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編譯館的故事

㈠ 袁珂的生平事跡

袁珂--中國神話學 大師

先生學問深似海，褒獎後學不設箍
――謹以此文悼念袁珂先生

袁珂先生1916年出生，四川新都縣新繁鎮人，1946年到台灣省編譯館就職，開始系統地研究中國神話傳說。1949年初，先生回到四川，一直從事文學暨神話學的研究工作；1987年調入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2001年7月14日逝世。為悼念先生，筆者於收到訃告日（7月21日）寫下一首詩《悼袁珂先生》，七言20句，其中兩句即「先生學問深似海，褒獎後學不設箍」。
袁珂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舉世皆知，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把神話傳說當成學問來研究，是建立中國神話學的主力學者。第二、對神話學資料的收集、整理、梳理、分析、研究、出版，以及普及神話學知識方面的工作和著述甚豐，其中《中國古代神話》一書，改變了疑古派和言必稱希臘者所謂的中國神話資料貧乏的誤解和謬見；而《中國神話大詞典》一書則是神話傳說（包括對民間故事的提煉）資料集大成的巨著，筆者的論文《我們遠古祖先經歷過的天地大沖撞在民間留下的不滅印記》，就是從該詞典中找出79個民間故事進行分析研究，認為它們記錄了一次天外星體撞擊地球的全部過程。第三，袁珂先生提出並論證了廣義神話的概念，擴展了神話學研究的視野和領域。第四、袁珂先生長期鼓勵、指導青年學者進行神話學研究，而且這種指導是客觀的科學的不追求任何私利的。
筆者在大學時學的是原子核反應堆專業，由於時逢文化大革命，1970年畢業後並未從事專業或與專業掛點邊的工作。此後對神話傳說中記錄的遠古自然和社會信息的課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從自然科學角度研究解讀社會文化現象，這得益於竺可楨先生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和袁珂先生的《中國古代神話》一書。
1980年袁珂先生出版《山海經校注》一書，筆者如獲至寶，從此對《山海經》的研究走入了正軌，並開始與袁珂先生通信，請教有關的學術問題。成都冬季很冷，袁珂先生曾托我買北京的棉鞋。1983年1月，袁珂先生寄贈《神話論文集》一書；同年夏天，筆者撰寫出第一部專著《追尋遠古的信息》（已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年底筆者赴成都參加第一屆中國山海經學術討論會，有機會與袁珂先生深入討論神話學問題。1984年成立中國神話學會，袁珂先生任主席，筆者成為第一批會員，可惜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很少參加有關的活動。
事實上，筆者是把遠古神話傳說視為那個時代的信息載體來進行研究的，這與袁珂先生的學術觀點並不完全相同，或者說有很大的差異。盡管如此，袁珂先生始終對筆者的研究工作抱持著樂觀其成的鼓勵態度；而且先生仍然希望筆者更專注於神話學領域的研究，只是由於筆者興趣廣泛未能如先生之願。
1996年1月，由筆者撰文、由筆者夫人孫曉琴繪畫的《新繪神異全圖山海經》一書出版，並寄贈袁珂先生。此後袁珂先生編著《中國神話大詞典》，欲選用《新繪神異全圖山海經》一書的部分插圖，特意寫信徵求筆者同意，並在《中國神話大詞典》的凡例中註明：本書插圖用及「當代王紅旗、孫曉琴《新繪神異全圖山海經》等典籍。」《中國神話大詞典》1998年出版後，袁珂先生立即給筆者寄來兩部。此後袁珂先生欲建立神話學圖書資料室，筆者聞訊即將自己已經出版的著作十餘部寄上。
1997年夏，筆者經過對《山海經》進行的長達二十餘年的信息解讀之後，終於在歷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對《山海經·五藏山經》所記述的山川地貌和地理方位的系統考證工作，並提出《五藏山經》記述的自然地理內容符合我國4200年前的地理地貌的新觀點，例如《五藏山經》東次三經描述了山東半島被海水分隔的景觀，而在4200年前今日的膠萊平原確實被海水淹沒（參見《中國自然地理圖集》）。
1999年9月9日，在上述山海經地理方位考證的基礎之上，筆者和夫人孫曉琴歷經數年繪制出巨畫《帝禹山河圖》，該畫高540厘米、寬780厘米，將《山海經·五藏山經》記載的447座山，以及相關的水系、地望、礦物、植物、動物、人物一一畫出，再現出4200年前帝禹時代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活動場景。袁珂先生在住院期間，欣然寫信祝賀：「關於《山海經》的研究，我主要從文學（神話）角度，而紅旗同志則從歷史，看法不盡相同。但紅旗同志與曉琴女士共同製作的《帝禹山河圖》，則是科學與藝術相結合的輝煌成就。我很高興看到它順利出版問世，為學術界提供了新的探討途徑。在病房無物奉獻，聊綴數語，以表祝賀。1999，11，10，袁珂於四川省人民醫院。」
在與袁珂先生交往的數十年裡，筆者感觸最深的是袁珂先生不以學術權威自居，不以學術成果為仕途的敲門磚，專心於學術的海洋，無暇世俗之顧。特別令人感動的是，袁珂先生對不同學術派別的寬容，以及對不同觀點的後學者的無私褒獎。對比之下，當今學術腐敗正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某些學術權威或學術派別，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打壓、排擠不同的學術觀點，把官場的腐敗移植到學術研究領域，把師承關系變成結黨營私的關系網。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可以感到袁珂先生的學術道德是何等的高尚！
事實上，筆者的包括《帝禹山河圖》在內的有關山海經地理復原的研究工作，盡管已經在《地理學報》、《地圖》、《國家地理雜志》、《文史雜志》、《東方文化》、《中國畫報》（香港版）、《中國科技畫報》、《中華錦綉·建設畫報》、明報（香港）、人民日報海外版、科學時報、北京青年報等等報刊發表或予以報道。但是，在某些相關的歷史、文化、藝術的雜志上，始終不能有一個字的介紹，更不用說進行學術交流討論了。筆者曾與若干大學和研究單位聯絡，希望有機會掛圖講解《帝禹山河圖》，並進行學術交流，然而在這方面持不同學術觀點的人卻表現出了令人驚訝的沒有學術興趣和沒有學術敏感的態度，某些人甚至還採取了拆台的小動作。
21世紀的中國需要在所有的領域進行創新，而能否創新則關繫到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但是，創新需要相應的社會條件，在學術研究領域，這個條件就是平等的客觀的公正的評判體系，以及對創新者的尊重和寬容。
筆者在《悼袁珂先生》的詩中強調「褒獎後學不設箍」。所謂「箍」，就是妨礙創新的緊箍咒，它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其中一種突出的常用的手段就是打壓創新者、排擠創新者、貶低創新者。做出這些行為的學術權威或學術研究者，有時候是無意所為（包括習慣思維和習慣動作），有時候是故意所為。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們傷害的都不僅僅是創新者及其創新的事業，而是深深地傷害了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活力。
此外，有些學術前輩，他們也在褒獎後學。但是他們只肯褒獎、提攜那些與他們自己學術觀點相同的後學，而對那些與他們的學術觀點不同的後學則不聞不問。也就是說，這些人的褒獎後學是有條件的，是設有緊箍咒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學生或弟子，如果一旦產生了與導師不同的新觀點，則要冒非常大的風險，因為他可能被視為離經叛道，並失去以導師為核心的學術關系網。顯然，這樣的學術前輩所表現出來的的學術道德和人品，與袁珂先生是不能夠相提並論的。
雖然袁珂先生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給我們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這就是博大精深的神話學和高風亮節的學術道德。這也正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

㈡ 台靜農的簡介

台靜農(1903--1990)，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字伯簡，筆名有青曲、孔嘉等，安徽省六安葉集人。幼承庭訓，讀經史，習書法，中學後入北京大學國文系旁聽，後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肄業，奠定了國學基礎。1925年春初識魯迅，後兩人關系密切，友誼深厚。1927年後，任教於輔仁大學、廈門大學、山東大學及齊魯大學等。抗戰後，舉家遷四川，任職國立編譯館。1946年赴台，後任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台靜農治學嚴謹，在文學、藝術、經史等多種領域均涉之甚深，並以人格耿介、文章書畫高絕馳名。有《靜農論文集》、《靜農書藝集》、《台靜農散文集》、《台靜農短篇小說集》等行世。 他也是一個著名的書法家，其書法廣泛涉獵金文、刻石、碑版和各家墨跡，篆、隸、草、行、楷諸體皆精
。亦擅篆刻、繪畫。台靜農書藝的涵蓄是可圈可點的，他幼年得先君庭訓，苦摩古帖，後「取悅新知，視書藝為玩物喪志」，一度中輟。「抗戰軍興，避地入蜀」，復臨舊碑，得沈尹默先生指導，於胡小石、張大千處獲書法秘本，這才境界別開，格調生新，其後，「時日累聚，亦薄有會心」，一時間求字者勝於問學者。有《台靜農書藝集》。 曾三次被捕。抗戰爆發前，於北京輔仁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等校執教。抗戰時期赴四川，任職白沙國之編譯館，並於白沙女子師范學院執教並任中文系主任。曾創作小說《大時代的小故事》。 在藝術上，台靜農的小說「師法魯迅」前面已有論述，其格調沉鬱陰冷，手法質朴圓熟，出色地寫出了當時農村社會的環境氣氛。因此，楊義先生認為：「如果說三十年代一批優秀雜文家發揚了雜文上的『魯迅風『，那麼台靜農則在二十年代繼承了小說上的『魯迅風『，他主要不是繼承魯迅小說格調中那種果戈理式『含淚的笑『，而是繼承了安特萊夫式的陰冷」（《中國現代小說史》）。
1927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來到中國考察時，曾與劉半農商定，擬提名魯迅為諾貝爾獎金候選人，由劉半農托台靜農寫信探詢魯迅意見。魯迅在致台靜農的信中答道：「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這大概是中國作家第一次問鼎諾貝爾獎金之事。而這里，魯迅對於中國人得到諾貝爾獎金之事的態度和看法，則頗值得時下許多急著要問鼎諾貝爾獎的作家（或經濟學家……）好好反省一下了。一個文學家或者是一個科學家，如果沒有寂寞艱苦的勞作和淡泊名利的修養，而僅僅靠媒體的炒作來浪得虛名，就能得到諾貝爾獎嗎？ 三、台灣的書法名家 台靜農自幼在父親的影響下即練習書法，又喜收藏。
早年所習隸書為華山碑與鄧石如，行楷為顏魯公《麻姑仙壇記》及《爭座位帖》。及至求學北京時，台靜農受到五四運動新思潮的影響，視書藝為「玩物喪志」，因此不再練習。抗戰居川期間，受到業師沈尹默的指導，頗喜倪元璐行書之格調清新，並為之心折不已，後來，隸書又改習《石門頌》。任教台灣大學後，台靜農由於與魯迅及左翼文壇的親密關系，再加之他在戰前幾次鋃鐺入獄的經歷，其行動和言語受到了台灣當局的嚴密監控。在此背景下，台靜農遂開始寄託浸淫於書藝。他在《靜農書藝集》序上說：「戰後來台北，教學讀書之餘，每感郁結，意不能靜，惟時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願人知」。經過四十年的苦練，台靜農的書法卓然成為一代名家，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台靜農的書法廣取前人墨意，變化倪書筆致，由行書而草書，以晉唐人為典則，於奇肆古雅中顯出個人風格。著名美術評論家蔣勛先生評論道：「大體說來，靜農先生的書法，動勢的狂辣嚮往晚明，線條的起落和移動則來自於漢隸北碑，是頗為復雜的綜合」。除了書法外，台靜農對中國書法史上幾位既能承繼傳統又能開創新局面的樞紐人物，如生於陳隋末世的智永禪師及生於五代末世的楊凝式也作了深入的研究，並有談論書法藝術的《靜農書藝集》問世。
1982年，台靜農首次在台北歷史博物館舉辦了一次個人書法展。翌年9月，台北《雄獅美術》月刊151期接著推出「書家台靜農專輯」，由學理上闡釋台靜農在書法上的傑出成就，從而奠定了他在書法史上的崇高地位。雖然他從不以書法家自詡，然而他的書藝卻聞名中外。從此，求書者日多，台靜農越寫越覺得不勝其苦。這是因為台靜農個性和氣親切，又從不對人擺架子，故對於登門求書者不管識與不識，幾乎像「土地公似的，有求必應」。1985年元旦，台靜農在《聯合報》上以《我與書藝》為題，發表了他的《告老宣言》，鄭重聲明自1985年起，一概謝絕為人題書寫字，這樣，許多中外人士都以得不到台靜農的字為憾。 台靜農《詩畫》中對書畫方面提的幾點建議： 一、書法： （一）臨帖：一帖至少臨二百至三百遍。 （二）選帖：字帖對練字的人來說十分重要，因此，他選帖以「墨跡本」為佳，並推薦唐 褚遂良《倪寬贊》、智永《真草千字文》供初學者參考。 （三）要有耐心，不要求快，要慢慢磨。 （四）要讀書。 （五）要越寫越有興趣，否則將前功進棄。 二、繪畫： （一）臨畫：目的在學筆法、設色。 （二）要經、要熟。 （三）要有功夫、要研討。 （四）求姿態（結構）之美。 （五）見識要廣：可多游歷欣賞、觀察自然界之美。 魯迅在台靜農的小說集《地之子》出版後，也稱贊它為「優秀之作」（《二心集·我們要的批評家》），並在後來編輯《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時，特意以自己的小說發端，而以台靜農的小說殿後。其中，台靜農入選四篇：《天二哥》、《紅燈》、《新墳》和《蚯蚓們》，與魯迅的篇數相等，而超過其它作者。這足以說明，在魯迅看來，台靜農的小說是不容忽視的。 二、魯迅的終生摯友 1925年4月，台靜農經由小學同學張目寒的介紹，初識魯迅。從此，兩人成為終生摯友。魯迅之於台靜農，是亦師亦友的關系。他們一直過從甚密，據《魯迅日記》記載，二人交往在180次以上。在他們十一年半的交往中，台靜農致魯迅信件有74封，魯迅致台靜農信件有69封，收錄於《魯迅書信集》中的尚 有43封。綜觀這些書信，不管是論人或議事，都直言不諱、毫無忌憚地袒露自己的心聲。如果不是一種特殊的關系，像魯迅這樣為人謹慎的「世故老人」是斷不會如此而言的。由此可見，魯迅對台靜農的由衷信任和深厚情誼。
魯迅一生，以尖刻冷峻而著稱於世，故其終身少有朋友。而他所引以為至交的，大多為忠厚、正直、篤實之人，如許壽裳、台靜農等人即是。「台君為人極好」（《書信331219·致姚克》），這是魯迅對台靜農人品的高度評價。 1926年，台靜農曾花費很大功夫，搜集文壇對魯迅的評論，結集為《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這是台靜農問世的第一本書，也是新文學以來第一本評論魯迅的論著。他講到編輯緣起時，認為魯迅小說中尤其清楚地表現出戰斗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必須的，新的中國就要在這里出現」，「我愛這種精神，這也是我集印這本書的主要原因」。寫完這篇序言的次月，他就創作了《天二哥》和《吳老爹》等鄉土題材的小說，自此便文思如潮，把所耳聞目見的「人間的酸辛和凄楚」，「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了。《地之子》結集之前，全部小說稿曾寄呈魯迅審閱，魯迅建議把書名《蟪蛄》改為今名。 書 名: 台靜農
作者：洪文慶
出版社： 湖南美術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9-3-1
ISBN: 9787535630957
開本： 16開
定價: 15.00元 台靜農（1902～1990）
《陳大樽詩》
《誠齋小詩》
《梁任公集宋人詞句聯》
《篆書格言》
《董作賓墓誌銘》
《六言隸書對聯》
《五言隸書對聯》
《四言隸書對聯》
《七言行書對聯》
《草書橫批》
《鷗香館詩》
《登樓賦》
《詩箋》
沉鬱勁拔欹側道麗——台靜農書法略論
台靜農和他的時代

㈢ 一些梁實秋的生平故事或事跡

梁實秋（1903—1987），北京人。我國著名學者、教授、文學家、翻譯家。20年代起活躍於中國文壇和教育界，曾在北大、北師大、青島大學等校任教，主編過《自由評論》周刊、《時事新報》副刊、《中央日報》副刊。與聞一多、徐志摩等創辦了新月書店、《新月》月刊。1949年去台灣，歷任台北師范學院英語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國立編譯館」館長。著作甚多，有《雅舍小品》四集等，譯有《莎士比亞全集》。他長於文藝評論，有不少理論性文章，在書評領域有重要建樹。

梁實秋最早的書評是1922年寫的《〈草兒〉評論》，《草兒》是康白情的詩集，作於1919年。當時影響很大。胡適稱它是「一部最重要的創作」，認為他「無意於創造而創造了，無心於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績最大」。《草兒》是康白情創造和解放的例證。認為《草兒》是開創新詩一個時代的作品。「白情的《草兒》在中國文學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的紀游詩」，「可算是大成功了」。但是，梁實秋的評論幾乎完全相反，幾乎是針鋒相對。他引用《草兒》里的大量詩作，進行比較分析，結論是《草兒》是一部失敗的作品，它在中國20年代初新詩壇上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他要通過評論消除這種影響，藉以掃除詩壇的鄙陋之風。他說《草兒》一半算不得詩。有些只是演說詞，分成行便成了詩。「《草兒》里的紀事文字太多了，佔了全集大半」，「我們不能承認記事文是詩」。「《草兒》是急就的、草率的、半生不熟的」，而且「情感也不豐富，想像力當然也沒有施展他最大的價值之餘地。」他和胡適的評論，都是1922年秋天所寫，前後僅相差19天。胡適從新文化運動的角度，對《草兒》加以肯定。梁實秋從藝術的角度，加以否定。梁實秋時年19歲，頗有初生牛犢之氣，亦有猛虎下山之勢，毫不留情地評論。從這里可以看出梁實秋書評的個性和評論特點。這種特點和氣勢，在後來的書評里，除和魯迅的論爭中，有所顯示外，其他時間似乎沒有了。

對《草兒》評論以後，梁實秋還有1928年出版的《書評兩種》，評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瑪麗·瑪麗》和1980年出版的《書評7則》。7則書評是：《讀馬譯〈世說新語〉》、《西方的典籍》（赫琴斯著）、《青衣·花臉·小丑》（丁秉鐩著）、《讀〈烹調原理〉》（張起鈞著）、《讀〈文明的躍進〉》（布羅諾斯基著）、《祝〈書評書目〉五周年》（期刊）、《讀〈歷史研究〉》（湯因比著）。他只把這7則和評潘光旦的兩則共9則當成書評，其實他的書評作品還有很多，比如評胡適的《嘗試集》、《西瑩閑話》、《誓還小品》、《獨往集》、《媛姍食譜》、《飲膳正要》、《中國吃》、《現代學人散記》等，此外還有評徐志摩的詩文，對魯迅等散文的評論。

在後來對這些作品的評論中，沒有當初評《草兒》的那種銳氣，比較平實柔和，比較隨意，比較分散。只注重可讀性、藝術性、興趣所致，隨讀隨評，不成體系，缺乏系統。但是，不管他評哪種書，他都從不同的角度對作者和作品內容，用他自己的閱讀體會和思想加以分析，既能講清楚原作者的背景，也能評析出原著的特色，這充分反映出他知識的廣博，也反映出他思想的銳敏和活躍。

這里，舉出他評書的幾例，以說明他書評的特色。《讀馬譯〈世說新語〉》，不僅簡要地評介了《世說新語》的內容價值；「3卷26篇，1134條」，「寫作在南朝文風熾烈之時，文筆非常優美，簡煉而雋永，涉及的事跡起於西漢止於東晉300年左右，人物達600人，內容之豐富可想而知」。還著重地評論了「譯」的功夫。他針對別人否定馬譯的議論，為之正名，為之肯定。他以自己試譯不成而拱托《世說新語》之難譯，自己譯「二、三十段後即知難而退」。他盛贊馬君用20年辛苦、20年心血，專心一致，鍥而不舍，全文照譯，絕無脫漏，難能可貴，最值得欽佩，充分肯定翻譯此書的成就與向外國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

《讀〈烹調原理〉》，評得十分有趣。這是一本反映飲食文化的書。他認為飲食是生活藝術中的重要項目，食譜應重於情趣。此書「對烹飪一道做全盤的了解，條分縷析地作理論的說明，真所謂皰丁解牛，近於道矣」。他在簡單的理論概括之後，便將飲食藝術化，以自己的實際體會，帶文化色彩地、藝術地將北京有名的老酒樓，名牌名菜烹調之術加以分析介紹，不僅評得有趣，且使人饞涎欲滴。他評飲食的書還有《媛姍食譜》、《飲膳正要》、《中國吃》，評論中除了將飲食藝術化，文化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通過談吃，深深地顯露出他對北京，對故鄉的深切懷戀之情。

蕭繼宗的《獨往集》是一本雜文，梁實秋用雜文手法，層層深入地評論。文章開頭是「獅子和虎，在獵食的時候，都是獨來獨往；狐狸和犬，則往往成群結隊」。使人想到其人其文的特點，蕭君的與眾不同。繼而用作者自序中的「孤介」，「自話自說」解釋其作品是「不追逐時髦，不被別人牽著鼻子走，不說言不由衷的話」。這樣深化作者的個性。進而概括全部作品：「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的見地，不人雲亦雲」。作者有幽默感、正義感、文章嬉笑怒罵，入木三分。再抓往《哆嗦》篇，深入發揮，用實例證實自己的結論。最後以《立言》篇的一句話：做學問要「向科學方面尋出路」，全文戛然而止。評論雖不長，卻層層深入，富於哲理，耐人尋味。

有人評論梁實秋「兩腳踏中西文化，一身處新舊之間」。這是指他對中西文化、新舊文化都有研究。的確，他對西方文藝研究是比較深的。和評國內作品相比，梁實秋對西方著作的評論，成就要大得多。特別是對介紹和引進西方文藝批評理論，與同時代人相比，他算是佼佼者。他的評論有《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何瑞思之〈詩的藝術〉》、《評〈沉思錄〉》、《漢烈的〈回意集〉》、《怎樣讀〈英國文學史〉》、《辛克萊爾的〈拜金藝術〉》、《瑪麗·瑪麗》、《讀〈文明的躍升〉》，《讀〈歷史研究〉》、《大街》等都很有代表性。亞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學評論的鼻祖，他的《詩學》被西方奉為批評理論經典。何瑞思是羅馬最大的批評家，他的《詩的藝術》是相當於《詩學》的批評傑作。梁實秋在評論中不僅介紹了兩書的內容、特點，還聯系時代背景，闡述了批評理論的發展過程，肯定它們的成就和歷史地位，說《詩學》的主旨在於申述一個普遍的藝術原則，不在批評希臘全盛時代的那些作家。所以我們應把《詩學》當做藝術原理的第一部傑作，不應把《詩學》僅僅當做某一地點的產物。認為《詩學》的論述有普遍意義，推崇為一種普遍原理。何瑞思的《詩的藝術》對文學的批評是健全的，他的全部批評學說「泰半不悖亞里士多德」，是兩篇很出色的學術評論。其餘為對哲學、文學史、歷史、小說的評論，也都有自己的特點。梁實秋在評論西方作品的同時，還評論了多篇批評理論著作。他1934年出版的《文藝批評論》是一本關於歐洲文藝批評的專論。內容分緒論、古典的批評——希臘時代、古典的批評——羅馬時代、中古與文藝復興、新古典主義的批評、浪漫主義的批評、近代的批評、結論。他聯系各個時代的作者、作品，按歷史順序，闡述了西方文藝批評思想發展的情勢，不僅是客觀地敘述，有自己的思考和評析，既系統又有一定的深度。他還寫有《喀賴爾的文學批評論》、《西塞羅的文學批評》、《文學批評辯》、《王爾德的唯美主義》等。這些評論涉及了批評領域理論的方方面面。即使在今天，讀這些評論對我們了解西方文藝評論的發展，仍然有很大的借鑒作用。

重辯「抗戰無關論」——真君子與真小人的爭斗

多半個世紀以前，有一個人忽然發現自己上了日本偵緝隊的黑名單，於是當即寫下遺囑，連夜逃離北平去了四川，從此數載飄零，妻子離散，苦不堪言。而長久以來，這個人卻被很多人稱作是走狗、乏走狗甚至漢奸，這是一件多麼奇妙的事情。

明眼人一看便知，我說的是梁實秋先生。

青年時代的梁實秋是個衷腸激烈的人，在日寇咄咄逼人准備飲馬中原的時候，他寫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政論抨擊實事。北平未淪陷之前，他在飯桌上沉痛地對自己的大女兒梁文茜說：「孩子，你明天吃的燒餅，就是亡國奴的燒餅。」赤子之心，溢於言表。也正是因為如此，日本人才打算對他採取一點行動。他在《回憶抗戰時期》一文中提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佔北平。數日後北大司事張忠級先生匆匆來告：『有熟人在偵緝隊里，據稱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單中，走為上策』。」當時的情形很緊張，同行的還有葉公超等人，但是為安全起見，幾個人竟在火車上裝作互不認識，終途不發一言。

客觀來說，戰爭時期，文人的直接用處並不大，但是大家還是在兢兢業業地做著自己的事情。沈從文、金岳霖等人在聯大教書，老舍擔任了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負責人，當然還有周作人，不聽朋友們的規勸，大義凜然地選擇了另外一條路。這個時候梁實秋不想去教書，與武人出身的沈從文相比，梁實秋反而有一種更為入世的情結。很多文人出於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心理，常常把政治貶得一文不值，以襯托自己的清高。但是梁實秋不然，他晚年在接受丘彥明采訪的時候說過：「個人之事曰倫理，眾人之事曰政治。人處群中，焉能不問政治？故人為政治動物，不過政治與做官不同，政治是學問，做官是職業。」他試圖以學者的視野關照政治，這註定了他一生會屢屢碰壁，李敖曾批評晚年的梁實秋太過窩囊，但這其實也是歷盡滄桑後的無奈。正如他晚年所說：「好不容易抗戰勝利結束，大亂又起，避地海曲，萬念俱灰。無補大局，寧願三緘其口。」

讓梁實秋名聲大噪的有三件事：第一當然是和魯迅先生的論戰，第二則是千夫所指的「抗戰無關論」，第三則是風行海內的《雅舍小品》，至於翻譯莎士比亞，個人以為倒要向後靠了。魯梁論戰一下子使梁實秋成了左翼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當年他住筒子樓的時候就有人罵他是走狗、乏走狗，一旦要是讓人抓住一點可以供曲解之用的把柄，那暴風驟雨般顛倒黑白的批判，自然也是要接踵而至的了。

這就是讓他背了半輩子黑鍋的那段編者按：「現在中國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為不同。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這段話字面上沒有任何問題，入情入理，實際上字面之後也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說這些話顯然有點太過書生氣了，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正如梁實秋後來所說：「我根本沒說過『文藝與抗戰無關』這樣的話。這是左翼仁兄善於給人帶帽子的慣伎……抗戰前的五六年間，左翼仁兄一直在攻擊我，其原因是一小撮人士假借與文學無關的力量，企圖造成一種聲勢稱霸所謂『文壇』，來『為政治服務』。他們當然不能容忍任何人的異議。我批評過魯迅譯的《文藝政策》，我也揭露過『普羅文學』之暴起與突落，我一貫主張思想自由，這都是遭當時某些人之大忌的。抗戰軍興，我更主張一致對外，不能同情對政府一切陽奉陰違的行動，這也是招怨的另一原因。因此就有人製造了一個『抗戰無關論』的帽子送給我戴。其高潮是延安拒絕我以『國民參政會華北慰勞觀察團』團員身分前往訪問。其實我是懷著很大的熱誠希望能去實地訪問。」顯然，所謂「抗戰無關論」並非來自梁的文本本身，而是來自於別人的推理，這種推理是蓄謀已久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 30年代的時候梁在上海為別人出庭作證，就被田漢（田當時在旁聽）有意誤傳為梁實秋被捕，而且被捕後還托胡適向大流氓黃金榮杜月笙求助雲雲，這次推理較之 「抗戰無關論」更加匪夷所思，但是這個問題並沒有民族問題那麼敏感，只是「乏走狗」的一個註解而已，所以也就沒有「抗戰無關論」那麼大的影響力。

梁實秋的言論被曲解之後，馬上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圍攻，我們來看看不同的人所使用的不同的攻擊方式：

羅蓀在重慶1938年12月5日的《大公報》上說梁實秋是故意「標新立異」，而且是在「投人所好」，是「賭場上的押冷門」。「標新立異」還則罷了，「投人所好」這個詞，在當時真的是十分危險。試想，大家都在寫抗戰，忽然梁先生說不要寫抗戰了（實際上樑說的是不一定非要寫抗戰，在這里我們先按羅蓀的理解來推理），那麼梁先生這時在偷誰所好呢？共產黨？當然不是。蔣介石？也不是。那當然就是大日本帝國和他們的汪先生了，所以這就是梁先生所押的「冷門 」。梁實秋的本意其實只是想提高報紙副刊的質量，但是從羅蓀的渲染開始，這就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梁以前的和潛在的論敵們都意識到，這是把梁實秋批倒批臭的天賜良機。

有意思的是，羅蓀為了證明梁實秋「脫離現實」，是「關在自己的客廳里幻想」，竟說梁「原來是住在德國式的建築物裡面的」，現在則是「關在重慶的中國古老的建築物裡面」。對此，梁實秋鄭重反駁：「有一點我要說穿：羅蓀先生硬說我原來是住在德國式建築裡面，這時要坐實我是屬於該打倒的那一個階級。這種筆法我領教過多次，十年前就有自命為左翼作家的一位在一個《萌芽月刊》里說梁實秋到學校去授課是坐一輛自用的黑色的內有絲絨靠墊的汽車。其實是活見鬼！羅蓀先生這一筆，不高明。」抬杠本身不是壞事，但是捏造論據的抬杠，是低劣的抬杠。羅蓀為了證明梁實秋的賣國思想，又在接下來的《再論「與抗戰無關 」》（我實在不明白「與抗戰無關」幾個字為什麼要加雙引號，這明明是羅蓀本人造出來的）一文中，舉出梁實秋在很久以前的《自由評論》上說過的「我們中國就是一個弱國」的言論為證，但是他好像沒看見後面寫得清清楚楚，梁先生讓大家放棄大國心態的目的是為了自強。對此，梁實秋未作反駁，因為不看上下文是小學生才會犯的毛病，羅蓀先生這一筆，更不高明。

著名的左翼批評家巴人也在其《展開文藝領域中反個人主義斗爭》中說到，梁實秋「要求無關抗戰的的文字」是「活在抗戰時代，要叫人作無關抗戰的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國人。」讀到巴人這幾句話的時候我不禁啞然失笑，原來抗戰的時候是不允許寫與抗戰無關的文字的，所以小學生寫「人口手上中下」與抗戰無關，就不是中國人；所以帳房先生記個帳與抗戰無關，也不是中國人；所以抗戰時期的鈔票上只印著面額和「××銀行」的字樣而沒有抗戰標語，所以花這種錢的人，全都不是中國人。我猜巴人同志當時無論寫什麼都會先寫兩句抗日的話，就算是上廁所，也要先在草紙上工筆正楷寫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又想起從前的結婚證上，在正文之前，總要有幾句「備戰，備荒，為人民」之類的毛主席語錄，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巴人又說，梁實秋「痛罵抗戰文藝為『抗戰八股』」，根源在於「想達到他那壓制抗日的國防文學的怒潮似的生長」，說梁實秋想消滅的不是「抗戰八股 」，而是抗戰本身。天哪，梁實秋一介書生，居然想「壓制抗日」、「消滅抗戰」，他膽子忒大了，能耐也忒大了。馬季先生說過一個相聲：有人說馬季下了一個雞蛋，這本來就是子虛烏有的，但是卻越傳越玄，有人說他下的是咸鴨蛋，有人說是鵝蛋，最後竟成了恐龍蛋，還孵出來一隻小豬。我看巴人孵豬的本事就實在不小，幾句對副刊的技術性意見，竟被發揚光大成了扼殺抗戰的反動宣言，竟成了梁實秋通敵賣國的有力證據，巴人同志這樣好的想像力，不寫小說而作批評家，實在可惜了。我實在為巴人這種人感到悲哀，他本人在抗戰中也並沒有作出什麼光彩的貢獻，自始至終都是個躲起來說大話的角色，他有什麼資格去評論上了日本偵緝隊黑名單的梁實秋，有什麼資格去評論以國民參政員身份冒著生命危險去視察華北前線的梁實秋！

當時批判梁實秋的人還有很多，但是像郭沫若、張天翼、茅盾等人的評論，其實都沒有出羅蓀和巴人的窠臼，在此也就不提了。必須要提的還有兩個人：朱光潛和沈從文。這也是兩位書生氣十足的先生，在別人痛打落水狗的時候（就算不打也是避之惟恐不及），他們卻各自說了幾句公道話，結果無端把自己也卷了進去。那些紅了眼的文人和兼職文人以及偽文人正愁找不到梁實秋的同黨，於是他們不幸也成了靶子，惡毒的語言頓時鋪天蓋地而來。中國有句話叫做「大丈夫相時而動」，沒錯，因為大丈夫是能屈能伸的。所以朱、沈二位先生不是「大丈夫」，他們是真君子，但是真君子在世俗的層面上，是敵不過真小人的。

㈣ 陳伯吹的資料

陳伯吹（1906～ ）
兒童文學作家，兒童文學理論家。原名陳汝塤。上海寶山人。16歲當小學教師，開始業余文學創作活動。1927年出版中篇小說《學校生活記》。1930年主編《小學生》半月刊，並編輯《小朋友叢書》。九一八事變後，創作了中篇童話《阿麗思小姐》、《華家的兒子》，小說《火線上的孩子們》，童話《波羅喬少爺》。1934年起，任兒童書局編輯部主任，並在上海幼兒師范學校任教職。1942年去重慶在編譯館工作，1946年在上海發起組織上海兒童文學工作者聯誼會，開展兒童文學的創作和理論研究。1949年以後，歷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等職。他的作品塑造了眾多的各具特色的少年兒童形象，語言流暢，故事生動曲折，富於浪漫色彩。有童話《一隻想飛的貓》、童話集《幻想張著彩色的翅膀》，小說集《飛虎隊和野豬隊》等。此外，尚有散文集《三門峽工地兩少年》及《兒童文學簡論》、《作家和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研究》等理論著作。為獎勵優秀作家、促進創作發展，1981年起由他出資倡辦了陳伯吹兒童文學獎。
陳伯吹曾用筆名夏雷。上海寶山縣人。小學畢業後輟學，當過學徒。後在鄉村小學教書多年，1927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兒童小說《學校生活記》。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活動。"四·一二"事變後，流亡到上海，一邊教書一邊寫作。1931年，在北新書局主編文藝綜合性期刊《小學生》，同時編輯《小朋友叢書》《北新小學活頁文選》。"九·一八"事變，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先後寫了諷刺國民黨不抵抗主義的童話《愛麗思小姐》和諷刺剝削者腐朽生活的童話《波爾喬少爺》，小說《華家的兒子》和《火線上的孩子》等。1934--1937年，任兒童書局編輯部主任，負責編輯《兒童雜志》《常識畫報》和《小小畫報》。抗日戰爭爆發後，為《立報》《譯報》《文匯報》先後寫了《新流亡圖》《纏黑布的人》等二十多篇揭露和控訴日寇侵華罪行，反映國難中兒童生活的散文、詩歌和小說，並致力於翻譯歐美兒童文學，先後出版了《伏象神童》《出賣心的人》《綠野仙蹤》《空屋子》等十多種外國兒童文學作品。1942年離開上海赴四川，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並在復旦大學任教，業余從事創作和兒童文學研究。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繼續從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和作者隊伍組織工作。1945年，擔任《小朋友》主編。1946年，與李楚材等共同發起組織了"上海兒童文學聯誼會"。1947年任《大公報》副刊《現代兒童》主編。同年，加入上海小學教師聯合進修會，熱情投入中小學教師"反飢餓，爭生存"的民主活動。這時期創作的的兒童文學作品有：詩歌《下雪了》《童話》《小雞出殼》《老虎尾巴》；童話《不勇敢的稻草人》《甲蟲的下場》《井底下的四隻小青蛙》；小說《親愛的山姆大叔》，散文《希望的塔》《光明的燭》以及翻譯作品《小夏蒂》等。

新中國成立後，陳伯吹擔任少年兒童出版社副社長，把全副精力投入兒童文學創作和研究工作中。先後在華東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兒童文學課程。1949--1959年，是他創作最旺盛的時期，連續不斷為孩子們寫了近百篇作品，出版了《一隻想飛的貓》《中國鐵木兒》《幻想張著彩色的翅膀》《從山岡上跑下來的小女孩》等童話、小說、散文集。

"文革"十年中，他被迫停筆。粉碎"四人幫"後，又連續創作數十篇新作。出版了小說集《飛虎隊和野豬隊》《一場比賽》《直上三千八百坎》等作品。

陳伯吹還出版了大量的兒童文學理論專著。如《作家和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簡論》等。

1980年，在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大會上，小說選《飛虎隊和野豬隊》獲榮譽獎。

半個多世紀以來，陳伯吹堅持不懈地在兒童文學園地上耕耘不息，不僅寫下了近七十種著作，而且還在1981年獻出5 萬5千元存款，作為評獎基金，設立了"兒童文學園丁獎"，為我國兒童文學事業作出了可貴的貢獻。[www.mrmy.net上有更多資料]

㈤ 季羨林談老舍

季羨林談老舍

老舍先生含冤逝世已經二十多年了。在這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我經常想到他，想到的次數遠遠超過我認識他以後直至他逝世的三十多年。每次想到他，我都悲從中來。我悲的是中國失去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正直的大作家，我自己失去一位從年齡上來看算是師輩的和藹可親的老友。目前，我自己已經到了晚年，我的內心再也承受不住這一份悲痛，我也不願意把它帶著離開人間。我知道，原始人是頗為相信文字的神秘力量的，我從來沒有這樣相信過。但是，我現在寧願做一個原始人，把我的悲痛和懷念轉變成文字，也許這悲痛就能

突然消逝掉，還我心靈的寧靜，豈不是天大的好事嗎?

我從高中時代起，就讀老舍先生的著作，什麼《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我都讀過。到了大學以後，以及離開大學以後，只要他有新作出版，我一定先睹為快，什麼《離婚》、《駝駱祥子》等等，我都認真讀過。最初，由於水平的限制，他的著作我不敢說全都理解。可是我總覺得，他同別的作家不一樣。他的語言生動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話，間或也夾上一點山東俗語。他沒有許多作家那種忸怩作態讓人讀了感到渾身難受的非常別扭的文體，一種新鮮活潑的力量跳動在字里行間。他的幽默也同林語堂之流的那種著意為之的幽默不同。總之，老舍先生成了我畢生最喜愛的作家之一，我對他懷有崇高的敬意。

但是，我認識老舍先生卻完全出於一個偶然的機會。30年代初，我離開了高中，到清華大學來念書。當時老舍先生正在濟南齊魯大學教書。濟南是我的老家，每年暑假我都回去。李長之是濟南人，他是我的唯一的一個小學、中學、大學「三連貫」的同學。有一年暑假，他告訴我，他要在家裡請老舍先生吃飯，要我作陪。在舊社會，大學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們與大學生之間宛然是兩個階級。要我陪大學教授吃飯，我真有點受寵若驚。及至見到老舍先生，他卻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種大學教授。他談吐自然，藹然可親，一點架子也沒有，特別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鏗鏘有致，聽他說話，簡直就像是聽音樂，是一種享受。從那以後，我們就算是認識了。

以後是激烈動盪的幾十年。我在大學畢業以後，在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就到歐洲去了，一住就是11年。中國勝利了，我才回來，在南京住了一個暑假。夜裡睡在國立編譯館長之的辦公桌上；白天沒有地方呆，就到處雲游，什麼台城、玄武湖、莫愁湖等等，我遊了一個遍。老舍先生好像同國立編譯館有什麼聯系。我常從長之口中聽到他的名字。但是沒有見過面。到了秋天，我也就離開了南京，乘海船繞道秦皇島，來到北平。

以後又是更為激烈震盪的三年。用美式裝備武裝到牙齒的國民黨反動軍隊，被徹底消滅。蔣介石一小撮逃到台灣去了。中國人民苦鬥了一百多年，終於迎來了解放的春天。我們這一群知識分子都親身感受到，我們確實已經站起來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在當時所謂故都又會見了老舍先生，上距第一次見面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我們重逢時的情景。但是我卻清晰地記得起50年代初期召開的一次漢浯規范化會議時的情景。當時語言學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曲藝界的名人，都被邀請參加，其中有侯寶林、馬增芬姊妹等等。老舍先生、葉聖陶先生、羅常培先生、呂叔湘先生、黎錦熙先生等等都參加了。這是解放後語言學界的第一次盛會。當時還沒有達到會議成災的程度，因此大家的興致都很高，會上的氣氛也十分親切融洽。

有一天中午，老舍先生忽然建議，要請大家吃一頓地道的北京飯。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他講的地道的北京飯一定會是非常地道的，都欣然答應。老舍先生對北京人民生活之熟悉，是眾所周知的。有人戲稱他為「北京土地爺」。他結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個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車夫、舊警察等舊社會的「下等人」，開懷暢飲，親密無間，宛如親朋舊友，誰也感覺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學士。能做到這一步的，並世作家中沒有第二人。這樣一位老北京想請大家吃北京飯，大家的興致哪能不高漲起來呢?商議的結果是到西四砂鍋居去吃白煮肉，當然是老舍先生做東。他同飯館的經理一直到小伙計都是好朋友，因此飯菜極佳，服務周到。大家盡興地飽餐了一頓。雖然是一頓簡單的飯，然而卻令人畢生難忘。當時參加宴會今天還健在的葉老、呂先生大概還都記得這一頓飯吧。

還有一件小事，也必須在這里提一提。忘記了是哪一年了，反正我還住在城裡翠花胡同沒有搬出城外。有一天，我到東安市場北門對門的一家著名的理發館里去理發，猛然瞥見老舍先生也在那裡，正躺在椅子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團肥皂泡沫，正讓理發師刮臉。這不是談話的好時機，只寒暄了幾句，就什麼也不說了。等我坐在椅子上時，從鏡子里看到他跟我打招呼，告別，看到他的身影走出門去。我理完發要付錢時，理發師說：老舍先生已經替我付過了。這樣芝麻綠豆的小事殊不足以見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難道也不足以見他這種細心體貼人的心情嗎?

老舍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巍如山斗，用不著我來細加評論，我也沒有那個能力。我現在寫的都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見大，於瑣細中見精神，於平凡中見偉大，豹窺一斑，鼎嘗一臠，不也能反映出老舍先生整個人格的一個縮影嗎?

中國有一句俗話：「好死不如賴活著。」這一句話道出了一個真理。一個人除非萬不得已決不會自己拋掉自己的生命。印度梵文中「死」這個動詞，變化形式同被動態一樣。我一

直覺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印度古代語法學家深通人情，才創造出這樣一個形式。死幾乎都是被動的。有幾個人主動地去死呢?老舍先生走上自沉這一條道路，必有其不得已之處。有人說，人在臨死前總會想到許多許多東西的，他會想到自己的一生的。可惜我還沒有這個經驗，只能在這里胡思亂想。當老舍先生徘徊在湖水岸邊決心自沉時，眼望湖水茫茫，心裡悲憤填膺，喚天天不應，喚地地不答，悠悠天地，彷彿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會想到自己的一生吧!這一生是忠誠於祖國、忠誠於人民的一生，然而到頭來卻落到這等地步。為什麼呢?究竟是為什麼呢?如果自己留在美國不回來，著書立說，優游自在，洋房、汽車、聲名祿利，無一缺少，舒舒服服地過一輩子，說不定能壽登耄耋，富埒王侯。他不是為了熱愛自己的祖國母親，才毅然歷盡艱辛回來的嗎?是今天祖國母親無法庇護自己那遠方歸來的遊子了呢?還是不願意庇護了呢?我猜想，老舍先生決不會埋怨自己的祖國母親，祖國母親永遠是可愛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可愛的。他也決不會後悔回來的。但是，他確實有一些問題難以理解，他只有橫下一條心，一死了之。這樣的問題。我們今天又有誰能夠理解呢?我想，老舍先生還會想到自己院子里種的柿子樹和菊花。他當然也會想到自己的親人，想到自己的朋友。所有這一些都是十分美好可愛的。對於這一些難道他就一點也不留戀嗎?絕不會的，絕不會的。但是，有一種東西梗在他的心中，像大毒蛇纏住了他，他只能縱身一跳，投入波心，讓彌漫的湖水給自己帶來解脫了。

兩千多年以前，屈原自沉於汨羅江，他行吟澤畔，心裡想的恐怕同老舍先生有類似之處吧。他想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他又想到：「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難道老舍先生也這樣想過嗎?這樣的問題，有誰能夠答復我呢?恐怕到了地球末日也沒有人能答復了。我在淚眼模糊中，看到老舍先生戴著眼鏡，在和藹地對我笑著；我耳朵里彷彿聽到了他那鏗鏘有節奏的北京話。我渾身顫抖，連靈魂也在劇烈地震動。

㈥ 讀唯一的聽眾有感

很早的文章，很久前學過。。鄭振鐸
筆 名： 西諦、鄭源新
性 別： 男
出生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漢族

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同時與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主編，上海大學教師，《公理日報》主編，1927年旅居英、法，回國後歷任北京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上海暨南大學教授，《世界文庫》主編，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與胡愈之等人組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主編《民主周刊》，1949年後歷任全國文聯福利部部長，全國文協研究部長、人民政協文教組長，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長，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全委、主席團委員，全國文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19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失事突然遇難殉職。
著有專著《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

青年時代曾回故鄉
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後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後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並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啟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家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一個多月。這里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徵集有關的文物，徵集到一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一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掛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掛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一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

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後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遊行，後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後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凶。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一。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於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

熱情接待故鄉學子
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一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並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於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范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後，先了解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麼「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一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後，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後，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學雜志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贊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一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並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不忘故土鄉情深厚
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一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後，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後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系，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裡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一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

鄉情流露在作品中
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干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贊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來，並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一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借對故鄉的了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鄉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卻見著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遊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
因此，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後，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並於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蘊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才離開故鄉的，老家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佔一田之隔的龍門鄉，這樣，鄭振鐸的一家仍然保持著家鄉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

福州之行收獲巨大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於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線三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一，曾在前線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並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線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面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線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著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面很繁榮，土特產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面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麼時候寫？回北京後，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一月多的慰問，收獲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獲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於他返北京後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卷，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一個多月里，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後，也未能再回故鄉！
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並非出於狹隘的家鄉觀念，他不論到哪裡，總是積極投入於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並且積極投入反帝斗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鄉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普通話）。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一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一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面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追懷！

鄭振鐸是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1898年～1958年。
鄭振鐸筆名西諦、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1919年同瞿秋白、許地山等人創辦《新社會》，並辭去鐵路部門工作，任職於商務印書館編譯所。1920年與茅盾、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主編《文學周刊》和《小說月報》。 1927 年旅居巴黎， 1929年回國後曾在燕京大學和復旦大學任教，後在生活書店主編《世界文庫》。1949年從上海經香港到北京，解放後任中國科學院文學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1958年因飛機失事逝世。鄭振鐸一生著述豐富，主要著作有《文學大綱》、《中國文學史》（插圖本）、《中國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西諦書話》等。鄭振鐸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整理研究也做出巨大成績，在他主編的《世界文庫》中有由他本人校點的《醒世恆言》、《警世通言》、《金瓶梅詞話》等。解放後由他主持出版了一百二十回的《水滸全傳》和《忠義水滸傳插圖》。著有《水滸傳的演化》、《三國志演義的演化》、《水滸傳的續書》、《岳傳的演化》、《明清二代的平話集》、《談金瓶梅詞話》、《嘉靖本〈三國志演義〉的發現》等專論古典小說文章多篇。鄭振鐸
鄭振鐸（1989—1958），現代作家、文學史家、著名學者，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之一。他出生於貧苦的家庭，1917年，靠親友幫助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讀書，畢業後曾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職。1920年 11月，和茅盾、葉聖陶等人共同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主編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文學周刊》。1923年後，長期主編《小說月報》，積極倡導寫實主義文學和為人生的血淚文學，並致力於翻譯介紹蘇聯及各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他在 1921年寫的《文學的統一觀》，是我國最早從理論上提倡比較文學研究的一篇論文。他在同年寫的《整理中國文學的建議》，是我國最早從理論上提出運用新的觀點、方法整理文學遺產的論文。他撰寫的80來萬字的巨著《文學大綱》，可以說是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學通史。
鄭振鐸在30年代出版的70萬字的巨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是解放前國內篇幅最多、影響最大的中國文學史專著。同時出版的《中國俗文學史》也是我國第一本民間文學史，而且迄今尚無可以替代之書。
鄭振鐸在文學以外的文化領域所作出的貢獻，也是令人欽佩的。40年代主編的《中國歷史參考圖譜》《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中國古明器陶俑圖錄》等都是對我國文化領域的巨大貢獻。他50年代編選的《中國古代木刻畫選》《宋人畫選》等，在80年代數次榮獲國際最美圖書獎。
解放後，鄭振鐸歷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1958年 10月 17日，在率領我國文化代表團訪問阿富汗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不幸因飛機失事逝
鄭振鐸的筆名是落雪!

㈦ 網紅拍視頻稱殯儀館日薪達1600，遭官方下場辟謠，本人對此有何回應

本人回應稱這只是一個段子，希望大家不要當真。

網紅拍視頻稱在殯儀館上班，日薪達到1600元，遭官方下場辟謠被打臉。當地的殯儀館在官方賬號上發文辟謠，稱這個視頻的拍攝者根本不是當地殯儀館的職工，關於編譯館日薪1600元的傳聞並不屬實。而且已經向相關平台進行舉報，協調律師進行下一步的追責，必要的時候會提起法律訴訟。

這個網紅在事情發酵以後及時道歉，而且稱自己寫的只是一個段子，並不是真的在殯儀館上班，而且又發了道歉信。還說自己所發的視頻都是搞笑視頻，只是為了記錄生活，逗大家開心，純屬娛樂並被惡意造謠。但他的道歉並沒有獲得所有網友的諒解，多數網友認為他這樣做是欺騙粉絲，誤導輿論，希望相關平台能對他做出必要的處罰。也希望相關平台增加審核機制，不要讓這些低級視頻發到網上。