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基因编辑婴儿死了没
1. 基因编辑婴儿露露和娜娜自2018年11月在中国出生以来，一直健康地成长。
2. 至2023年10月2日，这对婴儿仍然存活，并未出现死亡的情况。
⑵ “基因编辑婴儿”案贺建奎已释放,曾获刑三年,这件事给科学
惩罚太轻，犯罪成本太低，那未来层出不穷的研究可能会继续。
贺建奎的操作前提不存在。
至今仍然看到有人在为贺建奎抱屈，把他说的是普罗米修斯一样。
可是这些人，但凡了解一下基因编辑的大佬们，了解下当年贺建奎做的研究，我想多少也不会如此离谱。
咱就不说贺建奎半路出家，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是稍微学习了下就开始实操了，他的操作本来就是没必要，实验前提不存在。
小孩不是天生的艾滋病患者。这对婴儿的父亲是艾滋病病毒(HIV)携带者，母亲为HIV病毒阴性，而在现有技术下，可以通过对精液进行洗筛办法，直接获得不带病毒的精液。接下来通过试管婴儿的办法来进行生产。由于母亲未感染病毒，所以接下来这孩子根本不会得艾滋病。整个过程不仅安全可靠，技术成熟，而且成本更低。所以，给这对婴儿编辑基因的目的在哪里？必要性在哪里？
如果他选择的是父亲阴性、母亲阳性的，还多少有点道理，因为阻断HIV难度要超过了上面（但是依然可以阻断）
CCR5基因不只是艾滋病。CCR5基因是人体内的正常基因，而不是导致疾病的缺陷基因。目前有不少研究证实CCR5本身对于免疫系统、神经系统都有作用，一旦被敲除，可能影响人体的诸多功能，带来更多风险。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敲除了CCR5，也不意味着和艾滋病绝缘，依然有感染风险。事实上，目前发现CCR5Delta 32主要是针对HIV-1的R5-strain,但是即便是HIV-1，受体还有CXCR4呢。HIV-1 most commonly uses the chemokine receptors CCR5 and/or CXCR4 as co-receptors to enter target immunological cells. Even without the availability of either co-receptor (even CCR5), the virus can still invade cells if gp41 were to go through an alteration (including its cytoplasmic tail) that resulted in the independence of CD4 without the need of CCR5 and/or CXCR4 as a doorway.那这图了个啥？
这对婴儿还有编辑脱靶问题，他们出现问题怎么办？目前基因编辑技术并不成熟，依然存在诸如脱靶、效率等问题，因此目前生物医学领域对于基因编辑限制非常严格。把一项不成熟的技术应用到现实中，而且是在非必要的情形下，是非常可怕的。不能把所有失败的人都当做代价，那样，这些代价怎么办？事实上，当初的报道中，这对婴儿就出现了基因编辑不完全成功的现象，也就意味着，这对婴儿可能是有基因缺陷的。请问，我们如何处理这对婴儿？至今不清楚她们的现状如何，是被处死了？是被终身监禁了？还是释放到人群中了？？
贺建奎是一个外行半路出家，他是做物理芯片的。可以想象，这项技术的门槛有多低。现在制约人类乱用它的主要是伦理和法律，各国都有相应法律。但是，现在贺建奎的处理，太弱了。那这样就是一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可以想象，对于一些对法律和生命缺乏敬畏的人来说，那还做什么动物实验，直接批量上人类呗。反正生物医学研究，只要有足够的样本量，按比例就行。实验一贯如此，N个样本，一个成功，那就很厉害了。但是从实验到临床到应用需要经历漫长的周期。如果对人类直接进行操作代价小，那未来就是大量的效仿者呗。有一种礼崩乐坏的感觉。大量的基因编辑婴儿出生，有缺陷的该如何处理？这将极大地考验社会。而更深一步，这是否会导致全人类这个物种的根本性改变？顺便，有些人非常期待基因编辑，可以理解，但是，能用基因编辑的迫切需求还多着呢，很多单基因遗传病才是最必须的群体。因为单基因病是直接针对基因变异，是直接治病。而像为了防病毒敲除人类基因，相当于为了防贼装防盗门，咱就不说这病毒还会开锁，人家还会翻窗子呢。对了，你真的想夸基因编辑，想表彰那些做出突出贡献的，我给你列个list，要拜也得拜真神啊。
2020年诺贝尔奖揭晓，法国科学家Emmanuelle Charpentier（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和美国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A. Doudna)获奖，以表彰她们“开发出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
church也可以
喜欢华人的话，张锋
刘如谦（David Liu）
国内的话，其实杨辉非常厉害，只是大家对他评价毁誉参半
1 Murphy PM (February 2001). "Viral exploitation and subversion of the immune system through chemokine mimicry".Nature Immunology.2(2): 116–122
2 Taylor BM, Foulke JS, Flinko R, Heredia A, DeVico A, Reitz M (June 2008). "An alteration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gp41 leads to reced CCR5 dependence and CD4 independence".Journal of Virology.82(11): 5460–5471.
⑶ “基因编辑婴儿”案贺建奎已释放，曾获刑三年，这件事给科学研究带来哪些警示基因研究的边界在哪儿
基因编辑婴儿贺建奎的事件已经落幕，他被释放的同时，三年的刑期似乎未能充分警示科研界。这个案例揭示了科学研究中亟待厘清的伦理界限和责任担当。
首先，贺建奎的实验基础并不成立。有人为他的行为辩护，但事实是，贺并非基因编辑领域的专家，他的操作本身就缺乏科学依据。要知道，这对婴儿的父亲并非天生艾滋病患者，他们可以通过成熟的精子洗筛技术，确保母亲不受感染，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育健康婴儿。编辑基因的目的在这里显得极其牵强，而且成本更低、风险更小。
更重要的是，贺建奎试图敲除的CCR5基因并非艾滋病的唯一病因，它还关联着人体的免疫和神经系统。即使敲除，也可能带来未知的风险，甚至不能完全免疫HIV。他的实验行为，更像是打开了一个未经充分评估的科研潘多拉盒子，对生命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
基因编辑技术的不成熟性，使得在非必要情况下使用它，后果不堪设想。这对婴儿的基因编辑存在脱靶问题，如果出现问题，社会将面临如何处理的棘手问题。贺建奎的处理轻于其罪行，这无疑为其他可能效仿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引发了对科研伦理和法律规范的深度质疑。
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基因编辑的滥用可能性增大，这将考验社会的包容度和应对能力。更深层次的担忧，是这是否可能导致人类物种的结构性改变。基因编辑的迫切需求确实存在，例如治疗单基因遗传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对人类进行实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科学进步，而非盲目追求突破。
值得表彰的是那些在基因编辑领域做出真正贡献的科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Jennifer A. Doudna，以及张锋、刘如谦和杨辉等。他们的工作为基因科学带来了进步，但贺建奎事件提醒我们，科学的边界必须坚守，每一步都要对生命负责。
总的来说，贺建奎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强调了基因研究的伦理边界，以及科学家在追求科学进步的同时，必须坚守道德和法律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