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楚編譯局全文翻譯

㈠ 光緒為何突然將其恩如父母的老師翁同龢勒令回鄉呢

一、認為是慈禧太後強令光緒皇帝下令將翁同龢開缺、革職，慈禧太後之所以這么做，有幾點原因：第一就是翁同龢支持光緒變法，《慈禧外紀》曾記載：“太後告帝 ⋯⋯言必去翁同龢，不可遲疑 , 謂彼近日煽動排滿 , 恐其危及朝廷也。”持這一看法的前提是慈禧太後一開始就是反對維新變法的，因而對極力主張變法的翁同龢十分不滿，並且慈禧認為罷免翁同龢可以讓光緒帝陷入孤立之境。第二是甲午戰後朝廷內激化了帝後黨爭，這與翁同龢援引康、梁等維新派密切關系。

三、慈禧、光緒罷免翁同龢的說法最為普遍，此外還有一種說法也值得注意，即認為是以剛毅、榮祿等為代表的朝中守舊大臣彈劾的結果，歸根到底是翁同龢援引維新派、支持戊戌變法。此外，也與翁同龢在朝廷目中無人，樹敵眾多有關，《四朝佚聞》一書中說 : “光緒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議事，偶有不合，翁輒拂然，常入報帝必伸己意，眾已側目。”不過這一說法有一個大前提，那就是必須得到慈禧和光緒的同意。

㈡ 歷史上的朱孔章

更正：不是「朱孔章」，而是「朱孔彰」。
朱孔彰，近代文學家、書法家、學者。原名孔陽，字仲武，更字仲我，晚號聖和老人，長洲(今蘇州)人。
朱孔彰學者朱駿聲之子。能傳父業，光緒八年(1882)舉人。早年入江南官書局校書，後主淮南書局及蒙城書院，又任江楚編譯局協修、江南通志局撰述。宣統元年(1909)，掌教安徽存古學堂。精研《說文》，尤熟諳咸同間軍史掌故，又善書法，長於小篆。其《中興將帥別傳》三十二卷最為人稱道。另著有《說文重文箋》、《說文粹》、《聞見錄》，《十三經漢注》等。

㈢ 位老師能詳細介紹一下《三代吉金文存》《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全八冊)這兩本書謝謝

《三代吉金文存》:
作者簡介:
羅振玉（1866——1940），中國近代金石學家、文物收藏家。初字堅白，後改字叔蘊、叔言，號雪堂、貞松老人，又稱永豐鄉人、仇亭老民。原籍浙江上虞縣(今浙江省上虞縣)永豐鄉。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生於江蘇山陽縣（今江蘇省淮安縣），1940年5月14日卒於遼寧旅順。
羅振玉以上虞縣學第七名出身，應壬午（1882）、戊子（1888）兩次鄉試不中，自此潛心治學。中日甲午戰爭後，留意新學，與蔣伯斧等人在上海合辦學農社及《農學報》，又創設東文學社，翻譯介紹日本和歐美農學著作，並協辦武昌農校、江楚編譯局、蘇州師范學堂等。1906年起，任學部參事官、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等職。辛亥革命後，以清朝遺民自居，僑居日本。1919年返國，逐漸參預清室的復辟活動，被溥儀任為南書房行走。偽滿洲國傀儡政權成立後，曾任偽監察院長及滿日文化協會會長等職。
羅振玉自幼喜愛收集金石銘刻，終生不輟。因其學術見聞廣，掌握資料多，又恰值殷墟甲骨、敦煌遺書、西域簡牘、中原碑誌等大量古物陸續被發現，以一家之力廣泛收集各類新發現的文物資料，分門別類地加以整理研究，為近現代社會科學研究保存了可貴的資料，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內容簡介:
三代吉金文存》乃羅振玉40年收集金文拓片的豐碩成果，共有4831器。在出版後的近半個世紀里，它以收羅宏富、印刷精良而聞名於世，無有別書可替代。此書按器種排列，每個器種下又按字數多寡序列。惟無釋文，僅有一目錄，於初學者不大方便。重印的《三代吉金文存》書後有孫稚雛《三代吉金文存辯正》一文，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認識此書的的優點與不足之處。

目錄

卷一 鍾 百十有四
卷二 鼎 四百七十四
卷三 鼎 二百六十五
卷四 鼎 九十四
卷五 甗 七十二
卷六 彝 三百九十五
卷七 簋 二百三十六
卷八 簋 一百二十三
卷九 簋 六十七
卷十 簠 九十一器
卷十一 尊 二百七十一
卷十二 壺 一百一十三
卷十三 卣 一百九十三
卷十四 盉 六十三
卷十五 爵 三百六十八
卷十六 爵 三百四十四
卷十七 盤 六十三
卷十八 雜器 一百六十一
卷十九 戈 一百三十四
卷二十 戟 六十 矛 四十有六 雜兵 九十有一
凡得四千八百三十有五器

《殷周金文集成》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的多文資料，包括殷周、西周、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各類器物，年代下限斷至秦統一以前。宋代以來各家著錄和國內外主要博物館藏品，力爭收集得比較齊全。各地新出土的發掘品和採集品，以各冊編成時已公開發表者為限。預計所收器銘的總數當在萬件以上。書中採用拓本的主要來源有五：（一）考古所多年積累的舊拓本，（二）《考古學報》和《考古》的檔案，（三）編輯組同志前往有關單位新打制的拓本，（四）若干文博單位提供的現成拓本或拓本原大照片，（五）若干單位或個人借給的拓本。其中第（一）（二）兩項共計約五千器，第（三）薦將近三千器，第（四）項一千餘器，第（五）項為數不多。再有一定數量的器銘，因手頭缺少善拓或僅有摹本流傳，採取剪貼《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錄遺）等書，或由我所技術室按比例復制其它著錄書，用兩種辦法將其補齊。

目錄

修訂增補說明
前言
出版說明
編輯凡例
第一冊
銘文（鍾鎛類、鐃、鈴、鐸、句鑃等類 鬲 甗類 匕類）
銘文說明（鍾鎛類、鐃、鈴、鐸、句鑃等類 鬲 甗類 匕類）
第二冊
銘文（鼎類）
銘文說明（鼎類）
第三冊
銘文（*類）
銘文說明（*類）
第四冊
銘文（*類 盨類 簠類 敦類 （金和） 豆類 卣類）
銘文說明（*類 盨類 簠類 敦類 （金和） 豆類 卣類）
第五冊
銘文（尊類 觶類 觚類 爵角類）
銘文說明（尊類 觶類 觚類 爵角類）
第六冊
銘文（爵角類 斝類 觥類 盉類 壺類 罍類 方彝類 勺類 杯類 瓿類 *類 瓶類 缶類）
銘文說明（爵角類 斝類 觥類 盉類 壺類 罍類 方彝類 勺類 杯類 瓿類 *類 瓶類 缶類）
第七冊
銘文（盤類 *類 鑒類 盂類 盆類 異形器類 衡量器類 雜器類 類別不明之器 戈戟類）
銘文說明（盤類 *類 鑒類 盂類 盆類 異形器類 衡量器類 雜器類 類別不明之器 戈戟類）
第八冊
銘文（矛類 劍類 雜兵類 車馬器類 符節類）
銘文說明（矛類 劍類 雜兵類 車馬器類 符節類）
附錄目錄
一 器物出土地索引
二 器物現藏地索引
三 器物著錄書刊索引
四 部分著錄書刊與本書器號對照表

㈣ 柳詒徵的人物生平

柳詒徵生平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880至1899年，柳氏父親早死，幸母親持家、教導，故培養了柳氏重孝敬、求仁愛的性格。柳氏幼年因陳善余的教導，產生了研究目錄學及中國歷史的興趣。
第二階段：1900至1927年，維新變法，柳氏進入江楚編譯局，就學於倡言變法的繆荃孫，隨師往日本考察，深明教育的重要性，故撰《歷代史略》為教材；1915年後，柳氏回南京，就教南高國文、歷史科，南高改並為東大，柳氏為歷史系教授，任教中國文化史、東南亞史、印度史等，與吳宓等主辦《學衡》；1926年正值東大發生「擁郭拒胡」的學潮，而柳氏反對校長郭秉文及學生運動，遂離東大；
第三階段：1927至1937年，柳氏就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整理舊籍，分類編目，並完成了三十六冊的《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更主編《國學圖書館年刊》，撰成《國學圖書館小史》；九一八事變，南京告急，柳氏東奔西走請求政府接收藏書，但政府可供藏書的地方不足，故書籍被戰火焚毀，自謂「對祖國文化未盡到全責」。
第四階段：1938至1945年，柳氏到了重慶中央大學，校內故舊因柳氏盛名，請他任歷史科研究院導師，任教期間完成《國史要義》 。
第五階段：1946至1956年，為柳氏回南京復任國學圖書館館長、國史館纂修，整理戰後散佚圖書及史料，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後，出任文物管理委員，籌辦地方博物館。
柳詒征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圖書館學家。1948年獲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榮。學術薪傳乾嘉學派，融世界近代新思潮，學貫中西。主張「史之所重，在持正義。史以明政教，彰世變，非專為存人。」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史壇，與北方任教的史家陳垣、陳寅恪並稱「南柳北陳」。

㈤ 所見者大,獨為其難

梁啟超寫的「受人以虛求是於實，所見者大獨為其難」。意思大概是教書應該教方法技巧，做學應該實事求是，看到別人的見識很大，獨獨自己做起來很難，這是自謙的話。
故事如下柳詒徵（1879-1956）字翼謀，號能稼樓主、晚號劬堂，又號山髯、龍蟠釣叟；江蘇鎮江市人。七歲時父病歿，受母鮑夫人教，深受父傳與外祖家學。後常從鄉先輩陳善余、李恩綬、趙森甫等人請益問學。至光緒己酉科為優貢。1901年，繆荃孫（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江蘇江陰人。光緒二年進士，兩榜翰林出身。歷主南菁、濼源、鍾山書院講席）至南京開辦江楚編譯局，經陳善余薦介，柳氏遂拜繆為師。並在該局從事編輯教科書的工作。

1903年3月，繆荃孫、徐乃昌奉兩江總督張之洞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兩月。柳詒徵被選同行，遍游橫濱、大阪、東京、神戶等地。發現我國教育之落後。柳氏發憤說：「苟有血氣，能無憤恨，而坐視國人死守舊習而不變哉，」（其時日本確有狎侮中國人的現象）。他據此日記整理成《日游匯編》以呈張之洞。是年五月，柳與陶遜、陳義等血氣方剛的青年學者在南京創辦江南第一所新式小學校，校址選在白下路馬府街陳三立私宅，陳氏為支持此壯舉全家搬至內橋灣今建鄴路口。該校名為「思益小學堂」。不僅開設有數學、英語、音樂、體育、繪畫，還有書法課。柳氏自任歷史、倫理、書法課程。整個東南一隅為之震動。光緒狀元張謇特地從南通發來賀信譽為「中國第一文明事業」。該校學生後來成為一代俊彥的如史學家陳寅恪、美學家宗白華、橋梁專家茅以升等人。1905年，柳氏繼程一夔任江南高等學堂教習，授文史之學兼開書法課。1908年，應李瑞清（清道人）之聘至兩江師范學堂任歷史教習，該校歷史課原由儀征劉師培擔任，後應「北大」之請。柳氏遂繼之任教。此兩校之課程原皆有名師傳授，這對柳詒徵是極好的策勵。他能揚榷古今，辨章學術，見解宏通博洽。不久，又兼授西洋史，深為廣大師生所敬仰。1915年兩江師范學堂易名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1年又改名為東南大學，（1927年，北伐勝利後又稱為國立中央大學）。約在1924年，柳氏請章太炎來「南高」講學，相見歡談，臨行時章寫一扇面贈柳氏，內容是《劉歆傳》的「博見強識，過絕於人」；不久，梁啟超也來講學，柳與之過從甚密。臨別時梁任公集聖教序書「受人以虛求是於實，所見者大獨為其難」。

㈥ 中國通史的史學專研

已成為一世之風尚矣。獨惜中國通史之編纂，尚未為學者所注意，坊間所見之本，非稗販東西洋陳籍，以其見解為見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詳則嫌於支蔓，略則嫌於掛漏，求其詳略得宜，去取適當，足以發揚中國文化，供一世參考，及自修者，殆無有也……世固尊重中國史學，而為史學見端之通史，及獨付闕如，非可惜之甚者耶？黃君現璠劉君鏞專意讀史，以其專研之暇，共成中國通史綱要三冊。雖僅備綱領，而首尾貫串可觀，遍及各個時代之制度沿革社會進化，而因果關系一目瞭然，取材皆注其出處，使讀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國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詳加博，可謂繁簡相馭，條理分明者矣。予喜其有益於教課者之參考，及自修者之探導，故樂為之序，倘因是書行世，而發見通史之需要，尤為切至……」。[6]可見鄧之誠當時並未將問世的中學、高中教科書視為：《中國通史》著作。這從黃現璠於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一文對中國歷史教科書問世以來中學常用的51本歷史教科書直言不諱地點評中同樣可見一斑。文中說道「我國之有歷史教科書，自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創辦中學始。自此至今（即1933年——筆者按），約三十年。在此三十年過程中，中國學術思想，一以歐風美雨之侵入；一以國體政權之改變，多所興革，花樣翻新；歷史教科書，當亦混入旋渦，時常改遍。茲將其改編經過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帝王政治敘述時期，自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會文化敘述時期，自民國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學時期，自民國十七年至現在。」帝王政治敘述時期「經時十二年，出版教科書約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
蓋前三部記載，全為帝王家譜，後十部雖稍改進，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謂之為『帝王政治敘述時期』，誰曰不宜。本期教科書，除呂瑞廷《新體中國歷史》，夏曾佑《中國歷史》，章嶔《中國歷史教科書》外，皆無足觀。且最錯誤者，是採用日人著述為藍本，改作教科書，或直接用之為教科書。蓋本國歷史，原有其特別的目的和效用，教科書正為實現此目的工具。外人著述，無論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7]黃現璠於文中對呂、夏、章三氏所撰歷史教科書的推薦，主要是以體裁、內容編輯新穎為其評判標準的，而他對「採用日人著述為藍本，改作教科書，或直接用之為教科書」的現象甚感不滿，主要是針對柳詒徵、吳葆誠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學以及直接將日本富山房編纂的《中國歷史問答》翻譯後當作輔助教材而言的。例如，1902年9月，柳詒徵出版的《歷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編譯局擔任分纂之職時以日本近代東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為基然後再增輯元、明兩卷匯編而成的。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學堂講授中國歷史，用的課本即為《歷代史略》。黃現璠於文中明確地指出了當時中國名賢異口同聲推崇的日本東洋史家桑原騭藏所著《東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處，同時向史學界發出了振聾發聵之聲：（《東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話；文化材料，多付闕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遺漏，實非完善之作。不過在當時教科書中，稱為善本，名賢同聲推重，幾至人手一簡，可知國人歷史知識，在日人之下，由來已久。嗚呼！亡國非一道，救國亦多端，吾國史學家，其知猛醒焉末？」文中還說「民國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新石器文化，然當時教科書亦未採用。至民國十七年，即本期教科書，始多記載地下發現之石器，開前此未有之記錄。再自國民政府成立，以黨治國，歷史記載多含黨義，故本期所謂新史學，實以『石器』、『黨義』而得名，並非如魯濱遜之所謂新史學也。不過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遺物，可謂走入研究史學之新途經矣。」[8]由此又反映出黃現璠新史學觀念與眾不同之一貌。
20世紀西風東漸掀起的拍岸新潮
沖擊出了新式中國通史編纂成果的層出不窮，從中反映出的新史學多彩多姿的風雲際會，猶如百年中國社會變遷、觀念更新的一面鏡子，映照出各個時期史學家對時代問題的應對和感悟。眾多史學名家以講授和編著中國通史為要務，由此贏得學術聲譽的史學家不乏其數，代表者有李泰棻、呂思勉、王桐齡、鄧之誠、黃現璠、繆鳳林、章嶔、錢穆、範文瀾等等。尤以黃現璠所撰「中國通史」成果最為突出，理由在於：他一生編著過不同形式和內容的三部「通史」，一為《中國通史綱要》；二為《壯族通史》；三為《中國生活學——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國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變》，副題《中國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身處改革開放已經經過20多年後的21世紀，我們不能談到「中國通史」時仍然僅僅以「漢族通史」全盤代替「中國通史」，各少數民族通史同樣應該而且必然是「中國通史」的組成部分。否則，中華民族通史無從談起。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舉辦的為期5天的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中期會議上，來自46個國家的360多位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在此間呼籲，世界各個民族應不分人口多少、社會發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這是各民族和睦相處、共同發展的基礎。顯而易見世界各個民族應一律平等已經成為世界的呼聲和世界人民的心願，遺憾的是中國一些學者凡論述「中國通史」時長期對少數民族通史隻字不提，視若無睹，以致所論難免有失公允之嫌。本詞條沒有對含有「黨義」或「風派史學」或「影射史學」者所著通史進行介紹。同時，於此僅對一些個人編著的《中國通史》闡述一己之見，至於一些人主編的「中國通史」巨著，不在此詞條所介之列。
註：
1.《清議報》（光緒廿七年七月廿一日）第90冊，1—5頁，《清議報》（光緒廿七年八月初一）第91冊，1--4頁．
2.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華東師大出版社1987年。
3.參見胡戟、張弓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第4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4.參見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年》「歷史·傳記·考古·地理」上冊第75～77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5.筆者於此採用胡戟、張弓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第40頁所列表中的按完成時間序列標准。
6.黃現璠、劉鏞著：《中國通史綱要》上冊「鄧之誠序」，北平文化學社，1932年9月初版。
7、8.黃現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載《師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裡面記載了許多春秋戰國 和 秦始皇 殺害儒家活埋人的 故事 焚書等

㈦ 《中國通史》講的什麼內容

中國通史 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延綿不絕的歷史傳承，強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華民族歷劫不衰，必將復興的堅實基礎，並造就了每一個中國人的精神氣質和生命底蘊。歷史蘊含著一個民族世代的興衰更替，以及透過事件表象所飽藏著的成敗之道與內在規律，以歷史作為審視現實的一個視角，從歷史中汲取智慧營養，是每一個中國人所必須正視的課題，學習歷史具有極高的現實意義。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記述了五千年的烽煙迭變，從史家巨制《史記》、《資治通鑒》、《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棟的各類野史、筆記、演義，中國人對自己民族歷史的重視與珍愛，使之無愧於「歷史的民族」的美譽。然正宗史著舊式的觀念、晦澀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對現代讀者來說無疑是一道與歷史隔絕的鴻溝。為此，20世紀初，隨著對19世紀苦難的痛定思痛、對舊史學的反省以及新世紀初新史學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國通史應運而生。所謂「新式中國通史」，從史書編纂體裁上是相對傳統的舊史學而言的。新式《中國通史》問世之前，司馬遷的紀傳志表體通史、司馬光的編年體通史堪為古代兩大通史經典。至於各種《通鑒紀事本末》、《通鑒綱目》、《綱鑒易知錄》之類的匯輯，皆可作為適應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而「新式中國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節體」編纂為代表體裁。從史書編纂取材記敘內容上而言，傳統通史性史書大多以記敘帝王政治史為主，而「新式中國通史」敘述內容的重點已由王朝轉向國家，由傳統「貴族精英」轉向社會民眾，由政治、制度擴展至文化、經濟、社會、宗教、美術，大都不再以「褒貶人物、臚列事狀為貴」。章節體裁的逐級分編、分章、分節列題形式，有利於敘述內容自由剪裁、有機編織的靈活優勢，較之傳統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內容敘述的內在邏輯聯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寫《中國通史略例》時，已經就新編中國通史的宗旨、體例乃至具體篇目發表了相當系統的看法。章太炎認為修撰中國通史的宗旨，一是為了「知古今進化之軌」，一是為了「振勵士氣」。其所擬議的體例，實際是試圖綜匯中國原有各種史書體例之長，推陳而出新。文內雲：「不必以褒貶人物、臚敘事狀為貴，所重專在典志，則心理、社會、宗教諸學，一切可以熔鑄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說，自與《通考》《會要》等書，徒為八面鏈策論者異趣，亦不至如鄭漁仲《通志》蹈專己武斷之弊。然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於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於紀傳見之。四千年中帝王數百，師相數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數。通史自有體裁，豈容為人人開明履歷，故於君相文儒之屬，悉為作表．其紀傳則但取利害關系有影響於今日社會者，為撰數篇。猶有歷代社會各項要件，苦難貫串，則取械仲紀事本末例為之作紀．全書擬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紀傳亦居其半，蓋欲分析事類，各詳原理，則不能僅分時代．函胡綜敘，而志為必要矣；欲開浚民智，激揚士氣。則亦不能如漁仲之略於事狀，而紀傳亦為必要矣。」1901年9月，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從世界史學變革的大背景上展開論題，文首指出，新舊史學特質上的差別，主要是；「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體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1〕可見《中國史敘論》無疑屬新編中國通史第一篇帶綱領性的宣言書。梁啟超於1918年致陳叔通書中透露了他規制的《中國通史》體例有載記、年表、志略、列傳四類。1920年完成春秋、戰國的《載記》、《年表》各二篇，語盲文學和三代宗教禮學《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開講演時還說「蓄志此業，逾二十年」(《中國歷史研究法》)。只可惜章太炎、梁啟超當時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騖，忙於社會活動，終究未能親自擔綱來實現編著《中國通史》的宏願。
晚清學制改革，各類學堂，學校風起雲涌，課程革新的需要，推動了以教科書形式出現的中國通史編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為先後向清政府呈《請推廣學校折》、《請開學校折》。作為「晚清新政」的組成部分，清政府先後有壬寅學堂章程(1902年)、癸卯學堂章程(1904年)之頒．1905年上諭更明令廢止科舉，各類新學堂遂迅速興起，數量呈直線上升之勢．在清廷頒布的《癸卯學堂章程》(陽歷為1904年1月)中即規定小學歷史課程的目標是「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尤當先講鄉土歷史，采本境內鄉賢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跡……以動其希賢慕善之心」;中學的目標是「注意在發明實事之關系，辯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國民之志氣」。〔2〕歷史課程既為所頒新學制必開的課程，因此編寫中國通史教材成了當時急不可待的教學必需。柳詒徵增輯的《歷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為暫定中學教科書。
雖然整個20世紀，各種中國通史編著本，其中絕大多數或起於教學需要，或被各級學校採用為教科書，但是，20初以來問世的中國新式「歷史教科書」與新式「中國通史 」不能等同視之。否則，20世紀中國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學的歷史教材都可稱為「中國通史」，這顯然難以成立。以一般認識而論，可說前者不能充當後者，而後者可以充當前者。正因如此，鮮有嚴謹的學者將夏曾佑的《中國歷史》三冊（即《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1904～1906），呂瑞廷的《新體中國歷史》（1907），章嶔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1908），潘武的《歷史教科書》（1913），鍾敏龍的《新制本國史教本》三冊（1914），傅運森的《歷史教科書》（1923），顧頡剛、王鍾麟的《本國史》（1923），王鍾麟的《新時代本國史教科書》二冊（1927），周予同的《開明國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當作「中國通史」論著視之。〔3〕而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四冊（1923年初版），王桐齡的《中國史》三編和第四編上冊，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等等中國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講義之用。〔4〕20世紀初～30年代初冠名為「中國通史」的通史論著以黃現璠、劉鏞合著的《中國通史綱要》上、中、下冊（1934年7月完成）、繆鳳林的《中國通史綱要》三冊（1935年8月完成）〔5〕為序。被日本學術界譽為「中國通史權威」鄧之誠曾為黃現璠、劉鏞合著《中國通史綱要》上冊作序，言：「近代恆重視歷史一科，重其能隨時代思想以前進也……。蓋史學之專研，已成為一世之風尚矣。獨惜中國通史之編纂，尚未為學者所注意，坊間所見之本，非稗販東西洋陳籍，以其見解為見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詳則嫌於支蔓，略則嫌於掛漏，求其詳略得宜，去取適當，足以發揚中國文化，供一世參考，及自修者，殆無有也……世固尊重中國史學，而為史學見端之通史，及獨付闕如，非可惜之甚者耶？黃君現璠劉君鏞專意讀史，以其專研之暇，共成中國通史綱要三冊。雖僅備綱領，而首尾貫串可觀，遍及各個時代之制度沿革社會進化，而因果關系一目瞭然，取材皆注其出處，使讀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國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詳加博，可謂繁簡相馭，條理分明者矣。予喜其有益於教課者之參考，及自修者之探導，故樂為之序，倘因是書行世，而發見通史之需要，尤為切至……」。〔6〕可見鄧之誠當時並未將問世的中學、高中教科書視為：《中國通史》著作。這從黃現璠於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一文對中國歷史教科書問世以來中學常用的51本歷史教科書直言不諱地點評中同樣可見一斑。文中說道「我國之有歷史教科書，自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創辦中學始。自此至今（即1933年——筆者按），約三十年。在此三十年過程中，中國學術思想，一以歐風美雨之侵入；一以國體政權之改變，多所興革，花樣翻新；歷史教科書，當亦混入旋渦，時常改遍。茲將其改編經過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帝王政治敘述時期，自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會文化敘述時期，自民國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學時期，自民國十七年至現在。」帝王政治敘述時期「經時十二年，出版教科書約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蓋前三部記載，全為帝王家譜，後十部雖稍改進，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謂之為『帝王政治敘述時期』，誰曰不宜。本期教科書，除呂瑞廷《新體中國歷史》，夏曾佑《中國歷史》，章嶔《中國歷史教科書》外，皆無足觀。且最錯誤者，是採用日人著述為藍本，改作教科書，或直接用之為教科書。蓋本國歷史，原有其特別的目的和效用，教科書正為實現此目的工具。外人著述，無論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7〕黃現璠於文中對呂、夏、章三氏所撰歷史教科書的推薦，主要是以體裁、內容編輯新穎為其評判標準的，而他對「採用日人著述為藍本，改作教科書，或直接用之為教科書」的現象甚感不滿，主要是針對柳詒徵、吳葆誠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學以及直接將日本富山房編纂的《中國歷史問答》翻譯後當作輔助教材而言的。例如，1902年9月，柳詒徵出版的《歷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編譯局擔任分纂之職時以日本近代東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為基然後再增輯元、明兩卷匯編而成的。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學堂講授中國歷史，用的課本即為《歷代史略》。黃現璠於文中明確地指出了當時中國名賢異口同聲推崇的日本東洋史家桑原騭藏所著《東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處，同時向史學界發出了振聾發聵之聲：（《東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話；文化材料，多付闕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遺漏，實非完善之作。不過在當時教科書中，稱為善本，名賢同聲推重，幾至人手一簡，可知國人歷史知識，在日人之下，由來已久。嗚呼！亡國非一道，救國亦多端，吾國史學家，其知猛醒焉末？」文中還說「民國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新石器文化，然當時教科書亦未採用。至民國十七年，即本期教科書，始多記載地下發現之石器，開前此未有之記錄。再自國民政府成立，以黨治國，歷史記載多含黨義，故本期所謂新史學，實以『石器』、『黨義』而得名，並非如魯濱遜之所謂新史學也。不過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遺物，可謂走入研究史學之新途經矣。」〔8〕由此又反映出黃現璠新史學觀念與眾不同之一貌。
20世紀西風東漸掀起的拍岸新潮，沖擊出了新式中國通史編纂成果的層出不窮，從中反映出的新史學多采多姿的風雲際會，猶如百年中國社會變遷、觀念更新的一面鏡子，映照出各個時期史學家對時代問題的應對和感悟。眾多史學名家以講授和編著中國通史為要務，由此贏得學術聲譽的史學家不乏其數，代表者有李泰棻、呂思勉、王桐齡、鄧之誠、黃現璠、繆鳳林、章嶔、錢穆、範文瀾等等。尤以黃現璠所撰「中國通史」成果最為突出，理由在於：他一生編著過不同形式和內容的三部「通史」，一為《中國通史綱要》；二為《壯族通史》；三為《中國生活學——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國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變》，副題《中國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身處改革開放已經經過20多年後的21世紀，我們不能談到「中國通史」時仍然僅僅以「漢族通史」全盤代替「中國通史」，各少數民族通史同樣應該而且必然是「中國通史」的組成部分。否則，中華民族通史無從談起。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舉辦的為期5天的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中期會議上，來自46個國家的360多位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在此間呼籲，世界各個民族應不分人口多少、社會發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這是各民族和睦相處、共同發展的基礎。顯而易見世界各個民族應一律平等已經成為世界的呼聲和世界人民的心願，遺憾的是中國一些學者凡論述「中國通史」時長期對少數民族通史隻字不提，視若無睹，以致所論難免有失公允之嫌。本詞條沒有對含有「黨義」或「風派史學」或「影射史學」者所著通史進行介紹。同時，於此僅對一些個人編著的《中國通史》闡述一己之見，至於一些人主編的「中國通史」巨著，不在此詞條所介之列。

㈧ 京師圖書館的創建

2009年9月9日，是中國國家圖書館建館100周年紀念日。國家圖書館原名北京圖書館，前身是建於清代的京師圖書館。20世紀初，在變法圖強和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有識之士力奏清政府建立西式的文化設施，興辦圖書館和學堂。1909年9月9日清政府批准興建京師圖書館，四品翰林院編修繆荃孫為首任監督，館舍設在北京什剎海後海北岸廣化寺。
清政府批准興建京師圖書館，直到清帝遜位之日，京師圖書館始終沒有正式接待過讀者。辛亥革命後，京師圖書館由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並將其改名為國立京師圖書館，於1912年8月27日開館接待讀者。1917年國立北平圖書館移到方家胡同（原國子監南學舊址），1928年7月更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館舍遷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園西岸的文津街館舍落成（現為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佔地面積76畝，建築外觀是華麗的中國傳統宮殿式結構，內部設施則全部為當時最先進的西式設備，成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最先進的圖書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3月6日國立北平圖書館更名為國立北京圖書館，1951年6月12日更名為北京圖書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的國家圖書館。隨著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和社會公眾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長，文津街館舍雖幾經擴建，仍不敷使用。1975年3月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提議並批准興建北京圖書館新館，館址設在北京西郊白石橋，1987年落成；1998年12月12日經國務院批准，北京圖書館更名為國家圖書館，對外稱中國國家圖書館；2000年國家圖書館新館二期開始使用，為讀者提供了更為完善的服務。在國家圖書館建館100周年之際，不由得使人想起國立京師圖書館的創辦人繆荃孫先生。繆荃孫（1844年—1919年），字炎之，又字筱珊，號藝風，江蘇江陰人，中國近代藏書家、校勘家、教育家、目錄學家、史學家、方誌學家、金石家，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奠基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先驅者之一。他是清光緒年間進士，幼承家學，11歲修畢五經，麗正書院肄業，習文字學、訓詁學和音韻學。24歲應四川鄉試中舉。1876年，他33歲時會試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此後事編撰校勘十餘年。1888年任南菁書院山長，1891年掌濼源書院，1894年任南京鍾山書院山長兼掌常州龍城書院。1901年任江楚編譯局總纂，1902年5月出任學堂總稽查，負責籌建江南最高學府三江師范學堂，並與徐乃昌、柳詒徵等七教席赴東洋考察學務，學堂遂仿日本東京大學，在南京國子監舊址築校，以後更名兩江師范及復建南京高師，為南京大學近代校史之開端。1907年受聘籌建江南圖書館（今南京圖書館），出任總辦。1909年受聘創辦北京京師圖書館，任正監督。1914年任清史總纂，1919年12月22日在上海逝世。作為京師圖書館的首任館長，繆荃孫立章建制，他秉承「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的精神，堅持「藏書為著述」的理念，使京師圖書館在保存文化典籍方面閃耀出獨特的光芒。他還多次避免珍貴典籍外流之厄運，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厥功甚偉，同時還表現出了對國際文化交流工作的重視。他組織館藏敦煌寫經赴維也納參加為奧國皇帝八旬大壽舉辦的實業手藝博物館展覽，積極宣傳中華典籍。從繆荃孫開始，中國古代「藏書樓」逐漸轉型為「近代圖書館」，繆荃孫被譽為「中國近代圖書館之父」。繆荃孫重視對古籍的分類清理，內閣大庫檢出元、明舊帙，其中宋本猶為珍貴，宋時由臨安秘閣所收，一鱗片甲有自來藏書家所未睹者，集刻為宋、元本留真譜、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著之，加考一篇。他酷愛金石，所編收藏目錄凡11800餘種，藏本之富，為前此金石家所未有。他自編《藏書記》、《續記》、《再續記》；所校刻古書，詳述原委，剖析異同，具載於序跋，其著述有《藝風堂文集》和《續集》各8卷、《辛壬稿》3卷、《乙丁稿》5卷、《金石目》18卷、《讀書記》4卷、《藏書記》8卷、《續藏書記》8卷、《遼文存》6卷、《續國朝碑傳集》86卷、《常州詞錄》21卷，孔北海、魏文靖、韓致堯、李忠毅年譜各1卷。所編刻叢書有《雲自在龕叢書》5集共19種、《對雨樓叢書》5卷、《藕香零拾》38種、《煙畫東堂小品》12種等等。

㈨ 碑傳集的《續碑傳集》

繆荃孫編著，八十六卷，宣統二年（1910年）成書，當即有江楚編譯書局印本，為續錢氏《碑傳集》之作。
繆氏（1844－1919），江蘇江陰人，晚年號藝風。出身於詩書世家，光緒二年（1876年）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總纂，不屑官場的逢迎，得罪大學士兼掌翰林院的徐桐，離任，入湖廣、兩江總督張之洞幕府，主持江楚編譯書局，主講常州南菁、金陵鍾山等書院，充南京高等學堂監督、京師圖書館監督，晚年入清史館參加全書的設計及列傳的纂寫。他一生從事教育和著述，特別是版本目錄學和金石學的研究。著作宏富，有《南北朝名臣年表》、《近代文學大綱》、《藝風堂文集》、《藝風老人日記》、《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清學部圖書館方誌目》等書；署名張之洞作的《書目答問》，傳雲出自其手；另有《藝風堂友朋書札》，為其與友人的通訊集；主編的方誌很多，並主持《常州先哲遺書》的編務和槧刻。關於繆氏的生平，有其自撰的年譜，有夏孫桐作的《繆藝風先生行狀》，第二章介紹過的費行簡《當代名人小傳》亦有其傳，因其簡明而附錄於後。繆氏在清國史館時擔任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和隱逸五類傳記的寫作，是繼續阮元在史館的工作，這大約也是他後來從事碑傳集編輯的契機。
錢氏《碑傳集》的傳主生存年代至嘉慶朝截至，到了繆氏作書時代已經過了九十年，中間大事頻生，有關的人物傳記頻出，是以繆氏認為需要續纂錢氏之作，遂於光緒七年（1881年）開始搜集資料，圖書文獻之檢索外，同時向名人後裔廣泛徵集碑傳文，歷經三十年而成書。所收作者三百五十九家，志書十六種，記錄道光至光緒時期的歷史人物一千一百餘人。
體例上遵循錢氏書，然根據清代後期的實際情況作了小的變動，體現在二級類目中，如功臣類下沈陽功臣、國初功臣和宰輔類的開國宰輔、明臣宰輔概行取消，因這些類目的內容到清代後期已無從出現；藩臣類改稱「外藩」，後加「客將」一目（因清朝鎮壓太平天國才產生利用洋將的事情，故有此目的增設）。將經學和理學二類合為「儒學」一類，列女類下加「辨通」一目。計分二十二類，為宰輔、部院大臣、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屬、督撫、河臣、監司、守令、校官、佐貳雜職、武臣、忠節、藩臣、客將、儒學、文學、孝友、義行、藝術、列女。在宰輔、部院大臣、督撫等類中，又按朝年區分為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小類。具體到人物朝年的確定，以其卒年為准。
繆氏對所選文章持謹慎態度，抱著「借名人之文字，即以存名人之事跡」的目標，不改動人家的文章，發現有誤失的，或作夾注說明。對列女傳的選擇尤其嚴格。他把自己給人寫的碑傳文，有的也選了進來，不是為己身存不朽，而是為了尊重傳主，保存其史料。他在傳主的分類上，自己感到有混亂的地方，如將護理督撫的傳主列入「督撫」類，而將署理督撫的人又沒有列入，卻放在「監司」類，有人應入「九卿」而列進「文學」，應進「文學」的又入了「忠節」。他自我責備是自亂體例，其實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他還給乾嘉名人搜集了碑傳文，集成十四卷，原預備附在書內，因故未能刊刻，甚為可惜。以上所敘，多據其《自序》，茲將其附後，供讀者閱讀方便。
所選碑文，多有實際內容，令讀者閱後能獲知傳主的主要行事，如卷四十二《守令三》的楊兆杏傳，有兩份，一為易燮堯作的傳，雲楊氏輾轉各地任縣令，行惠民實政及論為官之道；另一為彭崧毓撰的家傳，比易作多敘述楊氏的家世，又寫作清官而被彈劾罷任，流露出對弊政的不平之意。茲將兩文附載於次，以見選文的一般情形。卷46《校官》的《書豐縣訓導趙君事》、《寶應縣訓導張君墓誌銘》，寫卑官縣學訓導趙氏、張氏的盡職盡責。卷85《列女·辯通》寫秀女的指斥時政，除表現幼女的機辯，讀之對清末敗政及民間的不滿情緒均能有所了解。
對所選文章作者作《撰人小傳》，以介紹其生平。這種作法與《碑傳集》一樣。

㈩ 廣雅書局的廣雅書院的由來

廣東廣雅書局為張之洞於光緒十三年(1887)籌資舉辦。清末有江南書局淮南書局、江楚編譯局、江蘇書局、浙江書局、山東書局、湖北官書局、山西官書局、廣雅書局及湖南、四川、福建、廣東等官書局。
張之洞出身翰林，乃儒學侍臣，為官一任，總不忘興學育才，端士風以正人心。廣東自開埠通商以來，商賈走集，華洋雜處，士風民俗漸趨浮滑；廣西則瘴地荒遠，習尚強悍，民俗不齊。廣東原在總督舊治肇慶設有端溪書院，齋舍僅四十餘間，大半敝漏壞朽，且限於地勢，無從展拓，只可稍加修葺，不能容納兩粵向學多士。省城廣州原有粵秀、越華、應元三處書院，專課制藝時文，且齋舍或少或無，肄業者不能住院，故有月試而無課程。另有學海堂、菊坡精舍，講習經史，用意精美，但經費無多，膏火（生活費）過少，又以建在山阜，限於地勢，故有課程而無齋舍。且以上各書院多為東省而設，西省生童不得應課。光緒十三年（1887年）六月，張之洞奏准於廣州創建廣雅書院，作為東、西兩省讀書士子繼續深造的場所。書院選址頗費周折，張之洞曾親自履勘城外七處地址，或因氣勢不暢，或出入不便，或無甚幽趣，皆不合用，最後選定城西北五里的元頭村。他描寫此地的形勝說：東北則雲山迤邐而來，注於粵秀，連山盤行環其東，北江抱其西，後枕增步以北諸遠山。前有彩虹橋，河水自東南而正南、而西南、而西，回繞如帶；南面平疇百畝，平疇之外，則見南岸諸村，林木蔥郁。高山大河，左回右抱，雄秀寬博，似兼有之。距城距河既不甚遠，而非塵囂所到，頗於書院相宜。
張之洞為創辦廣雅書院耗費大量心血，他不僅為書院籌足建院經費和常年經費，親自題寫書院匾額，制定書院規章，延聘山長、教習和管理人員，政余之暇，蒞院考業稽疑，時加訓勉。卸任離粵前，又奏准朝廷頒給御書匾額，還議定以光緒十六年（1890年）為始，每逢四季，由張之洞親自命題，封寄廣雅諸生，答卷交監院匯收後轉寄湖北，親加評閱，定榜寄回，「籍覘在院諸生學業進退，以無負本部堂創設書院之本意」。這一年九月，他將廣雅書院送來的諸生春季課卷親加批閱，評定名次，獎勵一百二十名，獎銀共一百兩，並封寄夏、秋兩季課卷。他對廣雅書院的現狀和前途充滿自信，說開辦兩年以來，才俊輩出，造就斐然，其餘亦多恪守院規，不蹈陋習。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可觀，上者闡明聖道，砥礪名節，博古通今，明習時務，體用兼備，儲為國家棟梁之材，次者亦能圭璧飭躬，恂恂鄉黨，不染浮囂近利習氣，足以淑身化俗；士習既善，民風因之，庶於邊海風氣人才不無裨益。 張之洞在此購地一百二十四畝，興建齋舍二十棟共一百間，東、西兩廊各十棟五十間，中路建辦公樓、講堂、藏書樓及濂溪祠、嶺學祠等，延翰林院編修梁鼎芬為山長，聘請品行謹嚴、學術雅正之儒士為分校主講。學額二百名，廣東、廣西各一百名，選拔兩省諸生中才志出眾者入院住讀，優給膏火（生活費）、獎賞，道遠者加給來往路費，令其靜心讀書，免致內顧為憂，紛心外務。院內課程，經學以能通大義為主，不取瑣屑，史學以貫通古今為主，不取空論，性理之學以踐履篤實為主，不取矯偽，經濟之學以知今切用為主，不取泛濫，詞章之學以翔實爾雅為主，不取浮靡，士習以廉謹厚重為主，不取囂張。以上各門，院生可憑其性情所好，選修一門或多門。其辦學宗旨，以博約兼資，文行並美為歸，培養上者效用國家，次者儀型鄉里的有用之材。廣雅書院的教學方式，不注重系統講授，而重視命題作業，答疑批改，謂之考課。考課分官課與師課兩種。官課由督撫或由督撫委員主持，師課由掌教（即分校）主持，分別於每月初二、十六兩日舉行。每臨考課之日，諸生黎明登堂，向山長揖坐後，封門發題。如屬官課，則由監院教官等於課日清晨請題封發經史理文四門課卷，即日收齊後，次日上午由委員親送至主講衙門，照核無誤，仍發至書院，由分校評閱指點，並分門擬定名次，匯齊後送主講衙門審定，全院共為一榜。至於師課（也稱齋課）的分閱擬取，一切均照官課辦理，由山長審定，列榜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