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楚编译局全文翻译

㈠ 光绪为何突然将其恩如父母的老师翁同龢勒令回乡呢

一、认为是慈禧太后强令光绪皇帝下令将翁同龢开缺、革职，慈禧太后之所以这么做，有几点原因：第一就是翁同龢支持光绪变法，《慈禧外纪》曾记载：“太后告帝 ⋯⋯言必去翁同龢，不可迟疑 , 谓彼近日煽动排满 , 恐其危及朝廷也。”持这一看法的前提是慈禧太后一开始就是反对维新变法的，因而对极力主张变法的翁同龢十分不满，并且慈禧认为罢免翁同龢可以让光绪帝陷入孤立之境。第二是甲午战后朝廷内激化了帝后党争，这与翁同龢援引康、梁等维新派密切关系。

三、慈禧、光绪罢免翁同龢的说法最为普遍，此外还有一种说法也值得注意，即认为是以刚毅、荣禄等为代表的朝中守旧大臣弹劾的结果，归根到底是翁同龢援引维新派、支持戊戌变法。此外，也与翁同龢在朝廷目中无人，树敌众多有关，《四朝佚闻》一书中说 : “光绪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拂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不过这一说法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必须得到慈禧和光绪的同意。

㈡ 历史上的朱孔章

更正：不是“朱孔章”，而是“朱孔彰”。
朱孔彰，近代文学家、书法家、学者。原名孔阳，字仲武，更字仲我，晚号圣和老人，长洲(今苏州)人。
朱孔彰学者朱骏声之子。能传父业，光绪八年(1882)举人。早年入江南官书局校书，后主淮南书局及蒙城书院，又任江楚编译局协修、江南通志局撰述。宣统元年(1909)，掌教安徽存古学堂。精研《说文》，尤熟谙咸同间军史掌故，又善书法，长于小篆。其《中兴将帅别传》三十二卷最为人称道。另着有《说文重文笺》、《说文粹》、《闻见录》，《十三经汉注》等。

㈢ 位老师能详细介绍一下《三代吉金文存》《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全八册)这两本书谢谢

《三代吉金文存》:
作者简介:
罗振玉（1866——1940），中国近代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老人，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原籍浙江上虞县(今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生于江苏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县），1940年5月14日卒于辽宁旅顺。
罗振玉以上虞县学第七名出身，应壬午（1882）、戊子（1888）两次乡试不中，自此潜心治学。中日甲午战争后，留意新学，与蒋伯斧等人在上海合办学农社及《农学报》，又创设东文学社，翻译介绍日本和欧美农学着作，并协办武昌农校、江楚编译局、苏州师范学堂等。1906年起，任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民自居，侨居日本。1919年返国，逐渐参预清室的复辟活动，被溥仪任为南书房行走。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后，曾任伪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
罗振玉自幼喜爱收集金石铭刻，终生不辍。因其学术见闻广，掌握资料多，又恰值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域简牍、中原碑志等大量古物陆续被发现，以一家之力广泛收集各类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研究，为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保存了可贵的资料，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内容简介:
三代吉金文存》乃罗振玉40年收集金文拓片的丰硕成果，共有4831器。在出版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它以收罗宏富、印刷精良而闻名于世，无有别书可替代。此书按器种排列，每个器种下又按字数多寡序列。惟无释文，仅有一目录，于初学者不大方便。重印的《三代吉金文存》书后有孙稚雏《三代吉金文存辩正》一文，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此书的的优点与不足之处。

目录

卷一 钟 百十有四
卷二 鼎 四百七十四
卷三 鼎 二百六十五
卷四 鼎 九十四
卷五 甗 七十二
卷六 彝 三百九十五
卷七 簋 二百三十六
卷八 簋 一百二十三
卷九 簋 六十七
卷十 簠 九十一器
卷十一 尊 二百七十一
卷十二 壶 一百一十三
卷十三 卣 一百九十三
卷十四 盉 六十三
卷十五 爵 三百六十八
卷十六 爵 三百四十四
卷十七 盘 六十三
卷十八 杂器 一百六十一
卷十九 戈 一百三十四
卷二十 戟 六十 矛 四十有六 杂兵 九十有一
凡得四千八百三十有五器

《殷周金文集成》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的多文资料，包括殷周、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各类器物，年代下限断至秦统一以前。宋代以来各家着录和国内外主要博物馆藏品，力争收集得比较齐全。各地新出土的发掘品和采集品，以各册编成时已公开发表者为限。预计所收器铭的总数当在万件以上。书中采用拓本的主要来源有五：（一）考古所多年积累的旧拓本，（二）《考古学报》和《考古》的档案，（三）编辑组同志前往有关单位新打制的拓本，（四）若干文博单位提供的现成拓本或拓本原大照片，（五）若干单位或个人借给的拓本。其中第（一）（二）两项共计约五千器，第（三）荐将近三千器，第（四）项一千余器，第（五）项为数不多。再有一定数量的器铭，因手头缺少善拓或仅有摹本流传，采取剪贴《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录遗）等书，或由我所技术室按比例复制其它着录书，用两种办法将其补齐。

目录

修订增补说明
前言
出版说明
编辑凡例
第一册
铭文（钟镈类、铙、铃、铎、句鑃等类 鬲 甗类 匕类）
铭文说明（钟镈类、铙、铃、铎、句鑃等类 鬲 甗类 匕类）
第二册
铭文（鼎类）
铭文说明（鼎类）
第三册
铭文（*类）
铭文说明（*类）
第四册
铭文（*类 盨类 簠类 敦类 （金和） 豆类 卣类）
铭文说明（*类 盨类 簠类 敦类 （金和） 豆类 卣类）
第五册
铭文（尊类 觯类 觚类 爵角类）
铭文说明（尊类 觯类 觚类 爵角类）
第六册
铭文（爵角类 斝类 觥类 盉类 壶类 罍类 方彝类 勺类 杯类 瓿类 *类 瓶类 缶类）
铭文说明（爵角类 斝类 觥类 盉类 壶类 罍类 方彝类 勺类 杯类 瓿类 *类 瓶类 缶类）
第七册
铭文（盘类 *类 鉴类 盂类 盆类 异形器类 衡量器类 杂器类 类别不明之器 戈戟类）
铭文说明（盘类 *类 鉴类 盂类 盆类 异形器类 衡量器类 杂器类 类别不明之器 戈戟类）
第八册
铭文（矛类 剑类 杂兵类 车马器类 符节类）
铭文说明（矛类 剑类 杂兵类 车马器类 符节类）
附录目录
一 器物出土地索引
二 器物现藏地索引
三 器物着录书刊索引
四 部分着录书刊与本书器号对照表

㈣ 柳诒徵的人物生平

柳诒徵生平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880至1899年，柳氏父亲早死，幸母亲持家、教导，故培养了柳氏重孝敬、求仁爱的性格。柳氏幼年因陈善余的教导，产生了研究目录学及中国历史的兴趣。
第二阶段：1900至1927年，维新变法，柳氏进入江楚编译局，就学于倡言变法的缪荃孙，随师往日本考察，深明教育的重要性，故撰《历代史略》为教材；1915年后，柳氏回南京，就教南高国文、历史科，南高改并为东大，柳氏为历史系教授，任教中国文化史、东南亚史、印度史等，与吴宓等主办《学衡》；1926年正值东大发生“拥郭拒胡”的学潮，而柳氏反对校长郭秉文及学生运动，遂离东大；
第三阶段：1927至1937年，柳氏就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整理旧籍，分类编目，并完成了三十六册的《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更主编《国学图书馆年刊》，撰成《国学图书馆小史》；九一八事变，南京告急，柳氏东奔西走请求政府接收藏书，但政府可供藏书的地方不足，故书籍被战火焚毁，自谓“对祖国文化未尽到全责”。
第四阶段：1938至1945年，柳氏到了重庆中央大学，校内故旧因柳氏盛名，请他任历史科研究院导师，任教期间完成《国史要义》 。
第五阶段：1946至1956年，为柳氏回南京复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国史馆纂修，整理战后散佚图书及史料，继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出任文物管理委员，筹办地方博物馆。
柳诒征是着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图书馆学家。1948年获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荣。学术薪传乾嘉学派，融世界近代新思潮，学贯中西。主张“史之所重，在持正义。史以明政教，彰世变，非专为存人。”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与北方任教的史家陈垣、陈寅恪并称“南柳北陈”。

㈤ 所见者大,独为其难

梁启超写的“受人以虚求是于实，所见者大独为其难”。意思大概是教书应该教方法技巧，做学应该实事求是，看到别人的见识很大，独独自己做起来很难，这是自谦的话。
故事如下柳诒徵（1879-1956）字翼谋，号能稼楼主、晚号劬堂，又号山髯、龙蟠钓叟；江苏镇江市人。七岁时父病殁，受母鲍夫人教，深受父传与外祖家学。后常从乡先辈陈善余、李恩绶、赵森甫等人请益问学。至光绪己酉科为优贡。1901年，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进士，两榜翰林出身。历主南菁、泺源、钟山书院讲席）至南京开办江楚编译局，经陈善余荐介，柳氏遂拜缪为师。并在该局从事编辑教科书的工作。

1903年3月，缪荃孙、徐乃昌奉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两月。柳诒徵被选同行，遍游横滨、大阪、东京、神户等地。发现我国教育之落后。柳氏发愤说：“苟有血气，能无愤恨，而坐视国人死守旧习而不变哉，”（其时日本确有狎侮中国人的现象）。他据此日记整理成《日游汇编》以呈张之洞。是年五月，柳与陶逊、陈义等血气方刚的青年学者在南京创办江南第一所新式小学校，校址选在白下路马府街陈三立私宅，陈氏为支持此壮举全家搬至内桥湾今建邺路口。该校名为“思益小学堂”。不仅开设有数学、英语、音乐、体育、绘画，还有书法课。柳氏自任历史、伦理、书法课程。整个东南一隅为之震动。光绪状元张謇特地从南通发来贺信誉为“中国第一文明事业”。该校学生后来成为一代俊彦的如史学家陈寅恪、美学家宗白华、桥梁专家茅以升等人。1905年，柳氏继程一夔任江南高等学堂教习，授文史之学兼开书法课。1908年，应李瑞清（清道人）之聘至两江师范学堂任历史教习，该校历史课原由仪征刘师培担任，后应“北大”之请。柳氏遂继之任教。此两校之课程原皆有名师传授，这对柳诒徵是极好的策励。他能扬榷古今，辨章学术，见解宏通博洽。不久，又兼授西洋史，深为广大师生所敬仰。1915年两江师范学堂易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又改名为东南大学，（1927年，北伐胜利后又称为国立中央大学）。约在1924年，柳氏请章太炎来“南高”讲学，相见欢谈，临行时章写一扇面赠柳氏，内容是《刘歆传》的“博见强识，过绝于人”；不久，梁启超也来讲学，柳与之过从甚密。临别时梁任公集圣教序书“受人以虚求是于实，所见者大独为其难”。

㈥ 中国通史的史学专研

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着作。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着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
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着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外人着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着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着《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呜呼！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
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彩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着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李泰棻、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璠、缪凤林、章嵚、钱穆、范文澜等等。尤以黄现璠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着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身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2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少数民族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5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显而易见世界各个民族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着通史进行介绍。同时，于此仅对一些个人编着的《中国通史》阐述一己之见，至于一些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巨着，不在此词条所介之列。
注：
1.《清议报》（光绪廿七年七月廿一日）第90册，1—5页，《清议报》（光绪廿七年八月初一）第91册，1--4页．
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
3.参见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4.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年》“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上册第75～7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5.笔者于此采用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所列表中的按完成时间序列标准。
6.黄现璠、刘镛着：《中国通史纲要》上册“邓之诚序”，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9月初版。
7、8.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载《师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里面记载了许多春秋战国 和 秦始皇 杀害儒家活埋人的 故事 焚书等

㈦ 《中国通史》讲的什么内容

中国通史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然正宗史着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新式《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至于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中国通史略例》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着《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着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着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着视之。〔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着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着以黄现璠、刘镛合着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璠、刘镛合着《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着作。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着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着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外人着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着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着《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呜呼！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采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着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李泰棻、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璠、缪凤林、章嵚、钱穆、范文澜等等。尤以黄现璠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着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身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2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少数民族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5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显而易见世界各个民族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着通史进行介绍。同时，于此仅对一些个人编着的《中国通史》阐述一己之见，至于一些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巨着，不在此词条所介之列。

㈧ 京师图书馆的创建

2009年9月9日，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建馆100周年纪念日。国家图书馆原名北京图书馆，前身是建于清代的京师图书馆。20世纪初，在变法图强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有识之士力奏清政府建立西式的文化设施，兴办图书馆和学堂。1909年9月9日清政府批准兴建京师图书馆，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首任监督，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广化寺。
清政府批准兴建京师图书馆，直到清帝逊位之日，京师图书馆始终没有正式接待过读者。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移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占地面积76亩，建筑外观是华丽的中国传统宫殿式结构，内部设施则全部为当时最先进的西式设备，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6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1951年6月12日更名为北京图书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国家图书馆。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公众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文津街馆舍虽几经扩建，仍不敷使用。1975年3月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提议并批准兴建北京图书馆新馆，馆址设在北京西郊白石桥，1987年落成；1998年12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2000年国家图书馆新馆二期开始使用，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服务。在国家图书馆建馆100周年之际，不由得使人想起国立京师图书馆的创办人缪荃孙先生。缪荃孙（1844年—1919年），字炎之，又字筱珊，号艺风，江苏江阴人，中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是清光绪年间进士，幼承家学，11岁修毕五经，丽正书院肄业，习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24岁应四川乡试中举。1876年，他33岁时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事编撰校勘十余年。1888年任南菁书院山长，1891年掌泺源书院，1894年任南京钟山书院山长兼掌常州龙城书院。1901年任江楚编译局总纂，1902年5月出任学堂总稽查，负责筹建江南最高学府三江师范学堂，并与徐乃昌、柳诒徵等七教席赴东洋考察学务，学堂遂仿日本东京大学，在南京国子监旧址筑校，以后更名两江师范及复建南京高师，为南京大学近代校史之开端。1907年受聘筹建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出任总办。1909年受聘创办北京京师图书馆，任正监督。1914年任清史总纂，1919年12月22日在上海逝世。作为京师图书馆的首任馆长，缪荃孙立章建制，他秉承“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的精神，坚持“藏书为着述”的理念，使京师图书馆在保存文化典籍方面闪耀出独特的光芒。他还多次避免珍贵典籍外流之厄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厥功甚伟，同时还表现出了对国际文化交流工作的重视。他组织馆藏敦煌写经赴维也纳参加为奥国皇帝八旬大寿举办的实业手艺博物馆展览，积极宣传中华典籍。从缪荃孙开始，中国古代“藏书楼”逐渐转型为“近代图书馆”，缪荃孙被誉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缪荃孙重视对古籍的分类清理，内阁大库检出元、明旧帙，其中宋本犹为珍贵，宋时由临安秘阁所收，一鳞片甲有自来藏书家所未睹者，集刻为宋、元本留真谱、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着之，加考一篇。他酷爱金石，所编收藏目录凡11800余种，藏本之富，为前此金石家所未有。他自编《藏书记》、《续记》、《再续记》；所校刻古书，详述原委，剖析异同，具载于序跋，其着述有《艺风堂文集》和《续集》各8卷、《辛壬稿》3卷、《乙丁稿》5卷、《金石目》18卷、《读书记》4卷、《藏书记》8卷、《续藏书记》8卷、《辽文存》6卷、《续国朝碑传集》86卷、《常州词录》21卷，孔北海、魏文靖、韩致尧、李忠毅年谱各1卷。所编刻丛书有《云自在龛丛书》5集共19种、《对雨楼丛书》5卷、《藕香零拾》38种、《烟画东堂小品》12种等等。

㈨ 碑传集的《续碑传集》

缪荃孙编着，八十六卷，宣统二年（1910年）成书，当即有江楚编译书局印本，为续钱氏《碑传集》之作。
缪氏（1844－1919），江苏江阴人，晚年号艺风。出身于诗书世家，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不屑官场的逢迎，得罪大学士兼掌翰林院的徐桐，离任，入湖广、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府，主持江楚编译书局，主讲常州南菁、金陵钟山等书院，充南京高等学堂监督、京师图书馆监督，晚年入清史馆参加全书的设计及列传的纂写。他一生从事教育和着述，特别是版本目录学和金石学的研究。着作宏富，有《南北朝名臣年表》、《近代文学大纲》、《艺风堂文集》、《艺风老人日记》、《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等书；署名张之洞作的《书目答问》，传云出自其手；另有《艺风堂友朋书札》，为其与友人的通讯集；主编的方志很多，并主持《常州先哲遗书》的编务和椠刻。关于缪氏的生平，有其自撰的年谱，有夏孙桐作的《缪艺风先生行状》，第二章介绍过的费行简《当代名人小传》亦有其传，因其简明而附录于后。缪氏在清国史馆时担任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和隐逸五类传记的写作，是继续阮元在史馆的工作，这大约也是他后来从事碑传集编辑的契机。
钱氏《碑传集》的传主生存年代至嘉庆朝截至，到了缪氏作书时代已经过了九十年，中间大事频生，有关的人物传记频出，是以缪氏认为需要续纂钱氏之作，遂于光绪七年（1881年）开始搜集资料，图书文献之检索外，同时向名人后裔广泛征集碑传文，历经三十年而成书。所收作者三百五十九家，志书十六种，记录道光至光绪时期的历史人物一千一百余人。
体例上遵循钱氏书，然根据清代后期的实际情况作了小的变动，体现在二级类目中，如功臣类下沈阳功臣、国初功臣和宰辅类的开国宰辅、明臣宰辅概行取消，因这些类目的内容到清代后期已无从出现；藩臣类改称“外藩”，后加“客将”一目（因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才产生利用洋将的事情，故有此目的增设）。将经学和理学二类合为“儒学”一类，列女类下加“辨通”一目。计分二十二类，为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属、督抚、河臣、监司、守令、校官、佐贰杂职、武臣、忠节、藩臣、客将、儒学、文学、孝友、义行、艺术、列女。在宰辅、部院大臣、督抚等类中，又按朝年区分为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小类。具体到人物朝年的确定，以其卒年为准。
缪氏对所选文章持谨慎态度，抱着“借名人之文字，即以存名人之事迹”的目标，不改动人家的文章，发现有误失的，或作夹注说明。对列女传的选择尤其严格。他把自己给人写的碑传文，有的也选了进来，不是为己身存不朽，而是为了尊重传主，保存其史料。他在传主的分类上，自己感到有混乱的地方，如将护理督抚的传主列入“督抚”类，而将署理督抚的人又没有列入，却放在“监司”类，有人应入“九卿”而列进“文学”，应进“文学”的又入了“忠节”。他自我责备是自乱体例，其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他还给乾嘉名人搜集了碑传文，集成十四卷，原预备附在书内，因故未能刊刻，甚为可惜。以上所叙，多据其《自序》，兹将其附后，供读者阅读方便。
所选碑文，多有实际内容，令读者阅后能获知传主的主要行事，如卷四十二《守令三》的杨兆杏传，有两份，一为易燮尧作的传，云杨氏辗转各地任县令，行惠民实政及论为官之道；另一为彭崧毓撰的家传，比易作多叙述杨氏的家世，又写作清官而被弹劾罢任，流露出对弊政的不平之意。兹将两文附载于次，以见选文的一般情形。卷46《校官》的《书丰县训导赵君事》、《宝应县训导张君墓志铭》，写卑官县学训导赵氏、张氏的尽职尽责。卷85《列女·辩通》写秀女的指斥时政，除表现幼女的机辩，读之对清末败政及民间的不满情绪均能有所了解。
对所选文章作者作《撰人小传》，以介绍其生平。这种作法与《碑传集》一样。

㈩ 广雅书局的广雅书院的由来

广东广雅书局为张之洞于光绪十三年(1887)筹资举办。清末有江南书局淮南书局、江楚编译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山东书局、湖北官书局、山西官书局、广雅书局及湖南、四川、福建、广东等官书局。
张之洞出身翰林，乃儒学侍臣，为官一任，总不忘兴学育才，端士风以正人心。广东自开端口通商以来，商贾走集，华洋杂处，士风民俗渐趋浮滑；广西则瘴地荒远，习尚强悍，民俗不齐。广东原在总督旧治肇庆设有端溪书院，斋舍仅四十余间，大半敝漏坏朽，且限于地势，无从展拓，只可稍加修葺，不能容纳两粤向学多士。省城广州原有粤秀、越华、应元三处书院，专课制艺时文，且斋舍或少或无，肄业者不能住院，故有月试而无课程。另有学海堂、菊坡精舍，讲习经史，用意精美，但经费无多，膏火（生活费）过少，又以建在山阜，限于地势，故有课程而无斋舍。且以上各书院多为东省而设，西省生童不得应课。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张之洞奏准于广州创建广雅书院，作为东、西两省读书士子继续深造的场所。书院选址颇费周折，张之洞曾亲自履勘城外七处地址，或因气势不畅，或出入不便，或无甚幽趣，皆不合用，最后选定城西北五里的元头村。他描写此地的形胜说：东北则云山迤逦而来，注于粤秀，连山盘行环其东，北江抱其西，后枕增步以北诸远山。前有彩虹桥，河水自东南而正南、而西南、而西，回绕如带；南面平畴百亩，平畴之外，则见南岸诸村，林木葱郁。高山大河，左回右抱，雄秀宽博，似兼有之。距城距河既不甚远，而非尘嚣所到，颇于书院相宜。
张之洞为创办广雅书院耗费大量心血，他不仅为书院筹足建院经费和常年经费，亲自题写书院匾额，制定书院规章，延聘山长、教习和管理人员，政余之暇，莅院考业稽疑，时加训勉。卸任离粤前，又奏准朝廷颁给御书匾额，还议定以光绪十六年（1890年）为始，每逢四季，由张之洞亲自命题，封寄广雅诸生，答卷交监院汇收后转寄湖北，亲加评阅，定榜寄回，“籍觇在院诸生学业进退，以无负本部堂创设书院之本意”。这一年九月，他将广雅书院送来的诸生春季课卷亲加批阅，评定名次，奖励一百二十名，奖银共一百两，并封寄夏、秋两季课卷。他对广雅书院的现状和前途充满自信，说开办两年以来，才俊辈出，造就斐然，其余亦多恪守院规，不蹈陋习。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可观，上者阐明圣道，砥砺名节，博古通今，明习时务，体用兼备，储为国家栋梁之材，次者亦能圭璧饬躬，恂恂乡党，不染浮嚣近利习气，足以淑身化俗；士习既善，民风因之，庶于边海风气人才不无裨益。 张之洞在此购地一百二十四亩，兴建斋舍二十栋共一百间，东、西两廊各十栋五十间，中路建办公楼、讲堂、藏书楼及濂溪祠、岭学祠等，延翰林院编修梁鼎芬为山长，聘请品行谨严、学术雅正之儒士为分校主讲。学额二百名，广东、广西各一百名，选拔两省诸生中才志出众者入院住读，优给膏火（生活费）、奖赏，道远者加给来往路费，令其静心读书，免致内顾为忧，纷心外务。院内课程，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词章之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不取嚣张。以上各门，院生可凭其性情所好，选修一门或多门。其办学宗旨，以博约兼资，文行并美为归，培养上者效用国家，次者仪型乡里的有用之材。广雅书院的教学方式，不注重系统讲授，而重视命题作业，答疑批改，谓之考课。考课分官课与师课两种。官课由督抚或由督抚委员主持，师课由掌教（即分校）主持，分别于每月初二、十六两日举行。每临考课之日，诸生黎明登堂，向山长揖坐后，封门发题。如属官课，则由监院教官等于课日清晨请题封发经史理文四门课卷，即日收齐后，次日上午由委员亲送至主讲衙门，照核无误，仍发至书院，由分校评阅指点，并分门拟定名次，汇齐后送主讲衙门审定，全院共为一榜。至于师课（也称斋课）的分阅拟取，一切均照官课办理，由山长审定，列榜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