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劇不平等演算法

『壹』 誰知道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為何難以消除

【核心提示】全球金融危機雖然已經過去，但造成的影響顯然遠未結束。西方世界開始反思，除了經濟因素，是什麼社會或文化原因造成了這場災難。實際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收入不平等助長了人們的貪欲，加速了金融危機的爆發，而危機本身又加劇了經濟不平等。據美聯儲最近數據顯示，金融危機之後，93%的收入增長被收入最高的1%富人納入囊中，導致美國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貧富懸殊。本文分析了西方思維中的資本主義不平等問題。 不平等滋生民粹主義 近來，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爭論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即經濟不平等加劇和政府解決這一問題的干預程度。美國左翼的核心觀點是增加政府的稅收與開支，扭轉日益嚴重的社會分化趨勢；右翼的核心觀點是減少稅收與開支，確保經濟活力。雙方都極力貶低對方的觀點，認為自己的政策主張能夠保證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但兩者都錯了。在後工業資本主義世界中，經濟不平等現象幾乎無處不在。但是，無論左翼怎麼想，不平等都不是政策引發的後果，也不可能通過政策調整而改變，因為有些個人和群體比其他人更善於創造發展與進步的機會。不平等是資本主義活動的必然產物，且擴大平等機會的努力只會加劇不平等。無論右翼怎麼想，不平等都是大家的事情，而非那些貧困者或致力於平等主義的人們自己的問題，因為如果對此置之不理，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和經濟不安全問題將損害社會秩序，滋生不利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民粹主義。 過去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的擴展促進了人類進步，不僅帶來以前無法想像的物質生活水平的巨大提升，也史無前例地開發了人類的潛能。然而，資本主義的內在活力也使人們產生了不安全感，因而在發展過程中總會遇到抵制。實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和憲法發展的歷史表明，它一直試圖消除或減輕這種不安全感。到20世紀中葉，隨著現代福利國家的出現，資本主義和民主才得以相對和諧地共存。近幾十年來，科技、金融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導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新一波不安全感，使人們的生活越來越不平等和不確定，不僅包括社會底層和工人階級，也包括許多中產階級。右翼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這一問題，而左翼試圖不計成本地通過政府行為消除它，這兩種方法從長遠來看都不切實際。 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與社會關系制度，其特點是私有財產、自由人間的商品與服務交換、以市場機制控制商品生產和分配。其中的一些成分已經在人類社會存在了很久，但直到17、18世紀，部分歐洲國家和北美才正式產生資本主義。在此之前，人類生活受到各種傳統制度的管理，個人的選擇與命運從屬於公共的、政治的與宗教的社會結構。這些制度禁錮人們取得巨大進步，也避免人們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資本主義給予個人更多掌控自己命運的機會和責任，這是一種可怕的解放，既促進進步也導致衰退。新型商業和製造業利用勞動分工降低成本、提供新產品，結果導致人類「需求意識覺醒」。盧梭、馬庫斯等人批判這是將人類關入超出自然需求的牢籠，伏爾泰等市場擁護者則對此大加贊揚，認為發展和滿足更高需求是文明的本質。 獲取機會的能力不均衡 如果說資本主義為開發人類潛能提供了更多機會，那麼並非所有人都能充分利用這些機會獲得發展。各種障礙阻礙了許多人均等地創造機會，如婦女、少數民族和窮人。隨著時代進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逐漸減少或消除了這些障礙，因此現在的問題更多在於獲取機會的能力不均衡。 資本主義社會青睞創新和活力，傾向於創造新知識、新產品，以及新的生產與分配方式，這導致人類的不安全感來源由自然轉向經濟。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帶來的經濟活力與不安全感，導致出現各種減緩不安全感的新機制應運而生，包括減少投資者風險的有限責任公司、保護個人利益的工會、提供貸款和喪葬保險的互助社團、商業保險等。20世紀中期，為了應對大規模的失業和生產萎縮問題，西方國家普遍實行了福利國家制度，使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快速發展。工業經濟的成功使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稅收提高工資成為可能，戰後出生率上升為發展提供了來源保障，教育機會的擴展使更多人能夠接受高等教育，婦女和少數族裔參與社會活動的障礙開始消除。這一切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短暫的均衡期，經濟增長強勁、就業率提高、社會經濟相對公平。 總的來看，人類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經歷了顯著的進步。發展中國家數以百萬計的人擺脫貧困，步入中產階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成本也大幅下降，各種新產品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然而，這些進步依然籠罩在不平等和不安全感的陰影之中。在後工業時代，知識經濟和工業品生產更加依賴技術輸入，而非流水線上的技術工人，這意味著熟練技術工人和半熟練技術工人的經濟價值與需求相對下降。在這種經濟中，需要的技能包括科技知識和進行信息化工作的能力。近幾十年興起的信息技術革命強化了這種發展趨勢。 後工業時期不平等加劇 後工業社會的這些發展趨勢對經濟不平等產生了巨大影響。如果家庭收入在經濟階梯的每一階上都翻倍，處於階梯上層的家庭比下層的總收入增長要快得多，而那些處於最底層的家庭收入不可能翻倍。全球化並未將這種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模式恢復為人力資本，而是進一步使之加強。目前，可交易的商品與服務越來越多地由發展中國家輸入到發達國家，因為那裡的勞動力成本更低。隨著工業品和傳統服務業逐步外包，發達國家中技術不熟練或未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人工資進一步下降，除非他們能在非貿易部門找到工作。 與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同時出現的，還有處在經濟階梯上層人士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經濟金融化。直至上世紀80年代，金融仍是美國經濟中一個重要但影響有限的成分。當更大的資金池可以被用來投資，且由專業的資金管理者而非資金所有者使用時，一切開始發生改變。受到這些機會的刺激，傳統的華爾街投資銀行化身為公共貿易公司。也就是說，它們不僅用自己的基金投資，也拿別人的錢投資，將合作夥伴和雇員的紅利與自己的年度利潤掛鉤，締造了一個由投資經理主導的高度競爭的金融體系。這種環境中的激勵結構使他們極力將短期回報最大化，壓力逐漸轉向公司的最高層。對於經理和雇員來說，社會金融化的結果就是失業的可能性上升，經濟不安全感加強。 如今的資本主義仍能創造可觀的效益，為個人發展提供許多機會，但不平等和不安全感越來越嚴重。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將經濟上層和下層的收入進行重新分配。這種做法有兩個缺陷：第一，長期來看，那些導致不平等問題的勢力，可能要求進行更為嚴格的再分配。第二，從某種意義上說，再分配會產生巨大的憎恨情緒，阻礙經濟增長。第二個方案是利用政策縮小個人或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但可能導致出現更嚴重的問題。第三個方案是鼓勵繼續使所有人受益的經濟創新，這種方式的前景更為光明。但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右翼需要接受一點，政府主要的社會福利開支是對資本主義固有問題的一種必要反應，而不是應該被「餓死」的「怪獸」。對於左翼來說，需要面對一個事實，即消除不平等的努力可能代價高昂卻收效甚微。因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面臨一個挑戰，如何在確保經濟活力的同時維持社會福利開支，使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處於可以接受的狀態。

『貳』 華為發布2018全球聯接指數報告中國排第幾

華為發布聯接報告， 第一名還是美國中國排在前三十名內。

過去十五年，數字經濟的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人工智慧將升級智能聯接，智能聯接撬動23萬億美元的機會。華為全球聯接指數（GCI）是根據四大經濟要素（供給、需求、體驗、潛力）和五大使能技術（寬頻、數據中心、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共40個指標，對所研究的經濟體進行評估、分析、預測，旨在全面客觀量化其數字經濟轉型的進程。今年報告中有79個國家。以下是GCI報告的主要內容。國家排名：美國第一，中國是今年進步最快的國家之一美國在2018年的GCI排名中名列第1位，自2015年來一直獨占鰲頭。作為全球領跑者，美國在GCI各項指標上都具有絕對優勢。

2018年，美國的供應和需求指標保持穩定，但隨著數據量激增，人們對大數據和物聯網分析有了更大的需求，希望獲得更好的用戶體驗。2017年，美國最大的無線運營商已啟動5G技術外場測試，並有望實現部分商用部署，部署時間遠遠早於大多數國家。這也是電信行業通過大幅提升網速和響應能力實現無線服務轉型的第一步，有助於推動美國進一步發展其他使能技術，尤其是能夠支撐海量數據和高速傳輸的使能技術。前十名除了美國，二到十名依次是新加坡、瑞典、瑞士、英國、芬蘭、丹麥、荷蘭、挪威、日本。中國在2018年的GCI排名中名列第27位，較去年上升三位。中國的光纖和4G網路覆蓋率較去年有大幅提升。

隨著更多用戶可以享受到優質優價的互聯網服務，固定寬頻用戶數、移動寬頻用戶數、雲化率、智能手機滲透率以及電子商務交易量等相關指標也有所改善。此外，政府計劃在2020年前將農村地區的寬頻覆蓋率提高到98%。中國目前擁有14億人口，每年進入高等院校的學生約為2000萬。2015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同比急劇增長，達到20%。此外，國家也鼓勵開設高科技課程。這些因素有助於中國增強科研實力，優化各層次的人才結構。與其它國家相比，中國的網購熱潮持續發酵，移動支付市場也在急劇增長。這一切讓中國成為排名上升最快的國家之一。今年，華為將研究范圍從50個國家擴大到79個國家，希望能更全面地展示全球不同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進程。

下面這幅「數字經濟熱力圖」通過分析GCI得分與人均GDP的關系，直觀展示了79個被調研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進程。這些國家被劃分為三大類型，顏色由淺到深分為：起步者、加速者和領跑者。79個國家的GDP總額佔全球GDP的95%。起步者國家處於ICT基礎設施建設的初級階段，聚焦擴大聯接范圍，讓更多人融入數字經濟。加速者國家成為GDP增長最快的國家。加速者國家聚焦刺激人們對高速聯接的需求，推動行業數字化轉型和經濟增長。領跑者多為發達國家，聚焦如何提升ICT用戶體驗，利用大數據和物聯網技術建設更加高效、更加智能的社會。2018年GCI研究發現，位於GCI-S曲線前列的領跑者國家，正在利用智能聯接加速數字經濟發展，挖掘新的增長機遇。

近年來數字經濟強勢崛起，過去15年全球數字經濟的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領跑者財力雄厚，可通過持續發展ICT基礎設施和人工智慧，提升本國GCI得分、獲得更大的經濟回報。在這種情況下，起步者和加速者國家更需加大ICT投入，提升自身競爭力。整體來看，今年各國的GCI得分均有提升，但增長並不均衡。GCI-S曲線上發達的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不斷擴大，不平等問題仍在加劇。全球ICT行業的發展也持續呈現「馬太效應」。持續投入和部署ICT基礎設施的領跑者所獲得的收益遠遠高於缺乏ICT基礎設施的國家，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前者可利用初始優勢進一步加快發展，將起步者和加速者遠遠甩在身後。但起步者和加速者國家也不用灰心。

報告顯示，無論處在哪個發展階段，各國都可以通過在重要行業部署ICT應用提升GCI得分。GCI2018顯示，菲律賓和埃及的表現尤為突出。這兩個國家大力開展ICT基礎設施建設，讓更多人以優惠的價格接入互聯網，更廣泛地參與數字經濟發展。2014至2017年，菲律賓的智能手機使用率從30%提升至67%，互聯網服務進一步普及，同時也創造了更多新的商業機會。菲律賓的GCI得分從34分提升至35分，成功從起步者轉型成為加速者。與此同時，在通信與信息技術部的不懈努力下，埃及移動用戶占總人口的比例從38%提升至62%。埃及今年的GCI得分也提高1分，成為起步者國家的翹楚。

作為下一代通用技術，人工智慧將推動經濟和產業的徹底變革，現如今也已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例如智能終端助理、智能投顧、多語種客服聊天機器人以及國防建設。隨著人工智慧技術與五大使能技術在各行業的滲透、融合，基礎聯接將演進為智能聯接，為創新和經濟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智能聯接將催生新的商業模式、產品、流程和服務，開啟新的經濟增長模式，預計將在2025年創造23萬億美元的數字經濟價值。無論各國處於GCI-S曲線的哪個位置，政策制定者都應了解這樣一個事實：GCI得分每提高1分將撬動國家競爭力、創新力和生產力分別提升2.1%、2.2%、2.3%，這足以證明ICT基礎設施的戰略重要性。

此外，數字技術的投資回報率相當可觀，幾乎是非數字技術的6.7倍。如今，各個國家都蓄勢待發，准備迎接下一波經濟增長浪潮。無論處於哪一發展階段，起步者和加速者的國家政策制定者都應積極探索人工智慧的價值，充分利用智能聯接的倍增效應為本國發展助力。各國也應將人工智慧的應用和普及納入國家經濟發展計劃。為幫助各國政策制定者抓住23萬億美元的機會，2018年GCI報告提出人工智慧准備度，從演算法、算力、算據三個維度對各國的人工智慧能力進行評估。從目前來看，領跑者的ICT基礎設施發展最完善，在三大指標上的表現均優於起步者和加速者。但即便是最發達的經濟體也還無法充分發揮人工智慧的潛能。

GCI三類國家均面臨著人工智慧人才短缺的問題。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未來的人才將會被重新定義。因此，各國政府必須重新規劃當前的教育體系，著手構建一個健康、開放、協作的人工智慧生態，吸引並留住有競爭力的人工智慧人才。起步者和加速者雖然在ICT基礎設施建設上起步較晚，還無法獲得價格適中的人工智慧應用，但也不用灰心。雲計算為這些國家發展人工智慧提供了可能性。各種形態和規模的組織可以利用雲的計算和存儲能力實現組織內部IT系統和數據中心的數字化轉型，從而節省大量軟硬體投資。

領跑者可以利用超高速、超低時延的5G網路將人工智慧創新推向新的高度。起步者和加速者可以進一步提高寬頻覆蓋率，待聯接達到一定水平後利用人工智慧雲服務，挖掘自身競爭優勢，實現可持續增長。領跑者面臨很多新的機遇，起步者和加速者也在有條不紊地聚焦本國ICT建設，為實現跨越式增長奠定基礎。雖然GCI領跑者在提升ICT投資回報方面已接近天花板，但人工智慧將升級智能聯接，為這些國家開啟經濟增長新周期的大門。雖然沒有人能准確預測人工智慧終將把我們帶往何處，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慧潛力無限，必將影響我們的生活、娛樂、工作，甚至思維模式。

來源：財經網

『叄』 倍增技術求森林的根

超越古典理論，探索當代帝國主義本質
——潘尼奇和根定的《全球資本主義與美利堅帝國》的啟示
志君
加拿大著名政治學家潘尼奇和根定把國家理論引入資本主義全球化研究，論證了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化並非簡單的由資本內在擴張性自發形成，它實際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國家政權有計劃地創建的非正式的美利堅帝國所催生、扶植、保護、調節之下得以成長和維系的。在此過程中，古典帝國主義理論所依據的歷史前提發生了實質性變化，有些一般性結論已不再符合今日資本主義的現實。當代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徵不再是古典理論所描述的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而是美國為維系國際資本主義秩序而侵犯他國主權。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推進對國際環境中的資本主義國家功能的認識，提出美國在「維護世界秩序」名義下實際上推行著雙重國家目標和國家功能——全球資本積累的普遍性目標與美國軍事主宰的特殊性目標，並初步探索了這種二重性所導致的矛盾。
當世界市場那看不見的手化作了美利堅帝國的鐵拳，當舊日列強之間的對抗和美蘇之間的爭奪演變成一個單極稱霸的帝國，迫切需要對這一切加以說明的理論界，卻無奈地感受著古典帝國主義理論所帶來的困惑。深刻地反思近一百年前形成的古典帝國主義理論，超越它自身的局限性，探索當代帝國主義的本質和特徵，已經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
在這一背景下，2004年的《社會主義年鑒》（Socialist Register 2004）發表了加拿大著名政治學家列奧·潘尼奇（Leo Panitch）和賽姆·根定（Sam Gindin）的文章《全球資本主義與美利堅帝國》（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1]該文對古典帝國主義論所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對當代帝國主義的本質和特徵進行了極富啟發性的探索。潘尼奇和根定的文章（下面簡稱「潘—根文」）以英文發表後不久，迅即被翻譯成法、德、西、日、韓、土等多國文字，並以不同的文字出了單行本，其影響正在擴大。
本文概要展示「潘—根文」關於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與國家的功能之間關系的歷史追溯，簡略介紹其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所存在問題的解析。在此基礎上，筆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就「潘—根文」對當代帝國主義問題的探索作進一步的理論拓展。
一、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國家功能的關系
「潘—根文」指出，資本主義自身固有的擴張和國際化的傾向，並不意味著當今的「全球化」是由經濟邏輯所決定的不可逆轉的必然結果。
資本主義經歷過三次大的結構性危機。19世紀70年代以後的第一次危機強化了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對抗，並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共產主義革命。20世紀30年代的第二次危機實際上逆轉了當時正在進行的資本主義國際化進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對戰前陷於失敗的全球化的直接回應。20世紀70年代的第三次危機則繼之以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深化和拓展。它在促進了地區之間的經濟競爭的同時，卻並沒有產生舊式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對抗。
從19世紀到21世紀的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所產生的這種帶有不確定性軌跡，意味著全球化進程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能保持的。問題在於我們必須把資本主義固有的擴張趨向與它的實際歷史進程區分開。一個全球資本主義秩序通常是基於當時存在的各種歷史條件的帶有隨機性質的社會建構，這一秩序的實際發展和延續並非抽象的經濟規律的簡單派生物。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趨勢是得到實現還是受到挫折，如果離開了國家在其中的作用，將無法被說明。
歷史上構建了資本主義世界。如果沒有歐洲國家在它們各自的疆域之內為財產、契約、貨幣、競爭和僱傭勞動建立起法律的和其他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結構的框架，資本主義的興起是無法想像的。在19世紀中期工業資本主義環境下，實行所謂「自由放任」政策的國家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都扮演了高度活躍的角色。在國內，它實施政體與經濟的正式分離，並規定和維護基於資本主義秩序的國內社會關系；同時，它在國際上為自由貿易而推行帝國主義對外政策，把國家為資本服務的各項國內職能推向國際。[2]
在資本主義邏輯的驅動下創造出一種帝國主義形式的第一個國家是大英帝國。英帝國主義同時採用正式帝國與非正式帝國兩種基本類型以推行其自由貿易。正式帝國是對被征服領土的直接殖民統治。非正式帝國要求在當地政府合作下，對這些國家進行經濟和文化滲透。到了19世紀中晚期，當資本擴張超越了歐洲各民族國家的既有邊界，則資本要麼在其他國家已經建立起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之內活動，要麼在一個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國的框架之內擴張。然而，此時英國沒有能力把新出現的資本主義強國德、日、美納入它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由於沒有一個適當的工具對全球資本主義進行調節，使得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和它的積累方式都發生分裂，加劇了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對抗，並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美國當今在全球資本主義當中居於中心地位，是基於各種因素在歷史中的因緣際會。只是經過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家從中學會了如何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問題做出反應），資本主義全球化才獲得了新生。而這一進程依賴於全球化獨一無二的代理人——美利堅帝國領導下發展起來的一套在過程中不斷演變的國際結構。
從歷史上看，美國國家形態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它的憲政結構把擴張的帝國與被征服領土的自治結合起來。[3]它最初採取的形式是向西部領土擴展。與重商主義的正式帝國不同，美利堅帝國不是把被征服的西部當成殖民地，而是使之成為自治的「國家」（the state）。像兼並海地、在菲律賓建立殖民地這一類行為，並非美國帝國主義典型的統治形式。通常，美國毋寧採取對外直接投資和現代公司的形式，這使得美國的非正式帝國獲得一種非殖民帝國主義的外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尚未有足夠的力量承擔起領導歐洲重建的責任。只是在新政期間，美國才真正開始發展起現代國家的規劃能力。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進入了國家建設的死胡同。但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不僅走出國內問題的死胡同，而且為美國在戰後的管理奠定了基礎。新政的國內積極取向被國際積極取向所代替。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為美國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機遇。19世紀英國沒有能力完成的事業被美國的非正式帝國完成了，即成功地把所有其他資本主義強國整合於由自己主宰的一個有效率的協作體系之中。通過對英國債務地位的操縱，美國首先把英國作為一個從屬整合進了自己的經濟體系。美英之間的自由貿易，通過英聯邦的自治領地，通過拉丁美洲，而進一步向世界擴展。[4]由於自身科學、技術、生產諸方面的優勢，新的美國帝國主義並不需要領土擴張，也不懼怕幫助自己工業上的對手重建，因為工業化將刺激而非限制國際貿易。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由美國主持和控制下建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把44個國家整合於美國主宰下的國際經濟體系。一個對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國際經濟管理的模式被建立起來了。這種機構性聯結還包括北約機構和冷戰中的各國的安全情報機構的網路。在這里，冷戰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除了遏制共產主義之外，美國的另一個戰略目的是要為資本主義的擴展打開世界各國的大門。這一點是美國的戰略制定者自己都毫不含糊地承認的。
通過對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戰後重建，以前帝國主義各國與它們的殖民地之間的帝國網路和機構聯結，現在則存在於美國和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與此同時，美國的諸受保護國也向著美國式的福特主義資本積累模式轉變。這使得工人階級不僅成為擴大剩餘價值的來源，而且成為日益重要的實現剩餘價值的消費中心。諸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因而增加了大大擴展其國內市場的可能性。美國對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也大為增長。美利堅帝國網的重心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轉移。
盡管美國在形式上對第三世界國家平等相待，但舊的帝國主義遺產和馬歇爾計劃，以及對第三世界發展援助之間的巨大不平衡，再引發出全球的不平等。與對歐洲態度形成鮮明對照，美國討厭第三世界國家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對第三世界國家經濟民族主義的反對，使美國捲入推翻從伊朗到智利的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不過一般來說，美利堅帝國的特點是滲透它們的國界，而不是消除之。它毋寧是把這些國家作為非正式帝國的一個被整合的要素而加以重構。作為這個非正式帝國的一部分，諸民族國家仍然是基本的載體。通過這一載體，一方面，社會關系、財產關系和市場得以建立和被再生產出來；另一方面，資本的國際性積累得以施行。對外直接投資在世界范圍的巨大擴張，並不意味著資本逃離國家的控制，而是資本擴大了它對更多國家的依賴。
與之相聯系的是國家的國際化，即為了對國際資本主義秩序的管理做出貢獻，各個國家承諾根據前者的要求而調整自己國內的資本主義秩序，承擔起國家的公共職能國際化的責任。[5]例如穩定價格，限制勞工的斗爭性，對外國資本一視同仁，不限制資本流動，等等。
然而，對於美國，國家的國際化還有一層特殊的含義。直到1975年還被劃為國家「頂級機密」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1950年的文件NSC—68，最為清楚地表達了美國創建一個世界環境的目標：「美國的制度在其中可以生存和繁榮，即使蘇聯不復存在我們依然會面臨巨大的問題，各國之間缺少秩序正變得越來越不可容忍。」[6]美國的民族利益不僅被定義為代表本國資產階級，而且代表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和再生產。美國國家的角色日益被認為是通過它在國際上促進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而確保美國國內自由企業的生存。
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里，布雷頓森林協議的內在矛盾便暴露了。該協議建立的固定匯率取決於資本控制，然而正是該協議所促成的貿易與直接對外投資的國際化導致了全球金融市場的重現，資本控制相應被侵蝕，固定匯率日益脆弱。布雷頓森林協議建立的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制度出現裂口。
在舊的資本積累模式出現危機之際，又是美國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導向對全球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重塑。1971年尼克松政府使美元與黃金脫鉤是一個決定性步驟，它恢復了美國經濟的自主性。20世紀70年代金融的解放極大地加強了美國金融中心華爾街的力量，它對於後來發生的廣泛的變化具有決定性意義。政策導向決定性的轉折點來自1979年美國政府加予自身的結構性調整綱領。美國聯邦儲備局決定建立國內經濟秩序，允許利率上升到歷史上沒有過的水平，以重構產業和勞工條件。同80年代更為一般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一起，由美國國家的政策所強化了的金融奠立了後來被稱之為「全球化」的舞台，即加速奔向一個統一的資本積累的世界。
新自由主義的機制（擴大和加深市場與競爭壓力）也許是經濟性的，但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對此前被統治階級通過民主方式爭得的成果——這些成果這時已被看做是資本積累的障礙——的一種政治回應。它包括在美國國家制度中新政時期重要部門地位的下降和財政部與聯邦儲備局地位的上升。一旦美國國家走向這個方向，資本主義便在社會統治的一種新形式下運作。美國經濟不僅扭轉了80年代的下滑，而且為歐洲與日本的資本樹立了仿效的樣板。新自由主義加強了物質的與意識形態的條件以確保各種社會形態對資本一視同仁，並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以及WTO，使商品與資本的自由流動法律化。
G7成為其財政部長們在重要問題上形成共識、決定必要的匯率調整的一個場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也被重構。前者從調整支付平衡問題轉向致力於第三世界的結構性經濟危機，以提供貸款為交換條件而迫使受援國按照全球的資本的需要做出改變。後者對此予以支持，並將注意力集中於那些能使資本運作「生效的國家」的建設。
然而，不穩定性和偶發性已被系統地結合進了帝國的重構形式。新自由主義強化了的競爭特徵和金融自由化的過度的流動性，加劇了不平衡發展和全球秩序中內在的極端波動性。這種不穩定性被下面的事實進一步放大：美國（作為一種非正式帝國）只能通過其他國家來統治這個秩序，但把這些國家都變成對全球資本主義來說「生效的」國家卻並非易事。
當前帝國主義面臨的危機，不在於過分積累引起的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而在於一個基於通過其他國家實行統治的非正式帝國，其設定的經濟協作增長戰略的局限性。在自由主義民主制的國家中，民主的社會力量已經限制了新自由主義的採納。例如德國的勞動市場改革與日本的銀行系統重構。在任何情況下，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完全實施都可能引起來自下面的更強烈的階級斗爭。然而，最嚴重的問題來自於美國同那些在資本主義核心之外的國家的關系。不論是對第三世界還是原蘇聯集團的國家，國際金融機構和核心資本主義國家都加之以「經濟上正確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這意味著持續不斷的經濟危機。由於新自由主義經濟療法的抽象的普遍性，這些經濟干預與其說是解決了問題，不如說是使問題惡化。至於那些所謂「流氓國家」即那些不在全球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因而外部經濟力量無法滲透之而且國際機構無法有效地重構之的那些國家，美國對它們日益傾向於直接的單邊干預。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感到「權力的孤獨」。感受到自己對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的終極責任，使得美國渴望保有採取行動的完全的「主權」。這就是美國的帝國主義本質為何變得越來越不加掩飾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只有美國有權干涉別國的主權，也只有美國在需要時保留著它自己的主權而拒絕國際規則和規范。在這個意義上，只有美國是活躍的帝國主義者。
美國在維持全球的社會秩序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使它面臨的問題倍增。為了維護全球社會秩序的需要，新自由主義加強了國家的對外強制性機構。從柯林頓政府向布希政府轉變在國家行政結構上最重要的變化，也許是政府中控制和行使暴力手段的部門取代財政部坐到了國家機器駕駛員的座位上。這反映出它越來越難以用一種較為溫和的方式管理一個全球性非正式帝國。
把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調教到至少在最低限度上適合於美國對全球秩序的管理——這一點現在被看做是全球資本主義再生產與擴展的一般條件——是當前美國的中心問題。但是，單靠經濟聯結來把那些欠發達國家塑造成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同美國那樣的關系，難度太大。這就解釋了美國用戰後對德國、日本軍事佔領的模式來重建伊拉克。這種解決方式的邏輯早已超出伊拉克而指向所有拒絕服從全球化整合的國家。[7]這樣一種戰略取向的麻煩在於，即便這些國家被美國軍事佔領，但由於它們現存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以及社會力量，因此沒有幾個國家能夠像當年的德國和日本那樣被重構。
在核心資本主義國家中，美國當前面臨的一個日益尖銳的矛盾是它越是通過軍事干涉赤裸裸暴露出它的帝國主義的本質，其帝國體系中的其他國家就越不敢認同美國的權力和行為，以避免在本國人民當中失去自身權力的合法性。維護全球資本主義的安全是一回事，打著維護全球資本主義安全的旗號實際上主要是維護美國自身利益是另一回事。美國把協調資本主義秩序的一般帝國功能同它保衛和促進自己本民族的利益結為一體，蘊含著深刻的矛盾。
在美國國內，一個老問題又回到日程上：一個擴張的帝國能否同共和自由相容？作為美國更明目張膽地對外侵略的一部分，它在國內可能變得更加權威主義。但是，一個在國內外都失去偽裝的赤裸裸的帝國主義，意味著全球反帝國主義的斗爭將成長壯大。
「潘—根文」的歷史回顧與現狀分析，清晰地展示出美利堅帝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實際進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並非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是簡單地由資本主義經濟演變自發形成的，它實際上是由美國國家政權有計劃地創建的非正式的美利堅帝國所催生、所保護、所調節而得以成長和維系的。當代帝國主義的特徵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得以形成。「潘—根文」因而使人們更深刻地理解帝國主義與全球化問題。

『肆』 誰來談談人類社會的現狀和展望

版權歸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轉載請聯系作者。
作者：天馬行空（來自豆瓣）
來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30850174/
尤瓦爾·赫拉利教授的新作《未來簡史》以簡潔通俗的語言為我們描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及未來的可能情景。《未來簡史》號稱打開人類認知未來之窗，然而書中描述的未來的可能情景，或許值得我們每個人深思。
從最早的人類從誕生至今，已有大約250萬年了。250萬年前，我們的祖先還是南方古猿，那個時候，如何生存下去是我們的祖先遭遇的最大的難題。為了生存，祖先們發明並學會了使用工具，學會了用火，也學會了打獵；為了生存，祖先們戰勝了洪水，猛獸，災荒，學會了和自然災害作斗爭；為了生存，祖先們尋找洞穴居住，繁衍生息。終於，經過漫長的進化和自然選擇，進化成為今天的智人。智人通過繁衍，數量越來越多，並開始慢慢遍布世界各地。智人建造起了房屋，使用語言進行交流，發明並學會使用貨幣進行交易，逐漸形成自己的文明。那個時候，智人已經征服世界，其他生物已經不能對智人構成威脅。於是智人開始發展建立國家制度，開始發展農耕畜牧，開始了生產製造。然而生活總是帶給人類新的挑戰。雖然智人已經可以通過農業和畜牧業獲得食物，社會也在很緩慢地發展著，但人類的生活又出現三個新的問題：飢荒，瘟疫和戰爭。一代又一代，在科學的大門還沒有敞開的時侯，人類一次次的向神明祈禱，發明了無數的工具和社會系統，卻每年還是有許多人死於這三大問題。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雖然農業和畜牧業能為我們提供大量食物，但也仍舊養不活全球所有人，每年仍有數百萬人死於飢餓。許多人雖然免於飢餓困擾，卻還是要面對瘟疫和戰爭。歷史上比較有名的瘟疫，像黑死病，天花，都曾經在數個國家肆虐，帶走了數千萬人的生命。而戰爭也同樣一度讓生靈塗炭，比如歷史上王朝的更替，殖民者發動的侵掠戰爭，都造成許多人流離失所。兩次世界大戰，數十個國家捲入其中，造成數千萬人死亡，財產損失更是極其巨大。然而隨著科學與社會的發展，飢荒，瘟疫和戰爭這三個大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在21世紀，雖然全球每年仍有人死於飢餓，但是為此而死的人數已經大大降低。另一方面，瘟疫和戰爭也正在逐漸消失，現代醫學技術的發展，讓流行病不再肆虐。現在，我們已經擁有疫苗，抗生素，並且創建了更完善的醫療制度。面對瘟疫，人類已不再束手無策，人類已經知道如何控制流行病的傳播。同時，世界上的戰爭也越來越少，核武器的出現，讓超級大國間不敢再次開戰，人類迎來了和平。生活終於安定下來，科學與社會也在快速進步。
在智人征服世界的同時，人類也在為世界賦予意義。在早期，人類不了解世界，那個時候科學的大門緊閉，這個時候許多人類相信，世界是由神明創造，人類不能違背上帝和神的旨意，必須定期向神明進貢禮品，否則上帝和神明就會懲罰人類。神明和上帝會為人類指明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從此人類的生活似乎有了一套標准。而隨著歷史的發展，許多宗教開始出現在歷史的長河裡。這些宗教都有各自的信仰，人類的意義之網越編越大。同時隨著智人開始建造國家制度，許多人漸漸開始為第三種現實（第一種和第二種分別是主觀現實和客觀現實）服務，也就是互為主體的現實，比如說國家和王朝就是被人認可的互為主體的虛擬實體。國家使我們相信，人生是為國家做貢獻的，這樣的人生才有意義。在文字發明後，智人編造了許多虛擬故事，書寫了一條又一條規章制度，文字讓生活有了許多虛擬標准，也讓虛擬實體更加強大。在這之後，科學迅猛發展，而科學與宗教也出現了矛盾。在《未來簡史》里，赫拉利教授為我們給出了宗教的新定義：宗教的定義應該在於其社會功能，而不在於神是否存在。任何無所不包的故事，只要能夠為人類的法律、規范和價值觀賦予高於人類的合法性，就應該算是宗教。按照這個標准，宗教的作用其實是負責倫理價值的判斷。然而倫理判斷有時也要依據事實，而科學對事實是比較講究，於是兩者之間經常有矛盾。最後科學與特定宗教總算是達成了契約，彼此不再爭吵。這份契約其實是「現代性」的，內容一句話可以總結：人類同意放棄意義，獲得力量。於是隨後科技發展速度更快，各個國家開始了一切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即使環境被污染也不能放慢經濟發展的速度。然而失去了意義，人類社會的規范性也會降低，為此出現了新的宗教：人文主義。人文主義堅持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一切為人考慮。它分為三個部分：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進化主義。自由主義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人應該自由體驗，聽從內心的聲音，個人的自由意志比國家利益更重要；而社會主義則讓人不要迷戀自身感受，要把他人感受放第一；進化主義認為人類的斗爭是為了促使人類進化，進化出超人類。由於各自的原則不同，在20世紀，三種人文主義宗教爆發大戰，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當時看似乎是自由主義敗了，但自由主義並沒有消失，反而在之後從垃圾堆里爬出，在冷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成為了人文主義戰爭的最大贏家。宗教大戰到最後，三大人文主義宗教誰都沒有消失。自此，世界格局變成了三大人文主義宗教並存的局面，直到今天。
時間到了21世紀，21世紀的我們已經擁有了高度發達的文明與技術，比起幾千年前，人類進步的列車已經行駛了很遠，然而進步的列車並沒有停止，在21世紀它將再次出發並通向未來。關於未來，沒有人能夠准確預測，只能給出一些可能性，赫拉利教授在《未來簡史》里描述的未來的情景也只是推斷的可能情景。在今天這個社會，科學技術已經很發達，然而我們人類的發展並沒有到達巔峰，今天的我們處於變革的邊緣。21世紀的我們既然已經不用過於憂慮飢荒，瘟疫和戰爭，那麼人類的新議題是什麼呢？總不能停止發展吧？在《未來簡史》里赫拉利教授給出了答案：永恆的生命，永恆的快樂，化身為神。赫拉利教授也給出了令人類未來生活發生巨變的兩大因素：生命科學和人工智慧。生命科學的最新研究告訴我們，所有生物都是演算法，包括人類的各種情感，智力。既然都是演算法，那能否設計出模仿生物的演算法幫助人類做事呢？答案是肯定的，這也是人工智慧的研究領域。現在許多高科技公司正在投入巨額資金研究AI，並取得了一些進展。比如1996年的IBM的超級計算機「深藍」就擊敗了國際象棋大師加里·卡斯帕羅夫；2016年穀歌的AIphaGo與韓國棋王李世石進行了一場圍棋比賽，以4：1擊敗了李世石。當然，AI的應用絕不只是這些，在未來我們能夠開發出更加高級智能的演算法來為人類做事。雖然曾有許多人認為計算機只有發展出意識才能超越人類，然生命科學告訴我們，目前為止並沒有發現人類的意識有什麼作用，人體99%的活動是不需要意識參與的，這里我們所認為的智能與意識脫鉤。既然人類活動不需要意識，那麼我們就能開發出高級演算法，比如用它來譜寫音樂，診斷疾病，負責城市建築，分析股票等等，可以說絕大部分人類能做的工作，演算法都可以做，並且做的更好更高效。甚至也可以設計演算法監控我們的日常生活行為和大腦，它清楚知道你大腦里的想法，健康狀況，能時刻報告我們的健康狀況，它會比我們更了解自己，幫我們做出重大決定，並時常讓我們覺得它的決定很正確，時間久了，我們也會樂意把重大決定交給演算法處理。另一邊，醫學也會不再背負治病救人的主要功能，而是讓少數人升級為神人，當然並不是神話故事裡的神人，而是身體被改造，能做一些常人不能為之事，演算法也無法了解的人。同時自由主義也將失去其意義。根據生命科學的研究，人沒有自由意志，人類大腦中的想法，都是電化學反應的結果，而這些反應可能來自生物預設，隨機，或兩者結合，而並非「自由」。進化論也告訴我們，動物所做的所有選擇都是基因密碼的反應。這樣來看，所謂的自由只存在於人的想像中。除此之外，人類也不是單一個體，而是至少由兩部分自我組成：敘事自我和體驗自我。體驗自我負責體驗，敘事自我負責記憶，存儲，編造故事。自此，自由主義堅持的原則被打破，未來我們所謂的民主，自由也將盪然無存，那麼該由什麼新宗教和科學達成新的契約呢？書中的答案有兩個：科技人文主義和數據主義。科技人文主義較保守，仍舊保留了人文主義的某些觀點，注重人本身價值。而數據主義則堅持以數據為中心的世界觀，認為宇宙由數據流組成，人類體驗的價值並不神聖，而是提供信息，我們應該努力讓信息更流通，也應樂於分享信息和數據。數據需要處理系統，人類也是處理系統，但人類並不能處理越來越復雜的信息，於是要交由演算法處理，這種新宗教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接受。
從以上關於未來的可能情景來看，未來人類社會將會有兩大直觀改變，其一就是人類的生活方式將有很大改變。比如說出行，我們可以坐在由演算法控制的汽車里，而不用自己開車，它會比人開的更好，交通事故也大大減少。再比如說信息的交流，高級演算法在時刻檢測我們身體和日常行為的同時，它也能將我們的所思所感傳到網路，和世界各地的人分享信息。當然了，演算法帶來的改變究竟是好是壞，可能褒貶不一。它可以讓出行更方便，但駕校會跟著消失，越來越多的人不用考駕照，也體會不到開車的樂趣。信息雖然更流通，但個人的隱私必須要放棄，這可不是人人都會接受的，肯定會有人不願意。如此來看，科學的進步在帶來便捷和福利的同時，也意味著我們會有更多的犧牲。
另一個直觀改變是似乎未來我們中的絕大多數個體將失去價值，淪為「無用階層」。赫拉利教授在《未來簡史》中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畢竟，既然人是演算法集合，那麼只要開發出更加高級的演算法，的確可以在許多事上比人類做的更好，而且可以大幅提高效率，何樂而不為呢？可以想像，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全球絕大部分人將會失業，大部分人將變得無所事事，那個時候我們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人生於世，創造即合理，如果演算法取代人類，人類失去創造價值的能力，那是不是將面臨淘汰？人類生活被打亂，社會系統會不會崩潰？目前來看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未知。但有一點我們並不需要擔心，那就是即使大部分人失去工作，國家也還是能夠養得起這么多數量龐大的無業遊民，因為如果科技真發展到這一步，我們的生活水平會有很大提高。雖然物質需求可以滿足，但精神需求呢？赫拉利教授在《未來簡史》中給出的答案是靠葯物和虛擬游戲維持。聽起來很荒誕，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好辦法呢？當然了，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失業，因為演算法雖然可以取代人類大部分工作，但仍有少數工作需要人來做，而且那時也會出現許多新工作。然而即使這樣，還是會有許多「無用階層」，也同樣會有許多有夢想希望人生有所價值的人渴望能有所創造，而不是靠葯物和游戲過著行屍走肉般的生活，可這樣的夢想能實現嗎？另外不難想像的一點是財富將會集中到少數精英人類的手裡，我們所謂的共同富裕成了一個笑話。社會的不平等將會加劇，大部分人所剩下的價值，就是為龐大的資料庫增添信息，我們所認為的人比其他動物的體驗更有價值在數據主義面前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在今天我們擁有的許多權利也失去意義，這樣的話人類社會的矛盾是不是會越來越大呢？是不是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不滿這種現狀呢？當然我個人認為即使這樣也不太可能爆發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因為政府必定會做出一些安撫工作，而一些葯物也會讓我們感覺很幸福，說不定還會喜歡這樣的生活，享受演算法帶來的便捷。也可能會有人很反感，覺得這樣活著真沒意思，然而科學總是在向前發展，進步的列車已經出發，我們沒有任何辦法讓它停下來。
也許有人會懷疑，未來真的是這個樣子嗎？我們人類的社會已經發展了幾萬年，多少風風雨雨都挺過來了，難道這一次我們真的是最後一代智人了嗎？的確，沒有人能准確預言未來，以上所說的一切，不過只是關於未來的可能情景，誰也不能說未來就一定是這樣，說不定我們人類還有一些潛在價值沒有被發現。就像赫拉利教授在《未來簡史》的結尾處所提到的幾個問題：生物真的只是演算法，而生命也真的只是數據處理嗎？智能和意識，究竟哪一個更有價值？這兩個問題，並沒有人知道確切答案。有可能人並不只是演算法，畢竟我們並沒有發掘出人的全部潛能。就算意識在人類的許多生命活動中不起作用，也不能說明意識就是無用。而且我們並不知道所有的意識形態，比如說我們目前所研究的，也就是WEIRD群體（來自西方受過教育，工業化，富裕，明主的群體）和其他人類的心智，而我們並不清楚動物的心智，也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意識。
意識的頻譜
而且，雖然演算法處理數據的能力遠超人類，但有沒有可能人類本身除了數據處理還有其他功能呢？這種可能性也還是存在，畢竟誰也不能肯定人類所剩的價值真的只是為資料庫增添信息。
然而如同搜狗CEO王小川所說：「我們不必太過自卑，當然也不能太過自大」。雖然目前所說都只是可能，但不可否認的是AI和生命科學前進的腳步已不可阻擋，人類社會還是很可能會面臨一次重大革新，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是否會被這場科學的浪潮所淹沒呢？答案很可能令人憂心。肯定會有人想要避免淪為「無用階層」的可能，那麼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們更自信地面對21世紀的重大革新呢？赫拉利教授在《未來簡史》里提到了一個可能的辦法：不斷學習。進入21世紀，科技的發展速度超越想像，我們的生活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就像人類社會總是在不斷進步，知識也在日益革新。歷史告訴我們，如果總是死守著一套固定的知識，遲早會被生活所淘汰。面對日新月異的生活，我們能做的一點，就是讓我們的思想不斷進步，學習全新的知識，掌握更多技能，無論是從生活的角度，還是從終身學習的角度，這一點都是很有必要。另外要說的是，人類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也會發生變化，試想當個人體驗變得不再重要，我們還有什麼必要要去堅持個人體驗呢？當科技打破自由主義堅持的個人的自由意志為生活賦予意義，我們又有什麼必要要去堅持個人自由呢？當然全新的生活會出現新的宗教，至於會不會是前文提到的數據主義，只能說很可能是。雖然說數據主義被許多人接受，但也不太可能讓所有人接受，就像不是每個人都信仰佛教一樣。即便如此，數據主義也很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生活，而我們不管願不願意，它還是很可能會成為規范社會的新宗教，與科學達成新契約。也許那時，數據主義會為我們賦予新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新三觀為人類的行為提供新的動力，也讓我們擁有看待生活和世界的新方式。也許到時候連我們自己也可能會對2017年的人文主義宗教者的行為感到難以理解，就像今天的我們無法理解人類文明發展早期那些信仰神明的人的行為。
今天，我們站在變革的邊緣。從200多萬年前的南方古猿到今天的智人，我們不得不說人類真的很不容易。回顧歷史，人類面對的大大小小的挑戰不計其數，而每一次我們都挺過來了。但是你永遠不知道生活會帶來怎樣新的挑戰，就像21世紀的這一次重大革新一樣，還有不少人對於這根本一無所知。我們不知道這次重大革新將會何時完成，也許30年，也許50年，也許更久。許多年後，如果我們人類沒有成為最後一代智人，當我們再來回顧曾經的這段歷史，我們會不會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和地球的變化感嘆呢？我們會不會滿意當下的生活呢？那時候的我們也許也會想，在更加遙遠的未來，人類的發展會到達什麼程度呢？生活會不會更好呢？也許有一天，我們人類的發展已經到達很高層次，雖然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但我們卻仍然懷念原始的生活，我們希望社會的發展停下，可卻發現沒有辦法讓它停下，我們想回到過去的生活，卻發現無論如何也回不去了。
然而不管怎樣，今天的我們還是不必太過於悲觀。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此刻我們可以選擇努力去創造，去改變，選擇相信人類自己，相信人在每一個時期都可以過有用的生活。也許在將來，當我們的子孫後代來到這嶄新的新世界，他們也會像CCTV2的一個節目《未來架構師》給未來的那封信里所希望的那樣，能夠看到人類文明最璀璨的燈火和最值得驕傲的進步力量。那時，他們也會竭盡全力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貢獻自己，人類也許會和演算法好好相處，共同規劃更遙遠的未來。

『伍』 為什麼說人工智慧會加劇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人工智慧與以前的技術沒有什麼不同。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擔心機器將取代人類的勞動。結果，機器創造了他們以前沒有想到的工作，增加了人們的收入，這證明這種擔心是不可靠的。另一些人則認為，人工智慧之所以不同，是因為它取代了認知工作，使許多人類勞動變得多餘。在悲觀主義者看來，這將導致大規模失業。在樂觀主義者看來，人工智慧將帶來史無前例的自由和閑暇時間。我想說，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相信人工智慧的經濟影響將不同於以往的技術進步。

對於任何創新，我們的前三個反應都應該是為之喝彩，問問自己如何從中獲得更多，這是我在演講中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但我稍後將討論人工智慧對勞動力市場的潛在負面影響。最後，我將總結公共政策在解決這些問題中的作用——幫助推廣人工智慧，同時確保更多的人能夠分享其好處。這兩個目標最終是相輔相成的。

『陸』 導致收入不平等加劇會有哪些原因

1、教育不平等，特別是山區師資力量薄弱，教育軟體和硬體匱乏，導致山區孩子身心得不到全面發展，那麼就會影響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甚至影響他們掌握生活技能。所謂學習，就是要學一技之長。
2、高等教育不普及，導致農村家庭、部分城市家庭無資金供孩子讀書，部分家庭在教育投資上負擔重。
3、不好的社會風俗，在社會，往往以財富多少來評價人的價值，導致部分家庭希望孩子早入社會出人頭地，但缺乏文化教育的他們，只能輾轉各地打工，製造當地一般「虛假」繁榮！
4、教育沒有突出「學以致用」，導致有些大學生高不成低不就的現象。其實說到底，就是學生就沒有掌握一技之長，他們畢業進入社會，以什麼來打拚。

『柒』 如何看待資本社會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

正確看待資本社會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是各種令人擔憂的問題的溫床，會造成經濟的長期停滯，由於關乎利率、股市估值和長期回報等問題，因此投資者必須予以重視。

從表面上看，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是一個運行良好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產生的自然副產品，但當任何形式的不平等現象加劇時，就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從多個指標來看，美國因財富不平等問題而成為發達國家中的異類。

美國的中產階級現在大約占總人口的50%，這使得美國更像俄羅斯和土耳其這些國家，而不是日本、法國或德國，後者的中產階級占總人口的60%以上。

後果

在大量人群陷入經濟困境時，他們的消費能力是有限的，而消費者支出是經濟、公司利潤以及股市的驅動力。

經濟不平等還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分歧，增加了投資者面臨的政治風險，隨之可能出現的稅收和監管改革會影響公司利潤。雖然經濟不平等並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也不容易被量化，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收入不平等的加劇和貧富差距的擴大將給經濟復甦力度帶來關鍵性的影響。

市場看起來並不很關心這類需要長時間逐漸解決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會讓金融體系變得脆弱。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將滋生各種令人擔憂的問題，底層90%人的消費能力受到抑制，這會造成經濟的長期停滯，由於這關乎利率、股市估值和長期回報等問題，因此投資者必須予以重視。

『捌』 人工智慧在經濟社會中的應用

人工智慧本身也可以成為解決方案的組成部分，創建具備適應性的自我完善能力的規則，彌合技術變革步伐和監管反應速度之間的差距。而智能解決方案和海量數據的組合，也有助於根據新的成本效益評估來更新法規——正如它們可以指導城市、醫療保健和社會服務等諸多規劃領域的決策。

道德規范。如何應對帶有種族傾向的演算法？自動行駛車輛是否應當在突發事故時優先考慮駕駛員的生命？這將引發許多倫理和社會問題，智能系統正在迅速進入曾經只包括人類的社會環境。

鑒於未來智能系統將廣泛深入人們的生活，決策者需要切實為人工智慧生態系統制定道德准則。在智能機器的開發過程中，不僅要討論道德問題，還應積極採用更有形的標准和最佳實踐。

作為人工智慧的一部分，機器人產業已在制定通用操作標准方面率先行動。英國標准協會（BSI）制定的機器人商業標准，正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解決員工的憂慮。許多評論家擔心，人工智慧將令工作機會減少、加劇不平等現象，並侵蝕人們的收入。

世界各地掀起的抗議浪潮，以及瑞士等國有關「全民基本收入」的討論，都反映了這一思想。這些憂慮並非空穴來風。決策者需要強調，人工智慧將帶來實實在在的益處——例如可以提高工作滿意度。埃森哲調研顯示，84%的管理者認為，機器可以使其工作更具效率、也更加有趣。除了在職場中發揮作用，人工智慧還有助於解決一些全球最重大的問題，如氣候變化和醫療服務。政策制定者需要積極解決和預防人工智慧的弊端。

未來，人工智慧將普及到經濟的各個方面。決策者和商業領袖不能簡單地將人工智慧視為另一種生產力增強工具；而是務必清楚地認識到，人工智慧會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玖』 中國研究領域經濟不平等是個熱點，人們能夠容忍不平等嗎

收入不平等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是學界長期關注的問題。理論上一般認為，收入不平等從多個渠道影響消費和投資，進而間接作用於經濟發展。

這些不同的作用方式都可以放在一個簡單的框架內進行理解。設想一個完全平等的經濟，其中的居民都是完全一樣的。所有人每年得到一樣多的收入（投資回報），從中抽出同樣的比例消費和投資；這些決策又決定了來年的收入，如此循環不息，經濟實現一個長期的增長率。現在，我們突然介入這個過程，把其中一部分人的收入轉移給另外一些人，人為地製造了「窮人」與「富人」，那麼將帶來以下變化：

第三，收入越不平等，即窮人越多，那站在窮人立場的選票數也就越多。這會影響政府的政策，比如多向富人征稅，補貼窮人。這有可能會損害經濟增長。有同學可能要問了，既然你說不平等損害了經濟增長，怎麼又說政府劫富濟貧、減少不平等的政策也損害了經濟增長呢？你怎麼說怎麼對咯？這個質疑是有道理的。直觀地看，政府採取的政策如果能夠減少不平等，確實應該促進增長，然而政府之手伸得越長，也可能給經濟帶來更多扭曲，因此最終效應要看政策的力度和類型。Alesina & Rodrik(1991)指出，收入不平等的社會投票決出的資本稅率是高於有利經濟發展的最優水平的；Li & Zou(1998)則指出，不同類型的政府支出(消費或生產)可能帶來不一樣的效應。

第四，本來大家都是一樣的，現在一部分人有錢了，自己更窮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窮人會感到特別的不快樂。這可能會引起社會動盪。社會動盪可能帶來直接的損失（犯罪、破壞性的遊行），可能帶來資源的浪費（罷工、怠工），可能引起社會管理成本的提高（維穩），可能嚇跑潛在的投資者，可能引起富人移民……從而不利於經濟增長。

不過，盡管理論上的分析主要傾向於不平等阻礙了經濟增長，實證文獻對於兩者關系的結論卻並不是很一致。這或許是由於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多是間接的，傳導途徑眾多，受到的干擾較大；也可能是因為上述理論模型還未能充分刻畫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渠道。比如，不平等會否激發一個窮人改變自身境遇的努力呢？畢竟，在歷史形成的階層之外，自身的奮斗也是很重要的。Futagami & Shibata(1998)就考慮了不平等社會中窮人出於提高社會地位的動機而加強儲蓄的行為。顯然，這會加劇不平等對於消費的抑制，但是減少不平等對投資的負面影響，因此最終凈效應不易確定。再比如，收入不平等本身可能是社會個體差異化生產力的自然結果，是有效率的，減少這種不平等反而削弱了高效率個體的動機，影響經濟的效率。

『拾』 為什麼說人工智慧只為一部分人工作，是當前最緊迫的危機

隨著人工智慧和機器人的快速發展，開始有更多人對它們流露出擔憂的情緒，甚至史蒂芬·霍金也表示，未來有一天，人工智慧機器人將取代人類成為地球上的主導生命形式。其實人工智慧和機器人目前而言對我們社會最大的威脅不在於此。我們所恐懼的不應該是這些機器人，而是機器人背後的創造者們。

最後，在有關人工智慧相關討論中經常會出現的一個話題也值得一提。無論是歐洲議會，還是研究機構，經常會說我們需要確保人工智慧機器人能夠學習並且維護人類的價值觀。然而，問題在於：機器人究竟學習並且維護的是哪些人的價值觀呢？而這個全人類又是由誰來代表的呢？無論真正普世的價值觀是否能夠灌輸到智能機器人之中，這種說法只能表明機器人的所作所為只能在某個方向上產生道德、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成果，因此它們也只能是作為某些價值觀的代理人。

而令人擔憂的一個事實是，這些機器人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特定的公司和工業家階層來製造和掌握，因此它們的能力也很有可能會為這樣一個階層的價值觀和利益帶來明顯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