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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羅馬時代希臘人的生活是怎樣的
直到目前為止，羅馬統治時期的希臘世界仍處在國內希臘史和羅馬史研究領域之間的「兩不管」地帶。造成這種狀況的潛在原因，也許是人們通常以國家為古代文明研究單位的學術傳統：羅馬的征服使希臘城邦和希臘化王國的主權不復存在，希臘史於是至晚寫到希臘化時代為止；而羅馬史的撰寫和研究又以羅馬國家的發展為顯性或隱性的主軸，對羅馬時代希臘人情況的描述至多也不過是蜻蜓點水，更談不上有以希臘人為本位的系統論著。然而，無論從希臘史還是從羅馬史角度而言，羅馬時代的希臘人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研究對象，希臘古典文化中的不少成就是他們創造的。而他們何以能夠並且究竟怎樣保持自己的民族存在和認同，無疑是理解他們這段歷史和這些成就的最重要問題之一。
在羅馬統治下，希臘人雖然喪失了政治獨立，租租但並沒有像同樣被羅馬征服的西部地中海世界諸民族一樣羅馬化，而是仍作為一個「文化民族」將其傳統的民族認同一直保持到羅馬帝國基督化前夕為止。
羅馬時代希臘人所繼承的民族認同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對於自身血緣、語言、宗教和生活方式同一性的認同；希臘人—蠻族人兩極對立的觀念；對於希臘化的非希臘人的認同。這些內容依次形成於古風時代（公元前776—前480年）、古典時代（公元前480—前323年）和希臘化時代（公元前323—前31年）， 雖然形成的次序不同，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意識形態體系。
在公元前8世紀末葉至公元前6世紀中葉這一期間，Hellenes（「希臘人」）由一支希臘部落的名稱演變為全體希臘人的總稱。這一民族總稱本身當然也是各部落和各城邦的希臘人在它之下確立認同的最鮮明的標記。在古風時代和古典時代希臘人對於自身認同的各種行為和話語當中，最具經典性的表述恐怕莫過於希羅多德的一句話：「to Hellenikon, eon homaimon te kai homoglosson, kai theon hidrymata te koina kai thysiai ethea te homotropa 。 」 其中的 to Hellenikon既可以理解為「希臘人」，也可以理解為「希臘特性」這一抽象意義。在後一種意義上，它相當於現代西方語言中的Greekness, Greekhood, Hellenicity, grécité等詞。殲型尺這樣，這句話就既可以譯作「希臘人有相同的血緣、相同的語言、共同的神廟、祭禮和共同的習俗」，也可以譯作「希臘特性是相同的血緣、相同的語言、共同的神廟、祭禮和共同的習俗」。顯然，系動詞「是」（eon）和系表句式使這句話看起來很像一個關於「希臘人」或「希臘特性」的定義。
民族認同不僅是一個認同「自我」（self）的問題，還是一個對「自我」與「他者」（other）即其他民族加以區分的問題。更多的學者認為，公元前5世紀早期，barbaroi（此為復數，單數為barbaros）由原來一個偶然用於嘲笑外族語言的詞語最終演變為一個同「希臘人」相對立的概念，構成對一切非希臘人的蔑稱。希臘人眼中的這種barbaroi不會說希臘語，缺乏理性；缺乏政治自由，由暴君統治；喪失節制，荒淫無度，野蠻兇殘；天生具有奴性；等等。我們在漢語中通常將這個barbaros譯為「蠻族人」。促成希臘人—蠻族人兩極對立觀念形成的最根本因素是希波戰爭。這場戰爭是希臘人第一次成功地抵抗外敵入侵的泛希臘主義聯合行動。外來威脅和抗戰的勝利促使希臘人轉到側重於從外部，從「他者」，從非希臘人角度來進行自我定義。
早在古典時代後期，伊索克拉底在談到當時尚屬個別的希臘化現象時，就已經預言到希臘化時代希臘人對希臘化的蠻族人愈加普遍的認同：「『希臘人』這個名字已不再表現為一個種族（genos）的名稱，而是一種智力（dianoia）的名稱了；與其把與我們出身（physis）相同的人叫做『希臘人』，不如把擁有我們的文化（paideusis）的人叫做『希臘人』氏高。」在希臘化各王國統治者以希臘文明作為統治的文化基礎的情況下，接受希臘教育和文化，會說希臘語，奉行希臘宗教和生活方式的非希臘人越來越多，他們也越來越多地被認同為希臘人。語言、宗教和生活方式這些東西實質上都構成了「文化」的具體內容，其認同總括而言便是一種文化認同。
希臘人素來就是一個典型的「文化民族」，其同一性從來不依賴於政治統一，因而其傳統的民族認同內容並未因羅馬的統治而改變。由於希臘文化自身的影響和羅馬對它的支持，希臘化進程在羅馬時代並沒有停止，反而獲得了進一步的深化和擴大。例如，加拉太人是遷居到小亞細亞的一支高盧人，他們的希臘化就發生在羅馬時代。一直到古代晚期，羅馬帝國東部各行省社會上層和知識分子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希臘化的非希臘人。
「希臘人」這個族名在羅馬時代的使用情況與在希臘化時代並無二致。被稱為「希臘人」者既有種族上的希臘人，也有希臘化的非希臘人。羅馬在希臘本土設置了阿凱亞（Achaia）行省，但是沒有希臘人因此而自稱「阿凱亞人」。馬其頓人在希臘化時代以前沒有被視為希臘人，在羅馬時代的銘文中則被明確地列為希臘人的一個部落：「馬其頓人和其他希臘部落」（Makedosin kai tois loipois ethnesin tois Hellenikois）。「亞細亞的希臘人」（tois epi tes Asias Hellesin）、「亞細亞的希臘人共同體」（koinon ton epi tes Asias Hellenon）、「比提尼亞的希臘人共同體」（koinon ton en Beithyniai Hellenon）等提法均見於小亞細亞出土的羅馬時代的銘文。
在羅馬時代，血緣認同的傳統仍在希臘人當中延續。羅馬皇帝哈德良應某些希臘城市的要求，建立了一個全體希臘人的組織——「泛希臘同盟」（Panhellenion）。關於入盟資格，學者對史料的解讀存在分歧。S. 斯萬（S. Swain）認為， 相關的史料表明，有入盟意圖者須證明與羅馬之間的長期友好關系和在種族及文化方面的希臘特性。(19) 而J. M. 豪爾（J. M. Hall）則指出，現存涉及入盟標準的史料事實上只強調了希臘血統（genos Hellenikon）。的確，同希臘化時代的情形一樣，某些入盟城邦實際上是由希臘化的非希臘人構成的，但它們為了證明自己具備入盟資格，就採用虛構的血緣譜系來追溯與希臘本土的關系。例如，辛那達（Synnada）本是希臘化的弗呂吉亞城市，卻自稱是由斯巴達人和雅典人合建的。基比拉（Kibyra）居民的祖先主要是呂底亞人，他們卻聲稱基比拉是斯巴達人建立的殖民地，同雅典人也有親緣關系。
希臘人的民族認同在羅馬統治的大部分時期中其內容沒有根本變化的同時，實現方式卻發生了若干復雜而微妙的變化。這些變化的一個共性就是：在接受和適應羅馬統治的前提下，將自身認同的主方向定為更加強調文化和歷史傳統。面對當代的屈辱和無力，他們需要在回顧和重溫祖先的榮光中得到安慰。在獨立和主權失落後，他們需要從自己本已享有崇高地位的文化中找尋更多的自豪。
作為失敗者和被統治者，希臘人對羅馬人的心理反應是非常復雜和充滿矛盾的。E. S. 格魯恩將希臘人對羅馬擴張的態度描述為「有仇恨，也有欽佩、懼怕、感激、憤怒、失望，尤其還有慌亂」。 這是羅馬剛開始對希臘世界征服時期希臘人的心理反應，不過它已經奠定了日後希臘人對待羅馬統治的心理基調。被羅馬征服和統治以後，除了上述絕大部分心情外，希臘人對待羅馬人的態度中至少又增加了屈從和不時的逢迎。我們僅從「羅馬」和「羅馬人」這些名稱在希臘人中間曾經帶來的兩種不同凡響中，就可以感受到希臘人內心的矛盾。
羅馬的征服和剝削、米特里達提戰爭中的失敗以及隨後的羅馬內戰的摧殘，實際上使希臘人在共和時期已變得意志消沉。在希臘化時代就已日益喪失其古典時代精神實質的城邦淪為羅馬統治下的自治城市。雖然銘文資料顯示希臘城市的政治活動依然頻繁，但這些政治活動僅僅停留在羅馬容許的范圍，並且把持在安心於同羅馬合作的貴族寡頭手中。城市中雖然依舊存在對貪婪的羅馬統治者的仇恨，但為了求得生存，這些城市不得不服從羅馬統治者。城市之間的競爭也沒有消失，而且在很多時候是對從羅馬統治者那裡獲得某種特殊權利、地位或稱號的競爭。當某個希臘城市向羅馬統治者請求獲得某種待遇或權利的時候，其派出的使節總是要講述本城的光榮歷史和有關傳說、同羅馬的友好關系和對羅馬的貢獻，以此作為支持他們這種請求的佐證，或是它應當受到與其他城市不同的特殊待遇或榮譽的理由。而羅馬統治者關心的是整個羅馬的事務，對某個希臘城市的政策往往只是從其現實的政治利益出發而定，於是該城市對羅馬的貢獻是被優先考慮的因素，而對希臘人講述的光榮歷史不感興趣，或者鄙薄蔑視，甚至在必要時對該城市為羅馬做出的貢獻也不加理會。希臘城市有很長的崇拜希臘化統治者的傳統，那麼，無論是在共和時期還是在帝國時期，他們向羅馬人提供類似的崇拜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帝國時期的希臘人也像整個帝國中的其他民族一樣確立了對皇帝的崇拜。羅馬人一方面鄙視希臘人的這種阿諛，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並願意接受這種崇拜。希臘人雖然被迫對羅馬人屈服和曲意逢迎，但同時懷有高度的文化優越感和自豪感，認為羅馬人粗陋土氣，缺乏文化精神，將他們歸入蠻族之列。羅馬人自己也清楚，希臘人對自己的鄙視絲毫不亞於自己對他們的鄙視。這些便是希臘人對羅馬人的關系、態度以及在其中如何表達其民族認同的一般情形，這種情形從共和時代一直到帝國時代都沒有根本性改變。
公元前31年奧古斯都結束了羅馬內戰，此後便是帝國兩個多世紀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一直到公元267年黑魯利人（Heruli）入侵時為止。 除了在馬可·奧里略時期考斯托波奇人（Costoboci）入侵並被擊退這一較小的動盪外， 希臘人再次生活在羅馬強加的和平之下，而他們在以前的獨立時代從未享受到如此長時間的和平。在大約公元50—250年之間即所謂的「第二智者時期」， 希臘人實現了經濟和文化的全面復興。這一時期，雄辯術這種公共表演性演說成為最富有聲譽的文學和文化活動，從事這種活動的演說家被稱為「智者」（sophistes）。很多智者在其城市甚或行省中都頗有影響。他們常常通過自己的能力和聲望來制止城市內部的騷亂或調停城市間的糾紛。他們還被派做使節前去為皇帝登基祝賀或者為本城市謀求某些特權。而且，大多數智者投入到教學活動中的時間和精力實際上要超過雄辯術，這就有力地推動了希臘教育的發展。「第二智者時期」不僅是公共演說繁榮的時代，在智者所發揮的文化主導作用之下，希臘人的其他各類文學體裁在此時都涌現了不朽的佳作。與此相聯系的是整個希臘文化和經濟獲得了全面復興，甚至城邦政治傳統也在有限范圍內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復甦。
智者演說使用的是公元前4世紀雅典的阿提卡方言， 演說中充滿著對希臘偉大過去的旁徵博引。語言形式及風格的復古和對往昔光榮的回顧也充斥於其他文學體裁中。這些智者、作家等知識分子大多數出身於富有的上層，並已成為羅馬公民，有的甚至還享受到了皇帝賜予的某些特權，可以說是羅馬政權下的受惠者，但其作品和言行不時流露出對希臘文化的更為自信，有時甚至不乏對羅馬人近乎鄙視的述說，因而在希臘人當中頗受歡迎。而且，這種把目光更多地轉向自身的歷史和文化，以從中尋找和汲取引以自豪的民族精神力量的做法，並不只局限於上層知識分子，普通民眾在這一點上反而比他們更為激進。在這種時候，作為羅馬政權受惠者的希臘上層知識分子反而表現出了不安。普魯塔克的一番言論很能反映這種情況：「各城邦的領袖荒唐地鼓動民眾效仿祖先的功業、理想和行動，而這些在如今並不合時宜。他們本來很可笑，卻未受到嘲笑，他們竟然根本沒有受到鄙薄。」「馬拉松戰役、優里密頓河戰役、普拉提亞戰役以及所有會令民眾躁動不安、恣肆妄為的事例都應該留給智者們討論」，「不應激起風暴」。面對民眾激進的民族主義情緒，為希臘文化自豪的上層知識分子的最終落腳點卻是強調服從羅馬的統治。他們往往在緬懷民族的光榮歷史之後，忘不了提醒和告誡民眾：這些光榮已不復存在，今天有更基本的任務等待著希臘人，那就是在和睦中生活，否則會招致羅馬政府的干涉。
公元前1 世紀的羅馬詩人賀拉斯說：「被征服的希臘征服了其野蠻的征服者，將文藝帶進了粗野的拉丁姆」。 羅馬對希臘文化的崇尚、吸收和提倡，不僅為其自身帶來了收益，反過來也助長了希臘人的文化自豪感和優越感。某些當權者和皇帝實施的親希臘主義政策對希臘人的民族認同也不無促進作用。
與羅馬征服希臘人同步的是它大規模吸收希臘文化的過程。到公元前2世紀末，希臘語成為羅馬人教育中的第一語言，受過教育的羅馬人都是雙語人。不過通常所謂的「羅馬的希臘化」並非全盤的希臘化。公元前2世紀前期， 以加圖為代表的傳統派就曾對希臘文化進行了強烈的抵制。雖然這種抵制未能取得勝利，羅馬希臘化的進程仍在繼續，但羅馬人最終走上的是一條選擇性的希臘化道路，並在其「希臘化」中建構了自己強烈的羅馬特性，而且還產生了欲與希臘人在文化上一爭短長的嫉妒心態。羅馬人也因此對希臘人加以貶斥，例如：認為希臘人性格「輕率」，而與羅馬人的「沉穩」截然不同，「輕率」使他們的公民大會為反復無常的愚蠢暴民所操縱，使他們丟掉了獨立並只知阿諛新主子；他們狡詐墮落，奴性十足而又傲慢自大，厚顏無恥；說話容易激動而過於草率，喜好賣弄理論，熱衷於講述神話；過分重視美術和音樂；他們在體育館中的裸體鍛煉對軍事訓練來說毫無用處。 羅馬人賦予希臘人一個囊括一切蔑視內容的小稱詞蔑稱Graeculus（「小希臘兒」）。不過他們有時還把希臘人區別看待，例如將作為「文明」故鄉的「古希臘」同「當代無精打採的希臘」對立起來，將「真正的希臘人」與希臘化東方的希臘人區分開來。當然，羅馬人並沒有忘記希臘人將他們也視為蠻族。
在對希臘人愛恨交加的復雜心態中，羅馬人的親希臘主義從共和時代到早期帝國時代呈現出不斷增強的趨勢。盧庫盧斯（Lucullus）減輕蘇拉強加給亞細亞行省希臘城市的罰金和稅務，救助希臘難民返回自己城邦，從而受到希臘人的愛戴而被奉為「恩主」。希臘人還設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宗教節日。他喜愛希臘文化，其私人圖書館對希臘人開放。對於前來羅馬的希臘人來說，他的家儼然成了「希臘人之家」。奧古斯都在阿克興勝利後返還了安東尼攫取的某些希臘藝術品。他還將希臘哲學家留在宮中，並給予很高的榮譽。克勞狄授予很多希臘人以羅馬公民權。尼祿在位時期，親希臘主義政策出現了一次高潮。尼祿酷愛希臘的悲劇表演、歌唱和馬車比賽。他不滿足於在羅馬召開和參加希臘樣式的競技會，還遠赴希臘，花15個月的時間（公元66—67年）參加了所有泛希臘競技會和重要的城邦競技會。競技會裁判也投其所好，全都宣布他為勝利者。他離開之前，在地峽競技會會場上親自宣布把自由授給整個阿凱亞行省。尼祿的親希臘主義使他在希臘人中間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尼祿賦予希臘人的自由只維持了兩三年的時間。「希臘人實際上並沒有能夠從這份贈予中得到好處，因為尼祿之後韋伯薌統治時期他們陷入了內部紛爭，韋伯薌命令他們重新納稅和聽命於總督，還說希臘人已經不懂得自由了。」到了圖拉真時期，元老資格最終擴大到整個帝國的各個行省中。除開始被吸納進元老院外，希臘人還在這時首次擔任了執政官。 「第二智者時期」希臘文化的全面復興中也不無羅馬親希臘主義政策的推動作用。
親希臘主義到哈德良在位時期達到了最高峰。游遍帝國全境的哈德良更為青睞東部的希臘世界，對希臘人給以很多優待，比如在安條克興修各種大型公共工程，充實亞歷山大里亞的博物館等。他尤其喜愛雅典，曾三訪這座歷史名城，並一向樂於給雅典和某些雅典人以好處。他們完成了雅典的「奧林波斯的宙斯」神廟的修建。他最輝煌的親希臘主義舉動，是應某些希臘城市的要求，在公元131—132年以雅典為中心建立了一個全體希臘人的組織——「泛希臘同盟」。同盟的成員城市來自阿凱亞、色雷斯、亞細亞、克里特和庫列涅等行省。他們派出被稱作「泛希臘人」（Panhellenes）的代表組成議事會，議事會由執政官主持。 這些代表均為來自各行省的希臘顯貴人士。即使學者對載有入盟資格的史料解讀不一，但綜合觀之，入盟資格顯然包括具有高貴的希臘特性和對羅馬的忠誠。現存關於「泛希臘同盟」的史料主要是關於宗教活動的。同盟的中心崇拜是對艾琉昔斯的德墨特耳女神和被神化的同盟創建者「泛希臘的哈德良」（Hadrianus Panhellenios）的崇拜。同盟還建有「泛希臘的赫拉和宙斯」神廟和萬神殿。史料也表明它不具有實質性的行政職能，很難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實體。「泛希臘同盟」至少持續至公元3世紀50年代，史料能夠證實的最後一屆「泛希臘節」即舉辦於此時。
「泛希臘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是哈德良親希臘主義的政治產物，但其建立當中也包含著「力圖將希臘人的民族感情引向文化和禮儀渠道」的意圖，「它比喜好競爭而又招人討厭的行省共同體更能有效地將這種民族感情置於帝國體制的束縛之下。」 從希臘人方面而言，它也的確是其泛希臘主義的民族認同在羅馬統治下的行動體現和實現形式之一。它提高了「老希臘」的聲譽，促進了其傳統和價值觀在整個帝國東部希臘人世界中的復活和強化，確認了在羅馬帝國統治境況下希臘人定義自身民族特性的取向。在對成員城市的選擇中，它趨向於排除「邊緣性」希臘化地區缺乏傳統的城市，而樂於接受能夠證明與「老希臘」有聯系的城市。這實質上是以「老希臘」為標准來劃定希臘民族共同體自身的族性邊界，而歷史和文化傳統也就構成了希臘特性的核心內容和希臘人民族認同的主導動力。「泛希臘同盟」加強了帝國東部希臘城市之間的經濟和文化聯系。
希臘人將整個人類區分為希臘人和蠻族人，意味著將羅馬人也置於蠻族之列並將其推到了「文明」的對立面。盡管早在公元前1世紀末， 親羅馬的希臘歷史學家哈利卡爾那索斯的狄奧尼修斯就曾試圖證明羅馬人在起源上也是希臘人，而且是比其他希臘部落「更古老和更加希臘的」（Hellenikoteron）希臘人，盡管普魯塔克曾偶然將羅馬人、希臘人和蠻族人三個名稱並列，傳統的希臘人—蠻族人兩分法還是在長時期內被希臘人本能地保持著，即便在那些對羅馬友好的希臘作家的著作中，甚至在「金嘴」狄翁對皇帝圖拉真發表的「論王權」演說中也是如此。
不過，像對其他被征服民族一樣，帝國的權力和公民權對希臘人也產生了同樣的吸引力。隨著希臘精英與羅馬政權合作的不斷加深，以及獲得羅馬公民權的希臘人的逐漸增多，對羅馬的認同也悄然而生。從現存的史料來看，羅馬內戰之前沒有來自義大利之外的希臘人獲得羅馬公民權。內戰過程中，蘇拉、龐培、屋大維和安東尼等不同程度地將羅馬公民權授予為自己服務的希臘上層或軍官個人。元首制建立後，皇帝更為頻繁地授予希臘人以羅馬公民權。一些希臘人，主要是城市中的社會上層，也通過書面申請或他人舉薦等方式從皇帝那裡謀求官職或包括羅馬公民權在內的民事權利。羅馬公民權作為一種特權和榮譽，無疑有著表明和確認更高身份的意義，對羅馬的認同也最容易體現在對羅馬公民權頗為看重的心理上。至少在公元2世紀的史料中就已顯露了這種端倪。 琉善講過這樣一個故事：當一個沒有文化、說話文理不通的希臘人誇耀羅馬皇帝授予他羅馬公民權時，犬儒學派的哲學家戴摩那克斯（Demonax）挖苦他說：「要是他使你成為一個希臘人而不是羅馬人就好了。」這個故事也暗示了曾有過一個羅馬認同與希臘認同並存和沖突的階段。
從現存的文獻來看，琉善是第一個將羅馬帝國及其居民稱為「我們」的希臘人。他稱希臘歷史學家阿里安為「第一流的羅馬人」。稍後的埃利優斯·阿里斯提戴斯在對希臘文化和歷史充滿自豪的同時，又將羅馬視為偉大的統一者，稱之為「共同的城邦」、「一片綿延的國土」、「一個使一切民族臣服的民族」。他贊揚羅馬人「使『羅馬』這個詞不是一個城邦的名稱了，而是成了一個共同的民族的名稱；這個民族不是一切民族當中的一個民族，而是抵消了其他一切民族的民族」。他認為現在羅馬已經把世界劃分為羅馬人和非羅馬人，從而取代了原來希臘人和蠻族人的劃分。
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頒布《安東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宣布將羅馬公民權授予帝國境內全體自由民。對於該敕令，人們傳統上常接受狄翁·卡西優斯的說法，認為其頒布動機可能是為了擴大繼承稅。A. N. 舍爾文—懷特認為，該繼承稅早已經存在，卡拉卡拉的動機是要擴展業已普遍的皇帝個人崇拜，把感召人們的統一觀念完全落實，把「羅馬人民的偉大」置於最可能的廣泛認同基礎之上。應該說，對於卡拉卡拉的這種意圖，的確出現了某些積極回應的跡象：這之後埃及的大量紙草文獻表明，那裡的埃及人和希臘人雖仍保留著原有的傳統，但敕令在最初已經帶來了心理上和榮譽上的變化。這樣，希臘人在保持自己民族傳統認同的同時，開始普遍認同自己為羅馬人。而且，兩種認同還呈現出合流的趨勢。例如，卡帕多奇亞主教格列高利·陶馬圖爾果斯（約公元213—217年）在贊美羅馬法律的完善時說，「一言以蔽之，它是最為希臘的」。
羅馬公民權被推廣到整個帝國范圍已使希臘語中「羅馬人」（單數為Rhomaios，復數為Rhomaioi）一詞被不加區別地用於帝國境內的各民族身上，而羅馬帝國的基督化又使帝國和基督世界合而為一，這樣到公元4世紀末為止，「羅馬人」變成了基督徒的同義語。這也意味著「羅馬人」一詞喪失了民族內涵，而獲得了政治和宗教的內涵，緊接著的連鎖反應是「希臘人」（單數為Hellen，復數為Hellenes）這一名稱民族內涵的喪失和宗教內涵的強化。在基督教的排擠下，希臘人日益放棄自己的傳統宗教，轉而信奉基督教。皈依基督教的希臘人只自稱「羅馬人」，而不再稱自己為「希臘人」。
「希臘人」則被用來指稱那些仍舊固守古代希臘傳統宗教的城市居民，他們通常是上層階級。當城市基督化後，該名稱又被用於指任何一種多神教信奉者和偶像崇拜者，無論他是否說希臘語，乃至於最後該名稱的使用被進一步推到了荒謬的極端：任何一種異教徒和蠻族人都被稱為「希臘人」！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實際上，「羅馬人」取代「希臘人」作為希臘人自稱的過程可能並非很快，某些偏遠農村的希臘人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還保留著舊稱。而且，從公元7世紀以來， 「希臘人」一詞古代原有的民族涵義又在東正教之外的個別場合中復活了。「羅馬人」雖是拜占庭時期希臘人通常的民族自稱，但「希臘人」一詞也偶爾被使用，有時使用中還帶有民族自豪感。古代希臘民族文化的很多營養也被基督教所吸收，流淌在拜占庭時期希臘東正教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拜占庭時期希臘人以「羅馬人」和基督徒身份為本位的民族認同並非對古代希臘人民族特性和認同的完全否定。
在希臘人傳統的民族認同觀念體系中，「希臘特性」和「蠻族人」分別構成了建構「自我」和「他者」的最基本的范疇。如何拿這些舊有的范疇去衡量新時代中的「自我」和「他者」，尤其是應對羅馬這個非同尋常的新「他者」，如何在羅馬統治的新環境下去重新界定和詮釋這些舊范疇，便是羅馬時代希臘人建構「自我」認同的內在邏輯。羅馬人希臘化了，但卻是有選擇性地希臘化，故亦「非我族類」，也是「蠻族」。他們是希臘人的征服者，又是希臘文化的保護人，讓人又恨又愛。在他們面前，自己無獨立可言，卻可大聲言說獨立時代先輩的榮光。在對往昔輝煌的重溫之中，依舊能夠體驗作為「希倫子孫」的自豪，感受希臘語言的優美，表達對奧林波斯諸神的虔敬，享受迥異於「蠻族」的「文明」生活。而當自己也變成一個「羅馬人」，而後又和羅馬一起皈依了基督教時，卻驀然發現先前的「自我」竟是「蠻族」、「他者」了。這便是羅馬時代的希臘人民族認同的心路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