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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悲咒是居士必須掌握的嗎

阿彌陀佛！誦什麼經咒目的都是為了眾生能明心見性，慈悲為懷。如果你能多做善事，也不會比坐在家裡誦經差的，當然有時間也可誦，但莫將誦經持咒記掛在心成為一種障礙。早晚課經文你可到大點的CD店去買光碟版，也可去寺廟看看有沒有，如果需要光碟版的我也可傳給你。

② 高考大綱中120個文言文實詞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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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10 實詞91-100-2021屆新高三語文預熱高考之120個文言實詞精編.pdf

專題09 實詞81-90-2021屆新高三語文預熱高考之120個文言實詞精編.pdf

專題08 實詞71-80-2021屆新高三語文預熱高考之120個文言實詞精編.pdf

專題07 實詞61-70-2021屆新高三語文預熱高考之120個文言實詞精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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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03 實詞21-30-2021屆新高三語文預熱高考之120個文言實詞精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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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資治通鑒 第200卷的譯文

資治通鑒第二百零零卷

【唐紀十六】 起旃蒙單瘀十月，盡玄績閹茂七月，凡六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永徽六年（乙卯，公元六五五年）
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後、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許敬宗奏：「故特進贈司空王仁佑告身尚存，使逆亂餘孽猶得為廕，並請除削。」從之。
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勛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待從，弗離朝夕，宮壼之內，恆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嘆，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後。」
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後上表稱：「陛下前以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既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為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
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績齎璽綬冊皇後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後於肅義門。
故後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後、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後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捉酒瓮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為貓，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貓。尋又改王氏姓為蟒氏，蕭氏為梟氏。武後數見王、蕭為祟，被發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己巳，許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暉宜息。安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又，父子之際，人所難言，事或犯鱗，必嬰嚴憲，煎膏染鼎，臣亦甘心。」上召見，問之，對曰：「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正，萬國無所繫心。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竊位而懷自疑，恐非宗廟之福，願陛下熟計之。」上曰：「忠已自讓。」對曰：「能為太伯，願速從之。」
西突厥頡苾達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缽羅可汗。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冊拜頡苾達度設為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沙缽羅發兵拒之，不得前。頡苾達度設部落多為沙缽羅所並，餘眾寡弱，不為諸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
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顯慶元年（丙辰，公元六五六年）
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為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後子代王弘為皇太子，生四年矣。忠既廢，官屬皆懼罪亡匿，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忠，泣涕拜辭而去。安仁，綱之孫也。
壬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辛亥，贈武士彟司徒，賜爵周國公。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倫為黃門侍郎、同三品。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謝無靈舉兵反，黔州都督李子和討平之。
己未，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六月，辛亥，禮宮奏停太祖、世祖配祀，以高祖配昊天於圜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從之。
秋，七月，乙丑，西洱蠻酋長楊棟附、顯和蠻酋長王羅祁、郎、昆、梨、盤四州酋長王伽沖等帥眾內附。
癸未，以中書令崔敦禮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丙申，固安昭公崔敦禮薨。
辛丑，蔥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歌邏、處月二部戰於榆慕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斬首三萬級。
乙巳，龜茲王布失畢入朝。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於氏，美色，系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泄，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
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雲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辭不遜，貶萊州司戶。
九月，括州暴風，海溢，溺四千餘家。
冬，十一月，丙寅，生羌酋長浪我利波等帥眾內附，以其地置柘、栱二州。
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施等二萬餘騎繼至，前軍總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今茲雖雲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之法耳，何急而為此！自今當結方陳，置輜重在內，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文度為之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士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陳，不勝疲頓，馬多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為大將，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令，事必不然。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恆篤城，有群胡歸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為賊，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為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是歲，以太常卿駙馬都尉高履行為益州長史。
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裡，上不許。
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貞觀之末，為褚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眾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長安樂彥瑋獨曰：「劉洎大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上然其言，遂寢其事。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顯慶二年（丁巳，公元六五七年）
春，正月，癸巳，分哥邏祿部置陰山、大漠二都督府。
閏月，壬寅，上行幸洛陽。
庚戌，以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發回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缽羅可汗。嗣業，鉅之子也。
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眾來降；至是，詔以彌射、步真為流沙安撫大使，自南道招集舊眾。
二月，辛酉，車駕至洛陽宮。
庚午，立皇子顯為周王。壬申，徙雍王素節為郇王。
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為桂州都督。
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宮避暑。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庚子，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秋，七月，丁亥朔，上還洛陽宮。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使合長生葯。發使四方求奇葯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葯。其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葯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為道王友，辛亥，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葯，自詭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發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死於長安。
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後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為象州刺史。
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眾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己巳，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亦請合為一祀。」從之。
辛未，以禮部尚書許敬宗為侍中，兼度支尚書杜正倫為兼中書令。
冬，十月，戊戌，上行幸許州。乙巳，畋於滍水之南。壬子，至祀水曲。十二月，乙卯朔，車駕還洛陽宮。
蘇定方擊西突厥沙缽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懶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
右領軍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為賀魯所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為賊而大唐為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賀魯。
定方至曳咥河西，沙缽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定方將唐兵及回紇萬餘人擊之。沙缽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槊外向，自將騎兵陳於北原。沙缽羅先攻步軍，三沖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缽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眾來降，沙缽羅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時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沙缽羅敗，皆詣步真降。定方乃命蕭嗣業、回紇婆閏將胡兵趨邪羅斯川，追沙缽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眾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蹋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眾，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兵合，去沙缽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沙缽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沙缽羅與其子咥運、婿閻啜等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為沙缽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缽羅，定方引軍還。
沙缽羅至石國西北蘇咄城，人馬飢乏，遣人齎珍寶入城市馬。城主伊沮達官詐以酒食出迎，誘之入，閉門執之，送於石國。蕭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缽羅授之。
乙丑，分西突厥地置蒙池、昆陵二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為左衛大將軍、昆陵都護、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真為右衛大將軍、蒙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遣光祿卿盧承慶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真與承慶據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丁卯，以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吏員品並如雍州。
是歲，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有法制禁斷。」
以吏部侍郎劉祥道為黃門侍郎，仍知吏部選事。祥道以為：「今選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一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銓簡。即日內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准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厘革。」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倫與祥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祥道，杜甫之子也。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顯慶三年（戊午，公元六五八年）
春，正月，戊子，長孫無忌等上所修新禮；詔中外行之。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備，故命無忌等修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太常博士蕭楚材等以為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遂焚《國恤》一篇，由是凶禮遂闕。
初，龜茲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利私通，布失畢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黨與，互來告難。上兩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至龜茲東境泥師城，龜茲大將羯獵顛發眾拒之，仍遣使降於西突厥沙缽羅可汗。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卒，胄與羯獵顛戰，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誅之，乃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為龜茲王兼都督。
二月，丁巳，上發東都；甲戌，至京師。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夏為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
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鎮，拔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豆方婁帥眾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五百級。
秋，八月，甲寅，播羅哀獠酋長多胡桑等帥眾內附。
冬，十月，庚申，吐蕃贊普來請婚。
中書令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貴。而義府貪冒無厭，母、妻及諸子、女婿，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樹朋黨，傾動朝野。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義府恃恩，不為之下，由是有隙，與義府訟於上前。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十一月，乙酉，貶正倫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正倫尋卒於橫州。
阿史那賀魯既被擒，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種落為六都督府，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賀魯尋死，葬於頡利墓側。
戊戌，以許敬宗為中書令，大理卿辛茂將為兼侍中。
開府儀同三司鄂忠武公尉遲敬德薨。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修飾池台，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終，朝廷恩禮甚厚。
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雍州司士許禕與來濟善，侍御史張倫與李義府有怨，吏部尚書唐臨奏以禕為江南道巡察使，倫為劍南道巡察使。是時義府雖在外，皇後常保護之。以臨為挾私選授。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顯慶四年（己未，公元六五九年）
春，二月，乙丑，免臨官。
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可汗與真珠葉護戰於雙河，斬真珠葉護。
夏，四月，丙辰，以於志寧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乙丑，以黃門侍郎許圉師參知政事。
武後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議廢王後，燕公於志寧中立不言，武後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後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後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
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為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慚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奸，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為宗廟之憂。臣昔見宇文化及父述為煬帝所親任，結以昏煙，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去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雲：『韓瑗嘗語無忌雲：「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無忌憂恐，漸為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准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果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為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奸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發。無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無忌。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為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為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
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於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遣使發道次兵援送無忌詣黔州。無忌子秘書監駙馬都尉沖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彥甫、彥沖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
五月，丙申，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並參知政事。承慶，思道之孫也。
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從母為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巂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雲無忌同反，驛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無如之何，乃代為獄辭結奏。戊戌，誅之，屍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嘆曰：「欒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翼，廢後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六月，丁卯，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錄》。
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禮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後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准，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緻位五品，豫士流，時人謂之「勛格」。
許敬宗議封禪儀，己巳，奏：「請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後俱配皇地只。」從之。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並枷鎖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
壬寅，命李績、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於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絞。長孫恩流檀州。
八月，壬子，以普州刺史李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無賴之徒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眾。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為普州，即除之。義府聞而銜之，及復為相，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
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於志寧貶榮州刺史，於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九月，詔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北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駒半等國置州縣府百二十七。
冬，十月，丙午，太子加元服，赦天下。初，太宗疾山東士人自矜門地，昏姻多責資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婿皆取勛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績家皆盛與為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為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壬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然族望為時俗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
閏月，戊寅，上發京師，令太子監國。太子思慕不已，上聞之，遽召赴行在。戊戌，車駕至東都。
十一月，丙午，以許圉師為散騎常侍、檢校侍中。
戊午，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將薨。
思結俟斤都曼帥疏勒、朱俱波、謁般陀三國反，擊破於闐。癸亥，以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撫大使以討之。 以盧承慶同中書門下三品。
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麗將溫沙門戰於橫山，破之。
蘇定方軍至業葉水，思結保馬頭川。定方選精兵萬人、騎三千匹馳往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旦，至城下，都曼大驚。戰於城外，都曼敗，退保其城。及暮，諸軍繼至，遂圍之，都曼懼而出降。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顯慶五年（庚申，公元六六零年）
春，正月，定方獻俘於乾陽殿。法司請誅都曼，定方請曰：「臣許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丐其餘生。」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乃免之。
甲子，上發東都；二月，辛巳，至並州。三月，丙午，皇後宴親戚故舊鄰里於朝堂，婦人於內殿，班賜有差。詔：「並州婦人年八十以上，綿版授郡君。」
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十萬以伐百濟。以春秋為嵎夷道行軍總管，將新羅之眾，與之合勢。
夏，四月，戊寅，上發並州；癸巳，至東都。五月，作合璧宮。壬戌，上幸合璧宮。
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候將軍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並為冷岍道行軍總管，各將所部兵以討叛奚，仍命尚書右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部兵，奚尋遣使降。更以樞賓等為沙磚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東都。
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早午，車駕還洛陽宮。
房州刺史梁王忠，年浸長，頗不自安，或私衣婦人服以備刺客；又數自占吉凶。或告其事，秋，七月，乙巳，廢忠為庶人，徙黔州，囚於承乾故宅。
丁卯，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坐科調失所免官。
八月，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吐谷渾內附故也。
蘇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百濟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萬餘人，追奔，入其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帥眾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借使能卻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師左右逾城來降，百姓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
壬午，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將兵討思結、拔也固、仆骨、同羅四部，三戰皆捷，追奔百餘里，斬其酋長而還。
冬，十月，上初苦鳳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後決之。後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蘇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赦天下。
甲寅，上幸許州。十二月，辛未，畋於長社。己卯，還東都。
壬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浿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為鏤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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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古代詩人的人格理想和處事態度

古代文人仕途失意後，大都歸隱山林，吟景詠物的根本原因即在此。在描山繪景的過程中，詩人的心靈得以凈化，人格得以升華。 詩人在經歷了追逐功名，沉溺狂放的喜與懼之後，以「委運大化」的自然觀為人格理想，以耕耘南山為生存方式，鑄成了真切、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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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論的詩性空間—— 人格精神（上）
作者：李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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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裂 與 重 鑄——漢魏之交的人格精神與文學理論

公元2至3世紀的漢魏之交，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的轉折。此「轉折」乃全方位的：政治、軍事、哲學、宗教、思想、文化、文學、藝術……而所有的這些轉折，體現於整體的與個體的「人」身上，便是人格的斷裂與重鑄。
人格，指整體性地呈現於生活中的真實的自我，包括外在的氣質、風度、容止、行為和內在的哲學——美學理想、精神境界、倫理觀念以及人生各階段與人格各層面的心理趨向及沖突。對文學家而言，人格同時呈現於日常生活與文學作品。審美創造的過程，也就是主體人格的生成過程。漢魏之交文學家的人格，有著理想與現實、文本式存在與日常生活式存在的相悖，她以一種沖突的方式承擔著悲慨而厚重的審美文化精神與藝術精神。本文採用中國傳統文論「知人論世」、「覘文見心」等方法，並借鑒西方人格心理學的方法與觀念，重新解讀漢魏之際的文學與人格，在民族心靈史與古代文學史的雙重背景下，追尋漢魏之交鄴下人格的詩性建構和建安文學的人格魅力。

黨 人 玉 碎
——黨錮之禍導致漢儒人格的斷裂

漢代獨尊儒術，士大夫的人格塑造，其規范與準的，是儒學關於「人」的一系列的理論，漢儒人格愈來愈成為一種楷模。然而，在東漢後期的黨錮之禍中，孔儒人格模式遭受嚴重挫折。黨人們絕非要反叛或丟棄漢儒人格模式，相反，他們是在執著而頑強地實踐這種人格模式時，遭遇了滅頂之災。漢儒人格玉碎了。
東漢黨人的捨身取義和曹孟德的唯才是舉，從不同的側面，共同釀成漢儒人格的斷裂；而曹操人才思想的重才輕德，劉劭《人物誌》的人格類型和何王玄學「聖人」人格精神的自然無為，為新的人格範型的誕生提供了思想營養。
孔儒人格的構成是非常復雜的，並非一兩句話能夠囊括。究其大要，似可概括為「忠君」和「憂道」。《論語·八佾》的「臣事君以忠」，確立了孔儒人格的「忠君」內涵，在此基礎上，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人格准則。而這一人格准則，實際上包含了孔子理想中的社會秩序和等級制度，這也就是孔子念茲在茲的「道」。
在孔子的那個時代，士大夫中並無多少「忠君」「憂道」者；人們見得較多的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同上），是「邦無道」（《論語·衛靈公》）。所以孔子要悲嘆：「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終其一生，都在為「道」而勞苦奔波，他主張「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論語·衛靈公》）。故石門司門人稱孔子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論語·憲問》）。
然而，孔子的「忠君」與「憂道」並非是絕對的或至高無上的，而是有前提有條件的。在孔子看來，所事之君如果無道，便可以不去「忠」他，所謂「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孔子四處傳道而四處碰壁，但他沒有一條道走到黑，更沒有去「殺生以成仁」，而是退而作《春秋》。顏淵說：「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史記·孔子世家》）真正的君子，是既能兼濟也能獨善的。所以，孔子的人格構成以「忠君」「憂道」為內核，既有執著、剛烈的一面，也有中和、柔順的另一面，後者便是「中庸之道」。
在獨尊儒術的漢代，孔子「忠君」「憂道」的人格要義被片面強調以至衍為極端。董仲舒是儒學的權威闡釋者，他認為「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天子是法天而行道的，所以有絕對之權威。在這里，不僅「忠君」被絕對化，而且「憂道」也成為「忠君」的一個組成部分。
孔儒人格的「忠君」與「憂道」，體現在漢代士大夫的社會行為中，便是維護朝綱，忠於皇權，為大一統政權而苦心劬勞。東漢後期，宦官、外戚專權，「主荒政繆，國運委於閹寺」（《後漢書·黨錮列傳》），君臣失序，國運惟危，這種社會政治環境為士大夫的人格塑造與顯現，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舞台，在士大夫與外戚、宦官的殊死抗爭中，我們看到孔儒人格的高揚以及高揚之後的斷裂。
《後漢書·黨錮列傳》所列舉的「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依次為「一世之所宗」、「人之英」、「能以德行引人者」、「能導人追宗者」、「以財救人者」。他們是一群有著孔儒人格自覺的士大夫，在人格形象上堪為時人之楷模。他們的「德行」尤其受人稱道，《世說新語·德行篇》，開篇便敘陳仲舉。陳仲舉為黨人「三君」之一，他「言為世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說新語》用近十則的篇幅，描述幾位東漢黨人的「德行」，除了陳蕃，還有李膺（「八俊」之一）、郭林宗（「八顧」之一）、陳仲弓等。
黨人之反對外戚、宦官，其根本動機，是要維護皇權，要恢復君臣秩序，要挽救岌岌可危的大一統政權。在「忠君」「憂道」這一點上，黨人充分顯現出他們人格構成中的孔學內涵。孔子是「吾道一以貫之」，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東漢黨人更是自覺地憂道乃至於殉道。李膺坐黨事免官在家，鄉人勸其逃避，膺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後漢書·黨錮列傳》）巴肅（「八顧」之一）在遭拘捕時，不僅不逃，而是「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同上）生死關頭為道義而獻身——黨人的人格形象，受到時人的高度贊賞，「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同上）。
尚道尚義，殉道殉義，在當時的士大夫中已釀為風氣。黨錮之禍中，黨人若遣返鄉里，則會如凱旋的英雄一般受到歡迎；若幽囚獄中，則會有成百上千的人為之上書為之請願；若慘遭殺戮，則會有更多的士人為之祭奠為之哭泣……早在黨錮之前，李固因反對梁冀而暴屍通衢，且不許收葬。李固的弟子郭亮撫屍慟哭，守吏欲加罪於亮，亮慨然以對：「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以死相懼?」（《後漢書·李固傳》）黨人范滂與母親訣別，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後漢書·黨錮列傳》）為了「道」與「義」而死去，是值得驕傲的壯行義舉。
黨人的言行舉止，典型地表現出漢儒人格中的忠孝、仁義、從善、嫉惡。以范滂為例，《黨錮列傳》記他被太尉黃瓊征為屬員，朝庭令三府掾屬會集殿上，議論天下州郡官員的政績：
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奸暴，深為民害，豈以污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
他的疾惡如仇，他的檢舉污吏，是為了「王道」為了國家社稷，表現出「臣」對「君」的忠誠。
范滂對朝庭的一片忠誠，並不為朝庭所理解，反遭黨錮之禍。范滂被抓進監獄後，桓帝派中常侍王甫審問他，指責他「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庭，虛構無端」。范滂對曰：
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
儒家善善惡惡、仁義孝悌，是東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人格准則，《黨錮列傳》說范滂委任政事之時，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跡斥逐，不與共朝」。身陷囹圄之後，范滂更表現出儒者的仁慈和臨危不懼、殺身成仁的英雄氣概。在獄中，「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
范滂終於被殺。《黨錮列傳》將他的死寫得十分的悲壯。為他送行的，是他的老母和幼子。對母親，他不能再盡孝心，反使「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對兒子，他不能再履訓導之責，只能留下遺訓：
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
范滂的這兩句遺訓，已成為千古名言，它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而多方面的。孔孟之後，士大夫受儒家思想熏染哺育，已形成以忠君憂道為要旨，以孝悌仁義為綱紀，以中庸之道為調劑的人格模式。時至東漢末年，黨錮禍起，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以捨身取義殺身成仁的英雄主義，高揚儒家人格理想，舍中庸而尚剛烈，峻激之至，幾近斷裂。他們對君國對朝庭一片忠心，得到的回報卻是羈幽牢受酷刑；他們處處為善，時時行仁，卻處處碰壁，時時受挫，他們待人以誠，處事以善，卻被流言、誹謗所包圍，厄運纏身，命途多舛。
黨人在與外戚、宦官作殊死抗爭時，他們對已成為精神支撐和人生理想的孔儒人格要義，還並無多少懷疑。在孔儒人格的導引下，他們勇敢地前行；而等待他們的卻是拘捕、禁錮、掠拷、殺戮。一旦走到生命盡頭，回首短暫人生，他們便不能不對自己所篤信一生的孔儒人格進行反思。范滂的臨終遺言，便是這種反思的最真實也是最生動的記錄。
惡是不能為的，惡有惡報；那麼為善呢?范滂為善一生，落得什麼結果?以生命為代價來實踐儒家理想人格的范滂，卻在臨終時顯露出「善惡不為」的道家人格傾向。《淮南子·說山訓》：「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xxx]《淮南子》「旨近《老子》」（高誘《〈淮南子〉敘目》[xxxi]，其「善惡弗為」之論，是將老子的「無為」與莊子的「齊物」人格化，是《莊子》理想人格「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的具體表現。由此可見，當漢儒人格模式玉碎於黨錮之禍時，新的人格範型的道家內涵已經孕育其中了。
范曄撰《後漢書》，記范滂與老母幼子訣別而悲嘆「則我不為惡」，不禁感慨系之：
論曰：李膺振拔污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盪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應該說，范曄的這番話，頗為准確地把握住了東漢黨人豐富而痛苦的內心世界。由重道、憂道乃至殉道，最終走向「道之將廢」，黨人人格走完了她悲壯而凄涼的歷程。

曹 公 唯 才
——曹操人才觀與魏晉人格重鑄

東漢黨錮之禍，「三君」、「八俊」們以捨身取義的英雄主義，高揚儒家人格精神，舍中庸而尚剛烈，峻激之至，幾近斷裂。漢儒人格模式在東漢末年的「玉碎」，既是一曲無可奈何的「輓歌」，又是一曲回腸盪氣的「凱歌」，它在悲嘆儒家理想主義破滅於現實世界的同時，又謳歌孔儒人格在精神領域的勝利。「玉碎」並不等於中止或結束，黨人們「捨身」了，但他們所殉之「義」或「道」並未與身俱殞。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中斷孔儒人格的，是曹操。
孔門四科，「德行」為首；孔儒人格要義，實際上是一整套倫理道理規范。東漢黨人，大多沒有「文學」才能，即便是「政事」之才亦無卓越之處，使其人格得以展示的外顯性行為，主要是「清議」，所謂「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後漢書·黨錮列傳》）正是在這種「橫議」與「題拂」中，表現出他們的忠孝、仁義之德性，從而使他們的「名聲」大震!
曹操出身於宦官之家，他與漢季清議之士、門閥士族，在心理上可以說有某種先天性的隔膜。《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說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盪，不治行業」，裴松之注引《曹瞞傳》，曾敘及曹操年少時如何同自己的叔父和父親玩弄「權數」。曹操自稱「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魏志·武帝紀》）。曹操所言之「道」，當然與孔儒之道無涉，而是「權數」，是御人之術。
曹操「性不信天命之事」（《魏志·武帝紀》裴注引《武帝故事》），輕儒學而重刑名，在用人觀上，則是重才能而輕德性。曹操對儒家人格的挑戰，對魏晉人格的重鑄，首先從「輕德性」開始。《魏志·武帝紀》記曹操因惜才而不殺魏種曰：
初，公舉種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種不棄孤也。」及聞種走，公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擒種，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
「唯其才」，是曹操人才思想的核心。建安十二年，曹操滅袁紹，下令封賞功臣：「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翌年，曹操遭赤壁之敗，統一天下的雄心嚴重受挫，更覺事業之艱難，人才之寶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賢令》，提出著名的「唯才是舉」的口號：
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魏志·武帝紀》）
此《求賢令》還舉了「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的例子。《論語·憲問》說「齊桓公正而不譎」，而齊桓公聞歌識寧戚，則是上古君王重用賢才的著名例子。曹操在他的樂府詩《秋胡行》其一中，引用了這個典故：
正而不譎，辭賦依因。[xxxii]
繼建安十五年下《求賢令》之後，曹操又兩次下令求賢，這便是建安十九年的《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和建安二十二年的《舉賢勿拘品行令》。三道求賢令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拋棄正統儒家的「德行」標准，確立重才能、輕德性的用人原則及思想傾向。曹操直言：「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魏志·武帝紀》）他公開下令舉薦那些「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魏志·武帝紀》裴注引《魏書》）。
曹操「唯才是舉」，其直接動機，當然是為了他的軍國大計；但究其深遠，似不僅限於此。陳寅恪先生指出：
孟德求賢三令，大旨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貪詐之污名，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也。由此推之，則東漢士大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無從堅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據矣。故孟德三令，非僅一時求才之旨意，實標明其政策所在，而為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xxxiii]
此處「安身立命」之說，殊可注意。漢代獨尊儒術，儒家學術及周孔道德，乃漢代士大夫言行舉止之依據，安身立命之根基。東漢黨人敢於同外戚宦官抗爭，雖萬死而不辭，靠的是精神支撐，是人格力量，是漢代士大夫視為「金科玉律」的忠孝仁義。而孟德求賢，公開宣稱「勿拘品行」，「勿廢偏短」，公開招慕「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這對於維系漢代士大夫人格長達數百年之久的孔儒道德倫理，無異於釜底抽薪。
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曹操的人才思想，既是沿襲了數百年的漢儒人格的中斷，又是一種新的人格模式的重鑄。
與孔儒人格針鋒相對，曹操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必須有「才」。孔儒人格也並非不要才，只是「才」須在「德」的統馭之下，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論語·憲問》），有德者也必定有才，德與才是體與用之關系。孟德之「重才」，則是要將「才」從「德」之中解放出來，賦予完全獨立的地位。有才無才，成了孟德衡量人才的主要標准；而有德無德，則是無關緊要的。
曹操所言之「才」，首先是「治國用兵之術」，是實干之才，但其中也包括了廣義上的「文才」。阮瑀是曹操使人焚山才得到的人才，為曲既捷，為文且速，深得曹操賞識。「太祖（曹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志·王粲傳》裴注引《典略》）曹操不殺陳琳，也是因為他有文才，所謂「愛其才不咎」（《魏志·王粲傳》）。
僅就文學創作而言，曹操本人也是堪稱「大才」的。《魏志·武帝紀》裴注引《魏書》：「（太祖）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曹操還愛好音樂，裴注又注引《曹瞞傳》，說「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這也就是後來劉勰所說的「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詩章」（《文心雕龍·時序篇》）。
曹操所看重的「才」，似應包括才能、才藻、才情。才能施之於實干，才藻用之於篇章，而才情，則是與文學創作有關的獨特的個性或性情。
劉師培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首次標舉「清峻」與「通脫」：
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尚通脫；脫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xxxiv]
「清峻」肇於「刑名」，與儒家「經術」相對；「通脫」則與孔儒之「禮」相悖，既「侈陳哀樂」，又「漸藻玄思」。後來魯迅論曹操，亦標舉「通脫」：「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又說：「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大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xxxv]魯迅之論「通脫」，是對劉師培之意的引申與發揮。劉師培還談到「縱橫」，魯迅則稱之為「壯大」。
清峻、通脫、縱橫、壯大，既可狀曹操文章之風格，又可寫曹操人格之特性。曹操以「唯才是舉」的人才思想中斷了孔儒人格；又以重才能、才藻和才情的人格理論，以治國用兵和賦詩作文的實踐，重建著一種新的人格範型，而這種人格範型的要義便可表述為清峻、通脫、縱橫、壯大。曹操之後，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幾經變遷，但曹操所奠定的人格基調總是如影相隨，比如嵇康、阮籍的清峻，左思、劉琨的壯大，以及東晉玄言詩人和陶淵明的通脫。
漢魏之際對魏晉人格重鑄產生重大影響的，還有劉劭《人物誌》以「才性」為中心的人格類型說和何王玄學的「聖人」人格精神。
劉劭本是曹魏政治集團中人，其人格理論的思想傾向與曹操大體一致。《人物誌》論人格，並不提「忠孝仁義」的孔儒人格要義，而著重討論人格類型與人格識鑒，討論各種人格類型在才能與性情方面的特徵以及考察、辨析人格的各種方法。《人物誌》的人格類型說，從「才」與「性」兩個方面立論：論人格之「性」，以「元氣」為根柢，以「陰陽剛柔」為體別，以秉氣之「偏兼多寡」為依據，細致周詳地辨析各種人格類型的性情、氣質之特徵；論人格之「才」，則將實用與審美融為一體，其「十二流業」中專門討論了三種審美創造之才：文章、儒學與口辯。
「才性」之說始於孟子。儒家的人格品鑒雖說是「才性」並舉，但看重的是德性而不是才能，所謂「人格形象」，實質上是「道德形象」。漢儒之褒貶屈原，「依經立義」，從「才性」角度塑造屈原的人格（道德）形象。漢魏之際，在黨人將孔儒人格之「性」高揚到佼而欲折的程度之後，曹操舉起「唯其才」的大旗，向儒家仁孝道德挑戰。隨後，則是劉劭《人物誌》以「才性」為綱要，建構起系統而精緻的人格理論。《人物誌》的人格類型說和曹操的人才思想，共同賦予「才性論」以新義：一是重才情而輕德性，二是其思想內涵發生從倫理向心理的轉型，三是超越實用功利而走向藝術與審美，四是以「氣質性格」之「性」和「文章詩賦」之才塑造出新的人格形象。
魏晉人格重鑄對孔儒人格模式的突破，有一個更為悠久也更為根本的思想來源，這就是道家理想人格。漢魏之交，老莊學說之復興，道家理想人格之重受青睞，其典型的理論形態，便是何王玄學中的「聖人」人格理想。何晏與曹魏宗室休戚相關，王弼又為何晏所激賞，二人不尊儒術而祖述老莊，其直接動機，是在動盪不安的社會背景之下，引進「以無為本」的道家思想，以解決漢代經學所不能解決的理論問題和精神危機。何王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晉書·王戎傳》），又認為聖人體無，與道融合，「至美無偏」，「無形無名」（王弼《論語釋疑·泰伯》）。這與《莊子》人格理想中「不從事於務」（《齊物論》）、「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刻意》）的「聖人」是大體相同的。
聖人之體無、至道，其人格特徵便是從世俗道德規范和功利事務中超脫出來，返歸自然無為的至上之境。何晏說：「自然者，道也。」（《列子·仲尼》張湛注引《無名論》）無為、無名、無偏、無形，便是法自然、任自然。王弼亦主張聖人「順自然」的處世態度：「聖人達自然之至（性），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老子注》二十九章）。儒道兩家皆以「聖人」為理想人格之名號，而儒家之「聖人」重名教（社會倫理道德規范），道家之「聖人」重自然（達天地之性的人之本然情性）。何王玄學之人格理想的「自然」，成為魏晉人格的根本特徵，並在人格發展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如竹林人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蘭亭人格的消散於自然和南山人格的歸盡於自然。從漢魏之交到魏晉之交，再到晉宋之交，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幾經變遷，這種源於《莊子》理想人格的自然之性卻是一脈相承的。

鄴 下 悲 慨
——曹操詩之悲慨與鄴下人格基調

漢獻帝建安年間的鄴城，一城而兼數任：鄴縣縣城，魏郡郡治，冀州州治。曹操自建安九年（204）攻佔鄴城，除了征戰在外，始終未離開此地。正如漢建安實際上已是魏建安，漢鄴城實際上亦已成了魏都。曹孟德在鄴城，數下求賢令，廣招人才，戰亂中的文人士大夫陸陸續續投奔到了曹氏麾下。大約在建安十四到十六年間（209—211），建安文壇上的一流作家（曹氏父子、建安諸子、女詩人蔡琰等），已在鄴下會齊。
曹操是鄴城之主，也是建安文學之主。曹操的人才思想，成為漢魏之際孔儒人格模式之中斷與新的人格範型之孕育的主要原因；曹操對個體生命的詩性關注，曹操詩文中的憂生、憂人與貴生、貴人，曹操詩風的悲慨、蒼涼、縱橫、壯闊、清峻、通脫，鑄成鄴下人格的基本色調與美學魅力。在中國文學史上，曹操既開一代詩風，亦創鄴下人格，並為這種新的人格範型奠定了美學的、心理學的基調。鄴下文人集團，無論是曹丕將乃父之悲慨淡化為哀婉，還是曹植將亡父之蒼涼凝結為憂郁，或者建安諸子的或孤傲（如劉楨）、或沉鬱（如王粲）、或舒緩（如徐幹）……均不同程度地折射出鄴城之主的詩風與人格的雙重投影。
讀曹氏兄弟以及劉楨、王粲、應瑒等人的公宴、贈答詩，對當時鄴下文人在西苑的宴聚、游覽與吟詠景況，即可知其大略。曹植《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
西遊，乃西苑之游；清池，乃西苑中之玄武池。劉淵林《魏都賦》註：「玄武池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台，竹園，蒲桃諸果。」鄴下文人的西苑之會，或侍操宴，或侍丕宴；公宴詩中，曹植、應瑒同有「公子敬愛客」之句，應瑒、王粲同有「不醉且不歸」之詠。主客相敬，酒釀詩情。
鍾嶸《詩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千載之下，讀這段文字，仍不難想見建安文人雲集鄴下，建安文學繁榮於鄴城的空前盛況!知名的與不知名的建安文人，盡管他們的門第、遭遇、文才、文風因人而異，但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識別標記——鄴下。這個已在中國地圖上消失了的地名，卻在中國文學史上標識著一個卓越的文人集團，一種獨具魅力的人格範型。
在「鄴下人格」形成之前，從後漢「黨人群體」的人格建構中，還能明顯地感覺到正統孔儒的聖人崇拜，憂患於國事的大群體自覺，以及捨身取義、殺身成仁的行為准則。鄴下人格的心理構成中，同樣有著「憂患」與「崇拜」。然而，憂患或崇拜的內容，已多半不是大一統的皇室社稷以及為此捨身的壯行義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詩三首》其一），鄴下文人為血泊中的大地和飢民而哭泣。對現實喪亂與民生疾苦的憂患，在他們的生活與藝術行為中，升騰為對建功立業的渴求，對亂世豪傑的詠歌：「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王粲《公宴詩》）
鄴下文人本來就是曹氏集團中人，他們有著一種小集團的自覺，一種建功立業的自覺。在自己的政治軍事行為與藝術創造行為中，他們坦露著這種「自覺」。曹植乃建安之傑，文學上力蓋諸子，政治上更是要「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曹植《與楊德祖書》）。即便是那位從未去過鄴城的孔融，也在詩中「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孔融《六言詩三首》其二）。
鄴下人格的深層建構中，與「慨當以慷」之高亢相伴隨的，是「去日苦多」之低徊。鄴下人格的英雄主義，早已沒有黨人那種義無反顧式的執著，沒有那種政治色彩濃郁的生命行為。他們有更重的文人氣質，他們從古詩十九首中承續了生命意識的自覺與悲愁。古詩十九首的生命悲歌，還只是缺少個體標記的集體性詠唱；而鄴下文人對生命

⑤ <<鹽鐵論>>恆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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