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馬列著作專門編譯機構

1. 馬克思的著作有那些

馬克思的主要著作有《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剩餘價值理論》、《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等。

1、《資本論》。《資本論》全書共三卷，以剩餘價值為中心，對資本主義進行了徹底的批判。第一卷研究了資本的生產過程，分析了剩餘價值的生產問題。第二卷在資本生產過程的基礎上研究了資本的流通過程，分析了剩餘價值的實現問題。第三卷講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分別研究了資本和剩餘價值的具體形式。這一卷講述的內容達到了資本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和分配過程的高度統一，分析了剩餘價值的分配問題。

2. 全民族抗日正面戰爭取得的成就

1. 在抗日根據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得到大力發展。

2. 有領導、有計劃地組織翻譯、出版了一批馬列著作。為了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中共中央1938年月在延安成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簡稱馬列學院),並在院內成立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編譯馬列著作的專門機構———編譯部。這個機構編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共32種,達幾百萬字。這些著作的翻譯和出版,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廣泛深入的傳播。

3. 進行廣泛的研究。延安馬列學院是一所專門從事馬列學習、研究和宣傳的幹部學校,設有馬列主義、中國問題、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研究院。為了加強對中國現狀和歷史的研究,9月改名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務是以中國實際問題為中心,調查研究敵、我、友三方面的歷史和現狀。1941年12月17日,中央發布《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規定「中央研究院為培養黨的理論幹部的高級研究機關。直屬中央宣傳部。」[4](P473)經過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長的時間就涌現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歷史研究室範文瀾主持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上冊)、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編輯的《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教育研究室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的平民教育促進會、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論述,文藝研究室的《中國新文學史綱》,等等。

4. 成立社會科學的學術團體。延安的社會科學研究團體主要有抗日戰爭研究會、中國現代史研究會、民族問題研究會、歷史研究會、延安新哲學會、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等。各研究會積極開展研究活動和學術交流活動,並有不少重要的成果問世:抗日戰爭研究會的《抗日戰爭叢書》,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社會科學概論》,民族問題研究會的《回回民族問題》,歷史研究會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陝甘寧邊區實錄》、《抗日民主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輯的時事問題叢書《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等等。

5. 在國統區,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也得到一定發展。中共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加強抗日民主宣傳,領導黨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支持進步文化運動的發展,團結進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徑,開展社會科學研究。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用唯物史觀闡明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對於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有很大的啟迪作用。這一時期,以延安為中心的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為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第一個繁榮時期。
   

3. 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和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譯局翻譯的資本論那個好

據我閱讀，郭大力的譯本要好。
雖然有個別地方有出入，但在把握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精神上，是非常到位的。
比如，他翻譯等價形式的第一個特點，使用價值是其對立物——價值——的現象形態。「現象」二字有其哲學意義，表明了他和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一種傳承關系，表明了馬克思本身是在西方哲學傳統中的。這樣的翻譯把你重置到西方哲學傳統中，要比把你刻意從那個傳統中剝離出來，能讓你更好地理解真正的馬克思。

4. 中共中央編譯局是什麼級別的單位

中共中央編譯局全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成立於1942年，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副部級單位.
主要任務是編譯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黨和國家重要文獻和領導人著作；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及其在當代的發展，研究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和現狀、理論和實踐；收集和整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研究領域的文獻信息資料。

5. 資本論是一本講述共產主義的書還是資本主義的書

資本論
《資本論》

1867年9月14日，《資本論》第一卷在德國漢堡正式出版。這一巨著的問世，不僅實 現了政治經濟學的偉大革命，標志著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誕生，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進行了最為全面的科學論證。《資本論》第一卷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重要的著作，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主要的著作。

《資本論》是以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為指導，通過深刻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同時也使唯物史觀得到了科學的驗證和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資本論》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和方法，將社會關系歸結為生產關系，將生產關系歸結於生產力的高度，從而證明了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同時《資本論》也沒有簡單地把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一般過程歸結為它們的共同基礎——物質生產過程，而是從物質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引出了全部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內容和形式。

《資本論》的方法的最大特色，就是把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有機地結合起來，融為一體。正如列寧所說：「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於一門科學」。馬克思使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邏輯與歷史一致的方法，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運動的辯證分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系統全面地闡述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產生、發展和克服的過程，從而透徹詳盡地闡明了唯物辯證法關於對立面的統一和斗爭的學說，闡明了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在《資本論》中是對唯物辯證法的豐富和發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資本論》的方法不亞於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發現。

《資本論》的誕生

1848年歐洲大革命失敗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巴黎，他們認真地總結了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從中認識到，要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這對於指導今後的工人運動具有重要意義。由於馬克思領導了工人運動，他也成了巴黎「不受歡迎的人」。1849年夏末，馬克思第四次接到「驅逐出境」的命令，以前，普魯士政府、比利時政府、法國政府均曾驅逐過他。為此，馬克思曾憤然退出普魯士國籍，要做一個沒有國籍的「世界公民」。

馬克思在巴黎住在百合花大街45號，這一天，幾個警察奉命向他宣讀了驅逐令，這對於當時的馬克思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這並不是因為法國不歡迎他，而是因為他此時正陷入「財政危機」，自己家的所有積蓄已全部用作革命經費，連傢俱也早已變賣，僅有的一套銀質餐具也送進了當鋪。而且，妻子燕妮又即將分娩，此時被趕走，困難可想而知。

但是，既然不為反動派所容，就只有另奔他國了。馬克思攜帶全家，變賣掉所有日常用 品，來到了著名的霧都倫敦。來英國之前，馬克思一家是兩手空空，到了倫敦，仍然是身無分文。因此，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因為付不起房租而被迫舉家遷移。

開始，他們住在倫敦安德森大街4號，每周房租6英鎊，這對馬克思一家來說，簡直是 不讓他們吃飯了！因拖欠房租，房東叫來了警察，收走了馬克思一家的全部東西，甚至連嬰兒的搖籃、女兒的玩具也沒留下。

他們搬進了累斯頓大街的一個旅館，租金每周5鎊，不久，他們又被主人趕走。1850年5月，馬克思搬進迪安大街45號，不久，又因房租遷到了這條街的28號，一家七口 住在兩個狹窄的小房間里。

這年的12月，馬克思領到了一張英國倫敦博物館的閱覽證，從此，閱覽室成了他的半個家，他每天從上午9點一直工作到下午8點左右，回到家裡還要整理閱讀材料所記錄的筆記，一般情況，他都是到深夜二三點鍾才休息。他曾對別人說，我為了為工人爭得每日8小 時的工作時間，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時。那麼，馬克思在倫敦博物館里都做了些什麼呢？

原來他是在認真寫揭露資本主義罪惡的煌煌巨著《資本論》。他每天所摘錄的大量資料，都是在為寫作《資本論》做准備的。其實，早在1843年，馬克思就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了，只不過到這時，他把主要精力集中運用到了這部書上。據有人統計，在世界一流的倫敦博物館所藏圖書中，馬克思閱讀過的書籍有1500多種，他所摘的內容和整理的筆記有1 00餘本！

為了更好地完成《資本論》，他廣泛收集有關各學科資料，如農藝學、工藝學、解剖學，更不用說歷史學、經濟學、法律學了。總之，只要與《資本論》有關，不管多麼艱難，他也要尋找下去，研究下去。甚至連「藍皮書」他都一本本閱讀了。「藍皮書」是英國議會專門發給議員的報告材料，因其封面為藍色，所以叫它藍皮書。英國議會的藍皮書每到一定時候就會下發到議員手中，對於議員來說，此書並沒有多大用處，所以它實際上就是一本又一本的廢紙，在廢紙堆里，經常可以見到這種小冊子。但對於馬克思來說，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因為他要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研究資本主義剝削工人的本質，所以，這些官方材料是彌足珍貴的。它裡面記錄著英國每年、每階段的經濟報告及經濟政策，因此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一手資料。馬克思非常認真地閱讀著，不時地把其中重要的資料摘錄下來。

馬克思在不知疲倦地工作著。1856年10月，馬克思遷居到倫敦西北的肯蒂士鎮，這樣，離倫敦博物館更遠了。但馬克思並未間斷工作，他仍然沒日沒夜地在博物館里工作著。餓了，啃一口乾麵包，渴 了，喝一杯白開水，疲倦了，就站起來跳兩下，然後繼續工作。不管是刮風下雨，他也從未因天氣問題而不到博物館去。終於，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了。馬克思懷著無比興奮的心情緊緊地捧住了這部剛剛出版的著作。

《資本論》的出版，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它迎來了無產階級的新 的斗爭歷程。在這部書中，馬克思通過大量事實，詳細而深刻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揭穿了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秘密」，暴露了資本主義殘酷剝削工人階級的丑惡本質，也指出了工人階級之所以極其貧困的原因。

書中一個重要的理論，就是「剩餘價值」學說，馬克思指出，幹活付錢，這是錯誤的認識，就是說工人幹活，資本家付給他錢，看來這並沒有什麼不對，但是實際上，這不是「等價交換」，工人為資本家勞動所創造的財富遠遠大於自己所得的報酬，如一個工人一天勞動 所得為8元錢，而他在一天之內為資本家所創造的利潤遠遠不止8元，可能是16元，也可能是24元，還可能更高。這怎麼能是「等價交換」呢？那麼這多餘的部分，即這個工人工資之外的8元或16元或更高的數額，就是「剩餘價值」，資本家無償地剝削走了。馬克思把這個「帳」算清以後，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本質、手段、訣竅就給暴露出來了，這使廣大工人階級更認清了資本家的剝削方法，從而為自己爭取更高的待遇准備了充足了條件。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斷然指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必然勝利都是不可改變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就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提供了理論武器，增強了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決心和信心。

《資本論》的中譯本

1930年3月，上海昆侖書店出版馬克思的主要經典著作《資本論》的第1卷，第1分冊(即第1卷的第1篇)，由陳啟修(陳豹隱)根據德文版參照日文版翻譯。

1932年8月、1933年1月，在北平東亞書店出版《資本論》的第2、3、4分冊，包括第1卷的全部，由潘冬舟翻譯。1932年9月，北平國際學社出版《資本論》的上冊，由王慎明(思華)、侯外廬譯。

1934年5月，商務印書館出版《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即第1卷第1、2篇)，吳半農譯，千家駒校。

1936年6月，北平世界名著譯社出版《資本論》第1卷中冊(即第3篇第8章至第4篇第13章)。世界名著譯社出版《資本論》第1卷下冊(即第5篇第14章至第7篇第25章)，右銘、玉樞譯。

七年間，經過平滬兩地的進步學者和出版者的努力，但仍然只翻譯出版了《資本論》的第1卷或第1卷的一部分。

郭大力計劃和王亞南合作翻譯三大卷的《資本論》，可是沒有一家書店敢於承擔。他找到艾思奇，艾思奇和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的黃洛峰、鄭易里商量，盡管該社財力有限，仍決定接受出版，於是和郭大力簽訂了約稿合同，每月分別支付兩位譯者預支版稅80元。第1卷譯好後，抗戰爆發，讀書生活出版社大部職工遷去漢口、重慶，鄭易里、鄭效洵少數人留在上海。郭大力只好回到江西贛州老家繼續從事翻譯。譯就一部分便寄往漢口黃洛峰，黃洛峰再寄給上海的鄭易里。第1卷還請了章漢夫校閱認可，再由鄭易里核校、編輯、整理。讀書生活社從漢口遷重慶後，郭大力便將譯稿直接寄給上海的鄭易里。不到兩年，3卷全部譯完。讀書生活出版社黃洛峰學習胡愈之在「孤島」的上海創造三個月出版《魯迅全集》20大卷的奇跡的經驗，決定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條件在上海出版《資本論》，專門派了萬國鈞、劉�從武漢來上海，安排《資本論》的出版事宜，第1版出版3000套。請郭大力從贛州來上海，與鄭易里共同主持《資本論》的編輯出版工作。由鄭易里、郭大力看校樣。也是用了3個月時間，突擊完成《資本論》三大卷的出版工作。8月31日出版第1卷；9月15日，出版第2卷；9月30日出齊了第3卷。從此，《資本論》全譯本問世了。

出書後，讀書生活出版社用20大箱運往廣州，不幸隨著廣州淪陷，全部遭受損失。只好一小包一小包分散運往內地、延安、蘇北解放區。1939年讀書生活出版社決定請鄭易里帶了特大皮箱裝著《資本論》的全部紙型，繞道越南海防去內地，不料途中被扣。幸有在越南的留學法國老友喬丕成說項才得以放行。經過昆明，長途跋涉到了重慶，受到讀書生活出版社經理黃洛峰的歡迎。重慶沒有白報紙，只好用土紙印了一版。新中國成立後，譯者對該書再次作了校訂，由三聯書店出版。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根據恩格斯校訂的德文版翻譯，並參照了蘇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校訂的俄文譯文，在翻譯過程中參考了郭大力、王亞南的譯本，後來收入1972～1974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5卷內。

（圖）天津圖書館藏《資本論》

6. 王子野的吳道弘：編輯家、學者和評論家王子野

我國近代以來編輯出版事業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現了一大批學有專長、精於編輯業務、成績卓著的編輯家、出版家，人才輩出，前後相望。在現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這樣一位著名的編輯家、學者和評論家。
王子野，原名程扶鐸，1916年出生於安徽績溪。1930年小學畢業後，因家境貧寒輟學，不久到上海亞東圖書館當練習生。由於他勤奮學習，博覽群書，學問日增，思想上也不斷進步。抗日戰爭爆發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宣傳工作。1938年入延安陝北公學高級研究班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第二秘書處秘書，兼任軍政學院哲學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組長。1942年後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圖書資料室副主任，中央軍委編譯局翻譯處處長，《晉察冀日報》編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出版科科長、出版委員會委員，從此一直在編輯出版崗位上工作。60多年來他對我國現代出版事業做出極大努力，有著重要的業績和貢獻，贏得很高的聲譽。
建國後，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處長，在胡愈之的領導下，曾積極參與創辦新中國第一個大型文獻性刊物——《新華月報》，總攬編輯、出版業務全局，並負責編委會，奠定了該刊的編輯宗旨和編輯風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後，王子野任該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在50、60年代長期擔任領導編輯職務，對有系統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與大量理論翻譯讀物，做出了重要貢獻。雖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對待，但他對黨、對馬克思主義堅信不移，堅持做學問，追求真理。1975年，從文化部咸寧「五七幹校」調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論組組長。1977年至1982年任國家出版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在國家編輯事業領導崗位上，撥亂反正，落實出版政策，重視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質量，關心和提倡書籍裝幀藝術，並多次撰文評論，起過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後，兼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副組長，國家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和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屆副主席、第三屆名譽主席，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第一、二屆副會長，仍一如既往，關心出版工作。他親自為《當代中國的出版事業》一書審同，並撰寫該書「緒論」部分；經常在中央級報刊上推薦好書、評論作品。他關心和支持編輯學、出版學的研究，為多咱編輯著述撰寫序文。他說：「社會上各種行業都有自己的專門學問，經濟有經濟學，教育有教育學，新聞有新聞學，書刊出版後也有專門的目錄學、版本學、圖書館學，惟獨出版工作本身缺少專門研究。是出版工作沒有東西可研究嗎？不是的。出版的歷史起碼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聞早得多。要研究的東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為不被重視，所以才留下缺門。這空白總不能永遠留下去，出版學早晚總要在眾多的學科中佔一席應的位置。」（1982年《韜奮與出版》一書序）王子野鼓勵編輯進行出版理論研究，曾主持全國出版研究年會和編輯出版理論優秀論文的評獎工作。還提倡編輯要讀書學習、博學多能，成為通才，並要繼承和發揚出版的優良傳統。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編輯部建議，約請一些老編輯寫一寫自己是怎樣做編輯工作的。之後該刊開辟「我怎樣做編輯工作」專欄，陸續發表了許多著名編輯所寫的具體經驗和切實體會，在編輯出版界起到了廣泛的有益作用。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王子野為出版對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後訪問日本、美國、義大利等國，跟這些國家的出版界人士廣泛接觸，宣傳了我國出版事業的成績，促進國際合作出版的開展。王子野是國內外公認的享有盛譽的出版家、編輯家。
一
王子野的編輯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與發展分不開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止，他一直是該社的主要領導，長期主持編輯工作，1960年起任社長兼總編輯。
有系統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項重要的任務。建國初期，除出版《馬恩文選》外，還有馬列原著單行本，王子野重視序言的校訂工作，特別是列入「幹部必讀」的部分，經常親自跟譯者聯系（曹葆華等）。1954年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成立後，馬列原著的翻譯出版進入更有計劃、有系統的新階段。繼《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後，《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僅用兩年時間就完成，60年代，又開始了出版《列寧選集》的工作，王子野親自撰文在《人民日報》上介紹。
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原著的翻譯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種真摯的感情和執著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發行座談會上，王子野滿腔熱情地發言，希望譯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國自己的特點，要有自己寫的前方和注釋；對《全集》的裝幀設計要求成為善本書。這些真誠的意見，也是他一貫的主張。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時多次講到普列漢諾夫翻譯馬恩著作時增加自己注釋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費爾巴哈論綱》時，就附了普列漢諾夫寫的注釋。在「文革」中陳伯達曾以此作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學的根據，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
作為編輯家的王子野，認真貫徹出版方針。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為了執行編輯出版分工原則，他堅決主張不出版專業分工以外的書籍，得到上級領導機關的支持。在編輯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視出版物的質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編輯業務，親自審稿，對各級編輯的審稿意見，總是寫上自己意見、看法，或毫不留情地進行批評，但很有說服力。有一部關於辯證法的翻譯書稿，編輯的審稿意見很簡單，王子野看了書稿以後，寫道：「雖然你們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遺留下的問題還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嚴重的）。我對你們的校定者和審稿者也是有意見的。」接著指出該稿譯文上的不妥之處、譯者杜撰的名詞術語，以及誤譯的例子。然後又說：「希望你們從這部稿子的校定、審讀的錯誤中得出必要的教訓，以改正今後的工作。我的意見如不對，也可批評。」（見「人民出版社書稿檔案」）往往有些譯稿原文比較粗疏，即使譯者是名家，王子野總是要編輯把審稿意見告訴譯者，讓譯者自己了解後進行校改。
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不少從蘇聯翻譯的哲學、社會方面的小冊子。後來認識提高了，1954年9月間，王子野在一本重印書上批語：「不要重印蘇聯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對於選題，指出「在目前的情況下，一般書的選譯，必須十分慎重，可緩就緩，可不譯就不譯，這樣做，不會吃虧」（見「人民出版社書稿檔案」）。
王子野對於國內一些學者的著作稿，同樣認真審讀。一部闡述新中國初期建設成就的書稿。王子野的審稿意見是：「這部稿子只是一些數字的堆積，再插進一些《共同綱領》的引文，使人無法讀下去。照此樣子不作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實血肉，每一個問題都必須講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頭，才能讀下去。」另一部學術著作的審稿意見，是這樣寫的：「對蘇聯學者的見解要認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錄。但是參考書在文末須作交代。」（以上均見「人民出版社書稿檔案」）
王子野還經常提醒編輯部的同志，編輯工作是一項政治性很強的工作，一定要認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而他自己在編輯工作中的認真嚴肅、嚴格細致的工作態度與作風，也是直接影響到全社編輯的業務素質與工作作風的。王子野除了審稿，還要審讀、修改編輯撰寫的圖書「內容提要」文字，有時改動得幾乎是重新撰寫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後就建立總編輯在審讀、簽發書稿時，同時要審讀、簽發書稿的「內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還重視出版社的書刊資料工作，認為做好藏書資料工作，對培養出版社編輯人員有很大作用。
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內部刊物《出版周報》，刊載上級有關編輯出版工作的指示、選登讀者對出版物的批評與建議，以及社內人員在編輯出版工作中失誤的檢查。諸如「新華時事叢刊」的編輯工作，書刊中重大的校對錯誤等，都刊出有關編輯、校對人員做出的檢查和認識。對於提高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培養嚴肅認真的工作作風，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員大會上提出編輯出版工作中的「三風」、「一嚴」問題。「三風」就是：勤儉樸素的作風、謙遜團結的作風、踏實細致的作風。「一嚴」就是一切從嚴，首先是政治上從嚴。從編輯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環節都要求嚴字當頭。選題組稿、審稿、加工要嚴，出版校對也要從嚴，行政管理制度的執行也要從嚴。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出版質量的不斷提高。
王子野還認為，提高書稿質量，首先必須領先著者、譯者、編輯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強編輯工作，在社內培養出更多的好編輯外，同時還應當推動著者、譯者和編者也積極改進自己應做的工作，雙方努力才能達到書稿質量的普遍提高。
講到出版社要團結一大批認真著譯的作者，總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親自在編輯訪問作者的「訪問記錄」上寫意見、作提示，有時還在全社人員大會上表揚或批評，還提倡請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到出版社做學術報告；他自己跟曹葆華、曹汀、朱光潛、呂振羽、季羨林、戈寶權等一大批學者專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
其實，王子野對於社會上人才的重視與愛護，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時，將一位研究普列漢諾夫的專家王蔭庭，請到出版社來讓他翻譯作品，發揮專長。粉碎「四人幫」以後，王子野滿腔熱情、鼓勵安徽一位美學家郭因出版學術著作。郭因的兩本專著《中國繪畫美學史稿》和《藝廊思絮》，分別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後記和向王子野的贈書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學者徐學林，研究徽學，學有專長，對安徽出版史情有獨鍾，寫出過大量的論文。王子野對他十分關心和鼓勵。我很了解王子野對於人才的愛護和對有價值書稿的重視，只是他不願意多說自己是怎樣做的。
圖書質量是由內容與形式兩部分構成的。王子野對於圖書的外觀形式——裝幀設計也是十重視的。無疑，這和他的哲學、美學素養，以及對藝術的愛好是分不開的。他在總編輯崗位上經常關心圖書的封面設計和裝幀形式，為封面設計出主意。
所有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發展過程中，終結著王子野的心血和貢獻。1985年紀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時，王子野用秀麗的行書寫下這樣的題詞：「樂為他人作嫁衣。」這也是對他自己服務、獻身編輯出版工作的真實寫照。
二
早在建國前後，王子野有過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經說到自己對哲學、美學的愛好，到北京以後，想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而不是編輯出版工作。不過，王子野又確實幹了一輩子的編輯。王子野是編輯家，然而他又是學者和評論家，也是位勤奮的翻譯家。他對中外文學、哲學、歷史有很深的修養，對翻譯工作也很有造詣，。在延安時期就譯過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以及文藝理論方面的書籍，如《西洋哲學史簡編》、《歷史唯物論》、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論》、《鄧肯自傳——補篇》等。撰寫哲學、美學、文學評論、戲劇評論，以及雜文作品和讀書筆記，出版過多種著譯單行本。1984年三聯書店出版的《槐下居叢稿》就是他幾十年在編輯工作之餘創作的結集。
1991年11月，首次胡適學術討論會在安徽績溪召開。王子野被邀請參加了這次會議。作為胡適的同鄉和後輩，他作了題為《以辯證觀點研究胡適》的發言。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在文化學術領域的多方面開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對胡適的學術思想採取探討，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時倒掉的嬰兒撿回來。當然應當小心，在撿嬰兒的時候不要把污水帶回來。……我以為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堅持雙百方針，允許大家發表不同意見，做到暢所欲言，心情舒暢。」這個發言受到與會同志的好評。
作為學者，王子野博覽群書，勤於鑽研，他藏冊極富，坐擁書城。他是珍愛圖書的藏書家，又是廣泛涉獵的學問家。人們很驚奇地發現，王子野面對大量藏書，但又隨時能夠找出來使用。在王子野的讀書習慣中，對於外國文學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歡對照外文原文進行閱讀。他懂得俄、英兩種文字，去世前幾年還在自學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時，這位白發老人正面對著電視機認真地學外文。他對學問的執著追求，數十年如一日，樂此不疲，老而彌堅。這也是編輯家一種極其寶貴的品質，是使他集編輯家與學者、評論家於一身的重要原因。
80年代以後，人們經常能夠見到王子野的書法作品。從圖書刊名題字、題詞到條幅，生動的行草或古樸的篆隸，似乎突然出現了一個書法家的王子野。其實王子野的書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過去忙於編輯業務和出版領導工作，無暇顧及。這幾年他有更多的時間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書則傾慕於右任體，而又著意融合諸家，化為己長。需要說明的是，王子野在書法上的成就，有著深厚藝術修養的基礎。他很喜愛中西繪畫，他的藏書有大量的中外畫冊，對作品有很高的鑒賞能力，曾經為畫家袁運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評論。他能刻竹、治印，這些藝術修養使他的書法別具神韻，我曾見到過他揮毫書寫碑記。
三
跟王子野共事合作過的，或者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人們，都會一致稱頌他寫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暢曉達；同時也會覺得他講著帶有濃重鄉音的普通話，講話、做報告時往往缺少鼓動性和條理性。平時相處，容易見到他不苟言笑、嚴肅莊重的一面，不易發覺他平易近人、風趣幽默的一面。
50年代在出版社時，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隊買飯，很愛聊天、說笑話。他稱贊一個工友的工作有條理，說他有「大將風度」。一次，北京東城智化寺舉辦個人採集的蝴蝶標本展覽，他見人就介紹。只要讀一本好書，不住地向人推薦；如果是一本不滿意的書，也要說出批評意見。跟他在一起開會，晚上喝了點酒，就會閑聊，從學問到生活，無所不談。
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極其認真、細致而又有條理。他日常伏案讀書、寫作的書桌，總是乾乾凈凈，書本和筆紙放得很有規律。書桌抽屜里的東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凈幾，為他創造了文思如涌、學問日進的良好環境。
1993年春天，我去拜訪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來開門的是他的在初中學習的孫子小遙。在小遙居室的牆上，我見到王子野用工整楷書寫的幾句話：
多做好事，少說空話，
先做後講，做了不講；
別人的好事，一件不忘，
自己好事，做了就忘。
這是王子野贈給他後輩的座右銘。我覺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標準的表現。應該說，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銘。這種高尚的情操和職業道德，同樣需要在編輯出版界大大提倡和發揚的。[2]

7. 馬克思主義著作原文是否與翻譯相同

有不同之處，在不同歷史時期，翻譯者對經典著作中重要術語的翻譯不完全相同，這表明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重要觀點的理解是在不斷變化、不斷深入的。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的馬列學院，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翻譯馬列經典著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進入了有計劃、較系統的翻譯和研究階段，《哥達綱領批判》、《資本論》、《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一大批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出版。

新中國成立後，幾代理論工作者、翻譯工作者嘔心瀝血、默默耕耘、接續奮斗，編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寧文集》，等等，為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提供了系統准確的權威譯本，有力促進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

《通考》版本

以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為對象，採取版本比較研究的方法從中發現規律，有助於我們不斷加深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譯著的理解和把握。《通考》的每一個中文譯本考，都努力回答三方面問題。

其一、對每一部經典著作原版的寫作出版背景、各版本情況、內容作出具體介紹，對研究闡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其二、對每一個中文譯本的譯介背景、譯者、編譯過程及出版情況作出具體梳理，為更全面理解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中國翻譯、傳播的具體情況與問題提供生動的資料支撐。

其三、對每一個中文譯本涉及的重要概念術語、觀點等譯文作出具體解析，對准確理解馬克思主義重要學術概念、術語及觀點的翻譯過程，進而推動構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話語體系、學術體系與學科體系等具有參考價值。

8. 共產黨宣言

原著是德文的,第一個英譯本是由海倫·麥克法林女士翻譯的，於1850年刊載在喬治·朱利安·哈尼的倫敦《紅色共和黨人》雜志上。

《宣言》是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發表的，這個同盟起初純粹是德國工人團體，後來成為國際工人團體，而在1848年以前歐洲大陸的政治條件下必然是一個秘密的團體。1847年11月在倫敦舉行的同盟代表大會，委託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個准備公布的完備的理論和實踐的黨綱。手稿於1848年1月用德文寫成，並在2月24日的法國革命前幾星期送到倫敦付印。法譯本於1848年六月起義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個英譯本是由海倫·麥克法林女士翻譯的，於1850年刊載在喬治·朱利安·哈尼的倫敦《紅色共和黨人》雜志上。同時也出版了丹麥文譯本和波蘭文譯本。

1848年巴黎六月起義這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第一次大搏鬥的失敗，又把歐洲工人階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要求暫時推到後面去了。從那時起，爭奪統治權的斗爭，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樣只是在有產階級的各個集團之間進行了；工人階級被迫局限於爭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動自由，並採取中等階級激進派極左翼的立場。凡是繼續顯露出生機的獨立的無產階級運動，都遭到無情的鎮壓。例如，普魯士警察發覺了當時設在科隆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一些成員被逮捕，並且在經過18個月監禁之後於1852年10月被交付法庭審判。這次有名的「科隆共產黨人案件」從10月4日一直繼續到11月12日；被捕者中有7人被判處了3-6年的要塞監禁。宣判之後，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員正式解散。至於《宣言》，似乎註定從此要被人遺忘了。

當歐洲工人階級重新聚集了足以對統治階級發動另一次進攻的力量的時候，產生了國際工人協會。但是這個協會成立的明確目的是要把歐美正在進行戰斗的整個無產階級團結為一個整體，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則。國際必須有一個充分廣泛的綱領，使英國工聯，法國、比利時、義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魯東派以及德國的拉薩爾派都能接受。馬克思起草了這個能使一切黨派都滿意的綱領，他對共同行動和共同討論必然會產生的工人階級的精神發展充滿信心。反資本斗爭中的種種事件和變遷----失敗更甚於勝利----不能不使人們認識到他們的各種心愛的萬應靈丹都不靈，並為他們更透徹地了解工人階級解放的真正的條件開辟道路。馬克思是正確的。當1874年國際解散時，工人已經全然不是1864年國際成立時的那個樣子了。法國的蒲魯東主義和德國的拉薩爾主義已經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數已同國際決裂的保守的英國工聯也漸有進步，以致去年在斯旺西，工聯的主席能夠用工聯的名義聲明說：「大陸社會主義對我們來說再不可怕了。」的確，《宣言》的原則在世界各國工人中間都已傳播得很廣了。

這樣，《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台。從1850年起，德文本在瑞士、英國和美國重版過數次。1872年，有人在紐約把它譯成英文，並在那裡的《伍德赫爾和克拉夫林周刊》上發表。接著又有人根據這個英文本把它譯成法文，刊載在紐約的《社會主義者報》上。以後在美國又至少出現過兩種多少有些損害原意的英文譯本，其中一種還在英國重版過。由巴枯寧翻譯的第一個俄文本約於1863年在日內瓦由赫爾岑辦的《鍾聲》印刷所出版；由英勇無畏的維拉·查蘇利奇翻譯的第二個俄文本，於1882年也在日內瓦出版。新的丹麥文譯本於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叢書》的一種出版，新的法文譯本於1886年刊載在巴黎的《社會主義者報》上。有人根據這個譯本譯成西班牙文，並於1886年在馬德里發表。至於德文的翻印版本，則為數極多，總共至少有12個。亞美尼亞文譯本原應於幾個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沒有問世，有人告訴我，這是因為出版人害怕在書上標明馬克思的姓名，而譯者又拒絕把《宣言》當做自己的作品。關於用其他文字出版的其他譯本，我雖然聽說過，但是沒有親眼看到。因此，《宣言》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現代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現在，它無疑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

可是，當我們寫這個《宣言》時，我們不能把它叫作社會主義宣言。在1847年，所謂社會主義者，一方面是指各種空想主義體系的信徒，即英國的歐文派和法國的傅立葉派，這兩個流派都已經降到純粹宗派的地位，並在逐漸走向滅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會庸醫，他們憑著各種各樣的補綴辦法，自稱要消除一切社會弊病而毫不危及資本和利潤。這兩種人都是站在工人階級運動以外，寧願向「有教養的」階級尋求支持。只有工人階級中確信單純政治變革還不夠而公開表明必須根本改造全部社會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們當時把自己叫作共產主義者。這是一種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純粹出於本能的共產主義；但它卻接觸到了最主要之點，並且在工人階級當中強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產主義，在法國有卡貝的共產主義，在德國有魏特林的共產主義。可見，在1847年，社會主義是中等階級的運動，而共產主義則是工人階級的運動。當時，社會主義，至少在大陸上，是「上流社會的」，而共產主義卻恰恰相反。既然我們自始就認定「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那麼，在這兩個名稱中間我們應該選擇哪一個，就是毫無疑義的了。而且後來我們也根本沒有想到要把這個名稱拋棄。

雖然《宣言》是我們兩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認為自己有責任指出，構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屬於馬克思的。這個思想就是：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並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任何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控制下解放出來。

在我看來這一思想對歷史學必定會起到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所起的那樣的作用，我們兩人早在1845年前的幾年中就已經逐漸接近了這個思想。當時我個人獨自在這方面達到了什麼程度，我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就是最好的說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魯塞爾再次見到馬克思時，他已經把這個思想考慮成熟，並且用幾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樣明晰的語句向我說明了。

現在我從我們共同為1872年德文版寫的序言中引錄如下一段話：

「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地方本來可以作一些修改。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是在今天，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由於最近25年來大工業有了巨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也跟著發展起來，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見《法蘭西內戰。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宣言》德文版第19頁，那裡把這個思想發揮得更加完備。)其次，很明顯，對於社會主義文獻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來是不完全的，因為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為止；同樣也很明顯，關於共產黨人對待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的論述(第四章)雖然在原則上今天還是正確的，但是就其實際運用來說今天畢竟已經過時，因為政治形勢已經完全改變，當時所列舉的那些黨派大部分已被歷史的發展徹底掃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力來加以修改。」

本版譯文是由譯過馬克思《資本論》一書大部分的賽米爾·穆爾先生翻譯的。我同他一起把譯文校閱過一遍，並且我還加了一些有關歷史情況的注釋。

9. 毛岸青紀念館的業績永存

翻譯業績永存
辛勤耕耘
毛岸青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默默奉獻的一生。毛岸青同志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同他的哥哥毛岸英一起，度過了苦難的童年。1936年，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被我地下黨組織送往蘇聯學習。他先是在共產國際兒童院學習，後考入莫斯科東方語言學院深造。毛岸青在童年時代沒有機會上學，到蘇聯後既要學習俄語，又要補習中文。經過勤奮學習，他嫻熟地掌握了俄語，中文水平也有了很大進步。在學習語言的同時，他認真鑽研馬列著作，為後來從事編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1947年，他回到祖國，被分配在黑龍江省克山縣工作。1949年7月，他調到北京，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斯大林全集》翻譯室工作。從此，他開始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真理而努力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短短幾年時間里，毛岸青同志就參與翻譯了列寧的《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俄國工人報刊的歷史》和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論批評與自我批評》、《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等著作。他還參與翻譯了蘇聯學者寫的一些政治理論著作和《聯共（布）關於青年工作的兩個決議》等歷史文獻。此外，他還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20多篇介紹蘇聯政治理論和文學的文章。他參與翻譯的列寧斯大林著作，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曾經大量發行，廣泛傳播，成為廣大幹部和理論工作者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必讀著作。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些著作的翻譯和傳播對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和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樹立榜樣
毛岸青同志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實踐為我們做好這項工作樹立了榜樣，留下了寶貴經驗。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一項嚴肅而艱巨的工作。要做好這項工作，必須以一絲不苟的科學態度，全面了解相關的歷史文化背景，透徹理解原文的含義，真正弄通原著的理論內涵，還要用規范的漢語准確地表達原著的內容。恩格斯說過，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一項真正老老實實的科學工作。這項工作要求譯者在原意把握、史實考訂和語言表達三個層面反復斟酌，反復推敲，決不能有絲毫的隨意和疏忽。毛岸青同志正是這樣做的。他對黨的理論事業有高度負責的精神，有扎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同時又有很高的俄文造詣。他參與翻譯的列寧和斯大林著作是高水平、高質量的。這些著作後來稍經修改被收入《列寧全集》和《斯大林文集》。毛岸青同志的翻譯經驗是留給我們的重要精神財富，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和發揚。
翻譯業績永存
我們黨歷來重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工作。黨成立之初就著手組織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1938年黨中央在延安馬列學院成立編譯部，專門負責翻譯馬列著作。毛澤東同志十分重視這項工作，他勉勵翻譯工作者，「學個唐三藏及魯迅，實是功德無量的」。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央宣傳部《斯大林全集》翻譯室和中央俄文編譯局相繼成立。1953年，經毛澤東主席親筆批示，中央決定將這兩個部門合並正式成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以便有系統有計劃地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全部著作。在我國長期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涌現出燦若繁星的一大批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翻譯家，他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為黨的理論建設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勛。毛岸青同志就是建國初期在這條戰線做出重要貢獻的翻譯家，他的業績在我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留下了值得銘記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