，吸引并留住有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人才。起步者和加速者虽然在ICT基础设施建设上起步较晚，还无法获得价格适中的人工智能应用，但也不用灰心。云计算为这些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可能性。各种形态和规模的组织可以利用云的计算和存储能力实现组织内部IT系统和数据中心的数字化转型，从而节省大量软硬件投资。

领跑者可以利用超高速、超低时延的5G网络将人工智能创新推向新的高度。起步者和加速者可以进一步提高宽带覆盖率，待联接达到一定水平后利用人工智能云服务，挖掘自身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增长。领跑者面临很多新的机遇，起步者和加速者也在有条不紊地聚焦本国ICT建设，为实现跨越式增长奠定基础。虽然GCI领跑者在提升ICT投资回报方面已接近天花板，但人工智能将升级智能联接，为这些国家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的大门。虽然没有人能准确预测人工智能终将把我们带往何处，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潜力无限，必将影响我们的生活、娱乐、工作，甚至思维模式。

来源：财经网

‘叁’ 倍增技术求森林的根

超越古典理论，探索当代帝国主义本质
——潘尼奇和根定的《全球资本主义与美利坚帝国》的启示
志君
加拿大着名政治学家潘尼奇和根定把国家理论引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研究，论证了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并非简单的由资本内在扩张性自发形成，它实际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政权有计划地创建的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所催生、扶植、保护、调节之下得以成长和维系的。在此过程中，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所依据的历史前提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有些一般性结论已不再符合今日资本主义的现实。当代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不再是古典理论所描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而是美国为维系国际资本主义秩序而侵犯他国主权。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推进对国际环境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功能的认识，提出美国在“维护世界秩序”名义下实际上推行着双重国家目标和国家功能——全球资本积累的普遍性目标与美国军事主宰的特殊性目标，并初步探索了这种二重性所导致的矛盾。
当世界市场那看不见的手化作了美利坚帝国的铁拳，当旧日列强之间的对抗和美苏之间的争夺演变成一个单极称霸的帝国，迫切需要对这一切加以说明的理论界，却无奈地感受着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所带来的困惑。深刻地反思近一百年前形成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超越它自身的局限性，探索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已经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这一背景下，2004年的《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 2004）发表了加拿大着名政治学家列奥·潘尼奇（Leo Panitch）和赛姆·根定（Sam Gindin）的文章《全球资本主义与美利坚帝国》（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1]该文对古典帝国主义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进行了极富启发性的探索。潘尼奇和根定的文章（下面简称“潘—根文”）以英文发表后不久，迅即被翻译成法、德、西、日、韩、土等多国文字，并以不同的文字出了单行本，其影响正在扩大。
本文概要展示“潘—根文”关于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与国家的功能之间关系的历史追溯，简略介绍其对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所存在问题的解析。在此基础上，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就“潘—根文”对当代帝国主义问题的探索作进一步的理论拓展。
一、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国家功能的关系
“潘—根文”指出，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扩张和国际化的倾向，并不意味着当今的“全球化”是由经济逻辑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经历过三次大的结构性危机。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第一次危机强化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次危机实际上逆转了当时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国际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对战前陷于失败的全球化的直接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危机则继之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化和拓展。它在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的同时，却并没有产生旧式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
从19世纪到21世纪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所产生的这种带有不确定性轨迹，意味着全球化进程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能保持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固有的扩张趋向与它的实际历史进程区分开。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通常是基于当时存在的各种历史条件的带有随机性质的社会建构，这一秩序的实际发展和延续并非抽象的经济规律的简单派生物。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趋势是得到实现还是受到挫折，如果离开了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将无法被说明。
历史上构建了资本主义世界。如果没有欧洲国家在它们各自的疆域之内为财产、契约、货币、竞争和雇佣劳动建立起法律的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结构的框架，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无法想象的。在19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环境下，实行所谓“自由放任”政策的国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扮演了高度活跃的角色。在国内，它实施政体与经济的正式分离，并规定和维护基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国内社会关系；同时，它在国际上为自由贸易而推行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把国家为资本服务的各项国内职能推向国际。[2]
在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下创造出一种帝国主义形式的第一个国家是大英帝国。英帝国主义同时采用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两种基本类型以推行其自由贸易。正式帝国是对被征服领土的直接殖民统治。非正式帝国要求在当地政府合作下，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和文化渗透。到了19世纪中晚期，当资本扩张超越了欧洲各民族国家的既有边界，则资本要么在其他国家已经建立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内活动，要么在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的框架之内扩张。然而，此时英国没有能力把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强国德、日、美纳入它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由于没有一个适当的工具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调节，使得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和它的积累方式都发生分裂，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当今在全球资本主义当中居于中心地位，是基于各种因素在历史中的因缘际会。只是经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从中学会了如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做出反应），资本主义全球化才获得了新生。而这一进程依赖于全球化独一无二的代理人——美利坚帝国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一套在过程中不断演变的国际结构。
从历史上看，美国国家形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的宪政结构把扩张的帝国与被征服领土的自治结合起来。[3]它最初采取的形式是向西部领土扩展。与重商主义的正式帝国不同，美利坚帝国不是把被征服的西部当成殖民地，而是使之成为自治的“国家”（the state）。像兼并海地、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这一类行为，并非美国帝国主义典型的统治形式。通常，美国毋宁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和现代公司的形式，这使得美国的非正式帝国获得一种非殖民帝国主义的外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尚未有足够的力量承担起领导欧洲重建的责任。只是在新政期间，美国才真正开始发展起现代国家的规划能力。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进入了国家建设的死胡同。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不仅走出国内问题的死胡同，而且为美国在战后的管理奠定了基础。新政的国内积极取向被国际积极取向所代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为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机遇。19世纪英国没有能力完成的事业被美国的非正式帝国完成了，即成功地把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强国整合于由自己主宰的一个有效率的协作体系之中。通过对英国债务地位的操纵，美国首先把英国作为一个从属整合进了自己的经济体系。美英之间的自由贸易，通过英联邦的自治领地，通过拉丁美洲，而进一步向世界扩展。[4]由于自身科学、技术、生产诸方面的优势，新的美国帝国主义并不需要领土扩张，也不惧怕帮助自己工业上的对手重建，因为工业化将刺激而非限制国际贸易。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由美国主持和控制下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把44个国家整合于美国主宰下的国际经济体系。一个对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经济管理的模式被建立起来了。这种机构性联结还包括北约机构和冷战中的各国的安全情报机构的网络。在这里，冷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除了遏制共产主义之外，美国的另一个战略目的是要为资本主义的扩展打开世界各国的大门。这一点是美国的战略制定者自己都毫不含糊地承认的。
通过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战后重建，以前帝国主义各国与它们的殖民地之间的帝国网络和机构联结，现在则存在于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与此同时，美国的诸受保护国也向着美国式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转变。这使得工人阶级不仅成为扩大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成为日益重要的实现剩余价值的消费中心。诸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增加了大大扩展其国内市场的可能性。美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大为增长。美利坚帝国网的重心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
尽管美国在形式上对第三世界国家平等相待，但旧的帝国主义遗产和马歇尔计划，以及对第三世界发展援助之间的巨大不平衡，再引发出全球的不平等。与对欧洲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美国讨厌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反对，使美国卷入推翻从伊朗到智利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不过一般来说，美利坚帝国的特点是渗透它们的国界，而不是消除之。它毋宁是把这些国家作为非正式帝国的一个被整合的要素而加以重构。作为这个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诸民族国家仍然是基本的载体。通过这一载体，一方面，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和市场得以建立和被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资本的国际性积累得以施行。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的巨大扩张，并不意味着资本逃离国家的控制，而是资本扩大了它对更多国家的依赖。
与之相联系的是国家的国际化，即为了对国际资本主义秩序的管理做出贡献，各个国家承诺根据前者的要求而调整自己国内的资本主义秩序，承担起国家的公共职能国际化的责任。[5]例如稳定价格，限制劳工的斗争性，对外国资本一视同仁，不限制资本流动，等等。
然而，对于美国，国家的国际化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直到1975年还被划为国家“顶级机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的文件NSC—68，最为清楚地表达了美国创建一个世界环境的目标：“美国的制度在其中可以生存和繁荣，即使苏联不复存在我们依然会面临巨大的问题，各国之间缺少秩序正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6]美国的民族利益不仅被定义为代表本国资产阶级，而且代表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再生产。美国国家的角色日益被认为是通过它在国际上促进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而确保美国国内自由企业的生存。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内在矛盾便暴露了。该协议建立的固定汇率取决于资本控制，然而正是该协议所促成的贸易与直接对外投资的国际化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重现，资本控制相应被侵蚀，固定汇率日益脆弱。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的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出现裂口。
在旧的资本积累模式出现危机之际，又是美国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重塑。1971年尼克松政府使美元与黄金脱钩是一个决定性步骤，它恢复了美国经济的自主性。20世纪70年代金融的解放极大地加强了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的力量，它对于后来发生的广泛的变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政策导向决定性的转折点来自1979年美国政府加予自身的结构性调整纲领。美国联邦储备局决定建立国内经济秩序，允许利率上升到历史上没有过的水平，以重构产业和劳工条件。同80年代更为一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起，由美国国家的政策所强化了的金融奠立了后来被称之为“全球化”的舞台，即加速奔向一个统一的资本积累的世界。
新自由主义的机制（扩大和加深市场与竞争压力）也许是经济性的，但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对此前被统治阶级通过民主方式争得的成果——这些成果这时已被看做是资本积累的障碍——的一种政治回应。它包括在美国国家制度中新政时期重要部门地位的下降和财政部与联邦储备局地位的上升。一旦美国国家走向这个方向，资本主义便在社会统治的一种新形式下运作。美国经济不仅扭转了80年代的下滑，而且为欧洲与日本的资本树立了仿效的样板。新自由主义加强了物质的与意识形态的条件以确保各种社会形态对资本一视同仁，并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以及WTO，使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法律化。
G7成为其财政部长们在重要问题上形成共识、决定必要的汇率调整的一个场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被重构。前者从调整支付平衡问题转向致力于第三世界的结构性经济危机，以提供贷款为交换条件而迫使受援国按照全球的资本的需要做出改变。后者对此予以支持，并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能使资本运作“生效的国家”的建设。
然而，不稳定性和偶发性已被系统地结合进了帝国的重构形式。新自由主义强化了的竞争特征和金融自由化的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不平衡发展和全球秩序中内在的极端波动性。这种不稳定性被下面的事实进一步放大：美国（作为一种非正式帝国）只能通过其他国家来统治这个秩序，但把这些国家都变成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生效的”国家却并非易事。
当前帝国主义面临的危机，不在于过分积累引起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而在于一个基于通过其他国家实行统治的非正式帝国，其设定的经济协作增长战略的局限性。在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国家中，民主的社会力量已经限制了新自由主义的采纳。例如德国的劳动市场改革与日本的银行系统重构。在任何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完全实施都可能引起来自下面的更强烈的阶级斗争。然而，最严重的问题来自于美国同那些在资本主义核心之外的国家的关系。不论是对第三世界还是原苏联集团的国家，国际金融机构和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都加之以“经济上正确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疗法的抽象的普遍性，这些经济干预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使问题恶化。至于那些所谓“流氓国家”即那些不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因而外部经济力量无法渗透之而且国际机构无法有效地重构之的那些国家，美国对它们日益倾向于直接的单边干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感到“权力的孤独”。感受到自己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终极责任，使得美国渴望保有采取行动的完全的“主权”。这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为何变得越来越不加掩饰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只有美国有权干涉别国的主权，也只有美国在需要时保留着它自己的主权而拒绝国际规则和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美国是活跃的帝国主义者。
美国在维持全球的社会秩序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使它面临的问题倍增。为了维护全球社会秩序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加强了国家的对外强制性机构。从克林顿政府向布什政府转变在国家行政结构上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政府中控制和行使暴力手段的部门取代财政部坐到了国家机器驾驶员的座位上。这反映出它越来越难以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管理一个全球性非正式帝国。
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调教到至少在最低限度上适合于美国对全球秩序的管理——这一点现在被看做是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与扩展的一般条件——是当前美国的中心问题。但是，单靠经济联结来把那些欠发达国家塑造成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同美国那样的关系，难度太大。这就解释了美国用战后对德国、日本军事占领的模式来重建伊拉克。这种解决方式的逻辑早已超出伊拉克而指向所有拒绝服从全球化整合的国家。[7]这样一种战略取向的麻烦在于，即便这些国家被美国军事占领，但由于它们现存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社会力量，因此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那样被重构。
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当前面临的一个日益尖锐的矛盾是它越是通过军事干涉赤裸裸暴露出它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其帝国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就越不敢认同美国的权力和行为，以避免在本国人民当中失去自身权力的合法性。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的安全是一回事，打着维护全球资本主义安全的旗号实际上主要是维护美国自身利益是另一回事。美国把协调资本主义秩序的一般帝国功能同它保卫和促进自己本民族的利益结为一体，蕴含着深刻的矛盾。
在美国国内，一个老问题又回到日程上：一个扩张的帝国能否同共和自由相容？作为美国更明目张胆地对外侵略的一部分，它在国内可能变得更加权威主义。但是，一个在国内外都失去伪装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全球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将成长壮大。
“潘—根文”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清晰地展示出美利坚帝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实际进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并非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简单地由资本主义经济演变自发形成的，它实际上是由美国国家政权有计划地创建的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所催生、所保护、所调节而得以成长和维系的。当代帝国主义的特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形成。“潘—根文”因而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帝国主义与全球化问题。

‘肆’ 谁来谈谈人类社会的现状和展望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天马行空（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30850174/
尤瓦尔·赫拉利教授的新作《未来简史》以简洁通俗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及未来的可能情景。《未来简史》号称打开人类认知未来之窗，然而书中描述的未来的可能情景，或许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从最早的人类从诞生至今，已有大约250万年了。2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还是南方古猿，那个时候，如何生存下去是我们的祖先遭遇的最大的难题。为了生存，祖先们发明并学会了使用工具，学会了用火，也学会了打猎；为了生存，祖先们战胜了洪水，猛兽，灾荒，学会了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为了生存，祖先们寻找洞穴居住，繁衍生息。终于，经过漫长的进化和自然选择，进化成为今天的智人。智人通过繁衍，数量越来越多，并开始慢慢遍布世界各地。智人建造起了房屋，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发明并学会使用货币进行交易，逐渐形成自己的文明。那个时候，智人已经征服世界，其他生物已经不能对智人构成威胁。于是智人开始发展建立国家制度，开始发展农耕畜牧，开始了生产制造。然而生活总是带给人类新的挑战。虽然智人已经可以通过农业和畜牧业获得食物，社会也在很缓慢地发展着，但人类的生活又出现三个新的问题：饥荒，瘟疫和战争。一代又一代，在科学的大门还没有敞开的时侯，人类一次次的向神明祈祷，发明了无数的工具和社会系统，却每年还是有许多人死于这三大问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虽然农业和畜牧业能为我们提供大量食物，但也仍旧养不活全球所有人，每年仍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饿。许多人虽然免于饥饿困扰，却还是要面对瘟疫和战争。历史上比较有名的瘟疫，像黑死病，天花，都曾经在数个国家肆虐，带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而战争也同样一度让生灵涂炭，比如历史上王朝的更替，殖民者发动的侵掠战争，都造成许多人流离失所。两次世界大战，数十个国家卷入其中，造成数千万人死亡，财产损失更是极其巨大。然而随着科学与社会的发展，饥荒，瘟疫和战争这三个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在21世纪，虽然全球每年仍有人死于饥饿，但是为此而死的人数已经大大降低。另一方面，瘟疫和战争也正在逐渐消失，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让流行病不再肆虐。现在，我们已经拥有疫苗，抗生素，并且创建了更完善的医疗制度。面对瘟疫，人类已不再束手无策，人类已经知道如何控制流行病的传播。同时，世界上的战争也越来越少，核武器的出现，让超级大国间不敢再次开战，人类迎来了和平。生活终于安定下来，科学与社会也在快速进步。
在智人征服世界的同时，人类也在为世界赋予意义。在早期，人类不了解世界，那个时候科学的大门紧闭，这个时候许多人类相信，世界是由神明创造，人类不能违背上帝和神的旨意，必须定期向神明进贡礼品，否则上帝和神明就会惩罚人类。神明和上帝会为人类指明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从此人类的生活似乎有了一套标准。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许多宗教开始出现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些宗教都有各自的信仰，人类的意义之网越编越大。同时随着智人开始建造国家制度，许多人渐渐开始为第三种现实（第一种和第二种分别是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服务，也就是互为主体的现实，比如说国家和王朝就是被人认可的互为主体的虚拟实体。国家使我们相信，人生是为国家做贡献的，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在文字发明后，智人编造了许多虚拟故事，书写了一条又一条规章制度，文字让生活有了许多虚拟标准，也让虚拟实体更加强大。在这之后，科学迅猛发展，而科学与宗教也出现了矛盾。在《未来简史》里，赫拉利教授为我们给出了宗教的新定义：宗教的定义应该在于其社会功能，而不在于神是否存在。任何无所不包的故事，只要能够为人类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赋予高于人类的合法性，就应该算是宗教。按照这个标准，宗教的作用其实是负责伦理价值的判断。然而伦理判断有时也要依据事实，而科学对事实是比较讲究，于是两者之间经常有矛盾。最后科学与特定宗教总算是达成了契约，彼此不再争吵。这份契约其实是“现代性”的，内容一句话可以总结：人类同意放弃意义，获得力量。于是随后科技发展速度更快，各个国家开始了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即使环境被污染也不能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然而失去了意义，人类社会的规范性也会降低，为此出现了新的宗教：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一切为人考虑。它分为三个部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进化主义。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应该自由体验，听从内心的声音，个人的自由意志比国家利益更重要；而社会主义则让人不要迷恋自身感受，要把他人感受放第一；进化主义认为人类的斗争是为了促使人类进化，进化出超人类。由于各自的原则不同，在20世纪，三种人文主义宗教爆发大战，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当时看似乎是自由主义败了，但自由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在之后从垃圾堆里爬出，在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成为了人文主义战争的最大赢家。宗教大战到最后，三大人文主义宗教谁都没有消失。自此，世界格局变成了三大人文主义宗教并存的局面，直到今天。
时间到了21世纪，21世纪的我们已经拥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与技术，比起几千年前，人类进步的列车已经行驶了很远，然而进步的列车并没有停止，在21世纪它将再次出发并通向未来。关于未来，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只能给出一些可能性，赫拉利教授在《未来简史》里描述的未来的情景也只是推断的可能情景。在今天这个社会，科学技术已经很发达，然而我们人类的发展并没有到达巅峰，今天的我们处于变革的边缘。21世纪的我们既然已经不用过于忧虑饥荒，瘟疫和战争，那么人类的新议题是什么呢？总不能停止发展吧？在《未来简史》里赫拉利教授给出了答案：永恒的生命，永恒的快乐，化身为神。赫拉利教授也给出了令人类未来生活发生巨变的两大因素：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的最新研究告诉我们，所有生物都是算法，包括人类的各种情感，智力。既然都是算法，那能否设计出模仿生物的算法帮助人类做事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现在许多高科技公司正在投入巨额资金研究AI，并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1996年的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就击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2016年谷歌的AIphaGo与韩国棋王李世石进行了一场围棋比赛，以4：1击败了李世石。当然，AI的应用绝不只是这些，在未来我们能够开发出更加高级智能的算法来为人类做事。虽然曾有许多人认为计算机只有发展出意识才能超越人类，然生命科学告诉我们，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人类的意识有什么作用，人体99%的活动是不需要意识参与的，这里我们所认为的智能与意识脱钩。既然人类活动不需要意识，那么我们就能开发出高级算法，比如用它来谱写音乐，诊断疾病，负责城市建筑，分析股票等等，可以说绝大部分人类能做的工作，算法都可以做，并且做的更好更高效。甚至也可以设计算法监控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和大脑，它清楚知道你大脑里的想法，健康状况，能时刻报告我们的健康状况，它会比我们更了解自己，帮我们做出重大决定，并时常让我们觉得它的决定很正确，时间久了，我们也会乐意把重大决定交给算法处理。另一边，医学也会不再背负治病救人的主要功能，而是让少数人升级为神人，当然并不是神话故事里的神人，而是身体被改造，能做一些常人不能为之事，算法也无法了解的人。同时自由主义也将失去其意义。根据生命科学的研究，人没有自由意志，人类大脑中的想法，都是电化学反应的结果，而这些反应可能来自生物预设，随机，或两者结合，而并非“自由”。进化论也告诉我们，动物所做的所有选择都是基因密码的反应。这样来看，所谓的自由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中。除此之外，人类也不是单一个体，而是至少由两部分自我组成：叙事自我和体验自我。体验自我负责体验，叙事自我负责记忆，存储，编造故事。自此，自由主义坚持的原则被打破，未来我们所谓的民主，自由也将荡然无存，那么该由什么新宗教和科学达成新的契约呢？书中的答案有两个：科技人文主义和数据主义。科技人文主义较保守，仍旧保留了人文主义的某些观点，注重人本身价值。而数据主义则坚持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人类体验的价值并不神圣，而是提供信息，我们应该努力让信息更流通，也应乐于分享信息和数据。数据需要处理系统，人类也是处理系统，但人类并不能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信息，于是要交由算法处理，这种新宗教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
从以上关于未来的可能情景来看，未来人类社会将会有两大直观改变，其一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将有很大改变。比如说出行，我们可以坐在由算法控制的汽车里，而不用自己开车，它会比人开的更好，交通事故也大大减少。再比如说信息的交流，高级算法在时刻检测我们身体和日常行为的同时，它也能将我们的所思所感传到网络，和世界各地的人分享信息。当然了，算法带来的改变究竟是好是坏，可能褒贬不一。它可以让出行更方便，但驾校会跟着消失，越来越多的人不用考驾照，也体会不到开车的乐趣。信息虽然更流通，但个人的隐私必须要放弃，这可不是人人都会接受的，肯定会有人不愿意。如此来看，科学的进步在带来便捷和福利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牺牲。
另一个直观改变是似乎未来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个体将失去价值，沦为“无用阶层”。赫拉利教授在《未来简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毕竟，既然人是算法集合，那么只要开发出更加高级的算法，的确可以在许多事上比人类做的更好，而且可以大幅提高效率，何乐而不为呢？可以想象，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全球绝大部分人将会失业，大部分人将变得无所事事，那个时候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人生于世，创造即合理，如果算法取代人类，人类失去创造价值的能力，那是不是将面临淘汰？人类生活被打乱，社会系统会不会崩溃？目前来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未知。但有一点我们并不需要担心，那就是即使大部分人失去工作，国家也还是能够养得起这么多数量庞大的无业游民，因为如果科技真发展到这一步，我们的生活水平会有很大提高。虽然物质需求可以满足，但精神需求呢？赫拉利教授在《未来简史》中给出的答案是靠药物和虚拟游戏维持。听起来很荒诞，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呢？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失业，因为算法虽然可以取代人类大部分工作，但仍有少数工作需要人来做，而且那时也会出现许多新工作。然而即使这样，还是会有许多“无用阶层”，也同样会有许多有梦想希望人生有所价值的人渴望能有所创造，而不是靠药物和游戏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可这样的梦想能实现吗？另外不难想象的一点是财富将会集中到少数精英人类的手里，我们所谓的共同富裕成了一个笑话。社会的不平等将会加剧，大部分人所剩下的价值，就是为庞大的数据库增添信息，我们所认为的人比其他动物的体验更有价值在数据主义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在今天我们拥有的许多权利也失去意义，这样的话人类社会的矛盾是不是会越来越大呢？是不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这种现状呢？当然我个人认为即使这样也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因为政府必定会做出一些安抚工作，而一些药物也会让我们感觉很幸福，说不定还会喜欢这样的生活，享受算法带来的便捷。也可能会有人很反感，觉得这样活着真没意思，然而科学总是在向前发展，进步的列车已经出发，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让它停下来。
也许有人会怀疑，未来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们人类的社会已经发展了几万年，多少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难道这一次我们真的是最后一代智人了吗？的确，没有人能准确预言未来，以上所说的一切，不过只是关于未来的可能情景，谁也不能说未来就一定是这样，说不定我们人类还有一些潜在价值没有被发现。就像赫拉利教授在《未来简史》的结尾处所提到的几个问题：生物真的只是算法，而生命也真的只是数据处理吗？智能和意识，究竟哪一个更有价值？这两个问题，并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有可能人并不只是算法，毕竟我们并没有发掘出人的全部潜能。就算意识在人类的许多生命活动中不起作用，也不能说明意识就是无用。而且我们并不知道所有的意识形态，比如说我们目前所研究的，也就是WEIRD群体（来自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明主的群体）和其他人类的心智，而我们并不清楚动物的心智，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意识。
意识的频谱
而且，虽然算法处理数据的能力远超人类，但有没有可能人类本身除了数据处理还有其他功能呢？这种可能性也还是存在，毕竟谁也不能肯定人类所剩的价值真的只是为数据库增添信息。
然而如同搜狗CEO王小川所说：“我们不必太过自卑，当然也不能太过自大”。虽然目前所说都只是可能，但不可否认的是AI和生命科学前进的脚步已不可阻挡，人类社会还是很可能会面临一次重大革新，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是否会被这场科学的浪潮所淹没呢？答案很可能令人忧心。肯定会有人想要避免沦为“无用阶层”的可能，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更自信地面对21世纪的重大革新呢？赫拉利教授在《未来简史》里提到了一个可能的办法：不断学习。进入21世纪，科技的发展速度超越想象，我们的生活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就像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进步，知识也在日益革新。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总是死守着一套固定的知识，迟早会被生活所淘汰。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我们能做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的思想不断进步，学习全新的知识，掌握更多技能，无论是从生活的角度，还是从终身学习的角度，这一点都是很有必要。另外要说的是，人类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会发生变化，试想当个人体验变得不再重要，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要去坚持个人体验呢？当科技打破自由主义坚持的个人的自由意志为生活赋予意义，我们又有什么必要要去坚持个人自由呢？当然全新的生活会出现新的宗教，至于会不会是前文提到的数据主义，只能说很可能是。虽然说数据主义被许多人接受，但也不太可能让所有人接受，就像不是每个人都信仰佛教一样。即便如此，数据主义也很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生活，而我们不管愿不愿意，它还是很可能会成为规范社会的新宗教，与科学达成新契约。也许那时，数据主义会为我们赋予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新三观为人类的行为提供新的动力，也让我们拥有看待生活和世界的新方式。也许到时候连我们自己也可能会对2017年的人文主义宗教者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就像今天的我们无法理解人类文明发展早期那些信仰神明的人的行为。
今天，我们站在变革的边缘。从200多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到今天的智人，我们不得不说人类真的很不容易。回顾历史，人类面对的大大小小的挑战不计其数，而每一次我们都挺过来了。但是你永远不知道生活会带来怎样新的挑战，就像21世纪的这一次重大革新一样，还有不少人对于这根本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这次重大革新将会何时完成，也许30年，也许50年，也许更久。许多年后，如果我们人类没有成为最后一代智人，当我们再来回顾曾经的这段历史，我们会不会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地球的变化感叹呢？我们会不会满意当下的生活呢？那时候的我们也许也会想，在更加遥远的未来，人类的发展会到达什么程度呢？生活会不会更好呢？也许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发展已经到达很高层次，虽然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但我们却仍然怀念原始的生活，我们希望社会的发展停下，可却发现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我们想回到过去的生活，却发现无论如何也回不去了。
然而不管怎样，今天的我们还是不必太过于悲观。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此刻我们可以选择努力去创造，去改变，选择相信人类自己，相信人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过有用的生活。也许在将来，当我们的子孙后代来到这崭新的新世界，他们也会像CCTV2的一个节目《未来架构师》给未来的那封信里所希望的那样，能够看到人类文明最璀璨的灯火和最值得骄傲的进步力量。那时，他们也会竭尽全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人类也许会和算法好好相处，共同规划更遥远的未来。

‘伍’ 为什么说人工智能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人工智能与以前的技术没有什么不同。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担心机器将取代人类的劳动。结果，机器创造了他们以前没有想到的工作，增加了人们的收入，这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可靠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人工智能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取代了认知工作，使许多人类劳动变得多余。在悲观主义者看来，这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在乐观主义者看来，人工智能将带来史无前例的自由和闲暇时间。我想说，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人工智能的经济影响将不同于以往的技术进步。

对于任何创新，我们的前三个反应都应该是为之喝彩，问问自己如何从中获得更多，这是我在演讲中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但我稍后将讨论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潜在负面影响。最后，我将总结公共政策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作用——帮助推广人工智能，同时确保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其好处。这两个目标最终是相辅相成的。

‘陆’ 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会有哪些原因

1、教育不平等，特别是山区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软件和硬件匮乏，导致山区孩子身心得不到全面发展，那么就会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甚至影响他们掌握生活技能。所谓学习，就是要学一技之长。
2、高等教育不普及，导致农村家庭、部分城市家庭无资金供孩子读书，部分家庭在教育投资上负担重。
3、不好的社会风俗，在社会，往往以财富多少来评价人的价值，导致部分家庭希望孩子早入社会出人头地，但缺乏文化教育的他们，只能辗转各地打工，制造当地一般“虚假”繁荣！
4、教育没有突出“学以致用”，导致有些大学生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其实说到底，就是学生就没有掌握一技之长，他们毕业进入社会，以什么来打拼。

‘柒’ 如何看待资本社会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

正确看待资本社会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是各种令人担忧的问题的温床，会造成经济的长期停滞，由于关乎利率、股市估值和长期回报等问题，因此投资者必须予以重视。

从表面上看，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一个运行良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自然副产品，但当任何形式的不平等现象加剧时，就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从多个指标来看，美国因财富不平等问题而成为发达国家中的异类。

美国的中产阶级现在大约占总人口的50%，这使得美国更像俄罗斯和土耳其这些国家，而不是日本、法国或德国，后者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60%以上。

后果

在大量人群陷入经济困境时，他们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而消费者支出是经济、公司利润以及股市的驱动力。

经济不平等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分歧，增加了投资者面临的政治风险，随之可能出现的税收和监管改革会影响公司利润。虽然经济不平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也不容易被量化，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将给经济复苏力度带来关键性的影响。

市场看起来并不很关心这类需要长时间逐渐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会让金融体系变得脆弱。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将滋生各种令人担忧的问题，底层90%人的消费能力受到抑制，这会造成经济的长期停滞，由于这关乎利率、股市估值和长期回报等问题，因此投资者必须予以重视。

‘捌’ 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本身也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创建具备适应性的自我完善能力的规则，弥合技术变革步伐和监管反应速度之间的差距。而智能解决方案和海量数据的组合，也有助于根据新的成本效益评估来更新法规——正如它们可以指导城市、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等诸多规划领域的决策。

道德规范。如何应对带有种族倾向的算法？自动行驶车辆是否应当在突发事故时优先考虑驾驶员的生命？这将引发许多伦理和社会问题，智能系统正在迅速进入曾经只包括人类的社会环境。

鉴于未来智能系统将广泛深入人们的生活，决策者需要切实为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制定道德准则。在智能机器的开发过程中，不仅要讨论道德问题，还应积极采用更有形的标准和最佳实践。

作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机器人产业已在制定通用操作标准方面率先行动。英国标准协会（BSI）制定的机器人商业标准，正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解决员工的忧虑。许多评论家担心，人工智能将令工作机会减少、加剧不平等现象，并侵蚀人们的收入。

世界各地掀起的抗议浪潮，以及瑞士等国有关“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都反映了这一思想。这些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决策者需要强调，人工智能将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例如可以提高工作满意度。埃森哲调研显示，84%的管理者认为，机器可以使其工作更具效率、也更加有趣。除了在职场中发挥作用，人工智能还有助于解决一些全球最重大的问题，如气候变化和医疗服务。政策制定者需要积极解决和预防人工智能的弊端。

未来，人工智能将普及到经济的各个方面。决策者和商业领袖不能简单地将人工智能视为另一种生产力增强工具；而是务必清楚地认识到，人工智能会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玖’ 中国研究领域经济不平等是个热点，人们能够容忍不平等吗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理论上一般认为，收入不平等从多个渠道影响消费和投资，进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

这些不同的作用方式都可以放在一个简单的框架内进行理解。设想一个完全平等的经济，其中的居民都是完全一样的。所有人每年得到一样多的收入（投资回报），从中抽出同样的比例消费和投资；这些决策又决定了来年的收入，如此循环不息，经济实现一个长期的增长率。现在，我们突然介入这个过程，把其中一部分人的收入转移给另外一些人，人为地制造了“穷人”与“富人”，那么将带来以下变化：

第三，收入越不平等，即穷人越多，那站在穷人立场的选票数也就越多。这会影响政府的政策，比如多向富人征税，补贴穷人。这有可能会损害经济增长。有同学可能要问了，既然你说不平等损害了经济增长，怎么又说政府劫富济贫、减少不平等的政策也损害了经济增长呢？你怎么说怎么对咯？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直观地看，政府采取的政策如果能够减少不平等，确实应该促进增长，然而政府之手伸得越长，也可能给经济带来更多扭曲，因此最终效应要看政策的力度和类型。Alesina & Rodrik(1991)指出，收入不平等的社会投票决出的资本税率是高于有利经济发展的最优水平的；Li & Zou(1998)则指出，不同类型的政府支出(消费或生产)可能带来不一样的效应。

第四，本来大家都是一样的，现在一部分人有钱了，自己更穷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穷人会感到特别的不快乐。这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可能带来直接的损失（犯罪、破坏性的游行），可能带来资源的浪费（罢工、怠工），可能引起社会管理成本的提高（维稳），可能吓跑潜在的投资者，可能引起富人移民……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不过，尽管理论上的分析主要倾向于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实证文献对于两者关系的结论却并不是很一致。这或许是由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多是间接的，传导途径众多，受到的干扰较大；也可能是因为上述理论模型还未能充分刻画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比如，不平等会否激发一个穷人改变自身境遇的努力呢？毕竟，在历史形成的阶层之外，自身的奋斗也是很重要的。Futagami & Shibata(1998)就考虑了不平等社会中穷人出于提高社会地位的动机而加强储蓄的行为。显然，这会加剧不平等对于消费的抑制，但是减少不平等对投资的负面影响，因此最终净效应不易确定。再比如，收入不平等本身可能是社会个体差异化生产力的自然结果，是有效率的，减少这种不平等反而削弱了高效率个体的动机，影响经济的效率。

‘拾’ 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只为一部分人工作，是当前最紧迫的危机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快速发展，开始有更多人对它们流露出担忧的情绪，甚至史蒂芬·霍金也表示，未来有一天，人工智能机器人将取代人类成为地球上的主导生命形式。其实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目前而言对我们社会最大的威胁不在于此。我们所恐惧的不应该是这些机器人，而是机器人背后的创造者们。

最后，在有关人工智能相关讨论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话题也值得一提。无论是欧洲议会，还是研究机构，经常会说我们需要确保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够学习并且维护人类的价值观。然而，问题在于：机器人究竟学习并且维护的是哪些人的价值观呢？而这个全人类又是由谁来代表的呢？无论真正普世的价值观是否能够灌输到智能机器人之中，这种说法只能表明机器人的所作所为只能在某个方向上产生道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成果，因此它们也只能是作为某些价值观的代理人。

而令人担忧的一个事实是，这些机器人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特定的公司和工业家阶层来制造和掌握，因此它们的能力也很有可能会为这样一个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带来明显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